爱华网刘津瑜教授:维吉尔在西方和中国：一个接受史的案例
维吉尔在西方和中国：一个接受史的案例
主讲人： 刘津瑜教授（ 上海“ 千人计划” 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美国
DePauw University［德堡大学］古典系系主任）
主持人：裔昭印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时 间：2014 年6 月16 日
地 点：上海师范大学东部文苑楼708 室
整理人：施瑾
载于上海《世界历史评论 /专题论坛》02，2015
主持人：今天下午请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刘津瑜博士，之所以先说上
海师范大学，是因为现在刘老师已经加盟我们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了。同
时，刘老师也是上海市千人计划专家、美国DePauw 大学古典系系主任。刘
老师先后在南京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初步接受了一些拉丁语和希腊语
的教育和古典学的教育。而后于上世纪90 年代走出国门，在哥伦比亚大学
师从哈里斯教授获得了古典学，主要是古罗马史方向的博士学位，并获得长
期教职。她较好地掌握了古希腊语、古拉丁语、法语、德语，还有意大利
语。另外，刘老师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在国外出版，最近又在北京大学
出版社出版了《罗马史研究入门》，对我们学习古典历史，特别是古罗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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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裨益。我们欢迎刘老师开始此次讲座。
刘津瑜：谢谢裔老师的介绍，谢谢大家来听这个讲座。
我们其实一直都在选择性地构建西方，就像西方一直都在选择性地构建
东方一样。这个选择的过程其实非常有意思，同时也相当的复杂和曲折。我
今天选择讲维吉尔，不是因为他在汉语世界、在中国家喻户晓，经常被引
用。恰恰相反，我选择研究维吉尔在中国的接受史正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他在中国并没有受到关注，直到最近对维吉尔的学术研究和译介才有明
显的升温现象。我选这么一个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古典作家，目
的是要说明至少一个问题：我们在选择西方文本、作家、观念等的过程当
中，有些在西方很有影响的思想家及其作品被选上了，比如说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他们在汉语学界甚至普通读者中都大名鼎鼎，乃至成了家喻户晓的
名字，经常被援引。但有些文本被抛弃了，或被忽略、被边缘化了。维吉尔
基本上属于被忽略的一类，这和他在西方两千多年来的地位十分不相称。那
么他在西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下面我首先对维吉尔在西方自古至今的
接受史作一个梳理，然后再回到我们国内对他的介绍上来。这个讲座的最终
目的，是为了以维吉尔为例说明我们在了解“西方”的道路上仍有大量的工
作需要去做。
维吉尔何许人？我想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所以这里有些信息可能
是重复的。我先对他本人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做一些基本介绍。他生活的年
代是公元前70 年到公元前19 年。在罗马史上，公元前31 年之前的数十年是
个内战频仍的时代。对苏拉和马略的内战的记忆犹在，公元前50 年代又有
“前三头”崛起及紧随其后的恺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公元前44 年恺撒遇刺
身亡之后，罗马再次陷入混乱，历经“后三头”、公敌宣告的白色恐怖、屋
大维（前63—公元14 年）和安东尼的内战等一连串战乱，一直到屋大维击
败了安东尼和埃及王后克娄巴特拉七世的联军，结束战争，最终成为奥古斯
都，成为罗马所谓的第一位皇帝。所以，维吉尔所生活的时代是共和制最终
崩溃，罗马走向帝制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个从动荡不安、连年内战到重建秩
序、缔造和平的年代，是个极富历史意义的时代。那么维吉尔作品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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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评论 02 / 专题论坛
内容、风格又如何？和时代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维吉尔先后创作了三部在罗
马史上乃至在整个西方历史上都非常有名的著作，即Bucolica / Eclogae 《牧
歌》（作于前42—前37 年；中文本：1957 年杨宪益译）; Georgica 《农事诗》
（或译《田功诗》，作于前37—前29 年）；Aeneid 《埃涅阿斯纪》（前29—前
19 年；中文全译本：1987 年杨周翰译）。在一片战乱中，维吉尔在歌唱田园
牧歌；在屋大维带来和平之后，维吉尔则创作了长篇史诗《埃涅阿斯纪》，
咏唱英雄、战争、罗马帝国的缔造。这部史诗上接特洛伊战争，下接奥古斯
都的家族与世系，在神话与现实之间串起了一部罗马史。特洛伊城中了木马
计后，遭受被大火焚烧、屠城的命运，在罗马人所接受的传说中，最后从特
洛伊逃出来的领袖级英雄最著名的其实也就两位：一位是安提诺（Antenor），
他落脚在北意大利的帕塔维乌姆（Patavium，今帕多瓦[Padua]，罗马大史家
李维的家乡）；另一位就是埃涅阿斯（Aeneas），按照命运的引导，他要去寻
找一个新的特洛伊，建立一个新的民族，一个融合特洛伊人和意大利人的民
族。他和同伴在海上飘零，历经丢失伴侣、风暴、船难等千辛万苦，而且埃
涅阿斯并不知道这个意大利具体在何方。在维吉尔的笔下，整个历程充满艰
难与波折。整部史诗共分12 卷，前4 卷是讲述埃涅阿斯和同伴在逃离特洛
伊之后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他们被大风刮到了迦太基这个地方，和美丽能干
的狄多女王相遇。在神（朱诺和维纳斯）的干预下，埃涅阿斯和狄多女王相
爱，最后又受神（朱庇特、墨丘利）的指引必须离开狄多女王。无法挽留埃
涅阿斯的狄多陷入疯狂状态并最终自杀，死前留下了咒语：迦太基人和罗马
人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兵戎相见，永远不得安宁。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罗马
和迦太基发生过三次布匿战争，在公元前146 年罗马人从地中海的政治、文
化地图上完全抹去了迦太基。第五卷叙述重新起航后的特洛伊人，第六卷则
讲述埃涅阿斯在女先知西比尔的陪伴下折金枝、下冥府。在那里，他遇见了
他父亲的亡灵，领受了老父的教谕，也见到了死后的狄多女王，更重要的是
他见到了很多罗马史上重要人物的亡灵，包括奥古斯都的女婿、早逝的马尔
凯鲁斯（Marcellus），等等。史诗的最后几卷描绘特洛伊人与意大利本地人
的战争。史诗以埃涅阿斯与图尔努斯（Turnus，意大利本土的一位王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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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单挑独斗以及图尔努斯的死亡为结尾。最后的几行诗雄壮中掺杂着悲
惨甚至凄凉：埃涅阿斯不顾图尔努斯的恳求，在狂怒（furiis accensus et ira
terribilis）中献祭般将剑刺入后者的胸膛，图尔努斯的四肢失去温度，灵魂
不甘地下到冥府。和古代其他史诗一样，维吉尔的史诗也是无头无尾的，它
并没有直接讲到罗马城的建立，但是很多关于罗马历史、文化、建制的点点
滴滴穿拔在整部史诗之中。这一部史诗也就成为了罗马所谓的民族史诗。
维吉尔倾注了逾十年的时间在这部逾万行的长诗中。十年的精雕细琢造
就了这部不朽名著。史诗中有几句非常有名的话，对于读罗马史乃至读世界
历史的人尤为熟悉。比如:
Tantae molis erat Romanam condere gentem! (I.33)
创建罗马民族是何等艰难！
His ego nec metas rerum nec tempora pono;/ imperium sine inededi.
(I. 278-279)
我不设疆界与时间；我赐予无限制的权柄。
Sunt lacrimae rerum et mentem mortalia tangunt. (I.462)
万事皆堪落泪，凡间事动人思绪。
Tu regere imperio populos, Romane, memento/ hae tibi eruntartes;
pacisque imponere morem/ parcere subiectis, et debellaresuperbos.
(VI.851-853)
罗马人啊，你要铭记，你的技艺在于治万民以权威、定和平以风
尚、宽恕降民、降服傲慢者。
第一句的关键词是moles（困苦艰难），强调罗马建国之不易。第二句是
朱庇特（罗马的主神） 对他的女儿维纳斯（埃涅阿斯的母亲）所说的：sine
ine，意为“没有疆界的”，时间上没有疆界的，地域上也没有疆界，罗马人
将拥有无限制的统治权（imperium），他们的帝国将是一个无边无界的帝国，
这个表述后来在欧洲创建他们的共同身份的时候经常被引用。而这个帝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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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评论 02 / 专题论坛
是神所支持的天命帝国。最后一句话是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对比，希腊人精于
赏心悦目的艺术，而罗马人则精于统治的技艺。从这几个引言里面我们也可
以管窥史诗丰富与复杂的主题，其中有帝国、命运、民族、历史等宏大主
题，又有个人情感与职责的冲突，自信与忧郁共存，强势与怜悯并重，同
时又紧密连接奥古斯都治下的罗马，时空纵横。正因为这部史诗的复杂性，
所以后来的解读也非常复杂多样，没有一种单一的或一以贯之的解读法。
在讨论《埃涅阿斯纪》的诠释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维吉尔以及《埃涅
阿斯纪》的地位究竟如何。
一个作家的影响力或许可以用这些指数来衡量：
同时代人及后世的评价；传抄的频繁度及广度；注释版、传记、效仿者的多
少；是否入教材；官方和民间的回应；翻译的次数；（在印刷时代的）销量，
等等。如果我们用这些影响指数来看维吉尔，特别是《埃涅阿斯纪》，在罗
马时代，或者是在西方整个历史上的地位，那么每一条他都相当的高，远超
过大部分的诗人，只有一个“人”例外：荷马。维吉尔和荷马的较量从维吉
尔创作《埃涅阿斯纪》伊始一直到当代都在进行当中，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
现象，我们下面还会再谈到。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还在写作过程中就已
经被当时的世人承认了。比如同时代的诗人普罗帕提乌斯（Propertius，约前
50—公元16 年）诗集中有一句话，大意如下：大家都让路吧，罗马作家、希
腊作家你们都让路吧，现在有一部比《伊里亚特》更伟大的史诗要出来了。
后来的人从普罗帕提乌斯这句话嗅出了一些酸意，他可能有点嫉妒，这句话
有点讽刺的意味。但不管普罗帕提乌斯意图如何，这句话很明确的表明当时
关于维吉尔地位与影响的书籍文章汗牛充栋，下面仅举几例：N. Horsfall in N.H., (ed.), A Companionto
the Study of Virgil, Mnemosyne Suppl. 151. Leiden, New York, andCologne 1995; Charles Martindale, Redeeming the
Text, Latin Poetry and the Hermeneutics of Reception, Ch. 2 onVergil, Cambridge, 1993; Michael Putnam, Virgil’s Aeneid:
Interpretation and Inluenc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5; Richard F. Thomas, Virgil and the Augustan
Recep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RichardTarrant, “Aspects of Virgil’s reception in antiquity,”
in Charles Martindale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J. Farrell and M. C.J. Putnam (eds), A Companion to Vergil’s Aeneidand its Tradition, Wiley-Blackwell, 2010. 最基本
的史料集是Jan M. Ziolkowski and Michael C. J. Putnam (eds), TheVirgilian Tradition, The First Fifteen Hundred
Years,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ropertius, Eleg. III. 32, 64–65: Cedite Romani scriptores, cediteGraii: /Nescio quid maius nascitur Iliade. 《哀
歌集》已有王焕生先生的中译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修订版，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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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吉尔的这部著作已经是名声在外，相当地火。如果说他是现在网络小说的
写手的话，他就是那种被催更的人，因为当时是公元前26 年，那时这部史
诗才完成很少的一部分，就已名声远扬。奥古斯都本人也是忠实追随者之
一。罗马时代的数位作家，包括塔西佗和较晚的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
都提到奥古斯都和维吉尔有通信往来。
马克罗比乌斯甚至借其书中人物之
口“引用”了维吉尔致奥古斯都的书信片段，其中提到维吉尔深感埃涅阿斯
这个题材广博精深，不可一蹴而就，等等。
但书信内容的精确性已难以考
证。在罗马的传统说法中，维吉尔有遗言要焚毁诗稿。多纳图斯（Aelius
Donatus）和塞尔维乌斯（Servius）都提到，在诗人辞世后，正是奥古斯都
命人本着只减不增的原则整理他的遗作，并将整理好的《埃涅阿斯纪》公之
于众。
白银时代的诗人斯塔提乌斯（Statius，约45—96 年）在自己的史诗《忒
拜纪》（Thebaid）的结尾处这样写道（XII. 816-817）：
Vive, precor, nec tu divinam Aeneida tempta,
Sed longe sequere et vestigia semper adora
我祈求你（指《忒拜纪》）能传世，不求与神圣的《埃涅阿斯纪》
一争高下，
只求能远远地追随其后，景仰其踪迹。
斯塔提乌斯用了divina（神圣的、凡人力所不能及的、特别高级的）这
个形容词来修饰《埃涅阿斯纪》，仰慕臣服之情溢于字里行间。而且这两行
诗很明显地在套用《埃涅阿斯纪》的文字。比如，埃涅阿斯在对狄多讲述他
们逃离特洛伊的情形时，曾说过... et longe servet vestigia coniunx（Aeneid，
II.711: 让我的妻子远远地追随我们的足迹）。毋庸置疑，斯塔提乌斯对《埃涅
Jan M. Ziolkowski and Michael C. J. Putnam (eds), The VirgilianTradition, The First Fifteen Hundred Years,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3-5.
