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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耶稣上了山，把自己想要的人召来，他们便来到他面前，他们就选定了十二人，（并称他们为宗徒），为同他常在一起，并派遣他们去宣讲，具有驱魔的权柄。（谷3：13-16）
耶稣创立教会以来，所选定的宗徒们，除了买主的茹达斯上吊自杀外，其余都受逼迫而死。“听从你们而不听从天主，在天主前是否合理，你们评断罢！因为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所见所闻的事”（宗4：19－20）宗徒之长伯多禄的这番话是他们受逼迫却依然喜乐的理由。他们明白信仰这粒种子是需要用汗水和鲜血来浇灌，才能促使其成长茁壮。可信心的成长却背离了主耶稣的道路轨迹。马丁·路德之前的两个世纪，已经有许多改革家蠢蠢欲动。当有限的理性在受诱时，往往习惯把自己的骄傲以信仰的特征，稍带狂热地加以表现出来。因为，人类的理性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并不愿沉入黑暗，穿透真实，去追问存在背后的虚无！因为，在虚无里面，人如果不能借着信仰的力量看到存在性的光明，基本都会疯掉！于是，大多数人宁愿活在形下，一天三餐，饱食终日，无虑无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阮籍游楚汉战场，慨叹道：时无英雄，让竖子成名！但他还是写下《大人先生传》，呼唤真正的“大人先生”出现。
我正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人传话过来，说他一定要把我打入地下！这几年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是：我到底是属于地上还是地下？这个问题虽然不如哈姆雷特思考“是生是死”的问题伟大，可也让我痛苦了好久。我决定要到天津修道的那年，在离开小县城的车上，原来的本堂神父宗长风刚好同车去西安，他问我去哪里？我说要到天津进修道院修道当神父。他说那是爱国会的修院，不要去，你跟我走吧，我送你去新疆修道！当时还十分稚嫩的我只是笑了笑，还是选择了天津！进入修道院后，每年春节回家，在纯朴的亲戚们面前，我还是一直被追问着同一个问题：你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有人也用这样的表述：你是黑的还是白的？我是灰的，我开玩笑说，并在试图解释之后，依然坚定地说：我是属于教会的，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教会信仰的分裂是最让普通信众痛苦的一件事，而这分裂却经常是把对权利的维护当成对自己的信仰来维护，这是很可悲的事。在我自己的信仰内，我常常问自己，我们有什么权利与理由非要让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在信仰宗教的问题上经受这样的痛苦？中国人爱自己的国家，基督徒也爱自己的国家！中国的基督徒同样是中国人。在我的争辩中，我对权利性的争斗不感兴趣，即我从来不想去维护“谁”的权利，且一定不靠某种权势以阴谋诡计去压制别人。被在线管理蔑视的“以事论人”的写作，我也做到完全公开。就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表示的：我从来不让自己故意去迎合一个强者，也轻易不让自己用心去鄙视一个弱者。但是让我痛苦的是，现实生活中又好像谁都把对权利的渴慕、对权势的依靠放在了自己人生的首位。这是人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追求，本亦无可厚非。但是，当一个人为了获得现实的生活利益，以“出教”作为自己的人生筹码，为了“不能碰”的理由，出买良知，谄媚投靠，不免十分可悲了，他忘记了：“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玛3：4）
对于从来不信仰宗教的人，必须遵守对真理屈从的原则，那就是：不压制善良，不戮害自由，不以阴谋成事，公平正义应该常存于心，本着服务众生的善良意愿去生活。能如此生活的人，亦可成为天主家中的忠仆。
然而，也如我在《我的信仰反省》一文中所描述的：现在有许多人没有能力意识到人的超越性，我们一天在吃饭、睡觉，上网、聊天之外，我们是否还该追求点别的东西？这别的东西可以是权力、名誉、金钱。事实上现在大部分正常的人都活在这些追求里。权力、名誉、金钱人可以追求，但它们不会使人变得高尚。可以使人高尚，可以让人活的更像个人莫过于精神性的追求，如对知识、道德、正义、和平事业的追求等。……在永恒的上帝面前，我们真的无法面对自己，因为我们实在微小不堪。当人不站立在永恒上帝面前时，人就学会了自大，学会了瞧不起人，学会了目空一切……而这一切让人成为非人。……信仰的真正意义很少为中国人意识到，所能意识到的也只是普遍意识形态下的事非。反对的和赞成的都逃不开此观念本身所给人带来的限制，于是一切变得浑噩模糊，俗不可耐。因为机会主义在这里成了现代人生活的手段，无论是非，不管好坏，能捞就行。什么良心，什么品行，都枉而言之。人前君子，背后小人的作风还让我们觉得多少有点人性在，而现在想君子就君子，想小人就小人的人物数不胜数。
世间需要灯塔，生活需要航标。显克微支的小说《你往何处去》中伯多禄正要逃离罗马城，迎面遇上了主基督。他惊慌的问：“主，你往何处去？”耶稣对他说：“我去罗马，为我的人民再次上十字架。”伯多禄羞惭的面容慢慢变得坚定起来，他把权杖往大地里一插，转过头重新回到了受苦的基督徒中间，继续做他们的信仰灯塔，生活航标；法国大革命时，出笼了“教士法”，当时法国134位主教，有130位拒绝签字表示同意（参见《世界文明史》第十一卷，37页，威尔杜兰著；另外《爱的力量》这本书中好像有关其余波的影响，可以对照一观）。所以，责任与重担似乎都压在了这些耶稣基督想要的，被称为“宗徒”的主教们身上了。在信仰内，我可以毫不犹豫的说，这就是主基督交给主教们的责任――做世间的灯塔，生活的航标。
