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冯平：历史上称呼夷水的古籍探源
清江，发源于利川，流经利川、恩施、宣恩、建始、巴东、长阳、宜都。在宜都注入长江。全长约800里，被誉为鄂西土家族的母亲河。古代以“夷”著称，谓“夷水”；近代以“清”著称，谓“清江”。
“夷”我国古代中原地区华夏族对东南部各族的总称，亦泛指中原以外的各族。《孟子.梁王上》载:“莅中国而抚四夷也”。有《逸周书.明堂》曰：“是以周公相武王伐纣，夷定天下”。
《后汉书.西南夷传论》载：“夷歌巴舞殊音异节之技，列倡于门外”。很显然，“夷歌巴舞”在那时就很时尚，与众不同。虽然在《辞源》中，“夷歌”泛指外族的歌。但我更相信“夷歌”与“巴舞”联用一起，是特指巴人的歌舞。此时的巴族先祖，正聚居在清江一带。《水经注》上说“扞关，廪君浮夷水所置也”。
据《魏都赋》载，蛮陬夷落，夷导而通，鸡犬之氓也。“蛮陬夷落”古代之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是蛮夷之居处名。《晋书.吕光等载记论》也有，“蕞尔夷陬，乘风雾卷，宏图壮节亦足称焉”。自古以来，土著先民巴人就以少数民族之称谓。
《清史稿志四十二·地理十四》载：“清江自巴东入，迳武落钟离山，一名难留城山，五姓蛮所出也。”
古之“夷水”在三国时期，当时是吴国与蜀国的行政管辖划分线。夷定天下，夷水为界。在西晋为古之行政管辖划分线。“夷水”三国魏阮籍《大人先生传》载，“留侯起之虏，威武赫夷荒”，鄂西古时这里荒蛮旷野，无人居住。地荒水夷，山幽人稀。
《风俗通义.姓氏篇》载：“廪君乘土船，下至夷城”。《通典》载：“廪君于是君于夷城，四姓皆臣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世本》：“巴郡南郡蛮……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夷城之畔有“夷水”。南朝陈徐陵《陈公九锡文》载，“鄂坂之隘斯开，夷庚之道无塞”。
《水经注》载：“夷水即佷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其澄清，因名清江也。”《通典》按：“夷陵郡巴山县清江水，一名夷水，一名盐水，其源出清江郡清江县西都亭山”。还有《导江》也载：“夷水首出鱼复江，尾入宜都江，行至百余里，紧荆州之沱也，余尝由清江上溯，至长阳之邱（丘），舟行止此，春间滩险以数十百计两岸山峡壁立处，较巫峡又狭数倍，由崎岖更甚……。夷水东经建平沙渠县，……夷水自沙渠入县，过佷山县之文，云夷水自沙渠入县，此县字指佷山，水流浅狭，载得通船，东经难留城南，城即山也。
另据《水经注.夷水注》载：“夷水，东经难留城南，城即山，独立峻绝……东北面有石穴，可容数百人，每乱，民入室避贼，无可攻理，因名难留城也。……夷水又东与温泉三水合。”《水经注疏.夷水》载：“余尝由清江上溯，至长阳之邱，舟行止此，春间滩险以数十百计两岸山峡壁之处。较巫峡又狭数倍，由崎岖更甚，其水有悬崖数十丈若瀑布者，必不可通舟”。
王维《晓行巴峡》：“际晓投巴峡，余春望帝京。晴江一女浣，朝日众鸡鸣。水国舟中市，山桥树杪行。登高万井出，眺迥二流明，人作殊方语，莺为故国声。赖多山水趣，稍解离别情。”王维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古代夷水与长江之间土著先民，悠哉乐哉的仙境，诗中颇多画面，朝日、鸡鸣、水国、舟中市、山桥树杪行；登高眺迥，万井出，二流明；巴人特殊方言，王维深感有趣。莺和鸟鸣，河清海晏，夷水之畔，乘风雾卷，宏图壮观。活生生的一幅《巴峡春晓图》。
有关巴族与清江流域的历史文献
最早文献记载巴人的是先秦古籍《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山海经》是最早记载巴人的文献，是先秦古籍，而对巴人廪君记载最早为《世本》春秋战国文献。
《华阳国志.巴志》曰：“巴人乃黄帝之后胄。”
《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
《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是请生”。
《说文.巴部》“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象形”。
《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 。
《路史》载：“后照生顾相，降处于巴，是生巴人。”《春秋》载：“楚人、秦人、巴人灭庸”。
《十道志》“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号五溪蛮”。
《华阳国志.巴志》 记载，“蜀延熙年间，蜀政权把川东土著居民五千人迁至蜀地，任其为狩猎官。”
《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是请生”。
《春秋》、《左传.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之盟，遂灭庸”（庸即湖北竹山）。
《汉郝君开通褒斜道摩崖》：东汉明帝永平六年（63），诏谴汉中太守郝君，“受蜀郡、巴郡徙二千六百六十人，开通褒斜道”。
《世本》春秋战国时期赵国史官所作，《世本》载：“巴郡南君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生于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女神，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原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莫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飞，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于夷城，四姓皆臣之。”
《汉书.张良传》载：“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自古以来誉为“九州之上腴”，“天地之墺区”。
《风俗通义.姓氏篇》东汉时期作者应劭撰（约153—196年）载：“巴有賨人，剽勇。”“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廪君乘土船，下至夷城，石岸曲，水亦曲，廪君望之如穴状曰：吾既道穴中，又入此奈何，石岸为崩，广三丈余，陛级之。廪君行至上岸，上岸有平石，广五丈，体其上投算，投算处皆有石，因立城其旁”。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是一部记载东汉时期的史书，系南朝历史学家范晔编撰，记载了与《世本》同样的关于廪君五落钟离山、夷水、盐阳、夷城的记载。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南朝刘宋时期，历史学家范晔撰），关于廪君巴人的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
《风俗通义.姓氏篇》载：“廪君乘土船，下至夷城。”《通典》载：“廪君于是君于夷城，四姓皆臣之。”
《水经注疏图》载：“恩施即巫城也……。”《通典》载：“施州（恩施），七国时，楚国巫郡之地。清江县，汉巫县地。清江，即故沙渠，故此城以巫针，在今恩施县域。”
《施南府志》有“巴蔓墓在城北都亭山。都亭山岩高百余丈，山腹有穴十二，皆藏柩之所，相传为蛮王墓。”的记载。
《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华阳之壤，梁山民之城，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候伯”。是说地皇、人皇和黄帝就是我国中原文化的“三皇五帝”。即巴族的祖先就是从湖北进入川东地区的。
《世本》、《后汉书.南蛮西南列传》、《录异记》、《晋书.卷一百二十.载记第二十》、《通典.卷一百八十七.边防三》大都有同样的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于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其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众姓悉沉，唯廪君独浮，因其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下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展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遮日光，天地晦暝，积十余日，廪君思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世本》：“巴郡南郡蛮……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姓氏书辩证》十二引略同。《太平御览·三十七·九百四十四》，《事类赋.舟赋注》皆引此文。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童恩正在他1979年著《古代的巴蜀》一书中认为古代巴人是廪君的后代，是清江流域的土著。
《水经注》载：“夷水即佷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其澄清，因名清江也。”
《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一》载：“盐阳即盐水北岸，水之北称阳，盐水源出清江县西部都亭山”。
《读史方与纪要》八二载：“盐水县在卫东北七十里，吴沙渠县后置地，后周置盐水县”。
《通典》按：“夷陵郡巴山县清江水，一名夷水，一名盐水，其源出清江郡清江县西都亭山” 。
马征麟在《长江图说》曰：夷水首出鱼腹，江尾入宜都，古代巴人入楚，避三峡之险，皆由此路。
《录异记》，《晋书.卷一百二十.载记第二十》载：“……廪君至砀石上，望膺有青缕者，跪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群神也俱飞者皆去，天乃开朗，廪君复乘土船下及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状，廪君叹曰：‘吾刚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为崩，广三丈余，而阶阶相乘，廪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长五尺，方一丈，廪君体其上，投策计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有而居之。其后种类遂繁”。
《水经注.夷水注》载：“夷水（清江），东经难留城南，城即山，独立峻绝……东北面有石穴，可容数百人，每乱，民入室避贼，无可攻理，因名难留城也。……夷水又东与温泉三水合。”
《水经注疏》载：赵云：近应劭曰：“夷山在夷陵西北，垒骈，夷水出巫，东入江，然夷水之源最远”。
《导江》云：“夷水首出鱼复江，尾入宜都江，行至百余里，紧荆州之沱也，余尝由清江上溯，至长阳之邱（丘），舟行止此，春间滩险以数十百计两岸山峡壁立处，较巫峡又狭数倍，由崎岖更甚，其水有悬崖数十丈若瀑布者，必不可通舟……。夷水东经建平沙渠县（恩施），……夷水自沙渠（恩施）入县（巴东），过佷山县之文，云夷水自沙渠入县，此县字指佷山，水流浅狭，载得通船，东经难留城南，城即山也。
《太平寰宇记.峡州》载：“武落钟离山，一名难留山，在（长阳）县西七十八里，本廪君所出也”。
袁山松《宜都记》载：“自盐水西北行五十余里，有一山，独立峻绝，名为难留城”。
《太平寰宇记》载：“武落钟离山，一名难留山，长阳县西北七八十里”。
引盛弘之《荆州记》载：“难留山北有石室，可容数百人，常以此室僻不可攻，因名难留城。”
《太平寰宇记》是北宋之书，多引《世本》，《世本》为战国时代作品。根据建制沿革，两汉时代长阳县治不在龙舟坪，而是在佷（hěn）山附近的州衙坪（佷山县）。
《宜昌府志》载：“长阳，古佷山县，名屡更，县治未移，盖在今州衙坪”。
《水经注疏》守敬按：“汉置县，属武陵郡，后汉属南郡，蜀属宜都郡，吴因。吾太康初改曰兴山，寻复故针，乃属宜都郡。宋、齐、梁因，在今长阳县最西六十里州衙坪，县佷山名也”。
《清史稿志四十二.地理十四》载：“清江自巴东入，迳武落钟离山，一名难留城山，五姓蛮所出也。合招徕河，又东经金紫山，剑平乐河、丹水，迳城南，又东入宜都。”
《水经注疏》引孟康曰：县即山也，言恒，出药草恒山今世以银为音也。
守敬按《汉志》孟康《注》至恒山止，段玉载曰：当作读如恒山之恒出药草。郦氏云：今世以银为音，此今音，非古语也，古语佷山读恒，旧武陵之属县。
《水经注图.一百一十七》地图只标名佷山出药材，而廪君、石室、难留城在盐池以西与佷山相距甚远。
《水经注图》（外二种）图标佷山与难留城两地相距在100多公里。
《长阳县地名志》载：佷山独立峻绝，顶有三峰，主锋在东名网鱼包，西面一峰，形如丁字，名丁字垴，中间一峰，如擎天石柱，顶如古将头盔名盔头岩。