Macrobius, Saturnalia I. 2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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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评论 02 / 专题论坛
阿斯纪》已是烂熟于心。
到1 世纪末的时候，维吉尔在拉丁文学，特别是诗歌领域的至尊地位
已经很难赶超了。元老等级的小普林尼（Gaius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约
61/63—112 年）在《书信集》（Epistulae，III.7.8）中，提到一位富有的元
老西里乌斯· 意大里库斯（Silius Italicus，生于25 年）对维吉尔宗教般的尊
崇。他不但把维吉尔的生日看得比自己的还重，更为庄重地（religiosius）
庆祝维吉尔的诞辰，而且还会去祭拜维吉尔在那不勒斯的墓，视之为神庙
（templum）。小普林尼本人也对维吉尔赞赏有加。
自问世以来，《埃涅阿斯纪》在整个帝国的拉丁语教育（以及所有有拉
丁文教学的时代）中都占据着核心地位。4 世纪末至5 世纪时，马克罗比乌
斯7 卷本的《农神节对话》（Saturnalia），其核心内容便是围绕维吉尔的诗
歌而展开。在辛马库斯（Symmachus）和尤安格鲁斯（Euangelus）的对话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维吉尔的权威教材地位。尤安格鲁斯提到：我们在孩童时对
维吉尔有着毫无保留的崇拜（sine iudicio mirabamur）, 因为我们的老师和我
们的稚龄都不允许我们探究追查他的过失。
在罗马学童中那种对维吉尔的无
条件尊崇应当是常态。马克罗比乌斯借人物之口赞美维吉尔精于各项技艺、
无所不知。
维吉尔的作品对于罗马人来说绝不仅仅只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
很多知识的源泉，权威的依据。对维吉尔的推崇与信赖，到4 世纪时发展成
“维吉尔无谬误”的断言。
维吉尔的这些作品，特别是《埃涅阿斯纪》在罗
马时代人们的生活当中处处可以见到，无论是在教科书还是视觉艺术方面。
正如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它被认为是知识的宝库，被当作历史来读，当作参
考书、百科全书、修辞格律范例宝典、宗教仪式大全等等来用。
至于维吉尔作品的普及度，庞贝墙上的涂鸦（grafiti，称为“刻字”更
为恰当）给我们提供了很有意思的资料。《埃涅阿斯纪》的首句的部分或全
Macrobius, Saturnalia I. 24.6：inspicere autem vitia nec permagistros nec per aetatem licebat.
Macrobius, Saturnalia I.16.12: omnium disciplinarum peritus;Commentarii in somnium Scipionis I.6.44: nullius
disciplinae expers. 并参阅J. Rauk,“Macrobius, Cornutus and the Cuttingof Dido’s Lock,” Classical Philology 90
(1995), pp.345–354。 Macrobius, Commentarii in somnium ScipionisII.8.1: quem nullius umquam disciplinae error involv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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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我歌唱战争和一个人，他第一个从特洛伊的海岸……”）出现过至少
六次。另外来自《埃涅阿斯纪》的涂鸦还包括第一卷第135、234、242—243
行，第二卷第一行（至少六次）、第324 行，第四卷223 行，第五卷389 行，
第七卷第一行，第九卷第269 行（两次）、第404 行。另有来自《牧歌》和
《农事诗》的多个涂鸦。
这些涂鸦来自于不同的宅子。我们很难确定到底是
谁刻了这些引言，有些可能出自孩童之手，有些来自所谓的角斗士区，有些
来自地方显贵的宅子。无论如何，维吉尔作品的传颂度可略见一斑。维吉尔
著作不但在意大利广为人知，也扩散到帝国各地。即便在处于帝国边陲地带
的不列颠行省，铭文、镶嵌画等同样表明那里对《埃涅阿斯纪》也有相当
的了解。
比如著名的Low Ham 镶嵌画（公元4 世纪）艺术地表现《埃涅阿
斯纪》前四卷的内容，描绘埃涅阿斯及同伴舟船跨海，埃涅阿斯与狄多女
王相遇、共猎、相爱。维纳斯则位于镶嵌画的中央。
在肯特郡的鲁灵斯通
（Lullingstone，Kent，距牛津不远）所发现的一幢古罗马庄园里，其会饮厅
（triclinium）的镶嵌画以宙斯化牛勾引欧罗巴为主题，并附有两行调侃语气的
铭文：“假如妒火中烧的朱诺看到那牛在游水，她去找风神仿佛更合理些。”
这两行明确指向《埃涅阿斯纪》第一卷中的典故：朱诺因对特洛伊人心怀愤
怒，一力阻扰埃涅阿斯及其同伴到达命定之地。她驾临风神所居之处，令他
用风暴摧毁埃涅阿斯的船队，并许诺将她手下最美的水中仙女嫁给他。
当然，熟知《埃涅阿斯纪》中的故事及典故，未必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是
通过阅读这个方式或书本这个媒介来接触这部史诗。和其他拉丁诗歌一样，
《埃涅阿斯纪》是可以用来吟唱的。而维吉尔在诗歌的音效方面颇下苦功，
在用六音步格填诗方面成就很高。奥古斯丁的《论音乐》（De musica ，2.2.2）
一文以《埃涅阿斯纪》为典范来讨论拉丁诗歌的格律。维吉尔的诗歌读起
来、听起来别有一番享受。来自罗马时代的传记，也印证了他的诗歌曾在私
James L. Franklin, “Vergil at Pompeii: A Teacher’s Aid,” TheClassical Journal 92. 2 (1996 - 1997), pp.175-184.
A. Barrett, “Knowledge of the Literary Classics in Roman Britain,”Britannia 9 (1978), pp.307-313.
P. Witts, Mosaics in Roman Britain: Storiesin Stone, Tempus,Stroud, 2005.
INVIDASI VIDISSET NATATUS TA(URI) IUNO/ IUSTIUS AEOLIAS ISSETADUSQUE DO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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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评论 02 / 专题论坛
人和公共场合吟唱表演过，并且效果非凡。
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既是对《荷马史诗》的模仿，也对它们进行了
罗马式的革新，在主旨和英雄形象塑造上都非常不同，这个我们下面还会再
提到。但如果在荷马和维吉尔之间让罗马人做个比较的话，他们还是觉得荷
马是最高的、最不可超越的。柏拉图批评过荷马，罗马人当然也都知道，但
是荷马的地位仍然很难撼动。比如1 世纪时的修辞学家昆体良（Quintilianus）
在他的《雄辩术》（Institutio Oratoria）中大量征引维吉尔为范例，并评论
道：荷马第一，维吉尔紧随其后，在荷马与第三名之间，维吉尔距荷马更
近。
4 世纪晚期至5 世纪时的塞尔维乌斯曾为维吉尔作传并为《埃涅阿斯
纪》做笺注，他认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维吉尔的话，可以是这样的：维吉
尔效仿荷马并通过奥古斯都的世系来颂扬他（interpretatio Vergilii haec est,
Homerum imitari et Augustum laudare a parentibus）。这并不是对维吉尔的贬
低，实际上，在塞尔维乌斯眼中， 维吉尔是尊“神样诗人”（divinus poeta）。
杰罗姆则称维吉尔为“另一个荷马”（Homerus alter）。在罗马帝国的历程
中，维吉尔在与荷马的PK 中，他的相对地位不断升高。
在基督教时代，维吉尔并没有因为是个大异教诗人就被摈弃。在拉丁
教父的笔下，无论他们对于维吉尔抱着如何矛盾复杂的心理，也鲜有人不
承认维吉尔的高超技艺。对于奥古斯丁来说，维吉尔仍然是最卓越、最棒
的（optimus）、最伟大的诗人（poeta magnus）。年轻时的奥古斯丁会为狄多
流泪。他曾每天睡觉之前要花一点时间读维吉尔，但他因此又很痛苦，这个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奥古斯丁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他是要摒弃异教的这些
东西的，但是他又非常享受维吉尔的艺术，享受他诗歌里面的韵律，享受他
说话的方式，所以他内心备受折磨。他在写《上帝之城》的时候，引用了相
当多的维吉尔诗句。奥古斯丁如果想证明罗马的神是无能的、没有效率的，
他引用维吉尔；想证明什么东西是好的，也引用维吉尔。也就是说，维吉尔
itaque ut apud illos Homerus sic apud nos Vergiliusauspicatissimum dederit exordium, omnium eius generis
poetarum Graecorum nostrorumque haud dubie proximus… Secundus,inquit, est Vergilius, propior tamen primo
quam ter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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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生命当中是去不掉的东西。这大概就跟我们五四时期一些知识分子的
际遇很类似：想把自己从传统文化中剥离，但又去不掉，于是处于一种痛苦
的状态。无论如何，在奥古斯丁的心目中，维吉尔作为语言大师的地位是无
可置疑的。奥古斯丁不欣赏荷马，觉得荷马写的东西太粗糙，很难读，而他
自己的希腊语也很差，从读《荷马史诗》中得不到乐趣，所以维吉尔对他来
说是远超过荷马的。如果说维吉尔给奥古斯丁带来的是享受与折磨并存的纠
结，
那么，比奥古斯丁早一些的拉丁教父安布罗斯在对古典文学的态度方面
并不总是直接地表态，也不提引文的来源。但很明显他对西塞罗和维吉尔的
作品都相当熟悉，所以来自他们的引言和模仿散布于安布罗斯的著作中。他
很清楚维吉尔的语言在基督徒中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不亚于它对异教徒的作用
力，所以在阿兰· 卡梅隆看来，他所采取的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
法；
4 世纪的著名女诗人、基督徒普萝芭（Proba）更是作《颂基督维吉尔
集锦诗》（Cento Vergilianus de laudibus Christi），将挪用维吉尔推上了一个
新的台阶。所谓集锦诗（cento），是从某位诗人的诗作中抽取诗行重新组合
安排来表述新的主题。普萝芭以维吉尔的语言来叙述《圣经》中的创世故事
以及基督的生平，可以算得上是一种驯服异教大诗人的语言、将其转化为基
督教语言的做法。尽管拉丁教父、圣经学家杰罗姆对这种集锦诗不以为然，
但普萝芭的《颂基督维吉尔集锦诗》却广为流行，直至中世纪。
到了中世纪
，维吉尔的地位就特别有意思了，他成了一个符号，是一
个百搭符，什么都能干：首先，他仍然是公认的拉丁语语言大师。维吉尔的
Peter Brown，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1967, 2000; 高峰枫：
《奥古斯丁与维吉尔》，《外国文学评论》，2003 年第3 期; Garry Wills, “Vergil and St.Augustine,” in J. Farrell and M.
C.J. Putnam (eds), A Companion to Vergil’s Aeneid and itsTradition, Wiley-Blackwell, 2010, pp.124-132.
M. D. Diederich, Vergil in the Works of St. Ambrose, CatholicUniversity America, Pat. St. xxix.Washington,
1931; Alan Cameron, The Last Pagans of Rome. New York, N.Y.: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1, p.569; Sister
Charles and Saint Ambrose, “The Classical Latin Quotations in theLetters of St. Ambrose,” Greece & Rome 15.2
(1968), pp.186-197.
Sabine MacCormack, The Shadows of Poetry: Vergil in the Mind ofAugustin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28.
