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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办的“201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于9月13日-15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为“城乡治理与规划改革”，围绕这一主题，大会共邀请了九位专家学者作大会学术报告，与参会代表共享学术盛宴。我们将这九位专家学者的报告做了整理，一起来看看吧。
陈辞：海口建设“四宜三养”城市的探索
海南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陈辞在大会上做了题为《规划创新引领城市转型发展——海口建设“四宜三养”城市的探索》的大会报告。
陈辞市委书记首先指出海口市的基本情况是省会城市、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热带岛屿型城市。基于这样一种基本情况，他指出海口市的发展目标为打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与“养眼、养身、养心”的最精最美省会城市，并从五个方面来阐述了如何实现这一发展目标。
引导城市经济业态调整
陈辞市委书记在报告中指出，在房地产业，海口市出台了产权式酒店管理办法和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动纯居住型地产向旅游度假型、养老疗养型、商业经营型地产转型；在旅游酒店方面，由大众旅游向休闲度假、私人订制等高端旅游市场转型，满足游客私密性、舒适性的需求；在产城一体方面，创新原有工业园区的模式，按照产、学、研、居、游一体化的产城融合理念，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建设既生态环保又高效运作的“绿色新城”。
加速城市绿色崛起
首先，确立生态立市的发展理念，保持海口良好的生态本底；其次，对生态进行立法保护，颁布了万绿园、东寨港红树林湿地保护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法规文件，划定饮用水源地、自然保护区、生态湿地等生态红线；再次，规划建设“两横两纵”绿色廊道，完善绿色基础设施，打造覆盖市域的绿色休闲慢行系统；最后，对因人工和自然原因遭受破坏的地区进行生态化改造，保留原生态特征，引入旅游休闲等产业。
强化中心城市功能
陈辞市委书记在报告中指出，要强化交通中心功能、强化综合服务中心功能，成为区域发展极核。
海口目前正在逐步完善连接岛内外的港口、铁路、公路、空港等交通设施，加快城市快速路网以及大容量快速公共交通建设，构建便捷顺畅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强化智力支撑、商务服务、医疗保障、文化体育、教育科研等功能，提高服务全市以及全省人民的能力和水平。以期实现建设以海口为核心的省会经济圈，推动琼北区域的统筹协调发展。
彰显热带滨海北岸城市风貌
陈辞市委书记在报告中强调，做足滨海城市海岸线利用大文章，突出开放的滨水空间环境，坚持把最好的岸线资源留给市民和游客。针对北岸城市有风无浪的特点，在现有国家级帆船帆板基地的基础上，已经建成250个游艇泊位，大力发展游艇经济。同时，他强调“微空间”设计要以人为本，多点建设街心公园、街头绿地，增强绿地布局均衡性；道路、广场设计注重空间尺度，构建小而精的宜人空间。还要充分考虑地处热带滨海的抗风标准，提高城乡防灾减灾能力。
提升海口新型城镇化质量
陈辞市委书记在报告中指出，首先要明确新型城镇化目标，即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平等化；其次，要确立新型城镇化体系，遵循“规划引领、产业导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先行、体制机制保障”的基本路径，着力构建五级城镇化体系；再次，重点解决两个“50万”问题。在城镇化进程中，不能单纯追求人口规模扩张，而是提升城镇化的质量。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是主城区内50万人口的市民化以及主城区外50万农村居民的就近城镇化；最后，启动城乡统筹示范镇建设，依托城乡统筹发展公司推进基础设施、产业孵化、土地收储等工作，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享受城市生活品质。
激发市场配置资源要素的活力
陈辞市委书记在报告中指出，新区规划从城市设计入手、从产业布局切入。采用高密度方格路网、小街坊社区的设计理念，合理规划交通以及开放空间，吸引会展、酒店、商业综合体等经济业态，提升区域开发价值。
陈辞市委书记最后还指出，海口市城乡治理和规划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多规衔接机制、加强规划公众参与。期望通过规划创新，推进城市产业升级、功能完善、品质提升，引领城市转型发展，实现“四宜三养”最精最美省会城市目标。
孙安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规划工作改革的思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孙安军司长，做了题为《新形势与新任务——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规划工作改革的思考》的报告。
孙司长分三个部分做了介绍，首先是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提出的和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的任务。包括：在符合规划跟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出让租赁入市；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严控城市建设用地供给提高土地使用率等相关任务。
