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报纸,看到了关于“海底捞”的这三篇报道。作为同样做餐饮这一行的,我在“海底捞”刚进入北京小有名气的时候就曾经关注过,也去实地考察过。当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服务,殷勤备至的服务;以及员工的热忱,对于工作的热情。回来也曾与公司的员工交流过,甚至也带他们一同去体验“海底捞”的服务,但是,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背后的“灵魂推动力”。看了这几篇,才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
尊重与希望,争取到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把这几篇贴到博客上,也是一种压力:“我们该如何对我们的员工?该如何对我们的顾客?”
压力也会转为动力,大家给力地干吧!
每个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就能把整体都做好的;明白自己该干的事情,干好自己该干的事情,对自己负责也对你的伙伴负责。
兔子是多产的象征,愿兔年更上新高!
对话张勇:海底捞之道
“心胸决定了对金钱的态度”
问:能简单聊聊你创业的经历吗?
张勇:我的个人经历还是很特别的,来自小县城,也没念过大学,就念了一个技校。毕业后在单位上,就想出来做点事情。我和我太太,当时还是我女朋友,我最好的同学和他的女朋友四个人合伙,弄了个小火锅店。我没钱,主要是他们三个人的钱,不到一万块钱的投资,我跟大家说,既然是很好的朋友,也就不要说谁的股份多,谁没有股份,就平均分配。开业第三天,我把他们叫到一块儿,说虽然我们股份是一样的,但我要立一个规矩,从今天起我就是总经理,什么事情一定要按我说的去做。我当时给了他们一个承诺,我一定用五年的时间把资产做到15万,1994年的15万对我们几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果做不到,我会赔给他们,他们几个就被吓住了。
问:你们几个创始人之间有矛盾吗?
张勇:我做了总经理后,经常开会,讲怎么样把客户抓住。谁如果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做,也要开会,时间长了他们就有点反感,但基本上还是确立了在团体的领导地位。后来也有一些冲突,但是都解决得蛮好的。这些其他企业倒是可以借鉴,很多企业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合伙人到了后来为了利益闹分家,甚至变成竞争对手,也有因为股东矛盾导致企业倒台的,当然大多数都是健康的。
问:从开第一家火锅店,到做到简阳最大,你用了多久?
张勇:我们在简阳只有一家店,当时虽然门面小,但我们把周边都给吃下来,那时候大家都问我,说你疯了?挣的钱怎么都用来改厨房、改店面了?其实我也不知道餐厅生意会那么好,到成为简阳最大,就用了几个月。我的客户满意度很高,很多人就会把我当成朋友,生意也一路好下去,人人都知道。那个时候走在街上,擦皮鞋的认识我,市长也认识我,因为擦皮鞋的儿子在我那儿上班,市长偶尔也来店里吃饭。创立的时候,我们的火锅店只有四张桌子,到后来买下一层楼,是简阳装修最好的餐厅,而且那时我们就用空调了,那是1998年。也是在那年我们做了第二家,我不心疼钱,因为你的心胸决定了你对金钱的态度,对同事的关系。你知道你要做大,如果只是想挣一点钱,你就会怕风险,对于一些冲突,就不会那么坚持。有了很高的心胸,我就会把它看成一种资源,投下去,这就是个体企业家的精神。当时我有一个理想,一定要到北京,一定要走远。
问: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理想的?
张勇:从14岁就有这个想法,男孩子变声期,我变不过来,这事很重要,可以说奠定了我思想的基础。你嗓子说不出来,别人就会笑你。一笑你就会自卑、紧张,根本不敢去跟女孩子交往,到现在我还不会跳舞,那个时候流行歌曲已经进来了,我也没办法学。后来我找到一个好地方,县图书馆。八十年代以前我们的思想是禁锢的,图书馆里只有一些高大全的东西。而从1983年到1984年,现在常见的一些书,比如泰戈尔的作品,和那些史学类、诗歌类的书籍大量涌进各个县城的图书馆,我们甚至经常讨论民族性啊、人性问题。那个时候懵懵懂懂的,一看到那些书,脑袋里面一下子接受了那种平等的价值观。什么教育给你什么思维,如果你接受的教育是传统的那种,你对打工者的看法就是传统的,这个跟管理没有关系。为什么我就能做到员工有什么事情,我都很真诚地去管,跟思想、跟价值观有关系,也就是跟十四五岁时的那一段经历有关系。
现在我说我是一个大企业家,人家会笑我,但是坦率地说,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能做一些大事情,很成功,有了这个想法才有对待金钱的态度,对待组织结构——我们后来才知道这个叫组织结构,好多事情是后来知道的,因为我们是草根,不像别人先受教育,什么都看得明白,然后再去做,我们是先做。
问:你的第二家饭店叫楼外楼?