经典之作为Domenico Comparetti and E. F. M. Benecke, Vergil in theMiddle Ages, London: S. Sonnenschein
& Co, 1895. 较近的讨论见 J. Farrell and M. C. J. Putnam (eds), ACompanion to Vergil’s Aeneid and its Tradition,
Wiley-Blackwell, 2010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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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评论 02 / 专题论坛
诗是拉丁语语法的“化身”、格律的范例。他的三部诗作在中世纪都继续被
作为教材使用。而即便是作为散文范例的西塞罗的著作也散佚了不少。其
次，他的《第四牧歌》在基督教时代享有特别的地位。在这首诗的结尾，他
歌唱了一个新生儿，他说这个新生儿要给这个世界带来黄金时代，所有的战
争，所有的不幸都会消失，大家会婚姻幸福、生活美满。这个新生儿是谁？
有人认为是奥古斯都的子嗣，有人认为是指维吉尔赞助人的孩子，观点不一
而足。而基督教的解释说这个新生儿就是基督。这么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
里面其实隐含地提到了耶稣基督的诞生，这使得他成了基督教的预言者。最
后，维吉尔又成了个传奇“魔法师”，也就是说他被中世纪的人认为是法力
很高的人。比如说那不勒斯曾遭毒虫、苍蝇之害，被维吉尔作法解救。
维吉尔在中世纪的地位相当高。古希腊语的教育已不复存在，和他竞争
的荷马已经淡出了。既然他在中世纪的教育传统里面有这么强劲的影响，那
么也很容易想象到，有很多的诗人，有很多的作家都在他的影响之下，比如
说大诗人但丁（1265—1321）。在《神曲》的开篇，但丁写到他迷失在森林
里遇到了野兽，维吉尔的灵出现了，来引导他。但丁对维吉尔真可谓满纸赞
扬，他说：“从你的嘴里，流出多么美丽而和谐的诗句呀！你是众诗人的火
把，一切的光荣归于你！我已经长久学习过，爱好过，研究过你的著作！
你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模范，我从你学得些好诗句，因此使我有了一些声
名。”
对于但丁来说，维吉尔是智慧和理性的化身，在地狱和炼狱作他的
向导。然而，天堂的指引人里就没有维吉尔了，他毕竟还是一个异教徒，所
以就停留在下面这两层。对于但丁来说，罗马世界也是相当的伟大，而维吉
尔又是这个伟大历史世界的代表性的诗人。此外，维吉尔也深深地影响了人
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彼得拉克（1304—1374）。他用拉丁语写了一部长诗《阿非
利加》，讲述布匿战争的过程。这部史诗就是模仿《埃涅阿斯纪》而作的。
即使在15、16 世纪希腊罗马古典大发现的背景下，维吉尔的地位仍
Katherine L. Jansen, Joanna Drell, and Frances Andrews, MedievalItaly: Texts in Transla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9, p.524.
这里所用的是王维克的译文（《神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第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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岿然不动。文艺理论及文艺批评家维达（Marco Girolamo Vida） 在《诗
艺》（Ars poetica, 1527）以及斯卡利泽（Julius Caesar Scaliger）在《诗学七
书》（Poetices libri septem, 1561）中都推维吉尔第一，荷马在后，颠倒了他
们在古典时代的排名。也正是在这个时代，维吉尔开始被翻译成新兴的民族
语言。Octaviende Saint-Gelais 的法文本出版于约1500 年，道格拉斯（Gavin
Douglas）的苏格兰语译本于1513 年问世。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
洲，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人，没有拉丁文怎么可能呢？没有维吉尔怎么可能
呢？所以“被翻译”意味着什么？一方面，翻译其实就意味着有一个断层，
如果对一个文化很熟悉的话，你就不需要翻译。产生翻译也就是说有些东西
需要解释了，有些东西你读起来太费劲了，所以你需要用自己比较熟悉的语
言来跟它接触。所以，翻译意味着有一个断层。另一方面，欧洲的民族主义
在兴起，民族语言在兴起，所以翻译也可以说是民族主义内化、接受、挪用
古典主义的方式与过程。翻译的频繁度同时又意味着这些古典著作还是被需
要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从1513 到1697 年，不到两百多年的时间里，
维吉尔著作仅英译本就至少有68 种，也就是说每两三年就有一个译本。从
1553 到2006 年, 《埃涅阿斯纪》全本英译本至少有66 部，其中包括桂冠诗
人德莱顿（John Dryden）1697 年的英雄双行体译本。这个版本本身也成为西
方文学史上的经典。17 世纪的英国经历了内战、改革、处死国王、复辟、光
荣革命的过程。这是一个多变的起起落落的时代，所以《埃涅阿斯纪》在17
世纪的英国非常流行，至少有三个原因：
一个是解读者把它读成命运变迁
的一种隐喻。维吉尔的普世主义正在于他所处的那个从共和向帝制转变的时
代，那时的罗马可作为任何变化中的国家或体系的范式。所以埃涅阿斯、罗
Emily Wilson, “The irst British Aeneid: a Case Study in Reception,in William Brockliss, Pramit Chaudhuri, Ayelet
Haimson Lushkov et Katherine Wasdin (ed.), Reception and theClassic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pp.108-123.
William Frost, “Translating Virgil, Douglas to Dryden: SomeGeneral Considerations,” in George deForest Lord
and Maynard Mack (eds), Poetic Traditions of the EnglishRenaiss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isty Press, 1982,
pp.271-286; Colin Burrow, “Virgil in English Translation,” inCharles Martindale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1-37;Tanya M. Caldwell, Virgil Made English: The Decline
of Classical Authority,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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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评论 02 / 专题论坛
马帝国和罗马人的命运，可以套用来看任何的人生起伏、命途多舛、家族兴
衰、宗教较量。译《埃涅阿斯纪》也有一种用它来说自己想说的话的意思。
二是想要在文坛上建立一点名声的人，可以用《埃涅阿斯纪》来帮自己树立
这个名声。这里也有些风险，对于翻译者来说，翻译《埃涅阿斯纪》这样的
被大家广泛认可的经典，负担是非常之重，压力很大。这就好比我们现在把
《诗经》译成现代汉语，也是一桩难事。译文既要能配得上《诗经》的地位，
配得上它的优美，又能较易被读者接受，这是非常难以做到的。所以文人也
拿翻译《埃涅阿斯纪》来挑战自己。一个诗人要建立自己的地位，和《埃涅
阿斯纪》以及荷马做一些配套是确立自己地位的一种方式。第三，译者可
通过《埃涅阿斯纪》中的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统治者。仍以
德莱顿为例，他认为埃涅阿斯是完美君主的化身，而这种完美基于“虔敬”
（piety），
然而德莱顿所理解的piety 和罗马人的概念并不完全一致。罗马文
化中的“虔敬”（pietas）包涵了顺从神意、讲求宗教仪式、尊敬父老、关照
兄弟同伴等多重意思，但德莱顿所强调的却是仁慈、温和、爱好和平。世界
是可畏的，而“虔敬”是对这个可畏的世界的敬畏；战争是渎神的。正因为
德莱顿所认为的“虔敬”和罗马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不一致，他在翻译《埃
涅阿斯纪》的时候对原文作了相当多的调整。比如，他把所有赞成和平的英
雄都称为“虔敬的”（pious），即便拉丁原文中并没有用pius 这个形容词；而
原文中称埃涅阿斯为“虔敬的”（pius）的地方，德莱顿并不总是将pius 译
出来。
所谓翻译，其实包涵着相当多的再创造，传递着译者的价值观，隐性
地嵌合了译者对原著的评注。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都在讲维吉尔有多么被需要，有多么被认可，享
受多么崇高的地位。但是到了18 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
由好几个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的政治发生了非常
“The Dedication of the Aeneis” (1697), Essays of John Dryden, ed.W. P. Ker, 2 vols, Oxford (1900) II, 179; T. W.
Harrison, “Dryden’s Aeneid,” in Bruce King (ed.), Dryden’s Mind andArt,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69, p.148.
James D. Garrison, Pietas from Vergil to Dryden, University Park,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aul Hammond, Dryden and the Traces of Classical Rom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64-267.
238
大的变化。现代和古代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罗马帝国是一种什么样的
存在？对于共和制到帝制的变迁，罗马帝国的这些皇帝，特别是奥古斯都这
位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应该怎么样来评估？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很影响他
们对《埃涅阿斯纪》和对维吉尔的评价。比如说，英国在18 世纪强调政治自
由的环境下，倾向于认为恺撒和奥古斯都都是负面人物，没有什么可称赞的，
因为他们终结了自由，结束了共和制度。维吉尔是吹捧奥古斯都的，他把埃
涅阿斯写成奥古斯都或者说把奥古斯都写成了埃涅阿斯，是个阿谀奉承之徒。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大转弯，在18 世纪维吉尔的名声遭受的损害非常之大。在
这种情况下要“挽救”维吉尔只能让他和奥古斯都撇清关系，把他说成是隐
蔽的共和主义者，这也就是吉本（Edward Gibbon）等所采取的路线。
维吉尔这种名声急转的情况不但在英国出现，在德语世界更为严重。18
世纪下半叶，德国的亲希腊主义（philhellenism）全面上升，目光转向了古
希腊，认为理性与智慧的源头，一切最美的东西，一切的标杆全部都在古希
腊。
除了浪漫主义的大背景之外，德国有个特殊性就是因为它当年不算是罗
马帝国的一个部分，英国大部、法国这些地方都在罗马帝国版图之内，但是
德国，特别是莱茵河的右岸，当时公元9 年瓦鲁斯战败以后，罗马人就没有
扩张到那里去，所以有自由日耳曼尼亚的存在。所以它很大一部分不在罗马
帝国的历史当中。如果要寻找一种普世主义，寻找一个自己可以加入对话的
空间的话，古希腊对她来说更加合适。在18 世纪，特别是后半期，德国全
面倒向了希腊，贬罗马扬希腊成为风尚，赞扬希腊文学艺术的高贵、简单与
自然。荷马无可超越，而维吉尔成了一个剽窃者，至多是一个灵巧的拼凑者
（geschickter Mosaikarbeiter）。《埃涅阿斯纪》成了一部失败的民族的失败的史
诗。在德国亲希腊主义的影响下，那种古罗马是古希腊的仿制品、缺乏原创
Phiroze Vasunia, The Classics and Colonial India,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3, 荷马与维吉尔一章
中的分析。 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ei und
der Bildhauerkunst (1755) ; August Wilhelm Schlegel, Von denSchulen der griechischen Poesie (1794); Alois Blumauer,
Virgils Aeneis travestiert (1784–1788)；Barthold Georg Niebuhr,Römische Geschichte (1946-1848). 综述见Geoffrey
Athert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Virgil in Eighteenth-CenturyGermany: The Repressed Muse, Rochester: Camden
Hous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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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评论 02 / 专题论坛
性、远逊于希腊的观念大为扩散。18 世纪德国的学者们在研究希腊文学的时
候，认为希腊的文学其实也是分成好几个阶段的。希腊化时代之前的文学艺
术成就更高，因为希腊化时代的文学泰半无病呻吟而矫情。比如说他们的牧
歌：城里的人在城里面写田园牧歌，有技巧，却了无生气。他们认为罗马人
所学到的希腊文学，恰恰是亚历山大里亚这一套，所以罗马文艺不但被认为
是次生的，而且还是人工的、造作的；这种文学的技巧很娴熟，它运用语言
的能力非常强，但是里面没有生命。所以在18 世纪的德国学者看来，维吉
尔，其实不只是维吉尔，一票的拉丁诗人都是不行的，而且在政治上这些诗
人也是不值得赞许的。
相比而言，维吉尔在法国的际遇一直还算不错，只有一些小波澜。他们
能找到自己历史上的一些巅峰时代，然后和别的文化中的巅峰时代对应起
来，比如说在伏尔泰（1694—1778）看来，雅典的伯利克里时代、罗马的奥
古斯都时代、佛罗伦萨的洛伦佐· 美第奇时代以及法国的路易十四时代可以
算是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谈到荷马和维吉尔之间的关系时，伏尔泰的名言
是：“他们说，荷马造就了维吉尔；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维吉
尔是他最好的作品。”
也就是说在荷马和维吉尔之间，没有必要去贬维吉尔。
奥古斯都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开明君主的时代，就好比法国的路易十四时代一
样。在17 到19 世纪的法国，维吉尔是所有古代作家中最被广为引用的诗人。
圣伯夫（Sainte-Beuve, 1804—1869）盛赞维吉尔为拉丁诗人之集大成者。
法国
浪漫主义大文豪雨果（1802—1885）在旅行时会带着维吉尔的诗作，在山林田
园间感受维吉尔的诗句。谁说在古典和浪漫之间一定有一条鸿沟？
到了19 世纪后半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维吉尔又被重新审
视，名声得以恢复。那个时代有关维吉尔的学术著作及维吉尔作品的译作都
Homère a fait Virgile, dit-on; si cela est, c’est sans doute sonplus bel ouvrage.
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 Étude sur Virgile (1857 年初版). RuthE. Mulhauser, Sainte-Beuve and Greco-
Roman Antiquity, Cleveland, 1969; Phillip John Usher, IsabelleFernbach (ed.), Virgilian Identities in the French
Renaissance. Gallica, 27, D.S. Brewer, 2012.
Michael Riffaterre , “Virgil’s Romantic Muse: Rewrites of aClassic in Chateaubriand and Hugo,” MLN 110. 5,
French Issue (Dec., 1995), pp.1165-1187.
