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30”也只是一个数字，而不是一个门槛。因为真正的历史是在不知不觉中把“饭”蒸熟的。然而，30年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总结回顾的时机。改革开放30年的峰回路转，承载了太多希望与唏嘘。人们曾因选择太多而紧张莫名，但他们依旧被希望的光芒所召唤，迅猛前行。正如2008年北京奥组委惟一中国法律顾问、惟一在美国东西两岸均设立分所的中国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创始人王俊峰所说：“我们的事业和成就在这个时代很正常”。
时光穿梭。1987年，北京。偌大的会议室内气氛凝重，椭圆形木制会议桌旁坐了7个人，依次为：公司领导、部队领导、航天技术专家、贸促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简称)的四位法律专家。在这四位法律专家中包括一位略显稚嫩，面色些许紧张的年轻人。
轻轻的敲门声响起，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秘书推门而入，后面跟着多位德国人。简单的寒暄过后，众人落座，谈判正式开始……
起步于高端
“那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参与的谈判工作，是关于中国航天技术公司与德国合作，引进航空技术方面的合同谈判。那个年代，这种国际谈判活动不多，所有的条款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如许多与技术转让方面内容相关的概念也都是第一次接触。另外，双方都是用英文作为工作语言。老同事英文好点，都是他们在谈判，我就是打个下手。这个项目持续了近两个月，每天都要利用晚上的时间查词典，提前背下那些大量不认识的生词。”王俊峰就是那位坐在谈判桌边的年轻人。
“这个项目中，我们重点负责合同中法律方面的条款部分，关于贸易和价格等方面内容的谈判，那是两国政府间的事儿了，属于机密。”
从那以后，王俊峰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贸促会法律部，我们主要做那些涉外较大尖端项目的谈判，这要求我们要有很高的法律和英文服务水平。”自此，王俊峰便与“国际”和“高端法律服务”分不开了。
其实，早在参加工作以前，王俊峰便与“国际”和“法律”结缘。
1980年，王俊峰考上吉林大学法律系。“那时候文科本来就没有几个专业可以让我们选择，于是经过模糊的思考，便填报了法律专业。”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解放军、文学家、艺术家等等，从来没想过会当律师。”这位全国最大律所的创始人微笑着用稳重、柔和的声音说自己是“误入歧途”。
在大学，王俊峰是班里最年轻的学生之一。“很多老大哥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比我大很多，我在他们眼里基本上什么事也不懂，学习也不深刻，谈恋爱都不会。我们班有数的几个女孩子自然就都被老大哥们抢走了（笑）。我那时候和大多数十七八岁的男孩子一样，就是傻傻的，只知道学习，本科生期间真的是稀里糊涂地过来了。”“傻傻的”王俊峰专心研究专业课，打下了扎实的学业基础。
同年，《律师暂行条例》出台，中国律师制度如沐甘露。“那时，就觉得老师们到法院出庭辩护挺新奇的，这情景我以前只在电影上看过。然而，当时我对律师职业的了解并不是很多。”
王俊峰说他大学时期惟一值得说的就是，“我心中有追求与众不同生活的目标，虽很朦胧，但是始终有”。
说到理想，王俊峰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在大学时，班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同学。当时他在班里年纪很小，他每天上学或去图书馆都要穿西服、打领带，学英文也很卖力。原来，他心中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人生就是这样被理想和精神激励着。这名同学后来果然与众不同，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就是国内目前非常有名的证券和并购律师陈瑛明。当时，也有同学说自己的目标就是回老家在公检法找个工作，毕业后果然就回家了。所以，人一生确定什么样的目标真的很重要。”
王俊峰那时虽然没有每天西装革履，但是从上小学时起，他那打着补丁的衣服就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人的心中始终都要有一颗进取心，这在什么时候都很重要。”王俊峰进军国际的野心早在大学时期就萌芽了。“我那时候就对带‘国际’两个字的事情比较感兴趣，经常去国际法系听课。”
本科毕业后的王俊峰接着攻读法学硕士研究生。“我读研究生期间，稍微缓过来点儿劲了。不会一味地傻学了。小的时候家里比较穷，生活压力也很大，就盼着什么时候不要让家里给我拿钱上学。读研究生之后生活变得从容一些，国家给待遇了。研究生的时候目的性开始变得比较强了，有了学习的方向，将来要做什么都有了些思考和规划。”
