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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电视台，现在晚上都爱演谍战片。同一时期，深夜都有陈宝国的身影，当时我迷乱了.因为昨天他还是国民党，今天怎么成了日本特务机构领导，当时的错乱，就好像某天我站在超市，恍惚中无法确认自己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又或是在海南岛。时空的错乱，我在哪里，我到底在做什么？为了目标，付出不懈的努力，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无论何时不能倒下，因为坚持有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另一个伟大的世界。
生活仍在继续！。。。。。。
由陈宝国扮演的这个中村功，在历史上确有原型，他就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准确提供了日军南进情报的红色传奇特工———中西功。真实的中西功，其活动比电视剧中更加神奇。
间谍培训学校高材生
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豪门近卫家族在中国开办的文化交流机构，同时也是日本专门针对中国开办的老牌间谍培训基地。其在日本特工组织中，酷似黄埔军校在民国时代军界的作用。书院的毕业生，凭借严格的训练在日本各特工机构中占有优越地位，同窗之间又彼此协助提拔，仕途上往往飞黄腾达。中西功就读之时，校长就是后来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
中西功是书院的高材生，他与同学西里龙夫关系甚好。上学期间，他们接触到了以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尾崎秀实，深受其影响，从内心同情中国，反对法西斯独裁。1930年，中西功与西里龙夫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学院期间，中西功曾向到沪日本海军学员散发反战传单，参加抵制日军入侵上海的行动。由于斗争经验不够丰富，他们的行动很快被侦破，他和西里龙夫都因此被捕，后因查无实据而获释，随全体学生回到日本。
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红色间谍”
1934年，西里龙夫返回上海，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记者，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中西功也经尾崎秀实介绍回到中国，进入东北满铁调查部工作。满铁调查部是日本在中国最重要的间谍机关之一。因为中西功提供了一系列描述中国内部情况的分析文件，被认为极有价值，他于1938年被提升为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主任，并兼任日本支那派遣军特别顾问、日本“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上海负责人。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时，西里龙夫已经担任日本同盟社首席记者、日本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奏任级顾问。在北平的日军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长尾崎庄太郎、在太原的日本商人白井行幸也与他们志同道合。在此基础上，以中西功、西里龙夫为核心的红色间谍网迅速成立。中西功还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其中包括了大量中共情报人员。
由此可见，中西功的这个特工小组，一开始就有清晰的中共烙印。其成员大多是日籍中共党员，由当时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潘汉年领导，在中共上海情报科吴纪光的指导下负责对日战略情报侦察。这一时期，以中西功为首的这一小组，以及由佐尔格(德国人，192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尾崎秀实为首的共产国际对日战略情报组织，是战斗在日军内部的两颗不定时炸弹，随时向延安和莫斯科传递着日本的核心情报。
获取日本对美进攻情报
从1938年年底建立，中西功的情报小组在敌人心脏里活动了3年半之久。
1941年10月，苏德战场正经历着极为残酷的较量，苏联急需了解日军的确切动向。但就在此时，佐尔格小组在东京被破获，佐尔格被捕，情况极其危急。为了获取日军战略进攻方向的情报，已经被日本特高课盯上的中西功毅然从上海乘船返回日本。
了解到担任近卫首相秘书的尾崎秀实被捕的消息后，中西功依然没有放弃，他来到了军部报道部，采用最初级的间谍手法，就坐在记者中听。这些记者高谈阔论，相互交流采访成果，结果中西功竟从中得知，日本陆军在大连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记者们认为这是针对苏联开战的前奏。然而，中西功却凭借同文书院的间谍训练发现了异样的端倪———演习的核心，是在大连进行的滩头登陆演习。进攻苏联，需要演习滩头登陆吗?这个疑问让中西功做出了日军这次大演习只是幌子，其战略意图极有可能是要南下的判断。
正在焦急时刻，幸运的事情发生了———中西功意外遇到了一个被派去采访这次演习的记者。他立即开门见山地询问。记者刚开始感到意外，随后想起对方是满铁调查部的特务头子，于是放下戒心，说了很多绝密情况，包括日美之间进行的谈判截止日期是11月30日，日军内部对日美谈判没有信心，海军舰艇已经在濑户内海集结等。