240
非常之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为塞勒（William Young Sellar，1825—
1890）的《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诗人》。
塞勒是爱丁堡大学的一位古典学教
授，致力于为维吉尔正名。在塞勒看来，在拉丁文学的历史上，维吉尔的诗
歌成熟而温润，不但超越了前人（前人的作品都相对粗糙），即使是后来者
也鲜有赶超他的。他的史诗、牧歌和农事诗，都在歌颂意大利的美。那个时
代，欧洲其他国家对意大利有一种向往，意大利是欧洲贵族及富有人家的子
弟要去游历的一个地方。自18 世纪以来所流行的“壮游”（Grand Tour），它
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古罗马的（考古）遗址、废墟，包括当年被维苏威火山
掩埋而新近才重见天日的罗马古城赫库兰尼姆和庞培。塞勒强调维吉尔把意
大利的魅力和自然美，交织在意大利的历史记忆中，以一种很优美的方式展
示出来。而且，奥古斯都时代还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非常成熟的时代，而维
吉尔对这个时代的意义和趋势的把握和阐释相当精准。《埃涅阿斯纪》是一
部民族的、时代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但在塞勒看来，《埃涅阿斯纪》又不
是一部仅仅局限于奥古斯都时代的作品，它其实是没有时间性的，我们不能
给它加上一个时间限制。它既说了过去的事情，过去的淳朴，又代表了维吉
尔那个时代的人文关怀，他的诗里有许多对人世间的悲哀的同情与怜悯，充
满仁爱之心，但他又是很乐观的，对未来充满信心。这部史诗其实联系了过
去、现在和将来，这正是它的普世性所在。
塞勒这本书的接受度非常之高，自1877 年第一次出版以后又多次再
版。对维吉尔的重新评估也波及欧洲大陆。在19 世纪末的普鲁士，对维吉
尔、恺撒以及奥古斯都的看法有分歧。罗马史学家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鄙视维吉尔，认为他是奴颜婢膝之人。而蒙森却把恺
撒视为扫除腐败的英雄人物、完美的开明君主，在方方面面都给罗马国家带
来新生。蒙森把对统一民族国家的向往、渴望英雄人物出现的愿望投射在了
恺撒的身上。在亲希腊主义为主流的德意志，蒙森可算是个转折点。而1903
年，海因兹巨著《维吉尔的史诗技艺》的问世，是维吉尔研究史上的一大突
William Young Sellar, Roman Poets of the Augustan Age, Oxford, 1sted, 1877; 3rd, ed., 1883.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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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此书一经出版，迅速成为经典。
全书细致地梳理了《埃涅阿斯纪》和
《荷马史诗》的对照，强调维吉尔绝不是一个效仿者，他有自己的原则，创
作出一部高度统一与和谐的《埃涅阿斯纪》。
而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维吉尔在德国和整个西方的地位达到了新
的高度。1931 年西奥多· 海克（Theodor Haecker）的《维吉尔：西方之父》
（Vergil, Vater des Abendlands）问世。它在1934 年被译成英文；法、意译本
出版于1935 年；荷兰语及西班牙语译本先后出版于1942 年和1945 年。世界
大战使欧洲的分裂浮出水面，欧洲在做一个反思，一个很大的反思：我们到
底出了什么事情？我们的共同身份在哪里？我们的文化记忆在哪里？我们还
是不是来自于一个共同的文化源泉？这些是欧洲人共同思考的问题。海克在
书中全名反驳维吉尔只是个剽窃者的论调，强调他和荷马完全不同，埃涅阿
斯和奥德修斯以及《荷马史诗》中其他英雄是完全不一样的英雄形象。和足
智多谋的奥德修斯、性情外露的阿喀琉斯正相反，埃涅阿斯是缄默的，是一
个沉重的人物。古希腊人从未能建成一个帝国，是罗马人成功地缔造了帝国
和罗马的和平。这个帝国不是只存在于观念当中，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罗
马帝国并非以武力缔造，而是通过一种力量，这力量的根基是一些伟大而简
单的美德。Pietas 处于这些美德的核心。海克对pietas 的解释是：对履行职
责的热爱，其政治表现为正义。在海克那里，《埃涅阿斯纪》被抬到了宗教
的高度：它是除《圣经》之外唯一一部包含着永恒真理的著作，维吉尔是唯
一一位能和犹太教、基督教先知比肩的异教人士。
维吉尔作为“西方之父”在20 世纪30 年代至50 年代一再被肯定。1950
年，德国古典学家波什尔在《维吉尔的诗艺：〈埃涅阿斯纪〉中的图像与象
征》一书中明确指出：维吉尔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而是事关西方
文明。西方在寻求一个可以把大家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和凝聚力。因此，在西
方人的文化意识中，必须要恢复和确立《埃涅阿斯纪》的经典地位。因为西
Richard Heinze, Virgils epische Technik, Leipzig: Teubner, 1903.初版后修订版出到第三版（1915 年）。英文
版：Richard Heinze, Virgil’s Epic Technique, tr. Hazel and DavidHarvey and Fred Robinson,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242
方的文明需要它，欧洲的命运需要它，西方共同的文化意识需要它。
这种表
述在英国同样很明显。
大诗人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1948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曾在1944 年维吉尔研究会的年会上，以会长的身份做了一个题为“何为经
典？”的讲座。那时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艾略特毫不含糊地抛出他那
句名言：经典是像维吉尔那样的，维吉尔是全欧洲的经典。他的论证过程有
几个方面：一是维吉尔的伟大在于他的作品非常成熟、极有分寸感。这种成
熟是语言、心智和习俗的成熟，以罗马的高度文明为依托。成熟的先决条件
是人们对过去有了批判意识，对现在充满信心，对未来不抱有疑虑；二是埃
涅阿斯是个将自己的意志臣服于使命的人，他是罗马的象征，他之于罗马，
有如罗马之于欧洲，维吉尔是罗马最好的表述，也使得他成为普世的诗人，
是维吉尔使我们脱离狭隘性或地区性（provincialism）；三是罗马帝国和拉丁
语是负有使命的帝国和语言，和欧洲息息相关。欧洲是一个整体，欧洲文学
的共同血脉来自于希腊和拉丁文学，它们不是两个而是同一个循环系统，而
没有一种欧洲现代语言具有拉丁语那样的普遍性，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维吉
尔去。所以在两次大战之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以后，维吉尔作为西方经
典不但全面恢复，而且成为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共同体的一个符号，一条
凝聚西方的纽带。
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美国，会发现那里发展出比较独特的维吉尔解读
法。20 世纪60 年代的美国在越战的阴影下，弥漫着对政府的不信任，反文
化运动，对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的怀疑，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摒弃。就在这
种背景下，一连串的悲观解读在扩散。
基本观点认为维吉尔的确是个伟大的诗
人，但他不是在为帝国唱赞歌。维吉尔的史诗不是为了纪念奥古斯都的成就、
Viktor Pöschl, Die Dichtkunst Virgils: Bild und Symbol in DerÄneis, Wiesbaden: Rohrer, 1950; 英文版 The Art
of Vergil; Image and Symbol in the Aeneid, translated by G.Seligs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特别是第12 页。 出生于美国，但1914 年加入英国国籍，所以算是英国人。 Ernst A. Schmidt, “TheMeaning of Vergil’s ‘Aeneid’: American and German Approaches,” TheClassical World
94.2 (2001), pp.14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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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评论 02 / 专题论坛
帝国的荣光，以及文明与秩序的价值。正相反，维吉尔其实是一个隐秘的奥古
斯都的批判者，他是一个帝国的批判者。悲观解读派的学者更关注史诗中的牺
牲、暴力以及失败者，在他们看来维吉尔其实是在揭示战争的冷酷、奥古斯
都手段的残酷以及帝国的代价。这种解读的滥觞可以追溯到30 年代，也不
仅仅是60 年代或美国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但确实是在60 年代成了气候。
1935 年，斯福尔扎在《维吉尔问题》一文中解构维吉尔，开篇便强调维
吉尔其实并不是“罗马人”，他甚至不是拉丁人，而是来自山内高卢，很有
可能是凯尔特血统。他和奥古斯都之间不太可能存在什么友爱。斯福尔扎强
调意大利的自由被罗马的强权破坏，也就是说奥古斯都的帝国是在破坏很多
的东西，破坏田园牧歌，破坏美丽的意大利，意大利到了他这个时候成了一
种只能追忆但是不能复原的美丽想象。另外，奥古斯都逼死了维吉尔的好友
加鲁斯（Gallus），维吉尔在《牧歌》第六首和第十首都曾提到他，而且维吉
尔的哲学和宗教思想也迥异于奥古斯都。维吉尔受到伊壁鸠鲁派反宗教思想
的影响，而奥古斯都却大力强调宗教的核心地位。在斯福尔扎看来，维吉尔
创作《埃涅阿斯纪》是迫于强权下的无奈，他把对奥古斯都的批评掩藏在字
里行间，比如，他笔下的神祇和主要英雄，包括维纳斯、朱诺、埃涅阿斯本
人以及其子，都十分不堪。所以读这部史诗一定不能只停留在字面的意思。
更为经典的一篇文章是1963 年亚当· 帕里的《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
的两种声音》。
他提出维吉尔史诗的“两种声音论”，强调维吉尔史诗的复杂
性。他认为，在这部史诗中，我们读到的不是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是公共的
声音（public voice），另一种是私人的声音（private voice）。公共的声音赞扬
秩序、帝国和奥古斯都，但是私人的声音却有很多的遗憾，很多的悲伤和怜
悯。在帕里看来这部著作解读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在60 年代以后，维吉尔
的忧郁与怀旧，以及《埃涅阿斯纪》对代价的强调构成了悲观解读的核心。
格劳森认为所谓哈佛学派并非和60 年代的氛围直接相连，其思想源自50 年代，见Wendell V. Clausen,
“The ‘Harvard School,” in Nicholas M. Horsfall (ed), A Companion tothe Study of Virgil, Mnemosyne Supplement
151. Leiden. 1995, pp.313-314。 Francesco Sforza,“The Problem ofVirgil”, Classical Review 49(1935), pp.97-108.
Adam Parry, “The Two Voices of Virgil’s Aeneid,” Arion 2 (1963),pp.66-80.
244
因为悲观解读代表性的学者，比如迈克尔· 普特南
等都曾与哈佛大学有着
或多或少的关系，所以这一派也常被统称为“哈佛学派”。悲观解读派的观
点其实并不一致：比如说，有的人认为这些代价可以理解，因为它们最后被
奥古斯都的和平时代、黄金时代弥补了；有的学者认为，这些代价太大了，
无可弥补。在这些代价与牺牲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帝国也是要被质疑的，
史诗的结尾处埃涅阿斯杀死乞求饶恕的图尔努斯，违背了第六卷中老父的训
谕，正说明帝国没有实现理想。即便是史诗的英雄人物埃涅阿斯也是暴力和
非理性的牺牲品。
20 世纪，美国对于维吉尔的接触与讨论, 绝不只限于学术圈，更不局
限于古典学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20 世纪初以来的“名著”（Great
Books）课程在大学中的发展以及相关的出版契机。“名著”课程20 年代开
始试点于哥伦比亚大学，30 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得到发展，之后逐渐在各大
学扩散。其基本理念是大学生，不分专业，都要阅读、讨论、理解代表西
方历史（后来扩展到人类历史）上最高最好文化成就的经典作品。荷马和维
吉尔都在“名著”名单之列。推动“名著”课程设置的芝加哥大学校长莫
蒂默· 阿德勒（Mortimer Adler）奉行“哲学是每个人的事”（“Philosophy is
Everybody’s Business”）这一原则，鼓励学生直接参与对杰作的讨论。
如果
说20 世纪以前的维吉尔还是和拉丁语这个媒介紧密地连在一起，“名著”理
念则把古典名著，包括维吉尔，从古典语言的介质中分离出来，解除它们特
普特南著作颇丰， 最初引起关注的著作是Michael Putnam，The Poetry of the Aeneid：FourStudies in
Imaginative Unity and Desig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65。新著包括Michael C. J. Putnam,
The Humanness of Heroes: Studies in the Conclusion of Virgil’sAeneid. The Amsterdam Vergil lectures, 1,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1 等等, 这本书阐述埃涅阿斯的“摧毁者”（destroyer）形象。 悲观解读及其评论也是书目冗长， 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著作之外， 再举几例：Robert A. Brooks,
“Discolor Aura: Relections on the Golden Bough.” AJPh 1953, Vol.74: pp.260-280. Rpt. in Commager, S. Ed. Virgil: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Prentice-Hall, 1966; W. R. Johnson, Darkness Visible.
