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1) 中国是举世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可是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领先了世界一千多年却没能孕育出近代的自然科学体系,当欧洲完成了人类近代史上的科学、文化革命———“文艺复兴”之后,中国的科技水平逐渐落后了。著名科学史家英国学者李约瑟在考察科学技术演化时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本人破解的答案是: 中国是官僚体制,此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 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种制度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 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中国的官僚体制最初适宜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它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现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因此, 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 中国没有成功地实现向现代过渡,故而落后了。国内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金观涛等人的“整体研究方法”,王淼洋的“哲学一元化畸型发展论”, 林毅夫的“科举制和激励结构论”,刘志一的“思维决定论”以及“商业决定论”等,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笔者曾经于《李约瑟难题之我见》一文中分析了李约瑟难题的成因,认
为李约瑟难题是由以下因素共同造成的: (1)中国古代科学科技发展重视实用主义技术轻视理论研究,重定性研究方法轻定量研究方法, 无法产生现代科学理论; (2)儒家文化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消极影响,以及造成的科学精神与学术自由的散失; (3)科学信息交流的匮乏等。谈古及今,李约瑟难题的提出及其破解对于今天的中国科技发展又有什么启示呢?
1 突破“官本位”思想的影响
科举制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一项考试制度,规范着社会主流文化的内容。有学者认为,科举制度是造成中国没有成功地从前现代时期的科学跃升到现代科学的重要原因,理由是封建统治者通过科举考试将社会上几乎所有的优秀人才笼络在自己身边,造成科技人才大量流失。笔者认为,科举制度本身并未制约中国科技的发展,因为中国从隋唐就开始实行科举制度,但是隋唐宋依然取得了一系列的科技成果,历史事实是从元明清开始中国科技才开始停滞不前的。其实,真正起阻碍作用的是程朱理学的兴起导致了科举制度的蜕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官本位”造成知识分子无心专注于科学研究。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到明清发展成“八股取仕”,程朱理学的兴起导致了科举制的蜕化和社会环境的恶化。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的禁欲主义思想束缚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思维,对我国近代科学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程朱理学兴起以后“尊孔读经,八股取仕”成了知识分子唯一的追求,这种“八股取仕”的模式将读书、应试和做官三者融为一体,转变为一种官吏选拔制度, 导致仁人志士、知识分子千军万马奔仕途,读书就是为了做官, 很少有人愿意去攀登科学的殿堂;而那些搞科学的人除极个别外, 大部分都是社会地位低微、出头无日,甚至遭受政治迫害。这种制度大量埋没科技人才、严重摧残科技人才,使大部分知识分子几乎完全失去了前人的创新和进取精神,完全失去了对自然科学研究的任何兴趣。知识分子的强烈“官本位”情结不仅削弱了其专业献身精神,而且还限制了其批判创新能力和研究效果。不幸的是,时至今日困扰着中国人的李约瑟难题还时时缠绕和牵绊着中国人前进的步伐,君不见有多少风华正茂的青少年被困于没完没了的考试之中,千军万马挤过高考的独木桥之后,“读书做官”仍然是莘莘学子们所向往的最好的归宿,“学而优则仕”与“官本位”思想至今还在阻碍着中国科技发展。
尽管在今天的中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逐步成为正风,但尊重官位、尊重权力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因。目前,公务员成为社会上最热门的职业,公务员考试成为社会上竞争最激烈的考试,大批学生甚至在硕士、博士读完以后纷纷跨入这一行业,反映出了“官本位”价值观对他们的影响。特别是那些本不适合做公务员的优秀人才也被卷进这一行业,如许多博士、硕士刚在自己的专业干出点成绩就被“提拔”到行政领导岗位,这势必造成中国科技人才的极大浪费, 对科技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而且,中国目前尚缺乏完善的科研管理体制。在一些科学家的潜意识中,只要有了一些学术成就,就希望通过仕途来证明自己, 在尚不健全的体制下,“官本位”往往又与对资源支配的权力相联系,从而获得较通常更为优越的科研条件。重大科技项目和方向的决策应当由科学发展规律去决定,这样才能稳居科学的前沿, 而在我国,不少科技项目和方向却常常由非科技专家主要是行政官员凭兴趣来决定,这就造成决策失误, 贻误科技创新。在现有科技经费分配体制下,一些官员还直接参与具体科技课题的选择和评审,其后果是人际因素常常代替了专业标准,导致非学术因素、权力因素干预学术,还阻碍了民间学术研究的发展。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体制问题,中国科技将事倍功半。“官本位”意识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积淀的产物,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官本位”思想对中国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依然存在,使许多知识分子走进了“官本位”的价值观误区,使更多应在科技领域展露才华的知识分子将一生的大部分宝贵时间贡献于“官场”,这不仅是这些知识分子个人的悲哀,更重要的是给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因此,克服现代“官本位”的价值观,为科技人才的培养、使用和使更多优秀科技人才脱颖