张勇:对,为什么叫楼外楼?不是有句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嘛。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定位,因为新店装修要比老店好一些,可能那边去的当官的或者有钱的就多,老店可能老百姓会多一些,后来通过看书才知道这个叫市场细分。我当时就是凭本能,都叫海底捞怎么细分?后来很多人研究我们这个案例的时候,就觉得我很早就很懂管理似的,其实想一想,你到了这个位置,就会知道这样做是对的。
问:那海底捞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张勇:之前我去过一次北京,看到一个叫大三元的酒店,从门口看上去很高档,我看了很久,印象很深。回去之后我就想把火锅店起名叫“三元会”。结果我太太跟别人打麻将,和了一把“海底捞”,很高兴,她说你不要叫什么“三元会”了,就叫“海底捞”挺好的。所以,不得不坦率地说“海底捞”没有什么特别的,每一个四川人都看得懂,就是打麻将摸到最后一张和牌了,有点像现在的网络词汇。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考虑外地市场的?
张勇:楼外楼开业的时候,一个做医疗器械的朋友,在西安有分公司,他问我有没有想过到外地去开火锅店,我说想啊,就是没有本钱,也缺资讯,但是我相信北方一定可以开,他说你说对了,现在全国有很多四川火锅,西安那个地方的火锅做得很烂,你去了一定火。然后他就给我把机票买了。当时,我只有二十多万现金,他要跟我合作,我说怎么也得七八十万,但我只有这么多,店开了就没钱了,他说没关系,反正钱也不是一次花完,最后用七十多万元店就开业了。我们合伙干了半年,当时还都是手工操作。也没做什么广告,我一直坚持餐饮的营销不是靠广告,企业做大了之后需要广告,但是我现在还是不会选择这种方式,口碑也是一种广告。后来很多人问我,你送客人一个菜,或者给他免单,成本怎么算?我说你们都没算广告费。
问:但是西安分店一开始发展得似乎并不顺利?
张勇:口味有些问题,口碑也有一个过程,加上跨区管理,我不可能到那边管理,我这边两家店,家也在这边,那边去得就少。当时赔了三十多万,我的那个合伙人也蛮有企业家风范的,他说,他多赔点,我少赔一点,我说那怎么可以?肯定要赔多一点,因为是我在做,结果我赔了18万,他赔了15万。我压力很大,但他挺大度的,我欠他的钱,很久才还上。我很尊重他,他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当然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没有他我也是要出来发展的,因为简阳已经没有空间了,不一定在西安,可能在成都。那以后,我们就一直自己管理了,生意也越来越好。餐饮业是非常难控制的,那个时候我们公司还没有信息化,但制度是靠人去执行的,而且这些人都是服务员,你要怀疑,那事情就没法做了。给他搭一个平台,充分信任他,把我的事儿变成他的事儿,大家就会很认真去做。授权制度很重要,后来更发挥到极致,服务员都可以为客人免单。
问:但如果上市的话,这就是浪费股东资产。
张勇:对,所以,上市我现在很犹豫。很多做法也不是说一开始是这样,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授权之后,也有人贪污,但是我一直不想改变这个制度,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值得信赖的,我的员工在获得信任和平台之后,他们成长很快。
我就享受到了授权的甜头,只有授权才是信任员工的表现,你可以通过制度来规范,然后它可以带来保证顾客满意度的好处,可以让你的员工觉得自己是主人,一些口头上的话就会变成现实。有些企业家说企业是大家的,但是实际上他并不信任你。我们也说企业是大家的,但是这些话,我是通过授权把它实现,真正变成大家的。
问:你后来开店地点的选择也是像当初西安那样偶然吗?