A Study of Virgil’s Aeneid. Berkeley, 1976; R. O. A. M. Lyne,Further Voices in Vergil’s Aeneid, Oxford. 1987;
Rowan A. Minson, A Century of Extremes: Debunking the Myth ofHarvard School Pessimism, Iris (16-17) (2003-04),
pp.46-53; Craig Kallendorf, The Other Virgil: ‘pessimistic’Readings of the Aeneid in Early Modern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The Great Idea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the Ideal ofLiberal Education: An Exhibi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Special Collectio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May 1,2002-September 6, 2002,” Philosophy is Everybody’s
Business IX.2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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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性的一面以及时间的束缚，更加强调它们的大众性和永恒性，这一点下面
还会再提到。
西方的维吉尔研究可比我们的红学研究或鲁迅研究，书目冗长，研究至
深至细，无法尽读。再怎么梳理的话，也只能是粗线条的。维吉尔在俄国、
南美等深受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影响的地区的情况都还未能包括。但不管怎么
说，到目前为止，一条线索是比较清楚的：西方对维吉尔的解读复杂多样，
因时因世因人而异。对维吉尔的评价和文学造诣，英雄理念，民族、国家和
帝国主题，个人与群体，“自由意志”与命运，诗人与当政者等一系列问题
联系在一起。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中文世界对维吉尔是一个什么样的反
应？既然他在西方影响如此之大，为什么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在中国没有
得到足够的重视？《牧歌》到1957 年才有杨宪益先生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网
格版译本。晚至1984 年，我们才有了杨周翰先生的《埃涅阿斯纪》中文全
译本，不但比西方晚很多，甚至比日本也晚了几十年。
同样是来自古代西方
的史诗，两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不但翻译得更早，而且
版本众多，从20 世纪20 年代初以来，有文言译本、白话译本，给儿童看的
版本，给大人看的版本，拔图的版本，诗歌的版本，散文的版本，近年来来
自陈中梅老师的版本就有多个。跟荷马比起来，为什么维吉尔的际遇大不相
同？我们就在回顾维吉尔在中文世界的介绍过程的基础上来解答这些问题。
我们知道最初西方古典作品进入中国是通过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翻译
了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的哲学、伦理著作，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选
译了伊索寓言，并在自己的中文著作如《齐家西学》、《修身西学》等频繁引
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第欧根尼、西塞罗、塞内加、爱比克
泰德、普鲁塔克、瓦勒里乌斯· 马克西姆斯等希腊罗马作家的言论。耶稣会
士对维吉尔也应当非常熟悉，因为在他们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维吉尔是核心
课程之一。也许是因为维吉尔里面异教因素太多了，他们不愿意去提。耶稣
完整的日文译本“アェネーイス”有多个译本，并多次再版：1940/2006, 1965/2005, 1976, 2000,2001,
2013 年，等等，但在2013 年的版本中，也强调《埃涅阿斯纪》在日本长期以来被视为模仿荷马之作，其知
名度远比不上其内容之独特。
246
会教育中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安东尼奥· 博赛维诺（Antonio Possevino）的
《书选》（Bibliotheca Selecta, 1593）中就包括了有关使用维吉尔的长篇警示。
博赛维诺一方面盛赞维吉尔行文之优雅，另一方面又担心正是因为维吉尔的语
言力量，他的异教世界观（比如，他在《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中对来世的描
述）就更加有影响力。
到了新教传教者那里才开始比较明确地介绍维吉尔。
比如说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在月刊《东西洋考每
月统纪传》里面就提到荷马为“诸诗之魁”，
维吉尔和贺拉斯这两位则是最值
得推崇的罗马诗人。
这个杂志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想向中国的读者表明：
我们西洋人也是有文化的，不是只有你们有诗人，我们也有诗人，比如维吉
尔，比如贺拉斯，你们怎么就光读自己的东西呢？为什么你们就不读我们的
东西呢？你们要放开眼界。到19 世纪中叶以后，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在他的《六合丛谈》期刊里把维吉尔的地位讲得很更加清
楚：“亚古士督为帝时，微尔其留，推腊丁诗中之圣，比中国之李杜焉，所
传者牧唱十首，农诗四卷，武诗十二卷，其性情爱雅恶俗，文理精致，一
无语病。”
维吉尔被抬到了李白、杜甫的地位。艾约瑟所用的标准基本上
是文学、文法、审美的角度，没有提到政治、神话、宗教、命运等主题。
我们大规模介绍西方作品，尤其是西方古典作品的时候，那已经是1895
年以后，特别是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所需要的英雄
形象是什么样的呢？是像埃涅阿斯那样的英雄形象吗？《埃涅阿斯纪》里面
关于耶稣会士对维吉尔的态度，参阅Yasmin Haskell, “Practicing What They Preach?Vergil and the Jesuits,”
in Joseph Farrell and Michael C. J. Putnam, A Companion to Vergil’sAeneid and Its Tradition, Wiley-Blackwell, 2010,
pp.208-209。 “诸诗之魁，为希腊国和马之诗词，并大英米里屯之诗。”“希腊诗翁推论列国，围征服城也，细讲性情
之正曲，哀乐之原由，所以人事浃下天道，和马可谓诗中之魁。”《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 道光丁酉年正月号（1837 年）。 “泰西经书之篡辑，始在周朝共王懿王之年间。当是之时，希腊民兴。昭揭炳炳煌煌，束手搁笔者滋矣。
生踈之题编百万余言，章句节旨，诗兴大发，作诗一本。篡国史，兼诸国之纲鉴。始周朝威烈王年间，超群
卓异之史者，系希啰多都、都基帝底、洗那奉。开谕民卓异者，帝磨士体呢兼伊所嘉帝。博物君子超群裨拉
多兼亚哩士多帝力。希腊列国衰，罗马国兴。作诗超群者，为谓之味耳治兼和喇士，篡史者利味兼大西多。
有口才者，西细啰。穷理超群者，乃西呢嘉，彼利呢二人。弟只引文君之名。除此有许多博学士。”《东西洋
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丁酉年二月（1837 年），八；1997，p.204.
艾约瑟,《罗马诗人略说》, 《六合丛谈》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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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词是敬神、遵命、服从。埃涅阿斯实际上非常接近我们传统的儒家的
英雄，很讲究孝顺，很讲究敬老，他对自己的老父亲算得上是尽心尽力。一
位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美国拉丁语教师，在1931 年撰写了一篇名为《维吉
尔对日本人的吸引力》的文章，发在《古典杂志》上。
在他看来，《埃涅阿
斯纪》中的pius 正可对应于日本文化中的“忠孝”美德，并认为维吉尔笔下
对友谊、自然、家庭、爱国、和平与职责的忠诚在日本都能找到相应之处。
比如，埃涅阿斯和他的同伴忠诚的（idus）Achates 会让日本人联想到源义经
和武藏坊弁庆的故事。然而，《埃涅阿斯纪》和传统美德的契合并不能保证
他在东方的广为接受和流传。
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在那个要打破儒家传统、“吃人”的礼教
的时代，其实《埃涅阿斯纪》里面的英雄观念并不是当时背景下所需要的一
种英雄观念。那么当时所需要、所宣扬和推广的英雄主义是什么样的英雄主
义呢？如果把20 世纪上半叶的报刊文章中的英雄列个清单的话，常见的有
斯巴达人、普罗米修斯、拜伦、苏格拉底等。希波战争中誓死捍卫温泉关的
斯巴达人在教科书、文学创作、议论文章中反复出现，那三百个勇士勇武尽
职，热爱祖国，牺牲自己，抵御强敌，正是当时所需要的英雄形象，被频繁
渲染。
梁启超曾作《斯巴达小志》，1903 年鲁迅以自树为笔名在《浙江潮》
上发表文言小说《斯巴达之魂》，
从清末到民国，在中国求独立、求自救的
背景下，在中国的知识阶层中，斯巴达的尚武、勇敢、爱国精神、对女子教
育的重视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希腊文学中的普罗米修斯反抗强权盗火，给人
间带来文明，有关普罗米修斯的希腊悲剧、现代诗歌等也被多次译介。
在中
国的神话、历史人物中，鲁迅则推崇精卫、夸父、刑天，以及以嵇康、阮籍
Ernest W. Clement, “Vergil’s Appeal to the Japanese,” ClassicalJournal 26 (1931), pp.421-430.
关于民国时期的教科书中的斯巴达，见毕苑，《建造常识: 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 福建教育出版
社，2010 年，第189—206 页。狄更生著，彭基相译，《希腊的国家观第九章 斯巴达》，《京报副刊》，1925 年
第256—285 期；郭殿章，《斯巴达的尚武精神》，《黄埔》，1939 年第2 卷第16 期；陈若佛，《大家应学斯巴
达人的精神》，《一条心》，1939 年第2 卷第3 期；王佛崖，《斯巴达精神论》，《国士》，1940 年第6—7 期，等等。 自树，《斯巴达之魂》，《浙江潮》，1903 年第5 期，第9 期。 关于这个形象的复杂性及在中国的流传，见潘桂英，《普罗米修斯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
248
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在二三十年代，无论是从西方引进的英雄还是这些本土
英雄，他们的共性都是反抗型的人物。他们不相信权威、不吹捧权威，正相
反，他们站在权威的对立面。埃涅阿斯恰恰不是这样的一类英雄，所以在选
英雄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被选上。那么为什么那些强调保留中国传统德行的派
别，比如学衡派，也没有挑中埃涅阿斯呢？在这里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在
清末民初的知识界中，无论是所谓保守派、自由派还是激进派，都存在扬希
腊抑罗马的倾向。在吴宓与陈寅恪的对话中，中国跟罗马很类似，却逊于希
腊：“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远逊泰西也。但中国古
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
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对实事之利
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
伟大的人在哪里？在希腊。而且
现代希腊跟中国的际遇又很接近，同为文明古国，希腊也曾被外敌征服，希
腊在当时的中国更能引起共鸣。
在英国诗人拜伦（1788—1824）所有的作品当中，就数那首《哀希腊》
在中文媒介里流传最广，版本众多。拜伦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推崇的一
位英雄，鲁迅和郑振铎都曾高度赞扬他。郑振铎在《小说月报》“拜伦百年
祭”纪念刊卷首写道：“我们爱天才的作家，尤其爱伟大的反抗者。所以我
们之赞颂拜伦，不仅仅赞颂他的超卓的天才而已。他的反抗的热情的行为，
其足以使我们感动，实较他的诗歌为尤甚。他实是一个近代极伟大的反抗
者！反抗压迫自由的恶魔，反抗一切虚伪的假道德的社会。诗人的不朽，都
在他们的作品，而拜伦则独破此例。”
不仅如此，拜伦还曾经参加过希腊独
立战争，积极支援希腊脱离土耳其的统治。而鲁迅就曾说过：“那时Byron
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
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
的，便容易惹起感应。”
《吴宓日记》，第2 册，1919 年12 月14 日，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100—101 页。 《小说月报》，1924 年第4 期。 鲁迅，《坟·杂忆》；也见于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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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的《哀希腊》本是长诗《唐璜》第三章第86 节中的一段，本来并
无专门的名字，《哀希腊》这个充满情绪的名字是中文译者加上的。
梁启超
（1902 年）、马君武（1905 年）、苏曼殊（1909 年）、刘半农、胡适（1914 年）、
闻一多等都曾译过此诗，虽是诗体、风格、用词各异，但对历史上文明成就
和英雄气概的赞美、对繁华尽销的哀叹、对自由的渴望、对民众的激励却是
共同的。
“此地是艺术旧垒，技术中潮。即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
没了。”“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
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梁启超在其小说《新中
国未来记》中的译文凝重、悲切，并借小说人物之口叹道：“句句都像是对
着现在中国人说一般”，借希腊讽中国之意溢于纸上。
从清末到民国，虽说抗争的对象有所改变，但救国图强的目标，叹民众
不觉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境未尝改变。我们和希腊之间的命运非
常的接近，而我们和罗马当时却并不常用来作比较，民国期间关于罗马的文
章并不鲜见，但许多聚焦在罗马的“殷鉴”之上。对希腊精神的推崇却是无
处不在，无论是学衡派对希腊精神中平和、肃穆、简朴、中庸的强调，还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对自由、探索、无畏精神的推崇，古希腊总是一
面被高高扬起的大旗。胡适在1926 年的一个著名演讲《我们对于西洋近代
文明的态度》
中批驳对中西文明的误解，认为那种把西洋文明贴上物质文
明的标签而标榜东方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做法完全荒谬。在他看来，东西文
化的根本不同在于：“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继续不断的寻求
真理。”他选摘了英国19 世纪大诗人邓内孙（Tennyson, 1809—1892, 现通译
“丁尼生”）名作《尤利西斯》（Ulysses）中激情澎湃的诗句来渲染西方文明
其他的译名如王独清，《吊希腊歌》，《学艺》，1922 年第1 期。 有关《哀希腊》的研究，书目众多，如：柳无忌,《苏曼殊与拜轮“哀希腊”诗——兼论各家中文译本》，
《佛山师专学报》，1985（1）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苏曼殊编译，《拜轮诗选》，东京三秀社，1909，胡翠娥,
《 拜伦《赞大海》等三诗译者辨析》,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6 期, 第132—136 页；周作人，
《裴伦诗》，《中华小说界》，1914 年2 月1 日第2 期，《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一卷，第301—302 页。ZhengHe,
A Revived Life in a Reviving Culture: the Chinese Reception ofByron in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in 1924, Master’s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Iowa, 2012.
