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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地下工作时的栗再温与妻子刘旭江。
战斗在腥风血雨中
大革命失败后的几年，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北方的中共党组织多次受到敌人的破坏，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工农运动走向低沉。从1931年4月到1933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先后遭到五次大破坏，仅1931年一年中，便连续三次遭到严重的破坏，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退缩。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领导开展武装斗争，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在腥风血雨中，年轻的栗再温按照党的指示，辗转北平、天津、上海、太原、大同等地，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宣传党的主张、开展工人运动……为了党的事业，他将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当省委机关被破坏，只剩他一人没被捕时，仍然坚守岗位；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恢复创建山西党的组织；他曾数度被敌人追捕，为脱离险境，忍痛舍弃了刚出生的女儿……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勇于自我牺牲的斗争精神。
1930年8月底，栗再温担任中共北平市委秘书。当时任国桢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栗再温积极协助他工作，各项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河北省委的张慕陶（张金刃），团省委的曹策、吴华梓等人，组织了分裂党的“紧急会议筹备处”，短时间内把持了北平市委领导权。他们在党内搞分裂，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致使省委的一些同志被捕。栗再温以其坚定的党性原则和敏锐的政治眼光，坚决支持刘锡五、任国桢、黎玉等，与“筹备处”进行激烈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并积极参与筹备了北平市地下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刘锡五当选为市委书记，任国桢当选为副书记。
1931年6月，栗再温担任了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不久，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遭到一次大破坏。当时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平杰三曾回忆说：
“……廖化平（河北省委军委书记）叛变，使河北省委、北平市委负责人几乎全部被捕。那时，省委在北平，只剩下秘书长栗再温一人没被捕。”（《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65页）
在这种情况下，栗再温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学生纷纷入关。平津学生奋起呼应，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为领导好这一群众性运动，栗再温不顾个人安危，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河北省委的工作。当他从上海回来时，省委书记马辉之已被捕。栗再温向省委汇报了中央指示，中共河北省委按照中央的指示领导了救亡运动，掀起了反日高潮。栗再温积极参与了省委领导的这一抗日运动。他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经常深入到工人、学生、市民当中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奔走呼号。
1931年9月，山西特委代理秘书长丁楚元、团省委书记郝敬民以及河北省委派到山西整顿党组织的任国桢、陈伯英在太原被敌逮捕。陈伯英、丁楚元在重刑之下叛变投敌，供出山西特委、太原市委和在军阀部队、机关中的党员名单，30多名党员、干部被捕，太原市的晋生织染厂、兵工厂、炮厂、枪厂、炮弹厂、关家峪煤矿、铁路工人、街道等支部都遭到破坏。11月，在此次大破坏中侥幸脱险的中共太原市委书记阎子祥，地下党员林南(解俊义)摆脱了特务的跟踪，到北平找到河北省委(即中央北方局)，汇报了太原的情况。1932年2月，北方局派栗再温任山西特委书记，阎子祥任组织部长，林南任宣传部长，组成山西省新的领导班子，赴太原工作。到太原后，因阎子祥在太原目标明显，分配到晋南开辟工作。栗再温和林南留在太原。