张勇:偶然的因素很多。比如说我当时看了一篇小文章,觉得还是不应该学项羽,要学刘邦。项羽这个人没远见,他做事很认真,能力也很强,但是他不会成功。所以我决定不能把目光放在成都,我要放在更利于我事业的地方。战略目标有了,就想往北方走,北京的市场好,但房子贵,竞争也很激烈,不敢贸然来。当时分了几个组,一个组往青岛方向,一个小组到郑州,因为一个厨师以前的徒弟在郑州,我就让他去了,我当时想去长沙,但发现房租很贵,又转到安徽,转到合肥,也没找到,在合肥那天下着雨,我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转,为了避雨还和人打了一架,身上都青了,挺可怜的,后来才想起那天是我生日。
结果郑州来消息说有个店十多万就转让,我赶紧去,一看有点小,但没关系,我有智慧,做了个夹层,门面很高,不做浪费了。如果你仔细观察,到现在很多海底捞都有夹层。于是就准备在郑州开店了,不是有一句话,得中原者得天下嘛。
“人的培养是我们和其他企业最大的区别”
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究策略的?
张勇:我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到了一定规模之后,现在的规划就做得很好了。我们的定位一句话可以就说清楚:为朋友、家庭聚会提供一个优质的场所。优质,所以价格偏高,但不是豪华。
问:你现在每天都上班吗?
张勇:我每个月就上几天班,在北京就是开一次例会,有些时候有人请你喝茶什么的,就是这种事情多,我不认为这个是上班,就是没事儿闲聊,瞎掰。
问:全交给下面的人,不怕出问题?
张勇:人是不断在失败当中成长的。因为部门已经专业化了,什么采购、选址这些事情都不归我管,我现在就管人。把“双手改变命运的价值观”在海底捞变成现实,这是我们企业的目标,我管这个。
问:你对这家公司成长的速度会有要求吗?
张勇:有,我们会很谨慎,一定是把人力资源做好之后,才会去考虑开店的问题,在这一块儿,我们有规划。
问:你一直拒绝风投?
张勇:一个根本的问题不能忽略,就是一旦风投进来,所有的问题会变得很复杂,它一定会要求你有速度。无论多精明的经营者,一旦陷入这个泥潭,在短期内一定出问题。
问:你培养人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吗?
张勇:我现在的策略是狠抓人心。我觉得有些管理者把管理的问题夸大了,他为了显示自己的专业性,人为的制定一些不必要的流程。其实有些东西就是实实在在去做的。你比如说我的配送体系,是按照美国标准做的,我们车间的温度都是可以控制的,洗菜方式也是机械化的,现代化配送,我多年前就做到了。我不想强调这些,这些标准化流程和物流体系,只要有钱,都可以做到。但是,人的培养是我们和其他企业最大的区别,不信你去挖一挖,你很难挖得走。
问:也没有什么技术支撑。
张勇:我们有一个政策,凡是店长以下的干部要走,都由人力资源部通过猎头公司帮他联系一个好的工作,这是一个。第二是给八万块钱的安家费。这个政策出来几年了,也撤过好几个店长了,但都还是会留下。对于服务员来说,我觉得这个平台是很好的,每天都有新东西。
问:你们对员工的家访制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勇:以前火锅店只有二三十个员工,闲的时候大家出去玩儿,后来有钱了我就带他们到成都去,去坐翻滚列车,之后就到住在附近的一个员工家去,看到她的父母。
问:和员工一块玩,不会影响到你的权威吗?
张勇:我说话,绝对没有人敢不听我的,但我的亲和力很强。比如说某个大区经理或店长犯了错误,张大哥很关心你的成长,要给你讲一下,但我的时间很宝贵,你要坐飞机到成都来。因为是你犯错误,机票你得自己掏,咖啡钱、住宿费也得你掏吧。所以,我们有一个喝咖啡制度。
问:类似喝咖啡的制度是强化你权威的一种方式吗?