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3 卷第17 号（1926 年）。
250
中“不知足”的精神，尤利西斯即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朋友们，
来罢！ / 去寻一个更新的世界是不会太晚的。/ 用掉的精力固然不回来了，
剩下的还不少呢。”……“——光阴与命运颓唐了几分壮志！ / 终止不住那
不老的雄心，/ 去努力，去探寻，去发现，/ 永不退让，不屈伏。”这正是当
时的时代所召唤的品质和精神，浓缩地表征在奥德修斯的身上。而恭顺、谨
慎的埃涅阿斯和奥德修斯恰恰相反，即便是去寻找意大利，也是遵从于神的
意旨，并非出自自由探寻的精神（non sua sponte）。
即便如此，对维吉尔的翻译和介绍并不是完全没有，这些主要集中在西
方文学通史中以及1930 年左右，后者是昙花一现的现象。为什么是1930 年
呢？那是维吉尔诞辰两千年，在世界范围内有大量的纪念活动：在欧洲，包
括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在北美和南美都有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
有期刊发维吉尔文章专辑，并有专著出版，所以大家现在去查维吉尔的书的
话可能会发现三十年代左右有非常多的出版物，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也不落
后，也有纪念活动。这个颇有空降性质的纪念活动，主要推动者之一是当
时颇受欢迎的杂志《小说月报》。这与主编郑振铎要参与世界文学的雄心有
关系。维吉尔当然不是《小说月报》唯一纪念的人，其他的包括但丁、济
慈、裴多菲、拜伦、小仲马、罗塞谛、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等，但
维吉尔却是唯一的希腊罗马诗人。傅东华和施蛰存可算是介绍的主力。傅东
华以《伊泥易德》为名翻译了《埃涅阿斯纪》的第一卷，《牧歌》第四（《牧
歌》第八发表于《现代文学》），并且还翻译约翰· 厄斯金（John Erskine）的
一篇文章。
厄斯金文章的原题为 “Vergil, the Modern Poet”，1930 年8 月
发表于美国历史悠久、销量可观的《哈珀斯月刊杂志》（Harper’s Monthly
Magazine）第161 期，傅东华的译文《维吉尔：富有近代精神的诗人》1930
年11 月便见于《小说月报》。这篇文章颇为独特，而且由于这篇文章影响了
傅东华对维吉尔的理解，值得仔细介绍。厄斯金并不是一个维吉尔专家，维
吉尔研究就算在当时也算是比较专门的一门学问，厄斯金甚至不是一个古
Theodore Ziolkowski, Virgil and the Moderns,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傅东华用了“欧斯根”这个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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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学家，他是英文系的，1909 至1937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在美国20
世纪的高等教育史上倒是有着一席之地。1920—1921 年他成功地在哥伦比
亚大学创建了“普通荣誉科目”（General Honors course)，是人文系列（the
Humanities sequence）的前身，与“当代文明”（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一
起成为哥伦比亚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两大支柱。厄斯金的想法也影响了
芝加哥大学的“名著”课程的发展。他的基本理念是“待《伊利亚特》、《奥
德修纪》以及其他名著如新近的出版物，亟待研究与讨论”，鼓励学生通过
译文来接触这些古典名著，并且在传统学术的框架之外来阅读和理解古典作
品。
也就是说，我们读荷马或维吉尔，不要把它们仅仅当作古人的东西来
读，而要关注跨越时空和文化的恒久命题。他自己的对维吉尔的解读也确
实遵循了这样的理念。在他看来，维吉尔作品里面的主角都很孤独，罗马
的伟大都是用牺牲与悲伤换来的，“不义”（injustice）伴随着所谓的“进步”
（progress）。联系到欧美的扩张与殖民，厄斯金问道：为什么所有的文明、
所有的进步都有这么多的代价？“为什么英国的伟大要给西班牙带来如此多
的痛苦？为什么白人来到我们这片土地意味着印第安人的毁灭？为什么美国
文明对于其他民族已然是个恶兆？”在厄斯金对《埃涅阿斯纪》的解读中，
所谓“命运”只能说是一种无奈，是对“文明之不可解答的悲剧”的回答。
他整篇文章都是悲观的解读，并质疑：当时所说的人类进步、文明这些都是
好的东西吗？未必。在厄斯金看来，维吉尔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揭示了这些
矛盾，他的现代性就在于他是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诗人。
厄斯金的这篇文章对傅东华的影响显而易见。傅东华在《第四牧歌》的
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因为这里面表现的是作者青年时的希望的梦。这样
的梦无论样式怎样不同，简直可说每个时代都有人做，直到现在也仍有人
做。然而梦终是梦，做梦的无论古今，终于不得不悲惨地梦醒，不得不遇着
幻灭为止，这大概是人类永久的命运罢？所以魏琪尔到年纪稍长的时候，虽
得身逢罗马的黄金时代，好像他青年的梦果真实现了，然而他年纪长了，见
John Erskine, My Life as a Teacher,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J.B. Lippincott, 1948, p.166.
252
解深刻了，也就从这似乎已经实现的梦里见出矛盾的悲哀了。这种杂着矛盾
的悲哀的赞美，就构成他晚年的巨制《伊泥易德》。”这段话里一个重复出
现的词是：“梦”。梦是虚幻的，会“幻灭”。“矛盾”、“悲哀”这两个关键
词也重复出现。在厄斯金的影响之下，傅东华对维吉尔的解读其实跟本文前
面所提到过的悲观解读十分相像，而那时候美国古典学界的悲观解读还未成
气候。那么，傅东华翻译出来的《埃涅阿斯纪》第一卷是否体现了这种解读
呢？傅东华是不懂拉丁文的，所以他不会是据原文翻译。于是又多了一层问
题：即他的“源文本”（source text）如何影响他对《埃涅阿斯纪》的理解和
导出？傅东华并没有列出他译文所据的英文底本。所以我查找底本费了一番
工夫，因为《埃涅阿斯纪》的英文版实在不少。突破口在于这部史诗中的关
键词。前面提到，在拉丁原文中，修饰埃涅阿斯最常见的形容词是pius，而
在傅东华的译文中，埃涅阿斯通常被称为“善良的”。那么据此去寻找对应
的英文本，发现他的底本应当是约翰· 康宁顿（John Conington, 1825—1869）
的散文译本。
康宁顿生前曾任牛津大学拉丁语教授，曾将《埃涅阿斯纪》译
为诗体和散文体，他的散文本和马凯尔（Mackail）1885 年的译本一起被有些
学者认为是最好的现代散文译本。
但是康宁顿对《埃涅阿斯纪》的解读和
厄斯金完全不同。在康宁顿看来，这部史诗的目的是为了彰显罗马的天定命
运，罗马通过征服，传播文明，在神的支持下用法治下的和平取代无序的统
治或者暴政。既然傅东华的底本以及他所倚重的厄斯金对《埃涅阿斯纪》的
主旨之理解有如此大的差距，那么傅东华是如何通过译文来表述自己对这部
史诗的理解的呢？
在第一卷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埃涅阿斯的母亲维纳斯装扮成一个林间狩
猎的女子，“偶遇”埃涅阿斯及其同伴，并和他们进行了一番对话，“顺便”
介绍了迦太基的情况。埃涅阿斯向维纳斯介绍他自己时称：Sum pius Aeneas
（I.378）。1984 年杨周翰的译本中译为“我是虔诚的埃涅阿斯”，和原文比较
The Aeneid of Virgil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Prose, by JohnConington,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Edgar S. Shumwa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7.
The Aeneid of Virgil,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Verse by E. FairfaxTaylor, p.xvii.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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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傅东华译成“我是埃涅阿斯，号为善良者”，转译自康宁顿的“I am
Aeneas, styled the good”。康宁顿的“good”指的是一种上佳品质，距离原文
中的pius 已有一段距离，而傅东华的“善良”，在语义上不但与“good”不
完全对应，去pius 更远。在傅东华选择用“善良”来翻译“good”的时候，
埃涅阿斯形象发生了全面转变。Pius 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很多的东西都是神
命令个人去做的，是命运操纵的，个人并没有权力做决定，个人的责任受制
于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但当一个人是“善良者”的时候，他却有道德责
任，有责任承担起做决定的义务。傅东华多半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的翻
译其实把埃涅阿斯的整体主题都改变了。这不仅仅是一个形容词的选择问
题，而是牵涉史诗中埃涅阿斯是什么样的英雄、怎样去看待个人与命运、怎
么去看待帝国等诸多问题。再比如第一卷的257—264 行，在这里康宁顿的译
文和原文已有偏差，傅东华的译文虽然大部分对应于康宁顿的译文，但又在
一些关键地方背离了康宁顿的译文。
《埃涅阿斯纪》（I. 257—264）拉丁文康宁顿的译文
moenia, sublimemque feres ad sidera caeli
magnanimum Aenean; neque me sententia
vertit.