感谢天主，中国教会内有许多光辉卓越的福音见证，如《希伯来》书作者所惊呼的：“我们既有如此众多如云的证人，围绕着我们，就该卸下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双目常注视着信德和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他为那摆在他面前的欢乐，轻视了凌辱，忍受了十字架，而今坐在天主宝座的右边。”（希12：1-3）
当我准备写下记忆中这些曾经钻进耳朵，住留于心，成为自己信仰一部分的福音见证时，我不得不试着先去解决一个难题：即，对处在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大多数不信仰宗教的人来说，这些宗教信仰内的理由是否都将成为普遍意义上的自说自划？我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可以让我们平等的走向对方，认识对方。“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若1：18a）这句话是否亦可以成为“学界”依然持守的“无神论”思想继续持守万年的理由？有神论的宗教能不能在中国社会中站在平等的基础上，去向别人解答、论述一些自己信仰的理由？而这解答、论述的基础是什么？
这个难题是仅限于我们中国人的。中国在一场没来由的思想革命中，轻易地让一个外国人的年轻思想，成了中国人永远不能跨越的鸿沟。中国持守了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一夜之间全都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达尔文的“物竞天演“和马克思的“唯物无神”。老庄孔孟，程朱陆王全都跪在了“进化论”和“无神论”面前，这次伟大的“文化精神阉割”一直持续到今天。（从小学开始，一直到进入社会，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经过。）然而，在漫漫的长夜里，当我抬头看星星的时候，我总免不了想问，那个人的年轻思想就真可以取代一个古老民族的精神信仰？
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刚教授在《再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方法论意义》一文中提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语，见于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反宗教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正是据此，马克思断定：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我们不知道，1843年10月至12月间，写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年仅25岁的卡尔·马克思的“反宗教批判”的“根据”与“断定”是否比《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威尔·杜兰在知命之年写下的思想更值得我们信仰与尊奉？
威尔·杜兰带着自信地疑问道：“宗教乃是知识界最后才开始了解的东西。年轻时，我们可能以一种自豪之优越感，痛斥受人珍视之宗教不可置信；但在疑惑之年，却眼见它在一个俗世科学化的时代里，竟能繁荣存在，且又历经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琉善、马基雅弗利、休谟、与伏尔泰等人的致命打击之后，还能悠悠复活，我们确实惊异。试问此种恢复力之奥秘到底为何？”
他进一步对宗教解释到：“宗教一向即为超自然物的崇拜――包括慰籍、祈求或膜拜。芸芸众生，尽为生命所苦，倘自然力无济于事，他们乃转而求诸于超自然之掖助；于是他们由衷感激地去接受那能带给生存以尊严与希望，能带给世界以秩序及意义之诸般信仰；倘若他们不能相信自然之残酷无情，历史之奸诈、流血，以及他们自已身受之苦难与剥夺，乃属于人所不可思议的神之设计的一部分，他们便很难耐心忍受凡此种种之痛苦。无人能知其原因或命运的宇宙，不啻是一所知识的监狱；我们总希望相信这一出伟大戏剧有一个公正的作家与高超的目的。……尤有进者，我们都渴望生存，我们觉得大自然生生不息地制造人类与心灵，而其目的却只是待他们发展成熟时一举而消灭之，诚然难解。科学给予人越来越大之权力，但反而使人越来越微不足道；它改进了人之工具，但疏忽了他的目的；它对人类终极之起源、价值与目的，不发一言；它并未赋予生命与历史以意义或价值，这些是不因死亡或悠长时间而取消的。因此，人们宁取具有确信之独断，而不取缺乏自信之理性。他们在厌倦恼人之思考与不确之判断之余，乃竭诚欢迎一个权威教会之引导，悔罪之洗净以及长久建立的坚定教条。由于不愿失败，不愿所爱者被剥夺以去，再由于罪的阴影，与死亡的恐惧，人们乃觉得自已为上天所救赎，因而洗除罪恶与恐怖，受到希望之慰籍与激发，并升到一种如神一样的永生境地。同时，宗教也带给社会与国家错综而普遍之影响。传统的仪式抚慰了精神，并联系了世世代代的子孙。地方教会将个人组成社群，成为一个大家庭。”
的确，不断的逼迫与限制之下，信仰者的勇气从何而来？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中国“小小羊群”，成长到今天，“试问此种恢复力之奥秘到底为何？”而这种逆来顺受，于不自由中还显尽生命光辉的力量到底因何而来？信仰缘于经验，亦始于经验。“从来都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者，身为天主的，他给我们详述了。”（若1：18）基督宗教的信仰理由建基在耶稣基督对天主圣父信赖的经验之上。每一个人都会有的经验是我们相互对话的基础。也就是说，我要讲述的这些见证，经验是我们共同的基础！
以下这些福音见证多属于道听途说而来，从未去考证其真实性，省了我不少时间，也省去了好多麻烦。人微言轻，空音回谷，虽不绝于耳，终究亦只是大而无当。只求一点，这些故事或见证也许会带给每一个人相同的感受与经验。
1