《太平御览.荆州图》《舆地记胜》《清一统志》都有石穴阴阳二石记载。《水经注.夷水》《水经注疏》载：“西北有石穴，把火行百余步，有大二石，相去可丈余，名为阴阳石，阴石常湿，阳石常燥……”。
《山海经》载：“用酒、牛、羊、猪、人佩玉器、干舞用兵，戴镶着玉之帽，巴人祭山朝祖之舞”祭祖。“佷山自古为朝祖之山。”
武舞《左传》载：三千多年前周武王伐纣、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故曰：武王伐纣前戈后舞，直到秦汉相争时汉王朝再次将此舞用于战斗，锐气喜舞，武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舞也，乃今乐人习学之，谓“巴渝舞”也。巴渝舞是双交战作为一种鼓舞士气的舞（武舞），在室中之舞云文舞。
袁山松的《宜都记》曰：佷山，山谷之内有石穴，穴出清泉，水有神鱼，大者二尺，小者一尺，钓者先请多少，拜而请之。从这段文字我们不难看出，捕鱼者在此捕鱼之多少，必先对其朝拜，后来演变成“祭山”，“朝拜之山”。因为土家族有一个风俗习惯，凡打猎捕鱼者必先祭山拜水，沿袭至今。
《太平御览.地部十四》载：西楚南越诸山“祭山”。
清代《长阳县志》记载：“难留城山，县西二百里，一名武落钟离山，交施南建始界”。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七》载：“武落钟离山一名难留城山，距县西北七十八里”。
《水经注疏》《水经注》同载：“夷水自沙渠（恩施、建始）入县（巴东）水流浅狭，载得通船，东迳难留城南，城即山也……”。“夷水（清江）东与温泉（长阳）三水合…………夷水又东迳佷山县故城南……夷水又迳宜都北东入大江”。
《宜都记》袁山松载：“自盐水（长阳盐池）西北行五十余里有一山，独立峻绝，名为难留城。”
《太平寰广记》载：“武落钟离山一名难留山，距县（长阳）西北七八十里……”。
《长阳县志》载：“难留城县西二百里，一名武落钟离山，交施南建始界”。
《水经注》，《水经注疏》均载：夷水自沙渠（恩施）入县（巴东）……东迳难留城城南，城即山也。
《宜都记》载：“自盐水西北行五十余里，有一山独立竣绝，名为难留城”。
《长阳县志卷三·异物》载：“盐水西北行五十余里……为难留城”。
《水经注疏.夷水》载：“余尝由清江上溯，至长阳之邱，舟行止此，春间滩险以数十百计两岸山峡壁之处。较巫峡又狭数倍，由崎岖更甚，其水有悬崖数十丈若瀑布者，必不可通舟”。这段文字记载说明清江滩多若瀑布，峡险胜巫峡，不可能上溯全程行船，这点证明廪君最先乘土船至盐阳，是东下而不是西上，从宜都至盐阳是不能全部通船的，从招徕河也只能通船至半峡榨洞，从榨洞至盐池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通过船。
《水经注疏》载：“夷水自沙渠入县，水流浅狭，载得通船。”古从三里城（难留城）下桃符口至盐池是能通船的。古代从大岩以上到盐池基本上全靠行船来往，故廪君是乘土船下至盐池靠行船来往。
廪君射杀盐神女，在香炉石建立第一座夷城，廪君死化为白虎，由于种族不断繁衍壮大，继续向东扩展，最远发展到巴陵（湖南岳阳），在长江中下游受到楚势的影响，后又转向西即川、湘、贵、黔发展。
《华阳国志.巴志》载：“奉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黔、蜀、巴、汉患之。”廪君西迁已在黔、蜀、巴、汉形成较大的势力范围，对其周边已有不安全的隐患。
《水经注》载：“夷水东迳难留城南，城即山也，独立峻绝，西面上里余，得石穴，把火行百步，得二大石碛，并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阴阳石……”。
清朝陈惟模《同治长阳县志》修载：“盐水西北行五十余里，有一山独立峻绝，名为难留城。从西南上里余，得石穴百步许，得石碛有二，文石并在穴中”。
赤穴为廪君所出，在三里城西有一个叫大洞湾的洞穴，远望百分之八十为赤色，洞内一清泉自上、下洞口溢出，清澈照人，是当地居民重要饮水来源，内有一古石缸，不知是天生还是人为，当地人也无法说出其原委，只知道是廪君吃水的地方，洞宽四五十米，主洞纵深五六十米，高七八十米，避风、采光好，常年洞内干燥，面积约三百平方米，适宜人类居住和生存，洞内有古人居住的痕迹，在大洞湾西北一百伍十米处亦有一洞穴（名岩屋），曾为当地村民居住，上世纪国家消茅工程已迁其外。
黑穴为四姓所出也，在大洞湾往北大约八百米的地方有一绝壁名巴岩，其下有一洞穴，远望洞体透黑，其面积是大洞湾的1.5倍，洞内亦有一清泉顺洞边流出，当地人称该洞叫糖厂，上世纪五十年代，三里城村利用这一有利资源，在这里开办过糖厂，开过几次上千人的大会，据当地老人讲，在未开办糖厂之前该洞叫黑洞，想必是洞体透黑的缘故吧。此洞常年干燥、避风、采光好、适宜人类居住，洞内有前人生活的痕迹，在糖厂（黑洞）左右有很多洞穴，拖洞、硝洞、寨洞、九楼洞等均可适宜人类居住生存。这与古文献记载四姓家族出于黑穴是有生存和居住条件的。三里城从整体地域看，是一个适宜石器时代人们那种水耕水耨、渔猎山代为业，繁衍生息的生活居住的地方。
武落钟离山崩，在三里城北面有一个叫香火岩的岩下有一处大型山崩地带，名为石趴子，相传其下原是一座古城，因山崩古城深埋于地下，石趴子宽约七百米，长约一千米，深度不祥，上世纪当地在此修水渠，曾发现了不少瓦砾、铜器等，另在三里城下南潭河还发现石斧等石器。
巴王屋在三里城城垭古驿道旁边有一洞穴，当地村民都叫巴王屋，其视野极具开阔，巴王屋是否是廪君（务相）所居，该洞有前人生活居住的痕迹。
跃鹰台在三里城城外相家坪下桃符口上，有一大石柱仅靠不到四尺山梁连接，其上有向王庙，鸟瞰清江，清江自西向东，南五龙河与北桥河（钟河、磨刀河，传廪君磨刀的地方）对注，形成十分壮观的“十”字江，明初有一位叫熊馨斋的人诗曰：“巴王天子号角鸣，跃鹰台上书麒麟，四维青山奉险地，一曲绿水绕孤城。”从跃鹰台沿清江东下八百米便是十分神奇的五兄弟山。
三里城东有凤凰山（朱雀岭、廪君头）西有磐石山，南有大山，北有天子山，中有天鹅山、女儿坪、土司皇宫、额斯特石林、四十八个灯盏窝，城垭有将军山，仙童，难留洞，移步换景，旖丽多姿，意趣盎然，栩栩如生，东城口、西城口、老巴门（南门）据险扼守，万夫莫开。
清朝早期秀才谭大秀诗曰：“独立峻绝难留山，一夫逍遥守隘关，朱雀东鸣飞天去，玉带绵绵滚清江，赤穴幽幽隐仙士，东西城池固金汤，玉女仙童赏异景，皓月金轮染梦乡。”“孤城苍野外，茫茫云雾开，山川收不尽，轻舟何时来。”
三里城，巴东县水布垭镇清江与桥河（钟河、磨刀河）交界处，是一座独立峻绝三面环水的大山，只有北面谓之城垭仅一百米宽的脊梁连接着三里城。“城东”和“城西”有人工城墙，相传早先为务相氏垒筑，还有自生城墙，由人工城墙和天然城墙形成一个固若金汤的山城，山中无城市，城即上也，城是一座山，那么难留城又为什么叫三里城，凡三里城及周边六十多岁的老人几乎都能说出同一个问题：在元末以前这里叫“难留城”，元末明初农民起义首领陈友凉在这里招兵买马，据险筑城，城长三里，因对难留城的名字比较忌讳，故改名为“三里之城”。
三里城关于廪君的四十八个花开柳叶叶儿歌，更是描写得惟妙惟俏，如：“花开柳叶叶儿黄，向王天子下盐阳，盐阳一品清香女，夜夜陪他上龙床，误杀盐女盐石上”……。山歌、川号子、撒叶儿嗬（巴山舞、文舞、巴渝舞）等无论老人、小孩都能唱上几曲，青歌赛上捧走原生态金奖的撒叶儿嗬组合领唱谭学聪就来自三里城，正是这些巴文化的活化石给三里城带来了无比的神往、神奇、神秘、神圣及神韵。
三里城，即盐池以西约四十五公里，其山三面环水，三面绝壁，山下溪河纵横，林木幽深，山上峻岭逶迤，溶洞遍布，其山海拔高达千米，仅北面一道一百多米宽的山梁可通，两山对峙，山口如门，东北面有近三百米长的古老人工城墙延伸两端绝壁，此谓之东城口，西面亦有二山相对，古老人工城墙镇锁西口，谓之西城口，从西城口向南延伸之绝壁谓之自然城墙，三里城最高峰为朱雀岭（亦为廪君头）与盐池对岸盐神女（美人头）遥呼相望，无论你站在三里城哪一位置，都有凌空造化之感，远眺峰峦叠翠，林寒峻茂，近观烟波浩淼，田畴交错，自古就是二龙相会，九峰朝胜之地。
在三里城有一座古墓，其碑文有“孤城、荒城”的记载。顾名思义，孤城、荒城是一座无外援而难以在此久留的城。三里城遗址和周边的地沿特征及当地传说，都极具吻合，三里城是难留城。（冯平整理）
湘鄂川（渝）黔边界始祖神话初探(作者：巫瑞书）
一、始祖类别
从原始文化史及民族学的史料来看，人类最初崇拜的祖先，是各民族(氏族，部族，下同)的始母。闻一多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一文曾经指出，高唐神话与涂山、简狄传说(神话、传说在这里为近义词，可通用)甚为相似，它们共同揭示出一个史实，即：好些民族最早的祖先皆为女性，系各该民族之先妣兼高神。这是缘于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对偶婚出现以后，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及血缘关系，从而产生了对祖先灵魂的崇拜与奉祀。由于当时尚处只知有母不识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故而人们认为子子孙孙皆从最早的祖母那里来的，始母自然而然地成为最有权威、最有凝聚力的人并被神化。所以，夏之始母涂山氏，殷之始母简狄，周人始母姜螈，楚人始母女禄，皆为先妣兼谋神。湘、鄂、川(渝)、黔世界的女娲(汉族、苗族及中华民族始母)、辛女(瑶族)、萨玛(侗族)、“毛古斯”(女，土家)等，亦然。
自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变化，各民族的始祖也从女神变到了男神(俗称“圣公”或“圣王”)。炎帝、黄帝、尧、舜、禹、汤，以及伏羲、盘瓠、蚩尤、祝融、八部大王、廪君、彭公爵主、飞山令公等，莫不如此。因此，人类及众多民族的始祖，远非一种。沿着历史发展的长河进行考察，就会发现湘鄂渝(川)黔边界始祖类别，大致有以下七种：
(一)人类始祖。此种人类始祖，一是前面说到的始母神，另一则是对偶神。在神话中，最初的“始母”，为“自足的母亲”，也就是毋需男性及婚配就可进行神秘奇胲的人之生命的创造。女娲抟土造人，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商，姜嫄踩了神的遗迹“感而生子”，沙壹(“哀牢夷”女人)触沉木而有身孕，都是很典型的单性母亲产子的神话故事。这当然是荒古、远古之时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母权制时代的折光反映。而对偶神的始祖则进了一步，人们不仅知道生育自己的母亲，也获悉抚养自己的父亲，这已是从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的时代。伏羲与女娲，便是典型的一对对偶始祖神。闻一多根据大量的口承文化、典籍资料及文物考古(如东汉武梁祠石室画像之二，重庆沙坪坝石棺前额画像等)，指出“伏羲、女娲”皆出自“葫芦”(伏羲、女娲均为葫芦瓢，只有阴阳二性之别)；并称他俩是“兄妹配偶型的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由伏羲、女娲衍化次及与之相类似的对偶始祖神，在湘鄂川(渝)黔边界还有盘瓠与辛女，姜郎与姜妹，雍尼与补所，等等。
(二)图腾始祖。在氏族(或部族)社会，每一个氏族、部族都有自己的族徽，作为区别于其他氏族或部族之标志；同时，亦作为本氏族或部族所宗奉的图腾。因而，人类始祖及部族始祖、姓氏始祖，如果主要是从血缘的角度说的话，那么，人文始祖、地域始祖、移民始祖，则既有血缘关系，更有人文关系(以文化为主)。关于后者，下面将分别谈到。这里，仍说与血缘关联的图腾始祖。
图腾始祖，源于图腾崇拜。普列汉诺夫曾经说过：“图腾崇拜的特点就是相信人们某一血缘体和动物的某一种类型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其实，初民所相信的人与某物之间的血缘关系并不只是动物，也还有植物和无生物。所以，原始人们分别奉为本氏族或部族的图腾的，当以自然物作为概括才比较全面。初民之所以要奉祀某种自然物为图腾，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生产及生活上缘于种种原因而依赖于某种自然物，或者曾经获得过它的庇护；另一方面则是思想观念上需要借助于某种自然物的影响，来肯定及强化本氏族或部族的血缘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图腾崇拜、图腾始祖和图腾神话传说，也就应运而生，不胫而走。
前面已经涉及，伏羲、女娲皆源自葫芦。葫芦(匏瓠、包戏)的发音、形状以及作为食物、器皿等，尤其是在创世神话中葫芦作为载体曾使伏羲、女娲在洪水泛滥时得以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因而，伏羲、女娲部族及其后裔宗奉葫芦为其图腾，而且，以伏羲、女娲为其图腾始祖，乃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此种属于“植物灵”崇拜体系的葫芦信仰，与我国西南一带濮人及其族裔关系至为密切。据濮裔后代侗学家林河说，在濮语中，“濮”即“葫芦”之意；濮人认为，人类是从葫芦中走出来的，故以葫芦为图腾。而濮人是与楚、越等族(部族)及其后裔瑶、侗等民族有所关联，所以，特地提一下。