得到这些情报的中西功如获至宝，迅速返回上海，又查阅各种内部资料和情报，随后向延安通报———日军即将南进，日美谈判将于11月30日截止，不再拖延，结合日本海军舰艇航行时间，日军发起南进作战的时间将为12月8日(即美国时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的日子)。这一情报被延安迅速转往莫斯科，并在潘汉年的授意下，通过军统在上海的秘密机关“21号”中的程克祥、彭寿两名特工转到重庆，发给美国大使詹森。
无所畏惧拒绝撤离
中西功不仅是一名“智者”，更是一名“勇者”。1941年，在佐尔格和尾崎秀实被捕后，他们那个情报小组曾经尽最后的努力向中西功发出了一封电报———内容是“向西去”，落款为中西功曾用过的笔名“白川次郎”。这显然是提醒中西功东京已经发生问题，他有可能暴露，需要立即向中共的根据地撤离。
然而，中西功的想法是：反法西斯战争正处在重要的转折阶段，此时任何一份情报的价值都超过自己的生命。而由他在日本间谍机构内部建立的情报网，正处在黄金运转期。存在的每一天都能够向延安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如果自己转移，整个情报网也会立即毁灭，这意味着多年心血化为灰烬。因此，他的意见是自己不走，一面尽可能完成任务，一面拖延情报网覆灭的时间，提供更多的情报。
实际上，这不仅意味着中西功必须留下来坚守岗位，也要求他小组中的数十名情报员无人离开，无人叛变。
由于中西功通过自己的关系给特高课设置了种种障碍，也由于佐尔格的刻意掩护，直到1942年6月，中西功小组才被破获。从得到警报开始，他们足足坚持了8个月。就在被捕的前一天，西里龙夫还发出了日军进攻中途岛的绝密情报。
《智者无敌》中陈宝国主演的共产党秘密党员，日本将领中村功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是名字改了。
nbsp;《智者无敌》是由简川訸导演，由陈宝国、丁志诚、田中千绘等主演的一部抗日谍战长篇电视剧。剧情背景讲述二战期间，德国驻日本记者佐尔格，连同日本近卫首相的秘书尾崎秀实等所组成的佐尔格小组屡建奇功，成为间谍史上的一段传奇。但该组织于1941年不幸被东京方面破获，佐尔格、尾崎秀实以及相关人员等全部牺牲。正当此时，远在欧洲的德国大军猖狂东进，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危在旦夕。斯大林如坐火炉，东西双线作战的局势令他不敢轻易调动西伯利亚60万苏军，此刻他迫切需要获悉日本方面的军事战略。在好友武田的掩护下，中村功从“佐尔格”事件当中脱身，在军方眼中依然保持“忠诚可靠”，并被派往上海担任日本驻中国特别行动处的主任。多重身份肩负重任的中村功被派回到上海的主要任务是抓捕中共高级特工“杜鹃”，然而谁又能想到他的真实身份就是中共特工“杜鹃”。面对单线联系人老郭的暴毙，他利用自己特殊身份的掩护，施展智者无敌的谋略，获取重大战略情报，周旋于敌我之间......
随着《智者无敌》的播放，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为人们了解。电视剧中的中村功历史上确有其人——生活原型就是日本共产党员和社会活动家中西功。中西功是日本三重县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1930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回国，在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和中国问题研究会工作期间，第二次被捕，不久获释。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入满铁，就职满铁大连本社资料课，撰写了有关华北农业经济的论文。曾在天津、上海、大连等地的满铁事物所工作。1938年在“支那派遣军”特务部任职。同年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成立秘密反战组织。1939年参加满铁调查部“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并领导完成“支那抗战力量调查”项目。1941年尾崎被日本政府捕后，曾拟投奔我解放区。1942年在上海再度被捕，后引渡到东京警视厅，1943年被以外患罪、违反治安维持罪起诉，判处死刑。在狱中撰写《中国共产党史》。1945年根据释放政治犯命令出狱。后入劳动调查协会。曾任《人民》、《民报》编辑。1946年6月加入日本共产党。同年创立中国研究所。1949年当选参议员，并任共产党国会议员团主事。1948年作为共产党代表参加建立拥护民主主义同盟工作。1949年向党中央提出《中西意见书》。1950年被开除出党，遂辞去参议员，组成中西派。1955年恢复党籍，在共产党中央劳动组合对策部任职。1958年至1963年任神奈川县委员会委员长。1960年因领导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被捕。1966年后从事中国问题研究。1973年中西功因患胃癌病故。他著有《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抗战期间中国的政治》、《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与世界》、《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武汉的革命与反革命》、《民主革命的里程碑》、《战后民主革命时期的诸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从死的绝境中》、《民主主义日本的路标》、《现代中国的政治》等。