杨树道，福州教区总主教，圣名若望，2010年8月28日早晨6点30分安息主怀，享年91岁。一位神父作证说：主教临死前只说了四个字“死不瞑目”。是的，教区分裂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正如花雨清风弟兄对杨主教的辞世评价说：“一位伟大的牧人离开了我们，是我们福州总主教区的最大的悲痛，也是中国天主教会的重大损失，普世教会少了一个好牧人。杨老主教平易近人、慈祥温和、同时他也是一位勇者，面对邪恶淫威势力绝不妥协，我很喜欢他的座右铭：正邪不两立！”白云以诗悼念杨主教：浪淘夕阳千古恨，凄风苦雨百年愁。一生神贫留典范，半世传爱遗嘉风。
2
李笃安主教的这则佚事，是从已故的兰峰神父口中听来的。如同传教士进入亚洲传教以来惯常遭遇的那样，官吏们考验一个信仰者的纯度，常用的方法就是让其用脚踩踏十字架或圣像，然后吐唾沫。《耶稣会士在华传教书信》一书中，记录着太多这样的例子。清朝时，在印度、中国等地传教的神父们只要进了衙门，都经过这样的事。文革时期，西安南堂内的神父修女们被革命小将们拉出来，在教堂内排了条长长的队，要让他们一个一个从放在前面的十字架上踩过去。那个年代，多数人不能，亦没有权利坚持自己。大家耷拉着脑袋，心中含着恐惧，麻木地，一个个从十字架上走了过去。轮到刚圣神父不久的李笃安时，他眼中含着泪，慢慢在十字架前跪下来，然后自己俯身在十字架上，嘴里说：“不要践踏我的主耶稣！”然后，用自己的背迎接了别人很长时间的踩踏。
3
当我开始写这些平常生活中，老人记忆中的故事时，感谢天主，他会打发人来和我讲故事，好像是不经意间的，便我相信这里面有天主的圣意。下面这则关于赵振亚主教的故事，就是昨天下午和一位神父聊天时，突然听他讲起的。赵振亚主教被关进监狱时，由于他身份的特殊，狱警为把他放在那间牢房犯了难，最后就把他和一个当时犯了错误的警察同关一间牢房，他们以为这二个人肯定没话可谈。谁成想，不长时间，二个人就成了朋友。主教给这个警察讲，你肯定能出去的，如果你出去，就到西开教堂找神父，说你要领洗进教。当这个警察在自己心中开始想“这个好人”给他讲的话时。他们又被分开关了。后来，曾经的警察出狱了，等教会慢慢恢复自由了，他真到教堂找了神父，领了洗，成为一位信德极好的教友。他现在还说，“那个好人”给他讲的道理并不多，但“那个好人”的神情，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4
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件事，李笃安主教在病床上时，（应该是在西安圣心会修女被殴之后，由于信德网络、在线论坛、天父家园等教会各大论坛集体声援，宗教部门觉得教会声音过于大了点，于是逼着李主教在病床上发表一个声明，声称：“新闻媒体太夸张了，把事件过于夸大了。”）说了一句：国家是母亲，教会是父亲，请别让你们的子女们难做！这真是让人听起来过于心疼的一句话。中国的政教关系，好多人当前正在思索，但又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陷入到矛盾去。因为，恺撒的归了恺撒后，天主的也必须再交给恺撒点！这就是中国教会当前所遇到的难堪！这也就是李主教所说的“难做”之处！
5
写记忆中主教们的佚事时，我一直在想，已故的主教，我可以写明白主教是谁。但对于还在为主做工的主教们，我可不可以点名叫姓的写呢？这会不会为他们再惹些不必要的麻烦出来呢？这是我好长一段时间不愿下笔的原由。但是，转念又想，我记录这些，不是为他们去吹嘘，只是为了信仰见证！他们如果没看到这文章，根本都不知道我在做这样的写作。而且，他们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并不见得能记住，你去问他们，他们也许还会惊讶的反问道：“这是我说的吗？”所以，从别人口中听到的，能作为见证的，我就记下来，为信仰的理由！就如“耶稣把我们（主教们）交给了教会，而不是把我们交给了爱国会”这句话，据说是通过某个宗教事务条例时，胡贤德主教孤独地举起了手，在恐惧中坚定地说出来的！
6
几年前，写过《主教，炮弹！》小文。而今，“炮弹”虽往，“棋子”却酣，主教亦然被控，被边缘，被拿捏，被用作棋子、当作炮弹。所以，有人才会戏谑地说：“在中国，只要领导重视，没有难事。”才会更进一步报复性地说：“什么枢机部长、什么永远不承认，都是扯淡。”博弈中，我们一直把胜利当成是我们的成就，而妥协、忍让、包容、甚至失败我们一概排斥，所有的战争片，都是以嘹亮的冲锋号声来收场，我们从来没输过，因为输不起。我们中国有话叫：“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可是在执政者的思想中：只要伸，不要屈；只要赢，不要输。生生为易，也许我们自己正是输在赢上。然而，无论怎样，毕竟是有主教了！炮弹终究成灰，棋子总要成堆，主教定会为“圣神的风”吹！中国教会一定会摆脱外力，真正进入“主教时代”！
7
世外桃源林弟兄回复《世无英雄 遂让竖子成名》一文时说道：坚持信仰原则，就是逆流而上，不管这“怨”是来自教会还是来自世俗，我们更应该看到希望，那就是爱国会不可能成大气候，中国的裂教也绝不会成形。请问中国的主教有几个敢于以加入爱国会为荣？又有几位不再为了加入了爱国会之后再牵强的自找借口？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既然教友心向至一教会，谁又能改变人心呢。我们坚持信仰不希望别的，既是一块“任劳任怨的垫脚石”也是一块“高挂的明镜”。这块“明镜'让人看到的是至一教会的真理，其实这以足够了。即使有一些人或组织别有用心，但最后胜利是属于耶稣和他的教会的。最后自惭形秽还不是那些跳梁小丑吗？
8
