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则是张廷玉信奉一生的圭臬，这句话出自于黄山谷所言的“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张廷玉做得言行一致而且贯彻始终的，其原因在何处？在于别人只是“口默”，而他则做到了“心默”。
何谓“心默”？人要闭嘴其实不难，但越是闭嘴则越会在心里腹诽一番或是在脑子里天人交战一场，与其如此憋着，还不如开口说话的好。心里清楚，脑子里明白，但不争宠，不争先，不多言，不冒担风险，归根结底——“少欲，不争”也。这不是中庸，这是黄老。
老子云，“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个“中”不是中庸，还含有了“无数”的意思。这句话讲的其实就是一个虚静的境界，即使心中映出万般颜色风景，在心里也要保持沉静的状态，而不去追逐外在的虚无，这才是张廷玉对此的领悟吧。
一
乾隆十三年，入仕已四十七年的老臣张廷玉在漫长仕途上第一次遭遇到了处分。
十三年九月，“皇家出版社”文颖馆修成了皇帝的《御制诗集》，进呈御览。皇帝翻阅一过，发现了几处错别字，勃然大怒，遂命将大学士、文颖馆总裁官张廷玉等三人“交部议处”。这是张廷玉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议处”，虽然处分不重，已足使他惊心。
这一年冬至那一天，翰林院按惯例，为去世不久的孝贤皇后写祭文，文中用了“泉台”二字。尚未从丧妻之痛中解脱出来的皇帝又吹毛求疵，认为这两字不够“尊贵”，用于常人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以大学士张廷玉为首的管理翰林院官员以“全不留心检点，草率塞责，殊失敬理之义”的罪名，罚俸一年。此诏一下，张廷玉更是心胆欲碎。
二
张廷玉本来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的大臣之一。
虽然高处不胜寒，但张廷玉却有本事在高层政治这一高危区域如履平地，步步高升，成为清代文臣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他出身书香门第，二十九岁高中进士，并被点为翰林。三十三岁那年，他获得了一次与康熙交谈的机会，给皇帝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认为他持重得体，成为皇帝贴身低等小秘书。由于服务出色，四十五岁时升为副部级的礼部侍郎。
康熙去世，雍正登基，见他“气度端凝，应对明晰”，迅速升他为礼部尚书，参与机密。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难伺候的皇帝，对科举出身的汉族大臣尤其缺乏好感，对他却一见如故，欣赏至极。不论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凡有谕旨均由他缮写。雍正与他君臣相得十三年，君臣感情至好，甚至一天也不能相离。雍正五年五月，张廷玉生了一段时间病，病好后进宫，雍正说：“我前两天对近侍们说，我连日臂痛，你们知道吗？他们惊问其故。我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这不就是我臂痛吗？”此事传开，成为一时佳话。
雍正末年，张廷玉回家省亲，皇帝写信给他说：“朕即位十一年来，朝廷之上近亲大臣中，只和你一天也没有分离过。我和你义固君臣，情同密友。如今相隔月余，未免每每思念。”（以上皆见《张廷玉年谱》）深情义重之态，形于辞色。雍正累次升迁他为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两部，权倾朝野。为了表达对张廷玉的欣赏，雍正特别立下遗嘱，要以最信任的两位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身后配享太庙，也就是死后与他一起到阴间做伴。这是一项极高的政治荣誉，整个清朝二百余年，他是唯一享受到这个待遇的汉人。
乾隆即位后，对这位三朝老臣更是优礼备至，继续奉为汉臣之首。一派儒雅的乾隆，一举一动，无不效法唐太宗等历代圣主明王。他对前代老臣尊敬有加，称呼鄂尔泰、张廷玉二人“先生”、“卿”而不名。平时和张廷玉说话，从来都是和颜悦色，张廷玉上朝时，皇帝从来不忘提醒身边太监上前搀扶，生怕老人家有什么闪失。乾隆二年，皇帝特封张廷玉为三等伯爵，开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恩遇可谓至渥。在此之后，屡有加太保、加纪录等奖励。乾隆初政，每事均向他请教，出京时则留他与鄂尔泰二人在京处理日常政务，责任至重。为了表示信任，皇帝多次赐诗给他。汉大臣中，张廷玉地位、恩遇在有清一代，堪称空前。
