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明代画家、诗人唐伯虎（中）
黄绍坚
（七）
不料，命运决定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塑造唐伯虎了。翻开中国历史，你不难发现，命运女神以几乎同样的方式，将楚国的皇亲国戚屈原塑造成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浪漫主义的开山鼻祖，将晋朝的小官陶渊明塑造成一生虽然穷困潦倒、却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充满向往的第一流的田园风光鉴赏家，将一心想追求功名的杜甫变成了反映民间疾苦、深刻揭露社会黑暗现象的现实主义大师，将本想板起脸来当政治家的苏东坡变成了语言幽默诙谐、风格豪迈奔放的大文豪。现在，她又要将醉心前程的唐伯虎，变成一位游离于那个时代主流之外的游吟诗人了。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在旧时被尊为“亚圣”的孟子的那段著名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盘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儒家大师们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用白描般的手法描绘出命运女神的面貌。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人们重读这些文字时，不禁惊讶地感叹：命运女神，可是一点儿都没变！
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唐伯虎参加了进士考试，却被牵进一场莫名其妙的科场舞弊案[i]。“才高招忌”这句话，再次向人们展示了它不朽的生命力。唐伯虎不仅被捕入狱，饱受皮肉之苦，而且获释后被贬为吏，永远失去了仕途上的希望。
对于这场科场舞弊案，从当时到今日，人们有着种种不同的猜测。不过有一点是公认的。按唐伯虎自己的话说，就是：“朋友有相忌名盛者，排而陷之，人不敢出一气，指目其非”（《又与徵仲书》）。加上唐伯虎自己的一身傲气，或许他觉得此事太可笑：“沥胆濯肝，明何尝负朋友？幽何尝畏鬼神？”（《与文徵明书》）于是，根本不屑一辩。结果，唐伯虎坐定罪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八）
想想当时的唐伯虎，又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朋友们也都离他而去。在昏暗的牢房里，他无奈地坐着，忍受着身体因受刑带来的伤痛，忍受着心灵深处更深的痛楚。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一生的希望离他远去，而他知道，这种希望，再也回不到他的身边了。有一刻，他甚至怀疑自己继续生存的意义。倘若说有什么力量支撑着他坚强地活下去的话，那就是他明白自己将要在历史上占有的地位：“仆一日得完首领，就柏下见先君子，使后世亦知有唐生者”（《与文徵明书》）。说穿了，就是三个字：“我不服！”
也许今天有人会说，是唐伯虎对生命的热爱，使他坚强地忍受了这一切，就像人们今天称赞屈原的爱国，称赞岳飞的忠贞。可又有谁能体会，当屈原决定不离开楚国时，难道他不知道未来的凶险吗？当岳飞接到收兵的金牌时，难道他不明白将要发生的事吗？是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他们自己的性格，是他们的内心告诉他们：坦然地接受这一切，让历史来审判。那一刻，既没有伟大，也没有崇高——所有这些名词，都是后人加给他们的——那一刻，更多的是内心的酸楚，是眼见命运的嘲弄却无能为力的无奈。他们知道：他们再也得不到当时的人们的尊崇和热爱。唯一可以安慰他们的是，他们知道：他们将受到历史的尊崇和后人的热爱。正是这种宏大的历史观，帮助中华民族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伟人。
（九）
对命运的突变，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人情冷暖，唐伯虎有着惨痛的体会：“衣不可伸，履缺不可纳；僮仆据案，夫妻反目；旧有狞狗，当户而噬。反视室中，甂瓯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长物”（《与文徵明书》）。因此，他也有过不平：“黄花无主为谁容？冷落疏篱曲径中。尽把金钱买脂粉，一生颜色付西风”（《过闽宁信宿旅邸，馆人悬画菊，愀然有感，因题》）。“杨家红拂识英雄，着帽宵奔李卫公。莫道英雄今没有，谁人看在眼睛中？”（《题自画红拂妓卷》）
