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从湖北觅得一件周而复先生20年前的书法精品——六平尺中堂《菩萨蛮.东坡赤壁》。“苏公瘦马黄州雪，七分江色三分月。梅竹泛崇光，东坡一草堂。烽烟无觅处，赤壁千秋赋。断岸听涛声，凭江寄远情。”我无从考证周而复去过几次东坡赤壁，但据刘正成“我与书法二十年”中回忆，周而复应邀参加全国第四次书学讨论会后，和陆石、柳倩等一行畅游三峡而返。“在长江上，他很少给人说话，我看见他往往独自倚在船舷边，有些漠然地望着大江，看着转瞬而去的三峡石壁，在作一些深深地思考。”
周而复在思考什么呢？刘正成没接着写，他知道此时的周而复的处境很糟。1986年3月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报眼位置刊发了主标题为《中纪委决定开除周而复党籍》的报道，并且配发了题为《严守外事纪律维护国格》的评论员文章。报道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周而复1985年10月20日至11月12门率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日本期间，严重违反外事纪律，丧失网格人格，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周而复中国共产党党籍。
关于周而复的错误，他自己并没有太多辩解，但后来的一件事，使他拍案而起。1999年11月，山西青少年报社主办的《山西青年》杂志在发表《谁是最贪婪的人一一世纪中国巨贪“梦幻组合”》的文章，将建国以来涉贪人物刘青山、张子善、褚时健、陈希同等人进行足球比赛场上位置排列时，将周而复安排为守门员。文章说：“严格说来，周而复并不是一个‘贪宫’，至少不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贪官，他的贪婪表现在满足个人的生理和心理意义的角度上。”“作为一名从事对外交往工作的领导干部，他的本职：工作应是树立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成为—名真正合格的‘守门员’，但是这位并不安分的守门员却在这点上栽了个大跟头，1985年10月，他率团访日期间不听同志的多次劝阻，擅自参观靖国神社，并拍照留念，开且在活动中的正式场合，以傲慢的态度，对待日方友好组织，损害了友好关系。他还在宾馆收看有淫秽节目的闭路电视。并要求女翻译陪看，而且还到药店购买春药，严重违反外事纪律。丧失国格、人性。”该文后来又被《作家文摘》全文转载。
2000年3月6日，周而复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状告《山西青少年报》社以及《作家文摘》报社侵害其名誉权。
针对文章中“不听同志的多次劝阻，擅自参观靖国神社，并拍照留念”， 72岁的周而复在法庭上进行了论辩发言：
“我因为撰写反映8年抗日战争的小说《长城万里图》，希望更多地了解日本军阀有关侵华的资料，为此准备去参观。参观前，我将日程表报我驻日大使馆，送出4日，没有接到大使和文化参赞等其他人劝阻勿去的通知，我就理解为同意我的日程安排。于是我便于11月10日由日方安排参观了靖国神社，开且向日本老人了解当时的情况。没想到当天晚上，文化参赞才对我说，最近国内有通知，不要去靖国神社参观，如果工作需要，需中国大使馆批准，但是我并没有接到通知，而贝已经去过了。文化参赞说，去过就算了，我们大使馆通知迟了也有责任，你不要和任何人提起此事。当时有对外友协代表团成员李海卿先生在场。另外拍照也不是为了什么“留念”，而是为了写作的参考。艺术家要深入生活，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参观和参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当初在《黄河东流去》中写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日常生活，为了了解他们的生活起居，曾经走访了他们生活过的所有地方，甚至他们在庐山别墅“美庐”中睡过的床的长度我都丈量过。”
为此周而复及其委托代埋人当场向法庭出示了一份1985年访日时由日方提供的用日文打印的日程安排表，以及周而复的作品《长城万里图》（注：该书曾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三部《逆流与暗流》第77章中有关东条英机参拜靖国神社的描写。我读过《逆流与暗流》，如果不是作者亲自参观过，的确很难描绘得如此逼真。
关于《山西青年》文章中称周而复“在正式场合以傲慢的态度对待日本友好组织，损害了友好关系”，周而复说，
“那次是中国友协代表团专程前往日本祝贺日本新制作剧团成立35周年，当时代表团代表中国政府，规格很高，而日本新制作剧团是一个民间组织，这已经给了日方一个好大的面子。中国代表团到达时，按照日本的礼仪，新制作剧团的团长是应该亲自迎接的，但事实是，新制作剧团团长真山美保不但不出来迎接，反而让工作人员通知下午3点他才接见我，我当时就很生气。到下午3点，日方又通知，真山没空，改在下午4点。到了4点，日方又通知，真山有事改在5点。到了5点日方又通知真山今天不能接见了，改在第二天庆祝大会上接见，日方如此傲慢，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接受的。第二天去大会现场恰巧我与真山在电梯门口见面了，真山和我握了一下手，就算‘接见’了。一个日本艺术团团长对中国部一级的代表团团长的态度如此傲慢，世所罕见。