王俊峰真正了解法律服务工作是来到贸促会法律部之后。这期间，他对律师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律师不只是打官司而已，这是个综合性、专业性很强的职业。而且，我的律师生涯不是从传统的代理民事、刑事诉讼开始的，我刚开始接触的就是比较高端的法律服务工作。”王俊峰由此开始了他“不走寻常路”的律师生涯。他从阅读晦涩、严谨的涉外法律条文开始。“压力很大，材料几乎都是英文的，每天都要加班加点地查资料。”
1980年代留学潮时期，一心想“国际化”的王俊峰却没能赶上时代大潮。“那时同事们出国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很多，身边很多人都出国了。但我的运气不好，轮到我的时候，要么是碰到一个大项目没做完，要么就是刚‘提拔’，所以我就一直留下来了。我真正出国学习还是自己出来创业以后，都是自费的。”王俊峰幽默道。
外国律师就应该比我们值钱？
1993年，司法部推动了律师行业深化改革的进程。这一年，王俊峰带着贸促会的三名同事一起辞职下海，创建了金杜律师事务所。
“我后来很快被调入了贸促会法律部的‘环球律师事务所’，这是中国第一家专门做涉外法律服务工作的律师事务所。但由于体制上是国有的，有很多束缚，影响发展。而且，里面有些年纪大的同事比较保守。我们要跟国际接轨，就要跳出来。”
然而，王俊峰还没在创业之路上往前迈步，就遇到了阻碍。
“贸促会不让我们出来，相关领导设关卡，我们的档案也受到限制。单位里和我要好的同事和亲属，都被从原岗位调走或遭到打击报复，奖金也被调低。当时谁跟我们亲近一下都会受影响，像管制对象似的。甚至，至今这种迫害仍在继续。”
就在昆仑饭店的339房间，金杜律师事务所正式挂牌开业。“那时，北京新设立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共有近30家。当时我们几个创始合伙人约定每人拿两万元创业资金，个别拿不出那么多钱的也就算了。”
至于“金杜”名称的来源，王俊峰说：“并没有太多复杂的思考，但我们知道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名称都是用原始合伙人的姓名组成的，而那时中国不允许这么做。为了让客户明了我们的体制，我们就决定要先找出两个英国人的姓氏作为我们新创立事务所的英文名字，最后大家确定为KING& WOOD，然后再根据音译，确定了‘金杜’作为中文名字。你看，这也是两个中国人的姓氏。”
“很多人说我事业心很强，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刻意追求很高的人。但是，我有一种很强的民族精神情结。”当时，王俊峰经常与一些国际上的大律师事务所打交道。“1990年代初，我们看香港的同行都是‘高山仰止’的。因为当时中国律师的收入仍然很低，香港的律师都是百万以上。而外国律师的派头就更大了，包括那些给外国人打工的国人同胞。那时候心里就有点不服气，一样的黄皮肤，学历也不过如此，仅仅因为他们在外国人的事务所里工作就要如此傲慢，心里有一种非常非常不舒服的感觉。这是我当时决定从体制内走出来创建律师事务所非常大的动力，就是这么简单。这种情结一直延续至今，我从来也没有把国内同行当成对手或竞争者，因为我们国内的市场很大，同行们需要团结。”从创业的那一刻起，王俊峰和合伙人们就暗下决心：“金杜”就是要瞄准国际法律服务方向，和国际同行开始直接的竞争。
王俊峰说是时代造就了中国律师业的今天，要感谢市场机遇，因为他们一开业就接到了委托案件。“开业后马上就有案源，我们在环球律所时的一些委托人直接跟过来了。其它大部分律师事务所都是做传统的刑事、民事案件，而我们主要做国际经济贸易案件，这属于高端法律服务领域。即使在今天，中国还是只有不到10%的律师在做此类业务。”
王俊峰带领同事第一年就赚了200多万元。“市场机会多，虽说有困难和历练，总的来说还是很幸运、很顺利。”
夺得开门红的王俊峰开始四处网罗人才。“我们看到在外国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中国人就‘刺激’他们、‘打压’他们，目的是想让他们加入到我们这儿来工作。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他们一回来，我们都很尊敬他们。”
手下有如此多精英的王俊峰也在不断鞭策自己进步。
“我们的事业和成就
在这个时代很正常”
2008年9月9日，美国纽约曼哈顿，哈佛俱乐部。
俱乐部的多功能厅内一派热闹欢快的景象。数百名华尔街法律、金融界精英名流云集，他们是前来参加一家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开业仪式。仪式的主办人——来自中国北京的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们与来宾一一握手，用熟练的英语从容交谈。
随着王俊峰宣布“金杜纽约分所正式开业”，“金杜”由此成为惟一在美国东西两岸均设立分所的中国律师事务所。
在纽约分所开业之前，“金杜”就曾在美国硅谷建立分所。
1999年，王俊峰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攻读法学硕士。“我们的业务都是涉外的，律师的专业背景很重要，我作为创始人应该多补课。后来我还鼓励其他合伙人也出去学习，这对业务、观念、理念都很有影响。”