Hic tibi (fabor enim, quando haec te cura
remordet,
longius et volvens fatorum arcana movebo)
bellum ingens geret Italia, populosque feroces
contundet, moresque viris et moenia ponet,
thine arms shall bear aloft to the
stars of heaven thy hero Aeneas; nor
has my purpose wrought a change in
me. Thy hero–for I will speak out, in
pity for the care that rankles yet, and
awaken the secrets of Fate’s book
from the distant pages where they
slumber–thy hero shall wage a mighty
war in Italy, crush its haughty tribes,
and set up for his warriors a polity
and a city
傅东华的译文杨周翰的译文
你的手臂将把你那英雄伊泥阿高高举到天中的
星里；我心中的宗旨也未尝有更变；你那英
雄——因为我可怜他那尚在酝酿的忧虑，故
愿说出，并唤醒那在运命书中僻处瞌睡的秘
密——你那英雄，他在意大利将从事于一场大
战，将扑灭（eradicate）那里的顽强 （tenacious,
hard-to-beat）的部落，将为他的战士建造一个
政府和一个城。
你将把心胸宏大的埃涅阿斯送往星光
灿烂的苍穹；我并未改变主意。既然
你对他所怀的忧虑折磨着你，我可以
告诉你，是的，我可以进一步透露命
运之书中的秘密，你可以相信：那
个埃涅阿斯将在意大利发动一场大战
争，击败一些好斗的民族，将为他的
人民制定法规，建立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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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是朱庇特（“我”）与维纳斯（“你”）的对话。康宁顿的译文里三
次把埃涅阿斯直指为hero（英雄），这是拉丁原文中所没有的，傅东华的译
文保留了这些原文中没有的“英雄”。康宁顿的译文里把populos ( 人民、人
群) 译成了“tribes”，也就是“部落”，也就是说把populos 降格了，把人民
降格成部落，这当然是有价值判断在里面。也就是说这些意大利的本地人是
比较原始一些的人。不但如此，在康宁顿的译文中，他们还很haughty（傲慢
的，自大的），拉丁文是feroces，大意是比较激烈的，比较好斗的。当康宁
顿选择用haughty 这个词来译fecoces 时，所传达的信息就是说这些人虽然比
较落后，但他们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去征服他们是有理由的。傅东华
的译文保留了“部落”，但并没有忠实地翻译haughty: 他笔下的部落是“顽强
的部落”，和拉丁文及康宁顿的英文都不一样。“顽强”寓意着抵制。所以我
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傅东华的意思是意大利人其实是抵制入侵的。在他
的译文里，埃涅阿斯会是一个很难处理的角色，背负着很多矛盾，他是一个
入侵者，但又是一个善良的人，负担着很多责任，这故事很难自圆其说。也
许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只翻译了第一卷的原因。
民国时期欧洲文学史的通史性著作无一不推崇维吉尔为罗马大诗人，并
盛赞他的爱国精神。但总免不了加几句强调他在文学上的次生性、人工性和
缺乏生气。典型论断如周作人：“Aeneas 为人虔敬厚重而武勇，具罗马诸美
德，足为民族代表，故Aeneis 一篇，称为罗马国民史诗。唯文人著作，异于
自然之诗歌，故与Homeros 复不能并论也。”
郑振铎《文学大纲》第九章
《希腊与罗马》是直译自约翰· 德林克沃特的《文学大纲》第七章
：“《阿尼
特》的动人处，在于它的对于古神古鬼及罗马古代的光荣之深挚的尊敬。至
于诗中的人物却没有荷马所创造的人物那样的感人，因为维琪尔缺乏使他人
物带有活泼的人格的才能。只有狄杜是他的最大的成功。在《阿尼特》的第
四卷里，她是诗歌中所写的最有生气最热血的妇人之一，而她的故事且是世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欧洲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87 页。1918 年10 月列为“北京
大学丛书之三”，原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John Drinkwater, 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New York,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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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第一篇浪漫的作品，且是这种作品中最伟大者之一。”
1931 年出版的施蛰存的《魏琪尔》可算是个例外。这本小册子是商务印
书馆“万有文库”中的一种，主要资料来源是前面所提到的塞勒（Sellar）的
《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诗人》，全书基本上是塞勒那本书的概述，另外还参考
了洛布拉英双语本、格罗威尔1904 年的《维吉尔研究》以及圣伯夫的《维吉
尔研究》（法语，1857 年初版）。
施蛰存同情维吉尔以及埃涅阿斯，也很同情
《埃涅阿斯纪》。在这一点上和傅东华相差不远，傅东华也很同情维吉尔，只
不过傅东华在解读上悲观的色彩更加浓厚，把维吉尔的声音理解成批判的声
音，但是这种做法其实也是“挽救”维吉尔的一种做法，如果把维吉尔说成
是帝国的鼓吹者，那在当时的中国则更加要遭到摒弃了。受了他的资料来源
的影响，施蛰存则更偏重维吉尔的人文主义，他的怜悯和思索，他“韵脚之
悦耳”、“想象之丰富”、“遣词之精丽”、“高贵的诗艺”、“情感之真挚”，“为
祖国的伟大立一个永久的纪念碑”。施蛰存强调维吉尔的原创性，反对把他
的诗作称为“摩拟的工作”。在结语处，施蛰存和塞勒、格罗威尔一样强调
维吉尔的普世性：“然而魏琪尔又岂仅仅为罗马最伟大之诗人乎？为了他的
学者的精神，人文主义的德行，净观的宗教的信仰，创造的和幻想的天才，
对于田园的眷怀，他遂成为古今来欧洲诗人中的诗人。直到如今，无论诗的
流派怎样多，浪漫主义也好，象征主义也好，一个诗人多少总受到他一些直
接的或间接的灵感之吹拂。”
维吉尔诞辰二千年虽然推动了对维吉尔的译介和多角度的认知，但这个
势头并没能持续。一直到了1957 年，才出版了杨宪益（1915—2009）先生的
《牧歌》全译本。这当然并不等于说在以前的年代里，维吉尔完全没有读者。
仍有诗人、学者通过现代外语接触维吉尔。比如唐湜（1920—2005）在《牧
郑振铎《文学大纲》第九章《希腊与罗马》，《小说月报》第15 卷第7 期，第23 页。 施蛰存在书后列出的参考书目只有书名和作者（名字有时只有姓），无出版社、出版年代：Virgil’s
Work’s ( 原文如此) translated by H. R. Fairclough (Loeb ClassicalLibrary); Studies in Virgil, by Glover （刘注：
London: Edward Arnold, 1904)；Etude sur Virgile, par Saint-Beuve;Roman Poets of the Augustan Age: Virgil, by W.
Y. Sellar. 另外，施蛰存在《小说月报》21.11 （1930 年）也发表了《魏琪尔之牧歌》、《魏琪尔之田功诗》两
篇文章。
施蛰存，《魏琪尔》，商务印书馆，1931 年，第63 页。
256
歌》译本的书评中就曾提到大约1945 年的时候，他为德莱亭（今通译“德
莱顿”）的译文（牛津本）所倾倒，“沉湎在这些单纯而清明的诗行里”。作
为诗人、诗评家，唐湜本人对《牧歌》的历史地位、文学成就有着深刻的了
解，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在地中海怀抱中的人民的淡泊宁静的生活酿造
了最初的蜜，而维吉尔，却拿它歌唱了一个辉煌的历史时代与当时的风习，
使它有了较丰满的社会、政治，乃至思想生活的内容。因此，牧歌的最初的
单纯里就包孕了新的丰富，抒唱里就有了更多地讽喻的意义……”。他对中
译本的评价时至今日仍然成立：“杨宪益先生直接从拉丁文原文译出了这个
小诗集，作为中国第一个维吉尔的译品，是一个有意义的贡献。虽然他还没
有把牧歌的清新活泼的风格充分传达出来，也可以说，还没有把诗人的精神
面貌完全再现出来，有些文字也还不那么柔和、自然，但他的翻译一般说是
忠实的，几乎是一行对一行译的。因此，我们应该对这个译品感到满足，对
译者表示谢意。”
唐湜所没有提到的是杨译所采用的诗体正是源自在德莱顿
手中臻于完美的英雄双行体，是维吉尔中文译作中难得的韵文尝试。如果说
维吉尔在西方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以诗名著称，西方译者在采用何种诗体翻译
维吉尔方面争论不休、理论纷繁，
但作为韵律大家的维吉尔在汉语世界仍有
待研究。
和唐湜一样，钱钟书也是从外文直接接触维吉尔（在钱文中常做“桓吉
尔”）的。他所倚重的是洛布版英拉对照本。钱先生对维吉尔之熟悉，实在
令人惊叹。他多次征引维吉尔拉丁文原句，并译为雅致的中文。如在讨论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种可见而不可求之“企慕”情境时，钱钟书引用
了“望对岸而伸手向往”（tendebantque manus ripae ulterioris amore）一句，
语出《埃涅阿斯纪》第六卷第314 行。“后世会心者以为善道可望难即、欲
求不遂之致。”再比如，在谈到写“如即如离、亦迎亦拒之状”笔法时，钱
唐湜，《维吉尔的“牧歌”》，《诗刊》，1957 年第5 期。 Susanna Morton Braund, “Mind theGap on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s of the Aeneid,” in J. Farrell andM. J.
Putnam, A Companion to Vergil’s Aeneid and Its Tradition,Wiley-Blackwell, 2010, pp.449-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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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书引维吉尔《牧歌》第三首第64—65 行，
并评道：“古罗马诗人《牧歌》
亦写女郎风情作张致，见男子，急入柳林中自匿，然回身前必欲邀男一盼
（Malo me Galatea·petit，lasciva puella，／ et fugit ad salices，et secupit ante
videri) ；谈者以此篇拟希腊旧什而作，遂谓译诗可以取则，足矫逐字蛮狠对
翻之病（violentius transferantur）。夫希腊原作只道女以苹果掷男，兹敷语直
是夺胎换骨，智过其师，未宜仅以逐译目之。所写情境，则正宋赋、刘诗、
王曲之比也。”这样的例子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中比比皆是，维吉尔
和一众东西洋作家一起成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佐证。
像钱钟书这样博闻强识的语言、文学大家毕竟是凤毛麟角，而且在他的
著作中，维吉尔的引语散落各处，难窥维吉尔全貌。国内普通读者到了1984
年才能通过母语接触全本的《埃涅阿斯纪》，距今不过30 年。杨周翰曾受教
于北京大学和牛津大学，当时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他对维吉尔的阐释多
依赖于50 年代以前英国和美国的资料，但底本用了威廉姆斯的《维吉尔的
〈埃涅阿斯纪〉》以及洛布双语本。
威廉姆斯受上述所提到过的“两种声音
论”影响较深，虽然杨周翰的注释中并没有提到当时在欧美已成一派的“哈
佛学派”的著作，但他的解读比较接近这一派的路线。他不认为这部史诗是
波普所说的“政治吹嘘”（political puff），在译本的长篇前言以及他1987 年
在斯坦福大学的讲演中，
都强调在维吉尔的整部史诗里面弥漫着一种疑虑不
安、忧郁与悲天悯人的情调。杨周翰看到维吉尔的同情与矛盾，在他看来，
“整个史诗的肌质都是由悲痛构成的”，其中的分离主题与杜甫的离别诗极为
相似。“诗中表现出来的或隐含的哀惋都表明两位诗人共有的深刻的恻隐之
心。”
杨周翰强调史诗的使命感，将关键词pius 应上下文译为“克尽厥职”
（I. 220），“责任心重”（I. 305，418），“虔诚的”（I. 378; X. 783），等等。杨周
《管锥编· 全上古三代文卷一〇》。原注为Virgil，Eclogues，III. 64-5，Loeb, 1, 22.
R. D. Williams, The Aeneid of Virgil, St. Martius Press, MacMillanEducation Ltd., Vol. I. 1979; Vol II, 1980 以及
The Aeneid, translated by H. R. Fairclough, Loeb Classical Library,1978.
这篇演讲的中文版见：杨周翰，《维吉尔与中国诗歌的传统》，《北京大学学报》，1988 年第5 期，第
106—110 页。 同上，第108、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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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认为埃涅阿斯对诸神、国家和家庭的使命感能够唤起中国读者的同情和欣
赏，但最后当他化身阿喀琉斯式的人物杀戮时，却破坏了“和谐和平衡感”，
然而维吉尔对被杀的意大利本地英雄图尔努斯的同情心弥补了这一点。
从80 年代以后，埃涅阿斯的民族英雄形象，是被所有的翻译者、研究
者相当重视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埃涅阿斯他不是一个个人，他肩负的是一个
民族的使命，他是一个组织者，一个领袖，他领导的是一个新的民族，这个
其实也和我们80 年代以后对自己国家、民族、文明的反思有着相当大的关
联。1999 年，《埃涅阿斯纪》被译林出版社收入“世界英雄史诗译丛”。这个
系列的出版说明明确定义：“史诗中的英雄是民族的理想化的英雄，……他
们是一个民族在草创、开拓、发展进程中各种斗争的胜利者的总称。”史诗
被认为是民族文化代码和精神气质的展现，沉淀了民族意识和情绪，《埃涅
阿斯纪》的价值在这种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再思考与再认识”情境下
得到了新的发现。
中文学术界在维吉尔研究方面的突进是近十年甚至可以说是近五年的事
情，也正是因为年代太近，尚不能估量其影响。突进的表现主要如下：首
先，第二个中文全译本的出现。
虽然这个版本还不能挑战杨版的地位，更
不能取而代之，但名著有多个版本是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多个版本的存在
也可促进发现问题并激励讨论。其次，对维吉尔的文本研究、对过去一个世
纪西方学术讨论的梳理和翻译的力度远超过国内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段。北京
大学高峰枫和中山大学王承教的学术文章以及后者的翻译工作尤其值得一
提。如果说长期以来国内对维吉尔的介绍和阐释在欧洲文学、罗马文学的语
境下，稔熟西方古典学学术体系的高峰枫则更多地把维吉尔置于罗马历史与
宗教背景、基督教与异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下来考量。
王承教在博士和博
士后阶段皆专攻维吉尔，着重《埃涅阿斯纪》第六卷，把维吉尔作为政治哲
曹鸿昭，《伊尼亚斯逃亡记》，台北联经出版社，1990 年；《埃涅阿斯纪》，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年。 高峰枫，《奥古斯丁与维吉尔》，《外国文学评论》，2003 年第3 期；《维吉尔史诗中的罗马主神》，《外国
文学评论》，2008 年第4 期;《保罗和维吉尔：不可能的比较》，《上海书评》，2010 年11 月21 日；《狄多女王
与克里奥帕特拉》，《国外文学》，2012 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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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理解他史诗的意旨。
王承教还参与了大量与维吉尔相关的翻译工作，包
括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Classici et Commentarii）辑刊系列中《古典诗
文绎读· 西学卷· 古代编（上下册）》（2008 年），及《维吉尔注疏集》，后者
目前包括王承教、黄芙蓉等编译的译文集《〈埃涅阿斯纪〉章义》（2009 年），
收入15 篇欧美维吉尔研究中名家名篇的译文，
以及王承教、朱战炜译，阿
德勒著《维吉尔的帝国——〈埃涅阿斯纪〉中的政治思想》。
译介是积累的
重要步骤，我们应当感谢译者的奉献。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译作大部分不
适合初学者，对于在罗马文学、罗马历史以及维吉尔学习上还处于摸索阶段
的大部分国内学生而言，这些译作可能会有“在水一方”之感。消化和讨论
原典及翻译过来的学术作品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许多有趣而复杂的问题在
等着我们，就拿阿德勒的这本书来说，可以讨论的问题包括：狄多是不是像
阿德勒所论证的那样，在埃涅阿斯到来之前心中无神？她为朱诺修的大庙、
她对朱诺所作的祈求真的完全没有宗教色彩么？ Iopas 的歌真的就能完全定
性为伊壁鸠鲁主义的歌吗？为什么在全书的论证中，《埃涅阿斯纪》第五卷
只被引用了三次，第九卷只有一次，而第10—11 卷完全没有被引用？
阿德
勒的结论是否适用于《埃涅阿斯纪》整体呢？等等等等。事实上，让西方古
王承教：《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的解释传统》，《求是学刊》，2010 年第2 期；《“睡梦之门”的文本传
统与现当代解释传统》，《外国文学评论》，2013 年第2 期，等等。 《章义》一书并未给出文章的出处和原题，经查找，所译书目如下（期刊使用通用缩写）：E. L. Harrison,
“Aeneas at Carthage: The Opening Scenes of the Aeneid,” in The TwoWorlds of the Poet. New Perspectives on
Vergil, ed. by R. M. Wilhelm, H. Jones, Detroit, 1992, pp.109–128;Bernard M. W. Knox,“The Serpent and the
Flame: The Imagery of the Second Book of the Aeneid,” AJPh 71.4(1950), pp.379-400; Robert B. Lloyd,“Aeneid III
and the Aeneas Legend,” AJPh 78 (1957), pp.133-151; Herbert H.Yeames,“The Tragedy of Dido,” Part I, CJ 8. 4
(1913), pp.139-150; Part II, CJ 8. 5 (1913), pp.193-202; G. K.Galinsky, “Aeneid V and the. Aeneid,” AJPh 89 (1968),
pp.157-185; John Warden, “Ripae ulterioris amore: Structure andDesire in ‘Aeneid’ 6,” CJ 95. 4 (2000), pp.349-361;
James Zetzel, “Romane Memento: Justice and Judgment in Aeneid 6,”TAPA 119 (1989), pp.263-284; Michael C. J.
