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及至明清，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记得读过一个日本人写的帖子。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不尊敬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从头到尾细读中国史，你会发现此话有点道理。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及至明清，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如果你不信，我随手举几个例子。
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那时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
所以《诗经》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儿。《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即卷发多须。同样，《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诗经·秦风·无衣》中有注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贵族们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惊讶于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
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罗斯则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侠义文化和侠义精神的失落
一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时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设法混进赵府，他用自残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装易形，吃尽了苦头。
在被抓住之后，审讯者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
豫让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
看《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在官人面前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 第45回钻天鼠卢方初见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
第48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样驯化式的名字，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通吃。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清代儒臣的动物式生存方式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上古的儒和后世的儒有什么不同。
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相当刚健清新。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相较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在后世看来几乎有点大逆不道。
中古时代，虽然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逃离权力的控制。
到了清代，大儒们却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绕指柔”的奴才。儒学要求人们忠君孝亲，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清代帝王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属于君主，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
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五百年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诗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例如《诗经》的《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意思是说，一个少女动了情，吉士就趁机挑逗她。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佩巾，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多么自然健康。那时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创力，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浑壮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
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的细腻化、生活化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更胜唐诗一筹。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明清500年，所谓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写了大量模仿杜甫或者黄庭坚的诗。500年的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没有真性情，甚至没有真表情——除了纳兰性德外，中国居然再没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失去创造力、感受力，就没有了灵魂
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伟大的民族。他们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却只是前人的影子。他们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诗人以写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
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中国只剩下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一种腐败气味。
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意义。
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确实已经成了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与一个变质的罐头，或者说是钻石与石墨——虽然同是由碳原子构成，性状却已完全不同。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
（来源：凤凰文化 文/张宏杰）
中国历史，我为你忏悔
——《山坡羊·潼关怀古》中的悲剧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张养浩《山坡羊 潼关怀古》
这首元曲把中国古代历史写的很糜烂，难道说中国历史真的如此不堪入目?
张养浩是蒙古人入主中原时代的元朝散曲家，他出生前四十三年，西夏被蒙古军种族灭绝。他出生前三十六年，金朝被蒙古与南宋联合攻灭。他出生时，山东大地早已处在蒙古统治之下。他出生的第十年，蒙古消灭了南宋。
可以确信的是，张养浩的时代是一个完全没有人权和博爱的末日社会。
张养浩长大后成为了元朝公务员，曾经官拜礼部尚书，在寻访陕西时写下了这首《山坡羊·潼关怀古》，他存在过的那个时代在明朝人写的《元史》中，处处有着''人相食’的字样。
一个''人相食’的社会，又是多么可怕的炼狱?后来汉族人苦苦挣扎了整整九十年才得以建立明朝，摆脱了这种地狱式的生涯。
''人相食’那是没有人性的噩梦。在这个时代，没有人道，没有公正，那里还会有公理?一个没有公理的时代，则恰恰是一个遍地强盗的时代，而元朝正是一个这样的时代。
孔子曾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尽管元朝疆域再大，它也只是一个庞大的''奴隶制’国家监狱而已，这里根本寻觅不见幸福。
春秋时代，子禽问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元朝时代的朝廷根本没有给过我们祖先温、良、恭、俭、让的回忆。
在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让蒙古贵族点亮人性的烛光又是多么艰难?温良恭俭让，一串多么美好的词汇，可是在他们玩世不恭的谈笑间完全灰飞烟灭了。
后来蒙古人被朱元璋赶出中原，他们的故都哈拉和林被明军焚毁，再后来，蒙古北元朝廷在漠北捕鱼儿海被明朝蓝玉军全歼，北元亡国。
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蒙古人两手空空被撵出中原，又回到了游牧、打猎、自相残杀的原始社会。
元朝时代没有给过我们温暖，在后世者的眼睛里，那个时代只有暴政。
早在春秋时代，《道德经》五十八章就曾言：“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民的淳朴善良来自于政治的宽容诚实，人民的暴戾凶险亦是来自于政治的严苛残酷。
老子亦曾言“绝圣岂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1)。
