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与陈仲义的爱情双桅船 舒婷爱情诗的时代特征

舒婷与陈仲义的爱情双桅船

她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20年过去，她自称自己是诗坛“外婆”级人物。她在最近一次与上海作家陈村的对话中说：每当参加文学聚会时，她笑眯眯地坐在年轻人中间，扮演“狼外婆”的角色。

　　“我嫁你简直像私奔”

中国有个传统，夫妻俩中某一方出了名之后，介绍他(她)的配偶时，常称其为“某先生的太太”或“某太太的先生”。谈到诗人舒婷和她的丈夫，我索性唱个反调，要说舒婷者，陈仲义的太太也，或更直接一点，陈仲义的太太是舒婷。

陈仲义人高马大，长相一般，穿着随意，朴实得不能再朴素，木讷得近乎迂腐，属于内秀型。他在一所大学执教，是省内颇有名气的诗评家。本来出席省、全国性的一些诗歌讨论会都要有他，自与舒婷结婚之后，全让舒婷给硬挤掉了。

他们同居鼓浪屿一条街上，推窗可望，临街可呼。同在文学圈。

初闯江湖那会儿，鹭岛文学圈内朋友聚首，众人宏言阔论，惟陈仲义十有八九沉默寡言，藏锋不露。舒婷暗中观察，若论对手，非他莫属了。每每过海进城以作家、评论家身份出席会议，他们往往“君立船首，我临船尾，同享一江水”。

虽相互心仪，但谁也不愿先表心迹。历七八年之久，月老看不过去，终用红丝线将这对大男大女拴到一起。

1981年的一天，舒婷远游三峡归来，还没及抖落一路风尘，陈仲义已树桩般伫立在她面前，“四目相对”，心有灵犀何须点，舒婷说了句“好罢”，一点也不朦胧，这对分别为32岁与29岁(舒婷自说28岁)的金童玉女，携手步上了爱情的双桅船。

结婚的那一天，陈仲义5时即起，逆寒风步行3分钟去接新娘子。

舒婷的见面礼是拧一把热毛巾去烫熨新郎脑后那撮一年365天都“立正”的耸发。老丈人端来一碗4只荷包汤蛋递给毛脚女婿，陈仲义照规矩吞掉两只，将残余部分留给新娘。舒婷连蛋带汤一口气扫光，扬扬空碗，幽她老爸一默：“今天我还是你龚家女儿，不能浪费。”

龚老先生为享嫁女之乐，备4辆小板(鹭岛无机动车)运嫁妆，衣物、书稿、桂圆蜜枣、针头线脑三车，压阵的是老人精心培育多年的20盆名品玫瑰花，不乏诗意。

车队在一眼见底的小街上游行了5分钟即宣告完毕，大男大女进洞房。婚后多时两口子逛街，被舒婷当年的二位小姐妹撞见了，悄悄地把她拽到一边审问：你处朋友啦？乐得舒婷弯腰如大虾。

数年后数婷忆起一生大事竟如此草草，总有点遗憾，便数落陈仲义：“我嫁你简直像私奔！”

陈仲义诙谐地反击：“那等你将来私奔，我再大吹大擂一番，如何？”