三
在传统政治中，做皇帝近臣，特别是位高权重的近臣，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由于专制制度的自私本性，君权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防范心理。这就决定了君臣关系，尤其是君相关系的脆弱性和暂时性。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确实，生活在专制政治的高层，处处都是陷阱，步步都是危机。一个人想始终得到君主的信任，真是难上加难。
如果你有心检索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文臣武将，大多数下场不佳。特别是曾经居大位、享大名者，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完满收场的。比干被掏心而死，李斯易主则亡，韩信功成被灭，周亚夫绝食以终，岳飞血洒风波亭，于谦上了断头台，袁崇焕则惨遭凌迟。以魏征之忠直，生前也被李世民怀疑有结党之嫌，死后更居然被唐太宗“亲仆其碑”。以寇准之功绩，一生的结局却是罢相遭贬，死在谪戍的路上。虽然许多君主为了让臣下放心，向他们颁赐铁券（所谓“铁契丹书”），但最终还是没有几个人逃得过猛虎之口。即以清代而论，清代中前期出现过七位权倾朝野的权臣，其中除了明珠属于善终外，都死于非命：鳌拜、年羹尧、和珅都被勒令自尽，索额图于拘禁地饿死，隆科多死于监狱，肃顺则被斩首。这就说明，君主与权臣之间这种潜在的紧张是专制制度的本质使然，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事实上，清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中，立有巨大功勋而得到善终的，只有郭子仪一人。后来的名臣曾国藩对此体认极深。他说：“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立不世之勋而终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阳一人而已。”
而截止到乾隆十三年前，张廷玉在政治最高层一直稳如泰山，四十多年从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不能不说，这个人身上确有过人之处。
首先，张廷玉有过人的才华。张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入值南书房，为皇帝起草文件起，就充分表现了出色的秘书天才。雍正即位之初，屡有诏命，皇帝“口授大意，（张廷玉）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皆称旨”。每次雍正口述后不过片刻，张廷玉即可拟就，每日十数次从未出过差错，其文思之敏捷实非常人所及。
张廷玉办事非常勤勉，为皇帝服务不惜心力。史称他晚上退朝后还要点双烛治事，即使已经就寝，还经常在枕上思索所拟之文，或觉不妥，立即披衣起身改正。他心思缜密，记忆力极强，能将各部院大臣和全国疆吏的出身、经历以及各司员府县甚至胥吏的姓名、籍贯丝毫不差地说出来，就像一个活档案库。对其办事能力，雍正帝曾这样称赞：“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澄怀园语》卷一）
当然，这只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则与才华无关。
张廷玉是康熙时期的大学士张英的儿子，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优越之处。张英是清代著名大臣，因为“慎密恪勤”，深得康熙欣赏，被提拔为一朝“宰辅”，在政治高层安享尊荣数十年。为了让张廷玉继续光大家门，张英言传身教，传授给他做官的秘传心法，所以刚刚进入仕途的他就以成熟老练的风姿展现在朝廷之上，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殊注意。
在父亲的启示下，张廷玉年纪轻轻，却已深通“为臣之道”与“保身之术”。
熟读经史而又得到父亲独门密传的张廷玉早就认识到，为臣之道不外两个重点：一方面要能从君主那里成功地猎取功名富贵，另一方面又要不为皇帝这只猛虎所伤。