第二部分，孙司长通过举例介绍了在应对以上任务时城乡规划方面的落实举措，如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提出制定《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编制技术导则》，明确依据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合理确定城市规模要求，以及修订《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等标准，指导各地按照城市实有人口，完善城市公共设施的规模、体系和布局等的措施。
第三部分，孙司长首先指出城乡规划工作面临着十分迫切的改革压力，并重点从三个方面介绍了关于城乡规划工作的改革思考。首先要深入理解、明确责任，在认识上要善于突破思维定势，处理好系统与局部的关系、长期性与阶段性的关系，紧抓落实，加强责任意识；然后，要把握重点、主动推进，包括推进规划改革，开展重要试点，加强基础工作；最后，要发挥优势、力争先机，鼓励大家主动工作，发挥城市规划工作者的应有作用。
姚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做了有关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主题报告。
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状态，主要讨论了经济失衡的主要特征。第二部分论述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报告最后阐述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问题，并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进行预测。
姚洋教授分析了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状态，讨论了经济失衡的几个表现。他提到，中国60年的经济增长，以1978年为分水岭，前后经济增长发生了较大变化。1978年后经济平均增长率稳定在9.7%左右的高水平，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平均年增长超过10%，出口增长率平均每年29%。而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主要体现出5个特征：（1）消费占GDP的比重较快下降。（2）出口、投资增长快。（3）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4）快速上升的外汇储备成为巨大的包袱。（5）环境代价极其高昂。
姚洋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结构调整起到了正面作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导致发达国家增长速度、消费下降，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下降，中国出口增速从29%下降到7-8%。另一方面，制造业也受到打击，由此将导致我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金融危机让中国的结构转型大大提前了。
随后，姚洋教授阐述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问题。姚洋预测未来中国的生活质量会大大提高，并总结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将表现为：（1）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导产业、吸纳大部分就业人口。（2）服务业的市场主要在国内，需要更多地依赖内生市场，因此国内的消费比将大幅增加，中国将会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工厂加世界市场。（3）环境质量提高，收入分配改善。
姚洋教授最后讨论了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可能在未来的十年里达到平均7.3%、7.4%。以高中低三档之中的中预测，按年增长率7.4%、通货膨胀率3.7%，以汇率价格计算，到2023年，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将从12%-13%增长到20%，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排在第三到第六位四个国家经济总量的总和，人均GDP将达到15000美元，上海将达到25000美元。
陈映芳：社会融合中的族群性与聚居地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映芳教授与会做大会学术报告，题为《社会融合议题中的族群性与聚居地》。
陈教授首先介绍了香港天水围、巴黎新城、上海工人住宅区等多个中外族群区隔的社会学调研案例，指出新城移民族群普遍面临交通成本过高、失业率高、酗酒家庭暴力、离婚单亲家庭比例偏高、青少年问题等社会问题。
陈教授认为，族群的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议题中间的核心问题，族群之间的空间切割不一定是因族群导致的，空间区隔本身可以造成族群性的形成，尤其是族群的集中居住。同一宗族民族甚至同一个阶级内部可能形成特殊的身份群体，并因为族群性的形成而不断深厚化，族群造成的社会分离需要一个法律制度、社会政策和社会空间再造的一个长期努力才可能逐渐的弥合，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