同年，在美国读书的王俊峰看到在硅谷有很多华人公司和当地众多美国高科技公司均希望了解中国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环境。于是，他萌发了成立金杜硅谷分所的愿望。
“当时在硅谷设立分所，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有个窗口，能更多地了解学习，能非常深刻地观察。在美国硅谷，有很多华人的高科技公司，也有中国公司要到那里投资，当地很多美国企业也希望了解中国法律市场环境。我们希望分所是个窗口、是个桥梁，希望通过几年的发展，能伴随着中国走向国际的脚步，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也能帮助美国的企业进入中国。我觉得这是个尝试，是最初始的国际化、全球化环境下的一个应对。”
中国加入WTO后，以王俊峰为首的金杜律师是最早出现在反倾销、反垄断领域，维护国家和企业利益的法律尖兵。“这种前进的变化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为了运用WTO的规章制度，还是为了能够确保在与外国公司处理商业纠纷的时候能够有法可依，加入WTO的进程已经聚焦在中国法律制度改革的需要上。”此外，也是王俊峰把“金杜”推上了第29届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惟一的中国法律顾问席上。
2002年4月，北京奥组委开始“沙场点兵”，面向海内外公开招标法律顾问机构。全球100多家律师事务所提交了项目建议书。经过筛选和反复比较，“金杜”凭借专业实力、团队优势获选为北京第29届奥运会组委会惟一中国法律顾问。
“假如一个国家的会计体系、法律服务体系完全被外国的会计师、律师事务所控制，那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经济安全或秘密可言了。”王俊峰严肃地说道。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中国潜力巨大的高端法律服务市场成为其它国家关注和垂涎的领域。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浪潮已经来临，然而在这方面，中国整个律师行业显然还没有应对方案，没有做好准备。外国同行早已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在我们的家门口开始了地盘争夺和势力划分，而中国律师的整体似乎毫无意识更无力参与其中，令人引起无数历史上的联想。“目前，在15万从业的律师队伍中，从事国际或高端法律服务的人员不足10%，无法满足和面对国家法制的发展，市场的需求。在这个领域，绝大多数本应属于中国律师的专业服务都被外国律师堂而皇之地拿走了，而这其中不乏涉及众多我国企业各方面的商业和技术秘密，更包括长远的企业发展战略。国外法律服务的输出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变相的经济侵略。”
王俊峰就是一位不甘于扮演弱者角色的中国法律人，他积极思考，勇于进取。
现在，“金杜”在全球16个城市设立了律师事务所的分所，共有员工达1500多名，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律所”。
很多人(包括国外同行)都对“金杜”如此快速的发展感到奇怪，甚至不可思议，认为没有一个国家的律师事务所能在15年的时间里发展到这样的规模。王俊峰在金杜律师事务所创立15周年的感言中写道，“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天都在发展和进步。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实现的；这样一个时代，无论干成了什么事业也都没有什么值得了不起的。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而我们就生命于这样的时代！”
改革开放造就了王俊峰这样一位国际法律人。然而，这位在绝大多数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却始终保持着理智清醒和忧患意识，始终能看到不足和仍待努力的方向。“当我的家人和同事们生活快乐健康，这会让我感到很满意；当我听到我的合伙人、律师得到了当事人的夸奖，我会很满意；至于我自己，好像没什么让我感到很满意的。”王俊峰微笑着说。
王俊峰说他现在的理想和现实比较接近，不会有乌托邦式的理想。“有理想但会比较现实，会少些空想。我希望自己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我最喜欢看书，写点东西。如果哪天退休了，或给自己放个长假，我想我会专心读书，也许会去教书，或写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青联档案：
王俊峰，第九、十届全国青联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