老子认为天下人能够复归淳朴的前提条件是不矫揉造作，不伪装仁义，不贪得无厌。这时人民才能够天性善良，人民天性善良了，才能够净心寡欲，人民净心寡欲的时候，天下才能够复归太平治世。
然而这样的时代在春秋离乱之世，乃至以后的两千年里，是不可遇，更不可求的。
见素抱朴?仿佛是一个我们不知何时完成的神话。
是非善恶的量变质变——从商鞅变法开始
公元前三世纪流亡到秦国的魏国人公孙鞅在自己的变法策论中津津有味的写道：“壹民、壹教、借力、杀力”。
公孙鞅就是商鞅，他策论中的“壹民、壹教、借力、杀力”表面意思指的是让人民只有一种出路，让人民只接受一种教育，然后借用人民的力量消灭东方六国，使得秦国统一天下。
后来商鞅受到了秦孝公嬴渠梁的赏识，官拜丞相。由此商鞅便开始大刀阔斧的实施他所谓变法图强、吞并天下的政治抱负。
所谓的让人民只有一种出路深层含义就是指在秦国取缔一切工商业活动，让人民接受耕战国策，闲时种地，战时充炮灰。所谓的让人民只接受一种教育深层含义就是指让人民接受''忠君爱国’思想，让人民在无知无觉中甘心情愿充当人体炸弹去为国家牺牲性命。所谓借用人民的力量消灭六国，保卫秦国江山深层含义就是转移人民意志，消灭外患同时，瓦解本国内部人民抵抗力量，从而达到王权永固的专制目的。
血腥政变过后，清澈的渭水河畔被人血染红，咸阳宫阙变得恐怖而肃杀，秦国人民被迫屈服了，接受了商鞅的洗脑与领导，从此中国开始了恶的质变与退化。
秦孝公和商鞅得以如愿以偿，从此淳朴诚实的秦国人化作了虎豹豺狼，远远望去，秦国人披散着头发，腰间捆着敌人的头颅冲锋陷阵。秦国军队完全变得像恶魔一样可怕，秦国成为了军事强国，令东方六国闻风丧胆。
到了秦始皇时代，秦皇嬴政运用秦孝公、商鞅流传下来的恶棍手法奋六世之余烈，真正统一了全中国，东方六国人民开始沦陷在恐怖气氛中。后来我们终于明白了什么是销天下兵器铸以金人十二，什么是伐百越、讨匈奴，什么是焚书坑儒，什么是执敲扑而鞭笞天下。
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性开始变得残酷而阴冷，秦始皇的幼子胡亥为了继承皇位，残忍的杀死了所有的兄弟姐妹。为了防止秦始皇陵墓日后被盗，就把为秦始皇守墓修陵的工匠全部活埋坑杀，秦始皇的皇帝陵被封死了，秦国这个残忍时代也该结束了。
被发配渔阳充军的几百戍卒半路上因遇大雨，道路泥泞，无法准时到达发配地，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按秦国法律误期当斩。为了活命求生，戍卒长陈胜、吴广杀死了监军校尉，在河南发动了大泽乡起义，秦末时代地崩山裂的大动荡由此全面爆发。
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彼可取而代之”。是“大丈夫应如是也”。从这些激昂口号中完全能够想象出那个时代的人性是多么躁动嘈杂，然而寻觅遍了当时所有时代背景之后，这个时代的社会与人性中确实找不到“平等、博爱、民主”等词汇。
经过三年多的残酷血战，来自山东沛县的平民起义领袖刘邦推翻了秦国的残暴统治，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战乱并没有彻底止息。
秦朝灭亡的当年，山东的刘邦集团便与江东的项羽集团因为统治权之争发生了内战，持续四年的残酷内战使得中国大地更是雪上加霜，哀鹄遍野。旷日持久的战争结束后，中国这个拥有五千万人口的大国仅仅剩下了一千多万人口，人口毁灭足足十之七八，以至于当时田间万里真空，荒无人烟，经济蹉跎而百业凋零。汉朝的布衣将相都没有良马可用，经过了秦末大乱能种下太平粮者，可谓不幸之万幸也。
项羽乌江自刎后，刘邦坐稳了皇位，期间诛杀韩信，剿灭彭越，讨伐英布，使得诸侯林立的异姓王时代绝迹于神州版图，汉朝国家政权终于巩固了。
刘邦死后，吕后掌握了汉朝的国家统治权，果断免去了天下所有的苛捐杂税，推行《二年律令》，承认土地私有，实行三十税一税收国策，开放了田间所有的田川沼泽，使耕者有其田。
就这样原始的自由经济得到了复苏，财富的到了积累，人民也有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汉文帝时代，汉朝更是节省民力，不与民争利，朝廷把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当做国策来对待，文化上也相当宽容，文景时代出现了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次百家争鸣的盛况。
时光走到汉武帝时期，汉朝已经步入了鼎盛时代，那个时代经过了吕后、文帝、景帝三代人的积累，汉朝国力强大，囤积在官仓的稻米都无处摆放，以致于不得不放在露天的广场上，府库里的钱财都堆积如山，串钱的绳子都烂掉了，汉朝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
让所有人都神魂颠倒的帝制者——汉武帝
公元前二百年汉高祖刘邦有意要削掉天下所有的异姓王，于是就把削藩的矛头对准了韩王姬信。姬信为了活命被迫逃亡匈奴，于是刘邦亲率大军追到了匈奴，准备把匈奴和韩王姬信一并都灭掉。匈奴冒顿单于用诱兵之计将刘邦军队吸引到白登山上，刘邦轻敌被骗，在白登山中埋伏，被四十万匈奴骑兵围困七天七夜。刘邦被迫接受了谋士陈平的计策，贿赂冒顿单于阏氏，祈求单于网开一面，刘邦才得以率残军逃回长安，这就是''白登之耻’。
公元前一九四年，刘邦病逝，妻子吕后称制，消息传到匈奴冒顿单于耳中，于是冒顿单于致国书回复吕后说：“现在你寡居了，我的妻子正好也去世了，不如你就委屈一下做我的阏氏吧!”。面对如此轻佻的国书，大将军樊哙首先自告奋勇说：“吾愿率十万铁骑横扫匈奴中”。大将季布紧接着说：“就应该杀掉樊哙，当年高皇帝刘邦率二十万大军尚且被围困于白登山，今天你樊哙又怎能率十万人横扫匈奴呢?”。
面对奇耻大辱，吕后当然想消灭匈奴，然而经过秦末大乱后，中国实力已经极度虚弱了，百废待兴，万民飘摇于四野之上，又焉能打败匈奴?吕后毫无办法，只能回复匈奴单于说：“我已经容颜老褪了，牙齿都掉落了，我送给你许多年轻貌美的女子，就让她们代替我侍奉你吧!”。这就是屈辱的匈汉和亲，这种屈辱一直持续到了汉武帝初年。
公元前一四一年，汉景帝的幼子汉武帝刘彻继承了汉朝皇位，当时汉武帝刘彻只有十六岁，他还很年轻，但他志向已经相当远大，在他的心灵里汉朝绝对不可以仰其他国家鼻息，看其他国家脸，凡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就应该是汉朝的领土。
我们可以窥测出白登之耻、吕后被欺、汉匈和亲在汉武帝刘彻脑海中是多么的耻辱，愤怒的汉武帝刘彻恨不得要立马洗刷掉这一切，洗刷掉这些耻辱，他要聚民力、练强兵、选猛将与匈奴开战。
汉武帝刘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要获得人民的支持，想要获得人民的支持，则必须要有一套说服人民的思想办法，汉武帝刘彻开始大规模扶植儒家思想，并渐渐的疏远了道家思想，汉武帝刘彻不喜欢宁静的无为而治，他要大有作为。
公元前一三四年儒生董仲舒向汉武帝刘彻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应该“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就这样，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学说得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极大认同，儒家思想正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
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里，皇权是神授的，皇帝是天生的，皇帝除了只膺服于上天外，万民则必须要膺服于皇帝，要忠君要爱国。有了这套思想，汉武帝刘彻的政治地位猛然高涨起来，王国势力被董仲舒的强干弱枝手法急剧削弱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筵更是被汉武帝刘彻与董仲舒联合绞杀了···。
儒家思想固然有很好的一面，但是这并不能表明其他学说都是谬论，其他思想都是落后的，可是自从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的思想盛筵得不到新的升华，新的结晶，新的生命，从此中国人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仿佛天空变的更加沉闷，仿佛河流变得那么一澜不惊。
汉武帝刘彻满意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汉武帝刘彻的思维理念似乎成为了天地间最伟大思想，仿佛天地间所有的儿子都应该不计对错的听从于父命，仿佛天地间所有的妻子都应该不计对错的听从于丈夫，仿佛天地间所有的人民都应该不计对错的听从他汉武帝刘彻的诏命，就这样中国人灵魂上与肉体上的自由被汉武帝刘彻在无形之中褫夺干净。
道家思想宣称心灵纯净，人格自由，无为而治。不要紧，汉武帝刘彻有了天人感应，有了三纲五常之后还理会道家思想干嘛?汉武帝刘彻这个皇帝已经被董仲舒等御用文人描画成上天派下来统治人民的伟大君王，汉武帝刘彻还能怕的了谁?刘彻做一个梦，梦到一堆小木人，都能爆发出''巫蛊之祸’，死一大群人，所谓的道家思想又岂能制衡的了他的步伐?况且唯一能够制衡汉武帝刘彻的窦太后早已不在人间，公元前一四一年后确实是汉武帝刘彻一个人的时代。
董仲舒因汉武帝刘彻而权倾朝野，汉武帝刘彻因董仲舒而权力巩固，这是多么完美的一对搭配。
董仲舒似乎把《孟子》里面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忘了一干二净，但是忘记了这些只能导致皇权的无限制膨胀，以及人民的无限制奴性与愚昧。
此后忠孝仁爱、礼义廉耻都开始膺服于三纲五常，中国人的思想精华完全被董仲舒与汉武帝刘彻掏空了，有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之后，人民仿佛像被灌了迷魂汤一样对汉武帝刘彻无限忠诚。
商鞅思想仿佛是苦涩辛辣的毒药，董仲舒思想仿佛是香甜可口的毒药。当人民意识到商鞅思想有剧毒之后，开始拿起武器奋起反抗，终于几经血战有了生路，而人民喝下汉武帝刘彻与董仲舒研究的迷制毒药后完全陷入了迷失之中，一直沉睡了两千年。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而言，中国对匈奴俯首称臣都是民族的耻辱，匈奴人对中国人的屠戮侵略都人类的罪恶，因此汉朝与匈奴必然都会有一战。汉武帝刘彻通过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已经聚够了人气，于是练强兵、选猛将与匈奴撕破脸，开始了大规模的北伐匈奴战争。
通过三次残酷大战，骠骑将军霍去病一直打到最北方的贝加尔湖，大将军卫青一直打到杭爱山附近，匈奴远遁大漠西北，再也不能构成汉朝的威胁了，然而经过历次血战之后，汉朝几十年的辛苦积累已经挥霍一空，并出现了群盗满山的凄惨局面。
战争太残酷，是无量头颅无量血的牺牲，无数人民瞬间化作了尸体与白骨，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究竟谁对人民祸害更重呢?是匈奴单于，是汉武帝刘彻?
