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晚清半个世纪的坎坷历程中，有三位人物举手投足都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走向，而这三位人物在历史上却都留下万世骂名。这三个人就是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袁世凯。而袁世凯尤其特殊，他不止在晚清政局中一柱擎天，他还一手开创了民国的政治版图。
曾几何时，袁世凯是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强有力的象征，不管是土崩瓦解的大清王朝还是嗷嗷待哺的中华民国，都将他视为自己的救世主，但转瞬之间，他又成了“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既是大清朝的“乱臣贼子”，又是中华民国的“不赦罪人”；想当年，他以孔武有力、深谋远虑的民族英雄的刚健姿态登上了大清帝国的政治舞台，但到谢幕的时候，他已经是“卖国求荣”、“不惜以一己之私害及天下”的无耻政客的活标本了；在他晚年十多年诡谲多变的政治生涯中，他真正谋取了足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极峰地位，但即使在他处在权力最颠峰时，对他的恶毒诅咒也和对他的赞颂之词一样多；每一个见识过他手段的人，不管这些人多么刚愎自用自视甚高，都不得不或明或暗地佩服他的领袖才能和超凡魅力，可是，即使那些不遗余力赞颂他的人中也从来没有人敢于公开称颂他是一位真正“德配天地”的“伟人”——因为，据说，他实在是“不讲道德”。而这位根本不符合儒家正统史笔弘扬标准的大人物，却恰恰是弘扬孔孟之学最为热心的一位政坛巨头。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对这样一位以建立不世“事功”自勉而自诩的人物，后世史家却一再以道德判词来痛砭，对他的事功不屑一顾，对他的败笔却一书再书。他是一个“阴谋家”，是一个“伪君子”，是不折不扣的“窃国大盗”，——先窃清朝代以民国，后窃民国代以洪宪王朝，但是，在他的时代，又有多少叱诧风云、精明超卓的伟人如孙中山、黄兴，如梁启超、章太炎之辈，都被这个五短身材的小个子玩弄于股掌之间！更不用说那些在他死后横行一方、胡作非为的军阀巨头在他面前多么恭顺了。
他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居然有如此惊人的“骗术”和“盗术”？当世和后世的人众口一词地断定袁世凯“善作伪”，然而，如果人人都说这个人“一生作伪”，那么，什么样的袁世凯是“真正”的袁世凯？又有谁“认识”“真正的袁世凯”？这真是历史老人给我们这些后人开的一个大玩笑。
“历史”，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我们赋予了它多得数不清的任务：我们习惯于从事针对领袖的造神运动，结果我们很自然地以拥护还是反对领袖作为是非标准来编撰历史、臧否人物，——当矗立城头的“大王”走马灯似的换，那城头的“大王旗”就不得不一日日花样翻新；由于执掌史笔的文弱书生没有言论自由，他们被迫寻章摘句借古讽今，按照政治斗争的需要去塑造历史。结果，“历史”就成了政治风云中的“如意金箍棒”，可长可短，宜细宜粗，还可以附会上五彩缤纷各种细节。但不管怎么变，它总之还是一根被人不断挥舞若有所指的棒子。
“袁世凯”这个名字就是一根绝好的棒子，它横扫那些“独裁专制”的“民主对头”，猛戳那些私欲膨胀的“政治野心家”，更直指那些“卖国求荣”的“民族罪人”。比如，在八年抗战时期，袁世凯的“恶名”日益昭彰，多多少少和他签订丧权辱国的对日“二十一条”有些关系，而僻处延安的陈伯达这时候拎出这位早已作古的总统来鞭挞示众，就不无影射当时的国民政府“消极抗日”之嫌。
在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成了别人笔头或红或黑的墨水的时候，在这大棒飞舞之际，还有多少人去探究，袁世凯为什么要签下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条约？他从这一票卖国买卖中又得到什么好处？又有多少人还去计较袁世凯一生为抵挡日本对中国的侵蚀和侵略而付出的心血，还有多少人记得他曾经也是声名显赫的“抗日英雄”？因为戊戌政变中的角色，也因为洪宪帝制的复辟，袁世凯成了开惯了历史倒车的 “捣蛋司机”，再也没有人关心，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有资格操纵中国这辆大车，当然更没有人去关心他开的是一辆什么样的破车老车、这破车是行驶在怎样崎岖曲折的路上。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偏颇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如果今天我们说袁世凯其实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开创者”，会有为数不少的人斥之为谬论，而如果有人说他其实还是一个“爱国者”，那就更是“颠倒黑白”。
然而，历史本来就不是一幕幕黑白影片，相反，它是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彩色照片。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历史图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色盲”，也取决于我们怎么剪辑和解释这些彩色的图片。
袁世凯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王朝。
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
历史曾经以他为分界线。可是，多少年来，对这样一位历史大人物，我们实在谈不上有多少真正的了解，我们对他留下的 “历史遗产”不加审视地唾弃，甚至视而不见。我们已经习惯了袁世凯僵硬的漫画式的脸谱，对他的生动表情已经感觉陌生而奇特。那么，让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位如此重要的历史演员卸装后的面目吧。
一、大泽龙方蛰 中原鹿正肥
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有一些所谓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是历史进程的里程碑，是历史变革的关节点，影响和制约着整个历史变迁的方向。比如甲午中日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等等大事，长久以来都是一般人注目的焦点。在这些大事件炫目光彩的掩盖下，很多“无足轻重”的事件就滑落出我们的历史视野了。
不过，当我们将镜头切入到细微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会发现历史远远比“大事件”展示出来的脉络复杂的多。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事件却很可能是长时段的重大变革的起点。
1882年，在大清帝国的属国朝鲜发生的“壬午兵变”，就是这样一件不起眼却影响深远的事件。在这场发生在海外异国的兵变中，却令人惊异地出场了好几位在此后三十年的中国政局中呼风唤雨、颠倒乾坤的大人物：袁世凯，在平定这场兵变中一役成名，从此青云直上；张謇，晚清的名状元，在身历事变后以一纸《朝鲜善后六策》赢得朝野注目，为以后的政商大业打下牢固根基，而后在辛亥年领导立宪党与革命党和袁世凯鼎足而三瓦解了大清朝的二百六十年基业，这时候他却不过是进兵朝鲜的淮军将领吴长庆的一介幕僚；唐绍仪，中华民国的开国总理，1882年兵变之后随即以税务帮办的身份来到朝鲜，扮演一个小角色；朱尔典，这段时期是英国驻朝鲜公使，到清末鼎革之际已升任英国驻华大使，操纵掌管英帝国对华政策，对中国政府的更替实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我们会看到正是这几位人物几乎支配了当时的全局。
更加意义深远的是，这一场事变其实是中日这一对百年冤家真正的民族和国家较量的开始，在这一场冲突中展示和逐渐形成的两国不同的国家对外战略深刻影响到此后两国的命运——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不同的命运实多肇端于此役。
这诸多此后声明显赫的人物风云际会于如此逼仄的“三千里江山”，实在也算是命数。而袁世凯来到朝鲜，也是因缘凑巧。要明白为什么袁世凯最初是在朝鲜建功立业，甚至要理解袁世凯一生的命运和整个近代中国的命运，都不得不说及中日朝三边关系。要知道，1894年正是朝鲜问题引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再过五十多年后的1950年，又是朝鲜问题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朝鲜战争，这后一场战争的后果到现在也还没有消受完结——朝鲜半岛分裂，中国统一台湾受挫。而就袁世凯个人际遇来说，是成也日本，败也日本。
此时的朝鲜还是大清帝国的藩属国，向中国称臣纳贡，内政自理而接受中国保护，对外没有独立主权。当政的朝鲜国王李熙12岁登基，以生父大院君李罡应为摄政。待李熙成年，性情怯懦，在艳丽聪颖而权欲旺盛的朝鲜王妃闵妃操纵下，罢李罡应之权，从而演出一幕父子翁媳争政的戏来。李罡应保守而亲华，此时的闵妃却主张开放亲日。不过闵妃当政后却是政局败坏，结果予李罡应可乘之机，唆使欠饷的兵士作乱，而乱兵愤于日本历来的侵扰而烧杀日本使馆，日使花房义质狼狈而逃，仅以身免。朝鲜承平日久，乱起则无宁日，不得不请“天朝上国”派兵敉乱。日本则因侨民被杀迅速出兵朝鲜，结果这一场兵变变成了中日两国的明争暗斗。
1882年六月兵变发生时，向来主持中外交涉和北方军政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因母丧而丁忧去职，由另一名淮军将领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七月，张树声接到朝鲜驻天津官员金允植的求援要求，迅即议定出兵朝鲜平乱，由驻在山东登州的吴长庆率六营淮军乘北洋水师丁日昌的军舰前往朝鲜。而弱冠之年的袁世凯此时就在吴长庆军中帮办文案——个小小文书科员。他谋到这一职位是因为吴长庆和他叔父交情匪浅，吴袁两家是世交。
文人不足以成事，无文人则不足以成大事
纵观中国历史，有个贯穿古今的、纠缠不清的话题，就是“文人”和“事功”的关系。毛主席常嘲弄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所谓的“臭老九”一脸的鄙夷，有时甚至出愤激之词，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坑得好，然而，自古以来，手摇羽扇、头顶纶巾的文弱书生，却又一直是中国土地上苍黄翻覆的种种惊天伟业中少不了的厉害角色，春秋战国时凭三寸之舌横扫六合的苏秦、张仪不说，大名鼎鼎的诸葛，不就是“文人参政”奠定宏图大业的绝好“案例”？司马相如一篇大赋可让汉武帝回心转意，骆宾王一纸檄文让武则天胆战心惊。说起来，在纷纷如走马灯上台倒台的帝王将相背后，何时少得了几个摇笔吟哦的文士？的确，有时候“文人”不足以成事，但关键时刻“文人”却足以坏事，所以若想真正成事，还得仰仗文人；有时候武人固然能够成事，可若想经营天下，没有笔接千载、文驰瀚海的几个精彩文人指点江山，却也不易成功，所以，真正的帝王之才，必少不了文人“助仗”。
袁世凯是否看到了这个惑人的历史“怪圈”？从他一生行事看，他的确天生异禀，居然年纪轻轻就深明此中五味。他一生在政海的惊涛骇浪中争雄，使将出来的“帝王”手段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很少为人觉察的就是这“优容文人”的一招，这是他真正臻入化境的“帝王术”。
我们考察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历任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则不能不惊异鲁迅早年的批评不无道理，他说这中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袁氏当政的时候，革命如章太炎，守旧如王闿运，背信如刘师培，保皇如康有为，善变如梁启超，颓废如严复，有个人野心如杨度，这诸公无一不是文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异，政见相抵牾，而袁世凯都能包容优待并为己所用，这种气派和手腕是后起者如段祺瑞、蒋介石之流望尘莫及的。
史学大师湘潭王闿运，当袁世凯复辟邀他作劝进之举时，开出“王闿运”三字一字十万元的高价卖名，正处在登基前亢奋中的袁世凯大喜过望慷慨答应，并且电湖南都督汤芗铭先付十五万。未几洪宪帝制垮台，王闿运居然还惦记那未到手的十五万元，派自己的“贴身”老仆周妈来北京要帐。袁世凯此时万事不顺，哪肯再付这冤枉钱，以皇帝没做成现在也没钱婉拒，说是让她先回，钱随后汇到。哪知这周妈竟精明透顶，不依不饶，日日到袁世凯居处缠讼不休，说我家老王当初在劝进书上具名可没有保证你做成万世皇帝，你堂堂一国之君说好价码怎能出尔反尔，再说你为当皇帝花的钱数都数不清，怎好意思卡着我家老王这点小数目。这样一说，袁世凯大窘。而当袁恼羞成怒威胁这老太太时，老太太干脆撒起了泼，坐在堂前地上大哭说这死没良心的老王让我到北京来送死，你袁世凯一个大皇帝怎么好意思杀我这手无寸铁的老太婆。这位杀人无算的枭雄袁世凯居然毫无应对之策，只好把周妈安顿在家里，让自己最宠爱的姨太太陪她闲聊游玩，翼图动之以情。可玩完吃喝完，周妈照样要债不误。在纠缠了十几天后，袁世凯终于不得不付完那剩下的一半“劝进费”。
这一段民国著名的讨债公案，大家都是当笑话看，笑话袁世凯复辟不成的丑态。其实转念一想，要不是袁世凯优容大度，哪有什么周妈讨债这样精彩的戏——十个周妈也成了泉下之鬼了。再想想段祺瑞射杀街头学生，张作霖绞杀教授李大钊，和蒋介石暗杀杨杏佛、李公朴、闻一多，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袁世凯对文人学士向来采取笼络办法，但他还是担了不少摧残文化的恶名。这其中有些当然是他为了攫取政治权力而不得不为的手段，但也有些是冤枉的。比如民国初年，暗杀名记者黄远庸的著名案件。黄远庸是民国初年和梁启超、章太炎齐名的舆论界领袖，“新闻界之巨子”，著名记者，所写专栏“远生通讯”在当时政界有极大影响。他对政界各种内幕和丑恶现象大加笞伐，得罪了不少要人，因此于1915年远避美国，却于当年12月27日被人暗杀于旧金山。一时舆论大哗，均认定这是袁世凯指使，因为袁氏称帝，黄远庸批评得非常厉害。前有宋教仁一案，这次轮到黄远生了，袁世凯实在无以自解。
待到暗杀黄远庸一案真相大白，已经是袁世凯作古七十多年以后了。1980年代，当年的凶手在台湾临死前道出真相，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命令则出自中华革命党党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孙中山为何要暗杀区区一记者？原来，黄远庸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冷嘲热讽，加上黄远庸文笔了得，影响广泛，孙中山大恚，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袁世凯为他背了这个“黑锅”。就这一案来看，孙中山对文人的肚量是比不上袁世凯的，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生，孙中山在野之身，竟容不得一介报人。袁氏能得天下，毕竟有其过人之处。
袁世凯任用文人，推崇文人，这一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他能够成就功业的不二法门。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编撰一部“步兵操典”，请他一位很器重的幕僚张一麟（字仲任）修改，修改完了，他又叫过来一位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高材生，督练公署教练处的总办何宗莲审核，一天他当着张一麟的面问何总办这部操典怎样，这何总办不知深浅，说，“回大帅的话，这部操典由日文译过来后，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提出修改的地方有点吹毛求疵，只好逐条驳回。”袁世凯当下就沉下脸来，“你们武夫，懂什么文墨！”“你们知道修改的人是谁？就是这位张仲任先生！张先生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文字一道，难道你们还不服？”他毫不留情面地教训这位总办，“越是肚子里有墨水，人越谦虚。唯有半瓶醋，才会晃荡、你把稿本拿回去，仔细再看！看完了好好向张先生请教。”何总办退出去后，张一麟倒不好意思了，说大帅的词色太严厉了。袁世凯说：“对此辈不能假以词色，尤其不能让武的压倒文的。否则，必有惹祸的一天。”袁世凯一死，他的话不幸言中了。
后来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段祺瑞组阁，非得要求自己的心腹，也是军人出身的徐树铮，来当国务秘书。袁世凯大发雷霆：“什么官都给挎东洋刀的当去了，总得留几个给学文的当吧！”为此不惜得罪段祺瑞。袁世凯深明武人干政终将乱政的道理，所以终其一生，他都将文人的地位摆在武人之上，虽然武人才是他基业的真正柱石。这之间的微妙平衡，没有高度的智慧，难以达成。
晚清著名封疆之中，张之洞以幕府中人才鼎盛出名，但张之洞之“事功”，虚张声势之事所在多有，论起真正实绩，袁世凯高出侪辈甚多，其原因，主要就在于袁世凯手下有不少文人“能员”，比如帮他兴办新式教育的严修，甚至袁世凯还极力任用清朝派往美国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为这些稀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如帮他主持修建交通的詹天佑、帮他打点海关的唐绍仪、梁如浩、梁敦彦，帮他创办巡警的曹嘉祥，这些人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中国现代化先驱。
再看看后来袁世凯谋称帝，锣鼓震天响，真正响到点子上的还是那几个文人敲出来的鼓点。文人的确帮了他的大忙，不过复辟一事，文人卖力是卖力，却无异于将他往祭台上送，这可是帮倒忙了。
当然，袁世凯做到这样大肚能容，对文人高看一眼，也是在官场上滚打了几十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吴长庆营中的袁世凯，他初出茅庐时却是大大咧咧，锋芒毕露，杀人不眨眼，让人不寒而栗。两相对照，不能不感慨造化弄人。
把握住上司的“兴奋点”