不过，伏羲、女娲部族的图腾崇拜在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是在于“动物灵”信仰体系中的蛇——龙崇拜。关于这个问题，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著名学者闻一多在《伏羲考》一文有过深湛而详尽的论述。他从大量的典籍资料、口承文化及文物考古的翔实材料中，不但阐明东汉武梁祠石室画像之二及隋高昌故址阿斯塔那墓室彩色绢画中的“人首蛇身”像(均为双人像)的人物是伏羲、女娲，而且从其为“交尾像”确定乃是夫妻关系；他进一步指出，石刻或绢画及古代典籍中的“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的化身，其来源为“延维或委蛇”，并着重阐述了蛇——“龙”图腾的演化，“龙”的基调是蛇，经过“人的拟兽化”、“兽的拟人化”及“全人型”三个阶段接受了兽的四脚，马的头、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从而形成了“龙”——作为部族的图腾，则是以大蛇为图腾的大氏族(或部族)，兼并了以马、鹿、狗、鱼及兽类为图腾的一些小氏族(或部族)，组成强有力的以龙为图腾的大部族。需要指出的是，闻一多结合南方越人、哀牢夷等部族流行的“断发文身”风俗习惯及“蜥蜴交尾”神话传说法，阐述了龙图腾及图腾始祖的产生与人民群众生活的密切关系。龙图腾始祖的出现，并非完全臆造，而是以水泽之乡司空见惯的腾蛇飞舞、蜥蜴交尾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经过丰富的幻想的提供和概括，加进去“所愿望的，可能的，并以此使形象更为丰满”，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的龙的神话及龙图腾始祖——也是中华民族“人类的始祖”，便产生了。
以华夏族(汉族)为主的龙图腾信仰，缘于长期以来汉族在神州大地处于“优势地位”；而且，还对“祝融”、“匈奴”等“蛮夷”部族有着深远的影响；因而，“原始夏人”的龙图腾与“原始殷人”的凤图腾的耦合，遂成为以“龙凤呈祥”为标志的中华民族的象征。
(三)人文始祖。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类始祖、图腾始祖、部族始祖等有所不同，人文始祖主要侧重于人事与文化的肇始和创造。中华民族是世界四大文化古国之一，早在5000～7000(或9000)年前已经有了光辉灿烂的、闻名于世的古文化。黄帝不仅统一了中原大地，跨入了文明门槛，被当时诸多部族尊奉为“帝”(因中原一带位于我国中央地区，从“五行”说，故称“黄帝”)；而且，文化建树良多，功垂青史。诸如作文字，定乐律，始甲子计年(天干地支，六十年为一“花甲”)之术，等等。中华古国创国务实之用，文化生活之需，可谓已臻初备。黄帝时代文化之威，于兹可见一斑。而且，这些文化创举，千百年来一直流播不衰。它以强大的凝聚力，把海内外“龙的传人”之“夷”夏子孙统一起来，使他们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因此，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而被千秋敬奉，是完全当之无愧的。出于景仰，湘鄂川黔边界世代口承着一些黄帝的神话传说。 (四)部族始祖。远古之时，我国曾经出现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三大部族集团。也就是说，在黄帝时代前后，除了以黄帝为首的华夏部族集团以外，还同时存在着“二昊”(太昊，少昊)及蚩尤等著名人物的东夷集团，以及包括大名鼎鼎的伏羲、女娲和欢兜、祝融氏的苗蛮集团。在华夏部族集团内，还必须特别提到与黄帝为昆仲的炎帝。黄帝与炎帝，蚩尤和欢兜，以及太昊、少昊和三苗、祝融等，既是部族的称号，也是部族头领的名字。他们作为各该部族的头领，同时又是各该部族的始祖。借助于定期(或不定期)举行的隆重祀典，以及与之伴随的礼仪、乐舞、神话传说等载体的传承，部族始祖的英雄业绩、品德佚事、史诗歌谣等，也就在各该部族及其裔族千秋流传，铭心刻骨。湘、鄂、川(渝)、黔边界长期流传的关于炎帝、黄帝、蚩尤、欢兜、祝融等的神话传说，以及《苗族史诗》、《古老话》、《摆手歌》、《梯玛歌》等史诗古歌，就是这样代代相承地口传下来。
(五)地域始祖。缘于人口不断增多，宗支日益宏大，而其资源(土地等)相对狭窄，收益日渐见绌，因而“树大分杈，人多分家”。此种“分家”，不是一个家庭的兄弟、子侄就地分庭别户，而是一个姓氏的宗支易地择居，分别蕃衍。往往由某个或多个宗支的头领率众迁往他地，另谋生计。于是，这一(或这些)宗支头领在若干世代子孙繁衍之后，也就被某一地域的族裔奉为当地的“开基公公”(或“开基婆婆”)，即地域始祖。当然，有的地域始祖的神话传说，可能反映的现实生活较为曲折离奇，带有厚重的荒诞的外壳。不过，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敷演某一主人公开拓某一地域，蕃衍子孙后代，成为当地的地域始祖，则基本上是与前述传说佚事大体一致的。前者(宗支头领率众易地而居)如宋末元初从湖北红土迁居湖南石门(时属澧州澧阳都)的添平土司覃友仁，后者如鄂西山区流传的谭氏始祖“佘氏婆婆”，其传说故事皆属地域始祖中很有代表性的范例。
(六)迁移始祖。部族迁徙的原由，除了上述宗支蕃衍以外，往往还有政治、经济、历史、宗教以及开发等方面更多的更重要的原因。尤其是对于“湖南人来自天下”的湖湘大地来说，更是如此。
洞庭湖(原系古云梦泽一部分)及湖湘大地，历史悠久，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民风淳朴，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开发较迟。据《晋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载：“荆湖南北路(按，指今湖南、湖北)……其土宜稻谷，赋入稍多。而南路(按，指湖南)有袁、吉(按，指今江西宜春、吉安)壤接者，其民往往迁徙自占，率致富饶。”可见东晋、南宋以降，湖南的开发与江西移民有所关联。纵观湖南的开发和移民，大体上可分三个主要时期：东晋至五代，其移民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则以来自东部诸省较多；南宋前移湘居民多自江西，南宋后来湘蕃衍者苏、皖、赣、闽、豫皆有。自东晋至明清，可谓“湖南人来自天下”，其中苏、浙、皖、闽、赣等东部之人“居其什九”，而江西人又居东部之“什九”。这是由于“晋之渡江，浔阳郡(按，指今赣东北九江一带)已为多数侨民(按，指从北方迁居而来者)所归注；且唐以降，江西人才辈出，其资源、财富足可与东南之浙、闽相颉颃，而此时的荆湖南北尚处土旷人稀之际，故江西往湖南移民，势在必然。”此种史实，在湖南的迁移始祖传说中，颇不罕见。
拙著《荆楚始祖神话传说探索》第三编“迁徙族系编”中的“彭公爵主、飞山令公、大二三神公”诸始祖，其人其事(含“附会”、拈连之人物及有关事件)可以说或多或少皆与江西移民有关。“彭公爵主”的原型彭士愁及其父彭王瑊、其伯彭(王千)，皆江西人，并先后为吉州(江西吉安)刺史。后彭(王千)奔楚(五代后晋所隶属之楚王)，为郴州刺史；复委任为溪州(今湘西永顺)刺史。他们所带领的士兵及族众之迁移方向，十分符合前引《宋史·地理志》所载“袁、吉壤接者，往往迁徙自占”的史实。彭士愁及其所率之人，进入湘西以后，渐自为当地世代土著的“板楯蛮”(或“廪君蛮”)、“比兹卡”(本地人)所融化而成为土家人。而从其渊源考察，“彭公爵主”还应属于荆楚迁徙族系中的始祖之一。
湘西靖州(原为诚徽州)侗族始祖“飞山令公”，是附会捏合好些传说人物及历史人物而形成的另一种类型的迁徙始祖。其中重要的历史人物南宋将领杨再兴，亦与江西有缘。杨再兴原是岳飞部属、江西割据势力曹成的部将。曹成败后，杨再兴在岳飞的统领之下，曾大战郾城；单骑闯入金军，杀敌数百；又以三百骑歼敌二千余；最后，英勇阵亡。但宋史上有两个杨再兴：一是此骁勇善战、壮烈牺牲的杨再兴，《宋史》有传；另一为湘西南新宁(旧属武冈州)瑶酋杨再兴，唐末五代以其族姓(杨氏)掌握溆州等州的峒民，号称“十峒首领”，且死后有人立庙祭祀，称之为“飞山令公庙”。《湖南通志》卷七六七七载：绥宁、会同、通道诸县皆有飞山庙，云祀杨再思；城步(县)飞山庙则云祀杨业。这一带民间称杨再思、杨业均为“飞山令公”，于是，就把唐末五代“十峒首领”的杨再兴和其时自封诚州刺史的杨再思以及宋代杨家将“老令公”的杨业混淆起来，经过附会捏合而成为诚徽州侗家始祖“飞山令公”。
湘西桑植(原为澧州路柿溪州桑植长官司)白族始祖“大二三神公”，其原型是“寸焚军”(南宋末在云南大理组建的以民家人[白族]为主的一支军队)中的谷均万、王朋凯、钟千一。由于蒙古忽必烈统治集团内讧，“寸焚军”溃散后曾流落长江流域。谷均万、王朋凯、钟千一率领小部分溃军，正是从江西溯江而上，经洞庭湖，再塑澧水至其源头的桑植，并在它的北源支系的刘家坪、麦地坪、芙蓉桥分别定居下来，从而成为桑植白族(旧称“民家人”)的迁徙始祖。
无独有偶。“飞山令公、大二三神公”以及前述“彭公爵主”，皆曾这样或那样的与江西有缘。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唐末五代及宋明期间，江西各种各样的“移民”确实对湖南的开发曾经有过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湖湘“蛮”、汉演变及土司制度兴废之影响更大。
(七)姓氏始祖。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姓氏的含义、嬗变、地位十分复杂。大体说来，古代女子原称“姓”，后改为“氏”；男子则原称“氏”，后多称“姓”。郑樵《通志.氏族略序》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以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我们这里着重说的，是宋明以来荆湘“望族”姓氏始祖。比如，南宋末年元代初中期湘北石门(县)大姓“豪酋”覃友仁及添平所“土王”(土司王)覃顺添的覃姓始祖及宗裔；流传于封建时代却遗存氏族图腾信仰颇多的鄂西谭姓始祖“佘氏婆婆”；湘西苗族五大姓之一的龙姓始祖大明，约在200年前(清代中叶)从外地迁来花垣(最早称“吉多营”，后升永绥直隶厅，寻改永绥县，解放后定为花垣县)溜豆、广车一带；湘西南侗家“阳、杨、唐、常”等十二姓(总称“十二阳王”)的共同始祖——“金沙女神”；以及湘西北土家的向姓始祖等，皆是。
因篇幅关系，只能简说鄂西谭姓始祖“佘氏婆婆”。鄂西长阳、巴东、建始等县流传的“佘氏婆婆”传说，主要讲述从灾难中逃出的年青姑娘佘香香，在山鹰救助之下来到落婆坪，后梦双鹰入怀，孕而生下天飞、兰芝姐弟，并指身旁的潭为姓(姓谭)。其后，谭天飞又生八子，分别住在苜蓿坪、大田坪、水流坪、双社坪、象社坪、三羊坪、磨石坪、落婆坪，统称为“八坪谭”，散布于湖北长阳、巴东及四川(重庆)巫山等县。“八坪谭”后裔共尊佘香香为“佘氏婆婆”，并奉鹰为“鹰氏公公”。此传说故事中，除鹰驮佘香香脱离险境及双鹰入怀而生子女具有神话因素外，其余情节主要是与世俗生活关系密切的民间传说，尤其是故事开头的香香逃难(用机智摆脱追兵)和结尾的八子蕃衍八坪，传说色彩更浓。八子蕃衍八坪中的历史、地理、民俗、语言等方面的地域、民族色调甚为显著。
其一，八坪中除三羊坪(谐音“三阳坪”，在四川)有待于落实外，其它七坪都实有其地，且皆在清江及其支流沿岸。其二，直到现今，清江流域的长阳、巴东、建始等县的谭姓，仍是人数最多的大姓。其三，“谭”与“覃”皆源自武落钟离山(位于长阳县境内)，巴人五姓——巴、樊、瞫、相、郑。其中“瞫”后演变为“覃、潭、谭”等姓。而“覃以湘西为多，谭以川东(按，今渝东)为多，鄂西则两姓皆不少”。可见这些散布于鄂、湘、川(渝)边界的覃、谭姓氏，与“比兹卡”(巴人——土家)有着血缘关系。其四，湖北民间文学家韩致中根据长阳《谭氏宗谱》及邻近的明代容美土司(故地在今鄂西鹤峰五峰县，亦清江流域)所立石碑考证，《佘氏婆婆》传说中的谭天飞，可能是一个名叫谭天辉的千总的“移花接木”。“因为当地‘辉’与‘飞’音同，所以，有的同志认为，他可能就是谭姓认定的始祖”。
综上所述，始祖类别实质上为两大类，即血缘始祖与人文始祖。人类始祖、图腾始祖、部族始祖、地域始祖、姓氏始祖，血缘关系均较明显且直接一些；而人文始祖，则侧重于文化与人事方面，血缘关系既蕴含其中却又表现得甚为繁复。关于这一问题，拙著《荆楚始祖神话传说探索》第十五章“万民共始祖”有专门的探讨。 二、荆湘始祖神话传说的繁富与体系
如上所述，自古以来华夏(汉)民族只以文化之异同辨夷夏，不以血统的差别歧视别的民族；同时，以宽广的胸怀犹如“长鲸吸百川”般地吸收别的民族(部族)的文化精华，使自己得到充实、茁壮。所谓兼收并蓄，“有容乃大”。因而，“以文化之异同辨夷夏”且相互吸纳相得益彰，正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伟大、广博、精深并独具特色之处。具体到湘鄂川(渝)黔边界或者荆湘始祖神话传说，也不例外。
由于“湖南人来自天下”，且“夷”夏(汉)演变甚大(自春秋战国时“夷”多夏少到近现代夏多“夷”少)，故而湖湘大地自古迄今，各种类别的始祖神话传说十分繁富。在某种意义上说，湖南甚至可以称始祖神话传说流存的“王国”。其类别之繁，族系之茂，数量之多，同一单列民族诸多祖先神话传说之全，始祖文化的发达，在国内许多地域及民族中，是罕见的。
