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院士牛满江去世 2016年去世的院士

　　□郑世厅(北京)
　　
　　编者按：牛满江教授是世界著名的发育生物学家，是国人记忆犹新的爱国科学家。今年8月，本报曾发表一篇涉及牛满江教授的来稿，本版责任编辑未向牛教授方面核实相关内容，给牛教授的名誉带来负面影响，这里谨向牛教授表示诚挚的歉意，并刊发这篇由牛教授身边工作人员提供的文章，敬请读者关注。
　　　　
　　牛满江教授是美国坦普尔大学终身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半个世纪以来，他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及所取得的成就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密切关注。牛教授以RNA(mRNA)为中心开展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在“Science”、“PNAS”等世界著名刊物上发表科学论文80多篇，荣获美国古根海姆奖和利利学术奖。通过总结归纳，他逐渐建立了一种新学说———“外基因学说”。
　　一个新理论的形成，需要长期系统的研究过程，一般说来，由于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新理论在开始时并不总是能为人们所理解。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可获得以前不可能获得的证明数据，可以说，牛教授的“外基因学说”经住了历史的检验，逐渐得到同行的认同和支持。近年来开始的RNA研究热，为牛教授的“外基因学说”提供了大量研究证据，进一步证明了该理论的正确性及其重要的应用价值。
　　《南方周末》往事版8月份发表的石希生的文章，对牛满江教授的工作存在多处误解。为使读者了解牛教授，这里把我们知道的情况写出来，以正视听。
　　
　　牛满江教授现状
　　从1973年开始，牛满江教授每年来华。在中国科学院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牛满江实验室工作8个月。牛满江教授为实现自己对中国几代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会见时的承诺，每天在实验室工作8小时以上，周六、周日也不休息。2005年4月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采访了牛教授，报道了他来华工作的成绩。2005年7月《科学时报》首席记者王静发表长文，报道了牛教授近期的工作情况。
　　中央领导人、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对牛教授的工作和生活极为关心。2002年7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会见牛教授夫妇，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和副部长邓楠参加了会见。当李岚清副总理知道牛教授在华工作住房和实验室费用有时需要动用个人养老金补贴时，非常不安。为此，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领导达成共识，从2002年起恢复由中国科学院每年支付牛教授在华工作20万元的补贴费用，实验室也不再收取任何费用，几年前对牛教授待遇所出现的“人为干扰”解决了。
　　2006年6月29日，国务委员陈至立在北京钓鱼台会见了牛教授及夫人张葆英教授，对国家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为牛教授每年招收2－3名博士生作了安排，目前正在申报成立牛满江博士后流动站。对牛教授作这样特殊的安排，惟一的解释是牛教授从事的科研工作对我们太重要了，我们要让他所“创建的外基因学说，后继有人，对世界乃至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卓著的科学贡献：外基因学说的建立
　　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孟德尔发现遗传定律是生物科学的历史性突破。此后施培曼及曼尔德提出背唇(后被命名为“施培曼中心”)诱导第二个体的形成，轰动了生物学界。促使第二个体形成的是施培曼中心的什么物质呢？各国科学家争相讨论。直到1953年，牛满江教授以原创性的实验结果提出，mRNA是该中心发挥功能的物质，到1960年证明了mRNA具有特殊功能。牛满江的名字被收入美国科学名人录及世界名人录。1970年，台湾“中央研究院”选举牛教授为该院院士。
　　牛教授用牛肝RNA处理癌病细胞，实验培养RNA处理及未做处理的癌细胞，发现只有经RNA处理的癌细胞能合成牛肝白蛋白。说明RNA将癌细胞的特性改成具有牛肝RNA的功能，这是首次看到RNA具有改变细胞的功能。同时将处理及未经处理的细胞注入小鼠大腿，两月后，将腿切下，固定切片，在显微镜下观看，发现细胞中几乎没有分裂细胞(即失去了癌细胞功能)，可以说RNA改变体外培养癌细胞(正常细胞)。实验在体外获得成功，但牛教授不是医生，他从来没有把这个研究成果用于临床，如何用RNA治疗癌症尚需要医学科学家做进一步研究。