陈教授最后介绍了各国尝试通过规划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改善，以此实现社会融合的努力。例如法国规定了一般住宅项目中公共住宅的比例，香港鼓励通过市民自主规划来推动社区自主有机融合等。陈映芳教授呼吁，我国目前的城中村、村中村、外来民工聚居地等与外部形成某种分裂隔离的族群，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地方与场所不只是城市拓展的人口容器，更是我们的家园。
毛寿龙：新型城镇化下的城市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与会做主题报告，题为《中国城镇化的治理维度》。
毛教授在报告中对古代城市治理的“市场模型”与“帝国模型”进行深入分析阐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现代城市治理的理论模型及其演进逻辑，并对未来城市治理的模式进行了展望，最后提出治理理论对中国城镇化的政策意义。
毛教授观点鲜明的指出，在古代，以市场为基础的城市治理是一种以商人为本、开放性的治理模式，可以给城市带来自由和财富，而以权力为基础的城市治理是一种以军队和政府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城市的兴衰取决于帝国赋予的权力大小；到了现代社会，大多数城市是以市场为基础，同时嵌套着城市自身的权力结构，在这种福利和债务国家控制的治理模式下，城市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巨大的公共服务已经成为很多城市发展的负担；未来，毛教授认为应该是一个城市自主治理的模式，国家在城市治理中的地位不断弱化，市场和社会的治理主体应该不断得到强化。
最后毛教授指出了治理理论对于中国城镇化的政策意义。中国的城市治理不应该再强调行政级别，而应该去政治化，走开放市场的模式，高端城市应该进一步国际化，各级别的城市（包括农村）也应该保持一种更积极的开放性。而城市规划领域的从业人员，在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加强对治理要素的重视，对于未来城市的建设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贺雪峰：乡村治理与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华中科技大学贺雪峰教授，做了有关“乡村治理与城市化道路”的主题报告。贺教授指出，中国城市化道路应充分利用制度红利，而土地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和小农经济这三大制度构成了新中国最重要的制度财产。
贺教授指出，中国的城镇化不同于欧美和亚非拉的城镇化道路，好的方面表现在一是基础设施良好，二是城市人口对未来充满期待，三是没有大规模的贫民窟。
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来自于我们的制度红利，土地制度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土地财政保障了城市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城乡二元结构和小农经济的存在使得农民能够在城市生存困难时体面回到农村，对农民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若当前中国过早的推动农民不科学进城很可能造成农民进城不体面不满意的生活，甚至带来经济危机、城市危机及政治动荡。
最后贺教授表示：农村的制度改革要慎重，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与人均GDP水平并不完全相称的城市化，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意义上面来讲我们应当珍惜我们的制度。
张京祥：中国城乡规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区域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张京祥以《空间治理：中国城乡规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为题做学术报告。
张京祥教授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引言开始报告，报告主要阐述三个部分内容，一是治理的概念与内涵；二是治理提出的缘由与背景；三是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规划的困境与转型。
首先是关于治理的概念内涵，张教授认为有四个特征，第一，治理是一种综合的社会过程，而不是一套固定的规章。第二，治理以调和而非支配、控制为基础。第三，治理涉及到广泛的公私部门和多种利益单元。第四，治理有赖于各社会组成间的持续相互作用，有赖于各个社会组成之间的深入沟通和协调。
关于治理提出的缘由和背景，张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京祥教授把这个变化概括为“四化环境”，即全球化、分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而四化环境促动着府际关系、政企关系和政社关系“三大关系”多重转型。
最后，张教授针对城乡规划目前的主要困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传统的技术型规划漠视多元化的空间价值诉求、简单的规划统筹愿望忽视了现实主体的利益、精英型的规划情结招致多方力量的批评否定，所以中国的城乡规划必须转型。转型第一条，是要理顺规划的事权划分体系；其次要尊重规划的多元价值取向；第三要构建有效的规划协商机制。
张教授最后指出，中西方的治理时间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实际上是要解决政府过度干预、过度管制的问题，从强政府推动走向社会合作互动，借助社会力量的发展来弥补政府管理职能的不足。同时，国家治理现代化有赖于协同进步，与依法治国并行不悖。此外，城乡规划转型、发展，离不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大环境。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给城乡规划提出了新课题，中国的城乡规划必将迎来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