张勇:我必须要有足够的能力,因为做得不妥员工也会对我提意见。
问:海底捞会为员工制定多长时间的发展规划呢?
张勇:有了价值观,你的行为习惯就会改变,我们的干部都是从最低做起来的,与别的公司是不一样的,它的员工感受不到这种关怀。我们有工作总结,但不叫工作总结,叫“三思而行”,就是从他的难点出发,思危,思退、思进。我在这方面创新很厉害的。
问:员工流动率大吗?
张勇:服务员每个月的流动是10%左右,这样的流失率在国内的餐饮业算是好的。店长以上的干部基本上不流动,就是大堂经理以上现在流动性都很少,一年也就那么几个。
问:在公司内部,新员工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吗?
张勇:我们所有的服务员都是有升职机会的,除了个别的职位比如工程师,连我们的总会计师都是从服务员培养的。
问:干部都是从底层员工做起,那这些人会不会排斥比较精英的人进入海底捞?
张勇:餐饮业是不需要精英的,餐饮业搞的是服务,精英都是做利国利民的大事情。我们要的是勤奋、诚实、善良的人,做事情认真,这种团队氛围是很好的,我个人是特别看重团队氛围的。
问:公司的董事会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张勇:九几年的时候。开始时就我和两个创业伙伴,加上财务总监四个董事,现在改组了。其实我们就是家族企业,这些董事对我的计划或者决定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一年开一次董事会,就是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年的情况。
问:高层这样一种稳定的结构,会不会阻碍下面人的晋升?
张勇:所以说要不断的扩张。你做到A级店,你就有资格调动人员了,意味着你可以选一个后备干部做助手,等你觉得他可以了,就可以申请人力资源部来验收,看他把握的工作方法,就是怎么样对员工,怎么样家访,怎么样跟顾客沟通,怎么抓客户,如果他已经掌握了这些技巧,公司就会正式任命这个人为店长,然后你就可以到新的店去了。如果你把这个故事重复两遍,你就是小区经理,意味着你可以配司机了,配保姆了,配人员了。
问:员工创新的渠道是什么呢?或者说你们如何去发现员工的创新呢?
张勇:比如说我们成都的店就有三块板,一个黄色,一个黑色,一个是红色的,如果你的部门没有创新,我就会把你的名字放在黑板上;如果你的部门有新点子,但是不能全公司推广,只能在一个区推广,我就会把你放在黄板上;如果你的创意被用到全公司,你的名字就会在红板上。名字在黑板上,我天天都能看见,这其实是挺可怕的。现在黑板上都没人了。
问:任何一个小创意你都会亲自去审吗?
张勇:我有一个创新委员会,由大区总经理组成,创意收集之后会报给委员会,委员会再进行筛选,好东西就在全国推广。
问:你怎么把自己的想法传递给下面的几千名员工?
张勇:以前是办公室来传递,后来我亲自挨个去打电话给高层的六个人,再后来用文字,但到最后都会走样。因为你不是个多元化的企业,其实没有什么要沟通的,天天都在做的翻来覆去的都是顾客满意度、员工辞职和升迁什么的,没有什么新鲜。现在下面有一套东西自己会运转,而且我觉得很务实,效果也很好。这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之前我们的管理是很松散的,就是一个个体户的管理,绩效考核也是我说了算,也没有专门的部门。
“我的目标就是按部就班地做”
问:海底捞到底能做到多大的规模?
张勇:我觉得我既然能够把一个四人公司变成一个几千人的公司,也能够把几千人的公司变成几万人的公司,道理很简单,它就是一个重复的过程。
问:到了一定的规模,服务水准如何保持呢?
张勇:只要把人力体系控制住,我们有一个务实有效的绩效考核体系,非常严格。
问: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有些理想化?