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方知达在《怀念战友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最早发表于1989年12月《大江南北》双月刊）一文中写道西里龙夫，熊本县人，1926年中学毕业后，来到上海，进入日本帝国主义为培养“中国通”而设立的“东亚同文书院”读书。在学期间，正是中国革命从北伐战争到苏维埃运动的起伏发展时期。他耳闻目睹了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昌起义，秋收暴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等中国革命重大历史事件；看到了以工农为主力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反革命势力的大搏斗。在这样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熏陶和启发下，他逐渐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并在“书院”中和进步同学组织学生团体，参加学生运动。1930年毕业后，他就任日文《上海日报》记者。往后，他在新闻业务活动中，经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的介绍，认识了鲁迅；又经《大坂朝日新闻》驻沪记者尾崎秀实的介绍，认识了胡也频、沈端先（夏衍）、许幸之等中国左翼作家，曾为“左联”成立大会提供了秘密的安全会场。
当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前辈王学文，从日本留学回来，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领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组活动。他精通日语，开展了对“同文书院”青年学生的启蒙教育，培养出一批日本革命青年，其中除西里龙夫外，还有日本革命志士中西功等。中西功，日本三重县人，1929年中学毕业后，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上学。一开始他就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参加校内外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1939年他又参加由王学文指导、以西里龙夫等前期同学为发起人而组织起来的“中国问题研究会”。不久，他们进一步成立了秘密的革命组织“日支斗争同盟”。同年底，“斗争同盟”成员向前来“同文书院”参观的日本海军士官生队散发反战传单被发现，中西功等遭到逮捕（西里龙夫因母病返乡幸免）。获释后。中西功受停学一年的处分。但他并不气馁，继续在校内外与革命同学一起参加各种革命斗争。1931年1月，他被吸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后任“同文书院”团支部组织委员。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海军陆战队强迫“同文书院”学生参加侵沪战争。这时，团支部决定，一方面搜集战事情报，另一方面发动同学开展“不参加战斗，要求回国，撤出侵沪战争”的运动。这项反战斗争成功，二三月间，“同文书院”全体学生乘船回国。在船上，中西功遇到并认识了同船返日的尾崎秀实。
西里龙夫和中西功返回日本期间，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西里龙夫并参加了“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中西功同尾崎秀实的关系密切，曾为尾崎代写论文和联络革命同志。其间，西里龙夫和中西功都因为在东京“无产阶级研究所”积极活动而先后被捕过。1933年春，西里龙夫来上海谋职，就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同盟社前身）上海总局记者。翌年，他设法找到了王学文，提出继续参加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西里龙夫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在日侨和驻沪日军中进行反法西斯、反战工作和搜集形势分析的资料。1937年“七七”、“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翌年，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在南京成立，西里龙夫设法取得了奏任级嘱托（顾问）的资格，去南京就任伪“中华联合通讯社”指导官兼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中西功于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到大连“满铁”总社调查部任职，从事中国问题、伪满经济和华北农村的调查研究；同时秘密进行联络“满洲”、华北、包头、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原“同文书院”革命同学的工作，曾两次来沪同西里龙夫密谈。他认为当前日本侵华的策划重心已移至上海，因此要设法调来上海同西里龙夫一道参加中共的革命工作，并以此就教于革命前辈王学文。l938年5 月，中西功的愿望实现，从“满铁”大连总社调到“满铁上海事务所”。一到上海，中西功即通过西里龙夫要求恢复和中共的关系。
此时的中西功，在日本理论界已负有盛名，所以来上海后，就被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借调到军特务部工作。这个特务部是日本占领军重要的特务机构，用以筹组和指导汉奸政权，如伪上海市大道政府，伪中华维新政府，以及正拟筹建的汪伪“国民政府”等，是当时日本占领当局对我进行种种阴谋策划的指挥机关。西里龙夫入党后，积极进行革命工作。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他曾以日本记者身份去国民党南京活动。其间，他向组织上提供过颇有价值的材料。例如：日蒋秘密勾搭，蒋党暗斗内幕，蒋政权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倾轧，以及当时日本侵华的具体策划等。“八·一三”事变后，随着日军在华战场的迅速扩大，西里龙夫及时向组织上提供了许多重要材料。其中有：关于攻沪日军的兵力，指挥，攻击方向，后援部队，作战部署；关于华中占领区日军分布和意图；关于徐州作战，武汉作战，广州作战，南昌作战的指挥、番号、兵力部署，作战计划。这里也有中西功的贡献。此外，“同文书院”同学、革命志士白井行幸还送来了日军武汉作战军用地图。