　　卵细胞的发育由核与质相互影响获得个体，卵细胞质内的不同成分，相当于基因产物，mRNA即储存于细胞质内。牛教授分别用多种实验证明，不同细胞质(mRNA)分别促使卵子发育成个体，具有不同器官。为证明金鱼卵中mRNA的功能，他将鲫鱼卵mRNA及3组对照分别注入金鱼受精卵中，发育成鱼的尾巴由金鱼四叶改变为鲫鱼两叶叉型(33％，对照少于3％)；反过来，注射金鱼卵mRNA到鲫鱼受精卵，鲫鱼尾并没有变异(金鱼尾是隐性，鲫鱼是显性)，结果我们发现显性基因修补隐性基因，同样在植物菌类中如面包酶，显性基因mRNA修补隐性基因(突变种)，代代相传，合乎孟德尔定律，所以在动、植物中创建了mRNA修补突变种及隐性基因。值得说明的是DNA改变的面包酶，不能传代(不符合孟氏定律)。
　　继研究卵内mRNA的功能后，牛教授又将兔血红蛋白mRNA注入金鱼受精卵内(并与未注入者作对照)，成鱼中只有注入兔血红蛋白mRNA的金鱼的红血球内含有兔的血红蛋白，从这些鱼的红血球内分析乳酸脱氧酶，发现它是兔与金鱼的杂交型。这项结果让牛教授发现：(1)金鱼卵内有与兔血红蛋白同源的mRNA；(2)mRNA具有DNA基因的功能，故名为外基因(Epigene)；(3)外基因功能作为产生转基因动植物的新方法。
　　牛教授的科研自1950年到2000年，第一个重要发现是mRNA是施培曼中心功能的物质(分化因子)。为证明它是卵发育的因子，首先证明卵中有器官形成的mRNA，牛教授的研究生博士后在1960年代解答了这个问题，接着他又证明卵内mRNA与外源器官mRNA具有同样外基因功能。
　　为了解卵mRNA功能的机理，牛教授首先证明金鱼卵内具有一种酶(RT，逆转录酶)，并把它纯化，发现与其他RT不同。当兔血红蛋白mRNA注入去核金鱼卵，RT催化mRNA转录DNA(cDNA)。转录的cDNA在受精卵发育的分裂期，回归细胞核，同时激活分裂期卵DNA不转录mRNA的基因，使它产生引诱分化的mRNA。这项mRNA(外基因)促使卵发育成鱼的器官。因此为生命科学解答了一个问题，外基因(mRNA)是卵发育的模版。
　　近年来，有关课题组根据牛教授的外基因理论，对糖尿病的治疗已取得重要进展，希望尽快获得治疗糖尿病的新途径。对转基因玉米，已有美国及中国的专利，为进一步获得可口、富有营养价值的新品种而努力工作。牛教授的研究是系统的，实验设计是严密的，所得的结论及推广皆以充分的实验数据为根据。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推进中美学术交流，促进国内科研发展
　　牛教授来华33年，每年都要参加国务院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今年他收到温家宝总理签发的邀请函，心里很不平静，在石希生文章误导下，一些人对他产生了误解，但国家没有忘记他。更让他激动不已的是，国庆节前他收到中国外交部要他参加外交部国庆招待会的请柬，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外交部举办的招待会。“邓小平走了”，邓小平说过的话还在：“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你”，“欢迎你每年来中国工作”，面对此情此境，牛教授感动地流泪了，他想起很多往事。
　　年岁大一点的人，都知道“乒乓外交”的故事。1973年，周总理接见牛满江教授，成为继乒乓外交之后中国领导人打出的促进中美学术交流的王牌。中国要发展，就要与发达国家交流，牛教授为中美科技交流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美国布什总统也曾多次接见过牛教授，并把代表家族荣誉的全金制作的领带夹和胸花送给牛满江夫妇，以感谢他为中美交流所作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在推动中美科技交流的过程中，和牛教授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977年邓小平复出，8月17日首次接见的外宾，就是牛满江夫妇。邓小平谈到了中美科技交流，谈到了两岸文化往来、统一大业，谈到了牛满江的工作。谈到高兴处，邓小平提出“以茶代酒”，跟牛教授干杯。1979年1月29日至3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牛教授建议坦普尔大学向邓小平授衔以示敬意。狄克逊董事长致词称赞说“向邓小平颁发名誉博士学位，是因为他勇敢地坚强地寻求一个强大、繁荣和正义的中国”，牛教授把英文译成汉语，并为邓小平戴上博士帽。这一事件轰动了全美，加强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
　　在推动中美学术交流方面，牛教授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做了很多具体而实际的工作。如：为协助中科院筹建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向洛氏基金会及联合国筹集资金(先后获得资助数百万美元)；帮助发育所在美培训科研人才(先后几十人次)；装备国内实验室，购买当时最先进的实验设备及试剂；和国内科学家(童第周)合作开展科学研究，把先进的实验技术引进国内；介绍国外科学家到中国合作；安排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举行等。
　　牛教授在国内被98个学术科研单位或企业聘为名誉教授或顾问。值得一提的是牛教授曾协助南开大学、福建师大、湖南医大及西北大学筹建现代化的研究机构；使南开大学与坦普尔大学成为姐妹学校，促成天津市和费城结成姐妹友好城市。鉴于牛教授在京与童第周教授的合作成果，以及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两国学术交流所作的大量工作，继周恩来、邓小平之后，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先后接见了牛教授，充分肯定了他的卓著贡献。