但是，他很快就从这种情绪里解脱了出来。或者换个角度说，也许这样的生活，反倒更适合于唐伯虎这种酷爱自由、不喜欢受约束的性格，并让他创作出一流的作品，否则，读者们或许只能读到一位平庸的官僚写的一些官场上的应酬诗了。
庆幸的是，今天当读者们再翻开他的诗文集时，看到的是一个“神识独游天地外，低眉宁肯谒王公”（《抱琴图》）的铁骨铮铮的男子汉的形象。就像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的：“岁月不久，人命飞霜；何能自戮尘中，屈身低眉，以窃衣食，使朋友谓仆何？使后世谓唐生者何？”（《与文徵明书》）这里，读者们看不到哀伤无望的自悲自怜，看不到口干舌燥的乞求理解，看不到奔走忙碌的辩白，读者们只读到一种豪迈的气概，一种对历史的信任。
（十）
就在唐伯虎出狱后，他找了个借口，将不理解他的继室休回了娘家，开始了他为期五年的单身生活。直到三十五岁时，唐伯虎续娶沈氏，并于四十二岁那年生下一个女儿，才终于又找回了家的感觉。
在这期间，他不屑去当一个埋首案牍的书吏，于是辞去官职，在闽、浙、湘、赣几省之间，远游长达两年多，随后便返回吴县老家，开始了他后半生“浪子”的生涯。对此，官修的《明史·唐寅传》是这样评价他的：“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丝惋惜，但更多的却是儒家士大夫们对“浪子”的不满。
事实上，唐伯虎从此开始了一种在当时的年代里难以想象的生活：既不是掌权的官僚，也不是享乐的商人；既不作高蹈的隐士，也不象市俗的小民。他的生活，更多的倒像是今天所谓的“自由撰稿人”：也就是说，他全靠卖诗、画为生，凭本事吃饭。虽然在他的年代里，他无法定期投稿，从某个刊物那里换取稿费维生，但他竟然活了下来。这当然要归功于他出色的字、画、诗、文，还有他的名气。出人意料的是，这种生活方式，让唐伯虎换得一个在他那个时代难得的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从而写出大量让温柔敦厚的儒家士大夫们瞠目结舌、却让今天的人们耳目一新的诗歌。他爱美女，即使在他的梦中也毫不掩饰：“抱枕无端梦踏春，觉来疑假又疑真；分明红杏花梢上，墙上人看马上人”（《抱枕》）。他更爱生活中的一切情趣。对此，我们不妨作个比较：宋代大词人李清照写过一首《减字木兰花》词：“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在典雅的谴词造句中，隐含着少妇的娇羞。而同样的意境，到唐伯虎的手里，竟变成一副栩栩如生的闺房打趣图：“昨夜海棠初着雨，数朵轻盈娇欲语；佳人晓起出兰房，折来对镜比红妆。问郎：‘花好奴颜好？’郎道：‘不如花窈窥’。佳人见语发娇嗔，不信死花胜活人；将花揉碎掷郎前，请郎今夜伴花眠！”（《妒花歌》）对于虽然私下嫖妓、却不许在公开场合提及夫妻间“描眉”这样的小事的儒家士大夫们，这种公然的闺房记趣，自然是不可容忍的越轨行为。
（十一）
但是，卖诗画的生活并不诗意，这在唐伯虎的诗题里就直接反映出来：《风雨浃旬，厨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因题绝句八首，奉寄孙思和》。诗中说：“十朝风雨苦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即使生活如此艰难，唐伯虎也没有呼天抢地的悲观，没有低三下四的乞求，相反，在诗的最后，他豪迈地宣称：“立锥莫笑贫无地，万里江山笔下生。”
日子虽然艰苦，但他并不后悔，有时反倒在诗中显出自食其力者的轻松心情：“漫劳海内传名字，谁论腰间缺酒钱。诗赋自惭称作者，众人多道我神仙。”（《言怀（其二）》）
更多的时候，唐伯虎是以幽默为武器，嘲笑腐儒们的醉心功名，嘲弄官员们的愚昧无知，同时，也为自己的内心，求得一丝微妙的平衡。据说他曾化装成道士从御史那里骗得官文，再从盐使那里取钱出来召妓（《自醉巢言》）；据说他曾在雨雪中扮作乞丐唱着《莲花落》讨钱，却将讨得的钱全用于喝酒（《弇州山人稿》）；据说他在苏州的画船上见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向自己眉目传情后，竟卖身为仆，终于娶到心上人（《蕉窗杂录》。这个故事，后来被铺演为广为流传的“三笑”传说）；据说他喝酒时因酒钱不够，竟将朋友们的衣物全部拿去典当，换来好酒喝个尽兴，再乘醉作画，以卖画所得之钱赎回朋友们的东西（《唐伯虎全集》附《唐伯虎轶事》卷２引锡山孙寄生谈）……民间流传了太多这类的传说，只因为唐伯虎狠狠地嘲笑了官府和学堂，做出了百姓们想做却不敢做的事，也为百姓们的心中求得微妙的平衡，所以百姓们就喜欢他。
但历史中的唐伯虎，并不是人们心目中的“为民请命”的英雄。他的幽默和嘲弄，更多的是对自己身世的不平，是对别人看轻自己时的一种自尊心上的反弹，是为了使自己能继续活下去所需的心理平衡。在他自刻的印章中，他自命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普教寺婚姻案主者”（《尧山堂外纪》），与其说是调侃，还不如说是对自己才华的充分自信和怀才不遇、一腔大志无法实现的感伤：主不了“政”，主“婚”也罢；当不了“第一清官能臣”，至少还是个“第一风流才子”。