这就好比火中取栗，实在是一个高难度动作。
张廷玉深知，皇帝最防备的，是大臣的私心。在明主面前，只有以退为进，以无求为求，以无私来营私，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他为官数十年，处处事事都从皇帝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和判断，从不露骨主动地为自己谋取私利。朝廷上下公认他为人淡泊宁静，气质和平。乾隆皇帝夸奖他“风度如九龄”。他平日生活无声色之嗜，办事出于公心，从来没有贪渎指控。他做主考官时，有人欲通关节，以微词试探，他赋诗以辞道：“帘前月色明如昼，休作人间幕夜看。”
当然，越是这样，皇帝越不会让他吃亏。因为他清廉，雍正皇帝先后多次对他进行赏赐，赐银动辄上万两，还给了一所当铺，让他补贴生活。因为他从不主动为自己亲人谋取私利，所以皇帝对于他的子弟亲戚的仕进也多有照顾。但皇帝越施恩，他就越谦退，皇帝每有奖赏，他必尽力逊让。雍正十一年（1733年），其长子张若霭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张廷玉闻知“惊惧失措”，立刻面见皇帝，“免冠叩首”，以自己家世受皇恩，科举很盛，请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张廷玉说：“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鼎甲，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雍正大为感动，经他恳请，特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并把此事前后情由在谕旨中加以公布，表扬张氏的公忠体国。
四
除了以上这些原因，张廷玉身上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柔”与“顺”。
张廷玉对历代大臣得祸之由深有研究。他认为，做高级大臣最忌讳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性格过于刚直，比如比干和海瑞。他们不讲方式方法地与天子作对，下场当然悲惨。
二是做事过于讲原则，比如岳飞。只从国家民族角度去考虑问题，却不顾及帝王个人心理隐私，以社会正义去挑战帝王的一己之私，终至不死不可。
三是权力过大，不知谨慎。历史上倒楣的权臣多是由此。一旦位高权重，臣权与皇权必然会经常发生碰撞。皇帝与大臣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性格、气质、思维方式及个人偏好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丞相们大权在手，不免气焰日盛，言谈举止不再检点。与皇帝意见相左之事既多，不免日久生怨，积隙成仇。
第四点则比较有清朝特色，那就是由于大臣们因为“好名”而获罪。专制主义的历史发展到清代，连儒学的人格追求，也成了专制极度扩张的妨碍。原因很简单，儒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
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在统治术上大有创新。他们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过于在乎自身的名誉，也会妨碍他们全心全意地，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妨碍他们成为绕指柔的奴才。为了彻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雍正乾隆朝，都有大臣因为“好名”而被皇帝严厉打击。比如雍正朝的杨名时，是一个有操守的政治家，在很多问题，比如打击科甲朋党问题上与皇帝意见不同。他做了很多减轻农民负担的好事，却忘了推功于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恶感，说他“性喜沽名钓誉”，“欲以君父成己之名”，被寻故抓入大牢。
张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以上错误。他的政治信条是绝不要因为政治思路的差异而与君主产生冲突。因此他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书；不做思想者，只做执行人。他是那种有才干，有风度，没思想，没坚守的奴才典型。在明主身边，他是一个襄赞有功的能臣；在暴君身边，他也会是一个避祸有术的“态臣”。