张勇:建立流程和制度,是一个企业必须的,而设计一个完善的流程和规范的制度,相对来讲其实蛮容易的,因为你不是自己创造一些规则,你是站在工业社会发展几百年历史的基础上。
难在什么地方,难在执行。如果一个领导者很公正,有责任心、善心和爱心,那你的队伍一定能带好。你说我理想主义,是因为我没办法,我必须通过这种理想、责任感,尽量遏制他的私心,这个中间,务实的绩效考核是关键,你一定要准确评价出哪一个店做得好,哪个店做得不好,不能被蒙蔽。
问:你理想中的员工就是能够很好地执行吗?
张勇:不对。我不需要打工仔,我需要的是企业家。所以我的授权很大,我会让他去做看起来他不会做成功的事情,只有这样他才能改变,因为他没有专业知识,没有资金,没有人脉,只有一双手,你的命运只能靠自己来改变。虽然可能会因为他是一个小孩子,判断不够准确而造成很多损失,但是还是坚持让他们去做,我要让他们明白管理是永远创新型的。要授权我就一定不能去上班,上班我会被气死。做好也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觉得这很好,我觉得每个企业都应该这样做。
问:都可以做到?
张勇:都可以做到。我只是用双手,把人家的东西照搬或者是稍微改进一下。我知名度比较高,是因为我是做餐饮的,餐饮本来很难挣钱,但因为你挣了很多钱,所以大家都知道你,还觉得你挺神秘,实际上我做的跟其他的企业做的差不多。
问:你觉得好公司的标准是什么呢?
张勇:我挺崇拜松下幸之助的,我看过他的自传,松下是一个好公司。我这个人也没什么野心,你非要让我去做一个什么所谓知名企业家,我没有欲望。如果有20万名员工,也算实业救国了,但我现在的员工才几千人。
问:你平时交往的圈子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张勇:只要是邻居我就会跟他散步。
问:你住在成都,大区经理又分布到各地,平常怎么交流?
张勇:很少交流,我的电话老不响。
问:如果没有你,海底捞这个公司能维持三个月吗?
张勇:不是三个月,是三年都没问题。但是要想从几千人变成几万人的规模还不行,我们的人力资源体系还是有问题的。
问:你有什么办法来改变这一点吗?
张勇:没有。我现在承认这个事情,就是想找到最好的办法。但是你不要怀疑,只要我在,保持这个体系,很快我就能够做到六万人。
问:你会听下面人的意见吗?
张勇:我会参考,其实做企业,不是说每一个点都要做好,你只要找那么一个点,然后把这点做得特别好,你就成功了。餐饮行业要想生意好,外行人都知道,环境好,服务好,味道好,最好不要钱。我们海底捞就是服务好。火锅生意很不好做,味道上我不能满足所有人的口味,只能尽量满足大多数人的。
问:你有什么大的困惑吗?
张勇:没有,年轻的时候心气挺高的,现在我也想通了,40岁的人了,做吧,也就这样认认真真地做。因为基本的思想已经形成,就是双手改变命运。我本人就是这样,我的目标是在按部就班的做,我根本不羡慕那些上市的,或者身价多少的人,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确实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没有意义。
把他们当人对待
2010年4月,我带八十岁的妈妈去海底捞吃饭。妈妈看服务员的时间,比吃饭的时间多。妈妈说:“没见过这么朝气蓬勃的服务员!你舅舅来北京时,也带他见识见识。”
人是高级动物,不仅需要吃和爱,还需要希望。有希望,再苦再累,活着都有劲;没希望,天天养尊处优,顿顿山珍海味,活着也没意思。
海底捞人的希望是改变命运。
什么人需要改变命运,当然是命不好的人。
中国农村人的命普遍比城里人差,因此,农民最需要改变命运;因此,才有几亿背井离乡的农民工。
张勇说:“一个生在城里的青年,命运可能有多种变数;一个生在农村的青年,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改变命运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要成为城里人。”
怎样才能成为城里人?