而出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是高科技时代的呼唤和要求。
首先,应从科技体制和科技政策上入手。科技体制的优劣是影响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要广泛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立足中国实际,遵循科技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其次,要从思想观念上彻底肃清“官本位”价值观,大力提倡科学文化、弘扬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有丰富的内涵,但最基本的是求真精神和开放精神, 特别是开放精神能培养人博大的心胸,突破传统价值观束缚, 启发人的心智, 开阔人的视野,为真正摆脱官本位的传统价值观创造思想条件。
此外,大力发展知识经济也是克服“官本位”思想的重要途径。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官本位”的经济利益驱动减弱,工业经济社会创业所需的金融资本让位于知识资本,特定人才和技术的组合所拥有的创造力和这种能力的持久性成为聚集财富的最佳途径。消除“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对于现代中国科技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重视基础理论研究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重视实用主义技术、轻视理论研究是造成李约瑟难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古代科学往往只是经验的总结以及对现象的描述,以至于有人说中国古代有的是技术, 而没有科学; 或者说,中国古代缺乏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这是因为“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基调, 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和系统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未与古代科技建立良好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源。中国古代科技的许多成就虽在当时都居世界领先地位,但由于仅仅强调实用主义而轻视基础理论研究,所以在达到一定的极限后便裹足不前了。中国古代科技呈现出经验臆断过多、理性实验不足、逻辑自组织能力低等非定量化特点,这种缺陷造成了中国古代科技难以产生革命性的飞跃。
中国古代形成的重实用、轻理论的传统至今仍然在发挥强大的惯性影响。我国历年开展的重大科研攻关项目绝大多数为技术性项目,属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很少, 直到今日,中国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技术成就(如在艰苦的环境下取得两弹一星的成就), 但在基础科学理论上并无骄人的成就,这不能不说实用主义与急功近利在现代中国还有较大的影响。我国近代科学起步较晚,至今总体科技水平不高、科技实力不强, 国家经济基础、财力仍然有限,而基础研究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并耗费时日, 基于这种国情,国家集中力量和资源率先考虑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性研究有一定现实性、合理性,但我们应明确意识到这仅是权宜之计,如果片面注重科学的工具价值,在综合国力持续增长的条件下仍然忽视基础理论研究,必将导致我国科学的畸形发展,最终妨碍科学的进步。基础研究关系到技术转化的最终源泉,为新技术提供了原理, 反过来又拓宽了基础研究, 二者相互促进;基础研究成果反映了民族的创造和理论思维水平。事实上,某一科学理论最初提出时其实用性或应用价值往往很难看出,尤其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理论的抽象程度大大提高后更是如此。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其诞生后曾长期得不到科学界的认同, 然而它却更新了人类的时空观,开创了物理学的新时代。
近年来,中国基础科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但基础科研的产出率仍然很低,反映在每年发表的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研究论文数量很少。主要原因在于缺少高产出率的科学家,并且中国对基础科研的经费投入仍然不足;其次科研项目评审制度及分配经费的体系不尽理想,这些都妨碍了中国科学家开展尖端性、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基础科学研究的薄弱将直接影响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影响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基础科学研究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因此, 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应避免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重视基础研究, 加
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