每个人的发迹，归根结底都是靠“关系”，靠人生路途上不同的“贵人”关照、提拔，这不独古今一理，中外也无异。没有人能够一人只手撑天，也没有人能够一人一往无前，他之所以能够渐行渐高，渐行渐远，总之有人前后左右推拉拥佐。那么，成功的诀窍就在于怎么寻找、怎么掌握这些“关系”，让这些“关系”成为自己升迁的“助推器”。其实成功者和庸碌者的真正区别，也就在这里：成功者知道哪些人是真正值得他用心伺候的“金主”，他象嗅觉灵敏的猎物一样知道什么人是关键人物，知道如何赢得这些关键人物的关注，引来这些人在他自己身上“下注”——投资于他的前程！所以，只要你有本事将人生路上的“路人”，变成自己的“恩人”，那么成功只在指顾之间。
袁世凯就是具有此类灵敏嗅觉的猎人，他能迅速地捕捉各种权力关系中的潜在脉络，将这些脉络一丝丝往自己身上牵连，最后他自己就可以躺在这千丝万缕的权力经纬中，安享富贵。且看他如何编织这张关系之网。
在登州，吴长庆开始是看不上袁世凯的，一则他看出袁世凯不学无文，二则认为他不过是纨绔子弟，吃不了苦。这看法也不是没由头。袁世凯投奔吴长庆前，一次上京城谋出路，结果在茶楼酒肆中把盘缠输个精光，几几乎回不了家。又有一次，他携带家中仅有的细软古玩，遄赴上海，打算叩访当时以同知官上海水利厅的王雁臣老师，结果在勾栏妓院中逗留月余，床头金尽，不得不典当这些“见面礼”。哪知这些典当的物件就碰巧辗转到了王雁臣手里，王一看之下大吃一惊，这是故友袁甲三的宝贝！连忙寻觅其来历，在温柔乡里找到这位大少爷，这才知袁世凯到上海已经逾月了。
袁世凯这次投奔吴长庆，则据说是因为在家乡忤逆了同族长老。想想吴长庆向以儒将自诩，对这样一位读书不成器，科场不得意，诸事当儿戏的世侄少爷自然不会加以青眼。所以，他开始的确是看走了眼，没看出袁世凯不是一般的器。他之任用袁世凯，还是出自当时幕下张謇的推荐。
因为吴长庆要求张謇教袁世凯作八股，张謇出题一考察，则袁世凯文字芜秽，不能成篇，简直无从删改，老师和学生都苦不堪言。但只要叫袁世凯办理寻常事务，则雷厉风行且井井有条，无不像老手作文章一般倚马立就。且袁世凯志气高迈，指点江山，纵论世界局势，识见超卓。比如早在中法战争爆发前，他就指出，“法兰西侵略安南（今越南，当时和朝鲜一样是中国藩属国），扰及我南洋沿海，指顾之间，战事将起，假如对法失败，则列强或将群起瓜分。”他对张謇说，我家有良田，也不缺资材，投军并不是为了糊口，是看到吴公守海防重镇，需才必多，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这里才发觉吴公温文尔雅并无出战之意，恐怕我也不会长久甘于此处。二人在营中日相盘桓，张謇从袁的言谈举止中看出这人将来必成大器。
其实，善识人者看文章是能看出为文者的见识和气度的。几年前，袁世凯的老师王雁臣曾命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要他撰写一篇八股文。等到交卷，则所作之文，前后多不成句读，但其中有二小段妙句，可资奇文共赏。句云“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王老师看完这篇文章，为之咋舌不已。想来张謇如看到此文，亦会有同感，哭笑不得。这里“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一语尤值得注意，因为后来袁世凯正是被后世斥为“不仁不义”。
袁世凯曾受教于张謇，并且给张謇留下深刻印象，这一点对袁世凯后来的事业至关重要。但就他当下的处境来说，最关键的还是要取得吴长庆的信任和重用。
取得上司信任的方法有很多种，但统而言之却只有一个途径：让上司高兴。然而，不同的上司有不同的高兴事，所以还得把握住这些上司的“兴奋点”。象张謇这一类心怀天下的书生，绝对不喜欢谈风花雪月，更不喜谈脐下三寸之事，那么来一点感时忧世的豪言壮语就能够拨动他的心弦，而象吴长庆这一类精明干练的儒帅，最看重的是能为他分忧办事的真才实干，所以将事情办利落就是邀他欢心的最好法门，此外哪怕谀词如潮也是白搭，有时反而有负面效果。
再说这年七月，吴长庆大军开拔，按军令需在七日内全部出发，可动员起来，才知淮军暮气沉沉，拖沓敷衍，毫无锐气。这时张謇向吴长庆进言，要求启用青年，并称袁极有才干。当军队即将登陆朝鲜海岸时，吴长庆命一营为先锋，而这营的营官推脱说连日海途颠簸，士兵呕吐，请缓一缓。长庆大怒，立马将营官撤职，任袁世凯代理，并颁给令箭，说如有不服从者，就地正法。
等待了多少年，袁世凯一朝令箭在握，终于可以大志得抒了！
两个钟头，袁世凯就把营队整肃得服服帖帖，完全就绪。次日登陆，袁军一路如疾风偃劲草，直奔朝鲜王京。长庆大军随后跟进，入内陆五十里，则看到袁世凯数骑在前迎候，说是前面路途安全，一安顿之处切准备妥帖，请大帅升帐。长庆看到他如此精干，指挥若定，大为满意。进得营帐，袁世凯才说：“现在有要事禀报大帅！”长庆说：“好好，你说。”袁世凯说，所带营队中有兵士劫掠鱼肉百姓者。话没说完，长庆大怒，大声说你为什么不严办！世凯连声应道：“喳！喳！我已经请得令箭正法七人，请大帅验明首级。”这一下，长庆大出意料，笑逐颜开，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果然是将门虎子！”经此一番考察，从此吴长庆对袁世凯的才干再无怀疑。而袁世凯也因此得以在朝鲜立足，长达十二年之久，始终处在对抗日本的最前沿地位。
袁世凯斩得七颗人头以立军威时，尚不足二十三岁。
危机：庸人眼中的危险，强人眼中的良机
其实，政治风云中有一个不变的规律——有危机的地方就有机会！对庸人来说是危险的地方，对强者来说反而是挺身而出、树立形象的最好时机。庸人之所以为庸人，就是因为他只能看到危险，却看不到危险之中的巨大机遇，也没有勇气去抓住这机遇，所以他们永远四平八稳、毫不起眼。而强人则不然，他们喜欢冒险，而且愿意为这冒险承担责任，于是往往他们的冒险成功，他们就脱颖而出。对他们来说，一次危机就是一次跃迁的大好时机。
看看袁世凯一生的几次巨大提升，哪一次不是在巨大危机之中实现？1894年，大局糜烂的甲午战争中袁世凯抓住时机掌握操练新军的大权，1898年的戊戌政变袁世凯获得山东巡抚的厚赏，从专任官员一跃成为方面大员，1900年的庚子事变，袁世凯更是借机取得慈禧太后和洋人的信任，随后得到直隶总督这个大红印把子，终于可以操纵朝局，1911年的辛亥革命，群雄逐鹿，他更是将大好江山收入囊中，成就了“帝王”功业。
这种把握机遇的本能，是袁世凯最让人惊叹的本事，是晚清其他几个巨头所望尘莫及的天赋。这种天赋在袁世凯早年从军朝鲜就表现出来了。
在壬午兵变中，吴长庆等人设计智擒大院君李罡应，将其迅即移往中国军舰，后送至中国保定软禁达两年之久。朝鲜兵乱很快平定，吴长庆军驻扎朝鲜。
1884年，这时中国南疆果如袁世凯所预言，中法在越南开战，战事往北蔓延，5月，吴长庆率三营淮军回防中国北方，仅留三营军队驻防朝鲜汉城，袁世凯是驻军的三位长官之一，任军务帮办，帮助朝鲜训练军队。处心积虑欲吞并朝鲜的日本这时候看到机会了，日使和朝鲜国内亲日派勾结发动政变，劫持国王，处决亲华派。这就是朝鲜的“甲申政变”。这时中国驻军领袖提督吴兆有急忙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欲待北洋定夺对策。袁世凯一看，这等紧急时刻，哪里还等得及国内研究之后发指示，力请出战，救出国王。那两位军事长官不肯“擅作主张”，怕承担责任，最后经不住袁世凯严厉要求，决定出兵干涉。袁世凯一人带队直冲王宫，苦战一日一夜，将朝鲜国王救出带往清军大营。日使和朝鲜亲日派看大势已去，再不可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了，连忙狼狈出逃。
甲申朝鲜一役，若不是袁世凯一人临机应变，敢于负责，力主开战，则朝鲜不必等到甲午战争，早已脱离中国。这一点，是连那些最鄙薄袁世凯的人也不能不承认的。这一次胜利，是中国在朝鲜和日本交锋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胜利。
袁世凯赢得主持北洋大政的李鸿章之刮目相看，就是从这里开始。
甲申一役，袁世凯虽然保住了大清朝对朝鲜的控制权，他自己却反而陷入了困境，陷入了危机。然而，他很快又把这危机变成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他的困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他年轻气盛，遇事专擅，揽权自用，权力欲极为旺盛，不容于当时驻扎朝鲜的其余中国官员，这些人大多是吴长庆淮军的积年旧部。他被吴兆有等人参劾，理由则是他“蓄养官妓，贩卖烟土，贪污军饷”，只气得他大叫“官运恶极”。而且他平定政变后不经请示即挪用军饷抚恤被亲日派杀害的朝鲜大臣，并且要求李鸿章将这笔款项作为正当开支报销，遭到李鸿章严厉训斥，谓其“纯以银钱买结韩人之心。”另一方面则是日本反戈一击，向清朝政府提出抗议，指责袁世凯妄启衅端，应负甲申事件的责任。与此同时，日本不肯善罢甘休，积极布置，陆续向朝鲜增兵。朝鲜的局势朝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而这时候中国和另一强权法国的战争在华南正打得如火如荼。刚刚摆平十几年的洪杨和发捻之乱，且又力战收复新疆的中国，已经被连年战争拖累得奄奄一息，怎么可能再经得起南北两端同时和两个国家开战呢？内外交逼之下，清廷派出吴大澂、续昌为特使到朝鲜来调查袁世凯。吴大澂出身清流党，向来主张对外强硬的，但这一次形势如此严峻，所以还没有启程就打算把责任完全诿诸袁世凯，并向日本谢罪。
袁世凯在他几十年的军政生涯中，第一次面对一场严重的个人危机。这场危机并不关涉到他对国家军国大事的判断对错，而是关涉到他在中国特有的官僚政治体系中是否能够适应的问题：他破坏了这个体系长久维持的某些原则，让那些靠这个原则而得安宁的人感到不安，以至愤恨。
甚至袁世凯最初的赏识者张謇对袁世凯也不能容忍。“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袁世凯对他的称呼，则“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因为袁世凯升迁太快了，而他这时候根本不懂得掩饰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和自己对大权在握的得意。当他只是一营前小卒时，他谦恭懂礼，“谦抑自下，颇知向学”，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飞黄腾达，所以要靠“好学”的姿态装点门面。可是一旦大权在握，他就对耆老旧宿颐指气使，张狂跋扈，整军发令则免不了对这些长者辞严色厉，这是典型的“小人得志”。想来，张謇念念不忘的是这样一幕：袁世凯刚刚率队登陆朝鲜时，在路边迎候长庆和张謇，当长庆捻须微笑对张謇说，慰庭不错，不枉你老师推重的时候，袁世凯诚惶诚恐滚鞍下马，连连磕头，连声向长庆和张謇说，谢大帅提拔，谢老师夸奖。这时候的袁世凯真让张謇感到欣慰啊，他怎么说变就变呢？
而且，袁世凯向上爬的欲望如此强烈直露，以至于他不顾中国官场一般的交往原则来扩大自己的关系网络。按照传统的看法，袁世凯是吴长庆提拔起来的，他就应该对吴长庆保持个人忠诚，可是长庆虽是淮军系统出身，却和淮军老大李鸿章在政见和私交上均不洽。以袁世凯的战略眼光，他当然看得出吴长庆终其一生不可能取得和权倾天下的李鸿章相抗的地位，而且长庆1884年就病死军中。依靠吴长庆这棵小树，袁世凯是不可能乘到多少荫凉的。所以袁世凯驻在朝鲜的时候就想尽办法交结李鸿章，赢得他的注意，这是他继续获得权力的必经路途，以袁世凯的为人，他不可能为了吴长庆的知遇之恩而牺牲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
以后袁世凯在很多重要关头都毫不犹豫地在各种权力靠山之间转移活动，一点都不觉得矛盾为难，这般举动是由他对政治权力的欲望所决定的，换句话说，这是他的活动原则。但这样的原则在张謇这样看重“一仆不仕二主”的人来说就是背叛吴长庆，辜负吴长庆的提拔，而背叛自己的“恩主”，这在袁世凯所厕身的政治环境中，绝对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这是一个道德原则问题。张謇邀集吴长庆幕中几名袁世凯的故交，写了一封致袁的绝交信，大有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意味。袁世凯没有对这封信作答。他们两人从此不通音信十余年，直到甲午战争的时候，才再度相晤，这时候的袁世凯已经不是当年的袁世凯，张謇也不再是当年的张謇了。中国的政治改变了他们性情中很多本来最率真的东西，教会了他们掩饰自己的欲望和真实想法。这是他们的幸，抑或不幸？
至于那些和袁世凯在朝鲜共事的吴长庆旧部，则更有愤恨的理由，因为他们花了多少年积累的资历在这位年轻人的眼里直如无物。袁“由食客而委员，由委员而营务处，由营务处而管带副营，首尾不过三载。”他二十六岁的时候已经官至三品。更难受的是，他们享用已久的某些特权被这个半路杀出的毛头小子剥夺得所剩无几。前面说到袁世凯初露头角是因为治军极严，杀戮不忌。可是，军队骚扰民间向来是清军的传统，放纵部下掳掠有时候是鼓动军队斗志的一招，而且统军将领多少能从部下掳掠中得到点实惠——据说曾国荃攻克太平天国的南京时得财无数。驻扎朝鲜的清军将领除了吴长庆这样的儒将，是没有人具有战略眼光的——他们不会将清军在朝鲜的作为放到整个中国战略全局中考量。但袁世凯虽不过二十出头，却视野宽广、深谋远虑，具有世界眼光。他知道清军在朝鲜军纪驰坏将严重危及到中国在朝鲜的势力，这和军队在国内骚扰民间影响完全不一样，他看出让政变中受害的亲华派朝鲜大臣迅速得到安抚和支持，是保持中国在朝鲜支配地位的一个关键，所以他大胆将军饷挪作抚恤费。袁世凯不贪财，这是他一个少为人知的特点。
《容庵弟子记》是袁世凯幕僚撰写的记叙袁世凯早年在朝鲜活动的“回忆录”，其中多粉饰赞颂之词，但也保存了不少难得的史料。其中记载袁世凯禁止军队骚扰民间：
“将多吴公（吴长庆）旧侣，素骄纵，复多谗阻，公（袁世凯）因曰：禁骚扰不难，得帅信非易耳。吴公默然。逾日滋扰愈甚，公入帐请吴公出外，仰观山坡，遗物堆集。吴公问何物？公曰兵丁掠民间什物，其粗劣者委弃于道也。又曰王师戡乱，纪律若斯，贻笑藩封，玷辱国体，帅其勉旃，我请从此辞矣。吴公大惊变色，誓曰：请汝放手为我约束，有听谗谤者，非吴氏之子孙。公乃传令各营，有入民居及杂伍者斩。适有犯令者，立斩数人传示。有韩绅控奸戕其妇者，公徒步往查，亲督搜捕，竟日夜不食，卒获手刃之，厚恤韩绅家。滋扰稍敛，然仍未绝。
“有武弁凌辱韩人，公执，将戮之。吴公亲造公室，乞贷一死，坐久不去。公故以案上图书请吴公阅，潜出斩之，入而请罪。吴公大笑曰：执法固应若是。吴公戚属有在军者，吴公常戒以汝勿犯法，袁某不汝恕也。”
从这几件事可以看出袁治军的严厉，虽然过于张狂跋扈，对于散漫的清军却是无可指责的。可是以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来整顿大军，那些老将何以自处？所以袁世凯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到压抑排挤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在以后漫长的政治生涯中，袁世凯在中国这个注重个人人际关系的特殊的政治网络中总是如鱼得水，穿梭往来游刃有余，甚至可以说，他之所以能够靠种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手腕取得显赫的权势，完全是因为他是饱浸在中国这个政治“酱缸”里，他深知这“酱缸”的各种色素搭配比例。可是他初登政坛的时候，却是如此“幼稚”。这种“幼稚”， 在以后的袁世凯身上是再难见到了——他改弦易辙了。
吴、续两位钦差刚抵达朝鲜马山浦，袁即于第一时间派人将叙述事变经过的书面报告呈上，动作迅速而又恭谨，全无倨傲之态。到得汉城，不待传唤，马上亲自谒见，当面辩解，言词恳切。最关键的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完全改变了两位钦差的先入之见。
朝鲜当时尚是中国的藩属，按照礼仪，“天朝”来了钦差，韩王应该首先亲自拜见钦差，行礼如同天子亲临。但是这时候的朝鲜已经看出大清帝国外强中干、奄奄一息，加上欧美列强和日本与朝鲜交往日多也让朝鲜开了世面，朝鲜再也不肯对清朝服服帖帖了，首先就不愿以臣子谒见天子之礼来接待钦差。所以吴、续两位钦差来到朝鲜先就碰了个钉子，个人面子不好看架子端不上是小事，失了“天朝上国”的颜面，可是丢官的大事。但他们也不可能将这韩王强行拖出来摁住磕头啊，所以彷徨无计，愁眉不展。这时候袁世凯说，小臣或可效力一二，可以唤得韩王来见。钦差大喜，促马上去办。结果不多一会儿袁世凯果然把韩王招来了。原来，袁世凯在朝鲜的两年时间里，用心耕耘，借着帮助韩王训练军队的机会，结交一大批朝鲜大臣，他又是一位铁腕人物，而韩王生性软弱，所以他在朝鲜政局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说了不的事情，朝鲜绝对难以说是。加上这次他冒死把韩王从日本人手中救出来，说话就更有分量了。所以他说要韩王来见钦差，韩王有一万个不愿，也不敢不来。
袁世凯做的这一件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真正搔到了这两位钦差的痒处，使得他们对袁的才干刮目相看。对于下级来说，上司最犯难的事，是头等大事，能解决了这大事，比送上一箩筐的黄白之物还管用，毕竟，尽管有钱能使鬼推磨，但人世间还有那鬼都推不动的磨，而你的上司很可能是一头蠢驴——什么磨都懒得推。
接下来，就是钦差去韩王宫中回礼。袁世凯护送两位钦差，在路上，这一队人马居然看到一帮朝鲜百姓正在路边忙着树木牌，写着斗大的字赞颂袁世凯对朝鲜的功德。突兀之间，两位钦差满腹狐疑地看着袁世凯，以他们久经官场的见识，当然怀疑这是袁世凯授意，意在邀功。袁世凯大窘，马上踢马上前，和卫士一起使劲鞭笞驱赶这帮感恩戴德的朝鲜顺民。最有意思的还在后头。当会见结束，钦差大臣出来的时候，在路上看到这一群被袁世凯打散的朝鲜百姓又跪在路旁，手持歌功颂德的木牌，神情凄切而又激动。这一回，钦差们若有所思，再无怀疑了。他们真的相信袁世凯在朝鲜不止为维护大清帝国的利益出生入死，而且也深得朝鲜君臣上下的爱戴。这样一位才干卓越而品性贤良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竟然被人指斥为品行不端的劣员，这当然是诬陷。
所以，钦差回朝之后，对袁世凯的考语是极为难得的优叙。他们说袁劳苦功高，不但不追究他他的责任，反而竭力安慰他。他们唯一的小小的劝告是，他不要再把军队驻扎在朝鲜王宫了，自己也不要住在朝鲜王隔壁宫室了，因为这会引起日本政府的猜疑借口。
这样一个结局肯定让那些参劾袁世凯的人大跌眼镜。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局，他们错估了袁世凯的天资和实力。
这场危机就这么过去了，以后很少有人再关注这场风波中的种种细节了。可是，后来有一种说法，说韩王最初不肯以臣子之礼见钦差，是袁世凯授意，这是袁世凯为了在钦差面前标榜自己而出的主意；路上举着功德牌的百姓，也是袁世凯一手安排，他心计最为深沉的一招，则是算准第一次钦差会怀疑这些人被人指使，所以预先安排了第二次的拥戴。
果真如此，则袁世凯不止是天生的战略家，还称得上是天才的战术家。老谋深算，算无遗策，当年诸葛孔明也不过如此罢？不过，这世上的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谁又说得定呢？袁世凯后来复辟的时候，不就是借着那一拨拨“驱之不去”的“民意”和“劝进”代表，“勉为其难”地登上了“中华帝国大皇帝”的宝座？面对这纷纷芸芸的历史迷雾，只能说，袁世凯一生中的谜团太多，他在通往权力颠峰的路上踏出的每一个脚印，都可能是一个掩饰着的陷阱，留给我们这些后人一团团疑惧。袁世凯告诉我们：在造假的时候，千万不要假设上司是蠢驴。也许他真的很愚蠢，但万一他忽然聪明起来，那么你一辈子的机会说不定就一把输光了，至少在他手里不可能翻身了。