农民工不是城里人,农民工过年还要回家。
只有把家安在城里,像城里人一样有自己的住房,自己的后代能在城里上学,才是城里人。
海底捞就是这样一个舞台。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没有专长的农民工,只要肯干、能吃苦、忠于企业和不断进步,就能成为海底捞的干部和骨干,他们就能在城里买的起房子,他们就能改变命运。
海底捞员工入职培训第一天的第一句话就是:双手改变命运。
双手改变命运在海底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事实,因为每个人都必须用双手从服务员干起,只有把顾客伺候好了,你才可能往上晋升。
海底捞员工的晋升途径是独特的,一共有三条:
一是管理晋升途径:新员工—合格员工—一级员工—优秀员工—领班—大堂经理—店经理—区域经理—大区总经理—副总经理。
二是技术晋升途径:新员工—合格员工—一级员工—先进员工—标兵员工—劳模员工—功勋员工。
三是后勤晋升途径:新员工—合格员工—一级员工—先进员工—文员、出纳、会计、采购、物流、技术部、开发部—业务经理。
学历在晋升阶梯上不是必要条件,工龄也不是必要条件。这种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晋升政策,给这些上不了大学,只能干最底层工作的农民工,心里打开一扇窗户:“只要努力,我的人生还有希望。”
今天我的领导就是昨天同我共睡一室的工友;今天管理20多间店的北京大区总经理袁华强就是我们村子老袁家的大儿子,他也没上过大学!
袁华强是杨小丽(海底捞的副总经理,也是从服务员做起)的徒弟,是四川宜宾人。从小务农,家境贫穷,19岁中专毕业后,2000年加入海底捞,从门童做到北京大区总经理只用了6年时间。
现在的袁华强,坐的是专职司机开的最新款的宝马;出国考察喜欢住丽嘉酒店RitzCarlton;他把父母从四川山里接到北京,跟他住在望京区200多平米的公寓里;他的两个孩子跟北京的孩子们一起,在不是专门给农民工子弟开的学校里读书。他现在读的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EMBA,30万的学费也是海底捞出的。
袁华强说:“只要正直、勤奋、诚实、好学,海底捞的员工都能够复制我的经历。”
在海底捞改变命运的不仅是杨小丽、袁华强,23岁管理五间海底捞北京店的小区经理林忆,也来自陕西农村。16岁还没有身份证,拿着表姐的身份证到海底捞打工。她创了海底捞两个纪录——海底捞最年轻的店长和最年轻的小区经理。现在她手下管理900多人,比当时红军最年轻的连长林彪管的人都多了两倍!
2006年4月21日,张勇写了一封表扬林忆的信:
“杨小丽向我介绍林忆时,告诉我林忆事业心强,能适应各种不同的工作环境。今天我打电话向袁华强了解情况,顺便问了一下林忆的年龄。我这才发现林忆经理只有19岁。我很难相信一个年仅19岁的年轻人能同时具备待人热情、做事果断的特征。听说她刚到北京时,因思家还哭过鼻子。但是在担任经理后,她对待员工的一些不良现象强硬得像一把钢刀。
我不敢预言林忆能为海底捞做出多大贡献,但我知道她已经像其他店经理一样正默默辛苦工作,我确信我们的林忆经理前途无量。”
然而,这个“强硬得像一把钢刀”的小林忆,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北京一店的一位员工是这样描述林忆的:
“我是刚到海底捞的新员工。上班第三天领班让我端水果盘,由于地刚刚擦过,很滑,我重重摔倒了。恰巧被路过的林忆经理看到,她急忙把我扶起来,问我摔坏没有。我试着走几步,左膝疼得要命,但我嘴上却说没事。林经理三下五除二,收拾了地上的碎盘子和碎烂的水果,接着又让我走走。她对摔碎了的盘子只字未提,发现我走路有点不对劲,便对我说,你到酒水吧后面的小屋等我。一会儿她拿着半瓶酒进来,她见我站在那里,就赶紧搬个凳子让我坐下来,然后把我的裤腿挽起来。一看膝盖都摔青了,她就蹲在地上用酒给我揉,一边揉一边说,没事的,以后要小心。还疼吗?我心里的恐惧一下子变成温暖,眼泪流出来了。”——许博
这哪里是什么科学管理,这不就是用情感动人吗?这样的做法能变成制度和流程吗?如果不能变成流程和制度,靠林忆这样的管理者给人揉脚的个人魅力,海底捞能扩大吗?