不仅如此，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写信祝贺新制作成立35周年，我通知了日方，他们准备在庆祝招待会上宣读，不久，却通知王会长的贺信不必在招待会上宣读。而等到举行招待会时，又要宣读，根本不重视王炳南会长的贺信。在庆祝招待会上，日方冷遇、压低友协团和我驻日文化参赞王达祥，安排他在倒数第二排无名次卡的座位，而一般的日本客人都安排在前排，座位都有名次卡。团长真山以自己的名义举行欢迎我团的宴会，主人席上有她的名字，她却谎称临时有事，要宴会先进行，她晚到一会，但她始终都没有出席。本人出面宴请，而自己却不出席，可见傲慢到了什么程度。我团举行答谢宴会，表示感谢之意，真山又称有事拒绝出席。为了多做友好工作，我决定答谢宴会改期，请她指定时间，她才出席。当时中国青年代表团访日，部分青年也在新制作，真山通过另一个译员王庆英转告我真山要宴请青年团和友协团，友协团地位高，以友协团为主，请友协团全体出席。可在第二天宴请的时候，青年团却坐首席客人的位置，而我们却被安排在第二客人的位置，真山的讲话也是以欢迎青年团为主。宴会结束，青年团代表表演小节目后，王庆英译员宣布演出结束。我向真山赞赏宴会与演出并且告辞，真山未挽留。当我将要走出宴会厅的时候，日方来人告之，日方还要演节目，请你们回来看，我立即回到了原来的席位，直到演出结束，大家一起离开宴会厅。而真山过后却不顾事实真相，诬我中途退场，我事先并不知道这个宴会怎样安排，宴会完了，青年表演结束了，我向真山告辞时，她也没有说日方还有演出，当我们知道以后，还没有走出宴会厅就立即返回原位，这怎么仍算是中途退席，这又如何谈得上“态度傲慢”呢?当我们访问完新制作之后，友协团曾经开会讨论真山的冷遇和离座的问题，经友协团秘书长留炳培综合讨论情况，写出了《对外友协代表团参加新制作成立35周年纪念活动小结》，全体团员通过。总结得出的结论是，“态度傲慢”等是日方对中方的误会，并且中方已经向日方做出了澄清。”
《对外友协代表团参加新制作成立35周年纪念活动小结》的复印件，被周而复当作证据之一，出示给法庭。
针对《山西青年》文章中，周而复“还在宾馆收看有淫秽内容的闭路电视，并且要求女翻译陪同，还到药店买春药，严重违反外事纪律，丧失国格人性”等，周而复辩解道：
“那次从日本回来，女翻译张莉莉曾诬陷我在旅馆看淫秽电视，要她为我翻译，稍有常识的入都知道，淫秽电视节目，无非就是男女的床上动作，一看知，不需翻译，当时在核实会议上，我曾当面质询张莉莉对我的诬陷，张不得不承认并无此事。另外我也没有买过舂药。众所周知，不要说在国外，即使在我国，多年以前北京机场和免税商店等都有经我国工商局批准出售的性保健商店，出售各种春药和淫具，既然批准出售春药，购买者又何罪之有?这和外事纪律又有什么关系？况且我也根本没买。”
2000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周而复诉讼请求被驳回。他表示将提起上诉，可后来一直没有下文。
周而复曾告诉采访他的记者，回国后不久，中纪委七室一位副主任约他去谈话，指出他访日期间的问题。到了1986年1月中，中纪委七室再次找周谈话，指明这是政治问题，要受纪律处分。果然，1月22日，中纪委做出《关于开除周而复党籍决定》草案。周提出对《决定》“保留意见”，并又以书面报告中纪委“核实后”再“给予应有的处分”。中央虽开除了周的党籍，但又做了“特殊处理”：副部长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不变，除撤销对外友协副会长外，其他职务保留，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常务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发表、出版作品等不受影响。到了3月4日，《关于开除周而复党籍决定》，通过全国各报刊、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等媒体向国内外进行了报道……
1985年和1986年，是我们十分希望与日本方面修好的时期，我的所谓“傲慢”态度是与当时的政策气氛不合拍的，况且我是一个感性化和情绪化的人，我跟随毛泽东参加过抗日，（周先生随手指了指客厅上他与毛泽东和刘少齐奇延安时的合影），我是恨日本人的，在任何时候，对于日本人的傲慢和无礼我都十分气愤。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不断上诉，甚至上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2001年6月，中纪委经过复查、核实，恢复了他的党籍，但没有提到为他平反。平反是他晚年最大的愿望。
2004年1月8日23时20分，90岁的周而复在北京逝世，新华社播发他生平，第一句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人们知道，这样的文稿是要经过中央、甚至政治局审定的。
由于中日关系在历史上特殊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在审视许多夹杂其间的事件和人物时，都无法完全做到理性和公正。周而复晚年的悲剧性命运，有其自身过失的一面，也有时代的因由。他的党籍的恢复、生平的定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的恢复。
2010年9月17日22时于三惜草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