先说类别之繁。前面分别阐述的人类始祖、图腾始祖、人文始祖、部族始祖、地域始祖、迁徙始祖和姓氏始祖，湖湘大地类别齐全。始母神及“圣公”，湖南境内各民族、各地区皆有流传。关于始母神，前已阐说。这里，再简说一下作为男始祖神的“圣公”。如果说始母神标志着母系氏族社会的“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蒙昧时期的话，那么，“圣公”则是父系氏族社会男子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上掌握统治权以后的野蛮时期的产物。伏羲、盘瓠以及炎帝、黄帝、尧、舜、禹、汤等，均为各旧部族显赫之“圣公”，同时，又是中华民族远古(乃至荒古)时代的睿智人才、民族英豪和杰出领袖。伏羲、盘瓠、炎帝、黄帝、舜帝，大禹等，他们的神话传说在湖湘大地千百年来不绝于耳。湖湘大地各个民族土著“圣公”的神话传说，亦复不少。土家的“八部大王”，苗族的“雅溪三王”，侗寨的“树神罗永”，瑶山上的盘获三郎，白族的“大二三神”等，都是。
以雅溪三王为例，略见一斑。《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遁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祥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僚……求为立后，……天子乃封其三子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神是也。”这一始祖传说(《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载竹王三郎神佚事，其中主体当来自民间流播的神话传说)，历经千载口头传承，清代光绪年间湖南《乾州厅(按，今湘西吉首市)志》，近人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均有“雅溪三王”传说故事的转述。(1)其中变异稍大的在于：第一，三兄弟的降生，由水漂竹中儿演变为井水祥光(龙神潜伏井内的折射)射女，女有“感”而生“儿”。从原来的“植物灵”(竹)生人变为“感生”。第二，三兄弟之死因，《南蛮西南夷列传》含糊其辞，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则点明皇帝害怕三兄弟武功非凡，隐有后患，便馈赠“御酒”(毒酒)杀死。第三，归途中三兄弟喝“御酒”猝死，白马拖尸返籍。后因“苗民之变起”(按，即民族起义)，“变”平之后为笼络人心而封三兄弟为“三王神”。现今载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的《雅溪三王》，基本情节与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所载《三王出身之略历》大体相同，只是结尾的“封三王”和“立三王庙”以及三王精灵福佑“上湖南人”各族民众，又略有变异。民间口承作品正是在不断变异、积淀融化之中，日趋丰富、深厚、完善的。
次说数量之多。有关人类始祖(伏羲、女娲)“洪水造人神话”在国内一些地区(主要为西南、中南一带)长期口头传承，但在保存的古老、完善，分布的普遍、广泛，型式之繁茂，数量之众多，可能要以湖南为最。笔者20世纪60年代参与湖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采集，80年代参加《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编纂，接触省内各民族各地区此类神话传说140余篇。其时湖南县级单位(含市及厂矿)为95个，平均每县1.5篇。其中以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湘西南怀化地区更多一些，凤凰、花垣(均苗族)、保靖(土家族)、新晃(侗族)、江华(瑶族)、沅陵、涟源等县均多达4—5篇。
再说同一单列民族诸多祖先神话传说之全且有的连贯。以土家族为例，从反映母系氏族社会始母神的毛古斯(女)，到父系氏族社会“圣公”的“八部大王”(早期部落联盟酋长)；从向外扩展疆域的“君长”(晚期部落联盟首领及阶级社会创业英雄)廪君，到封建社会羁縻府州政策之下溪州刺史(今湖南永顺、龙山等县，同时也是该地首任土司王)“彭公爵主”，以及土司制度行将崩溃的添平千户所土王覃添顺(添平所土王肇始者，也是湘北“蛮区”覃氏始祖可溯至宋末当地大姓豪酋覃友仁)。“比兹卡”(包括巴人及土家)各个重要历史阶段，诸多不同类型的始祖及其神话传说，皆囊括无遗。
像这样种类齐备、且能“蝉联”的同一民族(部族)始祖神话传说，国内各民族中恐怕是不多见的。
最后说始祖神话传说体系(族系)。湖湘大地类别众多、型式繁茂、分布广泛、数量可观的各民族各地区的始祖神话传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此类作品的独特的、完整的体系。那就是包括华夏(或炎黄)族系、“蛮夷”族系、迁徙族系等三大系统。具体地说，华夏族系，有女娲、伏羲、炎帝、祝融、黄帝；“蛮夷”族系，则有盘瓠、辛女、蚩尤、毛古斯、萨玛、八部大王、廪君；迁徙族系，也有“彭公爵主、飞山令公、大二三神公、覃友仁等，蔚为奇观，辉映古今。
生如夏花：古代土家人名训释
在《元史》《明史》《明实录》这些正史和土家族族谱、土家族聚居地区的方志中记载了许多古代土家族人名。这些人名资料能够反映出古代土家人的命名习俗、价值观、审美观，具有很高的文化史料价值，同时由于古代文献中的土家人名都是根据古代当地汉语方言的读音用汉字记录下来的，对我们研究土家族聚居区汉语方言的古代语言来说，这些人名材料更是难得的宝贵资料。但要很好地利用这些材料，首先得将它们的意义解释清楚，而目前除了田恒金、孙美红在《土家始祖名“务相”意义考释》一文中对个别古代土家语人名的意义做过训释以外，尚未见到对更多土家语人名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本文打算对我们目前已经收集到的古代土家族人名的意义做一个诠释研究。
古代文献中的土家族人名有汉名和土家语名两种，本文主要以土家语名为研究解释对象。关于文献中的土家族汉语名字，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有些汉名被附上土家语成分“送”和“俾”，如“谭成威送”“向大保俾”这两个人名中，“谭成威”“向大保”是汉名，“送、俾”是附加在汉名上的土家语成分。“送”是现代土家语已经消失掉的一个古词，在古代土家人名中的作用是表示身份地位，意思是官长、首领，清乾隆《永顺府志·杂记》：“土人……名官长曰冲，又曰送，又曰踵，又曰从”，名字中能带上这个词的人一般都是土司主或他们手下的官吏。这个表示官长、首领的词在文献中还有记作“耸、松、赏、踵、宗、冲、宠、什用、世用、誓用”的。“俾”就是现代土家语的pi35（注：学过国际音标的人很容易能识别本文的语音标注，比如这里的发音为西南官话里“闭”，普通话无合适音调的字），意思是“小”，这个词在人名中的作用是表示排行，名字上带上这个词的人在兄弟姐妹中都是排行靠后的。如明朝正德年间容美宣抚使天秀的第五、六、七子的乳名分别叫“五哥俾、六哥俾、七哥俾”。我们在文献中找到的类似“谭成威送”、“向大保俾”这种半汉半土的人名还有“田大旺送、向仁送、田清送、向安什用、马订虎什用、向大旺什用、田大重什用、向贵什用”。第二，文献中的有些汉名，由于记录时用字不准确，看起来不像是汉名，如《明实录·英宗实录》卷345有一个“仰启踵”，“仰启”就是“杨启”，是一个汉名。
下面我们对目前收集到的一些土家语人名的意义进行解释，并根据意义对其做一个大致的分类。根据取名字时对词语的选用，古代土家语人名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用跟“竹子、树根、岩石、山”等自然事物有关系的词取名字
在土家人的观念中，竹子是一种生命力旺盛、繁殖力强的植物，岩石、山则是根基稳固的象征，受到土家人的喜爱和崇拜，土家人喜欢用表示这些事物的词取名字，如龙山坡脚一带的土家人喜欢给小孩子“竹生”“竹发”“竹旺”“岩生”“岩发”“岩旺”“岩茂”之类的乳名。古代土家人也喜欢用跟这些事物有关系的词取名字，如：
惹木ze51mu21（注：数字是西南官话准确借音的标识，ze51为“惹”在西南官话中的发音表达，mu21同）：“惹”的意思是“美丽”，现代土家语叫ze51，“木”的意思是“竹子”，现代土家语叫mu51（现代土家语与古代土家语发生了很多变化），“惹木”合起来的解释就是“美竹”。
海木xai51mu21：“海木”意思是“茂盛的竹子”，现代土家语叫xa51mu51。古代文献经常用韵母为ai的汉字去记录韵母为a的土家语词或音节，如清乾隆《永顺县志·风俗·语言》记载当时当地土家语“相打曰打偕”，考察现代土家语，“打架”，龙山县苗儿滩话、坡脚话、永顺县土家乡里话都叫ta53xa21，清嘉庆《保靖县志·风俗·方言》记载当时当地土家语“先生曰破解”，考察现代土家语，“先生、老师”在土家语北部方言区各土语都叫pho21ka55。“偕、解”在土家族聚居区的汉语方言中分别念xai21、kai51，韵母都是ai，而它们对译的土家语音节的韵母都是a。
起剌、起剌送tchi51la21suη35：起剌的意思是根、树根，就是现代土家语的tci53la21。也就是将声母从不送气的j（音：鸡）记录成了送气的q（音：期），古代文献经常用声母为送气音的汉字去记录声母不送气音的土家语词或音节，如清嘉庆《保靖县志·风俗·方言》记载当时土家语“吃饭曰词夹”，现代土家语北部方言称吃饭为tsi21ka35（音：植嘎），“词”在当地汉语方言念送气的tsh53，（汉语拼音对应为声母C），而对译的土家语词是不送气音tsi21（汉语拼音对应为声母Z）。“送”指官长、首领。“起剌送”在文献中还记作“起剌什用”。
阿巨、阿巨什用a21tci21si21yun35：“阿巨”的意思是岩脚、岩根，就是现代土家语的a21tci21，“阿巨”，是住在岩脚下的人，“什用”的意思是官长、首领。“阿巨什用”的岩下人的首领。
阿八a55pa21：“阿八”的意思是“石头”，就是现代土家语的a21pa21。
阿送a55sun35：阿是土家语a21pa21或a21kho21的省略，意思是石头、岩石，送指官长首领。这个人名在文献中也记作“亚送”和“阿什用”，意思是“石头王”。
巴备pai21pi35：“巴”的意思是“山、山坡”，清嘉庆《保靖县志·风俗·方言》记载当时当地土家语“山曰扒，曰茄”，现代土家语叫pa21。土家族地区用pa21命名的山名地名非常多，如清嘉庆《保靖县志·舆地志·都寨》记载该县有个村寨叫“扒吉”。“扒吉”就是现代土家语pa21tci21tha21（音扒吉踏）的省略，意思是“山脚下”。“备”就是土家语的pi35，意思是“小”。“巴备”解释就是“小山”。以此命名，以示顶天立地。
那吾luo35u21：“那”的意思是“人”，现代土家语北部方言称“人”叫lun51，韵母为o，但根据文献记载分析，这个词在当时土家语“人曰那”，又民国《永顺县志·地理·山名》：“岩人山，在驴迟洞，土名农那必，生有石，状如人”，“言人山”因为生有模样似人的石头，土家语将之称为“农那必”，“农”就是lun35，意思是高耸的山，“那”的意思是“人”，“必”就是pi35，意思是“小”。“农那必”解释就是“似人的小石山”，又土家语南部方言称“人”叫a44，韵母元音仍然是a。“吾”的意思是“山”，这是现代土家语已经消失掉了的一个古词，清乾隆《永顺府志·杂记》：“（土人）又呼山曰吾，又曰茄”，清代《永顺县志》、《保靖县志》、《永顺府志》记了许多带“吾”的山名，如“卸吾、卸捏吾、岩纳吾、米西吾、洛塔吾、上芽吾、下芽吾、白吾”，这些山名中的“吾”的意思都是“山”。“那吾”这个人名合起来解释就是“根基象山一样稳固的人”。
二、用跟天有关系的词语取名字
墨me35：“墨”的意思是“天”，如元朝至大年间有一位容美土司叫“田墨”，即“田天”之意。表示“天”的“墨”在文献中有时也记作“麦”（在土家族聚居地区的汉语方言里，“麦”“墨”两字读音相同），如明朝洪武年间的百福司司主叫“向麦”，即“向天”。
墨吾me35u21：“墨”的意思是“天”，就是现代土家语的me35，“吾”的意思是“山”，“墨吾”合起来解释就是“天山”。
墨送me35sun35：可以通过上面的信息，即“天官、天王”。在文献中也记作“貊送”、“墨踵”（在土家族聚居区的汉语方言里，“貊”念me21，“踵”念tsun35）。
墨铁送me35thie21sun35：“墨”的意思是“天”，“铁”是土家语thie35pa55的省略，意思是“大”，“墨铁”意思是“天大”，“墨铁送”即“天大的官”。这个人名在文献中也记作“麦铁送、麦贴踵”。
墨来送me35lai21sun35：这是散毛土司始祖的名字，清同治《来风县志·土司志》“散毛司”条对这个人名的解释是：“土人谓天曰墨，谓天来送也”，这个县志的解释属于望文生意，“墨来送”中的“墨来”就是“阳光”，就是现代土家语的me35lai35,“墨来送”就是“太阳首领”或“阳光首领”。古代文献经常用韵母为ai的汉字去记录韵母为a的土家语词或音节，见前面“海木”词条。
麦依、麦依送me35yi55sun35：“麦依”是土家语me35yi55la55pie51的省略，意思是“闪电”，“麦依送”是“闪电首领”。
麦翁宗me35un55sun35：“麦翁”的意思是“雷”，就是现代土家语的me35un21，“宗”指“官长”、“首领”（同送）。麦翁宗即“雷公官长”。这个人名在文献中也记作“莫翁送”，“墨文松”。古代文献有时用韵母为uen的汉字去记录韵母为un的土家语词音节，如清嘉庆《保靖县志·风俗·方言》记载当时土家语“云曰墨浪纹”，考察现代土家语，保靖、永顺称“云”叫“me35la35wen44”，龙山称“云”叫me35la55un21，记音汉字“纹”在当地汉语方言念uen21，对译的土家语音节的韵母为un。古代文献有时用汉字“墨”、“莫”、“麦”记录相同的土家语词或音节，如大剌司首任司主的名字在湘西彭氏族谱和地方志中记作“莫古送”，在《明史·湖广土司传》记作“麦古踵”。