当时，和栗再温一起在太原开展工作的还有一位女共产党员，叫刘旭江。那时开展地下工作，环境险恶，生活特殊，有时候为了掩护工作，迷惑敌人，需要有一个家庭组织形式，应付城市警方查户口的麻烦。经上级安排，往往由男女党员编成一对假夫妻，建立党的秘密工作据点。栗再温和刘旭江就是这样组织了假夫妻的家庭，后来在共同的对敌斗争中，他们加深了了解，建立了感情，经组织批准结为真夫妻。他们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也吃了不少苦头。由于经济困难，他们受过冻、挨过饿。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栗再温扛过大包，拉过洋车，刘旭江当过家庭教师。为了防止敌人的搜查和内部叛徒的出卖，他们没有长期固定居住地点，根据需要扮演什么角色，就找相应的地方居住。他们扮演过商人、平民百姓、车夫、搬运工等，扮演商人就到房屋比较好、商人居住多的区域居住；扮演平民百姓，就到平民区居住。扮演不但要像，而且要随时变换角色，随时变换居住地方。
在栗再温的领导下，山西特委的工作开展很快。特委成立不久，即与“山西大中学生联合会”左派学生领袖取得了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吸收杜德、杜连秀等革命青年入党。通过他们的活动，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工作很快开展起来。到1932年九十月间，省立国民师范、省立第一师范、太原成成中学、山西大学、省立第一中学、太原云山中学、太原进山中学、省立法学院、省立商业专科学校、太原阳兴中学和并州大学都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并建立起国民师范和第一师范两个党支部。同时，建立和恢复了党的外围组织“山西革命互济会”、“社联”（即社会科学联合会）、“教联”（即教职员联合会）、“左联”(即左翼作家联盟)，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为了统一指挥群众组织的活动，在特委领导下又成立了“山西文化总同盟”，由共产党员李舜卿任同盟党团总书记。此外，特委为了掌握敌人活动情况，并尽可能地把“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和“人民监政会”这三个反动社团控制起来，为我所用，还派一些共产党员打入其内部。
各群众组织的建立，以及部分革命同志打入敌人内部之后，便同阎锡山反动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除散发传单外，还创办了刊物，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宣传工农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宣传南方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揭露阎锡山政府的反动行径，革命的群众运动声势浩大，一浪高一浪，席卷全省，波及全国。阎锡山反动政府十分惊慌，立即派出了大批军警和宪特，镇压革命。这时，栗再温的处境非常困难。
1933年6月，栗再温奉调去大同搞工人运动。他和妻子刘旭江摆脱宪兵特务的追捕来到大同市，以经商为掩护，住在西关九仙庙街8号。刘旭江已怀孕，不便外出，扮商人太太在家守候，接待来人。
栗再温到大同后，很快就投入了工作，由于矿区离市区30多里地，工作不方便，需要在矿区找个落脚点。他了解到平旺磨面坊有一老板姓栗，叫栗月成，就决定拉亲戚关系在他家落脚。他以买面为名找上门去，相识后便住在他家后院。栗再温对外称自己是栗日成的本家弟弟，栗日成的儿女们对外称栗再温为叔叔。栗日成一家待他很好，吃住安排得很周到。为此，栗再温十分感激。
栗再温白天住在这里写宣传材料，晚上深入到附近矿工生活区，向矿工们散发宣传材料，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抗日救亡，揭露阎锡山的反动行径；揭露矿主对矿工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为了提高矿工的思想觉悟，他帮助他们组织识字班学文化，选有文化的人任教。同时他有意发现思想觉悟高、靠得住的矿工、知识分子，和他们交朋友，培养他们加入地下党组织。经过艰苦的工作，在口泉镇建立了一个特别党支部，这个特别党支部3人负责，其中矿工两人，学生一人。
正当工人运动顺利开展的时候，1933年11月，在山西特委工作的并州大学学生王光甫被捕叛变，山西党的组织再一次暴露。在大同搞工人运动的栗再温也受到追捕。翌年1月，栗再温和妻子被迫逃往北平。
1934年1月20日，栗再温在北平的电车上遇到叛徒、曾任河北省委军委负责人的曾健，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栗再温和敌人展开了机智的斗争，严守了党的机密。后由老乡李集贤（即李彦林，河北平山洪子店村人，国民党左派）多方设法活动，保释出狱。
出狱后，为摆脱叛徒追踪，栗再温含泪把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偷放在西什库的天主教堂门口，带着身患重病的妻子刘旭江，一起逃往河南清丰县刘旭江的老家。李集贤也为此逃往南方谋生。
在清丰，栗再温与当时在清丰师范教书的平杰三等人取得联系，做些宣传工作；为研究青帮的情况，还曾冒险加入青帮组织。（待续）
注：栗再温同志是平山籍第一位中共党员。本文摘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栗再温传记与年谱》一书（封面如下图），如有纸质媒体刊用或选登，敬请与博主联系！需要本书者，也可与博主联系。博主QQ：32770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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