前些日子随学习班去了青岛，圣弥额尔大教堂在管风琴庄严浑厚的旋律中显得格上神圣。信仰的氛围必须在这里才能找到（养怡山庄虽然悠然清静，却感受不到这样的信仰气氛）。李明述主教上台主持弥撒，八十多位神父共祭。03年在天津见过李主教一面，其时他在北京任闲职！那时，老主教们都还健在，所以没有特别留意过他的神态。这次，他在祭台上的一举一动，他的声调，他的神情都让我万分感动。这就是主教，朴实无华，信心坚毅，松弛有度；这也只是主教，垂暮之年，孤苦零丁，势单力薄。大是大非面前，支撑他们的，只是已经年迈的信念。文革中走过来的人，恐惧已经成为性格，谁都抱着血肉之躯！所以，这样的老主教在控制逼迫中的屈从不足为怪，因为那是一个人的抗争，仅仅是一个人的抗争。看到李主教在祭台上坚强地向天主奉献感恩祭时，我在想，对于我们中国的主教们，天主可怜人的软弱，祂乐意接受这样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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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也觉得政治很残忍，为什么非要难为这样一群老人家？安树新被说成大字不识几个的主教，忠厚老实，被利用完毕，教区分裂的局面却扔给他自己去面对，教友们受伤的心灵只有靠他去缝合！在中国，当前任何一位主教都必须面对当前的“八大”抉择。去年主教们“重庆之行”中，南北已具有团结之势。于是有人赶紧建议，对这“不正之风”需要分化、打击，单个的进行思想教育。这小子的“八大二月计划”没被采纳，显示了对主教们的教育是失败的。今年加紧祝圣主教，无非也是有意为“八大”制造新人，扩充实力。岂不知，杜江主教的就职典礼，成为主教信德的试金石：“巴盟的主教是我，要么由我主持、要么我走，后半辈子回家当农民。”由于杜江主教义正言辞，结果主持了就职典礼的弥撒圣祭。而网友zxc123谣传：“昨天（16号）太原主教祝圣，封主教公开宣读了教宗任命书。”（求证此事非实，但用意良好）这些都是好的迹象：政府正在对宗教信仰拥有信心，而教会开始慢慢回归自己神圣的传统。对于“八大”，现在“乐观”的因素虽然还很少；但对于某些人来说，“不乐观”的因素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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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茗对胡大国主教的记述：记得在我领洗的前一年秋季，代母带我专程前往贵州北堂，在教堂住了三天，从而认识了这位可敬的主教。主教个子小小的，体重不足70斤，目光慈祥，精神矍铄，走起路来喜欢端着拳头一路小跑，他的一生见证了教会在近代中国的历程，小小的肩头承载了太多的磨难，为同样在苦难中的教友树立了信德的典范，撑起了一片信仰的蓝天。主教跟我讲过许多他的故事，虽然过去了这些年，现在回忆起来任然历历在目。在建国初期，他与其他神职人员一样，被政府有关部门逼令还俗，要他选择：要么结婚，只要答应结婚，马上安排一个工作，可以勉强养活自己；要么去坐牢，一辈子别想再出来，最后在狱中受尽折磨而死。他不愿背弃信仰，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坐牢，这牢一坐就坐了近30年，在牢中每天下不尽的苦力，干不完的重活儿，受尽了凌辱与折磨，为了坚守信仰，他默默地承受了下来。80年代初，终于熬到平反昭雪了，国家赔偿了他1万多元人民币，作为他在狱中干了近30年重活的补偿，他把这一万多元几乎全部用来购置了各式各样的圣物，只要有教友来看他，他就把这些十字架、圣像、念珠、书籍等等作为礼物无偿赠送给教友，我就得到过主教许多礼物，其中一串天蓝色的玻璃玫瑰经念珠是我最珍爱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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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我曾说：“地上的主教说的最多的是：我要去开会。而地下主教说的最多的是：某某不合法、不服从教宗，用以提醒自己的教友。他们都没有真正的尽好自己的牧人职责，都没有把自己的目光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教会有一句话说：哪里有主教那里就有教会。因此主教是教会的领导人，这一点十分重要。”六年后一位叛教者作证说：不论到北京开会还是学习，尤其是照相，邢文之主教从来没有戴过小红帽，更没有穿过主教服。叛教者把这说成是羞辱，一种对强权的羞辱！我高兴的表示同意了！刚刚又听说，运城武俊维祝圣主教前明确表示，为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祝圣礼仪中不希望靳道远出现，否则他就不同意祝圣。汾阳霍成主教也表示不希望有靳在场。没想到21日祝圣典礼开始前一小时，靳在政府官员的“陪同”下还是赶到新绛主教座堂，政府官员要求靳必须出席祝圣典礼，在超过规定的正式弥撒典礼开始的时间20分钟后，靳终于没有出场！不过，知道这消息实在也没有高兴之处，因为，今年的祝圣主教狂潮，每次都是一次角力，这实在是一幕幕让人导演的戏剧！天主教本来信仰礼仪的神圣损减太多，让人心痛！不过，主教们还是在为了自己的信仰而争取纯洁与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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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坛中看到天亚社《中国：非法晋牧主教回顾十年崎岖路》一文，引在此贴下面，以明主教新意。陆新平：对天主的召叫很肯定。当年卅六岁的陆新平神父获祝圣为南京教区助理主教，是五人中最年轻的。他忆述当时「心里很挣扎」，但他考虑到本地教会的特殊环境，最后决定服从正权主教的命令。他说：“我一直对天主的召叫很肯定，并相信天主理解我的抉择。”陆主教指出，教廷于零七年承认他以前，经历了不少艰难的时间，包括修生不愿由他祝圣执事或神父，教友对他也有不同看法。他说：“我理解他们的感受，幸而仍得到大部分神父和教友的尊重。”南京教区目前有四万教友，当中五千人仍在家里参与由「地下」神父主持的弥撒。但陆主教说，两个教会团体之间近年再没有发生冲突。他表示，曾向一些近年当选的候任主教进言「能得到教宗任命就更好」，使将来的牧灵工作更顺利。南京教区今年一月初为全体神父举行「司铎年」避静，因此没有为陆主教庆祝晋牧十周年。当中五千人仍在家里参与由「地下」神父主持的弥撒。但陆主教说，两个教会团体之间近年再没有发生冲突。他表示，曾向一些近年当选的候任主教进言「能得到教宗任命就更好」，使将来的牧灵工作更顺利。