唐子来：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转型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唐子来做了有关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转型的主题报告。
唐子来教授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和迈向可持续发展的城乡规划三个方面阐述了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转型的关系。
在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方面，唐子来教授指出，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可持续发展上。传统城镇化以经济增长为导向，但忽视了环境和社会成本；新型城镇化则寻求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即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唐子来教授通过“经济增长、社会公正和环境友好”相互协调的“3E模型”、“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环境友好和形态宜居”相互协调的“城乡棱锥模型”逐步推演至“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环境友好、形态宜居和政治制度”相互协调的模型来阐述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内涵。
唐子来教授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不单单是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的协调，而是通过完善政治制度来确保经济、社会、环境和城乡空间形态四者的互相协调。因此，全面的制度改革才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只有创造制度红利，才能带来新的城镇化发展红利。
唐子来教授指出：迈向可持续发展的城乡规划在于内涵的转型和价值的转型，内涵的转型即从单纯的物质空间规划迈向更加关注经济社会、公共政策和生态环境，促进“多规融合”。价值的转型即从单一的精英式规划走向融合精英规划、民主规划、公正的规划于一体，实现社会各利益体的沟通和协商，旨在社会各方都能够广泛参与的包容性发展。
李晓江：城镇化视角的城乡社会治理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教授做了有关“城镇化视角的城乡社会治理”学会报告。报告主要就中国城镇化的特征、当前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若干问题、治理体系的再认识、城市社会治理、乡村社会治理以及规划师伴随社会治理转型六个方面进行阐述。
关于中国城镇化的总体状况，李晓江教授指出，我国现状城镇化速度趋缓，人口的聚集趋向于空间、层级多元化；城乡人口流动处于胶着状态，进城农民落户意愿低，“市民化任重道远”；城镇化须重视城镇服务与接纳，尊重人的选择；城镇化进程中乡村依然将长期存在，并保持相当的规模；乡村的价值将会继续提升，弹性城乡关系的建立日渐重要。
关于当前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若干问题，李晓江教授指出，经历了三十年的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单一化的治理模式，社会结构从稳定走向失衡，导致城乡之间及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对此提出社会治理的新要求为从“有效的治理推动经济发展”转向“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关于治理体系的再认识问题，李晓江教授认为，国家治理的三种力量——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既是互补支撑，同时也存在着非常剧烈的博弈。理想的市场经济时期应该是市场跟社会同样强大，政府的权利应该更多的受到约束。在此基础上李晓江教授进一步论述了法律行政与社会自治两条社会治理的主线。
在城市社会治理方面，李晓江教授首先分析了城市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治理缺位以及城市壁垒等问题，并以重庆江北社区为例进行具体阐述，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城中村治理的模式和改造新视角。
在乡村社会治理方面，李晓江教授首先点明了乡村治理的重要性与长期性，回顾了乡村治理体系的历史，指出了乡村治理体系中存在经济场域与社会权力场域不统一、传统乡村自治体系破碎化、法制不完善等问题，提出从传统国家的秩序，乡村精英治理到现代乡村自治跟国家治理演进的发展前景。
关于规划师伴随社会治理转型方面，李晓江教授指出，随着社会治理的转型，规划师应该在国家、市场、社会三方空间规划起到相应的协调作用；关切城镇化中人的去向跟发展的模式，关切人口流动的服务与保障，关切现代化目标下的城乡关系，关切各阶层各群体的诉求，关切城乡社会发展与建设，从宏大叙事，发展优先转向以人为本，重视中观、微观的问题发现、状态描述与社区解析，重视存量规划、问题导向，用规划师的知识与智慧“解决”社会冲突与政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