张廷玉一生最突出的特点是周密小心，不图虚名。张廷玉有一句名言，叫“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他一生为人，谨慎小心，缄默持重。这一特点直接遗传自父亲张英。《清史稿》称“英性和易，不务表襮，有所荐举，终不使其人知。所居无赫赫名”。专制政治是充满风险的绞肉机，一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命。在雍正这样一只“喜怒不定”的猛虎身边，张廷玉恰如一个走钢丝的演员，全神贯注，始终紧张，没有一分钟松懈过。每天退回到家里，他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细细梳理一遍，看看有没有说错的话，做错的事，以为功课。他从不留片稿于私室，也不让家人子弟得知。他很少交结外官，在朝中为官多年“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雍正对他极为信任，人事决策多向他咨询，他却从来不会透漏任何一丝风声。他以皇帝之心为心，以皇帝之意为意，凡事默默去做，不事张扬。许多人经他推荐而受重用，却终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
他襄赞雍正十三年，几乎雍正朝的每一项重要决策他都参与过。但是《清史稿》的列传提及他的功绩却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建议对守节十五年妇女加以表彰之类。对此，他的学生汪由敦有这样的解释，他说张廷玉主掌枢府二十四年，“凡军国大政，他都承旨商度，经常与皇帝造膝密谈。至于他所筹画者，我们却举不出一件事可以归到他名下，他为国操劳一生，却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记载”。他又说：“雍正以来数十年间，吏治肃清，人民安乐……张氏从容坐而论道，享极盛之世……那么张氏的慎密周详，略可想见也。”（《张廷玉墓志铭》）那意思就是说，雍正以来的治绩，多赖张廷玉的襄助。皇帝的军功章里，没有张廷玉的一半，也有张廷玉的一块，只不过张氏自己不提而已，这正可见张氏的慎密周详。
从康熙开始，三代皇帝都对他这点极为赞赏。乾隆描写他这一特点时说：“不茹还不吐，既哲亦既明”。只有这样的人，皇帝用起来才放心。
五
虽然把臣术练得如此炉火纯青，进入乾隆时代，张廷玉还是感到了一丝丝凉意。他的第一感觉是，这个年轻皇帝太精明了，比他的父亲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确实，刚刚登上皇位的乾隆处处效法皇祖的“宽仁”，对他和鄂尔泰两个人十分敬重，礼貌周全得无可挑剔。对其他大臣，乾隆也尽力实践“君使臣以礼”之原则。但是大臣们还是很快感觉到了皇帝满面笑容背后那过人的精明。宽仁并不等于含混。在彬彬有礼地对待臣下的同时，他认真观察着官员们的每一个表现，细心谛听着官僚机器的每一丝异常响动，一旦发现问题，他绝不放过。
乾隆四年，工部奏报，为修理太庙里面的“庆成灯”，申请领银三百两，并二百串钱。区区几百两银子，对于费用浩繁的皇家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并且，这件小事夹杂在工部上报的几十件大事当中，谁也想不到会被皇帝注意。孰料乾隆精力过人，虽然每天要阅读上万字的奏折，从头到尾却不会忽略一字。看到这个数字，皇帝感觉这笔钱用于“粘补”灯具，似乎稍多了些，其中似有弊端，遂朱批询问：此灯不过是小小粘补修理，怎至于用银如此之多？
工部勾结内务府，在皇家工程中滥支滥报，已经成了惯例，多支个百十两银子，工部自己都没有当回事。工部官员不知年轻皇帝的厉害，只含糊其词地回奏说这是预支银，将来按实用金额再行报销，余下的银两自会交回。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皇帝日理万机，此刻支吾过去，第二天皇帝就会忘了。岂料乾隆登基以来，日夜提防的就是臣下的欺骗，他说：“万几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将百出。”更何况工部欺骗得如此明目张胆。他下旨说，凡有工程，都是先估后领，并不交还，查遍工部档案，历来也没有交还余钱的记录。“该堂官等竟以朕为不谙事务，任意饰词朦混，甚属乖谬。”
一番话说得工部官员哑口无言，就为太庙一灯几百两银子的小事，乾隆小题大做，杀一儆百，整个工部衙门全堂都被降罪。尚书来保、赵殿最，侍郎阿克敦、韩光基等或遭降级，或被调用，最轻的也受到罚俸处理。此事一出，满朝大臣都震悚一时，对年轻皇帝刮目相看。