中西功于1938年来到上海后，他同西里龙夫密切配合，加上中国同志的合作，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真是如龙腾云，如虎添翼。从武汉沦陷、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形成到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成立（1938年冬到1939年冬），这一年问，西里龙夫和中西功，凭借他们所处的有利地位，向组织上不断提供了可对日本当前国策（战略方针）作出判断的重要分析和材料：
1、武汉沦陷后，日本前线将领同统帅部之间发生了一次大摩擦。前线将领认为，乘势继续进攻，两翼包抄入川，彻底消灭蒋政权；统帅部认为日本兵力有限，国力已受重大消耗，两翼入川山重路远，继续蛮攻为不可取。
2、这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政略上的大斗争。以外相字垣一成大将为代表的所谓“稳健派”，主张“力所胜任，适可而止”，只要蒋介石承认“伪满”和实行华北特殊化，以及取得其他一些能使英美妥协的政治、经济特权，便可与蒋媾和，以便换取喘息时间，再作打算。但是，以法西斯军阀为实体，以近卫首相为代表的“激进派”，坚持要蒋介石投降，否则就扶植汪精卫登台，建立新的“国民政府”，受日本直接控制（如近卫曾发表过“不以蒋介石为和谈对手”的政策声明便是一例）。外相同首相的严重分歧，促使第一次近卫内阁垮台。 3、“激进派”得势后，施展两手策略。一手，不断派人与渝方要员密谈，劝蒋投降；另一手，拉出汪精卫等一批汉奸，另起炉灶。为此，起用特务派军人如土肥原等来沪统制对华政策，并设置各种相应的特务机关。
4、其间，新旧财阀之间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表现在内阁设立“兴亚院”，把外务省处理对华的外交、政治、经济大权分裂出来，便于进行直接的掠夺和控制，其下设之“华中联络部”是其执行机构之一。
5 、1939年9月希特勒德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统治核心对世界战略发生了“新的构想”，但最感头痛的是泥足深陷于中国战场。为了减轻负担和尽快结束“中国事变”，它设置“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企图以此加强前方的统一指挥以便对蒋软硬兼施，对汪扶植登台，以及准备进行新的国际斗争的配合。
西里龙夫等所得其他方面的材料，还有华中日军分布，华北日军改编，“满洲”关东军兵力，华中军特务部和“满铁”上海事务所内幕，日汪密谈、协议及其进展，各路汉奸内讧等。中西功在上海，在军特务部任职期间，除了及时提供日本统治当局内部情况，上海日军网罗汉奸充当鹰犬情况，日本以上海为中心对华中占领区进行经济掠夺的情况，日本特务进行暗杀、破坏的策划等外，还根据日本军部的命令，写了一本《三民主义基本问题》，作为日方提交汪派汉奸重建“国民党”的指导方针，并把日本这一图谋及时向组织上作了汇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年，欧洲大陆大小国家纷纷沦陷于法西斯德国之后，法国投降，英军撤回本土，客观形势导致欧美帝国主义势力重新组合并寻求新的世界政策。英、法、荷在远东殖民势力被削弱，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南亚的野心——“南进政策”推上了实际的进程。为此，它加速国内法西斯化，力图减轻在中国战场的负担，并开始向印支（越南）、泰国进军。在国际上，它加入了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
1940年，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为我战略侦察员对革命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提供了良好时机。这年，中西功取得了“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的名义，为自己出入大本营、陆海军部、兴亚院等日本中枢机构叩开了方便之门。中西功又设法控制了名为“满铁”主办实由军部操纵的“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搜集战略情报，加以分析研究，提出决策方案供日本统治当局采纳的高级参谋机构。同年，中西功以合法的政治身份在上海和东京同近卫首相秘书尾崎秀实进行了三次密谈，相互了解到许多第一手资料。其中273有：关于军部搞垮阿部、米内两内阁，扶持近卫第二次登台组阁以推行“新政运动”加强政治法西斯化的内幕；关于制定“基本国策纲要”即日本新的世界扩张战略的阴谋；关于制定“时局处理纲要”即力图解脱中国战场的重负以实施“南进政策”的策划；关于日本工业原料和战备物资匮乏的情况；关于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在日、德之间的斗争情况；关于压蒋未遂而向“对支战争长期化”的转变；关于进军印支（越南）和插手泰越国境纠纷以渔利的内幕；关于日本统治核心正在酝酿新的世界战略的分析和判断等。
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与南京、上海的中国同志共同努力，这一年还取得了以下重要材料：