或者汉朝''无为而治’的宁静局面本来就不该打破。
忠臣良将的噩梦——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辛弃疾在《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中写道：“绿树听鹈鴃。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处寻，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辛弃疾的这首词感古伤今，表达了他对南宋苟安一隅的极大不满。词中的昭君出塞、戴妫归陈、李陵苏武送别、荆轲易水悲歌是中国古时候的四大人间悲剧。昭君貌美如花，因为不满西汉宫廷的枯燥生涯而被迫下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过起了饮毛如血的苦日子，可谓悲剧。戴娓因为夫君卫庄公离世，儿子公子完被杀，又被卫国人遣返回陈国，可谓又悲剧。太子丹披麻戴孝易水送荆轲，满座衣冠似雪，荆轲刺秦王功败垂成，引发燕国灭亡可谓更悲剧。李陵、苏武河梁桥送别可谓悲剧中最悲剧也，因为李陵北伐敌国匈奴兵败被擒，汉武帝刘彻就认定李陵已经投降匈奴，于是诛杀李陵三族，致使李陵无家可归，李陵被迫背负汉奸骂名投降匈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苟延残喘于世间，真可谓悲剧中最悲剧也。
''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是多大的苦?李陵也是将军，也曾爱国，骨子里也有英雄血，也不是懦夫，可是他不但要承受世人的唾骂，还要承受整个家庭的生死离别，还要世世代代与胡虏为伍，还要世世代代在胡虏中生存也无法摆脱家庭的毁灭与名节的破碎，他变得生不如死，亲人都因他北伐匈奴而死，而他却因为汉武帝刘彻孤独惭愧的苟活于天地间，这又是多大的苦?
李陵投降匈奴，有着太多的身不由己与情有可原，一句''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又岂能说的完?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广在平定汉景帝年间''七国之乱’时立下过奇功，又曾经长期守卫边塞而威震匈奴。唐诗中描写李广说：“林寒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射虎南山秋，没入石棱中”。在天昏地暗的一个夜间，李广打猎时，一次不小心竟然把丛林中石兽当成了猛虎，李广一箭射中，走到近处一看，原来躺在地上的大虫根本不是什么猛虎，而是一只石兽，由于箭簇射的太深，就连李广自己也拔不出来了。由此可见，李广的箭法是多么高强。
可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李广至死都不能封侯拜相，大将军卫青率汉军北伐匈奴时，李广一部中途迷路，便再也没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回到长安后，李广受到御史的问责与羞辱，愤而自刎。
李广死后，儿子李敢认为父亲是大将军卫青谋害死的，于是扬言要杀掉卫青。卫青认为自己清清白白，就没把李敢放在心上，而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倒是认为李敢绝对不会善罢干休，于是在陪同汉武帝刘彻打猎时，竟然放暗箭射死了李敢。汉武帝刘彻为偏袒霍去病，也只好谎称李敢被野鹿撞死，至此李家衰落了。
仇人霍去病几年后病死于朔方，李家已无仇可报。而李广的孙子李陵却依然雄心勃勃，他梦想李家能早日复兴起来，能够重展往日的雄风。
时光走到汉武帝刘彻统治中国后期，敌国匈奴重新死灰复燃，李陵自告奋勇要请兵出击匈奴，汉武帝刘彻对此相当满意，就给了李陵五千人马，让他北伐匈奴。
李陵仅率五千人马就如下山之猛虎，刚一接触匈奴即初战告捷，之后又在漠北浚稽山大败匈奴单于兵。匈奴大震，单于不忍蒙羞，即调集全国兵力围剿李陵，李陵在浚稽山苦力难支，丧失汉军驰援，决定撤军。
司马迁在描绘李陵时写道：“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有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李陵确实是国士，在汉匈战争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士卒死者堆积如山仍然干冒白刃血战匈奴。
经过数日血战之后，李陵军队完全陷入了匈奴包围之中。这时李陵已经寡不敌众，粮绝簇尽，又横遭叛徒出卖，南归道路已经被断绝，覆灭在即也。李陵为了避免全军覆没，只能下马诈降。
此刻李陵心中想到的可能不止是诈降匈奴，最终又逃回汉朝的大将赵破奴，或许还想到了项羽，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陵已经羞愧至极了，在他的脑海里，自己根本不如项羽，在深陷绝望的最后一刻里，李陵眼中又迸发出常人的求生欲，他要像勾践卧薪尝胆那样活下来，只有自己活下来才能重回汉朝，才能杀死匈奴单于，为自己战败赎罪，想到这里，李陵心肺俱裂，可是别无他法，李陵只能暂时诈降。
映着大漠上空将要降下的落日余晖与曲调粗狂的草原牧歌，李陵已经被匈奴大队人马裹挟而去，他人生中最凄凉的漫漫长夜已经到来，相信他此刻内心一定还有“身在胡营心在汉”的爱国情愫，他有朝一日一定要重归汉朝。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回长安，起初汉武帝刘彻认为自己不及时出兵援救，还有几分自责的意思，第二年时候，就派大将公孙敖再次出击匈奴，打算救回李陵，谁料抓到的匈奴俘虏却说李陵已经真实的投降匈奴了，并帮助匈奴练兵，准备攻打汉朝。公孙敖听后极度愤怒，于是率军返回汉朝。
汉武帝刘彻得知这件事后，同样异常震怒，于是下令夷平李陵三族，李陵家族自此被汉武帝刘彻从人间抹去。
实际上李陵只是诈降匈奴，他在寻找时机，时刻准备刺杀单于，帮助匈奴练兵的将领根本不是李陵，而是一个叫李绪的汉族降将。
太史令司马迁为李陵求情，却遭到了最冷酷的待遇，被处以宫刑，加以侮辱。
面对最直接的肉体耻辱，司马迁为了完成自己的著作——《史记》，勉强忍了下来。
司马迁遭受奇耻大辱后，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可以列于君子之林矣”。
任安看到朋友司马迁这封信后，异常感动，然而任安同样没有躲过日后的劫数，太子刘琚巫蛊之祸平息后，汉武帝刘彻以任安''坐观成败’为名将任安腰斩于市。
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信义和平、勇敢诚实的美好精神在这一时期都被汉武帝刘彻与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揉碎了，仿佛天地间谁都不可以作恶，谁都不可以犯错，只有他汉武帝刘彻才是人间最伟大光荣正确的，后来乃至于董仲舒本人因为说错了话，都几乎被汉武帝刘彻下狱论死。
话说深陷匈奴的李陵知道汉武帝刘彻已经杀光了他全家，顿时悲恨欲绝，自己是为汉武帝刘彻打仗才被俘虏的，如今自己不但得不到汉朝的眷顾，还杀了他全家。李陵经过几番生死轮回的精神挣扎之后，对汉朝，对刘彻彻底绝望了，于是真实且诚心的投降了匈奴。
想那年李陵也是华夏人，也是汉朝人，更是以忠臣孝子自诩，他希望建功立业，希望能在汉朝史书上留名青史，然而他完全错了，他大错特错，他命中不该与汉武帝刘彻相逢。
经过那次浚稽山的血腥较量之后，匈奴单于更加重视李陵了，就封李陵为右校王，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陵，也许这仅是李陵后半生唯一的慰藉吧。
时至近代，钱穆评价李陵说：“李陵之才气，及全军之勇决，令千载读史者想慕不已”。
张承志评价李陵说：“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李陵蒙受了家族毁灭的巨大创伤，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老母，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结发妻子，或许在那个时代里李陵战败后，唯有一死了之，才能摆脱家族的毁灭，才不会背上汉奸的骂名，才不会百战将军身名裂。
后来苏武出使匈奴时，李陵在《答苏武书》中说的很明确：“然陵不死，有所作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于国主耳。诚以虚死不如立节，灭身不如报德也。昔范蠡不殉会稽之耻，曹沫不死三败之辱，卒复勾践之仇，报鲁国之羞，区区之心，窃慕此耳。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苏武告诉李陵，汉武帝刘彻已死，现在汉朝幼主刘弗陵、大将军霍光都希望李陵能回到祖国去，而此时的李陵已经伤透了，他再也不希望回汉朝受二茬罪了，因为他的祖国曾经杀光了他所有的亲属，让他无家可归，让他彻底心寒。
苏武被匈奴发配到贝加尔湖边上，一直被扣押了整整十九年才被放归汉朝，苏武回到汉朝时，老母已经病死，结发妻子也改嫁了，后来苏武在孤独中渡过了自己的后半生。