谋者什用mu21tse51si21yun35：“谋者”就是现代土家语的me35tse21，意思是“雨”，“什用”的意思是官长首领。“谋者什用”即“雨官长”。这个人名在文献中有时记作“墨得什用”，如元朝元统年间大盘洞有位土司在《元史·顺帝本纪》记作“墨得什用”，在《新元史·地理志》记作“谋者什用”。这条译文材料说明汉字“墨”、“谋”在文献中可以记录相同的土家语词或音节。“谋者什用”在文献中也记作“墨色什用”（在土家族聚居地区的汉语方言里，“色”字念“se21”）.古代文献在记录土家人名时，声母为ts的字跟声母为s的字有时可以记录相同的词或音节，如土家语表示官长、首领的词在文献中有的记作“送、耸、松”，有的记作“宗、踵”。
墨（木勺）耸me35so21sun53：“墨（木勺）”就是现代土家语的me35su55，意思是“光、亮”，“耸”指“官长、首领”。“墨（木勺）耸”即“光首领”。这个人名在文献中也记作“谋（木勺）赏”。汉字“墨、谋”在文献中可以记录相同的土家语词或音节。土家人名中表示“官长、首领”的“送”在古代文献中被记作“赏”的有两个:明宣德年间的刺惹峒长“谋（木勺）赏”和他的儿子“谋古赏”，这可能是这个词在当时存在方音差别。这种情况在土家语中是存在的，如土家语称“祖先”叫su35mu53，在有些地方音转成san35mu53。
三、用跟老虎、豹子、老鹰、牛、龙等动物有关的词取名字
驴送li21sun35:“驴”就是现代土家语的li35，指老虎，“送”指官长、首领。“驴送”即虎官长。“驴送”在文献中也记作“驴什用”。
驴其什用li21tchi21si21yun35:“驴”的意思是“老虎”，“其’，是tchi51pa51的省略，意思是“大”，“驴其”的意思是“老虎大”;“什用”指官长、首领。“驴其什用”，即大老虎首领。
驴谷什用li21ku21si21yun35:“驴”指老虎，“谷”是ku35tha55的省略，意思是“脸”，“驴谷”的意思是“虎脸”;“什用”指官长、首领。驴谷什用，即虎脸首领。
驴吾什用li21u21si21yun35:“驴”指老虎，“吾”的意思是“山”，“驴吾”合起来解释就是“山虎”或“坐山虎”；“什用”指官长、首领。
驴拔送li21pa21sun35:“驴拔”就是li21pa35，意思是“公的老虎”，“送”指官长、首领。
那律la35li21:“那”的意思是“人”，“律”就是现代土家语的la35，意思是“虎”，“那律”合起来解释就是“像老虎一样威武的人”。
硬彻律en35tshe21li21:“硬彻”即现代土家语的en21tchie35，或en21tchie35，意思是“耳朵”，“律”指老虎。“硬彻律”合起来解释就是“老虎耳朵”。
白俚俾pe21li51pi51:这是明朝正德年间容美宣抚使田秀庶长子的乳名，“白”是汉语，“俚”就是li35，指老虎，“俾”就是pi35，意思是“小”。“白俚俾”合起来解释就是“小白虎”。在土家族土司中，容美土司与汉族地区接壤，加上土司主大力提倡汉文化，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早、较深，其土司上层很少用土家语取名字，偶尔用土家语取乳名，也基本上是取汉土杂柔的名字，如前面提到的田秀第五、六、七子的乳名“五哥傅、六哥傅、七哥傅”，“五哥、六哥、七哥”都是汉语，相当于古代汉族人取名叫“五郎、六郎、七郎”，“傅”是土家语，表排行。
欲其什用yi55tchi21si21yun35:“欲其”就是现代土家语的yi55tchi55，意思是“豹子”，“什用”指官长、首领。连起看，即“豹子首领”。
傍俾pan35pi51:“傍”就是现代土家语的pan35,指老鹰，汉语湘西方言叫“暮鹰”，“俾”就是pi35，意思是“小”，“傍俾”合起来解释就是“小鹰”或“鹰儿"。
旺踵uan35tsun53:现代土家语北部方言有的地方称黄牛叫uan35，有的地方叫au35，有的地方叫u35。“旺踵”的“旺”就是uan35，意思是“牛”，“踵”指官长、首领。
墨旺送me35uan35so35：“墨”就是me35，意思是“天”，“旺”的意思是“牛”，“墨旺”的意思是“天牛、神牛”，“送”指官长、首领。
顺德汪备suen35te21uan55pi35:“顺德”是汉语，“汪备”就是现代土家语的uan35pi35，意思是“牛儿、小牛”。我们在龙山坡脚作田野调查时，发现当地土家人偶尔还有人给孩子取uan35pi35一类的乳名。
谱诸phu51tsu55：“谱”就是现代土家语的ph35,意思是“龙”，“诸”就是现代土家语的tsu35，意思是“出”，“谱诸”合起来解释就是“龙出、龙生”。
四、用跟表示兴旺发财、平安吉样等意义相关的词取名字
可宜kho51li21:“可”就是现代土家语的kho51，意思是“金子”，“宜”就是现代土家语的ni55，意思是“找”，“可宜”的直译是“金找”，这个人名的意思是“能找到金子的人”，相当于说“抓钱手”。
可住kho51tsu35:“可”的意思是“金子”，“住”就是现代土家语的tsu35，意思是“产、出”，“可住”的意思是“产金、出金”。这个人名在文献中也记作“果出、古珠、古诸、谷佐”的。
可者送kho51tse53sun35:“可者”是土家语kho51tse51kho51tse53一词的省略，意思是“要什么有什么”，“送”的意思是“官长、首领”。“可者送”是“最富的长官”。
大弟什用ta35ti35si21yun35:“大弟”就是现代土家语的tha35ti35，意思是“不生病”，“大弟什用”即“健康首领”。取名思想与古代汉族取“无疾、病已、弃疾”相同，“什用”指“官长、首领”。“大弟”一词在文献中也记作“大帝”、“达迪”。
茶tsha21:“茶”就是现代土家语的tsha35，意思是“好、兴旺”。如明正统年间石柱宣抚司有位土司叫“马茶”，“马”是姓氏，“茶”的意思是“好、兴旺”。
五、用跟勤快能干、能力强、杰出等意义相关的词取名字
墨迪、墨迪送me21ti21sun35:“墨迪”就是现代土家语的me35ti55，意思是“肯作、勤快”，“送”指官长、首领。“墨迪送”是“最勤快的长官”。“墨迪送”在文献中也记作“墨的什用”(在土家族聚居地区的汉语方言中，“迪”“的”两字同音)。
驴蜡li21la21:“驴蜡”就是现代土家语的li35la35,意思是“干活快，利索”。
月直什用yie21tsi21si21yun35:“月”就是现代土家语的ie35，意思是“粮食”，“直”就是现代土家语的tsi35，意思是“成、成功”，“月直”的意思是说这个人是一个种植收获粮食的好手。“什用”的意思是“官长、首领”。
吕蹄送li51tsi21sun35:“吕”就是现代土家语的li35，意思是“老虎”，“蹄”就是现代土家语的tsi35，意思是“得到、猎得”，“吕蹄”合起来解释就是“得到老虎”，形容这个人的本事大得不得了;“送”指官长、首领。“吕蹄送”即“得老虎的官长”。“吕蹄”在古代文献中也记作“驴蹄”。
墨池什用me35tshi51si21sun35.“墨池”就是现代土家语的me35tshi51，意思是“靠近天、顶天”，形容这个人能力强，本事大。“什用”指官长、首领。“墨池什用”是顶天立地的长官。
墨达、墨达送me35ta21sun35:“墨达”的意思是“高接天地”，形容此人顶天立地，本事大得不得了。清嘉庆《大清一统志·施南府·山川》:“墨达山，在宣恩县境，土人谓天曰墨，言高接天地也”。我们在龙山坡脚做调查时，当地土家人告诉我们“墨达”还可以解释成me35ta21,me35的意思是“天”，ta21的意思是“下来”,me35ta21的意思是说这个人是从天上下来的，形容这人与众不同。“送”指官长、首领。“墨达送”在文献中也记作“麦答踵、麦答送、墨答什用”。
墨出什用me35tshu21si21yun35：“墨出”就是现代土家语的me35tshu55，意思是“离天近”“接近天”，形容这个人顶天立地，本事大得不得了。“什用”的意思是“官长、首领”。
墨奴什用me21lu21si21yun35:“墨奴”就是现代土家语的me35lu55，意思是“天生成的”“自然生成的”，相当于说“天才”，“什用”指官长、首领。连起来就是“天生成的长官”或“天才首领”。
墨古送me21ku51sun35:“墨古”就是现代土家语的me35ku21，意思是“上天”，“墨古送”是能上天的人，形容这个人的本事大。这个名字在文献中还记作“墨谷什用、莫古送、麦古送、谋谷什用、谋古赏”。“墨、麦、谋”三个汉字在文献中可以记录相同的土家语词或音节，见前面“麦翁宗”条和“谋者什用”条。
吕洞什用li51tun35si21yun35:“吕洞”就是现代土家语的li51thun51,意思是“入地”，“吕洞什用”形容这个人本事大能入地，“什用”的意思是“官长”、“首领”。全名是入地首领。
六、用表示“大”“英俊漂亮”一类意义的词取名字
惹贴送ze51thie21sun35:"惹”就是现代土家语的ze51，意思是“漂亮、英俊”，“贴”是thie35pa55的省略，意思是“大”，“惹贴”的意思是“英俊高大”，“送”指官长、首领。“惹贴送”是英俊高大的首领。
惹贴恶ze53thie21u35:"惹铁”的意思与前面相同，“恶”就是u35，意思是“牛”。三字合起来解释就是“英俊高大、像牛一样壮实”的首领。
惹添旺ze51thian55uan35:“惹添”同“惹贴”，“旺”就是现代土家语的uan3s，意思是“牛”，这个名字的含义跟“惹贴恶”相同。古代文献中有用韵母为ian的汉字去记录韵母为ie的土家语词的情况，如嘉庆《保靖县志·风俗·方言》记载当时土家语“二曰拈步”lian55pu35，而现代土家语北部方言表示“二”的词为nie55pu35，或nie53pu35。
七、用族称作人名，古代有些土家人用本民族的族称来取名字
白止稗be21tsi53pi35:此人为明朝弘治年间桑植土司的一位土舍，史书也记作“白嘴俾be21tsui53pi53”曾发动反抗朝廷的活动。“白止”就是土家族的族称pi35tsi55,“稗”的意思是“小、儿”，“白止稗”的意思相当于说“土家儿郎”。土家族族称叫pi35tsi55，但在有些地方也有音转为pe35tsi55的。
福石宠hu21si21tshun53:永顺土司第12任司主的名字(宋朝绍兴年间人)，文献中也记作“福石冲”(在土家族聚居地区的汉语方言中，“冲”字念tshun55)。“福石”就是土家语的xu35si55，也是土家族的族称，也记作"服兹卡",“宠”指官长、首领，“福石宠”的意思是“土家首领”。他于宋绍兴五年(1135年)建立的老司城，又称“福石城”即“土王城”。清代土家文人彭施铎曾用竹枝词描写土家人在福石城的摆手盛况:“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里水生波。红灯万点人千迭，一片缠绵摆手歌。”土家族的族称在北部方言区通常叫pi35tsi55，但也有叫xu35si55、xu35tsi55的，如“土家语”，通常叫pi35tsi55sa21，但龙山坡脚土家人称保靖补足村的土家话叫xu35si55sa21，龙山坡脚田姓土家人称自己叫xu35tsi55kha21。又(梯玛歌》有xu35tsi55tho21同pi35tsi55，指土家，tho21的意思是“还愿”。xu35si55与xu35tsi55语音相近。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材料，我们认为xu35si55、xu35tsi55跟现在比较通行的土家族称pi35tsi55有共同的来源。第一个音节早期的读音可能是*bu，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福石宠”这个人名出现于宋代，而根据目前学界的研究，“福”字中古音为*piuk，跟我们构拟的*bu相近。第二，根据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先生的研究，东亚语言区有一个发生地域比较广的音变:唇音在元音u的前面很容易演变成舌根音。我们拟测的*bu→xu正属于这类音变。而从土家语南北方言比较研究上看，北部方言确实发生过*bu→xu的音变，如“全部”北部方言叫xu35ni55，南部方言叫bu13ni55，再考察亲属语言同源词“全部”一义，兰坪普米语叫po13ni55，扎坝语叫be33li55，可以肯定，南部方言bu13ni55的第一音节代表的是我们土家语的早期形式，北部方言xu35ni55的第一音节应该是来源于*bu→xu的音变。第三，土家语北部方言跟南部方言声母系统存在的p-m对应，也反映出土家族称pi35tsi55的第一音节的早期读音应该是*bu，如“灰”，北部方言叫pu21tshi35，南部方言叫m13tshi53；“筷子”，北部方言叫pu55tshi53，南部方言叫m21dzi21；“客人”，北部方言叫pu51tsho21，，南部方言叫m44tsha13“土家”，北部方言叫pi35tsi55，南部方言叫m21dzi21。四对词中，有三对词的第一音节为pu对m，只有表示土家族称的一对为pi对m，再考虑到北部的P对应的是南部的浊音m，早期土家族称的第一音节的读音应该是*bu。那么早期族称的第一音节*bu为什么会在现代土家语北部方言有xu35、pi35两种读音呢?我们认为早期的*bu发生了*bu→xu和*bu→bi→pi两种变化，其中第二种情况的u→i是受第二音节tsi的韵母的同化的结果，双音节词韵母元音相互影响趋同是土家语一种常见的音变。北部方言区族称的第二音节有si55,tsi55两种形式，我们认为这可能是方音差别，土家语的声母ts和s之间存在音转关系，见前面“谋者什用”条。“服”音变“毕”音，“毕”音变“服”音的词,在现在汉语词中还有保存.如"刚愎自用"中的"愎"字,这是形声字,在成语中保留了古代"复"读“bi”的音.