1940年日本对中国战场继续玩弄两手策略，其目的仍是力争“结束中国事变”。诱降一手，由“总军”（日人对“大日本皇军支那派遣军司令部”的简称）派代表在香港多次同蒋介石代表宋子良、钱永铭等进行密谈，并一度策划日、蒋、汪在长沙或宜昌会面（未实现）。同时，以局部进攻，轰炸重庆，断蒋外援（进攻越北、桂南）作为配合，实行诱逼兼施。扶汪一手，经青岛三方会谈、“国府还都”、“调整日汪邦交”，到承认汪伪“中央政府”。至11月，因拉蒋无望，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确定了“对华长期作战”和“以战养战”的总方针。
此外，还有以下重要材料：关于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前后重要会议以及要员配备情况，关于日军将对新四军进行春季“大扫荡”的预告，关于沦陷区渝方军、政、特要员纷纷投敌的情况，关于占领区米荒、伪币贬值和日伪加强统治的情况，关于日本高级特务机关的分布及其任务和活动的情况等。
1941年，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为参加重新瓜分世界，由蠢蠢欲动而进入积极行动的新阶段。为此，它依照御前会议先后决定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和“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加紧国内法西斯统治和力图结束侵华战争，以便为它顺利地向南方推进创造条件。在这样紧迫的政治环境中，日本法西斯警察和特务机关大大加强了它为了肃清其后方而厉行的监视、检察、镇压的行动。但是，即使在这样十分艰险条件下，中西功、西里龙夫依然利用合法地位努力工作，不断取得重大的成就。l月间。中西功得悉日本插手泰、越边境纠纷企图在泰国建立南进前哨基地。这时，因英美坚决援蒋并力挫日本南进，2、3月间，日本不顾希特勒一再催促日本攻苏而开始实行由“联德、攻苏、防美”战略向“联德、攻美、防苏”战略转变。为实施这一世界战略大转变，日本派出外相松冈洋右去苏联、特使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去美国，分头进行阴谋活动，军部则加紧作南进部署。至5、6月，日本最高核心得知德国必将攻苏，这时，在军部，内阁、天皇之间秘密展开了“南进还是北进”的大辩论。结论是：“乘机南进，取得东南亚战略物资后，再回头北攻苏联”。为此，它通过了“关于促进南方施策的方案”，“不惜对美英一战”的总方针。
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被佐尔格和尾崎秀实侦知，报告了莫斯科。7 、8月，德国大军压境，苏联面临着被德、日东西夹击的危险。这时，延安曾两次来电询问：“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如何？”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坚定地回答说，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日本确实已经没有国力分身北攻，佐尔格、尾崎秀实的报告和中西功、西里龙夫的证实，如前所述，使得当时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主力苏联首脑部门，抽调东线大批兵力，支援西线的保卫和反攻。8月，日本为了施放军事烟幕，大肆宣扬“关特演”（即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但暗地里却严令关东军司令官不得向苏军挑衅，并密令新闻界不得刊登刺激苏联的文章。其目的是表面上依照德、日、意三国军事同盟与德国遥相呼应，实际上却一边“威慑苏联”，一边在我国“满洲”调集日本、朝鲜、台湾的兵力进行实战编训，准备南进向美英作战。这时，中西功借口去“满洲”出差，来到当时日本备战中心的大连，亲自看到了伪满各地日军兵运繁忙，公共建筑住满兵员以及积极进行登陆作战演习等情况，并搜集到了南进部队编制表。9月，日本海军遵照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决定，提出“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即南进具体行动时间表，经御前会议批准执行。10月中旬，被日本特务机关苦心搜寻多年的尾崎秀实和佐尔格先后被捕。以东条英机（当时为陆相）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军阀，借口尾崎秀实是近卫文麿首相的秘书而把近卫软禁于贵族医院，由东条本人登台组成战争内阁，自任首相、陆相、内相兼总管警察、特务。
尾崎秀实被捕后，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的处境更加危险了。但他们坚信革命战友能以生命保证他们的安全，因而岿然不动，坚持积极工作。11月，中西功觉察到虽然尾崎秀实可能已经被捕，但革命任务需要，他仍然冒着极大危险以合法身分去东京，亲自了解日本“南攻北防”国策的执行情况和具体部署，作为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发展的依据。11月中下旬，中西功从“满铁”绝密通报上看到了南进部队兵力编成表和各路司令的名单，同时，得到了南京“总军”正在召开高级将领紧急会议的消息，于是他向组织上提出了论据充足的日军将在最近三个星期内的一个星期天爆发“大东亚战争”的预报。果然，在第二个星期天的拂晓，日军偷袭了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开始了。