掌握细节就掌握一切
西谚云：“魔鬼总是在细节中。”这话不无道理，传说历史上有位英王平叛，因出战仓促，在战马的蹄铁上少钉了颗铁钉，结果在战场厮杀的时候马失前蹄被叛敌生擒，这就是这谚语的最佳注脚。
不过，同一句话，反过来读效果更佳——如果能在细节上下足功夫，幸运之神也常常不请自至！
在晚清的政坛上，有两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其待人接物及行事方式值得注意，一个是左宗棠，一个是袁世凯。这两人待人接物态度截然相反，但都凭着这颇具特色的态度而位极人臣。在一个讲究科举“出身”的社会，左宗棠只不过一介举人，但才气纵横，有经天纬地之能。可他性情刚愎，好擅权专断，不管是他隐居不仕的时候还是他手执国柄的时候，他都是如此德行。他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内任师爷，人只知有左师爷而不知有骆巡抚，其专断可见一斑。而且，这人绝不是一个好共事的人，和他同时代的封疆大吏他没有一个看得上眼，朝中大臣他和谁都合不来，连曾国藩、郭嵩涛这些对他有知遇援救之恩的人他照样抨击得罪，更不用说李鸿章这样的后起之秀。奇怪的是，他终其一生都不改这种脾气，却还是做到封侯拜相的地位。因为，他实在太有才干了，他的才干早已声名在外，掩也掩不住，埋也埋不掉。正在用人之际的大清朝少不了他。久而久之，刚愎不易相与，反而成了左宗棠的招牌，也就无人以此置喙了。而且人家对他之专断不易相处这一性情予以承认，倒给了他独当一面枢机独断的大好机会。左宗棠是典型的“大行不拘细谨”、“办大事不拘小节”的成功者。
袁世凯则是另一种典型。他出身比左宗棠还寒碜，连个秀才功名都没有，那就是连“学”都没有“进”过，但他最终位列军机，爵封宫保，在有清一代的汉人中，以他的出身做到这一地步是绝无仅有了。他初出茅庐的时候，谦卑下抑，感人至深。可一有小权就耍权弄计，飞扬跋扈。在遭人嫉恨算计之后，却又幡然变计，尽改前辙，以谦下待人为能事。即使后来他官封督抚了，他还谦恭得不近常情而近乎谄媚。他也练就了一番圆融通透的交结手段，使得任何权位不如他的人都受宠若惊，而权位高于他的人则心胸舒泰，极为受用，至于权位和他相当的人物，只要有可能，他也决不放过任何示好的机会。他赢得别人好感的秘诀，就在于“以小见大”，以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和小事来打动人心。
袁世凯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喜好天生敏感，任何人，哪怕和他只有一面之交，多年后袁世凯还能一见就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别人的籍贯郡望，甚至当年见面的某些细节。这等本事常常让与袁结识过的人心中暗暗吃惊，既感到受尊重，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他对自己倚重的各种关系人物的性情爱好也摸得熟透。比如吃饭这样的小事，他在家吃饭吃到一个红烧大蹄膀，会吩咐侍从端一碗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大总统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让将军尝一尝。”甚至他早上吃个奶酪，也会吩咐送一份到冯国璋家里。有这样的上司，这部下只要有点血性，谁还不心怀感激？
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袁世凯的顾问莫理循和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都提到袁世凯是一个很有修养、待人亲切的政治家，因为，他不管多忙，在会见外宾的时候总是能够一口叫出这些外国人的英文名字，开心地和这些客人回忆曾经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袁世凯对外文一窍不通，记住这么多彼此相差无几的外国人的名字和面孔而不混淆，这一点殊为不易，换了别人恐怕就做不到。这些外国人见惯了顽固排外的满清大臣，忽然碰到这样一位对他们念兹在兹的可人，心中的新鲜和对袁的好感自不待言，所以他们总是在不违背自己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予袁世凯以支持，他们相信袁世凯是他们真正西方意义上的“朋友”——可以在彬彬有礼地做朋友的同时，赤裸裸地争夺利益，面无愧色地做各种上不得台面的交易。这一点却的确是袁的特长。
其实，政治家中博闻强记、精力过人的人多了去了，但如何让这种惊人的记忆力派上最佳的用场？袁世凯做出了最好的表率：在见面的时候一口叫出人家的昵称，有时比脑子里装一堆军国大事还重要。让别人觉得自己在你心中至关重要，这是赢得别人好感的不二法门，而在一般交往中，将和他人相关的细节记住并让别人知道你记住了，那么他无法不被你的“深情”所感动。做到这一点难么？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只要有心。
对于那些地位比自己卑微的人，绝对不能有所轻视，对高高在上的人来说只是一颗小石子的小事，在别人心里却可以激起千重巨浪，因为每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所以，种下一点点轻乎，可能收获如山的路障，而撒下一点点尊重，则常常收获千钧的感激和意想不到的厚利。
袁和慈禧太后的大管家李莲英是结拜兄弟，按道理有此内应，他对一般的内廷太监就没什么好巴结的了。但袁世凯不同一般的地方就在这里，他绝对不会因为自己手里握了王牌，就看不上小牌。他是一个优秀棋手，每一个棋子他都能派上用场。庚子事变（1900）后，张勋带领宿卫营负责守卫颐和园，和给慈禧太后兼办支房（即帐房）的宠信太监马宾廷交谊密切，袁和张都与马是盟兄弟。有一天，袁与张同到颐和园，张在前行，马宾廷迎出来，招手让张进其住房，张说：“宫保还在后头啦！”马就在院中待袁，袁到，先跪单腿向马请安。照例，大臣没有先给太监请安的。这个事情，多少年后，马宾廷的后人还念念不忘，马宾廷当年的感激可想而知。
马廷宾的感激有何价值？让我们来看看官场的一个不变的规则：在权力场中，越是接近权力核心的人，获得的权力越大，而晚清的权力中心无疑是那个常在颐和园游山玩水的“老佛爷”。要接近这位“老佛爷”，唯一的途径就是“投其所好”，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知其“所好”，这种珍贵的信息，就只能由“老佛爷”周围的一帮人提供。所以，袁世凯得慈禧欢心的秘诀，就在他对马廷宾的那一跪之中！
象马廷宾、李莲英这样的人对袁世凯来说真是“妙用无穷”。因为恪于礼制，当时大臣召对时，都得埋头跪地，不敢抬头看皇上和太后，这样大臣召对时就难以从太后的表情来揣测她的喜怒。袁世凯和李莲英约定，袁低头看李莲英的双脚，他双脚叉开，就是老佛爷很喜欢听这样的话，双脚并拢就是太后不高兴了，不要再说。袁世凯就是这样来揣摩慈禧太后的心意，当然“应对无不称旨”。
得罪这帮太后面前的红人，后果则是不堪设想。据说恭亲王被太后罢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看不惯李莲英，而醇亲王奕澴则识相得多：他和李莲英奉太后令至天津检阅北洋海军，始终不敢站在李莲英前面，只能站在他侧面，虽然大清的祖制内监禁止出京。
有时候，“尊重”别人也并不需太直接，迂回侧击的效果反而更佳。
有一次，袁世凯去拜会满族大员增崇（字寿臣），增崇将小儿唤出来见礼。这小孩早闻“袁宫保”的种种轶闻，对袁是向往已久，所以行礼的时候行旗礼而不行汉礼，以表明自己没把宫保当外人（汉人）看。转瞬间，只见袁世凯闪电似的离开了他的座位，也照样抢前几步，对这小孩还安如礼，口中还连说“不敢，不敢。”然后双手紧紧拉住小孩的手，连说：“老弟好！老弟好！”半侧着脸双目炯炯有神地看着小孩，半侧着脸对增崇说，“老弟真英俊，真英俊！”然后征得增崇同意，当堂和这小孩攀谈，问他看什么书，又说，“老弟需要些什么书，我可以给送过来。”小孩说了几本书，又说课本少太旧，新出的买不到。袁世凯连忙说，“好，好。我明天就给送过来。”本来，袁世凯以一品大员的身份能和一个小孩如此亲近，已经极为难得了。这小孩见过王文韶（军机大臣），他对王文韶一揖到地，王却连座位都不离，手里的水烟袋也没有放下，只是半起半坐、歪歪扭扭地拱一拱手就算还礼。两相对照，袁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自不待言。但即使如此，这个小孩也没有想到袁宫保真的会给他买书送过来，这样的事，恐怕他老爹也办不到。可是，第三天中午，他就看到门房的院子里摆着五个木板箱子（学富五车之意），里面各种各样的书应有尽有！门房说，“袁大爷差片给少爷送书。”差片，就是让人持名片办事，这就是送这小孩一张自己的名片，以后有事就招呼。这件事，几十年后这小孩还牢记在心，回忆起来宛在眼前，试想，如果这小孩此后发达，能不对袁报以桃李？即使他无力及此，这一车书不止讨得小孩欢心，也让增崇的面子十足。
袁世凯如此费尽心机笼络各色人等，这样一来，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官场上几乎没有敌人。他后来树敌如此之多，那是因为他的权位越来越重，再也不可能不损害的别人的利益和地位而上升，不可能调和所有的冲突了。这就是政治。
不容讳言，袁世凯这一套结交人的手段，对他仕途升迁有百利而无一害，但从长远而言，则不可避免损害到他作为政治家的声望，也会危及他的全部“事业”。袁世凯得一“虚伪”的“盖棺定论”，很大程度上和他对人的手段态度相关。因为政治上总是充斥各种背叛与苟合，原本“以诚相待”的多年老友很可能会因为形势发展变化而成为生死冤家，这在中国这个不缺乏斗争传统的国家尤其如此。孙中山和他的同盟会各头领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他甚至还指使人暗杀陶成章这样曾和自己共事的会党领袖。民国政府建立，袁世凯和几十年的生死之交唐绍仪因为总统和内阁的权力问题而分手，也是如此。至于他和盛宣怀的分分合合，就更是予人话柄了。
袁世凯一生经历了晚清到民国这一段政治风云最为变幻莫测的多事之秋，他所面对的这种分分合合的选择多不胜数。这样，原来待人愈是“诚恳”、“谦卑”，到分道扬镳的时候，就愈显得前述待人之态度“虚伪”、“做作”，这本是常人都有的观感。可是，就袁世凯来看，他和唐绍仪倾心结纳的时候，他怎么会知道自己最终会和这样的“刎颈之交”变成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冤家呢？要知道，他们1884年在烽火漫天充满杀机的朝鲜京都订交的时候，真的是惺惺相惜的道义之交啊！然而，一旦主要建立在个人感情和效忠上的这样重要的政治联合出现裂痕，袁世凯的“信用”就会日渐瓦解，以至于分崩离析。因为这种联合和利益上的结合（袁的关系当然有很多是利益结合）不完全一样，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心理上的信任。这种信任危机会发生连锁反应，就跟金融风潮中的信用危机一样。袁世凯因为毒杀赵秉钧（赵案没有定论，但一般都认为是袁毒死的）这样的多年心腹，使得其余的左膀右臂都不寒而栗，人人自危。这是他复辟之时众叛亲离的一个重要原因。
“芋头”不要烂在手里
政坛风云变幻莫测，旦夕祸福难以预料。不过，那些在政坛上升迁最快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极少踏足那些纠缠不清的“烂泥潭”。俗话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这是理想状态，只有在承平世才可勉强做到。若是碰上多事之秋，地方不太平，做起官来可有不同对策了。上策当然是能够为主上分忧，将大祸消弭于无形，中策是能够稳住局面，使之不再恶化，下策当然是坐视不理。然而，如果这种局面不可能在短期内改观甚至也不可能防止，那么“为官之计”，上策是三十六计中第一计，及早从“烂泥潭”抽身，免得到时候不能自拔。一走了之就可以避免“芋头”烂在手里，至于这烫手的“芋头”烂在地里还是烫在别人手里，那是别人的事了。如果“芋头”烂在自己手里，那无疑是给自己的宦海生涯平添许多污渍：官场上按部就班升迁不难，青云直上也常见，阴沟里翻了船还能咸鱼翻生的可就少见了。
袁世凯看局势看得非常明白，他非常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从烂局中抽身。
1885年1月30日，袁以母病为由，向吴大请假回国。这一年的春节，他是和这两位钦差大臣在烟台一起度过的。这标志着他个人的官场“恶运”到头了。但他的“事业”和抱负，则远不是那么乐观。26岁的袁世凯，除了个人的官位升迁，他还想做一番什么样的“事业”？
袁世凯在朝鲜期间，曾多次上书给北洋大臣李鸿章（朝鲜事务属清北洋大臣管辖），他认为朝鲜终必有大乱，韩王庸懦无能，所以建议朝廷选派一个监国代朝鲜王执掌政柄。这时的北洋大臣是李鸿章，他虽然同意袁的意见，可是他正苦恼于中法和议未定，怕在朝鲜出乱子，所以把袁的建议搁置。袁世凯继续上书痛切陈言，但仍未见采纳。回国后，他在天津谒见李鸿章，再把他的建议上达，李仍不接受，他只好要求请假两个月，返回陈州府了。
与此同时，朝鲜政变的纠纷并没有了结。因为朝鲜是中国的属国，朝鲜的涉外纠纷由中国处理，所以这一场政变又演变成了中日之间的谈判。中日谈判朝鲜事件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十八日在天津举行，清朝首席代表是李鸿章，代表是吴大澂和续昌，日本全权代表是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大臣西御从道。谈判从二月十七日开始，至三月四日结束，议定条款三项：（一）四个月内中日尽撤驻韩军队；（二）中日两国均无庸派员教练韩兵；（三）遇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派兵赴韩，应先互相照会。
从这次条约中可以看出日本已取得和清朝在朝鲜的同等地位，这个条约也给日本造成了后来甲午战争的借口。
1875年的《江华条约》使朝鲜自认非中国属国；《天津条约》则使清廷自认朝鲜不是中国的属国，同时日本因此取得和中国同等地位。清廷就这样把自己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分了一半给日本，日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在谈判桌上得到了。清朝的国家战略与袁世凯企图更深一步控制朝鲜的计划完全背道而驰。然而，即使这样，这时候的朝鲜仍然把中国当作宗主国。当时朝鲜想增兵三营，要求北洋大臣仍派袁世凯前往练兵，可是清廷既已与日本签了条约，所以自然不会同意。
清朝终究不甘心就这么放弃朝鲜。不久，朝鲜国内政局发生变化，清朝决定将三年前被擒来中国的大院君李罡应送回朝鲜，以平衡朝鲜国内的政治势力。可这时候的大院君孤身一人，回国又能有什么作为？他必须有实力，而清朝受限于上述天津条约，不能派兵护送、支持他。李鸿章深感焦灼，这时候他想起一个人来，“其才必能措置裕如，无须派兵同行。”这就是袁世凯。
李鸿章于是奏请袁世凯以道员升用，赏加三品衔，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加委袁世凯为驻朝鲜交涉通商事宜。二十六岁，官居三品，其官场得意由此可见。袁奉委后，乃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初七启程再度赴韩就任新职。在劝袁世凯接受这一使命的时候，李鸿章对袁开玩笑说：“这回就像演戏，台子搭好了，客也请好了，就只等你登场了”。袁世凯或许是出于习惯，推脱说还是得丁日昌的大军去才行，李鸿章忙说：“朝鲜人听说袁大将军到，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原来打算派的人没有一个可用的，慰庭，你兵也用不着带，我只准你带水师小队几十个人登岸。做向导，你看，这些人足够了吧？”李鸿章当时红得发紫，可对年轻袁世凯的才干赏识如此，近乎讨好。虽然，李鸿章办外交，横竖只有“以夷治夷”这一招，不肯做半点冒险拚实力，这和袁世凯大开大阖、阴骘猛进的路数完全不合，以致李鸿章有几次气得要斩了这个老给他添乱的下属，但在李鸿章的夹袋里，的确再也拿不出袁世凯这样的干才了，他只有依靠袁世凯。
袁世凯这一去，就在朝鲜待了十年。这十年，按照某些人的说法，也可以说是“不屈不挠” ，“苦苦支撑了十年”。
这十年里发生的事情，如果细细道来，真可以演义成一段“朝鲜春秋”，看看袁世凯在朝鲜这个舞台上怎么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用命于“危急存亡之秋”，周旋于日俄英美等列强之间，游离于朝鲜各种政治势力之间，费尽心机地把朝鲜限制在中国的控制之内。比如，他想尽办法阻止朝鲜以独立自主的身份办理自己的外交事务，他用强硬手段要求韩王以“郊迎”的大礼接待清朝的钦差大臣，这让日本和欧美列强既妒忌又刮目相看。他嗅觉灵敏，心思缜密，列强任何想拉拢朝鲜脱离中国的动作，他总能迅速发觉，然后采取有力对策。
可是，袁的正式身份，就只有一个“商务委员”，这既不是外交人员（因为中朝之间不是平等的国与国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又不是清政府任免的政治官员比如摄政、监国，而且他这次无一兵一卒可凭恃，所以“身份”非常模糊，他之能在朝鲜政治中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完全凭借他自己的才干，至于这时候的大清帝国，与其说给他撑腰，还不如说拖了他后腿。他的“本职工作”，通商事宜，他干得也不赖。有人统计过，1885年袁履任的时候，在朝鲜的主要港口外贸进口份额中，中日两国的比例是19比81，到1892年，这个比例变成了45比55，这是袁世凯一力扩张中国在朝鲜影响、与日本竞争的结果。
虽然他的舞台就只有朝鲜这“三千里江山”，但他的战略思维却宏大而清晰。这时他再度上书给北洋大臣李鸿章，献议对朝鲜问题处理的策略，上策是：“乘朝鲜内敝，而日本尚不敢鲸吞朝鲜，列强亦尚未深入，我政府应立即彻底收拾朝鲜，建为一个行省。”下策是：“门户开放，免得与日本或帝俄正面冲突，索性约同英美德法俄日意各国，共同保护朝鲜。”他的建议应该说是针对朝鲜的困难所作的良策，可惜那时清朝政府除了李鸿章外，大都是庸懦愚昧，对于他的建议便搁置不问。而李鸿章，也已经是暮气沉沉，就象他的淮军一样了。他有心而无力去实施袁世凯这些进攻性的大胆外交战略，只愿意“守成持重”。因为，李鸿章并不是大清帝国国家战略的最终决定者，他受制于整个清帝国的政治环境和体制。李宰相是久历宦途的太极拳师，岂好和稀泥哉？形势比人强，亦有所不得已也。这个形势是什么呢？
当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时，清帝国的政治中枢同样爆发了一场地震，这就是那拉氏罢斥恭亲王弈忻。这一场“政变”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因为，正是这场政变使得那拉氏完全掌握了清帝国的最高政治权力。没有了权力制衡，她作为女人的本性就毫无顾忌地展示出来了。她除了嗜好权力，她还爱好享受，爱慕虚荣，所以从这时候开始处心积虑地挪用海军军费修造颐和园——从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中国海军竟然"未购一舰"！照满清王朝最后一任总管大监小德张的回忆，慈禧皇太后当年一天的生活费，大致是纹银四万两！可是政府没钱来扩张海军。