八、用官职名称作人名
舍怕俾Se21Pha35pi51：“舍怕”就是现代土家语的se51pa51，本义为“主事者”，引申指“舍巴”、“头人”、“俾”就是现代土家语的pi，意思是“小”。“舍怕俾”即小头人。古代文献在用汉字记录土家语时，有时用声母为送气音的汉字去记录声母为不送气音的土家语词或音节。
社保se35pao51：“社保”与“舍怕”意思相同，即头人。古代文献中有用韵母为ao的汉字记录韵母为a的土家语词的情况，如清乾隆《永顺县志·风土·语言》：“一曰脑聋”，而现代土家语北部方言各土语称数词“一”叫1a35；但也有称lao的，如“一个人”叫1olao，直译是“人一个”。“社保”在文献中也记作“血保”(在土家族聚居地区的汉语方言里，“血”字念ie)。“社”是禅母字，“血”是晓母字，这几个人名出自《明实录》，《明实录》中有用晓母字和禅母字记录同一个土家语词或音节的情况，如明宣德年间怀德司有位土官，《宣宗实录》卷42记作“向墨古送”，卷43记作“尚墨古送”，“向”是晓母字，“尚”是禅母字。
墨备可宜me21pi35kho53li21：“墨备”就是现代土家语的me35pi35，意思是“土王”、“首领”，“可宜”就是现代土家语的kho53ni55，意思是“找金子”，相当于说“挣钱能手”。
九、用生理特征做为人名
乞嘎：头上长疮成了癞子。bai把儿：腿腐成拐子。翁切拉：流鼻涕的人。翁切面杰：红鼻子；翁切阿四：白鼻子等等。
在石门流传“搭奶”夫人的故事，当地人说她的奶子很大很长，可以从胸前反翻到背后，让小孩子在背后吃奶。其实，“搭奶”是“搭惹”，丑的意思。
十、用峒名寨名取名字
古代文献中出现的有些土家族人名是这些人自己峒、寨的名字。如“向摇把”(明景泰摇把峒舍人)、“皮蜡”(明洪武皮蜡峒长官)。按土家语地名的命名习惯，这“皮腊”就是现代土家语phi35tha35，即构皮树。皮腊峒是以该地构皮树多而得名。故“皮腊峒长官”就是“构树寨长官”。至于其他一些峒寨名，由于这些峒、寨名称太过古老，我们已经难以弄清其意义了。
前面解释的都是男性土家人的名字，古代女性土家人的名字在文献中很少出现，除了叶德书先生专文诠释的唐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建立的容美土司的“容美”是“妹妹”外，我们只在清代乾隆《永顺府志·杂记》中发现了“莫那俾”、“惹乳”两个用土家语取的女性人名：“保靖司彭显宗妻蓬氏莫那俾封淑人，永顺司彭元锦妻田氏惹乳封夫人之类”。
“莫那俾”中的“莫那”就是现代土家语me35la21khu35li55的省略，意思是“鸳鸯鸟”，“俾”就是pi35，意思是“小”，表示排行。“惹乳”的“惹”就是现代土家语的ze53，意思是“美丽”，“乳”就是现代土家语的zu21，意思是“听话、乖”。“惹乳”合起来解释就是漂亮听话的女孩子。
我们从这两个名字可以发现古代土家人给女孩子取名字的一些习惯特点，如爱用小型鸟类的名称和表示“美丽”、“顺从”之类意义的词取名字，排行靠后的女性在取名字时也可以带上表示排行的“俾”。
综上所述，古代土家人名有汉名和土家语名两类，汉名后面有时带上表示官长身份的“送”和表示排行的“俾”，这也是土家语人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
从语言材料的选择上，古代男性土家人在用本族语取名字时喜欢选用下列几类词语：
1．跟“竹子、根、岩石、山”等自然事物有关系的词；
2．跟“天”有关系的词；
3．跟老虎、豹子、老鹰、牛、龙等动物有关系的词；
4．跟兴旺发财、平安吉祥、勤快能干、能力强、英俊等意义有关系的词；
5．族称、官职名称、峒名寨名。
古代女性土家人在用本族语取名字时喜欢选用以下几类词：
1．表示可爱美丽的鸟类的名称的词；
2．表示漂亮、乖巧等意义的词。
清江流域的远古文化与巴文化考辨
清江,古称夷水,又称盐水,全长425公里,因河水清冽而得名,清江流域自古以来被称为“神奇的土地”,蕴藏着独具特色的古代文化,不仅被视为早期人类的发源地之一,而且作为“廩君”巴人活动和迁徙的重要地区,其文化源远流长,古韵盎然。
一、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的活动情况
清江流域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不仅被视为古生物化石的宝库,而且被视为早期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在这一区域,考古发现了属于更新世早期(距今200万年以上)的“建始直立人”化石和属于更新世中期(距今20万年左右)的“长阳人”化石,说明从旧石器的早期开始,这里一直是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
1．旧石器早期发现的“建始直立人”
“建始直立人”化石发现于清江中游地区的建始高坪巨猿洞,笔者1994年曾跟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许春华教授到实地进行过发掘,该洞穴遗址为东西贯通的天然石灰岩溶洞,通长约150米,东洞口高6~7米,宽4~8米,西洞口高3~4米,宽2~15米。从1968年开始至2000年止经10余次发掘,先后发现5枚早期直立人下臼齿化石和包括巨猿在内的哺乳动物化石20多个种属,同时还发现较多数量的骨器和石器,[1]考古界将这里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定名为“建始直立人”。
2004年下半年,为配合宜万铁路的工程建设,考古部门在高坪巨猿洞附近的几个洞穴遗址的发掘中(由湖北省考古所李文森先生主持),再次发现了属于更新世早期(距今200万年以上)的古人类牙齿化石,说明在远古时期,原始人类在这一地区过着群居生活。当时人们多是依靠狩猎和采集树籽果实为生,其居住形式主要为“洞穴居”,[2]劳动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也使用木器、骨器、角器等。
专家们从高坪巨猿洞考古发现的地层堆积中,大体研究出了这一地区远古时期的气候规律和特点,总体来看,是以温暖湿润的热带——亚热带气候为主。大致经历了4次大的气候波动和16次小的气候脉变,呈现的是周期性变化。[3]
通过对高坪巨猿洞出土的“剑齿象——大熊猫”动物群的生活习性的研究发现,这一动物群体,从种类的食性、生活环境可知,绝大多数动物属东洋区系的华南类型。其中象、犀牛、貘的现生种,主要生活在印度、马来西亚、中国南部地区以及非洲和中南美洲的低纬度地区,现生鬣狗生活于热带非洲,而化石大熊猫主要发现于温暖的南方。从这些动物的习性去还原当时的生态环境,大致可见这里是一个有森林和疏林、草地和竹丛的地区,而且雨量充沛,气温与今天大体相当。在地质条件下则形成了山、水、平原;在气候条件下,又形成各不相同的植被、植物种群。这样又形成了适宜于这类条件的生物种群,以利用其自然界给予的条件。[4]这种生态环境,最适宜早期人类的生存和生活。
2．旧石器中晚期发现的“长阳人”化石及其生活遗存
“长阳人”化石出土于清江中游地区的长阳下钟家湾的龙骨洞, 1956年首次发现,1957年中国科学院贾兰坡教授率队考察并证实。其地质特点属石灰岩区,海拔1300米,龙骨洞洞口面向东南,离地面耕地约10米左右。长阳人的化石材料,主要是一件有残损的左上颌骨。颌骨上保存有第二前臼齿材料,上颌骨保存有上颌体的大部分,专家们经过多年的对比研究发现,“长阳人”虽有近于现代人的性质,但与现代人相比,还保持有相当的原始性,其犁状孔的下部较宽,鼻腔底壁不如现代人那样弯曲,犬齿隆凸显著,齿根发达,这些特征均与猿类近似。当然,就整体而言,“长阳人”更多的表现出现代人的性质特点。[5]经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验室用铀系法科学测定,长阳人化石的地质年代为更新世中期后一阶段,距今在20万年左右,[6]属早期智人。其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群属于“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
继长阳人之后,1992年4月,在长阳境内的鲢鱼山洞穴遗址的发掘中,[7]又发现了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类用火的遗迹,且多处分布,并有较大的面积。这些遗迹单位的炭标本,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测定,其年代距今为9~12万年。在遗址的地层中,还出土了牛、鹿、羊、犀牛、虎、豹、熊、豪猪、猕猴、熊猫、东方剑齿象等20多种动物化石。这一发现,对于了解“长阳人”以后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气候环境与动植物园群落,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材料。从而使我们更加完整的看到清江流域里早期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状况。
1980年春,在长阳津洋口的果酒洞,又发现了时代为更新世晚期的人类骨骼化石,其中产自下层的化石有一件下颌骨,下颌体前部基本完整,发现者将其归入晚期智人类型。
从上述的考古材料证实,从距今200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开始,到距今9~12万年的更新世中期甚至晚期,清江中游地区一直是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当时的原始人类多是依靠狩猎和采集树籽果实为生,劳动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也使用木器、骨器、角器和蚌器,其原始的居住形式则主要是“穴居”或“洞穴居”。这种早期人类居洞穴的历史在史籍中多有记载,如《易·系辞》云:“上古穴居而野处”。《春秋命历年》载:“合雒记事,民始穴居,衣皮毛”,又“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埠而居,穴而处。”据考证,崖穴居习俗主要传承于洞穴密布的南方民族中,鄂西清江流域的土家族地区的情形尤为突出,在著名的廩君传说中,务相住赤穴,四姓住黑穴,就是对古代巴人举族居洞穴的回忆。“穴居”作为清江流域原始人类常用的一种居住形式,对后世土家族地区的居住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作为一种特定背景下的特殊的居住形式,从距今200万年前开始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直接利用山洞的居住形式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据调查,仅清江上游的利川鱼木寨二层岩一带,解放初期,这里就有80余户住岩洞,直到1984年以后才陆续搬出,但仍有两户至今还住在当地崖居中的典型形态——偏岩洞里,成为穴居研究弥足珍贵的活化石。
二、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廩君”巴人遗存
1．文献史籍中有关廩君巴人在清江流域活动的历史记载
“廩君”巴人在清江流域活动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西汉刘向所著的《世本》一书,后来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人所辑的《晋书》以及后来的《通典》、《蛮书》等都有关于“廩君”的历史传说的记载,其中记载最为详细、且为当今学者研究和引用最多的当属范晔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书中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之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命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廩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廩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廩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文中所谓武落钟离山,位于长阳县西北的都镇湾东侧,西北临清江,东南临南汉溪,三面环水,山上五峰并立,据《寰宇记》载:“武落钟离山,一名难留山,在长阳县西北七十八里。”所谓“夷水”,又谓“盐水”,即清江,《通典》卷一百八十七载:“今夷陵郡巴山县清江水,一名夷水,一名盐水”。廩君传说表明,很久以前在清江中游地段曾有巴人的几个氏族部落生活和迁徙过,他们通过掷剑和赛土船的方式,推举廩君为五姓部落联盟的首领,其后,他们在廩君带领下,沿夷水(清江)进入今恩施州境内,战胜盐水女神部落后,称君夷城(恩施)。廩君立城后,其后裔一部分继续西迁至川东(今重庆市境内),建立巴国,一部分继续留居在清江流域,并陆续向西部和南部流动,其中一部分进入了湘西。秦灭巴后,定居于鄂西南的巴人,虽经历了历代王朝更迭和战争变乱,但一直在这一地区繁衍生息,绵延不断,并融合了这一区域的其他民族成员,成为今恩施州境内土家族的主体先民。但有关史籍在记述“廩君”时留下了诸多悬案,如有关“廩君”的时代问题,史籍中就没有明确记载,《世本》等典籍甚至直接记载说“廩君种不知何代”,因此,后世学者在研究“廩君”时代时,出现了诸多说法,有原始社会末期说、夏代说、商代说、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甚至还有秦汉说等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的来看,由于文献史籍中对早期巴人的相关材料记载甚少,要揭开千古巴人之谜,只有通过考古学的材料加以证实,而近10年来为配合工程建设,在清江流域和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为研究早期巴文化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2．清江流域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清江流域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为配合水电工程建设,自1987年以来,清江隔河岩考古队、高坝洲考古队先后对清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数次考古发掘,共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6处,这些遗址地层中出土文物主要有石器、骨器、陶器等。[8]