引文二：

牛满江事件

　　如果说刘亚光只是科学界的一个小人物，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初，牛满江已经是中国科学界的超级大佬。

　　牛满江，1911年生，河北保定人。他本是西南联大生物系助教，1944年被学校选派带工资去美国进修。但他1947年从斯坦福大学生物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就没再回来，而是留在导师身边继续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他转到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工作；5年之后，又应聘去了美国一个比较普通的高校——坦普尔(Temple)大学生物系，并于1962年，也即51岁时晋升为教授。

　　自1950年代后期以来，他把主要精力投在mRNA(信使核糖核酸)对胚胎分化的诱导作用研究上。他把牛肝细胞的mRNA注射到小鼠腹水肿癌细胞内，声称癌细胞的生长得到了有效控制，并发表了多篇文章。虽然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直接向患了癌症的人注射mRNA，不但控制不住癌细胞，反而会促进它们的生长。但不管怎么样，他声称这个结果给人类攻克癌症带来了一线曙光。他的亲友们也据此声称牛满江将获得诺贝尔奖。


　　如果牛满江的研究真能攻克癌症，那么，获得诺贝尔奖将只是小菜一碟。可令人遗憾的是，他的体外实验也很成问题。一些研究者在重复他的操作之后，发现得不到同样的结果。他们派人去牛满江的实验室，倒是能得到正面的结果，可回去之后，又得不到了。后来，他们将这个负面结果报道了出来。1967年，曾长期随牛满江工作的希尔曼博士也发表文章说，在离开牛满江的实验室之后，她也不能重复以前的实验。可想而知，这些报道给牛满江的科学声誉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牛满江随即向台湾发展。1967年夏天，他到台湾某暑期科学讲习班讲课6周。进入科学落后的华人社会，已经年近花甲的他如鱼得水，很快即征服了那儿的媒体：“1967年7月23日那天，台湾的各大报，如《中央日报》、《中华日报》、《征信新闻》、《联合报》、《青年战士报》等，都在显著位置刊载了关于牛满江教授科研成果的长篇报道，还介绍了他的夫人的功劳。使用的大字标题十分醒目，如《癌症的挑战者牛满江》；《癌症不是绝症了，核酸可把病治好，牛满江实验收效，试管里溢出奇妙》加上副标题“震惊全世界声名大噪，获诺贝尔奖希望颇高”；《克制癌细胞，有了新发现，牛满江悉心试验，已接近成功边缘》；《十余年制‘癌’之战，牛满江成功的试验》；《癌症的克星》，副标题是《牛满江博士发现了RNA》。”(李佑华：《生命奥秘的探索者———牛满江》，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8)不久之后，他还得到了蒋介石、蒋经国、严家淦等政要的接见。更令他高兴的是，1970年，他和不少美籍华人教授一样，也被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但台湾毕竟只是一个小地方。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牛满江又想到内地来发展。他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联系，于当年夏天回到阔别了28年的祖国。作为中美关系解冻后首批探访中国的美籍科学家之一，他和杨振宁一样，因为可以理解的理由，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并被誉为中美两国的“友好使者”。1973年5月，他与美国驻华联络处首任主任布鲁斯(D.Bruce)同机到达北京，开始与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动物研究所教授童第周合作开展科研，进而又被树为“中外科技交流的大典型”。

　　与中国最高层的频繁接触，使得各级政要都对他刮目相看，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对他更是鼎力支持。而他也确实利用这个身份以及自己在美国，尤其是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关系，做了一些中美交流方面的事情，比如邀请一些美国科学家访华，帮中国联系购买过一些仪器，替中国科学家争取一些资助，等等。