在这种“大局”之下，袁世凯能有什么作为呢？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说：“此间时势，如江流日下。如侄驽劣，已精力交困，惟盼秋后瓜期，即谋代藏拙，田园乐当不远矣。”袁世凯悲哀地发觉自己对朝鲜的局势再也无法操控了，因为“实力”说话的分量越来越重了。
他在朝鲜实施的强硬手段，被朝中许多保守懦弱的大臣看作是“挑起事端”——这话本来应该是日本人来说才对的。但日本人却认袁世凯为英雄和值得尊重的对手，当然，也是值得除掉的对手。到了宣统年间，袁已失势，日人佐藤铁治郎用中文写了一本《袁世凯》，对袁大为揄扬，其中着墨尤多的就是袁这段时期在朝鲜展露出来的强硬而灵活的外交手腕和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当时袁的政治环境非常恶劣，这本书徒招人嫉忌，所以袁的长子克定央求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和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小幡酉吉等协助，把这本书全部购买，予以烧毁，不使其流传。
当初李鸿章将袁世凯推上朝鲜这个舞台的时候，他大概也没有想到，袁世凯在这个台上居然一唱就唱了十年吧？十年之后，局势终于不可挽回，因为清王朝的日益腐朽，这个戏台的台柱坍塌了，袁世凯下台的时候，简直可以用“仓惶而逃”来形容。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类似中国义和团），日本出兵干涉，中国的外交决策在出兵和外交解决之间犹豫不决。因为日本蓄意军事解决朝鲜问题，袁世凯的生命受到威胁，日本人，朝鲜亲日派，甚至大院君李罡应的势力，对袁都采取敌视的态度。在促使清政府增兵没有得到迅速回应的时候，袁世凯连忙催促清政府将他调回中国，其惶急之态，与前面他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镇定自若大相径庭。最后，是在千钧一发之间，唐绍仪护送他变服易装连夜登上英国人的军舰离开朝鲜，距日本人来他的住处寻他只十几分钟的间隙。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袁世凯性格中一个向来被忽视的特征，就是贪生怕死。这一点恐怕让人不解。袁世凯以带兵练军起家，治军以苛以严著称，他定的新建陆军军纪中光军人处死的条例就有18条之多，而且他不管是治军还是治民，的确杀人无数（杀义和团），在晚清政坛上有“屠人”之称，和岑春煊的“屠官”（参劾官员），张之洞的“屠财”（靡费钱财）并称。但他自己却非常惜命贪生，也许正因为他自己怕死，所以对别人就他“以死惧之”吧？他可以殚精竭虑地为维护中国的利益而与日俄周旋，但一旦这种使命威胁到他的生命，他是绝对会退却的，他绝对做不了文天祥那种为国殉难，为主尽忠的人。他所有的活动，都难以“天下为公”这样的抱负来形容，他之所以那样卖力气，是为了“建功立业”。也许有人会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呢？的确，一个普通的人恋生惧死，不是什么缺点，但一个政治家贪生怕死，则可能是致命伤。汉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因为太贪恋生之欢愉，想尽一切办法求长生不老之术，导致他迷恋方术不能自拔，最后为术士利用，失去了基本的政治判断力，演出了父子相残的人伦惨剧。袁世凯贪生，这不止在关键时刻可以看出来，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也很明显。他爱吃参茸等滋补之品，常常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放在嘴里嚼着吃。此外，他还雇着两个奶妈，他每天就吃这两个奶妈挤出的奶。他所住的居仁堂安装着卫生设备，但他除了每年过年时洗一次澡，其余时间从不洗澡，大概是怕洗澡洗掉“元气”。袁世凯晚年有足疾，步行常拄杖，但这手杖却裹以硬铁皮，知道内情的人说这是为了防身，可是当时他已经保镖卫队无数了。他即使深居中南海的时候，每天傍晚走出办公室散步的时候，园中照例得“清园”，他不许在园中见到任何除亲人以外的人，哪怕是园丁、卫士，这大概是将被暗杀的机会降至最小而采取的措施。因为贪生，所以对风水相克之道很信奉，给了宵小之徒玩弄他的机会。
袁世凯为他的贪生怕死付出的最大代价，则是后来他错误地估计了复辟的形势和可能性。原来，在武昌起义和清帝退位这一段时间，袁世凯在通往皇宫的路上遭到暗杀，侥幸逃脱。但从此之后，他十年怕井绳，极力避免抛头露面。他搬进中南海之后，几年的时间只出了三次中南海的大门：一次是去太和殿就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一次去天坛祭天，一次，则是去太庙祭孔。最后一次则是大出殡的时候被人抬出来。这样深居简出的生活，对一位最高当政者来说害处太大了，所以才有他大儿子袁克定给他看假《顺天时报》他居然很长时间发现不了这样的丑事。他对复辟做了过分乐观的判断，很大程度上也是他变得“耳不聪，目不明”的结果。
袁世凯贪生的弱点，影响了他很多重大的政治决策，这一点在他后来的经历中是反复出现的现象。不过，他这一次狼狈逃出朝鲜，则很难说是必要还是不必要。或许，如果他不及时抽身，说不定真的成了日本人的刀下之鬼，大清的英烈榜上要加上他袁项城了。
袁世凯逃离朝鲜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他也许在想着他十三岁的时候，为自家写的那一付让老师瞠目结舌的春联吧：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
也许，中原逐鹿，这才是他最感快意的人生大志！
权力是一种无形的力，而政坛就是由这些大大小小、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道组成的权力场。真正的官场高手一定是一个“太极推手”，懂得借力打力，懂得化刚为柔，懂得隐忍不发，懂得静中有动、动中有静。
袁世凯能够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做到左右逢源、借力打力，关键就是他坚持“做人做事不做绝”的原则，他绝对不愿意把自己置于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中，也绝对避免“背水一战”这样没有转圜余地的“死地” ，他的政治策略中甚至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样的观念。袁世凯政治上最擅长的就是在各种势力之间纵横捭阖，合纵连横，阳以阴取，上下其手。也可以说，他是混水摸鱼的老手，水越混，则他摸鱼的兴致越高，心思越敏，手段越灵。
他实施这样的战略有几个“经典”，一个就是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引起的“庚子事变”中。这时候慈禧凭借义和团这样的乌合之众愚昧地向十一国列强宣战，还要求地方督抚出兵“勤王”。袁当时是山东巡抚，又手握精锐重兵，不出兵吧，得罪慈禧后果不堪设想，出兵吧，不止引火烧身，而且他算准清廷无取胜之理，到时候八国联军“秋后算帐”受不了。所以，他两方面都不得罪。对慈禧，一方面派一小部军队慢慢“星夜驰往直隶”勤王，另一方面是输银输饷，以及绫罗绸缎等各种奢侈品，使她即使仓惶逃命的时候还能保住一点体面，满足她穷奢极欲的虚荣心理。在慈禧回銮的路上，袁世凯又是花车又是别馆地迎候。慈禧太后的第一辆汽车，就是袁世凯进贡的。可惜慈禧觉得，司机竟坐到她前面，这不成体统，所以只用来做摆设，但她心里对这新奇玩意还是兴致勃勃的，对袁世凯的活络心思也就高看一眼。对外洋列强，则是饬令山东州县官员，用军队保障教士教民的性命财产，让洋人找不到寻衅借口。这一策略极为成功。慈禧对袁世凯的青眼相加是历经庚子事变之后，而八国联军认为袁是方面大员中强有力的“朋友”，对他赞赏备至。反观当时和袁处在相同处境的其他督抚，都没有袁世凯做的这么天衣无缝。那几个和袁一样手握重兵的将领如聂士成、董福祥、宋庆，于大局是一叶障目，于小节是胶柱鼓瑟，听信慈禧太后的赌气指示去和八国联军打无理之仗，结果败得一塌糊涂，不止把手里的军队折腾得一干二尽，而且自己也没讨到好——聂士成一代名将被义和团乱民砍死，董福祥战后成了战犯被剥夺军权，其部队解散，宋庆部则溃不成军了，因此慈禧对他再无借重之处。倒是袁世凯，手里的军队成了清廷唯一依赖的精锐了。而那些督抚们，在这兵荒马乱、自顾不暇的时节，谁也没有想到如袁世凯这样如此“尽心”孝敬慈禧。由此可见，袁世凯在大局中灵活处置、掌握主动的策略收效不可谓不显著。
到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天下局势已成瓦解，各种政治势力风起云涌，政事军情瞬息万变，革命党、清廷和立宪党均无力收拾残局，只有请袁世凯出山来摆平。这时候的袁世凯真可谓“众望所归”，但他牢牢握住兵权之后，对哪一方都不完全支持，也不完全反对，而是左顾右盼，左右开弓，一方面对清廷信誓旦旦批沥自己的忠肝义胆，同时以革命党的势力和要求来要挟清廷，一方面则对革命党表示民心思安，天下为重，而又以清廷的要求来压榨革命党，还充分利用立宪党在其中做穿花蝴蝶，穿针引线，终于攘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这一幕大戏，演得是起承转合、跌宕起伏兼有声有色，的确是袁世凯一生中耍权弄术的经典之作。可惜袁世凯身边有些人不明白袁世凯种种举措的妙处，觉得他做事不像以前有决断了。袁听了不免得意地向这些人解释：“你们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如果硬来，树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二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今天的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现在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
在戊戌变法中，他最初也是秉持灵活机动的策略，而且极为成功。虽然他有段时期被慈禧太后目为维新党，而且康梁一党的确对他也倚为腹心，连政变这样大逆不道的事也请他参与，但袁世凯在保守派和务实派那里也很吃得开，至少是他们极力拉拢的对象。荣禄对他的器重和保全是不用说了，李鸿章这一洋务派大佬则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推崇他，而李鸿藻作为清流派的首领，对务实派李鸿章的政见和为人向来不齿，但对袁世凯这一“李鸿章的人”居然也赞赏备至。所以，当袁世凯1995年活动到专办练兵事宜的重要位置的时候，无论是兵部尚书荣禄、庆亲王奕劻这样的满族亲贵，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些方面大员，还是军机大臣李鸿藻、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这样卓著清誉的清流党，抑或是李莲英这样阴狠毒辣的宫中红人，对他都是交口称赞、鼎力支持。想想只要在这衮衮诸公中巴结上一位，也足以青云直上了，而袁世凯居然能够个个搭上线，其交结手腕真令人叹为观止。这时候他在官场中处在游刃有余的超脱地位，那些汹涌澎湃的政坛暗流，不管来自哪个方向，到他这里却都能为他所用。可是，康有为这个刚愎狂妄、毫无政治经验的书生“改革家”，却硬是将他拖进了一场他毫无准备的军事政变中，从而将他置于“非此即彼”的“死地”，不得不在光绪和慈禧之间做抉择，而且给他考量的时间如此短促，以袁世凯一贯的作风，真的是难煞他了。
锦上添花何若雪中送炭？
一个处在顺境中的人，会很自然地将自己所得到的帮助归之为自己的本事，或者运气；一个处在困境中的人，则自然地将自己得到的帮助看作是别人的恩典和赐予。掌握这个人性的普遍规律，感情投资的投入产出比也就一目了然。
在别人处在落难境地时稍一援手，将令人铭感终生，在别人万事顺意的时候，哪怕送上厚礼，别人也会转眼就忘。所以，一个人是否“重感情”，并不在于他出手是否阔绰，只在于他什么时候“出手”，什么时候“阔绰”。
袁世凯之所以几十年来能够成为政坛不倒翁，在晚清扑朔迷离的政治斗争中权势越来越大，很大程度上和他做人灵活有关。前面说到袁世凯处心积虑地结交五湖四海的各路神仙，但他的发达，也并非交游广阔这样简单。他能结交人，更能笼络人，关键还能留住人。袁宫保“义气”，“手面毫阔”，“念旧”，是很多人对袁世凯的一般观感。在官场上，他虽也不得已做出过“丢卒保车”的事，但他不做“过河拆桥”的事，同样也很少做赶尽杀绝的事。观其一生，在政坛纵横驰骋，真正和别人决裂到誓不两立的情况少之又少。他总想留着和别人见面的余地。即使对孙中山一派，他最初还是极力想笼络以为己用的。他私下对自己的心腹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指革命党人）来了，我们当然是欢迎之不暇的，但是要在我这个圈儿里。”意思是只要革命党尊他为首，他并不排斥革命党。袁的公开文稿中无不强调自己对清朝、对太后、皇上的一片拳拳忠心，但其实他只要求别人对自己忠心。当然，面子上他总能做的对谁都情真意切。就以向上找靠山来说，袁世凯并非单独恭维、孝敬那拉氏一人而已，凡是能向那拉氏接近说话的人，无不十足敷衍结纳，据说京中满汉各大员，无论婚丧嫁娶喜庆寿筵逢年过节，举凡讲究排场的事，袁世凯都有“分子钱”奉上来——只要值得巴结，巴结得上，他对谁都巴结。
袁世凯和李鸿章的关系，就很能说明袁的为人世故。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忍辱负重赴日本马关签下人人都认为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还差点被日本人刺杀在春帆楼。这也就罢了，回到中国，清政府中还有大批放高言论的清流党人恨不得对他食肉寝皮，有的提出先杀李鸿章以谢天下，然后废约再战。所以，李鸿章不止几十年来苦心经营赖以秉政的淮军灰飞烟灭，老本蚀尽，自身也是身败名裂，被撤职不说，连三眼花翎都被拔掉了。此时的李鸿章，老病交加，签完条约回到天津，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藏在家里不敢出来，往日门前“车如流水马如龙”，一夕之间“门前冷落车马稀”，此时此地，还有谁会来“拜见”他？有！袁世凯看到天下人“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梁启超语），却当即向督办关外军事的刘坤一消差，不避嫌疑赴津谒李，输诚致意，李鸿章此时的感激可想而知。其实，袁于此际来安慰李鸿章，于他政治上并无多大风险，而就打动人心来说，雪中送炭的效果总比锦上添花要好得多。别人或者见不及此，或者也许有此识见而无行此手段的胆略，而袁世凯则二者兼备。所以，当1901年李鸿章为议和八国联军而再起的时候，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李鸿章在其留给慈禧的遗折中（李在草签《辛丑条约》后去世）保荐袁世凯代其北洋疆臣领袖的地位，视其为北洋的衣钵传人，有“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这样的激赏之语。当然，后来有人考证出李的遗折中并无保荐袁世凯一事，但前述说法也非空穴来风，李鸿章此后对袁的确是提携推重不遗余力。李鸿章战败的时候，袁虽因指呈淮军积弱之弊而赢得李鸿章的对头李鸿藻的青睐，但在人身上却并不攻击李鸿章，相反在私交上和李有同病相怜之感。
袁世凯搭上庆王这条线，是袁的“事业”更上一层楼的起点。“朝中无人莫做官”，可以说，袁世凯任外朝封疆大吏而能遥执中央权枢，主要就是因为他有庆王这样硕大无朋的“靠山”，甚至，在那些稍为清高一点的官员眼中，“庆袁”简直就是“狼狈”的代名词。袁世凯在41岁的壮年就登上直隶总督的高位，清廷对他的这番“恩遇”比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些中兴名臣有过之而无不及，袁得此提拔主要就是他靠在荣禄这棵大树下。但庚子之后，荣禄体气大衰，袁就想着得找新的靠山了。这时候庆王开始得到慈禧的信任，他对袁世凯一心巴结荣禄不免有些酸溜溜的“怨妇”心态。他对人发牢骚：“袁慰庭只认得荣仲华，瞧不起咱们的。”袁世凯的耳目遍布京城，京中的风吹草动都能明察秋毫，他提前得到庆王将取代荣禄的军机处领班地位，立马从北洋经费中拨出十万两银票，令杨士琦密赠庆王，话说得非常漂亮：“袁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贺，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庆王那个感激啊，简直可用“受宠若惊”来形容，你看，袁宫保比自己还体贴自己！的确，袁世凯没有食言，后来庆王府的用度，几几乎完全由北洋经费包下来了。袁世凯的投资都是有回报的，此后庆王在军机处的任何大政方针、用人用事几乎都先听袁世凯的意见。
本来，在载沣当政之初，在一帮满族青年亲贵的撺掇下，他是打算一不做二不休除掉袁世凯的，但庆王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除掉袁世凯很容易，可是你能保证他手下的北洋军队不兵变？”这句话吓住了没有胆略和决断的载沣，加上张之洞说皇上刚登基就诛戮大臣不祥，这样才保住袁世凯的命。
袁世凯当上民国的大总统后，满族亲贵成了靠民国施舍的“破落户”了，但袁世凯没有过河拆桥，虽然庆王在满清皇族中已经没什么影响力了，袁对庆亲王这些曾和他穿一条裤子的满人元老还是时时接济照顾。这些念旧之举，固然是为了保住满洲贵族对新生的中华民国的“效忠”而有意为之的收买，但也有袁世凯个人的感情在里面。虽然袁世凯后来声名狼藉，但他一生都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他绝对不愿留一个“凉薄无情”、“过河拆桥”的恶谥。袁世凯在辛亥年逼迫清室退位的时候，扭扭捏捏，遮遮掩掩，一个原因就是不愿得一个“欺负孤儿寡母”的名声。
阮忠枢是袁世凯的心腹幕僚，他们订交早在袁世甫及弱冠的时候，就是他早年去上海拜见王雁臣那一次的回家路上。这一趟走上海，袁有两大收获，一是在勾栏中得遇一红颜知己。这位妙人慧眼识英雄，和袁情好日密，劝袁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资助他盘缠，行前为他备酒送行，并且说，他走后她立刻就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功名，不要相负。他后来果然没有相负。他驻扎朝鲜的时候特意将这位姐儿接到朝鲜，这就是他九位姨太太中的大姨太沈氏。大概当年吴兆有等人参劾他“蓄养官妓”就是针对这一段艳史吧。另一大收获，就是在由上海去山东的路上，遇见了进京会试的阮忠枢。两人旅次交谈，相见恨晚，当时就结拜成兄弟。后来袁世凯官山东巡抚时，阮忠枢就入袁的幕府，成了袁世凯最信任倚重的心腹之一，多少文案中，阮稿最当袁意。所以袁的成功阮的辅佐功不可没。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因为袁的事业日张，手下人才荟萃，阮渐渐跟不上形势了，尤其文案一道，因为“民主”、“共和”这些新词一时层见叠出，而袁世凯是最能花样翻新的人，所以在文字方面借重阮的地方越来越少了。袁身边的人也认为阮已经失势，不足为道了。加上阮对袁的称帝也不以为然，所以别人看得二人关系疏离已远。到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授意成立一个由核心成员组成“十人委员会”主持复辟事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十人是袁精心选择的他最器重的人，也是他认为对他的功业贡献最大的人，一旦袁氏家天下成功，这十人就是居功阙伟的显要。不料，他斟酌再三，竟还是将阮忠枢的名字署在这名单的首位，这一举动，让很多人不解，也让很多人心服。因为这一“叙功”名单，原来对袁有“幽怨”之心的袁氏旧人，对袁感激之念又生。毕竟，宫保是个知恩图报，不忘旧宜的人。