这一年，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还在上海和南京党的隐蔽斗争组织领导下，同中国同志一道，搜集到了以下许多重要情况：在步步南进的1941年，日本对中国战场的方针是：1、战略封锁，攻占我国东南沿海从宁波到北海的口岸兼秘密监视美英海军活动；2 、正面作战，进攻豫南、赣北、晋南和长沙，逼迫蒋军；3、巩固占领区，对华北进行“强化治安”，对苏北进行“大扫荡”，用大兵力歼击作战。以上亦是配合南进。此外还有：关于华中、华北日军兵力及其调遣情况；关于占领区经济危机，汪精卫访日求援、日本贷给3亿日元，实际上是以缴获蒋军的武器折价支付的情况；关于蒋军高级将领投敌和阎锡山策划投日的情况；关于日攻美后日本13军成立“对策本部”以接收上海租界的情况等。
1941年4月，“满铁”为适应“总军”加强搜集情报的需要，在中西功负责的特别调查室下，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专门负责搜集蒋军、中共、上海租界上层的情报材料。中西功趁机把我们的人介绍进去担任班长，并安插了若干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因此，我们不但能左右这个班的活动，并且可以开出合法的敌占区通行证，经过浙赣线去西南，经过津浦线去西安，为我建立交通线提供方便。我们掌握这个班直至1942年4 月不能再利用为止。
194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转折的一年。反法西斯阵营由被动的防御阶段开始向主动的反攻阶段转变。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是这个转折的主要标志。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在不到半年时间内，攻占了香港、菲律宾、277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的帝汶、苏门答腊、爪哇以及瓜达尔卡纳尔岛等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广大区域。但好景不长，5 、6月间，日军在珊瑚海和中途岛攻击战中大败，受到了重大的挫折，攻势被遏制，往后即逐渐走向下坡路了。进入1942年，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仍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中国同志一道坚持工作岗位。在敌人秘密搜索和追捕的严重情况下，半年中仍取得了以下重大的收获：
关于关东军留守兵力和对苏戒备情况；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四个月来日本舰船损失的统计；关于日军接收租界后13军、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汪伪“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关于日本政界强烈希望在占领新加坡后即与美英谈判停战，但法西斯军阀一意孤行的内斗；关于法西斯军阀中一部分冒险势力欲在开冻以前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沼泽地带进攻苏联，但因力不从心未能实现的报告：关于海战剧烈进行，日本国内粮食来源断绝、口粮分配锐减、人民集体自杀时有所闻的报告；关于第三期清乡将在澄、锡、虞修筑 三百公里 竹篱笆，在苏杭公路设置铁丝网，以后又要将清乡扩大到浙、苏、沪占领区全部的报告；关于华北第五次“治安强化”将动用大量日军的报告；关于日本为支援南进侵略在华中敌占区搜刮物资掠夺金融的策划；关于美机轰炸日本造成的损失以及13军等进攻浙东国民党第三战区其目的在于摧毁美国在玉山的战略轰炸机基地的报告。此外，还有中西功对日本南进的分析报告，认为日军占领爪哇后再无力向前推进，日本对战局难以持久支持。
1941年冬，即尾崎秀实被捕后不久，中西功收到了以“白川次郎”的化名从东京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向西去”。这个暗号的意思是劝告中西功“从速撤走”。1942年3月，有人告诉中西功，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向上海日军司令部提出了“秘密逮捕，送来审讯”的要求。往后，中西功察觉到有日本特务秘密监视和检查的迹象。被捕的危险到来了，有同志劝告中西功设法撤退。但中西功始终认为日本在这场大战中不能持久，他还想回来继续为中国和日本的革命事业竭尽全力，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直到5月间，日驻沪13军发动了对浙赣沿线作战，中西功设法取得了“从军调查员”的资格，打算到达浙赣线后相机出走，前往后方根据地。中西功认为这样走法可以为以后回来设下伏笔。不幸，中西功到了杭州后，突然被东京直接派来的日本警视厅特高课特务诱捕并解往东京。
在1942年6月16日和中西功同一时间被捕的，还有南京的西里龙夫和北平的尾崎庄太郎以及“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长白井行幸。中西功、西里龙夫等被解到东京日本特务总部后，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可是他们坚贞不屈，昂然屹立在法西斯恶魔面前。
在阴森森的秘密法庭上，中西功、西里龙夫等日本革命志士，视死如归，理直气壮，铿锵有力地陈述着自己的信念和意志：
“我们信仰共产主义是为着实现日本人民和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幸福。
“目前的任务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促使日本在侵华战场和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保卫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主力苏联，实现世界和平和中日和平。