南京教区今年一月初为全体神父举行「司铎年」避静，因此没有为陆主教庆祝晋牧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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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思禄：十字是痛苦与喜乐的交加。五人中唯一未获教廷承认的詹思禄主教说，晋牧十年来所经历的曲折和重负，让他逐渐明了天主召叫的奇妙。他在弥撒讲道中表示：“在我的心中这『十』字不仅是简单的数字，也是算术上加的符号，那是痛苦与喜乐交加，死亡和生命的交加。”四十八岁的詹主教对天亚社说，他「仍在希望中等待」与教宗共融。该教区七万名教友中，仅十分之一属于詹主教领导的公开团体，大部分教友追随地下团体的黄守诚主教。一些地下神父告诉天亚社，他们没有应邀参加詹主教的晋牧纪念，因为不能与他在圣事上共融；不过一旦詹主教获认可，他们愿意服从教廷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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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建平：其祝圣礼为教会造成「大风波」。华北唐山教区四十七岁的方建平主教是五人中最早与教宗共融的，他于零二年得到教廷承认。方主教说，「十年来的路很艰难」，他感到自己对教区发展「没做过甚么」，因此不值得庆祝。他指出，由于其祝圣礼为教会造成「大风波」，加上主教任命问题至今仍然敏感，故在目前中梵关系正在改善之际，他宁愿低调地尽力做福传工作。他于零八年接替退休的刘景和主教为教区首牧。刘主教在近年也得到教廷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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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主教就没有投机分子吗？也许他们传的是福音，但作为牧人又是否做到了爱主在万有之上？不能相信圆滑之人能有坚定的信德，主的审判必从主家中开始。既讨好恺撒，又自称全心为主的话让人恶心，连人都不信的借口，要来蒙蔽主？地上、地下都是传同样的福音，都是为主工作，但他们个人并不因为他们工作的圣洁而显得高尚。你学究气太重，对人的认识过于简单了。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地上、地下同时存在是种无奈，个人认为是主的上智安排，让无神论者也能为福音服务。但这并不说明那些主教也同样是忠贞圣洁的。他们到底把什么看得更重，他们内心清楚，主也清楚。人看行为，主看人心。我不明白你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为这些主教申辩吗？主看人心，动机更重要，福音传遍地极，结果已经注定。正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这是一位朋友看了《主教启示录――为信仰作见证的忠徒们》一文后，给我的留言。说句实话，这也是我经常感到“气短”的原因。目睹着今年以来的“神圣狂潮”，听到的都是：内部权力倾轧，外部双方角力。教会的神圣，信仰的圣洁仿佛都是天上之事。但我还是告诉这位朋友说：主教的身份与主教的职务一旦落在一个人的肩上，那么全部的教友都要尽力去支持他能善尽牧职。我们有信心相信，有罪的人性在神圣的牧职中肯定会慢慢地洗除净尽，直到有一天我们也要象伯多禄一样在主面前跪下说：主啊！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我只是个无用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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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难以从现在的主教们身上获得应该有的全备信心，那么，我们把笔端暂时转回到过去，看看早些时期教会在中国传教的历史，看看先辈们留下的足迹。疾风见劲草，那些在历史的浪涛中洗涤冲刷的主教们，他们用自己对主的信心与坚毅在动荡的世代中播下信仰的种子，催它生长，看它结果，直到自己在主内幸福的死去。这些都是值得中国教会永远记住的主教的名字，是他们开创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伟大局面。1946年4月11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宣布建立了中国教会圣统制，分全国为二十教省，七十九主教区，三十八临牧区，共一百三十七教区，每省会设一总主教座。二十教省为：南京、北平、绥远、沈阳、济南、太原、西安、兰州、安庆、开封、重庆、汉口、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南宁、贵阳、昆明。下面是圣统制下全国各教区主教姓名一览表（今按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一书提供的，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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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和教友到唐山拜见刘景和老主教，九十多岁的老人家，思维敏捷清晰，态度和蔼可亲，谈笑间妙趣横生。最有趣的一点是，在老人家的书房墙台放着一大幅教宗像，上面赫然写着：伟大的教宗，我跟随你！当时，我只是在心中会意的笑了笑。我是个喜欢听历史故事的人，老人家对往事的记忆，让我听起来很兴奋。中国教会复苏后，他在教会财产的恢复落实方面不遗余力，且成效颇大！从刘主教口中得知唐山教区与天津教区颇有渊源。当谈到“老西开事件”时，我问主教，天津教区第一任主教杜保禄，1920年离开天津教区后，归了何处？刘主教找出一本拉丁文的书，此书是对“在华传教士”之介绍简要。找到杜保禄词条后，才知道杜保禄主教从天津调往江西赣州，并且长眠赣州。