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读到龚鹏程的一篇访谈文字。他提到“道尊于势”这个词,认为不懂这个词没有资格谈儒家。我真没在意这个词,脸马上红起来了。赶紧上网查,最终也没弄明白是哪个大儒说的话。也许根本不是什么大儒说的,那就是小儒说的,“小儒”在《论语》里有时称之为“小人”,所以这个词可以说是小人说的话。
老实说,这个词没觉得怎么重要,当然也不是毒药,够格的知识分子都应该这么做。这方面中国古人的表现比龚鹏程等要好得多。
但仅此而已,那么多古人做到了“道尊于势”,结果怎样呢?专制社会的性质还是没有改变。比如朱熹肯定做到了“道尊于势”,南宋的颓势还是不可避免。民国的梁漱溟也做到了“道尊于势”,梁漱溟一样束手无策。
龚鹏程先生“读遍后现代的书”,肯定也了解这些常识。所以说没必要强调“道尊于势”。
龚鹏程的访谈文字让人觉得不太舒服原因也在这:没有把握中国社会的病根,当然也开不出有的放矢的药。比如,他讲民主的缺点,那都是谈火星的事情,和我们中国现实有什么关系呢?
龚鹏程有个观点,他认为应该先教育国民然后再从事民主制度建设。我不赞成,我举一个日常例子。我每天都过马路,我发现在十字路口,车辆往往遵守红绿灯指示,而行人往往不遵守。为什么?因为交通法对行人约束少,对车辆约束多。所以整顿交通这件事是先教育行人遵守规则呢?还是先立法呢?很明显,应该先立法。所以,秦晖等学者主张的才是中肯的。什么“以儒家思路开太平”都是迂腐的陈词滥调。真用儒家那套,开的肯定不是太平,是什么?我不知道。马克思肯定不会赞成儒家。现在大陆谈儒家的人都应该到南韩、台湾去,不适合在大陆。在现代文化场中(这里说的文化是比政治价值小得多的多的东西),儒家只能居次要位置。相当于封建时代的释道文化,你想,释道能抵抗农民起义吗?释道能救国安邦吗?讲经学,复旦大学已故教授朱维铮先生说话中听;讲国学,要听胡适先生的话。讲现实,要听吴敬琏、江平、秦晖先生的话,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