后来袁世凯和唐绍仪因为总统和总理权职之争而不欢而散，唐绍仪一气之下辞职离京往津。袁急忙派段祺瑞、徐世昌两人联袂到天津劝他回心转意，唐坚辞不就，袁还想转圜，先发布唐以病假休息，其后知无可挽回才不得不准其辞职。这一次决裂之后，唐绍仪在袁氏生前再也没有和他见过面，可见心伤不浅。对袁氏，大都认为这人心肝全无，所谓挽留，只是惺惺作态，这恐怕也不确。袁氏的确是为唐绍仪的离去黯然伤神，这是他的亲朋故旧中唯一他被迫自己“抛弃”的至交。其余和袁氏决裂的心腹或至交，则都是这些人主动弃他而去。从私交上来说，的确是这些人背叛了他。他帝制失败时，段祺瑞、冯国璋这些一手提拔、曾经生死与命的将领和他若即若离，他最器重的四川都督陈宦，湖南都督汤芗铭，以及早在十几岁时就带在身边的唐天喜，这些人纷纷离叛，才是从精神上打垮他的真正力量。因为他最看重和这些人的交情，也一直认为这些人是最不可能背叛他的人。他和这些人的私交深浅，从对这些人的称呼就可以看出。他要自己的子女称呼段祺瑞为姐夫，因为段的夫人张佩蘅是袁世凯收养的前清大员张芾（曾任江西、广东巡抚，死后清寒，留下妻女无处安身。）的孤女，张氏视袁家为娘家。他要子女称呼冯国璋为“四哥”，则大概因为冯国璋在家排行第四，冯国璋的续弦夫人周砥（道如）既是袁世凯督直时创办的女子学堂的学生，又曾做过袁氏的家庭教师。就个人恩遇而言，袁对他的部下的确不薄。这样亲如一家的关系，结果说散就散了，怎不让他绝望？
当然，袁世凯念旧，为人圆融通透，也不是说这人是好好先生，谁都不得罪。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尤其是在私交上，他远不像官场上那样沉着冷静，惟利是图，而是颇多负气之举。然而，恰恰是这些率性而为的举动才使得袁世凯显露出常人的性情，使得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精明的利益计算机器，而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性的活生生的人。
袁世凯对于看不起他的人从来都是怀恨在心。年轻时他想到北京谋出路，向他的小舅子借钱，而他小舅子对他不屑地说：“你到外边能找到什么事？去了也是白糟蹋钱！”不肯借钱给他。后来袁世凯当到直隶总督了，这位小舅子来投靠他，袁第一次接待了，但气咻咻地说：“外面没什么事情好做，你还不如呆在家里。”第二次就再也不肯见他了，也无一文馈赠。而对当年支助他到北京的舅舅，则馈以5000大洋。袁世凯的生母刘氏病逝归葬，因为刘氏不是正室，袁世凯大哥不许葬入祖坟正穴，官居总督的袁世凯一心想为生母争一个名分，始而软语相求，继而疾言厉色，但终究拗不过袁氏“家法”，袁世凯大怒，一气之下为刘氏另购墓地厚葬，而且终生不再和他大哥见面。他后来罢斥之后，宁愿到别处购地另建居处也不回他大哥占据的项城老家，其间怀恨之深可见。
袁世凯甚至和他的元配夫人于氏之间也有解不开的怨恨。早年袁世凯在家乡娶了于氏，第一年感情很好。有一天袁世凯看到她经常喜欢系一条红色绣花缎子的裤带，就和她开玩笑说：“看你打扮的样子就像个马班子。”河南人称呼妓女为马班子。结果于氏反唇相讥：“我不是马班子，我有姥姥家。”意思是她是有娘家的人，是明媒正娶的大太太，而不是没有娘家人的姨太太。袁世凯由于自己生母正是一个姨太太，因此认为于氏有意揭他的短，当下就和她翻脸，一怒之下，从此不再和她同房。所以于氏在生了长子袁克定之后，再也没有其他子女。袁世凯做官在外几十年，只有在做了山东巡抚以后才把于氏和母亲刘氏一起接出来一起住，但对于氏再也没有什么宠爱了，只把她当一个主妇的牌位。不过，袁世凯虽然心中存此芥蒂，他对于氏还是留有一点情面，表面上对她还是很尊重，客气。就是到了中南海以后，他也还是按照历来的习惯，隔个三五天就到于氏的房中小坐一会儿。而且，见面的礼节，也真正是“相见如宾”：见面后，袁世凯一定先问一句，“太太，你好！”于氏也答礼如仪，“大人，你好！”
消灭政敌的最好办法
对付政敌，最笨的办法就是让别人看出你和他是政敌，而“消灭敌人的最好办法”，按照林肯总统的说法，“就是将敌人变成朋友。”但是，同样应该牢记在心的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北宋的开国大将曹彬，在皇帝让他出征的时候，非得一再恳求让皇上的亲信太监田钦随行监军。曹彬才能出众，人品正直，而田钦是典型的只会溜须拍马、搬弄是非的人，所以曹彬周围部下和朋友大为不解。曹彬不得已解释道：“我知道田钦不是什么好鸟！我把他拉来随我一起出征，而且请他做监军，就是为了我在外征战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如果他留在皇上身边，肯定说我坏话。他和我呆在一起，我成功了他可以分享我的战功，我失败了，他也得承担责任，这总比让他在宫内一张嘴陷我于万劫不复之地要好吧？”看来，曹彬并非一介武夫。美国的林登DangerCode;约翰逊说：“与其让那混蛋在你的帐篷外边冲你帐篷里边撒尿，还不如拉他进你的帐篷来，让他从里往外边撒！”化敌为“友”，是政治斗争中一门不可忽视的艺术。毫不夸张地说，袁世凯在这一点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对于政治上和他有利益冲突的人，袁世凯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笼络结交，试着建立私人感情，将对手笼络为自己人。
如果无法和政敌建立坚固的感情纽带，并收为几用，他就试着赤裸裸地收买。
如果收买还不成，那么只要对手不打上门来，他会竭力避免正面的冲突。
最后，实在到了狭巷相逢，短兵相接的地步，则袁世凯的凶狠毒辣、无所顾忌就派上用场了。这时候他会象猎豹一样猛扑向对手，毫不容情地将其撕为碎片！
他对待政敌的狠辣手段从丁末政潮之争可以窥见一斑。
1907年的丁末政潮，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和军机领班庆亲王奕劻为一方，以军机大臣瞿鸿玑和慈禧太后的红人、两广总督岑春煊为另一方，表面上是围绕在新政中如何改革而发生分歧，但实际上是为争夺清政府的中央权力而演出的一场龙虎斗。双方都不是省油的灯，这其中百折千回、惊心动魄之处，简直让人目不暇接。袁世凯一方开始时是处于下风的。瞿鸿玑为人清廉方正，学问文章都是上上之选，加上他正当壮年，办事精明利落，很得慈禧太后的赏识。岑春煊则是慈禧太后面前一等一的大红人，因为庚子年慈禧逃难途中护驾有功而开始发迹，因为参劾贪官污吏不留情面而声闻天下。对照起来，庆王贪鄙庸碌，索贿成性，袁世凯虽有能员之称，但其政以贿成，官以赂取，勾结亲贵，交通中外，也是有目共睹的。
袁世凯一意要推动大清朝的新政，因为他至少可以借着新政攫取更多的权力，而且他明白大清再不改革，瓜分豆剖就在指顾之间，果真如此那他的官也做不下去，权也无处可捞。可是，瞿鸿玑目光如炬，看得明白，袁世凯的野心没有止境，他的崛起会危及到大清朝的根本，所以忠于大清朝的他要竭尽全力遏止袁世凯的政治扩张。他对袁世凯的印象早在1903年就形成了，当时瞿鸿玑已经入直军机处两年多，袁世凯以直隶总督之职，和庆王勾结，遥执北京朝政。忽然有一天，慈禧太后宣谕袁世凯入颐和园觐见，袁居然领兵入京，兵队全副西式武装，裹以虎豹斑纹皮装，其声势煊赫，不可一世，王公大臣的骡马见了唯恐避之不及，内廷太监见了呆若木鸡。当时就有人作诗将袁比作东晋时的权臣桓温。瞿鸿玑和王文韶两位军机大臣在颐和园的玻璃窗内看到了这一幕，两人“凭几而坐，默然不言者良久。”
历史就是这样开玩笑：它让一个“声名狼藉”、“道德败坏”的人坐上了“改革者”的位置，而让一个清廉正直、忠心耿耿的人不得不站在这个改革者的对面。在道德上衡量，袁世凯唯一有点亮色的地方就是他不吸鸦片，也禁绝自己身边的人吸食鸦片，而瞿鸿玑则是个不折不扣的“鸦片鬼”。
说实话，袁世凯实在不想得罪眷望正隆的瞿、岑二人。瞿鸿玑刚入直军机时，袁世凯以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身份，向瞿鸿玑递门生贴，投怀送抱，暗送秋波，希望拜瞿为老师（瞿曾当过河南学政），结果瞿鸿玑婉据。袁不甘心，又托人疏通，想和瞿鸿玑修金兰之褉，结果又被挡了回来。袁世凯还是不死心，瞿鸿玑二子结婚，袁世凯送来八百两的贺仪，瞿鸿玑也以礼重太过为由退回去了。袁世凯的热脸送上来总贴上瞿鸿玑的冷屁股，因为瞿鸿玑信奉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而袁世凯屡试不爽的是“小人之交甘若醴”。所以，袁、瞿二人的冲突势不可免。
但这一场政争的结局是瞿鸿玑被慈禧斥退回籍。
当时，慈禧已经有罢斥庆亲王的打算，她将这计划说给瞿一人听，结果瞿异常兴奋，回去就跟自己老婆说了，他老婆多嘴，又将这事说给瞿鸿玑的爱徒，办《京报》的汪康年的夫人听，而汪康年曾经是康梁维新派的滩头阵地《时务报》的经理。很快，这一消息就在京中流传开来。袁看时机已到，唆使英国大使夫人在陪伴慈禧的时候探听这一消息是否属实，慈禧当场否认，心中对瞿泄漏机密大为不满。袁世凯又收买一位向有清誉的御使恽毓鼎狠狠地添了一把柴火，跳出来参劾瞿鸿玑“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关键的是，庆、袁将瞿鸿玑和维新派挂起钩来，说瞿鸿玑有和维新派合谋逼迫慈禧太后“归政”的计划，这一下触到了慈禧的痛处，瞿鸿玑被不由分说罢官回乡。接着，他设计剪掉了瞿的盟军岑春煊，办法是各取岑春煊和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的单人相，在上海托人秘密合成一张几人亲密交谈的合影，然后托李莲英送给慈禧太后。慈禧晚年对康梁一党深恶痛绝已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加上当时照相技术引进中国不久，慈禧根本分不出真假，恨得咬牙切齿地斥退了岑春煊。在这一阴谋中，李莲英起着关键作用，因为慈禧绝对不会怀疑李莲英对她的忠诚，可李莲英早就被袁世凯收买了。
这一役，袁世凯靠着阴谋诡计大获全胜，他的对头被他整得灰头土脸，毫无还手之力。袁世凯是个狠角，其手段老辣在晚清政坛上无出其右者。这些手段，到民国又一一使将出来，让那些革命党人人仰马翻。宋教仁、孙中山、黄兴这些人都因为和袁争权而栽在袁世凯手里，宋教仁更是连命都丧了。黎元洪性情冲淡一些，对权位看得不那么重，表面上对袁还是非常恭顺的，在袁未发动帝制之前都是坚定站在袁世凯的一边，所以袁世凯虽然将他软禁在中南海瀛台，但在生活待遇、政治地位等方面都尽其所能讨其欢心，保全了他的性命，而且袁临死时授意将总统位置留给了黎元洪，继承的顺序其次是徐世昌，再次是段祺瑞，而不是一般舆论讽刺的那样留给他的长子袁克定。有人说这是袁世凯帝制失败后不得已而为之，勉为自己遮羞，好表示自己当皇帝不是出于为袁氏家天下。
袁世凯对他的政敌一向都是采取这样的“三步曲”。他对满洲亲贵中的后起之秀良弼也是如此。袁世凯在清王朝最后几年权势日高，但遭到满人排挤也日渐明显。他看到良弼那种落落不群的气度，开始时就极力笼络，委他任第六镇第二十三标的标统。当时的标统已算一个显职，良弼以初归国的留学生一跃而为高级将领，袁世凯对他的器重是不言而喻的。可良弼一心想振兴满族，重整康乾时代满人的武功，根本就不愿为袁所用，对袁的任命光领薪而不到职，反而此后和另一满人中的佼佼者铁良一起一心排挤袁世凯。所以，袁后来对他的手段也就不留余地。袁世凯看到载沣即将当政，开始时也是极力向载沣表示好意，据说，溥仪能得承大统，袁世凯在慈禧面前是暗中出了不少力的，载沣能以皇帝之父的身份摄政，袁也鼎立支持。袁做这些都是意在向载沣表明自己的恭顺，可惜这些俏媚眼都作给了瞎子看，载沣一上台就拿袁世凯开刀，做“排汉兴满”的饮鸩止渴之举，就此结下了和袁世凯的不解之怨。
“道德”，也可以是一种很好的工具
对于君子，最好和他讲道德，但偶尔也可以做小人，因为他习惯你的君子面孔之后，轻易不会怀疑你是小人，而且他也绝对不会用小人手段来对付你；对于小人，绝对不能和他讲道德，在他面前做君子，而是应该做一个比他更“大”的小人，因为，小人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压榨和利用君子的机会。小人不怕君子，只怕比他更厉害的小人。
君子会赞赏讲道德的人，小人则会厌恶讲道德的人，因为道德让他感到一种来自本能的威胁。真正的“帝王术”，是对君子以君子之德服人，对小人以小人之道治之，让君子感念你，让小人害怕你，这样就可以同时获得君子的支持和小人的服从。但是，这个“帝王”应该心知肚明：这两副面孔都只是面孔而已，应该随时准备替换，这样才能做一个好的“演员”。
袁对于与自己道德信仰不同的人，就象他对待文人一样，一般来说也是“礼让三分”的，实在不行，他就“退避三舍”。他自己不做忠臣，但他还是能够包容满清忠臣，只要这些人不对他的权位造成实际的障碍。当然，他希望这样的人最好是为他所用。这就是对君子讲道德，用道德来笼络他们的人心。
当武昌事起，清廷不得已任袁为总理大臣时，华世奎以旧军机处领班章京资格，居阁臣（相当于秘书长）之位。华是一个倾心故主，誓不负清的“忠臣”，他和袁朝夕相处，看袁世凯对起义并不怎么在乎，对镇压也无切实筹划，颇有疑心，于是一有空闲就以扶持社稷、保卫幼主这样的礼义大纲苦口婆心地劝说袁世凯。他自己手无缚鸡之力，空有一番报主之心，所以只好动口舌之劳，这样的苦心孤诣，的确也堪怜悯。按道理，袁世凯这时已经打定主意要去清而代之了，身边有一个这样的满清“忠臣”老呱噪，他大概会起“去之而后快”的歹心吧？但袁世凯的应对颇有特色：每当华要给他灌输忠君爱国的大道理，不等他开口，袁就抢先“诚恳”地说出一番堂皇大话：华老您不必多虑，我袁家世受国恩，我受恩比你深，忧患决不比你浅，说得华世奎张口结舌，满腹良言无法出口。但这人又实在不放心，惶急之下，走投无路，不时故态萌发，袁就总用这一招来封他的口。到后来，因为袁对清室的举动越来越不利，华也就越焦急，袁无法，只好避而不见。最后大局已定，开国务会议，袁讲了军事平乱的种种困难，华犹是书生之态，按捺不住地急急问道：“那该如何对策？”袁马上说：“那只有派使讲和！”说完，离座往办公室里面走，怕华跟他理论。到了门口，袁回头对失望已极的华说了一句：“皇室的尊严总得竭力保存。”因为他知道华对皇室的尽忠之心，自己以前让他碰壁无数，大概不免愧疚，他也看出华心有不甘，在拒其徒乱闻听的“逆耳忠言”后，他还是存心安慰了这孤臣一回。凡不利于清室的计划，都避着华，免得他泄漏阻挠，也免得华忧心如焚。而衡量华之为人，既然他对袁的个人权位无足轻重，不能为彼祸福，所以“牛不吃草也不强摁头”，对他并不加以陷害。而且，凭心而论，他对华世奎保证的“皇室的尊严总得竭力保存”，他是做到了。华世奎在袁氏故后，对袁篡清室之位尤痛罴不已，对袁的狼子野心骂不绝口，甚至痛哭流涕，但终究对袁的不加害于他，也颇感诧异。
其实，华世奎一介书生，当上军机章京也只是循资按辈取得，既无干才也无后台，袁却是平生杀人无数的“铁血宰相”，又何必对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畏而避之？然而，这恰恰就是袁的行事特色，是他不同于一般“枭雄”的地方，也是他高于他那些儿孙辈军阀的地方。他虽不做忠臣，但他对忠臣却非常尊重，所以他大概不会学明成祖朱棣那样，在篡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之后，为立威而夷了矢志忠于建文帝的大儒方孝儒的“十族”。他自己固然于道德无所顾忌，苟其利于自己的权位功业，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他也绝对尊敬那些有操守有道德的君子，甚至有意保全这些谦谦君子，所以曹操借刘表之手杀弥衡这样的气量狭窄之举，袁世凯大概也不屑为。当然，他保全这些君子的前提是这些人不要对他的权力形成实质性的障碍。
他很倚重的幕僚张一麟对袁氏帝制自为很不赞成，劝说袁世凯多次而不果，只好暗中阻挠，但袁还是信任他。张一麟回忆，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之后，神情落寞，对他转而最为亲热，有一天居然三次找他谈话，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态。后来袁世凯终于将自己的心事一吐而快，对张说：“我到今天才知道，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禄的人，才是真正的国士。你在我的幕中几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奉给，严笵孙（严修，著名教育家，帮助袁世凯主持新式教育）与我交数十年，也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你们二人都苦口阻止帝制，我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谏劝，我深以为耻。”他还说：“如今事已至此，那些推戴我做皇帝的人，难道真的有救国怀抱？前天推戴，今天反对的人，比比皆是。”
他对张一麟感慨道：“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现在我说这些话也只能与你说了。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怎么不怕这样的事呢？”对于上述一席交心之谈，张氏评说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项城能出此言，毕竟是英雄本色。”
袁世凯知道人心好坏之别，知道有德无德之分，他心里亮堂，对这些正人君子之道并不懵懂，他做着那些让正人君子不齿的事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无耻。他明白道德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他不愿为之罢了，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讲道德并不能够为他讲来权势功业。如果讲道德能讲来这些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他也不妨为之。这正是马基雅维里最为推崇的君主道德观，不想马氏竟在远隔重洋东方大陆找到了他的知音。
说来不奇怪，袁世凯的幕僚心腹之中固然多心狠手毒之辈，鸡鸣狗盗之徒，但也有不少道德文章皆为一时之选的方正之士。在袁身败名裂之后，恰恰是这些人对袁有眷眷恋主之情，为他洗刷辨白。小人在他生前害怕他，因为他是最大的“小人”，而那些颇具道德感的人对他不乏正面之词，是因为他们愿意从正面去推测别人的用意，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将他最好的一面展示给了他们。
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