苏武将要回归汉朝时，李陵作《别歌》曰：“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亏。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苏武听后动容不已，在这沉闷的大悲剧气氛中，仿佛天地间只剩下了李陵与苏武二人。
李陵把苏武送到河梁桥畔，以泪送别，此时他真实的心情正是辛弃疾词云：“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李陵虽然得到匈奴单于的眷顾，成为了匈奴贵族，但人的感情与血液有时候是真的不能融合的，他的内心时常像闹钟一样提醒着自己是一个汉族人，这是他永远都不能摆脱的魔咒，二十多年后，李陵终于得到解脱，如愿以偿的老死在异域荒野。
汉武帝刘彻病死了，司马迁屈辱死了，任安被腰斩了，苏武在汉昭帝年间孤独死了，李陵也客死在大漠穷荒之中，这就是一场绝世悲剧。
汉武帝年间，功臣良将仅仅因为与刘彻政治理念不合，就被诛杀了数十家，后来汉武帝连亲儿子都猜忌不肯放过，竟然在''巫蛊之祸’中将亲儿子刘琚活活逼死。汉武帝在世时候垄断了汉朝所有的军事、政治、民生、经济、文化、思想大权，他成为了真正的帝制者。汉武帝刘彻费尽心机也没有完全吞并掉匈奴，在他即将死去的时候，汉朝人民的反抗形势已经到了揭竿而起的地步，是群盗满山，他再向前走一步就又是''始皇死而天下分离’那样的悬崖峭壁。
在汉武帝年间，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局面完全被好大喜功的独裁统治取代。汉武帝横扫匈奴背后留给人民的是千家万户生荆棘的可怕现实。
李广家族、卫青家族、霍去病家族建功立业自然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有幸，可又是他们的不幸，正应了那句叫做''伴君如伴虎’的成语。
祖国已经被帝制的魔王所裹挟，当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也许背叛就是最合理的正道。李陵的背叛有着太多情有可原。
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信义和平、诚实善良没有错，李陵、苏武、任安、司马迁也没有错，错就错在这些伦理道德完全被一句''君为臣纲’所裹挟，此后任何道德信仰都变得脆弱不堪。
当一个执政者无论做任何事都不需要制衡，无论做任何事都是''正确’的时候，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时代?''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那完全是被逼出来的，父子反目，横刀相向的''巫蛊之祸’也是被逼出来的，''群盗满山’的人民背离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人活在这个世上都要生存。
追亡逐北，血流漂橹与人文价值的复醒
兵者，所谓何物也?不祥之器也。战争更是不祥之事也，战争可以在你最想发生的时候发生，但不意味着在你最想结束的时候结束，而残酷的战争开始后，则往往又意味着千百万人甚至是上亿人的非正常死亡。
春秋战国战争一直持续了整整五百五十年，尔后秦朝短暂统一了中国，然而秦朝从来不识仁爱为何物，短短十五年就又被推翻，接下来就是楚汉之争，经过几番血肉白骨的打磨之后，中国五千万人口，死亡四千万之多，刘邦也统一了中国。
汉朝在太平祥和的环境中仅仅渡过了六十年，就在汉武帝年间发动了汉匈全面战争，这场战争断断续续一直打了二百二十多年。在汉武帝年间，中国曾一度把匈奴人驱赶到大漠西北，但这付出的是全国二分之一青年战死的代价，才扭转了战略被动的局面，后来一直到东汉和帝年间的金微山之战以汉朝全歼匈奴本部的胜利，才算正式结束。不管怎样，匈奴人制造的边患总算彻底解决了，然而不久后，鲜卑人占据了漠北高原，又成为了东汉的新威胁。
汉朝统治了中国整整四百年。四百年后，东汉朝廷如前代夏商周秦一样日趋腐败，终于在公元一八一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黄巾起义又直接导致了汉末军阀混战与三国鼎立。到公元二二一年三国鼎立正式形成时，全中国由六千余万人口仅剩下了百余万人口存在，直到西晋建国时，中国才重新增长到七百六十多万人口。
从东汉末年到三国鼎立时代，中国人口损失掉了百分之九十八点三，有诗人描述那个时代的现状正是：“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曹操也曾说：“经历了黄巾之乱后的种种劫数，全国人口百余其一”。原来从军阀混战，再到三国鼎立一甲子，是因为那些王侯将相掌控的人口太少，实在是打不动了，才有了鼎立相持的局面。
西晋短暂统一之后，又是八王之乱、十六国乱华，传说当时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此时关中地区人口仅仅剩下了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十六国后赵时期，石氏皇族奢侈糜烂、大修宫室，向民间大肆征收苛捐杂税，迫使缺衣少食的百姓卖儿卖女都交不完苛捐杂税，只好全家自颈而死，后赵城市农村的大街小巷两侧树木上到处悬挂着上吊自杀的尸体，后来前燕王朝率兵攻陷后赵国都邺城时，后赵数万名宫女竟然被前燕鲜卑军烹食。
唐朝安史之乱时代，经过了历时八年的血腥战争，整个黄河流域万里萧条，人烟断绝，兽游鬼哭，中国四分之三的人口死于这场战争，活下来的人也变得极度赤贫，甚至贫穷到以纸为衣的地步。唐朝末年，起义军首领黄巢战败逃往陈州，甚至堕落到开人肉作坊，拿人肉当军粮的地步，陈州附近的百姓被黄巢吃完了，就抢掠许、汝、唐、邓等州县，继续吃人。
宋朝末年，蒙古元朝兴起，在中国境内实行了种族灭绝政策，中国境内有七千余万人无辜丧生。
明末混战，到清军入关，再到南明沦陷，中国人死亡八千万到九千万之众，清朝《温江县志》记载张献忠屠川后“人类几灭”，张献忠被豪格击灭后的第十三年，温江县仅存三十二户，男三十一人，女二十三人。民国《简阳县志》记载:“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十四户”。
清军入关时代，整个中国几乎被杀到“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的地步，他们在征服漠北准格尔蒙古人时甚至杀到只有最后一个牧童，才肯封刀。清朝白莲教大起义时，全国有一亿人死于这场战争，屠杀之下不知道号称仁柔的嘉庆皇帝有何仁德?而不久后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更是把人口大灭杀推向极端，在满清和太平天国互杀之下，全国四点三亿人口中竟有整整两亿人死于这场屠杀。
追亡逐北、血流漂橹后的人口大灭杀场面又何止中国有之，十五六七世纪，随着西方殖民者东扩，他们在传播耶稣教，掠夺世界各地物质财富同时，同样双手沾满了各地土著人的鲜血。
在古老的西方社会里同样出现过政治压迫，同样出现过信仰迫害，同样出现过思想禁锢，同样对异族、异国人民展开过灭绝性的大屠杀。十五世纪时，哥白尼的所谓异端邪说受到了耶稣教廷的审判，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上，在那个时代，如果哪个欧洲人敢否定上帝，就已经提前宣布了他的死亡。后来西班牙、葡萄牙、英吉利、法兰西殖民者在非洲展开了罪恶的黑奴贸易，在美洲对印第安人展开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直到美国成立前夕，甚至于美利坚的开国国父华盛顿都曾说：“杀死一个印第安人，应该把尸体的臀部以下割裂，这样可以制成长筒靴”。
或许华盛顿真的穿过用印第安人的人皮做的靴子。
迟至二十世纪的上半叶，欧洲又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策源地。
从历史中醒来，从前有过的劫难实在太可怕，从有人类史到今天，我们的路走的很漫长，但是我们没有白走，幸亏此时的大多数地球人已经懂得了什么是博爱，什么是宽容，什么是人权。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宽容的态度，博爱的心胸，人权的尊重，还要我们踏踏实实躬身实行。
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依然还有许多困惑，甚至于很多灾难，如恐怖组织在伊拉克展开大屠杀了，如中国的城管在大街小巷殴打小贩了，如血腥暴力拆迁了，如计划生育闹出人命了，如偷渡到鸭绿江的朝鲜边民被朝鲜边防军枪杀了···这些我们都应当关注。
已经走到了现实的社会，我们的人文价值应当复醒，不要因为你没有出生在伊拉克，就对伊拉克的大屠杀漠视不顾，不要因为你不是小贩，就对小贩在大街小巷遭遇的种种侮辱保持沉默···假如我们都对这些保持沉默了，又怎能说明我们是一个有博爱之心的人呢?如果我们的整个民族都保持沉默了，又怎能证明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有博爱之心的民族呢?一个没有博爱之心的民族又是多么可怕的民族呢?