从灰姑娘到灰大妈

据传陈仲义拜倒在舒婷石榴裙下正式求婚时，舒婷不忘拿捏他一把，约法三章：一不做家务；二小两口单独过；三交友自由。陈仲义没说半个“不”字。大概是不敢。

可是一夜间，龚舒婷变成了陈龚氏后，“三章”一章也不章，纯属纸上谈兵。“不做家务”，舒婷当初梦想做闲云野鹤，一心写诗，孰料婚后她这个“作家”成了“坐家”，旋又升级为“做家”。一周7天要分割给年迈的公婆、多病的老爸、不善家务的丈夫和调皮的儿子。属于自己的时间大概只有七分之一。打儿子上学后，她就开始每天6时起床，为“小皇帝”张罗早餐，整理书包；趁洗衣机在转，扫地抹桌子，心里还要想早上去菜场买什么，中午煲什么汤，晚上烧什么菜。平时，朋友、读者来访，也不得不“看钟说话”(怕误了做饭)。本来与文友通信可洋洋千言，现在不得不改为电话联系。令她难堪的是常有电话来得不是时候(正在炒菜)，她不得不放下锅勺，关掉煤气，拿起话筒不问张三李四，劈头就说：“对不起，什么事快说，锅里正冒烟呢。”忙得像个陀螺，滴溜溜直转。

当年的签约“不做”早已改革为“全包”了。所谓的“小两口单独过”更是戏言。具有浓厚传统美德的她怎么忍心让年迈的公婆享受不到天伦之乐？至于“交友自由”，更成天方夜谭，连咳嗽一声都在一家老少的眼皮底下，更别说还有一只“拖尾巴狗”24小时跟踪(儿子属狗)，自由安在？

结婚时惟一一件新家具大书桌在“用不习惯”转让给丈夫之后，自己只好伏在一张锁头已坏、抽屉关不拢、四脚摇晃的写字台上“守桌待诗”。今日复明日，她不知不觉中把“诗人”一词遗失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了。偶尔想起想划根火柴找一下什么，舒婷幽默地说，天啦，这才知道5分钱一盒的火柴已涨到一角钱一盒了。

　　面对陈仲义的滋扰她也只能认了

他俩的写字台紧紧相邻，丈夫时不时地将讲义、书稿等什物乱堆乱放，攻城掠地般地占据到她的案头。一见此况舒婷毫不客气地将之驱逐出境。舒婷爱集图案漂亮的邮票，将其藏在小盒内，先生要寄信，只图方便顺手牵羊，有时连偷带抢。恼得舒婷向丈夫开火：“看来你这辈子是吃定我了。”话中有怨，更多的却是自豪。“我们从没吵过架，因为我们互相很了解，再加上我们都热爱文学。我们把文学当作一种信念，因此他非常支持我写作。”

月落日出，舒婷就这样由灰姑娘变为灰大嫂，由灰大嫂晋升为灰大妈了。舒婷说：“我尽量做个好女儿，好妻子，好媳妇，好母亲，只好不惜亏待自己。”

　　“婚姻是一张彩票”，舒婷中彩了

当年他们之所以相持了七八年，鱼不动，虾不跳，陈仲义是怕高攀不上舒婷；舒婷是因为她的诗和人当时都处在时代的漩涡和风头，怕累及陈仲义。有诗为证：“我站得笔直/……/理想使痛苦光辉/这是我嘱托橄榄树/留给你的/最后一句话。”

一句话：都是怕伤了心爱的人。

舒婷怀孕期间反应强烈，呕吐不止。据说看惊险小说能改善病况，陈仲义每日跑图书馆借书，一连十多天。

舒婷因插队时劳累过度，患严重腰椎疾病，藤椅破了，坐着不舒服，陈仲义先用铁丝加固，舒婷的感觉仍然不好。想买张新的，陈仲义把岛上大小商店转了个遍也没买到。这时适逢一位日本朋友造访，无意之中获悉此事，表示要送舒婷一对皮椅子，舒婷当即谢绝。晚上陈仲义回家听说了，为长国人志气，次日过海到厦门转修敢一天，终于扛了两只高背皮椅回来，还不忘向太太报喜：“每只杀价二元五！”

舒婷纤弱，又戴深度的近视眼镜。家事中她自诩：“主内”，有时“主”得叫人难以恭维：7个数字的电话号码，她常常要按错3个。一个电话，不重打两三次是打不出去的。她对数字概念也很模糊，一万和一千万对她是一个意义。有时陈仲义取笑她缺乏信仰，舒婷反驳：“从前文学是我的信仰，现在你和你儿子成了我的宗教，我还信什么？”