1908年，光绪和慈禧死后，摄政王载沣为光绪“报仇”，罢斥袁世凯，让他回原籍“养疴”。袁世凯筑居洹上村，表面上过着隐居生活，悠哉游哉，不问世事。为此他还叫人拍了几帧非常著名的照片刊载于当时影响很广的《东方杂志》：他哥哥袁世廉扮作渔翁，坐于船中，袁世凯扮作艄公模样，持长篙立于船头，似乎在向外了望。（一般的介绍认为袁做渔翁坐在船中，他哥哥做艄公，但据袁克文（寒云）的说法则相反；此外袁是一个讲究尊卑的人，不太可能让哥哥为自己摇橹而自己安坐若素）袁并为照片题诗两首，其中一首如下：身世萧然百不愁，烟蓑雨笠一渔舟。钓丝终日牵红蓼，好友同盟只白鸥。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这“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一联，用来解读袁世凯一生种种关节，倒是颇为恰当——只是要把上句反过来读，因为这时候他正在故作淡泊洒脱的时候。
袁世凯一生的功过荣辱、是非成败，全都系于“得失”、“恩仇”两词之中。比如，他因为戊戌政变的个人得失考量，而结下和光绪、维新派的种种仇怨，这反过来又影响于他后来的个人得失。他对辅佐他成事的一帮兄弟部下，结之以恩遇，待之以腹心，但最后还是不免因个人得失而分道扬镳。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在他复辟时不肯作一援手，反而冷嘲热讽，因为他们从袁氏复辟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不愿为袁氏的家天下火中取栗。据说在清朝垮台之际，袁世凯、段祺瑞和赵秉钧三人密约，助袁得到大总统位置后，三人轮流做总统，果真如此，则段祺瑞和赵秉钧当然不会帮袁把大清天下和民国变成袁氏天下，那无异于找罪受，好好将自己本来可唾手而得的万乘之尊地位拱手让与袁克定。而那些为袁氏复辟不遗余力“鼓与呼”的部下友朋，无一不是各怀鬼胎、翼有所得，将袁氏称帝看作一桩可大捞一把的无本买卖。筹安会六君子中的头目杨度，竭力鼓动袁称帝，据说是受梁士诒唆使。梁是袁的“财神”，向来负责为袁的活动筹款，而杨度老来性趣十足，喜爱上一青楼销金女子小赛花，弄得手头拮据异常，无钱买春买笑，这时候梁许诺他只要说得袁世凯称帝，杨氏的钱财用度不愁。杨度一想，自己从清末开始就力主君主立宪，大块文章都现成，写几篇鼓吹君主立宪的文章还不是顺手牵羊，易如反掌，所以一口答应下来，开始想着法子劝袁世凯称帝。梁士诒如此热心为袁世凯张罗做皇帝的事，则是受了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要挟。原来，梁士诒久掌各路财源，难免手头不干净，结果因为五条铁路的亏损问题被议院参劾，眼看金位不保，这时候袁克定出来打圆场，说只要梁士诒尽心支持袁世凯称帝，则“五路大参案”可消弭于无形。梁士诒闻得此言如捞起一根救命稻草，对袁克定的要求岂敢推辞？他回去和心腹参谋及手下计议，结论是，“同意则不要脸，不同意则不要头”，我辈还是先保住项上人头要紧。袁克定如此曲里拐弯地要将他老爹送上皇帝宝座，却并不是真心为袁世凯打算，这其中包含着他极大的私心——袁克定野心极大而又才干欠缺，他亟欲借老爹的威风夺得大权，而对他来说夺权的最好办法就是将民选的总统变成他袁家的一姓皇帝，由他老爹直接将权棒递到他手里。早在袁世凯宣布接受帝制之前，袁克定已经私刻“皇太子”金印了，其急不可耐之状令人作呕。据说袁克定还有断袖之癖，则他当皇帝的障碍不止是跛足这一条了。
当然，袁世凯也不是对当皇帝毫无兴致，恰恰相反，他自己对当皇帝也很有瘾，一旦被这个念头缠住，就再也放不下，只是开始时他还没有完全丧失多年来练就的判断力，还有点忐忑不安，觉得事不可为。到后来他完全被一帮“拥戴”他的人包围得水泄不通，他自己也有意无意地疏远那些直言犯谏的明智之士，结果，“上有所好，下必盛焉”，诸多善于察言观色的宵小利禄之徒乘机而上，使得袁世凯利令智昏，于是半推半就，欲拒还迎地登上了皇帝宝座，也把自己的头伸进了绞索的圈套。
1915年5月22日，四川都督陈宦宣布独立时，通电全国，电文中有“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这样决绝的话，据说，袁读到电文气愤至极，竟当场昏阙，醒来时，双目含泪，满面通红，羞愤之色难以名状。袁世凯临终前得知自请到江西前线与讨袁军作战的唐天喜（唐是袁世凯早年在家乡识得一个豫剧旦角，为袁所喜，十几岁就带在身边，几十年生死与共）被人收买背叛他时，精神靡顿，彻底垮了，躺在床上，目光呆滞，望着屋顶喃喃自语：“唐天喜反了！唐天喜反了！”袁世凯一世称雄，末路至此，惨淡光景，真让人感慨万千。
袁世凯临终时，也许还有一点值得安慰的，就是他曾经厚待过的几位女子，还是一心向着他的。据说段祺瑞的夫人对段在关键时刻不帮助袁世凯极为愤慨，竟至和段大吵，结果被段扇了两耳光，而冯国璋的夫人周氏，则代袁监视冯的一举一动，秘密向袁世凯写信报告。他在朝鲜时娶的一位朝鲜王室女子金氏，在他死后竟吞药自杀，虽然被救转过来，但后来终因吐血的后遗症身死，也算是为他殉了节。也许，女人的感情世界，她们对人和事的看法，的确和这些纵横驰骋的粗鲁男人充满功名利禄的世界完全不同吧？
在这一场洪宪帝制中，袁大头精明一世，到头来成了被人利用的“冤大头”。袁若地下有知，对这种种恩怨，他真的能够做到“老子掀须一笑休”么？
从来没有哪个文士有当皇帝的野心，那些有登封九五至尊的野心的都是武人。所以，袁世凯称帝，断绝了他手下武人染指最高权力的希望，当然得不到支持。
对于以利交者，掌握、控制他们的唯一手段就是让他们不断得利；一旦再也不能给他们利益，那么不必指望他们会基于道德和情感的召唤而服从，因为这不是他们行事的逻辑。所以，此时最应该做的是防备他们倒打一耙或落井下石——这是他们从你身上能得到利益的最后机会。
三、权力之锋
袁氏在洹上村隐居时的有名遗迹，除了他那几帧照片外，就是一些故作闲散的诗作了。他最著名的诗，倒不是上面引用的《自题渔舟写真二首（之一）》，而是一首题名《登楼》的五绝：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这一首小诗，时人的评介是“有曹阿瞒横槊赋诗的气度”。登小楼而觉太行为低，则他眼界之高，志向之远，不是常人可窥测的了。那么他到底要爬到什么地方，才不觉得自己所处地位之低呢？这诗在那些喜欢兴“文字狱”的人看来，似乎透露出袁世凯的“不臣之心”。有些人说袁世凯生来就是个奸臣，他很早就有当皇帝的想法，所以清末民初抓权弄权的种种作为，都是为他的登基做准备。这个说法有点象算命术，好像能算准来世今生一样，恐怕武断太过。但袁世凯对权势和功名的炽热追求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他为此可以不惜使出任何手段。也许这就是他被当时和后世的人斥为权臣、奸臣的一个原因吧。
看袁世凯对权位热衷到什么程度，只要比较他和翁同龢、瞿鸿玑三人被清廷罢斥时的不同情状就行了。这三人都是汉人，又都是在军机大臣任上被清廷斥退回原籍。
翁同龢是在戊戌变法时期因为得罪慈禧而被罢官，这一天有旨，先让他呆在宫外。翁同龢私下想，自己的处分最过也不过是如甲申年恭王那样被赶出中央，甚至开去各项差使而已。结果诏书一下，他当场就捧着诏书哭了起来，因为他的处分不止是开去本兼各职，而且是被赶回老家，由地方官严加看管，以帝师之尊，等于斥逐，没有任何掩饰的礼貌言词，出乎所有人的意料。1907年，袁世凯和瞿鸿玑斗法，结果瞿鸿玑落败，被放归原籍。当时正是炎炎夏日，枢廷各大臣来到宫中稍微早了点，都解下冠带，在室内休息。等到诏书从宫中下来，大家都拥上来围观。瞿鸿玑本来学问很高，年富力强，稍微扫了一眼就将内容看得明明白白，看完就束带整冠，入宫内谢恩，谢完恩从容出来，没说一句话。宣统元年（1908），轮到袁世凯也被放归原籍。当天军机处已经散直了，摄政王又召世续和张之洞两人入内，将诏书给他们看，这上面的言词和处分比后来实际发布的要严厉得多，世续力争，为袁世凯争得“开缺回籍”的处分。袁世凯看到诏书的时候，满面皆赤，强作笑容地说，“天恩的确浩荡！”当时正在办慈禧和光绪的丧事，袁世凯为恭办丧礼大臣之一，要轮日值班，这时候他忽然记起这件事来，说，“今天我当值，怎么办？”世续说，“我替你吧。”袁世凯半跪一下表示谢意，然后匆匆回家作自己的打算。听到这一消息，袁世凯家里人慌作一团，劝他马上到国外去，袁开始犹作镇定状，后来子女妻妾都跪求，他也慌了，急忙叫张镇芳来计议出逃一事。第二天清早就换装秘密出奔到天津，戴着墨镜，火车坐的还是三等车厢。后来还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赵秉钧向他报信，说张之洞说的，“袁宫保还没有向皇上和太后谢恩呢。”他这才惊醒，看来张之洞认为他不至于丢命，自己出逃得太慌张，连基本的君臣礼仪都置诸脑后了，忙又偷偷溜回北京去宫中“谢恩”。要是这一次袁世凯按照原来想的出逃到英美（不敢去日本，日本人恨之入骨），那就根本不会有后来倾覆大清王朝的袁宫保了。
翁同龢当场老泪纵横，那是觉得自己被斥退得太没面子，他这样的名士儒生，感时伤世，入世出世，图的只是一个名声。瞿鸿玑磊落大方，从容沉静，他志在匡时济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毫不恋栈，有古君子之风。而袁世凯这时候忽然想起守丧轮值这样的小事来，其心慌意乱、悻悻不甘之情溢于言表。心理学家也许会说，袁世凯这时候是近乎本能地想找个借口留下来。他之所以狼狈潜逃，是存着“留得青山在”的打算的。
一山还有一山高
政治斗争就和贴身肉搏差不多，狭路相逢勇者胜。但勇气来自何方？其实还是来自权力欲。而且，一个政治家如果没有强烈的权力欲，没有遏制不住掌控别人命运和事务发展的欲望，是不会成为一个积极的政治家的，正如拿破仑说的，不想成为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往上“爬”的政治家也不是好政治家。不过，同样往上攀登，意图却可能大相径庭。有些人是为了实践自己的信仰，有些人则纯粹是为了享受那种掌握权力所带来的快感。很难说袁世凯属于哪一类，也许将他归入后者比较恰当。
袁世凯既然对权位的欲望如此强烈，则指望他成为忠臣烈士是有点勉为其难了，因为凡是将权力看作第一原则的人，是不会为信仰做牺牲的。后人评定汪精卫一生的多变，谓其“有野心，无宗旨。”这一评语恐怕世凯也是“庶几近之”。袁世凯不是大清朝的忠臣，他也没有打算做大清朝的忠臣。
其实，早在辛亥革命前很久，袁世凯就暗地里支持革命党，他实际上是排满倒清的主动人物，而且是真正的实行家。这一袁氏幕僚于“洹上之墓草青矣”之后道出的密闻，乍一闻颇有石破天惊之感。然而了解袁氏对权力的狂热追求和为此习得的腾挪手段后，则这样的事对袁世凯来说也无足为奇。
原来，自庚子之变后，革命党之旗帜，时揭起于滇粤之间，而清朝虽宣布举行新政，但不过是迫于中外压力，做做样子。新政中袁世凯是一心鼓动，锐意实行的中坚人物，但他做起来才发觉自己孤掌难鸣，颇受疑忌，事多絷肘。他也看出，清廷的气数和以前相比大为衰弱，尤其是他看出革命党“东窜西突，其势未可扑灭，一旦变起恐非教匪发逆之比也”，所以他有一次特意去看望荣禄，讨求对策，对荣禄说：“您多年来都是忠诚体国的，这种情况应该早有一个根本解决的对策，这样才可使祖宗基业如磐石万年。我袁某愿意为此奔走效劳，万一不成，至少也算报答了皇太后、皇上的恩遇。”荣禄听得这一席话，面容肃然，沉吟良久，喟然长叹一声：“你说的当然对。我也知道朝廷敷衍新政，浮费无益，可是太后年纪已高，又狃于成见，而皇上威信已堕，也不能成事了。你指望我，可是我虽然显贵，也没有特殊权力来做这一番事，而且我也老了。以后继承我志业的只有你了，你好自为之吧。只是现在还不是机会啊。”袁世凯又问，“那么现在做立宪、练兵这两件事，怎样？”荣禄说：“立宪，朝廷并不相信，这只是老佛爷牢笼中外的羁縻之策罢了。兵情积弊甚深，国家每年靡费巨款，可是并无效果。新兵习闻的是民权之说，未必忠于朝廷。我恐怕他日之祸，就隐藏在练兵之中。你如果秉政，能够维持下去，就是祖宗社稷之幸了！”荣禄到底是胸有丘壑、才大如海的英才，这些话，字字一针见血，切中肯綮，他对情势的判断后来也无不得验，可是他也有无力回天之感。这一席倾心长谈，无论对袁世凯个人还是对清廷和近代中国的命运，其意义简直无法估量。袁世凯回来后，就对其亲信说：“满人中只有一个荣中堂是人才，而他暮气已甚。其余的则不是尸位素餐，就是乳臭未干，这样的大局还能有什么作为。”
正是从这一席深谈之后，袁对满清王朝的态度，对革命党的态度，以及自己此后一生的志向抱负，完全改变，用其亲信的话来说，就是“始有予智自雄之意。”在这之前，他还想着在满清王朝这个台子上建功立业，有所作为，自此之后，则有另起炉灶的打算了。因为，满人朝廷已经是扶不起的阿斗，而凭他的习性，他决不会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从此，凡是留学东西洋回来的留学生，他竭力延揽，而对于那些归国后倡言革命自由的青年，尤其嘉纳无忤，而且私下对这些人厚赠多馈，毫不吝啬。
开始的时候，他的幕僚还不明白个中奥妙，直到有一天私下聚谈的时候，这谜底才揭开。席间袁世凯对众人笑道：“苏长公论战国养士，说那些有智勇辨力的人，要是有人收养他们，则天下太平了。如今革命党气焰方张，我就用这办法收而养之，这样或许可以借助他们来消弭将来之乱也未可知。”他这时大概想起了早年嫖妓时的见闻了，又说：“我听说江浙一带的村中老太婆，在家中蓄养非亲非故的幼女，养大了，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卖了。谚语说这样的女子为‘瘦马’，用意跟养士差不多。这些幼女与其供盗匪略卖，还不如做村妪的瘦马。”意思是现在收买这些革命党人，是图着以后可以加倍生“利”。他还发感慨：“皇上驾崩后，一定会有摄政王，而且，这摄政王恐怕要跟我计较以前的事，不顾大局，我的事恐怕要遇挫折。我这话要说不中，大清朝尚可支拄残局，要是不幸言中了，则一定有那些愿意同归于尽的。檀道济说‘坏汝万里长城’，他跟我为仇，他能得到什么好处！”这话微言大义，让后人听了，真让人不寒而栗，不得不感叹袁世凯心计之深，计虑之远，真正是雄才大略，寥廓恢弘。他是不会做那与大清朝“同归于尽”的人的。如果后来的摄政王果然有谋国之才，则恐怕不会贸然罢斥袁世凯：他要么干净利落除掉袁以绝后患，要么效法当年荣禄在戊戌政变之后的故智，反而更加倚袁为干橹。袁氏固然不是什么忠臣，但要他自己举兵造反则还有点难为他。他的确像曹操，曹操权位过于皇帝，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终其一生，他大概惧于言论，没有做出废立自代的事来，曹操之得魏武帝这一帝号，还是拜他取汉而代之的儿子魏文帝曹丕所赐。
结果摄政王见识短浅，优柔寡断，对袁的处置两不搭界，反而激起袁世凯的不臣之心。而摄政王的种种举动，竟早在数年前就已被袁一一料中了，两相对照，袁真有不得不反的理由，清有不得不亡的道理。国学大师章太炎看得很准，他在为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所作序言中说：“袁氏仕清，权籍已过矣，不遭削黜，固不敢有异志，趣之者满洲宗室也。于臣子为非分，于华夏为有大功。”
满族亲贵对汉人大臣越来越不放心，这一点从庚子事变中那些满族顽固派诛杀汉人开明大臣如许景澄、袁昶、徐用仪、张荫恒来为义和团立威就可以看出来。而汉人对满族皇朝离心离德，也可以从庚子变乱中殉清大臣的畛域分明窥得一二。八国联军入京的时候，殉节的大臣为数也不少，有的还是满门殉节，但汉人大臣中四品以上的大员却只有国子监祭酒山东王懿荣一人。
袁世凯眼看大清朝不行了，又不愿为它殉葬，只好“自谋出路”，所以，这时候革命党就不是他的敌人了。尤其在宣统初年被黜之后，他对清廷就更无眷念之情，只有利用之意了。他在洹上看似杜门却扫的三年，其实正忙着制造革命党。当时留学东洋回国的留学生，为数不少的都绕道谒袁，而袁则分别其才之高下以为待遇。其私邸中谈燕游观，无不座客常满，不少是以推翻满清为己任的革命志士。袁这时候虽然不能封官许愿，但馈以钱财，暗中援手，则是举手之劳。所以，有些革命党人经费不足，竟可以从袁世凯处领到津贴。大清朝的最后几年，革命星火屡扑不灭，反成燎原之势，这其中实在有袁宫保一份功劳。正因为袁和革命党人早在辛亥以前就有这一段姻缘，在辛亥之后，有些革命党人才对袁取孙中山代之以为理所当然。1911年袁世凯复起而为总理大臣之后，为了和革命党谈和，保全了在狱中的革命党人，其中以刺杀摄政王，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样名诗的汪精卫对袁最为有用。汪精卫还在狱中的时候，袁就已经收买他了，出狱后，袁的长子还和汪精卫结成兄弟，所以汪精卫对袁世凯代孙而为大总统奔走效劳，甚为卖力。袁世凯逼清室退位的最大障碍是满族亲贵中以良弼和恭亲王溥伟为首的宗社党。袁氏施了一计，告诉京津同盟会的人，要清室退位必除掉良弼，于是京津革命党人彭家珍用炸弹炸掉了良弼一条腿。据说良弼躺在医院疗伤，本来可以痊愈，在袁世凯让赵秉钧向良弼推荐了一中医后，反而马上不治身亡。此后，盛嚣一时的宗社党鸦雀无声，再也不敢对清室退位有何异言。当然，也有不少人说袁世凯指使革命党人炸伤良弼，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因为革命党纯是出于自愿和自发而献身，和袁没有干系。事情真相已经不可大白，只好留待后人揣测了。
烧冷灶：铺“地线”的“工程学”原理
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要揽到大权，除了上面要有通天的“天线”以外，还得有人脉畅达的“地线”，也就是得有一帮人为他打下手。袁世凯之所以能成就一番功业，除了他自己的确有不凡的胆略、见识之外，他有一帮才能出众的手下倾心竭力帮他，这也是不容忽视的条件。有人说，袁世凯是近几百年来中国政治家中真正有帝王气象的统治者，这不止是从他的战略眼光、他的权谋机变、他的包容气度可以看出来，尤其从他识人用人之术可以看出来。他的手下真正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人才济济有容乃大。不管是出身低贱的鸡鸣狗盗之徒，还是魁星高照的清要之人，都能为他所用。而且，袁世凯的的确做到了惟才是举——他的亲戚朋友并不能因为自己是袁世凯的亲朋就得到重用，对于亲朋中来门下奔走求食的，他宁愿白给俸食，绝对不假以事权。在他手下，只要能办事，就能得到升迁，并不计较任何人的出身。他有一句名言：“张中堂（指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虽然不免语涉讥讽，但意思很明白，是说张之洞出身探花，常有书生之见，讲得出很多大道理，而他袁某则质朴无文，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是实干家，是做事的人。这话倒也不是自夸，袁督直隶，张督湖广，袁做的实事远远超过了张之洞，这原因就是袁用人绝对以办事才干为依据。
然而，如何才能布下这遍布官场的“地线”？无它，学会“烧冷灶”就可以了。所谓“烧冷灶”，就是在“天庭饱满、地阔方圆”的才俊之士尚未发迹的时候，将其大力提拔、培养，使自己成为他的“恩主”，从而让他终身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要练好一手绝活，首先就得有一双“慧眼”。