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都是寻常帝王所难及。那些让其他统治者看起来头晕眼花的官场诡计，根本逃不过他的法眼，更何况他越来越心存警惕。
乾隆初登基时，因为他人弹劾，以“因循不振，不求进取，屡诫不改”，罢黜了原工部尚书魏廷珍。这事过去几年之后，皇帝因事召见大理寺卿陶正靖，谈完正事，又问他最近朝政有没有什么不当之处，陶正靖遂做出一副仗义执言的直臣姿态，说他要为魏廷珍鸣冤抱屈。因为魏廷珍为人清正，没有大过，丢官罢职，处理不当。陶氏所举数条理由都十分光明正大，皇帝当即首肯，表扬了陶正靖的直言精神。
然而回过头来，皇帝就开始琢磨陶正靖的动机是否像他的表情那么纯正。他暗暗调查陶正靖与魏廷珍是不是科举同年，或者同乡。一番摸底，皇帝果然发现，魏廷珍与礼部尚书任兰枝是同年进士，而陶正靖正是任兰枝的门生。皇帝由此认定，一定是任兰枝为了袒护同年，指使门生代为奏请。于是任兰枝被革职，陶正靖被降级。（《清史稿·魏廷珍、任兰枝传》）。
中国的官僚集团团结起来，曾经打垮了无数精明能干的皇帝，因为一个人的智慧毕竟敌不过众多人精儿的相互勾结，朋比为奸。不过乾隆却有能力拆穿他们打的一个又一个马虎眼。有一次，一个大臣在奏折中写到，他秘密查访，发现了地方上的一桩民间宗教案件，正要写折子报告皇上时，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汇报了此事，与他所了解的情况一样：“正在缮疏间，据两司道府揭报前来，与臣所访无异”。
读到此处，乾隆会心一笑。这就是地方大吏的“会做人”之处，也是他们“取巧欺君”之处。如果单单报告这件坏事，这位官员固然是立了功了，不过同为大吏的同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却有了失职失察的嫌疑。这位大员笔头一转，这样一提，既保住了自己首先发现的“头功”，又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责任，何其工巧，又何其隐蔽！乾隆挥笔在奏折上“点”了这位大员一下：真有这种巧事吗？怎么回回都发生在你这里？
刚刚登上皇位时，乾隆确实曾经相信“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处事原则。他以为这些孔孟之书熏陶出来的官员们都和他一样，愿意为建设王朝的万世太平而献出自己的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事情不是他的想像。事实上，官僚们不但是他的政治工具，更是他的政治天敌。官僚体系本来是皇帝设立的，但它一旦运转起来后，就成了一个难以控制的庞然大物。他们的利益关切与皇帝并不完全重合。皇帝关心的是天下长治久安，一家一姓的统治永远不变；官员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占皇帝的便宜，为自己和亲人朋友捞取最大好处。官僚们最擅长把个人利益伪装于国家利益之中，刻意把经念歪。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理，他们还会官官相护，相互通风报信，十分默契地协调行动。如果皇帝没有能力控制局面，那么在他们的集体努力下，国家政治很快会陷入腐败的泥淖。
而清代官僚体系的问题更为严重。清代的官员已经没有唐宋时代的清风逸气。经过元代蒙古人的高压，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开国过程中的屠杀，中国官僚集团的素质已经大幅退化，他们整体上放弃了社会理想，蜕变成了只知功名俸禄的“打工者”和唯利是趋的“奴才”。父祖遗留下来的这些官员们，几乎所有行为的基本出发点都是自私的。他们于事毫无定见，只知做表面文章，迎合讨好皇帝。乾隆皇帝的政治原则是宽严相济，然而到了官员那里，则变成了要么宽要么严，毫无原则，很显然，他们对帝国没有丝毫的责任心。