曾几何时，血气方刚的少年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博爱，便跟着黄巢、李自成、张献忠参加了起义军，便对贫穷的百姓展开了最残酷的掠夺。曾几何时弱肉强食的少数民族士兵入主中原便展开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推己及人，什么是仁慈博爱，也许是迫于上司的压力，迫于生活的贫穷，才进行了劫掠，也许这又是一种误解，也许他们从来就认为砍瓜切菜式的屠杀是一种快感，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假如哪一天他们或者是他们的子孙遭受这种砍瓜切菜式的屠杀又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结局呢?
有一天那个手沾数十条人命的匈奴兵被霍去病的北伐军砍断了双臂，疼痛的他在地上打滚时，他可曾想过这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最终报应。
有一天那个屠杀过大半个四川，甚至于连亲儿子都杀的张献忠，被豪格一箭射死在丛林里时，可曾想到过这就是''恶人自有恶人磨’的最终结局。
有一天与天斗、与人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小将可曾想过，把六七十岁的老太太捆在大树上，用鞭子抽死是多么的残忍?假如某一天这帮文革小将人之将老时，他的子孙辈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们，他们又是什么感觉呢?假如文革持续下去了，这帮文革小将荣升为地主阶级的时候，下一辈文革小将又以斗争地主为名，将他们按在草坪上屈打成招的时候，他们又是什么滋味呢?
我们希望，有一天这种残酷的自虐与虐待情节能在我们的灵魂密码中彻底抹去，然而即便是现代社会，我们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又是大压迫，又是大虐待，又是大屠杀，在血腥中畏畏缩缩的苦难大众可曾想过，有可能下一个挨刀子的人就是你自己，所以即便是在血流成河的恐惧中，你也要强大起来，勇敢起来。对待罪恶不能勇敢，而是畏畏缩缩的选择妥协便是你人生中最大的耻辱。当初曹魏高贵乡公曹髦宁可战死沙场也不坐以待毙，就是选择了最真实的勇敢与气节。与其坐以待毙，孰若奋勇杀敌?奋勇杀敌或许还能光荣的战死，甚至于死中求生，找出生路来。
锦衣玉食的相公，豪迈威武的将军你可曾想过，你们是为终结人类罪恶而来，而不是为弱肉强食而来，你们最大的责任是保护你们的同胞与子民，而不是为肆意杀戮而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每个人都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你们为什么泯灭良知用自己手中的权柄像砍瓜切菜一样去迫害人民呢?风水轮流转，当有一天那些高傲的统治阶级变为最底层的普通民众后，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适应这种吃人环境呢?
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伴君如伴虎，你可曾想过，当年李广、司马迁、任安、李陵堂堂正正，都被像老虎一样可怕的汉武帝刘彻一口吞掉，更何况那些做过恶事的乱臣贼子们最后的下场有几个人不知道呢?是他们毁灭了他们的国家、家庭与权力。
《尚书》上有一句很精典的话就是：“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均”。我想泯灭良知的人想到这句话时，应当好自思量一下。
面对五六千年的历史，我们需要忏悔，需要反思，我们应该勇敢去制止暴力的流行，即便这种暴力是来自于国家的、皇家的、教会的，我们也要制止这种暴力的流行，孔子说过：“胜残方能祛杀也”。止戈方为武也。结束暴力蔓延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更好地去爱人。
所以仁者爱人，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爱人就应该好好去做人，而不是去害人，众生都是平等的，我们无故终结无辜生灵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罪孽。
《道德经》五十八章曾言：“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政治的宽容、诚实成就了人性的淳朴善良，同样，政治的残忍、黑暗也铸就了人性的残忍黑暗。事实上，很多时候，人类放弃了淳朴善良的品质，恰恰是来源于统治者的诱导与破坏。统治者的诱导、破坏、控制，使得朝廷、政权的良性规则逐渐丧失殆尽，朝廷、政权良性规则丧失殆尽，残忍、恶毒的性格开始在社会上广为蔓延，于是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法西斯统治的地狱。
事实上秦孝公、商鞅变法如此，秦始皇、李斯焚书坑儒如此，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如此，乾隆帝、纪晓岚修四库全书也如此，他们绑架了文明，他们就是天地间最大的黑暗。
所以为了避免来自祖国的迫害，国家、政权、政府的行政职能只能与人民共同分享，国家只能由人民主宰，而不是国家去主宰人民的死活。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诚如是也。
朱熹有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政府应该是公正、透明且有自我更新力的，所以为达到这一目的，只能靠人民来主宰，才能有效的避免血流漂橹后的大屠杀场面。因为每个人都是为追求幸福而来，而非刻意为屠杀而来。
正因为我们是为追求幸福而来，而非刻意屠杀害命而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人权，冤冤相报何时了，不尊重别人的权力，别人又岂能尊重的了我们?
十八世纪末，法国《人权宣言》上曾经庄严的写出：“对人权的无知、忽视、蔑视是吃人的唯一原因”。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一个吃人与被吃的环境里盘旋下去?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尊重人权与热爱天地生灵，而不是像成吉思汗、多尔衮、张献忠一样去吃人。
老子在他的《道德经》六十七章中说道：“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所以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慈悲，我们才能懂得什么是正道，什么是良知，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我们才会坚守最勇敢的底线。因为我们节俭了，所以我们就不会奢靡，因为我们不会奢靡，所以我们才不会欲火焚身，把自己烧掉。因为我们不敢为天下先了，所以我们才会谦虚，才不会傲慢，才不会侵夺成性，才能尊重别人，能尊重人了，懂得爱人了，才不会滥杀，世间的悲剧才会停止。
盈则满，圆则亏，利器不可以兼并
历史需要我们去忏悔，大黑暗过后，有一天我们终于明白了，当有一天政治垄断了文化，文化就会变得扭曲，甚至于会随意被统治者强奸。有一天政治垄断了思想，人的思想就会变得单一，乃至于愚昧。
秀才见了兵，有时候真的是有理也说不清，除非这位秀才打算去拼命。秦始皇时代，一句''焚书坑儒’的狠话便使得四百多名儒生瞬间被活埋，夏商周、春秋、战国时代无数珍贵典籍瞬间化作乌有。而汉武帝时代一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帝王政令就使得各个学派的知识分子同时下岗，甚至悲守穷庐过完一个又一个世代都不能抬头。清朝康雍乾时代文字狱更使得知识分子的脊梁彻底被打断，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破四旧运动、文化大革命更使得我们大陆的传统文化几乎被摧毁。