Putnam, “Aeneid VII and the Aeneid, ” AJPh 91. 4 (1970),pp.408-430; J. R. Bacon, “Aeneas in Wonderland,” CR53
(l939), pp.97-l04; Barbara Pavlock, “Epic and Tragedy in Vergil’sNisus and Euryalus Episode,” TAPA 115 (1985),
pp.207-224; Herbert W. Benario,“The Tenth Book of the Aeneid,” TAPA98 (1967), pp.23-36; Thomas G. Rosenmeyer,
“Virgil and Heroism:‘Aeneid’ XI,” CJ 55.4 (1960), pp.159-164;Nicolas P. Gross, “Mantles Woven with Gold: Pallas’
Shroud and the End of the ‘Aeneid’,” CJ 99. 2 (Dec., 2003 - Jan.,2004), pp.135-156; Robert Coleman, “The Gods in
the ‘Aeneid’,” G&R 29. 2 (1982), pp.143-168; GeorgeDuckworth,“Mathematical Symmetry in Vergil’s Aeneid,” TAPA
91 (1960), pp.184-220.
Eve Adler, Vergil’s Empire: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Aeneid,Lanham: Rowman & Littleield, 2003.
D. E. Hill, Subject Reviews, Greece & Rome 50.1 (2004),p.114.
260
典学界同仁不解的是，为什么在浩瀚的维吉尔研究书目中，阿德勒这部在古
典学界接受程度不算太高的专著被率先译成中文。
我们在选取译介材料时所
使用的标准应当是什么呢？是仔细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结语
两千多年来，维吉尔在西方有着强大的生命力。通过课堂、风格各异的
译文、处处散见的引文、学者的深入研究等诸多媒介，两千多年来维吉尔经
历了不间断的传承、反思与讨论。哪怕近年来，维吉尔的影响式微，但已深
深根植在西方文化的骨髓中。维吉尔在西方的解读也并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
过程，而是相当复杂，因时因地因人而大有不同：有人看到对帝王世系的赞
美，有人却读出了对罗马始皇帝的暗讽；有人看到帝国的荣光、千秋功业，
有人却看到无法弥补的悲哀与牺牲；有人视埃涅阿斯为大英雄，有人却看到
一个阴险狠毒的小人；有人视维吉尔为大智慧者，有人却鄙之为阿谀之徒。
然而，对维吉尔抑也好、贬也好，悲观解读也好、乐观解读也罢，在欧美的
各个时代，在小到个人，大到战争、国家、民族与文明的运命的讨论中，维
吉尔都是“在场”的。每个时代，维吉尔都被重新翻出来，赋予新的解读，
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在西方文化命脉中的角色得以反复强化，承
载着西方人对自己文化的回眸与审视。维吉尔“西方之父”、“全欧洲的经
典”的地位，正是在这个反复思索的过程中得到确认。但在长期的西学东渐
过程中，维吉尔却是隐隐缺席。在20 世纪80 年代之前，中文世界对维吉尔
的了解都只能称为零零碎碎，甚至不乏误译。我们在选择西方文本的时候，
其实并不总是在选西方人自认为的经典，我们也在忽视甚至排斥他们的一些
经典。就是说我们在构建西方的时候，我们未必把很多西方内化已久的东西
芝加哥大学古典系Shadi Bartsch 在2012 年4 月28 日“西方古典学在中国”会议（北京，芝加哥大学中
心）上以及在2014 年南卡罗来纳大学比较文学会议上的发言。Bartsch 引用了盖尔的书评：Monica Gale,“Dido
the Epicurean？” Review of Adler 2003, Classical Review 54. 2(2004), pp.376-378。王承教的书评中提到了盖尔的
书评，但没有正面回应盖尔的问题，见《古罗马思想史上的刀光剑影——读阿德勒〈维吉尔的帝国〉》，《古
典研究》，2010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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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是一场重头戏。近年来，虽然在文学通史（比如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
学史》）中对维吉尔的介绍越来越丰满，译介更加强化，但是维吉尔在中国
只是极少数人的知识这种状况，直到目前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我们的积
累，和维吉尔在西方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仍不相称。我们说过无数次“知
己知彼”，本文仅以维吉尔为例，说明我们的“知彼”之路仍是任重道远。
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讨论！
提问：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您做的是维吉尔的接受史，现在接受史应
该是比较新颖的，您梳理了西方从古罗马时期一直到近代，后来又到中国的
维吉尔的传播情况，这个工程应该是很浩大的。我希望您能够给我一些在资
料收集方面的建议。
刘老师：接受史其实是一个很杂的领域，现在也是分散在古典系、比较
文学系、英文系及其他外语系里。西方的梳理其实已经很成熟了，我梳理维
吉尔在西方，资料上是不费劲的，甚至可以说资料太多了，甚至是梳理性的
资料集都不少。如果你要入手的话，你可以用Classical Tradition，就是那
位《脚注趣史》的作者编辑的那一套东西，那本书里面有很多的词条，每一
个词条他都给你从接受史的角度梳理了一遍。比如说李维，他古代是什么样
子，中世纪是什么样子，然后文艺复兴什么样子，现在什么样子，他都给你
梳理了一遍。那个虽然比较粗一点，但是基本的框架就有了，所以要做接受
史的话，那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入手工具，相当于百科全书的一个参考书，它
里面也提供了书目。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难的是梳理中国这边的。做维吉尔，
在西方，东西太多了，很容易找，从古到今西方学者都给梳理了好几遍了，
不是一遍两遍，反反复复地都已经讲了无数遍了，就我们刚才的书目都是很
粗糙的一个书目。比如说1500 年以前的维吉尔，有一本专著，里面把史料
都给你了，你只要慢慢看就行了。所以梳理西方的话是很简单的，我也不能
说是简单吧，但至少东西都在那儿。梳理中国的就是东西不在那儿，你得自
己去找。但好就好在我们现在数据库非常多，我们国内有些学者，包括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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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师、陈德正老师，都做过一些目录性质的工作，但是你还得去读那些资
料，那些资料现在有的好找，有的不好找，但是很多都已经电子化了，比如
说清末的杂志，民国期间的杂志，很多都已经可以搜索得到了。有些东西我
是到台湾去看的，比如说教科书到台湾看有很多，它很多都电子化了，你可
以查。不是所有的资料都可以在数据库里找到，有的资料你就得去跑一跑，
比如哈佛就有很多东西。这件事情比较花时间，比看维吉尔在西方的历程花
的时间要多得多。
提问：中国会不会出现像维吉尔写的《埃涅阿斯纪》这样的中国史
诗呢？
刘津瑜：这个事情大家已经讨论很久了，就是说中国有没有史诗传统，
这个20 年代讨论很多，就是说我们没有史诗。现在是说我们有史诗，为什
么呢？把少数民族都算进来了，但是汉族的，鲁迅早在《中国小说史略》里
就说过了，我们没有神话，没有史诗，为什么？他把原因归为两条：一是先
民重实际而黜玄想，未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是孔孟不讲，“子不语怪力乱
神”。所以这个传统很早就被打断了。但是在希腊罗马，它一直都在那儿，
而且还得用它。所以，它有一个成体系的神话系统和史诗传统，史诗和神话
其实连得很紧密的。长度是亚里士多德史诗定义中的重要因素，我们最长的
诗歌是《孔雀东南飞》吧？但相比而言还是很短。史诗的话我们看《埃涅阿
斯纪》多少行？十二卷，近万行。《孔雀东南飞》算是很长了，一百多行吧，
你背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但是这个《埃涅阿斯纪》在罗马史课上孩子们是
背的，奥古斯丁讲过一个故事，他问一个人，他说，十二卷里面每一卷的最
后一句话是什么？那个人“噌”就给他背出来了，然后又问这几句话前面几
句话是什么？又“噌”给背出来了，然后又说，某一卷里的某一句是什么，
又给他背出来了。那可能是个特例，所以他写进去了。但是这也说明这个万
行诗是可以背的，因为每一卷大概是八九百行吧，你想想看十二卷的话那
是相当多行，那《荷马》的话《奥德修纪》是二十四卷，《伊利亚特》也是
二十四卷，都很长。如果说史诗是长诗的话，我们历史上好像是没有的，除
了少数民族的，汉语未来能不能有我不知道啊。穆启乐老师在北大开过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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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评论 02 / 专题论坛
会议，是《诗经》和《荷马》的比较，因为我有事没有去，不清楚最后讲了
什么，但是有这种意向就是把《诗经》和《荷马》配起来。
提问：谢谢刘老师精彩的演讲。您对于维吉尔在中国的接受目前在时间
点上是停止于80 年代，就是没有涉及今天，或者说离我们更近的年代。我
想抓住最后的机会请您说一下，因为对中国目前的读者来说，对于未来的
年轻人，阅读文学是要跨越语言上的障碍，相对西方人来说要面临更大的困
难，所以他们可能不太愿意去阅读这么难读的内容。如果您是作为一个老师
面对今天在课堂上所有的年轻人，他们是即将有可能去阅读维吉尔的年轻
人，您应该怎样去劝说他们应该去阅读维吉尔，理由是什么？未来做一个中
国人的话，为什么要阅读、应该要阅读维吉尔呢？
刘津瑜：为什么要读维吉尔？你想了解西方对自己的文化是怎么样来定
义的吗？ 1931 年到1950 年，欧洲人都说了，维吉尔是我们的父亲，你要知
道欧洲，你要回到他的父亲那里去。这样可以吗？
主持人：西方文明的源头实际上是两希文明，如果你要了解西方文化，
那你必须要走到它的源头。那么我们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是需要对话
的吧？对话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他们，他们要了解我们，所以你要了解他们就
要去了解他们的根。维吉尔和荷马对于了解西方，是西方的源头。如果觉得
不需要，那也可以不了解。
刘津瑜：还有一个要讲的就是，维吉尔其实是一个很好读的作品。我们
经常想到史诗啊，名著啊，觉得那个东西太费劲了。维吉尔的不是啊，它里
面有很多很漂亮的小故事，比如说狄多和埃涅阿斯的爱情故事，比如说里面
穿拔的友情，就是两个同伴一起去森林里面去打探，一个人丢了，另一个人
去找，这种故事非常的多。再有比如王后要把拉维尼娅许配给本地的王子，
然后埃涅阿斯来了，她父亲就说，这个人好像是我的女婿嘛。这种小故事非
常的多，你很容易跟它产生共鸣，不是很干涩很晦涩的故事，很好读，很有
趣，所以大家可以像奥古斯丁那样，晚上睡觉前花半个小时看一章，很快就
过去的。所以讲经典为什么能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跟你很容易产生共鸣，
有很多情绪在里面，有很多好听的故事，很多我们后来从别的途径知道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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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其实就来源于这些经典。我们还不如直接回去看看它，对吧？谢谢！
主持人：时间关系，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刘津瑜教授的精彩讲
演，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