“我们直接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行列，是因为现代的日本遭受着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残酷统治，日本的革命活动受到严厉镇压而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形下，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并促使日本侵华失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中日人民均深受其害。制止日本侵华战争，能使中日人民从毁灭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实现中日和平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这是两国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之所在。
......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西里龙夫、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由盟军释放政治犯时出狱。出狱后，他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以中西功为核心的“中共谍报团”中，1942年被捕的还有一些中国人，他们是中西功和上海地下党与延安的联络人。主要包括：程和生，中共上海情报科负责人吴纪光与中西功之间的联络员。其掩护身份为日本“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特别调查班班长，是中西功的直接下属；陈一峰，中共上海情报科南京情报站战略情报员，当时伪装身份是伪“中联社”、伪“中央社”首席记者（采访部主任），汪伪国民政府特工总部顾问；汪敬远，中共上海情报科南京情报站战略情报员，时为汪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随从秘书。其中程和生1942年牺牲，后二人1945年从日本释放回国。
中西功于1973年因患胃癌逝世，终年62岁。
日本法庭对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一案哀叹说：“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以及友邦胜负，为害之大，令人战栗。”“被告西里龙夫、中西功沟通敌国，罪恶极大，已无保存价值，判处极刑。”西里龙夫曾于1982年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身份被邀请来华访问，1987年因病逝世，终年80岁，遗留有《在革命的上海》等著作。而白井行幸等一批志士有的病死狱中，有的被解送北海道强制苦役折磨，英勇牺牲。据中西功的夫人中西芳子回忆，在中西功生命弥留之际他最后怀念的仍是在上海的地下斗争岁月，他断断续续地说：“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
原型解密：
中西功(1910—1973)
日共中央委员、社会活动家。日本三重县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1930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回国，在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和中国问题研究会工作期间，第二次被捕，不久获释。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入满铁，就职满铁大连本社资料课，撰写了有关华北农业经济的论文。曾在天津、上海、大连等地的满铁事物所工作。1938年在“支那派遣军”特务部任职。同年与中共取得联系。并成立秘密反战组织。1939年参加满铁调查部“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并领导完成“支那抗战力量调查”项目。1941年尾崎被日本政府捕后，曾拟投奔我解放区。1942年在上海再度被捕，后引渡到东京警视厅，1943年被以外患罪、违反治安维持罪起诉，判处死刑。在狱中撰写《中共党史》。1945年根据释放政治犯命令出狱。后入劳动调查协会。曾任《人民》、《民报》编辑。l946年6月加入日共。同年创立中国研究所。1949年当选参议员，并任日共国会议员团主事。1948年作为日共代表参加建立拥护民主主义同盟工作。1949年向党中央提出《中西意见书》。1950年被开除出党，遂辞去参议员，组成中西派。1955年恢复党籍，在日共中央劳动组合对策部任职。1958年至1963年任神奈川县委员会委员长。1960年因领导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被捕。
1966年后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病故。著有《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抗战期间中国的政治》、《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与世界》、《中共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武汉的革命与反革命》、《民主革命的里程碑》、《战后民主革命时期的诸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从死的绝境中》、《民主主义日本的路标》、《现代中国的政治》等。
虽因癌症去世，但他的伟大精神永存，为人们所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