由此可见，权力裹挟了人类的文化与思想之后，不仁者们很自然的就会高举起''君为臣纲’的政治牌匾为所欲为，比如今天迫害几个能臣将相了，明天骄奢淫逸盖几座华丽宫殿了，后天强征点苛捐杂税了，于是某一天人们被彻底逼反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彻底爆发了，国家进入了一个彻底互杀的年代。
在这个彻底的互杀年代里，军人势力渐渐掌握了国家实权，他们与经济财团互相勾结，往往形成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军阀割据势力，这些军阀势力做大后，往往又形成了改朝换代的种子，他们在平定地方农民起义后，便开始互相攻杀，往往在军阀混战中，又是千百万人民的流离与伤亡。
事实上，中国汉、隋、唐、五代时期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灾难就是如上述所言，是国家半数人民的死伤。因此军事势力绝对不可以捆绑经济。如果军阀势力与经济财团势力真勾结在一起了，很自然的国家就陷入了分裂与大混战的梦魇之中。
大乱过后，天地如同初辟一般，人民从九死一生的大磨难中摆脱了出来，如果大乱过后的平民群体还是不懂的用平等、民主、勇敢的人文修养与朝廷、官府交往，不敢去维护本属于自己的天赋人权，那么他们很自然的就又会被朝廷、官府所裹挟。朝廷还算人道的时候，还很脆弱的时候往往会对人民好那么一点，比如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了，比如''十五税一’了，比如''三十税一’了，然而有一天这个朝廷、这个官府强大到无法制衡的时候，这个朝廷、官府便开始变本加厉的搜刮民财，想方设法的把双手伸向百姓的口袋中，于是朝廷、官府便想尽一切办法来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如西汉武帝刘彻时代的''盐铁国营’了，''采炼加工铸造国营’了，总之帝制时代的独裁者蜕变成与民逐利的野猪之后，要想尽办法来榨干百姓的骨髓，于是平民群体在朝廷与地方官府的双重搜刮下变得愈发贫穷，国民经济上也百业凋零，所以政治绝对不可以捆绑经济，否则必然是与民逐利而引起政权易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领导人蒋经国曾经说：“当官的就别想发财，发财的就别想当官”，事实上权力、官位与资本、经济结合到一块之后，永远是人民的灾难。
不但如此，任何强势势力互相勾结在一起，都有可能会成为人民的灾难，不但政治实体不可以控制文化，不可以控制思想，不可以控制经济，甚至连宗教都不可以多碰。
政治实体过多干预文化，极有可能演变成文字狱的惨剧，政治实体操纵社会思想，极有可能演变出焚书坑儒的丑剧，政治实体与经济财阀苟且到一块后极有可能就是贪污横行，官僚控制了社会，就是又汉武帝那样的国营经济。同样政治实体也不可以与宗教势力勾结在一起，如果这两者厮混到一块之后，不是政治实体强奸了宗教势力，就是宗教势力给国家洗脑，把国家变为邪教堂。
倘若某一天人类的思想完全被控制，我们的灵魂完全被宗教束缚，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稍微顶一下嘴，极有可能就会受到死亡的威胁，古老的罗马教廷又是多么的可怕。
两千年前古老西方世界的黑暗悲剧不可以再重演，人类不可以再被洗脑。自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扶植耶稣教为国教之后，罗马耶稣教廷便瞬间蜕变为国家政权奴役人民的工具，人民开始蒙受政权与宗教的双重压迫，以致于教皇控制了人类的所有，人们不可以对《圣经》有半点的怀疑，不可以怀疑上帝，不可以有任何的自由理念，乃至于文艺复兴前，连最基本的性欲望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后来启蒙运动开始了，但是伴随着启蒙运动启迪灵魂的同时，半信半疑的欧洲人又开始野蛮杀戮殖民地人民，如针对印第安人展开了种族灭绝，对非洲黑人群体展开了三角贸易。尽管此时白人群体虽然掌握了先进的火药技术，但是他们依然不知道该如何做一个现代人。
似乎来自中东地区的《圣经》已经被彻底扭曲，当人们不信仰耶稣上帝时，就意味着被乱石砸死，似乎这本身就是一种邪恶的摧残，此时正教也变为了邪教。
所以历史需要忏悔，盈则满，圆则亏，利器不可以兼并，强势势力不可以勾结。
回归人性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忏悔
在这五千年里中国经过了八十多个王朝政权的更迭，世界各国也经过了几番沧海桑田的变化，面对着历史上的种种伤疤与遗恨，我想我们应该学会彻底的反思与忏悔，然后在忏悔中找出我们未来的方向。
我们完全可以假设自己就生活在历史之中。
比如当我们面对秦始皇兼并六国战争，我们是应该坚持分裂呢?还是要拥护统一呢?比如我们面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又该如何决断呢?比如当我们面对人口大灭杀，又该如何做呢?比如我们被黑暗势力俘虏裹挟，我们又该如何做呢?
事实上，即便是天地间再黑暗，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与人性的善良，因为有了善良，有了对天地万物的悲悯之心，我们才能够以更负责、更认真的心态改变这一切，有了改变这一切的想法与勇气，我们必然会勇敢的实行我们的良知。
天注定，人道最美是良知，世间最美莫过于良知，我们的良知得到了升华，大爱的种子才会在天地间生根发芽。
相传从二战时代德国纳粹集中营里走出来的美国校长吉诺特，经过了那段刻骨铭心黑暗之后，总结人类一生的价值时说道：“我曾经是一名集中营的幸存者，我亲眼看到了世间最不该发生的悲剧。屠杀异国人民的毒气室是由技能高超的工程师建造的，妇女是由学识渊博的医生毒死的，儿童是由训练有素的护士杀死的，所以我怀疑教育的意义。因此请回到教育的根本上来，而教育的根本就是要帮助学生成为一个具有人性的人。教师的努力不应该造就学识渊博的怪物，或者是多才多艺的变态狂，或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屠夫，我始终相信，只有孩子具有人性的情况下，读书、写字、算数的能力才有价值。
事实上，不但教育需要回归人性，甚至于宗教、政治、道德都需要回归人性，一个没有人性的社会是多么可怕?倘若社会没有了人性，是不是我们的未来还会经历王朝更迭时代的大灭杀呢?是不是还会有康雍乾时代的文字狱呢?是不是还会有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浩劫呢?
可是我们应该清楚，人性的回归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一个社会回归人性，最基本的人文前提就是博爱、良知、忏悔与宽容，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做好这些。
所以我们必须极度重视我们的学校，让学校更富有爱心，而不是把学校摧残成功利化的发财工具，事实上任何学校与功利沾上边之后，都会变得虚假，因此学校只能诚实，此外善良的宗教、温馨的家庭还需要紧密与学校互相结合，让每个人都时刻沉浸在爱的环境中，自然他们走向社会后，会去改变种种黑暗，让大地变得光明。
我相信当一个人内心世界充裕善念的时候，当一个人充满敬天畏地爱人的之心之后，当一个人学到饱满的知识与能力之后，即便这个社会再黑暗，他也会去坚定执着的去改变这个不良的社会。
即便政治再落后，经济再萧条，科技再低能，环境再恶劣，资源再匮乏，疆域再窄小，司法再不公，敌国再猖狂，当我们有一个善念与执着的心态去面对这些时，我们或我们的子孙总能摆脱厄运的，相信愚公终可以移山矣!
一百多年前，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说：一个社会改变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心，二是政令，三是物质。依这个顺序，开头困难，但终能成功;顺序反过来，看似快捷方式，但终究走不通。
福泽谕吉说的很对，改变社会如果不从人心、人性上入手，是根本行不通的。
然而面对优秀思想、人性理念的传播，官员、工人、农民、甚至于我们每个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充当优秀思想的推手或阻挠者。尤其是那些官员，他们完全可以使用国家武器，焚书坑儒来毁灭人类的思想，面对不幸，我们又该需要什么样的官员呢?