下面是杜保禄主教的简历：杜保禄（Paul-MarieDumond），遣使会，1864年4月2日生于法国，1888年8月10日晋升神父，1912年4月27直隶海滨代牧，1912年6月30日祝圣主教，1920年7月21赣州署理代牧，1925年5月12日任赣州代牧，1931年7月3日任南昌代牧，1944年2月19去世（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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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茗在《令人敬仰的重庆法籍尚惟善主教》一文中记载：1950年7月尚惟善主教由于形式所迫，退居幕后，暂由一个中国籍石姓神父出面打理教会事宜，此人本是一个不错的神父，但在那个特殊年代，无人能经得住刀枪棍棒的威逼，和杀鸡儆猴的恐吓，他屈辱地跪在了强权面前，教会教产在淫威之下被任意掠夺毁灭，羊群们被肆意凌辱迫害却无法保护。尚主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1951年3月8日，接董世祉神父来重庆接任主教职，并主管教区经济，但在枪杆子的威逼之下，谁都无法挽救当时的教会和教友们苦难的命运，同年6月3日董世祉神父公开发表了著名的《两全其美自我牺牲》宣言，被当场抓走，从此失去了他的踪影，尸骨无存。下面是董世祉神父著名的《两全其美自我牺牲》宣言的结尾：我是一个中国天主教徒，又要爱国，又要爱教。一切违犯国法或是教规的事，当然干脆拒绝，尤其不做从中挑拨的事。但是，政教两方，如果不能谅解，中国天主教徒，早晚是要活不成的。不如趁早献出自己的生命，促进双方的了解。谁不接受这个请求，就表示谁拒绝了解，拒绝和平。想必政治当局，不至坚决地要逼得我们三百七十万的中国天主教徒没有生路吧。万一某个神长，真的不接受这个请求，甚至怪我冒昧，可能褫夺我的神权，但是我还可以向更高神长，甚至教宗请愿的呀。其实，只要能够死里求生，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不成熟的地方，尚请多多指教。神父在那个时候还不忘风趣幽默，真可谓：大义凛然，不畏生死，终怀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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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善胜恶弟兄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他事先的“谢谢”证实了这点。叛教者认为“招安”安树新主教是种光荣的胜利。然而天主的旨意总是奇妙的，正像怜月说的那样：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地上、地下同时存在是种无奈，个人认为是主的上智安排，让无神论者也能为福音服务。所以，叛教者用“五老抗一少”更加光荣的把邵祝敏主教抬了出来。而对当前中国教会来说，邵祝敏主教的明朗也许比安树新主教的“明朗”意义更为深远，也更具影响力！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地区曾被作为“无宗教试验区”的试点。然而，天意难违，基督信仰在这块“被人拒绝”的土地上，却是到处开花，且常开不败，现在俨然是果实累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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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神父只所以成为今年中国主教“祝圣狂潮”唯一一个敢“以身试法，以身犯险”（没有得任命，而积极的祝圣）的神父，唯一的理由是他难堪的身份－－爱国会副秘书长－－处境！“爱国会政府”敢于用这粒棋子，只是因为有些把握性而已！不过，“爱国会政府”的这样的一意孤行，只会害了郭神父！因为，梵蒂冈现在似乎没有再三再四“心软”的理由了！明天，如果“爱国会政府”不顾梵蒂冈“清楚表明立场”，依然强迫合法的主教们去完成这项不合法的祝圣。就足以显示，爱国会对政府下令年底前召开的代表大会，能否顺利召开并没有足够大的把握信心。因此，用“非法祝圣”耍些威风，显些虚假的强势出来，如果梵蒂冈有要求，自然会提些条件出来：比如让主教们支持“八大”；“放马归山”之计，无非还是想要完成年底召开代表大会的任务！为了“避免尴尬”的理由，安排“几位主教去国外”游玩，也只是为了让更多的主教们出现在会议场上，真是用心良苦。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方法，也是无法之法，欲为之为，一切的一切也许只为了年底的“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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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唐山教区92岁高龄的刘景和主教，只是“政府认可为唐山教区的正权主教”，却“因坚持不去参加非法祝圣礼，于十一月十七日被当局罢免。”据主教身边的人描述说：“政府说给他钱，他说，钱不能买灵魂，就是不去。”这位知情者伸出大拇指说：“这次，他是这个！”由此可见，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要为信仰做证，都有天主的圣意！就像今天“基督普世君王节”的福音所示：十字架上的无冕之王得到了“右盗”的同情，当即许下：“今天你就要和我一起在乐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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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刚毅神父是一个孤儿，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在他十多岁的时候也离开了人世。