唐伯虎说过：“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何乃效楚囚？”（尤侗：《明史拟稿·唐寅传》）他也曾发出这样的感叹：“难将心事和人说，只有青天明月知”（《爱月夜眠迟》）。而在《题东坡小像》一诗中，他更是委婉地道破了心事：“乌台十卷青蝇案，炎海三千白发臣；人尽不堪公转乐，满头明月脱纱巾”。唐伯虎死后，有人曾在他的墓前写了副对联相赠：“才子风流，岂在色字；名贤忠正，不附权奸”（顾平旦、曾保泉：《对联欣赏·缅怀先、古、名人》），倒是出自深解唐伯虎之人的手笔。
（十二）
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唐伯虎在苏州的桃花坞——这个地方，在明清两代间流传着一种颇负盛名的“桃花坞木版年画”——盖了座新居，并为之起名为“桃花庵”。他后半生的生活，多数是在这所“桃花庵”里度过的。
《诗经》曾收录一篇《桃夭》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从那以后，在中国的古典作品中，桃花就多被用来与青春美貌的女性相提并论，其中以唐代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一诗最为人们欣赏：“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但也正因如此，桃花历来不被正统的儒家士大夫们所喜欢。他们私底下偷偷地写赠妓诗，面上却是要大骂风流才子的。
唐伯虎公然将其新居命名为“桃花庵”，有人说是他反主流的情绪的表现，但我想，更多的，该是唐伯虎对花开烂漫的桃花的钟爱，因为这种烂漫，正反衬出他一生的寂寞：“今日花开又一枝，明日来看知是谁？……好花难种不长开，少年易老不重来；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花下酌酒歌》）。
甚至，他以一种自得其乐的豪迈，潇洒飘逸地写下了这样令人不禁击节赞赏的诗句：“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别人笑我忒风颠，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庵歌》）。
（十三）
即使在唐伯虎的生前，他也并非寂寞到无人相知的地步。文徵明，这位明代著名的画家兼诗人，在科举考场上备受挫折，连个举人也没考上，直到五十四岁时才以岁贡生的身份参加吏部考试，被授翰林院待诏，但却因不屑阿附权臣，不得不辞官归隐。祝允明，明代著名的书法家兼诗人，终身只是个举人，曾补官到僻远的广东兴宁当过知县，后来也告病辞归。徐祯卿，明代著名诗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在入京为官之前曾与文徵明等人交往密切。这几个人和唐伯虎，由于籍贯相同（南直隶），性格相近，才华超群，曾被人誉为“吴中四才子”。其中，除了徐祯卿入京后转学汉魏古体诗及唐宋近体诗，终于成为“前七子”之一外，其余三位及沈周等人，在明代中叶复古主义弥漫文坛之际，都能卓然自立，不依傍门户，自成“吴中派”一族。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宋儒理学的行为——有些甚至是矫枉过正的行为——他们追求纯真、自由个性的思想，广泛吸取古人创作的精华，在语言上力求通俗易懂，在风格上注重直抒胸臆，成为他们相互支撑的力量，使他们与主流社会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历史上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i]《明史》卷286《程敏政传》：“（弘治）十二年与李东阳主会试，举人徐经、唐寅预作文，与试题合。给事中华昶劾敏政鬻题，时榜未发，诏敏政毋阅卷，其所录者令东阳会同考官覆校。二人卷皆不在所取中，东阳以闻，言者犹不已。敏政、昶、经、寅俱下狱，坐经尝贽见敏政，寅尝从敏政乞文，黜为吏，敏政勒致仕，而昶以言事不实调南太仆主簿。敏政出狱愤恚，发痈卒。后赠礼部尚书。或言敏政之狱，傅瀚欲夺其位，令昶奏之。事秘，莫能明也。”
《皇明奇事述》卷2《大科更易》：“弘治己未，预行场中学士程敏政不得阅卷，徐经、唐寅不得取，以有论敏政鬻题故也。嘉靖甲辰进士徐汝孝、翟汝俭、彭谦、焦清等，并考试官学士江汝璧等，俱逮问除名，《登科录》削汝孝等不录，以言官论徇私故也。”
《治世余闻》上篇卷2：“己未春，程敏政与李西涯同主考礼闱，其第三问策题程所出，以四子造诣为问。许鲁斋一段出刘静修《退斋记》，士子多不通晓。程得一卷，甚异之，将以为魁。而京城内外盛传其人先得题意，乃程有所私，为华给事中昶等所劾，谓私徐经、唐寅等。上命李公覆阅，迟三日始揭晓。言路复论列，欲穷治之。上怒，下都给事中林延玉等于狱，落言官数人职。而程亦致仕以去，亦一时文运之玷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