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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校训之五：
关于北大的校训
北大校训的尴尬
作者：焦国标
2003年2月12日《中华读书报》发表金开诚先生《漫话校训》一文。金先生说，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都令人大为激赏。可是作为长期在北大学习和工作的北大人，金先生竟不知道北大有什么校训。改革开放以后，记不得从哪年开始，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刷上八个大字“勤奋、严谨、求实、创新”。“我想，这一定是校训了。”
这八个大字是北大校训吗？曾经是不是，我不知道，起码它现在不是。现在没有一个北大人认可再不能比这八个字更没文化的校训了。而且大饭厅100周年纪念时就拆除了，没地方再见这八个俗不可耐的汉字了。去年曾有一位日本朋友通过电子邮件询问我北大校训是什么，我回答说不知道。“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八个字肯定已经不是（即便仍然是，朕也决不接受），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等八字，虽然很知名，可是据金开诚先生文，它却从来没有被“扶正”为校训。
为什么我说“等八字”呢？因为金先生的文章里就是这样的半截话。他说：“不论同哪位（北大）老友闲谈，首先提到的总是‘兼容并包’，因为这是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主张，后来常常受到人们的称赞，故而广为人知。”广为人知的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金先生是文章大家，大家就应惜墨如金，金先生惜墨如其姓，于是把后四字给惜（通“牺”）去了。其实不但是金先生，你几乎见不到北大的大人先生们在“正经场合”不惜掉这后四字的情况。
死诸葛走生仲达（司马懿字）。蔡先生当初真不该跟玩文字游戏似的拼接这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句话，近百年后还让晚辈尴尬，嘴里半截肚里半截。
下半截截去，仅剩这前半截，金先生还要打对折。“‘兼容并包’犹如弥勒佛的‘如意乾坤袋’，见着好东西就收为己有，岂不便宜？然而仔细想想又不能无疑。例如老友某公说：‘兼容并包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开明主张，恐怕不能绝对化。拿现在来说，分裂祖国的言论，北大岂能容它？歪理邪说，北大岂能包它？’这话很有道理，无可置疑。”
这应该是金先生自己的想法，“老友某公”恐怕只是假托。写文章不是写新闻，里面的who可以造假。这是中国做文章的一个传统。
金先生是大家，见多识广，可是这个想法实在未必如听起来那样雄辩。我发现，凡是强调“历史条件”特殊，实际都是说“现实条件”特殊。金先生这里也不例外。其实即便是在蔡元培时代，仍然可以对“兼容并包”提出质疑：比如强奸的行为，北大岂能“容”它？轮奸的勾当，北大岂能“包”它？强奸不能“容”，轮奸不能“包”，“兼容并包”有漏洞，很不周延嘛。可是当时为什么没有人这么质疑？这就体现出对这四个字的感情和倾向。你想淘汰它，你总能找到理由。这就叫“大丈夫何患无辞？”这就叫“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其实即便是在金先生看来“很有道理，无可置疑”的两个例子，“分裂祖国的言论”和“歪理邪说”，换换地方，仍然可以“兼容并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里就非常“兼容”魁北克人“分裂祖国的言论”；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课上，大量时间里讲的都是历史上的“歪利邪说”，白莲教、太平道之类，不都是历史上的“歪利邪说”吗？怎么不可以“容”？怎么不可以“包”？
社会进步是文明与野蛮的博弈，是光明与黑暗的拔河。文明的一方如果连“思想自由”四字都不敢说，野蛮的一方便索性连“兼容并包”也像割阑尾炎一样地给你一体挖去。曾几何时，蔡元培先生这八个字就一个都没有留下，全玩“人间蒸发”了。
据金先生文，北大校训尚未“挂匾”，“值得北大的同志们来认真考虑”。“假如能集思广益制定出一个既表现北大特色，又富有文化内涵，有助于推动北大与时俱进的新校训来，那就能像清华、师大的校训那样成为醒目的精神标志，增强全校的进取意志和凝聚力量。”
笔者作为一个后来的“北大的同志”，对此想提醒三句话：第一句，别再“集思广益”瞎耽误功夫了，除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字以外，汉语里再没有别的组合能比这八字组合更能“表现北大特色，又富有文化内涵”的了；除了这八个字，再没有别的汉字组合能与清华、师大两校校训相比而不显丢人丢分的了。第二句，谁淘汰这八个字，谁就是北大历史上的罪人，中国历史上的罪人。历史已经证明过了，不要再劳历史老人的大驾了。
第三句，校训校训，一校之训；不是校长之训，也不是校长办公会之训。确立校训，小则应开师生听证会，大则应该全校公决。不能公决校长，先公决校训也成啊。决不能校长办公会上几个人一捏古，校训定矣。连农民都海选村长了，北大连一校之训都不能海选，实在于理太不通了。100多年来都有人说，中国老百姓素质太差，不会使用民主这个工具。我们北大师生鉴赏校训优劣的素质起码是绰绰有余的吧？
从北大校训说起
作者：田奇庄
学者焦国标先生发表了评论名校校训的文章。他说，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师大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颇受世人好评，惟独北京大学至今没有公布一条像样的校训。焦先生又说，其实早在七十年前，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就题写过“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训。只是当代人不肯承认罢了。焦先生认为，该校训不仅堪与其他校训相媲美，而且是北大无可替代的最好校训。鄙人完全同意焦先生的看法，且无法理解北大学校当局不认可蔡先生校训的原委。现在国家不是一直大力倡导创新能力吗？国人之所以缺乏创新能力，恐怕根子就在于缺少“思想自由”。