虽然儒家学说认为人性善，乾隆却渐渐认定了“官性恶”。慢慢的，他对大臣们的态度，从推心置腹，变成了智力斗争。他越来越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他们的动机，对于他们的每一个字，第一反应就是从各个角度推测其中是否包含私心杂念。让他失望的是，他所推测者，往往奇中。几次交锋之后，皇帝的精明就给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有的官员对他作出了“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过。自古人主患不断，惟皇上患断之太速”的评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乾隆很快掌握了驾驭清帝国这艘航船的高难技巧。刚刚握住舵把时的谨小慎微、提心吊胆很快就成为过去。他对大臣们越来越了解，对自己越来越自信。他发现，官僚们具有深刻的奴性，集体性格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你对他们越宽纵礼貌，他们对你就越不客气。从风霜严肃的雍正时期跨入宽大温和的乾隆时代，一开始官僚集团确实曾经如沐春风，感激涕零，可是一转脸，他们就开始故态复萌。康熙晚年的荒怠气象迅速出现在国家政治之中。乾隆发现，只有把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先生”们准确定位为奴才，并且用管理奴才的方式来管理他们，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乾隆此时才真正明白了父皇雍正为什么要那么酷烈苛刻不留情面地对大臣们。他总结经验教训说：“执用两中（中庸之道），必随时消息，当临御之初，因人命攸关，实切切不忍，宁失之宽。今阅历既久，灼见事理，若一味姑息纵舍，则失之懦弱，裁度因时，方得权衡不爽。”
六
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对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位老臣的尊重中也加入了提防。因为他发现，这二人正在成为两大朋党的首领。
“朋党”是专制政治的毒瘤。所谓朋党，也就是官僚集团分裂成不同的山头，展开内斗。同一个集团的人，相互帮助，相互提携，对自己的对立面，则会不择手段，进行阴谋暗算，倾陷攻击。双方表面上握手言欢，桌子底下却使绊子下死手。朋党对专制政治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一旦形成朋党，官员们就会置国家前途命运于不顾，沉迷于相互撕咬，连皇帝也制止不了。这会使统治集团力量大量无谓消耗，皇帝的意志无法贯彻，政治机器高速空转，最终导致国事一团乱麻。宋朝和明朝，败亡的主要原因就是由此。
能人之间总是难于相能。鄂尔泰与张廷玉二人地位相当，性格不同，凡事都不肯居于对方之下。科名早、资历深的张廷玉有点看不起后来居上的火箭式干部鄂尔泰，性格倨傲、排序又居张廷玉之前的鄂尔泰也不买张的账，因此二人关系十分冷淡，“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这种状况，正是开启朋党政治的最佳条件。虽然鄂张二人并无植党的企图，大臣们却各怀揣度攀附之意，满族大臣逐渐开始投奔鄂氏门下以求提拔，汉族大臣渐渐聚集在张氏之门互通声气。朋党之雏形，渐渐出现。雍正皇帝一生以打击朋党为务，他一生打掉了诸王党、年羹尧党、隆科多党，没想到晚年却在自己眼皮底下培育了鄂、张两党的苗头。这正是专制政治的自我嘲讽之一例。
所谓“擒贼先擒王”，要打击朋党，必须从打击朋党的领袖入手。就如同如果要阻止珍珠的形成，就必须从贝壳中取出那粒沙子。只有让大臣们认识到他们所依靠攀附的人物靠不住，朋党才能不攻自散。乾隆五年开始，皇帝不断地打击鄂尔泰。因为鄂氏其人性格傲慢，行事张扬，结党营私，常常被皇帝抓到把柄。皇帝多次降旨，指出鄂尔泰假公济私之实迹，下令“严行申饬”。鄂氏党羽被抓入大牢后，皇帝甚至说出“鄂尔泰应该自思：朕从前能用你，今日能宽你，难道将来独不能重治你的罪么”这样的重话。好在鄂尔泰福大命大，于乾隆十年幸运地病死了，总算基本上保全了名节，成了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得了善终的名臣。
在打击鄂尔泰的同时，皇帝其实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张廷玉的观察和挑剔。幸亏张廷玉平时对于朋党嫌疑懔如临渊。作为官场中人，人际往来谁也无法避免，特别是作为相国，他的家是京城人际交往的核心。但张廷玉绝不轻易帮人说话，也绝不轻易介入人事纠纷，而是听从花开花落。他的名言是：“予在仕途久，每见升迁罢斥，众必惊相告曰：此中必有缘故。余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许多缘故。”他从政原则是事不关己，则谨守本分绝不发言。有人因此指责他说：“如张文和（张廷玉）之察弊，亦中人之才所易及。乃画喏坐啸，目击狐鼠之横行，而噤不一语。”连乾隆皇帝都说他过于谦抑，说“张廷玉则善自谨而近于懦者”。在与鄂尔泰的斗争中，他始终处于下风，也始终不争不怒，打太极拳。正因为如此谨慎，所以在鄂尔泰连连受到指责和处理时，他却安然无恙。