孟子说：“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所以我们的官员必须要有一个仁道的品质，守候好自己的救世职责而不能去作恶，才是官员的分内之事。
除此外，我们每个人也应该去监督官员群体的操守与质量，不但人民需要监督他们，媒体需要曝光他们，反对党需要制约他们，甚至于政府官员本身就应该履行互相制衡的职责，因为行政群体拥有绝对的权力会产生绝对的腐败，产生绝对的罪恶。
《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所以做为一个公务员必须要有一个诚实的心，不害民，不说谎，不贪污，认真对人民负责。
千百年来，中国人走过了太多离乱与苦涩，元朝时代那种''人相食’的场面不可以再有，满清时代那种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不可以再有，汉末三国时代的大内讧不可以再有，商鞅时代的借力杀力不可以再有，秦始皇时代的焚书坑儒不可以再有，汉武帝时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可以再有，康雍乾时代的血腥文字狱不可以再有···。
我们国家的历史与未来必须做到最真实的回归人性、回归良知才有希望，面对从前的诸多不幸与罪恶，我们必须做到最真实的忏悔与救赎才不会重蹈覆辙。法国《人权宣言》上曾经写道：“对人权的无知、忽视、蔑视是吃人的唯一原因”，因此我们必须慈悲起来 ，努力学会去爱人，而不是恨人，我们的前路才能坦荡光明。
此刻我想到了：“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那永远都是人民与国家的耻辱，这种罪孽应该得到永恒的终结。
铭记历史，为历史而忏悔。
译文(1)
摒弃狡诈巧智，百姓才能有百倍的利益;摒弃虚伪的''仁’与虚伪的''义’，百姓才能够回归''孝慈’;摒弃机巧私利，盗贼自然会消失。虚假的圣智、仁义、巧利只是粉饰太平的东西，不足以治理天下，要使百姓有所归属，必须要坚守淳朴，减少私欲，摒弃欺骗虚假的世俗学问，从而达到没有忧患的目的。
春秋初各国文化的特点
天下广大，交流有限，则民风自有不同。这里仅择其要而言之。彼时国境变化无常，故但言其大概方位。大概，今日河南、山东一带，是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一、山东 -
齐鲁二国大体皆在山东省，今天山东省仍称齐鲁大地。始封于齐的是太公望，姜姓。始封于鲁的是周公旦的儿子伯禽，姬姓。两国大体以泰山为界，泰山以东是齐国地界。 -
【齐】 -
因为靠海，齐国收“渔盐之利”，特别的富庶。齐国的使者出使，或者外国人到齐国来游说，都首先要夸齐国的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有学者描述-春秋战国时齐地的经济特点，直接就用了资本主义一词。 -
因为家里有钱，所以齐国女性常常不愿意出嫁，怕丰厚的嫁妆白白便宜了男方，而宁可招赘一个老公。一起过日子，但财产你是没份的，看你不顺眼，随时可以把你赶走另找一个。——这也就是所谓的“赘婿”，说你好像只是身上长的一疖子（赘疣），没了就没了。 --
赘婿的生活当然是很悲惨的。后来秦始皇抓人服徭役，也是优先抓赘婿。《西游记》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说：“我得到了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也不曾白吃你的。我也曾替你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如今你身上穿的锦，戴的金，四时有花果享用，八节有蔬菜烹煎，你还有那些儿不趁心处，这般短叹长吁？”便是一个赘婿的血泪控诉。 -
齐国女孩以风骚漂亮出名，每逢搞祭祀社神的集会的时候，举国疯狂如看超级女声。山那边的鲁国因为精神文明抓得好，“社会”就比较像春晚，没什么看头了。因此到齐国社会时，鲁国国君也就开始琢磨：“最近是不是给我安排一国事访问，咱们也到齐国去观摩一下？”隐公、庄公都动过这心思，当然照例有君子拦阻，不过一定是拦不住的。 -
但是，对这样的女孩儿，男人们往往是又想又怕的。诗经里所谓“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就是这种复杂心态的反映。 -
齐国男人和今天我们印象中的山东汉子大不相同。当时的齐国人狡诈而胆小，极不好管理。平常自己窝里斗，都很勇猛，而且动作花里胡哨像张大-胡子的《神雕侠侣》，——是所谓“技击”。真要打仗，那就抢着开小差了。所以后来孙膑用减灶之计，庞涓马上上当，便是因为齐国男人容易当逃兵，乃是当时各国的一般印象。 --
齐人的这个坏名声至少一直背负到秦汉之际。韩信要刘邦封自己为假齐王的时候，理由就是面对奸猾的山东人，不封个王爷没办法镇得住。 --
【鲁】 --
鲁与齐之间只隔一座泰山，本来风俗大概也接近。但由于国君的办事风格很不一样，所以导致了后来两国的民风，有了很大的差异。 -太公望和周公旦分别被封到齐国和鲁国。姜太公（或说是他的儿子）到齐国，只颁布了一点基本的政策法规，没有对当地的文化风俗作什么大的变动，花了五个月就回去找周天子复命了。而周公的儿子伯禽到鲁国，采用的办法却很不一样。周公是周礼的主要的制定者，伯禽对礼仪的这一套，也是特别的讲求。为了改变鲁国的风俗，伯禽抓新的荣辱观建设，光一期工程就花了三年时间。——据说，太公（或说周公）在听说了伯禽的办法后叹息说，制定的规矩让老百姓过日子不方便，那国家还怎么搞得好，到后世鲁国只怕是要被齐国欺负了。 -
鲁国被伯禽这么一改革，变成了把周礼实行得最好的国家。它是当时唯一能用天子的礼乐来祭祀祖先天地的诸侯国，所以《诗经》里周颂之外还有鲁颂。别国使臣到鲁国来，翻翻档案馆的图书，也要赞叹一句，周礼尽在鲁矣。 -
鲁国不但男人知礼，女人也懂得无微不至的贯彻礼。有一位寡妇，死了老公，又死了儿子，不免常常啼哭。但白天哭老公，晚上哭儿子，绝对不带差的。——因为躺在床上哭老公的话，别人要疑心你是动了欲念，并进一步推论将来寡也守不长。哭儿子，就可以避免这些闲话了。 -
虽然鲁国的阴谋乱子一点也没比别国少，但规矩比实际利益更重要，至少还被当作一种公共意识形态在鼓吹。也只有这样的环境，才孕育得出孔子这样的人物。-
二、河南 -
宋、郑、卫三国，主要皆在今日之河南。 -
【宋】 --
宋是商后裔。武王的军队杀到商都的时候，带头开门投降的是纣的哥哥微子启，他也是第一代商王。西周对殷商，虽然政治上是胜利者，但心态上似乎始终有一点自卑。爵位的排序，宋也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或者和这种特殊的地位有关，宋往往有一种和他的国力极不相称的责任感。 -
如宋襄公之图霸，近于以埃塞俄比亚之国力，而欲行美国之事。后来华元、向戌之弭兵，大概也是以维护国际和平为己任的意思，宋国的文化以迂腐、迷信出名。继承制度还是不稳定性极高的兄终弟及，宋人对鬼神的迷信似乎要比旁的国家厉害。 --
另外，很多傻逼故事，都跟宋国有关。比如说，有一农夫，看见草窼里窜出一兔子，嘣一下在树桩上撞死了。好，从此不种地了，每天蹲树桩边儿等兔子去。守株待兔，这农夫哪国人？宋国人！ ---
比如说，还有一农夫，啧，这庄稼怎么长这么慢呢？咱给帮帮忙吧，就把这幼苗呢，一根一根往起拔。揠苗助长，哪国人？宋国人！ --
比如说，说有一，这回不是农夫了，老担心天要掉下来把自己给压着，吓得都病了。杞人忧天，哪国人？……你傻呀，杞人忧天当然杞国人啊！杞国的情况也跟宋国类似，夏朝的后裔，也是“亡国之余”。不过杞国毕竟太小，所以故事就少些。-
但就是在这个傻人扎堆的地方，又能产生最瑰奇、新颖的思想。墨子、庄子都是宋国人，孔子的家族也是从宋国逃难到鲁国的。 -