其实,世界上哪有什么科学管理?管理永远是具体的,什么叫具体?就是管理日本人的方法,不适合管理美国人;管理工程师的方法,不适合管服务员;管理农民工的方法,不适合管城市工。
前年,一个管理创新论坛请张勇去讲话,张勇说:“我们的管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员工都是很简单、受教育不多、年纪轻、家里穷的农民工。只要我们把他们当人对待就行了。”
把人当人待,也算管理创新?
对,这就是创新!因为大多数企业就是没有把农民工当人!至少是没有把他们当成正常人!否则,凭什么都是员工,干的都是一样的活,他们就不属于正式工?凭什么正式员工要买保险,他们就不给买?什么是“新”?与众不同就是新。
当人对待!当什么人对待?这些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背井离乡,受人白眼,在城里没有家,没有亲人的年轻人。这样的人,最需要的不就是情感的支持吗?
林忆,这个用双手给员工揉脚的经理,不恰恰给了他们最需要的东西?结果,水能载舟。这些农民工们让这个23岁的小姑娘,当上了管理5个火锅店的小区经理。
把员工当人看,就是海底捞最大的的创新。
海底捞印象
见到张勇的那天是“母亲节”,我们选择在海底捞在北京的第一家店见面。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次那里。我们问他,可不可以站到窗边的桌子旁和顾客一起拍张照片,他有点不太情愿,但还是同意了。那张桌子的四位顾客,是一对夫妻带着男方父母来庆祝节日。当我们向他们介绍张勇的身份时,老人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来,但儿子和媳妇总来。离开时,张勇说打扰他们吃饭了,所以这一餐由他来买单。
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张勇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这代人的成长受到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鼓励,是“学习和获取知识的黄金年代”。进入技校的张勇不知疲倦地贪婪阅读,从书中找到了个人要坚守的价值与信念。而“人人生而平等也该平等相待”这一点,激发了他日后对公司员工福利的格外关注。
张勇认为,中国的餐饮市场相对开放,竞争充分,但不同于欧美国家,中国市场过于广泛,以致于大多数餐厅无需在顾客需求上费太多心思也可获利。在他看来,海底捞成功的关键原因在于,能够洞察消费者和员工的种种需求,并以自己的方式去迎合和满足。
海底捞如今拥有超过1万名员工,张勇在其中扮演着类似父亲的角色。他说,大多数员工来自贫困地区,“他们都很年轻,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改变家庭命运,但往往不知道如何融入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张勇鼓励他们和当地人交朋友,甚至还会给他们零用钱。
海底捞的多数店面都是租来的。张勇说,如果当初买下这些店面,利润会更丰厚,但他更希望将资金用于公司发展和员工福利上面。他说,比起拥有更多的固定资产,他无疑对员工的培养和未来发展计划更感兴趣。
目前张勇在海底捞的权威无人能挑战,但他也在试图下放决策权。比如就选址而言,几年前他是唯一的决策者,但如今店面经理也有权对地点提出建议。而员工则可以自我管理,比如通过工作中得到的反馈,来了解怎么做才是对的。
张勇也观察到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但他认为,无论在哪,顾客需求都是接近的,只要公司善待顾客和员工,都会取得成功。他期待在适当的时候,海底捞可以进军欧洲。尽管他也承认,由于教育和文化背景不同,海底捞目前的管理风格不一定适合欧洲员工,但相信能通过学习来适应欧洲的环境。
他同时认为,中国和西方的管理模式并没有太多不同,核心在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借鉴西方的经验。比如,工会力量在西方国家非常强大,但在中国并非如此,如果一个外资公司过分倚赖工会,可能并不合适。
一些投资银行也对海底捞表示了兴趣,并希望带其上市。张勇通常都会拒绝这类投资,“目前对海底捞而言,最首要的是发展出一套运营和物流的标准化流程,以及对员工进行培训。等有一天准备好了,会考虑上市”。
-----转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