他被一个意大利传教士带到了意大利圣方济修院，在那里他度过了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意大利就是张神父的第二故乡。在那里有他太多美好的回忆，他的同学们，他的朋友们，他的教友们………那里有太多的故事……是的，他本来可以在那里平静地渡过他的一生，但他把自己的自由献给了天主，听从了内心的召唤，回到他贫穷的祖国，坐了二十多年的监狱……他从文革监狱出来之后，直接找邓小平批准（由于他当时的特殊身份，他未经过爱国会和其他公安部门）出国，觐见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当时，出来见他的不是教宗，而是教庭的红衣主教，红衣主教对他说（后来神父知道了这是圣父在考验他）：“爱国会很好，你可以去加入爱国会。”张神父一听就生了气，并大声喊道：“假教宗！假教宗！我不见了！”说着就要走，这时圣父从里屋冲了出来，一把就把神父抱在了怀里。这就是上述那张照片的来历。神父说：“教宗把我当作了苹果，想把我吃了。嘿嘿！”“教宗拥抱了我以后，我一个星期都不想吃饭了，饱了。嘿嘿！”张神父已经于一九九七年安息主怀，享年九十岁。他去世的时候，仍然受到迫害，他对静静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害怕，靠着圣母娘没灾难。他们害怕(指迫害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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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国，石阡教区主教，圣名奥斯定，2011年2月17日凌晨病逝，享年八十八岁。胡主教于八七年秘密晋牧，他对信仰的忠贞及正直无私的德行，赢得广大教友的尊重与爱戴。一位李姓教友获悉他去世后“感到无比的悲痛”，并说：“这是我们教友的损失，也是教会的损失。”贵阳教区一位神父形容胡主教对神父、修女和教友都很和善。“如果一位主教不能行使自己的主教权，死亡对他来说是一种福乐。”神父若望说：“我们在天乡又多了一位代祷者。我们要继承胡主教留下的宝贵财富，忠贞的追随耶稣，直到我们得见主基督的光荣。”胡主教于一九二二年生于一个天主教家庭，三四年进入贵阳教区备修院，五一年晋铎成为神父后，担任大修院教师及副本堂，直至五五年因信仰被捕，三年后被判劳动改造。七九年获得平反后，他返回教会服务，出任本堂神父。八七年，他由河北省保定教区地下主教范学淹秘密祝圣为主教，其后获得教廷认可。以上由天亚社新闻稿整理而成。福州教区杨树道主教，临死时说了四个字：死不冥目。这几年，中国教会内的老主教，如秋风中的落叶，凋零的很快。在他们将闭的眼中，他们要带走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未来呢？陈日君枢机在自己晋铎五十年感言中说：2011年的祖国教会还是1961年的祖国教会，我们的兄弟姐妹还在汹涌波涛中挣扎，上主几时才领他们平安到岸？然而，基督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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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之后，与会主教们回到教区的反应各有不同，这里列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邢文之主教表示：在北京的三天如在地狱里度过，在中国当主教太让人憋屈了。回到上海教区后，邢主教就表示需要静修三个月。政府在对“八大”的评估中，上海教区邢文之主教和宁波的胡贤德主教被点名批评，他们称胡主教是为“捣乱”而来；邢主教奉行“不着主教服，不表态，不发言”的三不原则，也让他们头痛不已。影响最大的自然是献县教区李连贵主教，由于他又成功“出逃”，用良心拒绝虚伪，坚持为自由的真理作证，而被选为中国教会2010年度的新闻人物。有人认为李主教的做法有些唐突过激，不应该置教区的发展于不顾。正月初七到蕉城，参加同学的晋铎典礼，晚上和厦门教区蔡炳瑞主教同桌用餐，闽东教区詹思禄主教尽地主之谊。蔡主教安静平和，稳重大方。詹思禄主教作为东道主，频频给大家举杯添酒，真是平易尽人，温文尔雅。祝圣典礼由蔡炳瑞主教主持。曾拜托同学，请詹主教为我写过一幅墨迹：天存善心，道不远人。中国教会发展在天主的“善心”内，因为主教们的心中永远存在着“天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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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当初在胡主教面前一声一声“主教”的叫着，现在却为了“吃口饭”一声一声“神父”的叫着。真是有奶便是娘！主教不着礼服，不按主教礼下葬的很多。十二位宗徒死时都没有什么主教礼服，也没什么主教下葬仪式，也没有那个皇帝去敕封，可谁敢因此说他们不是宗徒，不是主教？文化大革命中好多主教居无定所、死无葬身之地，但从不影响他是主教这个事实，反而更能让人们记住他们。所以，胡主教葬礼不论被用来怎么表演，都不会影响他是主教的事实。所以，挑拨之言，不必去理会！毕竟在我们当前社会化的教会中，不合理的事很多！！詹主教知道自己还没合法，因此，请合法的蔡主教来为自己教区的执事祝圣神父，这不能不显示出詹主教“不为爱国而背教”的精神，而有人却只为了加入党组织，就“杀妻求将”了，这也算是吴地之风吧！事实上，曹杭州在自己教区压废了几个毕业生之后，最后终于为后面的几位毕业生放行，准许他们在上海祝圣神父，虽然还是极不愿意！刘安微的情况亦是如此。詹主教虽然一直等着教宗抬手，但对自己的修生并不苛刻，去年准许他们圣了执事。“八大”后，又觉得自己近期合法无望，故请蔡主教前来这两位执事主持祝圣神父典礼。其心有教会，由此可见。