舒婷写诗已届20年，总共不过一百三十余首，这表明她的创作严谨不以量取胜之外，家务的重轭也使她不能潜心执笔。陈仲义“主外”，主外的事儿多辛劳，而且，陈仲义还要过海到学校上课，做学问全在晚上。

至于出版社、报刊的约稿、笔会、出书等事，陈仲义一揽子全包。人们笑话说他是太太的生活秘书。出版社出版《舒婷文集》，全由陈仲义选编、复印、剪贴、审订及至校对。舒婷乐当甩手掌柜。舒婷说：“陈仲义是个责任感极强的丈夫。”

一位先哲说：“婚姻是一张彩票，男人下的注是自由，女人下的注是幸福。”

舒婷是中彩了。他们的生活仍是丰富多彩的。闲时同儿子踢球、跳皮筋、玩“老鹰抓小鸡”。周日，一家三口或购物或郊游或访友或看电影，隔三差五上饭馆领略一下时菜的美味，饱饱口福，一享天伦之乐。

陈仲义对她的体贴之殷，舒婷不愿多说，她早将那相濡以沫的爱的感受化为诗句：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我们分担寒潮、风雪、霹雳；我们共享雾、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

陈仲义对酒、烟、茶一概不沾，除了书之外，舒婷每月只需付给小发廊3元大洋洗理费，即可打发陈仲义。

家，是个温馨的港湾。爱的小舟泊于此港，舒婷方能面对星月头枕波涛，入梦入诗。

舒婷说“丈夫属鼠，儿子属狗，十二生肖无猫。我伴一大鼠一小狗过日子，望陇得蜀，勉强足矣。”

“足矣”是实，“勉强”不过是诗人藏富不露，自廉罢了。(张昌华/文 摘自《新闻信息报》)

舒婷诗歌起步记

1977年3月，舒婷受日本电影《狐狸的故事》的启发，写出了她没有任何“朦胧”色彩的第一首诗《橡树》：“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的红硕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
　　这是木棉对橡树的致意，这是少女对爱人的幻想和期冀。在高昂铿锵的颂歌进行曲时代，舒婷的诗歌温润柔婉，独抒性灵，坦诚而炽烈地歌唱女性的理想人格与爱情，那比肩独立，又终身相依，那共御寒潮，又共享霓虹的橡树和木棉，可谓新时期爱情诗歌崭新的象征形象。诗歌以一个时代所难以回避的语词，写出了使人回味爱的真谛。
　　这首诗经过蔡其矫的转递到达北岛手中。1979年4月,经过北岛修改的《致橡树》发表于当时的民间诗刊《今天》，后为当时全国最具权威性的刊物《诗刊》转载,诗中所显现的女性特有的柔韧与坚贞，独立与共担的乃在意向，犹如崇高心灵的回声，波动着众多的青年人心弦，也赢得了接受者的青睐与研究者瞩目。在《星星》诗刊与《拉萨时报》组织的“青年最喜爱的诗人”投票中,舒婷皆名列榜首。与此同时，在新时期诗坛崭露头角舒婷，也得到了家乡文学界的高度重视。从1980年第2期开始,《福建文艺》就开辟了“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专栏，主要围绕舒婷的诗歌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讨论。当争论在《福建文艺》上相持不下时，孙少振的《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舒婷的创作给我们的启示》对于舒婷诗歌进入全国的视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孙绍振认为:舒婷的诗的重大意义在于“恢复了新诗中断了将近四十年的、根本的艺术传统”。此后，批评者逐步将舒婷诗歌创作与当时引人注视的“朦胧诗”进行链接,且有意识地把不那么朦胧的她推至朦胧诗潮的核心位置。随着论争的不断深入，舒婷在文学界的地位也在逐渐提升，影响也在进一步扩大。舒婷的诗《会唱歌的鸢尾花》、《思念》、《神女峰》、《惠安女子》、《还乡》、《北京深秋的晚上》、《向北方》、《献给我的同代人》、《海滨晨曲》等诗歌迅速流传，她那看首现在看来声音忧郁，色彩简单，抒情直白，主题宏大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获得“1979—1980年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1982年，她的第一部诗集《双桅船》甫一出版就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1979—1982)全国优秀新诗集”的二等奖，她的诗也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海外——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美国等国家,她本人也曾被邀请到美、法等国举行个人作品朗诵会。据不完全统计，到2008年初。与舒婷相关的评论、学术论文达3000余篇。舒婷的影响可谓影响深远。
　　