然而，鄂尔泰死后，皇帝的注意力必然完全集中到他身上。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他不想成为朋党领袖，但是身处如此高位，想不被攀附是不可能的。主动要投靠他的人如蝇之附，驱而不走。同时，身处官僚政治的利益场中，他再摆出一副正大至公的神态，也无法完全掩饰自己手中巨大权力的偏向。几十年间，他私下办的事，偷偷送出的好处也车载斗量，虽然手腕高明，毕竟不能完全没有形迹。所以，虽然皇帝的雷霆一直没有落下，张廷玉的心却无时不处于紧张之中。他知道，统治者是从来不讲什么恩义的，虽然自己给乾隆的父祖卖了几十年的命，但如果政治需要，皇帝打击起自己来并不会手软。
七
张廷玉感觉，自己退出政治舞台的时间到了。
在乾隆即位之初，张廷玉确实是大清帝国不可或缺的政治元老。他头脑中装着大清帝国官僚体系中每一个零件的说明书和使用记录。那个时候的乾隆一天也离不开他。不过，乾隆七年以后，皇帝对他的倚重却越来越少了，不再事事向他咨询。皇帝已经不再那么需要这样一个活档案。雄心炽烈的皇帝急于进取，而张氏“稳重和平”、“八面玲珑”的个性已经不太适合一个大刀阔斧，除旧布新的时代。
乾隆十年，鄂尔泰去世，皇帝起用三十多岁的讷亲为军机大臣。讷亲是青年权贵，初获任用，就位列于张廷玉之前，成为首席军机大臣，这让张廷玉心中不能不有些不舒服。乾隆十一年十月，皇帝又命：“大学士张廷玉服官数十年。今年逾古稀，每日晨兴赴阙，未免过劳，朕心轸念。嗣后可仿此意，不必向早入朝。”这实际上是宣布，张廷玉不再参与核心机密，讷亲独自面承圣旨。很显然，张廷玉在大清朝廷中的实际地位大大降低了。
皇帝的这个决定不是没有理由。自然规律是不能抗拒的，虽然一直以精力充沛著称，但从乾隆三年起，张廷玉已明显感觉自己有些老了。乾隆三年他在给乾隆请辞兼摄吏部的奏折中说：“今犬马之齿六十有七，自觉精神思虑迥不如前，事多遗忘，食眠渐少。”不但眼睛花得看文件越来越吃力，写字时手也开始打颤。年龄的增长使他在政治钢丝上走得越来越费力了。乾隆十一年，他的长子内阁学士张若霭病故，这对他又是一个意外的打击。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倍觉伤悼，身体一下子大不如前。各种老年性疾病，慢慢都找了上来。这种身体状况显然已经不适于承担帝国政治中枢的繁重工作了。
在这种情形下，皇帝对朋党政治的不断公开打击，就如同在自己头上悬起了一把沉重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有可能落下来，让一辈子没有犯过错误的他陷于大戾。一是自己门下任何一个官员出了事，都有可能把自己牵扯进去。二是人一老，就容易糊涂，不知道会出什么差错，令自己晚节不保。
臣术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及时“抽身退步”，获得平安降落。如果做不到这一条，那么其他方面再成功，也不过是一场春秋大梦而已。历史上有多少大臣，欲壑难填，恋栈难舍，最终大祸临头，不是身首异处，就是身陷囹圄。张廷玉希望自己不犯这样的错误。退休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地出现在张廷玉心中。给自己的一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是他余生最大的愿望。
八
乾隆十三年正月，张廷玉进宫出席皇帝为近臣举行的一次新年宴会，宴会后得到一次与皇帝私下谈话的机会。乾隆十一年以后，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机不可失，他趁皇帝情绪不错，提出自己“年近八旬，请得荣归故里”。
张廷玉认为，皇帝会顺利批准他的这个请求。也许皇帝早就盼望着他主动让位，好用来安排年轻人。
没想到，皇帝拒绝了他。乾隆从来没有想到一贯勤勤恳恳的张廷玉会提出退休的要求。虽然张廷玉已经不能承担繁巨，但毕竟他政治经验之丰富无人能比，在朝中作为顾问，对大清政治不无裨益。听完张廷玉的请求后，皇帝回答说：“卿受两朝厚恩，并且奉了皇考的遗命，将来要配享太庙的。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就是说，你死后享受配享太庙，和皇帝一起吃冷猪肉的最高荣誉，生前怎么能贪图逸乐？
太庙者，皇帝的家庙也，除了皇族，再就是被皇帝特批的功高盖世、纯无瑕疵的名臣，才能“配享”。一旦得到“配享”之荣，必然永载史册。因此，获得这项殊荣的人就应该死而后已，为国家贡献出全部力量。