　　一位身上有着这么多政治光环，而又喜欢在记者面前展露自己的人当然会受到媒体的哄炒。在整个1970年代，他是中国最受关注的科学明星之一。除“美国教授”头衔外，他还被冠以“科学巨子”、“世界著名生物学家”、“世界著名大科学家”、“即将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核糖核酸之父”等称号。他与童第周教授于1973年合作发表的结果——注射mRNA等入卵可以诱导双尾鳍金鱼发育成单尾鳍金鱼——虽然在1974年即受到了严重质疑，而且迄今无人能重复做出，仍被报道成1949年以来中国最重大的科技成果之一(童第周教授只是一个经典的实验胚胎学家。尤其是在受“文革”冲击而扫了多年厕所之后，他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已经落后于时代。在合作研究中，相关实验主要由牛满江设计。再加上用于注射的不纯的mRNA也由牛满江提供，所以整个工作也应主要由牛满江来负责)。对他的宣传力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很多中国人还以为他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政要肯定、媒体哄炒这一套在国外科学家那儿却行不通———他们只承认可以重复的科学实验、实实在在的科学论文。1980年4月底，在第二次国际核酸会议上———该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他们与作为主持人的牛满江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第一个发难者是197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逆转录酶的发现者巴尔的摩(D.Baltimore)。他断言高等生物的组织或细胞内没有逆转录酶，从而令在座的其他生物学家也对牛满江的论文———把大豆的mRNA放到水稻内，发育的种子内出现了大豆蛋白；牛满江等解释说这是因为大豆的mRNA被逆转录成了大豆的DNA———产生了怀疑。接着，在会议结束之后，198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DNA测序方法的建立者之一吉尔伯特(W.Gilbert)也对牛满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牛满江是中国的李森科，要把中国的生物科学引向歧途。牛满江的工作是炼金术，没有对比试验。”他的发言后来还被发表到了《华盛顿邮报》上。

　　邹承鲁对牛满江的工作的看法与巴尔的摩、吉尔伯特等科学家是一致的。事实上，早在三个月之前，作为《中国科学》编委的他就已经与这位大人物发生了冲突。事情源于牛满江投来的一篇题为《鲤鱼卵信使核糖核酸(mRNAs)中指导肝脏白蛋白合成的组分》的论文。邹先生认为那篇文章错误百出，根本就没达到值得《中国科学》刊登的水准。可牛满江走的不是一般的路子——他直接让国家科委主任批条，要求《中国科学》发表。《中国科学》总编、中科院副院长严济慈不敢怠慢，赶紧放行。

　　邹承鲁觉得刊登这样的文章是《中国科学》的耻辱，他在公开场合对牛满江做了不少批评，还直接向国家科委主任进言。这时候，邹承鲁的一位朋友、发育生物学研究的国际权威戴维森(E.Davidson)写来一封信，说牛满江在美国名声很坏。邹承鲁就把牛的文章寄给他看，请他写了一篇评述牛满江论文的错误的文章，并把该文推荐到《中国科学》发表。严济慈也听到了很多关于牛满江工作的负面意见，也想刊登，但在迟疑了一段时间后，最终没有发表。原来上级已经传话给他，不让发表该文。

　　邹承鲁非常生气，一面在公开场合继续批评牛满江，一面写了篇题为《开展百家争鸣，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繁荣》的文章，发表在1980年8月出版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之上。以下是文中两段文字：

　　……如果不顾科学上的严肃性和真实性，片面强调所谓政治影响，对某些在科学上站不住脚的所谓成果给以不适当的评价，甚至公开宣传，恰恰只能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甚至国际影响。

　　……我恳切地盼望我们的领导同志，我们新闻界的同志们，在处理科学问题的时候，务必要十分慎重，务必要事先广泛听取科学界同行的意见，千万不要轻易表态，千万不要轻率在报纸上发表消息、发表评论等。

　　虽然没有只字提及牛满江等人，但这样的文字想必令他们十分不快，而邹先生也做好了受惩罚的准备。但有点出乎他意料的是，在1980年底的学部委员增补中，拥有过硬成果的他还是被选上了，而手腕通天的牛满江则一直都没有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这固然跟实际操办这件事情的学部主任副主任们等委婉拒绝了上头有关“由党政部门对当选名单予以调整”的指示、这次选举是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有关(薛攀皋：《20年前中科院首次民主选举学部委员纪实》，载《炎黄春秋》，1999.11，34－37页)。

　　经过邹先生以及其他很多科学家锲而不舍的批评，牛满江后来终于不怎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科学巨子”的身份活动了。到了1990年代，因为他多年不出成果，中国科学院给他的每年20万元研究资助也被停止。但直到最近，这个曾经的“典型”在某些小一点的城市、偏僻一点的地方还在继续活动，并拥有相当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