石器共出土数千件,器形有斧、锛、锄、铲、钺、锤球、杵、镞等20余种,主要为生产用工具,分别用打制、磨制、打磨兼制、琢磨兼制等方法制成,石器制作的原料多就地取材,为清江河滩的砾石。
骨器主要有骨锥、骨针、骨镞、骨钩、骨饰等。其中的骨锥、骨针作十分精致,有的骨针,其圆径仅0. 5厘米,孔径只有0.08厘米。可见当时的骨器制作工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陶器主要有碗、钵、盘、簋、器盖、杯、盆、鼎、罐、釜、缸、支座等20多种,时代偏早的陶器有碗、盆、盘、器盖等,时代偏晚的陶器有圈足碗、猪嘴形支座、彩陶单耳杯等。
经对比研究发现,清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与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相当于大溪文化的早期和中期遗存。从出土的箭镞、鱼钩、网坠等狩猎和捕鱼工具,以及遗址地层中较多的鱼骨、兽骨来分析,渔猎生活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依然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3．考古发现的夏、商、周时期的早期巴人遗存
目前在清江中游地区调查发现的夏、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长阳境内,共有4处,即香炉石、桅杆坪、南岸坪、深潭湾等遗址,在长阳以西的巴东、建始、恩施境内的一些遗址中,虽发现有零星的商、周时期的陶器碎片,但由于缺少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作证据,目前尚无法得出确凿的答案。在上述几处被确认的早期巴人遗存中,以香炉石遗址最具代表性。
香炉石遗址地处清江腹心——长阳鱼峡口,1988年和1989年先后作过两次发掘,该遗址处在陡峭山崖的夹缝中,面积约700多平方米,文化层的整体堆积厚度达到4.5米以上,不仅堆积较厚,且遗物保存较好,这是目前在整个清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早期巴人遗存”。
香炉石遗址的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可分为7个层位,遗址地层堆积中出土文物十分丰富,仅首次发掘的400平方米的面积中,就出土各类石器、骨器、陶器、兵器等多达9240件。且这些文化遗物自夏商时期开始至春秋战国时期而未间断,[9]并被学术界确认为是属于“早期巴文化遗物”。现结合地层与出土遗物逐次进行分析。
1)夏代晚期文化层出土遗物。
香炉石遗址的最底层(第⑦层)属夏代晚期文化层(据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为距今4090±100年),出土的文化遗物类别较简单,主要是陶器、石器、骨器。石器主要有斧、凿、锛等;骨器有骨锥;陶器主要有罐、瓮、钵、豆、纺轮,早期巴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陶器——釜,在这一时期尚少有发现。专家们从该地层中发现与生活相关的大量兽骨、鸟类骨骸、鱼骨残渣等分析,在夏代晚期,清江流域的巴人是以原始的渔猎、采集经济为主,鱼、兽、鸟类是他们食物的主要来源之一。
2)商代文化层出土遗物。
这一阶段共分两层:遗址第⑥层为商代早期文化层(据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为距今3520±130年);第⑤层为商代中、晚期文化层。
其中遗址第⑥层出土的商代早期遗物,主要有陶器、小型石器、骨器、卜骨以及大量兽骨。石器主要有石斧、石铲、石凿、石锛、石矛头等;骨器有锥、铲、镞、针、锯、器盖、佩饰、牙饰等;陶器以釜、罐最为丰富,占陶器总数的58.2%以上,其它还有盆、瓮、豆、钵、杯、盘、网坠等。
这一时期,在遗址附近还发现了巴人墓葬区,在发掘的5座巴人墓中, 1座东西向,4座南北向,其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其中编号M6的人骨架长176厘米,身旁随葬有1件早商时期的大型卜骨和一件较精制的大型骨匕。卜骨系利用牛的肩胛骨制作而成,这与在遗址地层中发掘出大量用鱼的鳃盖骨制作的卜骨不同,是早期巴人遗物的新发现。卜骨虽有残缺,但全貌基本清楚,全长42厘米,为我国发现的最大卜骨之一。该卜骨两面及周边均经打磨和修整,背面中脊已基本削平,上有大小圆形钻孔100多个,厚的地方钻孔较大,薄的地方钻孔较小,整个钻孔呈横向与斜向排列,部分钻孔有灼痕,从钻孔形态特征看,其年代为早商时期无疑。骨匕长26.6厘米,十分精制,而且用材巧,体型大,器壁薄,是十分珍贵的物品,被称为我国早期骨匕之最。在编号M4的墓葬中,随葬品为一件夹砂褐陶釜,器形为侈口、圆唇、弧腹壁、圜底。M3也出土了一件夹砂褐陶釜,器形为敞口、圆唇、鼓腹、圜底,器身饰细绳纹。说明在早期巴文化中,陶釜不但在生活中常用,死后还把它当作随葬品。
遗址第⑤层出土的商代中、晚期文化遗物,以陶器为大宗,石器呈明显下降的趋势,陶器中以釜为器类之冠,占陶器总数的90%以上,次为罐、钵、杯、豆、纺轮和网坠。釜的器形大小不一,有夹砂灰褐陶、褐陶、黄褐陶等,饰有细绳纹、方格纹、蓝纹等。说明这一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制陶技术的进步,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性器物在早期巴文化中逐步占据其重要位置,此外,在该地层中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卜骨和与生活相关的兽骨,卜骨用大鱼的左鳃盖骨制成,均有钻孔。钻孔大多为椭圆形、圆形和长方形,一般凿槽较深,有的已凿穿,烧灼痕迹明显,有的可看见兆纹。
3)西周文化层出土遗物。
遗址第④层为西周文化层,出土遗物以陶器为多,达2400余件,其中陶釜的数量达2100多件,占陶器总数的88.3%左右。陶质有夹砂褐陶、灰褐陶、黄褐陶、、泥质灰陶、灰褐陶等。纹饰有方格纹、绳纹、回形纹等。器形的制作以手制为主,不少器壁还保留有手指按窝,说明在西周时期,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性器物在巴文化中依然十分兴盛。除陶釜之外,其它陶器器类有罐、盆、钵、杯、纺轮、网坠等。还出土了两枚陶质印章,印章印文为阴刻。这两枚陶玺印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密切关注和浓厚兴趣,著名的历史与考古学家张政火良先生认为:陶玺印文字属巴蜀文化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公柔先生则认为:两玺印出在早期巴文化遗址西周地层中,当然是巴人比较早的玺印。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渌先生认为:两玺印印文一为“蔡”,一为“鲛”,前者与甲骨文相近,后者与有巨口有利齿的水生动物有关。[7]除上述陶器外,还出土了少量的石器和骨器。石器有斧、锛、刀、镞、纺轮、砺石等;骨器有锥、镞、牙饰等。同时还出土了部分卜骨已及大量的与生活相关的兽骨、鸟骨、鱼骨等,其卜骨的制作方法与钻孔形状与商代出土遗物基本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地层中出土了部分铜器小件,计有铜锥、铜凿、铜镞、铜环、铜鱼钩等。另外,还发现了贝币,均为海贝,虽然数量不多,应是巴人区域货币史的实物依据。
从该地层出土遗物可以看出,西周时期,清江流域的巴人在生产技术、制陶技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性器物在早期巴人的陶器文化中依然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说明早期巴文化有其自成体系且发展稳定的陶器群体。陶玺印的出土,引起世人瞩目,它为我国玺印历史中的文字记载找到了第一件实物例证,在此之前,我国所发现的古玺印上限仅在战国。[10]可以说,香炉石遗址陶玺印的出土,揭开了我国玺印起源研究新的一页,不仅有力证明了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玺印的出现,把我国玺印起源的时间提前了几百年,而且还可证明玺印的使用是我国上古先民的一大发明创造,绝不是外国传入的。尽管香炉石遗址陶玺印的印文目前尚未辨识清楚,但不影响称它是古代玺印的定名,即使是用它来印陶器,也应是我国古代玺印的一种或玺印的祖型。[11]同时,小件青铜器和贝币的发现,说明清江流域在西周时期已开始慢慢步入青铜时代,经济交往中逐步开始使用货币。但总体来看,西周时期,清江流域的巴人依然处于氏族部落的原始或半原始的社会状态,石器和骨器等原始工具依然在生产和生活中广泛使用,渔猎和采集依然是当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手段,巫术活动中仍然以占卜为主要活动方式。
4)东周早期文化层出土遗物。
遗址第③层为东周早期文化层(即春秋时期),出土遗物中仍以陶器为大宗,占遗物总量的97.3%。此外,石器、骨器、铜器,也有一定数量的出土。陶器器类仍以釜为主,占陶器总量的68%左右,釜的器形发生变化,较前期变小。还发现有鬲、罐、瓮、钵、碗、盘、豆、杯、纺轮、网坠等。豆的形态特点各异,其中有碗形豆、细柄豆等。陶质有夹砂灰褐陶或黑陶,泥质陶中有灰陶、灰黑陶等。纹饰主要有方格纹、绳纹、锯齿纹、鱼鳞状网状暗纹、锥刺小三角纹等。石器器类主要有斧、锛、刀、镞、纺轮、砺石、凿、铲、环、坠饰等,石器数量与前期同类出土物呈明显下降趋势。铜器有锥、凿、削刀、镞等。骨器有锥、铲、凿、筷、镞、牙饰等。
从这些出土遗物可以看出,春秋时期,清江中游地区的巴人文化中,以陶釜为特征的自成体且发展稳定的陶器群体依然占据重要位置,釜的形体尽管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无论从陶系特点和器物特点看,一直保持着早期巴人土著文化特色。这一时期出现部分楚文化的器物,如楚式鬲等,这一方面说明在春秋时期,楚文化开始影响到清江中游地区,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时期的巴人群体,在发展土著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以充实自我,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内涵,巴楚文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关于陶釜这种早期巴文化中最具特征的代表性器物,诸多学者在讨论中有相同的认识,如王然先生在《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巴人遗存考》一文中认为:“以釜为中心的陶器群在鄂西南地区始终是一种最稳定、最主要的文化因素,代表了巴人的族体文化。”王劲先生在《鄂西峡江沿岸夏商时期文化与巴蜀文化关系》一文中也认为:“使用釜、罐类型文化的人们与巴人廩君当有关系。”邓辉先生在《土家族区域的考古文化》一书中认为:“巴人文化的特点,其遗存中明显存在着西边蜀文化的因素,也有中原商文化的内涵,而本地以釜为特征的文化则占有重要的位置。”
综上所述,香炉石遗址从夏代晚期开始一直到东周早期,时间前后跨越1000余年,遗址发展演变有序,出土文物丰富,文化内涵单纯,既有大量的以釜为典型器物组成的陶器群体,又有一部分出现时间较早、延续时间较长的石器和骨器等遗物,无论从陶系和器物特点还是从器物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看,香炉石遗址都堪称为“鄂西清江中游一处典型的早期巴文化遗址”。该遗址不仅发现了有刻划文字符号的陶器(1995年发现)而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更由于出土我国目前最早的陶玺印和我国目前最大的卜骨而令世人瞩目。正是因为香炉石遗址文化面貌尤为突出,1994年被考古界正式命名为“香炉石文化”。香炉石早期巴人遗址的发现,不仅为我们研究早期巴人在清江中游地区活动历史提供了一批可靠的实物依据,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早期巴人在清江流域活动的历史树立起一个判定时代的标尺。
