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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益中（《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创办人之一）。本文为作者答记者问。
1.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是我过去的沧海，而体育画报中文版是我现在的桑田，沧海也好桑田也罢，那都是我耕耘收获之所，它们共同导演我的未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怎么讲？用情太深，情何以堪。刻骨铭心过，撕心裂肺过，轰轰烈烈过。现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依然是我的灯塔，在照耀我的远航。我不想诗化自己的过去。
2.除了皇帝、理想主义者、革命家和政客，在广州生活多年的人实在没有理由喜欢北京生活。我现在明白了，皇帝为什么喜欢下江南，为什么要修建颐和园和圆明园，为什么要挖那么大的海子。但我并不像有些朋友那样对北京深恶痛绝，我觉得广州是母亲，北京像父亲，你对母亲依恋，对父亲反叛，这是可以理解的。广州有意思的地方是民间，是市民社会，是契约精神，你可以一定程度上少受权力的伤害，一定程度上自主自己的生活。而北京，最可恨的地方是权力无处不在，人与人之间不能进行公平交易，无法建立平等互信。来北京，我最大的收获是对中国的了解更全面了。
3.过去的锋芒也好，现在的隐忍和妥协也罢，我认为对我来说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非刻意而为。我对人生的艰难困苦极其敏感，对加诸在所有人身上的不平与不公感同身受，嫉恶如仇，我的锋芒因而被砥砺而成，如果没有世间的不平和不公，我又何来锋芒可言？世间的不平和不公，便是我的磨刀石。而所谓的隐忍和妥协，无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锋芒被折断，另一种是你不合时宜，你已经失去了亮剑的机会。
4.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卖灵魂的生活。比如说不认同某种价值观而又必须依赖这种价值观生活；比如说为了生活去背叛人类常识和普世价值，与自己的良心搏斗，或者为了生活干脆抛弃良心；明明知道某句话是谎言，但为了生活却偏偏说这是真理。最不能忍受的是，这样做只是为了生活得更成功，不这样做他也有日子过。比较幸运的是，我现在能自主选择不屈辱的生活方式，尽管代价很大，但我觉得很值。
5.要说厌倦，其实早就有了，不是现在才有。我早就不想再忍受了，早就想辞职了，作为报纸总编辑，作为报人，我受到的压迫和侮辱太多了。只是后来发生的事件，使我出走的方式，看起来不像是自我放逐，而像是仓皇逃离。我怎么能是一个乐观的人呢？我是一个达观的人，因为我悲观至极。
6.达则兼济天下，穷且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跟古往今来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一样，骨子里有很强的家国意识，有很强的为民请命意识。而我从事的职业，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在民主国家，这些意识其实不重要，但在中国就弥足珍贵。
7.我希望50岁时，自己更宽容，更自由，不需要拍案而起，不需要愤怒，能生活在人权民主和法制得到真正落实的社会，能看到官员廉洁奉公、环境日益改善、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至于自己能干多大的事业、能有多大的成就，真的一点都不重要。我愿意做一个好制度下幸福的平民，绝对不愿意做一个坏制度下悲苦的英雄。
8.有人说我本人和南方都市报遭受挫折，是因为我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不遵守潜规则，这个观点我坚决反对。相反恰恰应该这么讲，南方都市报最成功的地方和最成功的原因，都是我程益中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更重要的是，南方都市报最伟大之处，便是它的挫折。
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中国到处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那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9.最不好的现实是，制度性的败坏，与国民性的败坏在双重作用于这个时代，一方面制度性的败坏改造和伤害了国民性，加剧了国民性的败坏，另一方面日益败坏的国民性也为制度性的日益败坏提供了肥沃土壤，两者相互相成，互为因果，又相互推波助澜。但可怕的是我们不以为意，或者浑然不觉，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10.我现在不愤怒，因为我已经掌握了在这个时代生存的两大秘技，荒诞和戏谑。我认为这已经是我最大的不妥协、不苟且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礼崩乐坏，江河日下，积重难返。倘若没有一点戏虐和荒诞精神，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何以自处；所以我现在不再容易出离愤怒了。我羞愧我多了一丝对现实的冷漠和对自己的热情。
11.我觉得这说法让我很难堪，我无意也无力担当这样的角色，我是一个偶像的破坏者，我拒绝成为偶像。首先说明，我认为这个问题跟我无关。我必须说，我对精神教父、领袖气质之类的东西，一向还是很警惕的。领袖气质这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以暴易暴的气质，无非是以一种更大的暴力，成功性地压到了另外一种相对较小的暴力。我对自己的期许是，我的见解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操作性；我的主张能得到认同和支持，并且符合情理；我的规划能很有效率地变成现实。当然我也承认，越是落后的国家越是需要精神教父和领袖气质。
12.第一个问题有点大有点泛，我只能说，过去100年，大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总体上没变——不对，应该是每况愈下。虽然物质条件有变化，但知识分子近60年来并没有真正获得尊重和尊严，人格上越来越不独立，学术上越来越不自由，被豢养和包养的命运并没有改变，相反越来越依附和依赖权势。这很可悲！更可悲的是，现在连“公共知识分子”都竟然成了一个不准提及的词语，多么卑鄙！不容许“公共知识分子”，只容许“私有知识分子”，何其荒唐！
13.经常有人问我，你在2005年以前，用十年的时间创办了两张中国最好的报纸，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一度在广州和北京两地奔走，管理两个两千多人的新闻队伍，现在你因言获罪一切归零，管理一份几十人的体育杂志，落差如此巨大，你是不是不甘心，是不是还有新的规划。
问这些问题的人不明白，一个知道了自己真实的生存处境的人，并不会在意自己坐在多大的地盘里，坐一个小矮凳并不会自由更少，坐一张皮沙发也不会自由更多。有一句诗说过，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