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鸿章与曾国藩不一样，他竭力培养自己的儿子从政，在危机四伏的晚清骇浪中奔突。曾国藩为了自己子孙福寿，坚决不让他们带兵打仗。但从最后的结果看，不同的愿望走向了同一个现实，曾李两家的后人都走了专业人才道路。
李鸿章兄弟崛起
李鸿章是曾国藩之后，清朝政府数得着的人物。曾国藩的哥哥之前，家族没有过进士，李鸿章要好些，但也强不了多少。
李鸿章的父亲叫李文安，这是李鸿章之前七代人中第一个进士。李文安考进士不容易，父兄在科举路上都名落孙山，对他寄予厚望。李文安35岁中举，40岁才中进士，时间是晚了点，但总算光宗耀祖，带领一家飞黄腾达了，更重要的是，他的“同年”有曾国藩。
李文安性格内向，“资性中下”，在刑部做执法官的工作很踏实，但他并不愚笨。李文安和曾国藩一直都走得很近，早早地就安排两个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拜曾国藩为师，学习“经世之学”。李鸿章对曾国藩十分敬重，甚至对人说：“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在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做直隶总督，将要参与外交时，他曾向曾国藩请教。曾国藩问他有什么主意，他回答说：“门生也没有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沉默良久，才盯着李鸿章教训他说就是一个“诚”字。李鸿章接着坦率地对人说：“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有了把握，急忙应曰：‘是！是！门生准奉老师训示办理。’”
李瀚章虽然不比李鸿章，但也是一位封疆大吏，而且很有经济头脑。他在曾国藩的幕下主管军队后勤，很受曾国藩的赏识。
连年的战争，军费开支不断增加，清廷拿不出多少钱来，全靠部队就地筹饷。战线不断扩大，筹集军饷的活儿就是个无底洞，李瀚章肩头的分量可想而知。他在江西主持过报销局，后来去广东专办牙厘（设卡收税），都是专为湘军筹集军饷的。李瀚章在广东设厘卡八处，每月可得厘金数万两，大大地充实了曾国藩的“钱袋”。难怪曾国藩一再表扬他：“精细圆适，其从国藩也久，其为国藩谋也极忠……”
李瀚章活儿干得不错，官运就来了，此后三四年间，从广东按察使、广东布政使（相当于主管财政的副省长），一路当上了湖南巡抚，从此名列封疆大吏之列。
儿孙在外交上失败
在晚清的时局，搞外交不会有什么好名声，李鸿章也不例外地担上了卖国的骂名。所以干什么也别干外交，是时人共识。
但李鸿章偏要让他的子孙们捡酸果子吃，从小就让他们在科举之外兼学西语，他的3个儿子都从事外交。过继来的长子李经方是职业外交官；次子李经述韬光养晦准备接李鸿章的班；庶出的三子李经迈曾任钦差出使奥国。子孙中还有驻日、驻英、驻美、驻奥、驻比、驻秘鲁、驻墨西哥、驻缅甸的公使一大堆。
李经方聪明能干，精通五国语言，写一手漂亮的隶书和行草，长得身材高大，一表人才。但他跟着父亲李鸿章，并没有多少施展个人才华的机会。马关议和时面对伊藤博文的咄咄之势，李经方几次想据理力争，都被李鸿章给制止了。
他心里着急，于是变着法干扰其父的思路，叫其他随员把各自的见解简略地写成字条，递到李鸿章面前，供他决策参考，但也未见被采用。李经方在甲午之前曾干过三年（1890—1892）驻日公使，对日方上下的情况了如指掌，应当如何与日方周旋，他有自己的想法，但胳膊拧不过大腿，都被其老爸“消灭”了，最后，他就只有乖乖地去画押“割台”的份儿了。他被世人号为“割台大臣”。
有心无力的李经方，不仅对仕途，而且对整个晚清政治都失去了信心。终其一生，他只是充当了老爸的办事工具而已。
“道”字辈多专家
自李文安起，李家以“文章经国，家道永昌”排辈。到了“道”字辈，几乎是一长串卓有贡献的专家名录：李家咸，桥梁专家；李道棱，高级工程师；李道秉秉，铁路专家；李道稔，著名医生……
以李道增为例，李道增是李家老三房李鹤章的后代，是梁思成的弟子，曾长期任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工程院院士，是李氏家族中学术地位最高的人物。
李道增一生有个最大的遗憾。1958年，国家大剧院的计划一经提出，他就是这个项目设计的主持人，当时正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出了国家大剧院的计划。清华大学调动了全校300名精兵强将投入这个国庆献礼的大项目，设计方案及图纸全部如期完成。到了破土动工的时候，中央发话：国家经费有限，目前工程不能上马。
这一放就是近40年，十年浩劫中，300人配合完成的、堆得像小山一样的设计图纸，被造反派一把火烧得精光……
到了1990年，国家大剧院的项目又被提出来了，李道增代表清华参与其中一个方案的设计，然而这次又让他失望了。1997年，国家大剧院要动真格的了，李道增在原先1991年方案的基础上，两个月就拿出了模型。
李道增的建筑理念跟梁思成一致，欣赏北京的故城之美。他认为中国大型公共建筑都讲究对称，而且故宫、天安门是存留在世界人民心中的“中国标志”，在它们旁边建大剧院，就要与这些古建筑协调，避免喧宾夺主。经过漫长的论证与等待，李道增40年来的国家大剧院设计之梦破灭了，最终入选的是造价几十亿的法国设计师安德鲁的“水泡”方案——把剧场全部沉入地下，上建一个圆形拱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大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