思想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人不同于动物的标志，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大学是研究知识学问的场所，国家把知识精英集中起来，投入巨资办大学，如果不能做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怎能学习借鉴人类创造和积累的知识？怎能开发大脑的潜能，培养国家需要的优秀人才？蔡先生的校训至今得不到承认，恰恰表明了蔡先生的远见卓识，也反证了中国距离真正解放思想还有多么的遥远。
人是能思维的高级动物，人的大脑是聚天地之精华的杰作，人类文明的点滴进步都是大脑思维的结果。汉代著名文学家刘勰曾言：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从无穷大到无限小，从最复杂到最简单，从极精密到极壮观，人类神奇的大脑拥有无尽宝藏，创造并不断创造着难以想象的奇迹。鼓励还是限制思想自由，正是民主社会与专制社会根本区别。
奴隶社会时期，统治者剥夺了奴隶的人身和思想自由。封建社会民众虽然有了人身自由，然而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历代统治者都把剥夺民众思想自由，奴化民众精神，禁锢民众思想作为巩固其统治的头等大事。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社会便失去了生机与活力，成了充满腐臭的酱缸（柏杨先生语）。到了明清更是大兴文字狱，捕风捉影的事都会殃及九族。满清王朝尽管在西方列强面前不堪一击，但短见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眼前利益，依然把变法图强视为异端邪说，杀无赦，斩立绝。蒋介石镇压共产党时的口号竟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其血腥残忍可见一斑。由于专制独裁造成的思想僵化，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最聪明勤劳的民族，为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却少得可怜。
世界上其他国家独裁者的表现与中国大同小异。斯大林为了镇压不同政见者，竟用莫须有的罪名屠杀了上千万苏联优秀儿女（见陈启能所著的《苏联大清洗》）。红色高棉的领导人为了强制推行其所谓的纯粹社会主义制度，把所谓怀疑对象、异己分子一口气屠杀了一百万，而当时的柬埔寨只有七百多万人口（见程映虹《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再看看我们的东邻居，在全封闭的环境下鼓吹主体思想的领导者是百科全书式伟大思想家，可换来的却是百姓啼饥号寒，饿殍不计其数。而我们的西邻居塔利班为推行原教旨主义，不仅灭绝其他宗教信徒，还丧心病狂地炸毁了巴米扬大佛；在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一言不慎就会永远失踪，一行不慎就会被当众斩首——没有思想自由的专制乃是人类社会的最肮脏的脓疮。
所有独裁者都认为自己是人类最先进、最正确、最伟大的思想家，其他人生存的意义就是放弃思维，与领袖保持一致，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实践领袖的意志。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垄断舆论工具，不许发出不同声音；独揽专政工具，剿灭异己；闭关锁国，排斥其他文明。他们办大学，只是为了培养御用工具，用于鼓吹自己的天才、正确、伟大，诱导民众成为虔诚的崇拜者——“自觉当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我搬。”
对于人类来说，最重要的器官就是大脑，最愚蠢的事就是限制大脑的思想自由。民主国家教育儿童首先要有独立精神，鼓励公民用马克思所说的“怀疑一切”的态度，不断批评现实，努力改进现实。专制国家却教育下一代循规蹈矩，逆来顺受，甘当工具。任何一个社会，没有思想自由，没有独立见解，也就谈不上人格尊严。
垄断了全部社会资源的独裁者象豢养哈巴狗一样对待其子民，视巴结奉承，溜须拍马功力决定赏赐顶戴花翎或残羹剩饭。在这种社会环境，道德和人格被弃之如敝履，有奶便是娘成了公开的座右铭。主导社会的思想无一例外地充斥着厚颜无耻的犬儒主义、卑躬屈膝的奴才哲学。恐怕这就是近年来王刚、张国立、李保田等人主演的拍马屁弄臣戏热播不衰的主要原因——不知多少人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身影，唤醒潜藏的共鸣。
独裁者当道时，靠枪杆子和严密的组织固然能频繁制造万众一心，誓死效忠的场面。一旦大势已去，便会落得树倒猢狲散，破鼓乱人捶的下场。斯大林、齐奥塞斯库、米洛舍维奇、萨达姆等等概莫能外。
有个很有趣的社会现象。今天人类社会享受的所有物质文明，如电力、电视、电脑、手机、汽车、飞机……其科学发现几乎全部出自民主国家。独裁者们在尽情享受现代文明时，似乎从未思考过这样一个简单事实，自己那么伟大的思想，为什么却不能创造出人类共同需要的物质文明？更让独裁者无法面对的是，民主国家老百姓尽管通过议会和媒体天天批评政府，指责国家领导人，人民却享受着令人羡慕的富裕祥和。专制国家的媒体虽然总是为领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却无法回避民怨沸腾，民生凋敝的现实。“二杆子”（指枪杆子、笔杆子）们对付本国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有的是招数，可与民主国家竞争中无不陷于每况愈下的尴尬境地。
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只要不限制思想自由，鼓励人们发挥聪明才智，特别是鼓励批评监督，促使政府不断改进工作，就能使社会制度日趋合理，而民众则会释放出无限能量。所以，民主国家都会创造条件，并用法律手段保护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鼓励开发大脑的潜能，提供各种平台促进不同思想观念碰撞交流，让思想的火花照耀社会每一个角落——这就是思想自由的精髓。当宪法和法律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每个社会成员都以管理社会为己任时，大家必然乐于为国家作出贡献。当所有官员只能看民众的眼色，按民众订的规矩办事时，他们自然能得到人民的拥戴。