袁世凯有识人之能。他青年时和徐世昌结交时，徐不过一馆学先生，但袁世凯看出徐非池中之物，在徐囊中羞涩无钱赶考的时候，袁慷慨解囊相助，结果徐果然高中，继而入翰林院。袁小站练兵的时候，徐以翰林身份到连秀才都不是的袁世凯军中任参谋营务处之职，令人侧目，这其中就有徐世昌报知遇之恩的意思。1908年袁世凯被罢斥，前来给他送行饯行的朝中官员，只有徐世昌和杨度——杨度是袁发掘出来的另一位雄才。袁世凯和徐世昌之关系，和晚清最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与王有龄的关系颇为相似。胡雪岩二十岁时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叫王有龄，缺少进京的盘缠和做官的“本钱”。胡雪岩虽然和他并不相熟，却立即私下借用了钱庄的五百两银子给他。胡雪岩因挪用公款而失业失业，但做官后的王有龄（最后职务为杭州府知府，在太平军攻打杭州时殉职）感其恩德，视其为生死之交。得势的胡雪岩利用王有龄在官场上的发达，开设了钱庄、当铺、药铺，经营丝、茶，迅速暴富。结交王有龄还使胡雪岩的钱庄代理浙江省的藩库，这样国家的财产就成了他的周转资金，天下有这样无本万利的生意，怎不发达？
袁世凯识得唐绍仪是在1884年的汉城，当时汉城政变，到处一片骚乱，袁率军赶到中国驻朝税务处，看到唐绍仪一人持枪立于大门口，英姿勃发，气定神闲，因为不认识他而不许他入内。袁挥退手下，说明自己身份，和他攀谈，得知这人还是耶鲁大学毕业（唐绍仪为清朝派往美国留学的首批幼童之一），当下就大为赏识，一心要将唐绍仪收为己用。后来唐绍仪在官场上步步高升，就得益于袁的大力提拔，而唐则一直是袁的倚重股肱，为袁领导的“清末新政”立下汗马功劳。
当然，袁世凯识人并不看科举出身，因为他自己就不善此道。他识别人才还是以“拔起于草莽之间”为多。就以赵秉钧来说，袁世凯当山东巡抚时，他只不过是个普通捕快，但有一次办了一次特别难办的案子（有人说是追捕和袁小妾私通的男仆，恐怕是造谣），袁世凯非常赏识其精干之才，认为他有治国之能，特为他改名“秉钧”，意思是执掌国钧。后来赵秉钧果然做到总理，而且有望当袁世凯的衣钵传人。据说赵秉钧一心要除掉宋教仁，主要就是因为宋崛起政坛，对赵秉钧继承袁氏衣钵非常不利。袁世凯另外一员大将杨以德原来是戏园子里剪票的，后来投奔袁世凯创办的巡警部队。袁在直隶总督任内，天津出了一件轰动一时的江洋大盗连环案，很久都破不了，后来，杨以德花好几个月时间混迹市井酒楼茶肆，竟然根据蛛丝马迹寻访到这位江洋大盗，不止抓住了他，而且居然说服他反正，立功赎罪成为警察的“业务指导”。袁世凯从唐绍仪处听到这一趣闻，对杨以德刮目相看，马上破格提拔了他，以后又将他连连升职。
袁世凯识人之能，从他民国初年和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这些民国巨头晤谈之后对他们的评语之精当就可窥见一斑。他对自己的亲信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陈氏一跳动少年，资质尚明敏。”这些评断，在在都是击中要害之语，不能不让人叹服。有意思的是，袁世凯借着招待孙黄的机会行察人之实，其实孙黄又何尝不是借着这觥筹交错的机会看看袁某人到底是何角色？可是这一回合孙黄就输给了袁世凯。他们看出袁世凯是一“魔力惑人之命世英雄”（孙中山语），没看出这人心计深沉，手段毒辣，绝非他面上展示出来的谦恭模样。倒是黎元洪看袁世凯看得更准。民国成立后选举正式大总统，黎有一封预辞大总统的电文。他说：“沉机默运，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项城；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很多人对他的这个电文鼓掌赞叹，认为他谦虚得恰当。其实，这一封几十字的电报，非常到位地论定了这些民国初年名动天下的英豪之才智与气质，是极为难得的识人之术。
大象无形与有形：市恩的两种策略
若想笼络人心、聚集人才，就必须懂得“市恩”：让别人明白你的好。然而，常有“俏眉眼做给瞎子看”、“热脸贴着冷屁股”的事，所以向别人示好也并非毫无诀窍。但这个诀窍太过于微妙，难以笔述，只能意会。对那些重视情感、懂得变通的人，以违背常理的方式示好，会有良好的效果，而对那种重视原则的人，则不露痕迹的示好效果最佳。
袁世凯手下著名的“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被称为袁世凯门下的“龙、虎、狗”，对他是为命是遵。袁又如何让这些威名赫赫的将领臣服？
其实，如果不是投到袁世凯手下，则此后际遇能否如此腾达真在未料之数。段祺瑞因为袁称帝而和袁闹翻，袁克定一度有不利于段的举动，袁知道以后将袁克定训斥一顿，说段是家里人，不要什么事情没做就先家里人内讧了，段这才保住一命。不料袁死后，反而是段祺瑞对袁的威望和名声竭力维护，有人不解，段于是说起一段小站往事。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的时候，重要军官提拔都要经过考试，袁已经先后经过考试将王士珍、冯国璋提拔上来，段祺瑞虽然才干过人，在考试上却没有考过其他人。高级军官名额有限，再不考上，眼看段就要“英俊沉下僚”了，段祺瑞惴惴不安，患得患失。又一次考试来了，袁于考前偷偷将段祺瑞叫到自己房中，嘱咐他好好复习，还让他看一些资料，说不妨背下来。结果第二天考试的题目，就不出这些资料范围。经此一番“考试”，段祺瑞感激涕零，从此对袁的知遇之恩永志不忘。
这一段故事，有似于当年理学大师徐桐提拔曾国藩：曾国藩在翰林院散馆时，按例，要经过皇帝殿上考试，徐桐在曾上殿觐见之前将他唤到旁边密语，要他将大殿两边廊柱上的对联背下来。曾国藩大惑不解，但他对老师向来是言听计从的，就照着背下来。结果皇帝问话时就专门问到这一对联，只有曾国藩一人答出来，皇帝对曾国藩的事事留心极为称赏，将其拔为头筹。原来，徐桐曾经是皇帝的师父，对皇帝的这些小把戏烂熟于心。只是，徐桐就照顾了曾国藩这一个得意门生，段祺瑞如果知道王士珍、冯国璋也是这么“考上”的，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袁世凯最绝的一点，是让段祺瑞明明白白知道是袁某人一手将他提拔，毫无任何掩饰。但在另外的场合，对不同的人，他却又做得十分含蓄。
林长民（其女即是民国大美人林徽茵）长期在参众两院任秘书长，国会解散后，袁任命他为参政院秘书长。林父重病，袁送人参、鹿茸、皮货等贵重物品价值总数在两三千两。后来林父在上海病逝，林长民奔完丧到袁世凯处消假，袁对林百般慰籍。他最了不起的是，他居然还当场将林长民撰写的哀启（等在报纸上）从头至尾一字不拉背出来，背完叹息不已。林长民既惊诧又佩服还伤感，感戴不尽，无以为报，竟涕泗横流跪地而拜！林长民有一次对友人说，袁于日理万机之外，对这样一个与军国大事毫不相涉的哀启都强记而面颂，他对于我看重到如此地步，我要不从他，他怕会要我的命啊！
袁世凯对林长民这样有风骨的人，市恩则有又是完全不同的风格，真所谓大象无形，林长民哪知道袁世凯的“强记而面颂”，皆是刻意为之，却不露丝毫做作痕迹，难怪后世要骂袁世凯是“巨奸”，“作伪”了。
袁世凯的“两手抓”
袁所用之人个个都是非凡之辈，他如何治住这些飞扬跳脱之士？其实诀窍也很简单，一句话就是“恩威并重”。他小站练兵时的种种手段就是如此。袁世凯后来由直隶总督调迁军机处（明升暗降），和张之洞同为军机大臣，张之洞也是个热心练新兵的人，闲谈中就问起袁世凯练兵的秘诀。袁世凯说：“很简单，练兵主要就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从就吃刀。”他练兵时的确如此。有一次，他巡营的时候看到一个军官在偷偷抽鸦片，那军官当场翻倒跪地求饶，但袁世凯二话不说，抽出腰刀，亲手斩下了这人的头！因为，他的军令中规定官兵不许吸鸦片。
四年来，我国士大夫之道德，实已一落千丈，其良心麻木者十人而七八，此无庸为讳者；而此种种罪孽谁造之，吾敢断言曰袁氏一人造之。。。。。”（李剑农）其实，中国道德的败坏，真的要由袁氏一人负责么？他能负得起这样的责任么？他不过“因势利导”，在道德败坏的氛围中“发挥出色”罢了。民国道德败坏，纲纪废弛，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是晚清政治颓败的演变结果，袁世凯当政，不过“承其余绪”罢了。有的学者论及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说“恶政是一面筛子”，将清官筛掉，贪官留下，此言极有见地。袁世凯就是经过这“筛子”千淘万选留下的“精华”，他不遵循这样的筛选规则，在晚清的政局中就不可能矗登高位。但袁世凯绝对不是一个爱钱的人。他几十年高官大宦的仕途经历中，并没有积攒巨额钱财，死时竟然连丧事还要故旧和手下捐钱才能打点得风光一点。他花钱如流水，气派雄阔，手面豪华，但都是为了结交笼络部下同僚，自己决不奢靡挥霍。大抵这世上值得英雄杰出之士追求的东西，不外乎金钱、权力和名誉，这些追求达到极至，皆可称为“不朽功业”。袁世凯追求的就是权力这一不朽功业。
钱和刀，就是恩威并重。但要真正做到这一条，则非得有天赋不行。恩从何来，威又何恃？还不都得靠着点天生的威仪和手腕？袁世凯五短身材，圆颅圆脸，腿短身长，实在谈不上仪表堂堂，但他双目炯炯有神，精光四射，尤其发怒的时候，虎目圆睁，的确有让人肝胆俱裂的气派。但他很少发怒，平时一脸威严，不苟言笑，纵是笑了那笑容也是转瞬即逝，决不会有袅袅余波。加上中年以后开始蓄起两撇大胡须，有事没事往两边抚溜着这两抹“虎须”，坐在椅子沙发上从来都是背直腰挺，双腿叉开，作骑马姿势，象足了关云长夜读春秋时的那一付做派，所以无论是行止还是言谈，袁世凯的确是威严不可轻犯的姿态。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子，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名士贵公子，在外边吃喝嫖赌抽样样都来得，还是有名的昆剧票友，在袁世凯死后他居然还混到了青帮“老头子”的地位，黄金荣、杜月笙之流都得敬他为长辈的。就是这样一位名士派的浪荡子，在袁世凯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出，他所有的名士派头都是在外面创出来的。但袁世凯对袁克文其实是最宠爱的，因为克文极为聪明。有一次，袁世凯叫袁克文陪他吃饭，在袁克文已经吃得很饱的时候，袁世凯又递给他一个馒头，“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这是古礼，也是袁氏家教，袁克文不敢说不吃，但又真的吃饱了，无奈，他一面假装掰着馒头吃，一边把掰的馒头块偷偷往袖筒里塞，馒头太烫，把他胳膊烫掉了一块皮，他也不敢叫出声来。父子之间尚敬畏若此，部属对他的畏惮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他看中的人才，除了市恩示好，袁世凯也使出流氓手段。他就是用无赖手段逼迫熊希龄当上总理的。
民国初年，自唐绍仪去职之后，袁世凯揽权越来越厉害，赵秉钧因宋教仁案辞职后，谁都不愿当总理了，因为这总理难当。袁想请张謇出山，张謇极力推荐财政专家熊希龄，但熊也不愿淌这趟混水，坚辞不就。袁这时候声称要组成天下第一的“人才内阁”，对熊是势在必得。熊希龄当时在热河都统任内，管着承德避暑山庄这一藏宝之地。那时候对文物管理不是很严格，避暑山庄的管理人员往往拿山庄里的零碎文物做晋身之资贿赂上级，熊希龄视察避暑山庄的时候大概不免从众拿了几件文物。袁世凯算准熊在这事上面不会一尘不染，所以特派人去避暑山庄秘密调查，将熊中饱的文物造册上报。于是袁再请熊到京来“叙旧”。会见时， “恰巧”有重要外宾来见，所以袁世凯请熊希龄暂避里间办公室，熊希龄进去就看到桌上随意摊开的文件，参劾他“贪污文物”的密报赫然在目！这一下，熊惊惶失色，手足无措。不一会儿，袁进来拍着他的肩膀，温勉有加，若无其事地和他商谈组阁的事，熊如坐针毡，汗如泉涌。左思右想，不得不从，不然，一生名节就毁了。用吴稚晖讽刺汪精卫投日的话来说，“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这么个向有令名的大人物居然小偷小摸，说出去太丢人！这人丢不起。此后，袁世凯就是拿着这把柄挟制熊希龄解散了国民党，解散了国会。
成也权术，败也权术
袁世凯对于自己手下的人除了恩宠、威压之外，贯穿始终的还是权术。《容庵弟子记》中记袁世凯在朝鲜治军时的智计：“有营役入民家食鸦片者，公执而诛之。诸役纠五百余人，咸称有瘾罢工，请资遗内渡，将见公，公戒卫卒多备刀索，至则缚而诛之，诸役旋散去。吴公闻之谓公曰：果能尽杀之乎？公曰惟田横之徒能同死，乌可律诸役，示怯必来，示威必散，果来拟尽缚之，按名讯问，认瘾者立诛，不认者释之，不过戮一二人，余皆不必认矣。吴公叹服曰：真应变良材也。”因为他对这些人的心理摸得熟透，知道他们的弱点，所以他能利用他们的弱点震慑之。
庚子事变之后，宫中器物陈设大多被毁，袁世凯陛见的时候，慈禧太后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事，要他赶紧筹款来置办宫中这些物品。袁世凯当时也是财困民穷，因为庚子赔款直隶摊到的份额是各省中第二多的。但他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这正是讨好那拉氏的好机会。回到直隶，库中实在无钱，他就召集藩、臬、司、道等官前来商议，说是要暂时借用一下他们的私人款项垫办，以后再陆续归还，这些人当然一个个哭穷。袁世凯一时作罢，但他不动声色地派人去天津票号里想办法把这些人的存款数目全套了出来，一共约有一百余万两。过两天，袁世凯把原班人马再召集起来，和他们说了大致经过，然后说：“这些票号的掌柜太可恶，竟敢冒用诸公名义来招摇撞骗。为了惩戒这些混蛋，我已经把这些冒名顶替的存款暂时借用了。”说罢抚须看着那些面面相觑的官员，止不住的得意。
袁世凯就是靠着这样神出鬼没的权术将周围的人摆布得服服帖帖。他实际上不知不觉玩弄手段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这种手法使得多了，他周围的人每天不免战战兢兢，人人自危，只好看在金钱、权势的诱惑上去跟随他，对他的厉害越来越怕，对他的感情就日渐消融了。
他的爱将冯国璋就是被袁世凯的权术耍得害怕了，不敢再跟他玩下去。
冯国璋是不赞成袁世凯称帝的。1915年5月，他特意从南京到北京来探问袁是否有称帝的意思。袁世凯一眼看穿冯的来意不善，整肃面容说：“华甫（冯国璋字），你我共事多年，情同一家，我不妨向你讲明我的心思。我决没有做皇帝的打算。我袁家向来没有活过六十的人，我今年已经五十八，即便做皇帝还能做几年？何况我现在的权力、荣耀比皇帝还大。做皇帝无非是为子孙打算，但是你看，我大儿子是个瘸子，二儿子是个名士，整天与一帮荒唐文人混在一起，三儿子是个土匪样的，不通时务。其余的子孙这样小，有谁能当此重任？你尽管放心，我不当皇帝！”可是，袁世凯当晚回内室，气咻咻连声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心中对冯的的逼问愤恨不已。他大概以为自己待冯不薄，他怎么不帮自己做皇帝，反而劝自己不做皇帝呢？冯国璋倒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回去就向报界谈话，说众人对于袁帝制一事皆是误解。
可是后来帝制风声越传越紧，冯又不放心了，他力邀梁启超一起去新华宫探问兼劝说袁世凯。冯对梁说：“我辩说之辞远不如你，你的实力不如我，一定要你我同去，你反复开导，我隐示以实力为后盾，这样恐怕千钧一发的危机可以得免！”梁启超正求之不得，于是花一天一夜功夫，秘密起草了谏说的纲要，绞尽脑汁想出来总有几十条，凡是还算一个理由的都列上了。等到二人联袂到了新华宫，袁世凯听到二人到了，喜动颜色。酒过三巡，梁正要起立陈说自己的“谏说大纲”，袁世凯摆摆手笑着说：“二公此来之意，我非常了解，是想谏我不要做皇帝。”顿了一顿，“我反问二公，袁某欲做皇帝的话，究竟是想做一代皇帝而和绝种呢，还是想做万代皇帝而绵延无穷？” 梁启超和冯国璋都楞在那里，接不上话来。袁世凯又笑着说：“除非傻瓜，自然要做万代天子！”说完，面上忽有戚色，喟然长叹一声说：“我有豚犬（指子女）二十余人，我将他们尽数喊出来，列于二公面前，任公（梁启超），你最善知人，我就托任公代我选择一子，可以继立为皇帝的，可以不败我帝业，不致连累掘我祖坟的——任公，等你选出来后，我再决定称帝。这样的话，或许可以称帝两代！”梁启超与冯国璋四目相对，嗒然若丧，怀中千言万语，竟一字都说不出。这时候袁世凯诸子环立在侧侍宴，小的还要奶妈抱着。袁世凯忽然变悲痛之色，说：“我这些儿子，没有一个象我的，没有一个不是庸懦纨绔，然而哪个父亲不疼爱儿子，我虽然怒他们不争气，然而还是不愿因我造孽害得他们以后给别人做鱼烹杀啊！我百年之后，敬托您二位好好护持他们！”袁世凯都说出“托孤”的话了，梁启超和冯国璋还有什么好说的？到他们辞出的时候，连“帝制”一词都没出口。袁世凯的亲家黎元洪也被袁玩得团团转。
古书记：吴王阖闾使干将铸剑，铁汁不下。干将妻莫邪问计，干将曰：“先师欧冶子铸剑，曾以女子配炉神，即得。”莫邪闻言即投入炉中，铁汁出，铸成雌雄两剑，雄为干将，雌为莫邪。
权力就是一把剑，权力越大，则剑锋越利。但最这锋刃却需人血来祭奠！袁世凯手握天下权柄，他耍权弄权的技艺已达炉火纯青的境地，当最终他无力再挥舞这锋利宝剑的时候，他自己就不得不为这权力之剑殉葬。
四、中华帝国
谁家天下谁家罪
“盖闻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 1912年2月12日，大清王朝的隆裕太后颁布清室退位诏书，开头第一句就是这样宏大无边的一句话。这句宣言标志着新的时代和中国过去所有时代的彻底决裂：“天下”，不再是满清爱新觉罗氏的天下，也不再是某一姓一宗的天下。
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布：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1915年12月23日，袁宣布承认帝制，宣言曰：“。。。我皇帝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眷佑，天命不可以久稽，人民不可以无主，伏冀（挥）衰勉抑，渊鉴早回，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明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报，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以巩固我中华帝国万年有道丕丕之鸿基！”
短短的四年时间，中国就从大清帝国一变而为中华民国，再变而为中华帝国，何世变之亟也！袁世凯为什么要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难道仅仅因为象众口相传的那样他只是一心相当皇帝？那么又如何解释他对冯国璋这些人说的，为子孙计，为自身计，他都没有当皇帝的道理？这些话与他帝制自为的举动相对照固然成了虚饰之词，但的确有很大说服力，不然冯国璋这样精明的人也不会信以为真。
没有人认为袁世凯称帝是一幕悲剧。
当八十三天的中华帝国随风而逝，我们是否还能理解一个“真实的袁世凯”？或者，我们是否还能从历史的灰烬中寻觅出真相？也许我们不得不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如果历史还有“真相”，那么这真相也许只是“人性”，只是人性的渐次展开。具有复杂人性的历史人物创造了历史，所以理解历史首先就要探究人性的秘密。可是，历史人物的命运却不单由“人性”来涵盖和摆布，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舞台，它留给演员施展角色的余地也许并不很多。
袁世凯的“中华帝国”，是装饰在近代中国这个历史大舞台上的一个淡淡的剪影，有时候它成为一个角色的布景，有时候，它自身就是叙说往事的“画外音”。不管怎样，要理解“中华帝国”的命运，甚至要理解为什么袁世凯将他的帝国称为“中华帝国”，我们就不得不将历史镜头拉长，来看看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