　　

邵燕祥慧眼识舒婷

　　1979年初，舒婷还是一位普通的工人，在厦门灯泡厂当焊接工。“‘四人帮’倒台后，我们真的觉得祖国有希望了，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我手上干着活，脑子里写着诗，弄得手上全是泡。”

　　那个时代，人们对国家前途充满了期待，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在焊灯泡时，舒婷突然有了创作灵感。那天下午，下班一到家，她就将打好的腹稿《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抄录在信纸的背后，并附在早就写好的信中寄给蔡其矫。蔡其矫读了这首诗后，提了两点意见，建议将“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风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中的“纺着”改为“唱着”、“老风车”改为“老水车”，舒婷只接受了第二点建议，而坚持用“纺着疲惫的歌”。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一首对祖国的深沉恋歌，舒婷采取的不是激越的歌颂，而是把胸中岩浆般喷涌而出的诗情，赋予了身边常见的事物，面对用血泪迎来的祖国的新生，诗人一口气用了16组叠加的意象，倾尽了对苦难祖国的热爱之情。

　　后来，蔡其矫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寄给《作品》杂志，但是编辑却寄来了退稿信，指出这首诗比较灰色、低沉，不像是青年女工的感受。随后，蔡其矫便将诗和退稿信转给了舒婷，舒婷很不服气，认为自己就是青年女工，写的就是自己的真实感受。于是，她把这首诗连同另外3首诗一起寄给《诗刊》的编辑邵燕祥，邵燕祥看到这4首诗后非常喜欢，临时撤掉其他稿件，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发表在1979年第7期的《诗刊》上，同时回信说，另外几首诗写得也很好，将在10月号的《诗刊》上发表。

　　舒婷说：“有许多业余作者，收到退稿信后，就像被浇了一盆冷水，如果我当时就气馁了，说不定一生不会搞文学了。是靠像邵燕祥老师这样有眼光、有胆量，同时也有意识培养青年作者的人的大力支持，我的诗才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

　　舒婷的诗蕴含着动人的旋律，有着坦然的自白、毫不矫饰的心语，用真挚的情感撑开一片女性柔美的天空。她的诗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从迷惘到沉思到沸腾的心路历程。时至今日，关于朦胧诗的讨论早已经尘埃落定，但是那场世纪大争论，却折射出当年人们对诗歌的热爱和执著。

　　谈到自己最喜欢的诗歌，舒婷笑言：“很多诗是因为读者喜欢，我只好喜欢。《致橡树》是我1977年写的，那时我年轻、理想主义又充满激情；《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我当工人、焊灯泡时写的，也是真情实感。现在我回头看这些诗歌，很难说自己最喜欢哪首。就好比一个母亲生了几个孩子，希望他们每一个都过得好。我希望每首诗歌都能找到自己的读者。”舒婷喜欢把自己发表的作品比作“嫁出去的女儿”，不再属于作者了。不管别人是爱是恨，是喜是怒她都不想再对它们做过多的阐释。

　　诗评家谢冕认为，虽然舒婷被冠以“朦胧诗人”，但她的许多作品还是很明朗、很能引起人们共鸣的。在谢冕眼里，舒婷是“新诗潮最早的一位诗人，也是传统诗潮最后的一位诗人。她是沟，她更是桥，她体现了诗的时代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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