民主与专制的根本区别在于民主国家把人当人，专制国家则是把人当成动物。在自然界的竞争中，人战胜了其他动物；在人类社会竞争中，靠众人的智慧团结起来的国家，必然战胜个人意志强加于全体国民的国家，——无数史实就是这样昭示着人类文明的最终走向。
早在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就为世界人民奉献了最伟大的典藉——《人权宣言》，其中一段话不难发现专制与民主的区别，也不难找出人心向背的原因。“自由交流思想和意见是最珍贵的人权之一。因此，所有公民，除了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滥用自由应负责任外，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写作和出版。”
革命先驱、北大教授李大钊1918年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写道，“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破除思想禁区，鼓励思想自由。这是中国溶入世界大舞台，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前提。不明确这个前提，还是“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趗”，何时才能成为国际竞争中的强者？
解放思想、思想自由，这是开发中国人创造力的根本前提！
北京大学校训：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作者：张信龙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为京师大学堂。
1898年6月，光绪皇帝草拟了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的办学方针。
京师大学堂一开始就是维新、兴学图强的产物，也是戊戌变法仅存的成果。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全面兴起的标志。
辛亥革命后，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出任第一任校长，提出了“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的办学方针。
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发展的办学思想。蔡元培的这一改革，促进了北大的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有人说，“囊括大典，网罗众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可算得上是北大精神。
蔡元培上任后，延聘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鲁迅、胡适等一大批国内一流学者先后来北大任教，毛泽东也曾在北大图书馆任职。蔡元培任校长的时期，是北大历史上非常辉煌的时期，也是当时中国进步运动和革命运动的一个中心。当时的北京大学不仅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最初基地。可以说在中国近代没有任何一所学校像北京大学这校对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为中国的革命和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萧超然说：蔡先生是继孔子后最伟大的教育家。
梁漱溟说：蔡先生的一生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制度，酿一大潮流，影响全国，收果于后世。
杜威说：拿世界各国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在某一学科有成绩，有卓越贡献也不乏其人，但能以一个校长身份，领导一个大学，进而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作用，唯有蔡元培。
因此，提起北京大学，人们总会想起蔡元培。有人说蔡元培主政北大的时期是蔡元培时代，北大的校训“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也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爱国”包含着“为民”，“进步”包含着“改革”，“民主”包含着“闳放”，“科学”包含着“求真”。概括在一起就为：“爱国为民，闳放求真，民主科学，改革进步”。北大的百年史就是一部爱国主义史，一部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富强奋斗的历史。爱国为民的精神不但体现在历次爱国运动中，而且体现在培育人才和对科学高峰的攀登之中。“闳放求真”的“闳放”是指宏大、开放的意思，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都可概括在“闳放”之中。然而“闳放”不是目的，目的是发展学术，探求真理，造福社会。因此，“闳放”要和“求真”联系在一起。为了追求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真理，北大人前赴后继，勇于探索和攀登，甚至不惜流血牺牲。“民主科学”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北大师生高举的两面旗帜，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民主办学历来是北大的传统。民主还要与科学密切联系。探索中的科学精神，治学中的科学态度，学校管理中的科学作风等等都包含在“科学”之中。鲁迅生生曾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北大是永不停息的，总是站在时代的潮头，朝着国家和民族希望的方向前进，北大不满足现状，最少保守思想，总是追求卓越，反对平庸，有所开拓，有所进取，这才成就了今日的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