素来缜密的张廷玉对皇帝的这个问题已有所准备。他叩了一个头，引经据典回答说，七十悬车，古今通义。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只有及时退步，才能保此身荣。况且宋明两朝也有享受配享荣誉的大臣，退休回家的，比如明太祖就允许刘基回了老家。
没想到，这句话令皇帝的目光一下子冷了起来。
张廷玉的话令素性多疑的皇帝心中十分不悦。明初名臣刘基退休归里，是朱元璋猜忌功臣的结果。据说，刘基后来就是被担心功臣造反的朱元璋秘密杀害的。
皇帝敏感地认为，张廷玉要求退休，是因为在朝中受了冷落，所以心生不满。同时也说明张氏对自己的忠诚度和个人感情，远不及对雍正皇帝。正是因为把自己当成朱元璋那样的刻薄寡恩之主，担心会在乾隆朝落得“不测之局”，所以才要抽身退步，离皇帝而去。
这让皇帝很不痛快。天生好辩的乾隆开始拿大道理压人：
刘基并非主动求退，而是被明太祖罢斥回乡。为人臣者，当法始终如一的荩臣。比如诸葛亮，就为皇帝效忠一生，这才是大臣的最高境界。
张廷玉奏对之际，总是思维敏捷。他立刻说，诸葛亮遇到了战争时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不得已。自己则幸遇到太平明主，不可同日而语。希望在太平时代，能享受到林下之乐。
张廷玉一贯温文尔雅，惜言如金，今日这样坚持己见，引经据典，让乾隆觉得十分意外，也一下把他的辩兴提起来了。乾隆又犀利地说，真正忠君之大臣，不论什么境遇，都会一心不变。比如皋夔、稷契得遇盛世贤君，龙逢、比干则遭逢乱世暴君，处境不同，然忠诚之心相同。
张廷玉立刻听出了乾隆的弦外之音，这不分明是说自己不够忠诚吗？皇帝出言如此之重，他不敢再接话茬儿了，于是“免冠叩首”，“呜咽不能自胜”。
乾隆看他这个样子，也不忍心再说什么了。招呼小太监：“把张先生扶出去休息吧。”
九
乾隆皇帝与雍正皇帝的性格颇为不同，对张廷玉的观感也大为不同。
雍正皇帝为人虽然阴鸷多谋，但是性格中却有天真淋漓的一面，经常有冲动急躁之举，与周密细致耐性极好的张廷玉性格互补，因此君臣相得之感极强。他对张廷玉，不仅有才华上的利用，还有性格及人格上的欣赏，在他看来，张廷玉算得上是历史上少有的忠心赤胆的纯臣。所以，他在遗嘱中给了张廷玉以有清一代汉族大臣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殊荣：
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功甚巨。大学士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洵为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
这是雍正对张廷玉情谊深厚的最好证明。
然而乾隆皇帝对张廷玉的印象与雍正相当不同。俗话说惺惺相惜，但精明人有时最排斥的就是和自己差不多精明的人。乾隆和张廷玉一样，都是极为世故的玲珑多窍之人。所以对于张廷玉，乾隆一眼就看出了他身上的“巧”和“滑”。
在清代帝王中，乾隆是对满汉之分看得很重的一个。在他看来，满族大臣虽然身上会有种种缺点，但是毕竟“纯朴正直”，与皇帝一心一德，为主子死心塌地。而汉族人则心眼太多，居心巧伪，“习尚浇漓”，他们太会做官，太会做人。凡事都从自己出发考虑问题，总是把个人利益置于君主和国家利益之前，因此让人不能完全放心。张廷玉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张廷玉的应对进退，表面上淡泊大公，背后却心机极深。他虽然勤勉尽责，功劳不小，但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毕竟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只不过这种动机被极高的手腕消弭得无形无色而已，因此算不上“纯臣”。主动向皇帝请求退休这件事，就再分明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就像对父亲的许多做法都不以为然一样，对于父亲给张廷玉如此高的政治荣誉，乾隆一直有些不舒服。乾隆表面上对父亲的每一项遗命都奉之必谨，因此对鄂张二人刻意加以尊重，但是儿子和父亲常存在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竞争心理，父亲在遗嘱中公然为张廷玉背书“可保其始终不渝”，而在下意识里，乾隆一直在抓张廷玉的小辫子，以向父亲的在天之灵证明：您老人家看走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