而且，从袁世凯运作“中华帝国”的整个过程，深刻领会民国初年的混乱政局给当时代人带来的无尽苦难。
历史已成长河逝水，我们只能在水一方，满怀感慨地悲叹袁世凯这位末路“英雄”的命运。
现代“郑伯”袁世凯
如果要研习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权术经典，“郑伯克段于鄢”这一幕好戏绝对不可错过，这个案例绝对可以在中国历史上的权术斗争案例中排名前十位，大名鼎鼎的《古文观止》第一篇文章就是讲的“郑伯克段”。袁世凯在民国初年扫除政敌所用的各种巧妙手段，和郑伯的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大可以将袁世凯比作现代“郑伯”。
“郑伯克段于鄢”原本是《春秋经》中的一句话。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郑国发生了一件为争夺最高权力而骨肉相残的著名事件，《春秋经》的作者只用上面这一句话作了概括的记载。“郑伯”是指郑庄公，姓姬名寤生，这个名字，缘于他以“寤生”也就是“脚先头后出生，难产”的方式落出娘胎的奇特经历。据说正因为如此，才惊吓了母亲姜氏，并引起她的厌恶。“伯”是郑国国君的爵位名，春秋时期周天子分封诸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克”是战胜的意思；“段”是郑庄公的弟弟的名字；“鄢”是地名，在今河南省鄢陵县境内。整句话意思是“郑伯在鄢这个地方战胜了他的弟弟段。”这么个常见的故事有何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
郑庄公的母亲姜氏偏爱小儿子公叔段，想让公叔段取代哥哥嫡长子的位置而继承君位，由于丈夫郑武公的反对，姜氏没能达到目的。郑武公去世后郑庄公继位，将弟弟封在京邑。叔段在京邑一点都不老实，他不但扩大封地京邑的城垣建制，命令西部与北部边境听从他的指挥，而且不久又收取二地作为自己的领地，将势力范围推延到东北二百里外的地方。
对于这种明目张胆违背礼制、扩张实力并且有谋叛嫌疑的行为，郑庄公如何处置？他居然“不闻不问”、任其发展！而且他虽然知道姜氏暗中支持叔段，但他面子上对姜氏却更加尊重。郑庄公的谋臣几次进谏，要求及早遏止叔段的叛乱准备活动，均遭拒绝。难道郑庄公真的是个顾及手足情深不肯做“兄弟阋墙”之事的仁君？还是他太孝顺不肯伤老母亲的心？或者他觉得叔段这些个小动作不足为虑？如果这么看待郑庄公，那就大错特错了！
实际上，郑庄公早就算计好了，他早已做出了收拾叔段的决定。他对叔段的所作所为都明察秋毫，之所以不“防患于未然”，并不是顾惜别的，是等着叔段“做大动”哪！当叔段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和母亲姜氏约好举事，结果郑庄公一等到叔段“开张”，立马派出精锐大军掩杀过去，将叔段杀个措手不及，落荒而逃！原来，郑庄公老早就暗中派了特务、内线去叔段处侦察、卧底，不然，他不会在姬叔段厉兵秣马、准备偷袭郑都，且与姜氏约好作为内应时，那么及时地获悉了他们即将起事的日期。姬叔段逃往鄢地，郑庄公的军队又赶到鄢地去打，姬叔段只好逃亡到卫国的共邑去了（所以史书上称他为“共叔段”），于是庄公夺了他的封地，迫使他流亡异国。
“郑伯克段于鄢”是中国早期历史文献中，记录最为详实、精彩的一场权力之争。这场权力斗争之所以如此为后人重视，如此为谋略家津津乐道，是因为这场斗争生动地揭示了权力斗争中几个至关重要的取胜原则：第一，要深藏不露，第二，不到一举击垮对手的机会来临，决不出手，第三，不要让对手防备你，而要让他轻视你。郑庄公做到了这三点，就轻轻松松地化解了这场严重的危机，将共叔段一举扫除。这三点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不易，因为这等于是“玩火”，在火星刚冒的时候不去踩灭，非得等到成燎燃之势才泼大水去灭火，搞不好会房毁屋塌。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好处就在，这种“灭火”方法绝对不会有“死灰复燃”的后果。试想，如果在叔段刚开始扩张的时候，郑庄公就郑重其事、大张旗鼓地去警告，会得到什么结果？显然，叔段并不会因为庄公的警告而打消自己谋反的决心，这只会使他更加警觉、更加秘密地做准备工作，而且，他谋反的决心会更加坚定，因为反正自己的阴谋已经暴露，为了免祸，只好硬着头皮强干。或者他暂时收敛一下，但长久下去肯定不会死心，那郑庄公反而没有有力借口收拾他，只好一直这么战战兢兢下去，等着叔段出牌了。于是庄公既不能打消叔段的意志，也无法轻易侦察到叔段的密谋活动，反而很被动。庄公装作不理不问，一来使得叔段轻敌大意，一来占住了“舆论阵地”，因为庄公如此“忍让”，叔段还要谋反，一般人都要骂他“真是禽兽不如”的。一举数得，这才是真正的权力斗争的“大内高手”！
袁世凯在民国初年将自己的政敌一一打倒，甚至彻底清除出政治舞台，使用的手法就是郑庄公两千多年前的老办法：开始的时候装迷糊，让国民党放松警惕，到国民党准备武装反袁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雷霆手段一举击垮，让国民党的势力损失殆尽，从此一蹶不振。小打小闹不干，要干就大干快干，使对手来不及反应就大败。让我们看看袁世凯如何将这个战略一步步展开，完成。
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传统专制帝国秩序向近代现代国家秩序演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要完成一系列的宏大任务，如民族国家的建构，国家政权的建设，社会结构的变迁，思想观念的更新，以及各种现代化等。最根本的，自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崩溃以后，还要重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几千年来中国政治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传统的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大一统王权观念基础之上，中华民国推翻清王朝之后，试图将这种合法性建立在抽象的“国家主权”和“中华人民”这些概念之上，从这些抽象的概念演绎出全新的政治结构，围绕这些原则组织新的政治生活。但民国初年的实践表明，这种尝试远不是革命思想家设想的那样容易。
就以“民主”来说，这个概念内在包涵着“平等”的概念，意味着“人民”中的每一分子都是在法律面前平等的，但这些观念在那些最伟大的革命思想家的意识里也很少扎下根来。孙中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组织中华革命党，其党章中竟然规定这样的条款：（十一条）“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前入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后进党者，名曰普通党员。”（十二条）“革命时期之内（指颁布宪法以前），首义党员，悉隶于元勋公民。得享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力。”凡非党员，在革命期内不能有公民资格。一个以“民权”为奋斗目标的党，竟将人民的公民权力私相授受，在不同人群中差别“分配”，如同作价入股一般，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民权的理解偏颇可想而知。这还是“革命党”的思想意识水平，至于那些一生大半辈子都侵在旧时代里的冬烘先生对“民权”、“民国”的理解就更加摸不着边了。
将一个新生的政权建立在这样的整体国民意识之上，这个制度当然无法运转顺利。梁启超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在《国会之自杀》一文中刻薄地描绘了当时的议会：“两旬不能举一议长，百日不能定一院法。法定人数之缺，日所有闻；休会逃席之举，成为故实；幸而开会，则村妪骂邻。顽童闹学，框壤拉杂，消此半日之光阴，则相帅鸟兽散而已。国家大计，百不及一，而惟岁费六千是。、、、、、、凡百秽德，众所具瞻，不待吾之指数，抑亦非吾之所更忍言也。”
袁世凯接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而且，这个体制中的某些特别之处似乎是专为他设计的。革命党迫于形势不得不将临时总统拱手让给袁世凯，但对他很不放心，绞尽脑汁匆匆——甚至可以说是“紧急”，因为临时约法是宋教仁一夜之间起草出来的——设计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本来孙中山极力要推行总统制，而且将总统的权力规定得很大，但半路杀出来个袁宫保，孙中山又翻然变计，转而主张内阁制。英法的责任内阁制，不过是以内阁总理取得国会多数的信任为条件，总理以外的国务员全由总理择人组织，而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则要求责任内阁从总理及一切国务员（总长），都要先行正式提交参议院征得它的同意。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不止总统发布的命令要总理副署，内阁的国务员发布命令，需要其副手——次长――副署，总理发布命令，如果这命令涉及到国务员的管辖范围，也需要国务员的副署，这命令才能生效。这些政治制度，瞎子都看得出是专门为袁世凯定做的“紧箍咒”，是最为明显的“对人立法”。
袁世凯夺得临时总统之位以后，恪于形势不得不遵循这样的安排。在唐绍仪当总理时，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打算踢开唐绍仪。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后，就认真将自己看作同盟会的总理而不是袁世凯的私人，所以在处理政务时和袁世凯经常冲突，甚至在袁的总统府和他大吵，以至于总统府侍卫一看到唐绍仪来了就不满地唠叨：“总理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了。”袁也渐渐不耐烦，有一次话里话外地对唐酸溜溜地说：“我们是没几天好做的，这个位子早晚要让给你们的。”意思是，你们不要抢了，早晚总会交给你们管的，话中当然带着意气，对唐绍仪这样的多年共事老友已经用“你我之分”了。从这些小节的冲突中，可以看出袁世凯是在处处隐忍，这和他做了几十年的大清权臣的权势可不符啊。对于国会通不过的他提的议案，他也是小心地不去取闹，而是让国会去混战，弄得一团糟之后，再慢慢来收拾。国会对他的权力处处制约，他也尽量在临时约法的框架里来抗衡。这种隐忍，难道是他软弱的表现？难道他这种忍让一点都不需要回报？让大清朝畏辱猛虎的“袁宫保”，有如此好对付？错了，大错特错！
可惜唐绍仪看不明白，还一心帮着革命党“抢”直隶督军的位子，要安排革命党人相中的王芝祥来任直隶督军。直隶是袁世凯起家的老本，况且俯控京城，“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袁世凯怎会拱手想让？这是袁世凯权力的底线，他怎会从这里撤退？
于是因为直隶督军的人选，唐袁分裂了。而袁对王芝祥的处理也颇有袁氏办事特色：他不经唐的同意径自委任王芝祥为南京宣抚使，前往南京解散黄兴的部队，王行前袁给了他一笔远远超过实际需要的宣抚公费，示意王可以包办一切，省下的公费一律不需上缴。这样，王芝祥既得到钱，又得到地位，更难得的是得到总统的亲切眷顾，当然是兴味盎然地领钱上任，而他这一任顶替的是革命党人黄兴的缺。这一次“抢”直隶督军，唐绍仪和那些鼓动王芝祥的革命党人则什么都没有捞到，反而被当时的舆论看笑话：你们就是推举这样惟利是图的人来当直隶督军。
袁世凯的银弹攻势的确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1913年国会开始选举之前，宋教仁南下回湖南省亲，行前袁世凯开给他一张五十万元的支票，任他支用，可宋教仁只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其余都退回给袁世凯。宋教仁省亲完了，绕道江浙、上海回北京，一路上到处演讲，对袁世凯当政一年来的施政举措严词抨击，不留情面，在宋教仁也许为的是做选举动员，并不是故意撩拨袁世凯的“虎须”。但这些演讲词当然很快传到袁世凯案头，袁世凯看了非常沮丧、失望，因为，宋教仁在京期间袁对他非常恭敬客气，他以为宋教仁已经被他的交情笼络住了，不意宋仍是视他为“不共戴天”之仇人，不肯在他的“圈子里”。而这时候国会大选结果出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大获全胜，宋俨然以候任总理自居，准备要接管袁世凯的手中权力，将其变为“虚位总统”了。袁世凯大为恐慌。于是就有了民国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暗杀：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人用有毒的三颗子弹击中，随后在医院毒发身亡。
吴禄贞是新军第六镇统制，同盟会员，辛亥年正要举事时被暗杀，连头都被人割掉不知下落。有人说看到凶手向袁世凯手下交差领赏。张振武则是“辛亥三武”（另外两武是孙武和蒋翌武，均是武昌起义的元勋）之一，1912年在北京被袁世凯以军令处决，说是遵黎元洪之请。黄兴这些话当然有根据，因为宋案的凶手武士英和直接主使人应桂馨很快就抓住了，而且在应桂馨家中搜出了他和总理赵秉钧、国务秘书洪述祖之间互相联系的密码电报，其间有“毁宋酬勋”这样的话。对“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这一说法持异议的人只有极少几个，一个是袁世凯的二子袁克文（寒云），他说是和宋有过节的革命党人陈其美（陈其美曾指使蒋介石暗杀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而且陈其美和应桂馨称兄道弟，关系亲密非同一般）干的；一是袁世凯的幕僚张一麟，张说“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唆使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这样一说，袁世凯本来无意取宋之命了。其中张氏说法也有根据，就是公布出来的密电中，有袁世凯派人去日本搜罗宋教仁在日期间“吃官司”的“劣迹”这样的安排，那么袁世凯如果一开始就想暗杀宋教仁，则没有必要多此“毁其名节”一举了。但因为为袁世凯做辩护的人都是袁世凯最亲近的人，这种种说法难以取信于人。宋教仁自己有没有怀疑袁世凯呢？似乎没有。宋教仁辗转来上海的路上有人警告他袁要对他不利，宋轻松一笑说：“从来只有革命党暗杀别人，哪有革命党被人暗杀的道理。” 宋中弹后躺在医院，弥留之际还不忘给袁世凯发了一通电报遗言：“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力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年，尚祈鉴纳。”言词之间对袁尚有殷殷期待之意。如果刺宋果然是袁世凯指使，那宋教仁真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铜板”了。到底袁世凯有没有授意刺杀宋教仁？因为现在遗留下来的证据都不足以证明这一点，这个问题恐怕永远都无法水落石出了。
刺杀宋教仁一案对民国政局影响极大。宋案之后，当时革命党内有两种“善后”意见，一种以黄兴为首，主张循法律渠道解决，这也是当时舆论界的主流意见。当时上海地方检察厅已经向总理赵秉钧和洪述祖发出传票，要求他们出庭接受调查，这在中国司法史上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奇闻，如果能够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也许中国的法治之路会开辟出一条蹊径也说不定，但这样的蹊径根本就没有机会出现，因为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派力主武力解决的意见占了上风，从而有讨袁的“二次革命”发生。结果，革命党既得不到一般士绅的支持，自身力量又薄弱，很快就被袁世凯“武力解决”掉了。袁世凯为对付国民党的武力反袁，早就做好准备了，军事、财政、外交等问题，无不是为着一举消灭国民党的武装而展开。国民党以为自己还可以象武昌起义一样，枪炮一响，义旗一举，天下影从，可惜，袁世凯不是满清朝，国民党的一举一动早在他的算计之中！
宋案以武力解决的后果，一是革命党人有限的力量在这一役几乎摧毁殆尽，不能在国内立足，中国政坛上失去了唯一令袁世凯有所顾忌的强硬力量，二是袁世凯找到借口加速了他的集权，摧毁了民主政治的最后象征——民选国会。原来，在二次革命当中，革命党人江西督军李烈钧很快战败，走得仓惶，连密码本都没有带走，结果让袁世凯搜到李烈钧和国会里国民党议员秘密协商武力反袁的密电，袁世凯就以此为借口解散了第一届国会的多数党国民党，瘫痪了国会。从此，袁世凯就一马平川地走上了另组“民意”机关，强奸民意以为帝制铺路的“登基之路”。看看这其中的曲折，和“郑伯克段”的手法几乎如出一辙，这不得不让人惊叹：袁世凯真的是一个“不学而有术”的权术高手。
革命党人若懂得养精蓄锐，韬光养晦，不和袁世凯正面争权，袁世凯大概不会走上复辟的邪路，或者至少他复辟不会这么顺利。袁世凯心头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就是他认定袁家的人没有活过60岁的，他已近60之年了，大限将至，他空有一番抱负却不能施展。这种心境和情势下，他可能就此“认命”（袁世凯非常信命），做完这终身总统到死就算，可革命党人没有这种长远的战略，亟欲掌权，步步进逼要“抢班夺权”。袁世凯这个人一生没有什么他死命效忠的信仰，他唯一追求的就是个人的权力和功业，这些是他到死才会放手的东西（其实，不光袁世凯一人，近代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对权力大多死不放手）。但是，虽然他对民国没有什么效忠的信念，只要这民国还能保证他的权位，他就可以“保存”民国。可是这个民国里面却总有人想夺他的权，即使他来日无多了也不相让，这让袁世凯感到“愤怒”。袁世凯的愤懑在他武力解决宋案时说的一段话中显露无遗：“可告革命党人，我现已决心。孙、黄等无非意在捣乱，他们的本事就是左一个捣乱，右一个捣乱。、、、、彼等谓我争总统，其实若有相当之人，我亦愿让。但自信政治经验，军事阅历，外交信用，颇不让人，则国民付托之重任我亦未敢妄自推诿，彼等若有能力另组政府，我即有能力毁除之！” 袁世凯和革命党人短兵相接的时候来了，种种情势终于逼得袁世凯使出了“杀手锏”，做成了“独夫”总统。其实，袁世凯这样的铁碗人物，怎么会甘于做一个动弹不得的“神主牌总统”？所以，只要他还掌权，革命党套在他头上的紧箍咒他迟早要脱掉的，现在他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举扫平了革命党，等于将那紧箍咒后面观音菩萨赋予的法力破除了，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