我和詹主教接触并不多，但还是感觉出君子的儒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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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蕉城前，先到玫瑰山庄。郑文英修女给我们说：玫瑰山庄本是郑长城主教回乡奉养之地。九十年代初，郑主教突然接到（其实在海关处已存放很久）一尊“玄义玫瑰”圣母胎像。当时年代，这尊从国外进入国内的圣母像可以让好多人神经紧张起来。郑主教和教友们也是紧张！他们不知道该把这圣母像放在何处！郑主教在一次祈祷中得到圣母指示，要让这尊圣像游遍中国教会。主教把圣母的嘱托存心默念，不知如何达成母亲的心愿。修女讲的很真切，一次她陪主教念玫瑰经，刚念到痛苦四端时，主教突然停下来，对她说：“和我一起上山。”于是，他们登上家门口的董奉山金龟岩。“圣母要我把她放在高处！”主教平静的告诉修女，然后他们一起爬上山。主教终于走不动了，他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今天，在这块大石头上站立着的，就是一尊在山下好远就可以看的“玄义玫瑰”圣母塑像。这尊圣像在塑造时，一天突然下雨，雨竟然故意避过这块石头，不影响施工，这事连那些工匠师傅也甚感惊奇。）确定地方，主教回家，立即筹划，谋成此事。后来以主教叶落归根的名义买下这块山地。这里有山有水，树木葱郁，蓝天白云，风景秀丽。历经八年现之久，玫瑰山庄已被构建成：玄义圣母塑像、大堂、钦一斋、儒略书屋、趣园、仰止园等规模宏大的宗教建筑群。玫瑰山庄的建筑习惯用白色，更显示出大山里的圣洁。郑主教生平好书通文，在玫瑰山庄里“取名用字”十分典雅讲究。国内的朝圣地，我走过多处，唯有这里的“文学”配得上景色，更配得上这块圣母玛利亚自己选定的朝圣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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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绪还得留在玫瑰山庄一会儿。还在厦门的时候，我打电话给郑文英修女说原计划晚上赶回玫瑰山庄住宿的计划有些更改。郑修女自然答应。后来，在蔡周良神父的担心和建议之下，决定还住回玫瑰山庄。我不得不再次打电话给郑修女，自然很有点不好意思。没想到修女在电话那端用极慈和的声音说：这是圣母妈妈的意思，她要你们回家！突然想起圣母对郑主教说的话：你要把我放在高处！郑修女解释道，现在来玫瑰山庄朝圣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全国各地的都有，玄义玫瑰圣母借着朝圣的人走遍了全国。我们在福州坐上车时，天将暗下来。到玫瑰山庄下车时，天已经全暗了，青山清风步轻盈，常年明供“基督圣体”的“爱庐”灯光通亮，“玄义玫瑰”圣母亦光彩熠熠，为我照亮回家的路。看着圣母往前行，心里不免有丝酸楚涌出，就像不听话的孩子，心在外一直漂泊，现在看到母亲，真有浪子归家的感觉。正好“普世博爱”团体的几个人也正在玫瑰山庄，晚上我们一起在爱庐举祭献礼，敬拜天主。远处烟花，山间幽静，纯白色的格局，与主同在的喜悦。这一时刻，我感觉到，是天主不想让我们与他擦肩而过。弥撒后，和我们同为客人的“普世博爱”成员，拿出几个红包，送给我们几位神父，红包里有一个十分精致的十字架和一张卡片。我的卡片上面写着：如果你愿意这样，我也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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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西湾子教区郝进礼主教，圣名安德肋，于三月九日圣灰瞻礼中午，在张北县公会主教座堂安息主怀，享年九十五岁。郝主教热心事主，忠于牧职，并培养了一批年轻神父。他相信，教区神父们都能独当一面，即使主教职位悬空，堂区管理应该不会受影响，“但是毕竟没有长上，神父牧灵工作安排上可能有问题”。另一位教友说：“主教在圣灰瞻礼这一天去世，他一生与耶稣一同受苦，也必会与耶稣一同复活。”郝主教一九一六年出生于天主教家庭，家中三兄弟均是神职人员，哥哥及弟弟已去世。他于一九四三年晋铎，一九五八年因信仰被判监十年，刑满后回到公会接受劳动改造。一九八一年他回到教区担任本堂神父，一九八四年被秘密祝圣为主教，四年后接替张克兴主教成为西湾子教区首牧。此后，他开展牧职，直至九十年代末健康开始恶化。天主教传入西湾子已有逾三百年历史。到十九世纪，蒙古宗座代牧区的主教府设于察哈尔盟（今崇礼县）西湾子村，由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管理和发展辽阔的塞外传教工作。上面文字据天亚社新闻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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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洛阳教区李宏业主教，圣名伯多禄，于四月廿三日圣周六晚上，主持复活前夕礼仪期间心脏病突发安息主怀，享年九十一岁。李主教一九二零年出生于天主教家庭，十七岁时进入开封总修院修读神哲学。四四年晋铎后，担任堂区神父，直至五五年因信仰被逮捕。在艰难中为主作证三十年后，他于八五年返回教会服务，两年后秘密接受祝圣为洛阳教区主教。二零零一年，他在主持避静期间被拘留，并被软禁于洛阳市天主之母堂，直至零四年心脏病发住院后，返回家乡休养。据当时在场的教友作证说：复活节前夕弥撒中，李主教祝圣洗礼用的圣水时，突然病发晕倒，救护员到场后评估老人已没救，不愿意将他送往医院。他在妥领傅油圣事后，约于当晚十点半逝世。正如一位网友的留所说的：又一位可敬的老主教离我们而去，我们感到无比痛心。但在天堂里又多了一位为我们苦难教会的代祷者，我们又感到欣喜。天主，我们的好天主，请垂顾我们苦难的教会吧。我们无论在任何艰难困干枯的环境中，一定紧紧跟随教宗，与普世教会团结在一起。（上面文字据天亚社新闻稿及在线评论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