这也并不奇怪。大概宋国占着商的底气，文化很发达，所以知识分子就多。知识分子天然具有两重性，他既是新文化的创造者（或引进者），又是旧文化的守卫者，一般人都有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反而有所退化。所以，最保守和最创新的人往往都是他们。 -
【卫】 -
也是住着殷遗民的地方，不过宋是顺民，由殷人自己管理。卫是“顽民”，由周人管理。封到这里，是武王的小弟弟康叔封。卫是十足真金的殷故土，殷墟就在卫国境内。 -
商人重鬼神的传统，在宋国保存得较多，在卫似已淡化。但爱饮酒，好女色的风气，则在卫而淋漓尽致。 --
周公的态度比较务实，因此吩咐卫君康叔说，对殷民不要采取高压政策，要做春风化雨式的政治思想工作（《康诰》）。但是他对周人可能会被商人腐朽没落的文化情调感染上表示担忧，所以强调周人要做霓虹灯下的哨兵。殷顽民聚众喝酒，还有受再教育的机会。周人要是谁这么干，那就当即咔嚓掉算了，绝不宽贷（《酒诰》）。 -
这种抵制大概注定不会有什么效果，尤其是不会有长期的效果。社会主义上海今天还做着旧上海的梦，卫风也一直****得很。孔子到卫国，先赞叹人多，有钱，后来就感慨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
值得一提的是，东周以后，卫虽然国力虽然一直在走下坡路，但是后来很出了一些人物。和宋不同，这出的不是哲学家，而是政治家，吴起、商鞅都是卫国人。当然，他们没有报效祖国。 -
看东周尤其是战国的历史，竟依稀有这样的感觉：各大国像企业，卫国像学校。卫国这所名校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大抵没有留校，而是纷纷跑到外企-打工去了。 --
【郑】 --
郑立国很晚，而且国土本来在关中，幽王的时候预感到不安全，想法子迁到了河南。 -
这里有很多殷遗民，他们很会做生意，——后世所以称做买卖的为商人，就是这个原因。郑国国君要在这里创业，外来户又没什么根基，所以就选-择了跟商人们合作。立下协议说：“你不要背叛我，我也不搞强买强卖，更不会强抢你的货物。你有什么大笔生意，我也不收你的交易税。”（昭十六年）这项协议大概是切实得到遵守的，所以郑国商人特别活跃。中学里学过“弦高犒师”，老师可能还顺带作了点爱国主义教育。其实，也可能只是商人爱免税区罢了。 -
做生意，则重视数目字管理，重视包装。这种商人习气，大概各国往往既不了解，也不喜欢，所以郑人买履、买椟卖珠之类的故事，都流传很广。 -
照例，哪里的经济发达了，那里的女孩，即使不被认为是最漂亮的，她们着装打扮的方式，也会被认为是引领时尚的风向标。那时引领时尚风向标的，就是郑国的河南妹子。“郑卫之女不充下陈”，对国君们来说是很痛苦的事。 -
仍照例，农业、重工业搞得好，跟第三产业未必有关系；商业一发达，娱乐业也就给带动起来了。郑国的流行音乐历来霸占了各国的排行榜，郑国-打了败仗，赔款清单里头，摆在最后是金珠车马，比金珠宝贝值钱的美是女，比美女值钱的是几个瞎老头子，——那时的职业音乐人基本都是瞎老头子。 -
当然，热爱高雅艺术的人士，是瞧不上郑国的音乐的。贬之曰郑卫之音，因为郑国卫国风气相近，但往往也只说“郑风淫”。有人考证说，这是因为两国的流行歌虽然都是情情爱爱的，但卫国歌好歹还是男追女，郑国往往就是女追男。在郑国，妈妈可以教育女儿说，随便拉个男人过来就可以做丈夫，歌里唱的，“你不想我，我就不能另找一个么？”这样的声口，太考验正人君子的神经。 -
春秋时最早欺负周天子的就是郑国，或者正因为建国时间短，没什么历史负担罢。-
三、太行山以西 -
秦晋毗邻，两国经常通婚，所以后世也把结亲称为秦晋之好。但是彼此间打仗更多，尤其是所谓“西河之地”，更是反复争夺倒手。著名的函谷关-便在这里，此地秦有则能“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晋有则“晋之强天下莫能当”。 -
【晋】 -
上述几个国家，彼此间往来频繁，晋在春秋初，和他们隔得就比较远。 -
原因一是太行山天然的地理界限，晋国境内戎狄横行，晋人长期既和他们作战，又和他们联姻。风俗上不免受他们的影响，弄得本身也被视为仅只是半开化的国家，所谓“不与诸姬等齿”。东方国家有点不愿意带他玩的意思。 -
二是晋国很早就发生了内乱，打了几十年的仗，晋曲沃的“富子”终于取代了本来周天子分封的晋侯。这种小宗抢大宗的地位的事，此时东方国家也干不出来。 -
著名的假途伐虢的故事。从虞公的那种天真善良的态度，也可见这种消灭同姓的事，当时也还是很罕见的。——当然，只要有人带头干了，卑鄙的传染性总是比高尚强的。 -
总的说来，可以认为春秋初，晋国是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 -
【秦】 -
西周故土的文化根基很弱，一经动乱，二百年文化建设的痕迹就烟消云散。如果说晋是戎狄化的国家，秦则几乎就是戎狄了。 -
秦人一直和羌戎杂居在一起，秦的祖先非子，是周王室的牧马人。那时候的秦人，或者还比较有些游牧民族的气质罢。周平王刚登上王位的时候，由于他这个位子来得并不很体面，所以传统上比较有势力的国家都懒得理他。秦国这个时候赶上去拍马屁，护送他到了洛邑。这样雪中送炭，自然各外令平王感动，于是许诺说，丰镐那里的地盘，我都不要了，你要是能从犬戎那里抢回来，就都归你了。秦这才取得了诸侯的地位。 -
秦的奴隶制最发达，殉葬之风也盛于其他地方，《诗经．黄鸟》就是哀叹贤能陪葬的事。秦最终对东方列国的胜利，是一次典型的野蛮对文明的胜利。-
四、长江流域 -
长江流域的文化，此时颇不同于中原。春秋前期，楚实力已大张，骎骎然北上之势不可阻遏。 -
而吴国虽然是太伯、仲雍之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周室完全失去了联系（也许对当时的造船水平而言，长江实在是过于浩瀚了），在春秋初，连周人最擅长的车战他都一无所知。 -
至于越国，就更不必提起了。 -
【楚】 -
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差别更大。首先语言便跟中原大不相同。先秦诸子里面最会骂人的这个孟轲孟老夫子，说起楚国人来，管他们叫“南蛮鴃舌之人”。鴃，就是伯劳鸟。我们现在骂听不懂的话叫鸟语，这个溯本追源，可以追到孟老夫子这里。另外，楚国国君姓芈，芈是羊叫的声音，大概中原人觉得他们说话像羊叫，就给安了这么一姓。 -
武王伐纣，孟津会盟的时候，楚国也来凑了个热闹，后来大封诸侯的时候，也就象征性的赐了个子爵给他。 -
当时楚国，大概是国力也弱，文化也不咋地，所以也就认了。但不久后楚国就强起来，大概楚地： -
一则民风强悍，现在我们还讲，“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在湖北住过大半年，一次从武汉到襄樊去，看见路边的恐怖标语，写的是，“严惩车匪路霸，群众打死有奖”）； -
二则它的军权要比较集中，国家元首也就是中央军委主席，部队要调动就调动了，不像中原好多国家权力都在中间的大夫手里，几个大夫相互间一-扯皮，那就完蛋了； -
三则它的军工业，也确实比较发达。——再说一个成语故事，自相矛盾的那家伙是楚国人。——后来，最早使用铁制兵器的，很可能也是楚国。 -
于是，楚国就觉得“子”这么个称号很没面子，就自顾自的称王了。 -
中原国家对楚国本来瞧不起，现在打不过他了，就变成了对之又害怕，又加倍的瞧不起。《左传》的作者管楚王叫楚子，那是绝不松口的。 --
五、北燕 -
当时其实有两个燕国，后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乃是其中的北燕。 -
燕国是周北境的屏障，始封于燕的是召公奭。燕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国家，从西周甚至一直到战国结束，从地理上到文化上都是如此。连燕初九个-国君的名字都失载，现在对西周时候的燕国，所知还十分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