从香炉石遗址的出土遗物和文化内涵可以看出,清江流域夏、商、周时期的巴人文化,从原生形态上看具有强烈的自然色彩;从经济文化上看,以原始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生产力水平低下,耕作技术粗放原始,缺少大规模的劳动协作,渔猎经济发达,自然环境状况对经济生活有着绝对的制约作用;从制度文化看,其居住环境与所发现的文化遗址,仍保留着较浓厚的氏族组织形式的色彩,社会组织仍呈现自然松散式状态,部落或家族的历史延续不衰,这直至秦汉乃至唐宋以后也是如此;从精神文化看,信奉占卜,崇尚巫教,民风古朴自然,情感表达直白,这似从遗物的纹饰变化与特色上可见一斑。相比较而言,巴文化中比较雅致的文化成份少,更多的是自发的、自然的、民族的或可称为世俗的文化成份较浓厚。总的来看,早期巴文化具有豪放、率直的文化性格,作为清江流域的巴地民众,受其自然之造化的陶冶,社会文化发展的层次不高,其行为方式多本质之自然流露,民风淳朴、坦诚豪放、耿直仗义,既有大山的质朴豪爽,又有江河的畅快敏捷,二者揉合成了清江巴人独特的文化性格,与蜀地“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形成鲜明对比,又与江汉楚文化那种华美修饰有明显区别。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早期巴文化,必然包涵了早期濮文化的部分因素,因为“巴濮的统治部族同为廩君之后”,“巴、濮本为两个部族,因为长期杂居而成为一族”。[12]可以说,巴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复合体,在他产生的初期就已融合了土著濮人的文化特征。[13]这一点笔者在多篇文章中作过讨论,在此就不作赘述。
至此,历史典籍中有关“廩君不知何代?”的历史悬案,应当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了,廩君巴人最迟从夏代晚期开始在清江中游地区生活,这已是学术界不争的事实。至于夏代以前的巴人源头,学术界目前争议颇大,有清江说,峡江说(西陵峡),甚至还有三星堆文化说等等,无论哪种说法目前都缺少充分的材料让学术界所信服,因为目前在清江流域虽发现了夏、商、周时期最为典型的早期巴文化遗址——香炉石遗址,而在此之前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巴人遗存在清江流域至今不曾见到,也就是说,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与夏、商、周时期的香炉石文化之间还存在很大一段缺环;在西陵峡地区虽发现了时代较早、数量较多的巴文化遗址,有的遗址在夏时期的巴人遗存之下直接叠压着湖北龙山文化地层,但诸多遗址从地层堆积、出土遗物及文化内涵看,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多,巴文化的遗存不够单纯,土著文化的特色均不及清江流域的香炉石遗址那么系统典型;成都平原发现的三星堆文化也不能代表巴文化的源头,因为三星堆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陶器是小平底罐,而鄂西清江流域及西陵峡地区巴文化遗存的代表性器物是圜底釜,这应是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不能说后者也出土了小平底罐就与三星堆是同属一种文化体系。笔者认为,寻找清江流域巴文化的源头,关键是如何寻找大溪文化与香炉石文化之间的空环,目前在清江下游和清江与长江交汇处的石板巷子、茶店子和鸡脑河等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末期至夏代早期的巴文化遗存,但由于发掘工作做得较少,所获资料有限,还难于作出更为确切的论证。我们深信,随着清江流域的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一定还会有更重要的资料发现,千古巴人之谜定会被揭开。
三、战国至秦汉时期出土的巴式青铜器
战国时期,清江流域的巴人逐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沿清江上游西迁进入川东;一部分往南进入了湘西;还有一部分则在清江流域定居下来,繁衍生息。战国到秦汉时期,以虎钮钅享于为特征的青铜文化逐步取代了早期巴文化中以釜为特征的陶器文化,青铜文化成为这一时期巴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
1．清江流域出土的巴式青铜器
建国以来,在清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窖藏出土的巴式青铜器50余件,总的情况如下:
利川境内的凉雾、建南、忠路、谋道等地共出土虎钮钅享于3件,铜釜1件,编钟2件。其中,利川忠路出土的虎钮钅享于,平盘内刻有人头面、鱼纹、船纹等。
恩施境内的屯堡、三岔、白果、新塘、崔坝、大集、白杨坪、旗峰坝等地共出土虎钮钅享于4件,编钟5件,铜釜2件,铜钲、铜洗、铜壶、铜簋等各1件。
宣恩境内的焦园1990年出土虎钮钅享于1件。
建始境内的景阳、猫坪、长梁、望坪、三里、茅田等地共出土虎钮钅享于4件(其中有1件双虎钮钅享于,1件桥形钮钅享于),编钟5件,铜钲2件,铜壶、铜矛、铜钺各1件。
鹤峰境内的城关鸡公洞等地共出土虎钮钅享于2件。
巴东的清太坪、野三河、大支坪等地共出土虎钮钅享于4件,编钟6件,均出自大支坪连三坡一洞穴内,这是鄂西南区域首次发现多枚编钟同出。
长阳的榔坪、鸭子口、贺家坪等地共出土虎钮钅享于2件,编钟1件,铜戈1件。
在上述出土的巴式青铜器中,以虎钮钅享于最多,共20件,而整个湘鄂渝黔毗邻区域出土的虎钮钅享于仅见于资料报道的就多达75件,此外,历史文献中记载出土的虎钮钅享于也达数十件之多,如《湖北通志》记载:“清嘉庆甲子,施南人又在土中掘出大小虎钅享,大者五十余斤,小者二十余斤。”在这些出土的虎钮钅享于中,保存最为完整、造型最为精致、器物最为珍贵的当属在建始景阳出土的双虎钮钅享于。
双虎钮钅享于出土于清江南侧的景阳区革塘坝二台子,出土时间为1977年3月,由当地农民在50厘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伴随出土的还有铜壶1件。双虎钮钅享于重12.75公斤,通高49厘米,整个形状上大下小,肩部隆起,略成椭圆的圆柱体。上端有一长32厘米,宽25厘米的椭圆形盘,盘中并立两只长15厘米的铜虎,双虎间有一环相连,便于悬挂,虎身刻有柳叶形花纹,虎的形体粗犷,虎口大张而锋齿毕露,尾平伸略上卷,体态丰满,栩栩如生。同出的铜壶重2.5公斤,高32厘米,长颈上大下小,中部突起,腹部两侧有铜环(已缺失),鼓腹处刻有筛线环纹,为典型的汉代酒器或量器。
2．虎钮钅享于的源流及特点
钅享于为乐器,由钅享与盂两种器形复合而成。《周礼·鼓人》云:“以金钅享和鼓”。郑《注》:“钅享,钅享于也,圜如碓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近代出土有陶制钅享于,都作“碓头大上小下”之形,加上素钮,以便悬系,这应是早期钅享于的形制,铜制钅享于多是模仿陶制而成。依照考古分期,钅享于必然是由陶钅享→素钅享→钮钅享→虎钅享,从粗糙向精制发展而成,[14]据考证,钅享于的起源应在黄河流域。[14]但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时代最早的钅享于出于山东,为春秋时期,以后由山东逐步传入江淮。春秋时代的钅享于,主要用于战阵,《国语·晋语》曰:“战以钅享于、丁宁(丁宁,钲也),儆其民也。”同书《吴语》曰:“吴王夫差乃秉战袍,亲就,鸣钟鼓、丁宁、钅享于、振铎。”可见当时黄河流域的晋国和长江流域的吴国都有了钅享于,并用于战阵。
钅享于传入清江流域及三峡地区的巴人区域时,则逐步改变了原有的特征,以虎为钮,巴人从东夷人那里继承和袭用了钅享于的形体和音乐功能,同时对钅享于之钮加以改造创新,让虎的威严,凌驾于钅享于之上,使之成为巴民族的象征,并以此物祈求虎神的保护。
虎钮钅享于主要分布于湘、鄂、渝、黔毗邻区域,从战国到汉代,可谓盛极一时。[15]从总体特征看,其铸造风格、图案表现手法以及钅享于的形体特点等,均不属于专门的作坊制作,而是有小区域的制作风格。铸范风格各异,使虎钮钅享于形成了精彩纷呈的局面。从虎钮钅享于的大小尺寸看,鄂西清江流域的虎钅享多在55~70厘米之间,而湘西地区的虎钅享则多在50~55厘米。从虎的形态上看,鄂西南清江流域的虎钅享上,虎的形体粗犷,虎口大张而锋齿毕露,尾平伸略上卷,有的虎钅享之虎背部生有双翼,有如虎添翼之势,整个形象威严而神秘;而湘西北之虎,张口而不露齿,或露出不明显,尾多上翘,背部无翼,整个形象朴实生动,接近自然界中所见的虎的形象。这些不同特点,说明虎钮钅享于在当时存在着小区域差异。
3．虎钮钅享于之功能
通观虎钮钅享于,它首先是乐器功能,同时又是村寨、氏族部落军事行动的号令之器,此外它还是娱乐、祭祀、祈祷、庆典等礼仪活动中的重要祭器。但多年来,从事巴文化研究的部分学者,片面强调虎钮钅享于的神圣性和重要性,将虎钮钅享于视为巴民族虎图腾崇拜的标志,有的甚至将其视巴国之重器,或王器,显然有悖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首先从数量上看,在湘、鄂、渝、黔毗邻区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出土虎钮钅享于达百余件之多,加上解放以前出土的和尚未出土的,其数量至少在数百件以上,巴人当时不可能有如此众多的部落之王。其次,虎钮钅享于多窖藏单件出土,数件共存的较少,在考古发现的巴人遗址和墓葬中更是极少发现,且窖藏出土的地点多为山洞、河边或树下,其地理环境绝不象是王者所居之处。因此,说它是王器或重器,显然是言过其实了。
前已论及,钅享于源于中原,最早出自春秋齐鲁之间,流入南方后也非巴人所独擅,考古所见除巴地外,尚有湖南、四川、贵州等苗、蜀先民活动地域使用钅享于,且钅享于之钮虽以虎居多,但间有马钮、桥钮、凤钮和素钮等,仅在鄂西南地区出土的钅享于中,除虎钮外,尚有马钮、桥钮。可见,虎钮并非钅享于必备之特征。
按考古分期,钅享于必然是由陶钅享→素钅享→钮钅享→虎钅享演变而成,钅享于盘上的虎若真是巴人的图腾,那么原始形态的陶、素钅享上则更应该有虎钮或虎纹,因为图腾崇拜的原则是氏族愈原始,图腾影响愈深,巴人要表现其图腾崇拜只能在夏、商时期的陶器文化中,进入青铜文明之后,这种崇拜理当逐渐消失。而实际所见却恰恰相反,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虎钮钅享于时代多为战国至汉代,且多为窖藏,遗址和墓葬出土很少。在此之前发掘的夏、商、周时期的众多早期巴人遗存中(如香炉石遗址),既没有发现在原始的陶、素钅享上有虎钮者,也没有找到任何巴人虎图腾崇拜的证据,甚至连陶制的钅享于都没有发现。难道说从夏代开始的廩君巴人直到战国以后才形成自己的图腾文化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说明虎钮钅享于非巴人之传统器物,钅享于上之虎形也非巴人之图腾,它有可能为巴人之辟邪物,因为虎钮钅享于在当时除了作为一种军乐器外,很有可能还是民间的一种重要祭器,除了显示虎的威严,还要强调虎神避邪之功能,用以避免在战争中或日常生活中受鬼魂之追索,当时巴人尚巫,祭祀时最重虔诚,使用的器皿也必须最为神圣。古人相信鬼魂,以为动物能与之相通,在古人心目中,猛虎不受幽门异路的限制,自然也可食鬼魅,起到辟邪作用,因此,巫师在沟通天地的祭祀中靠动物作助手,这种现象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中经常出现,如司母戊大鼎耳部双虎食人,安徽阜南月儿沟的双虎食人尊,妇好墓的双虎食人钺等等,由此可见,巴人不仅从中原汉文化中袭用了钅享于的形体和音乐功能,而且吸收了汉文化中对虎的崇拜心理,然后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对钅享于加以改造创新,使之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区域民族性,所以说,虎钮钅享于是巴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典型器物。也正因如此,虎钮钅享于的时代为何晚于春秋而多为战国至汉代就不足为奇了,一是巴地进入青铜时代晚于中原,二是文化传播有梯级效应,产生时间差。如果把战国到秦汉时期出土的虎钮钅享于,与夏代晚期文献传说中的“廩君死,魂魄世为白虎”相联系,不仅不符合图腾产生的时代,而且在夏、商、周时期考古发现的众多巴文化遗存中找不到任何巴人虎图腾崇拜的证据。因此,我们只能说,虎钮钅享于之虎并非巴人之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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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世学(1963-),男,湖北恩施人,恩施自治州博物馆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三峡地区及清江流域的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和巴文化研究。
土家人的姓名
賨人文化探源
土家族历史由来
中国古代的姓氏图腾
恩施州及八县市名称源流
武落钟离山在历史上何时划入恩施州
古代民间宗教与傩文化现象
先古巫术与巫舞之谜
土家始祖名“务相”意义考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