3 消除教育体制中影响科技创新的消极因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高度重视人文教化的国家,但这种教育在许多方面是不利于科研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如在教育目的上,儒家主张以“明人伦”为核心、以培养“建国君民”治术人才为目的的教育观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国家教育的指导思想,忠君道德的灌输、认同经典的规劝和臣民人格的塑造无形中销蚀了人的自由个性和求异思想;在教育理念与方法上,把教育理解为是一个让学生认同经典祖训、记忆既有知识和再现标准答案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学生的探索精神、自由个性和创新能力;在考试评价制度上, 偏重记忆,再现型的考试制度很不利于人的创造品质培养,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明清以后陈腐僵化的科举制度对于人的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巨大抑制。此外,传统教育藐视科技知识和工商教育,由此使得中国近代极其缺乏科技和工商方面的知识与人才基础条件。可以说,受儒家思想左右的封建教育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
国科技发展的障碍。我国现行的知识型教育在某些方面对科技发展和创新仍然存在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
一是在教学思想上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把教育降低到一般知识传授水平。二是缺乏教学民主,缺少造就创新人才的认知氛围和心理条件, 在知识型教学中,教师是真理的化身, 学生只能一味地服从教师, 追随教材,不敢越“雷池”半步, 不许有任何“非分”见解。三是排斥学生的问题意识,抹杀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人才的重要特征就是敢于质疑问难, 穷根究底;敢于标新立异, 异想天开; 敢于问鼎真理, 挑战权威,其集中表现就是学生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质疑精神。但是,传统知识型教育恰恰是一种“去问题教育”,排斥学生的质疑精神和问题意识,这是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的一个重大差异。四是重聚合思维轻发散思维,造成思维定势和畸型发展, 束缚了学生的创造思维。在我国现行教育中,对学生聚合思维的关注和
培养远远超过了对发散思维的关注和培养,甚至经常出现不允许学生求异、质疑等体现发散思维的行为,从而难以形成创造思维。
目前知识型教育的弊端造成了我国科技创新人才匮乏。中国要培养一大批有创新精神、高产出率的科学家,首先需要改进高等院校的教学体制, 要培育下一代科学家、促进科技创新,更应该强调的观念是激励学生追求知识的热忱重于传授知识本身,学生对教科书和教师也可以质疑,养成学生在讲堂内外提问的习惯;对现有的证据、假设、概念提出的挑战, 无论是多么幼稚和薄弱,都应该受到鼓励和严肃的对待。现在,大多数的大学和研究生院仍然强调学生死记硬背、无保留地接受教师或教科书的观点,而不是鼓励学生用创新思维、多提问题的方法来学习。中国
需要提倡“吾爱吾师, 但更爱真理”的精神, 弘扬学生的个性和自主精神,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 从而切实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进一步加强创新教育。
4 加强学术交流
中国古代科学信息交流的匮乏使得科学知识无法积累、传播与跃升, 今天,科学家之间缺少公开的、批评性的学术交流在中国依然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公开、坦诚的交流将使许多学术研讨会不仅仅是友谊性的聚会,更是使人受益的学术活动,对学术批评的正面态度将有助于建立这样一种科学文化,即科学的真实性比“顾面子”重要得多,而且负面的评语不总被认为是人身攻击,同事间批评性的坦诚建议对一个科学家的成长是极其重要的。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知识具有无限供应性、无国界性、非独占性等特点, 因此,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就必须改变科学研究的自然发展状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及时掌握科学研究的最新信息。我国应抓住机遇,采取多种措施和多种形式,强化中国科研人员同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科学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交流与合作,从而逐步使我们在更大范围内、更多项目中挤身于世界科学的前沿领域,掌握世界科研的走向和最新信息。在21世纪的今天, 我们在为“神州5号、6号”等科技成就自豪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造成李约瑟难题的许多因素还在制约着中国科技的早日腾飞,克服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 更好地发展科学技术,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积极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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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峰(1975 - ) , 女, 内蒙古人, 北京理工大学讲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逻辑、应用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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