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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谁不说俺家乡好？
写完了《家乡巨变的喜和忧》（五）感觉不太舒服，就量了血压，血压高了是意料到的，可是怎么也没想到脉搏会是140。我怀疑血压计测脉搏不准，就看电子钟自己摸着数了1分钟，还真是不差的。什么原因啊？从以往的57次就增至140了？我冷静地思索了一下就明白了：我写的时候心情是沉痛的，我看那些照片时，心情是义愤的。当我想到发还是不该发，我的内心纠结了。除了“之一”是称赞的，此后就都是批评的，甚或是抨击的。我批评也好，抨击也罢，我的对象是谁人啊？我对于市长之前的所有领导都不认识，也没接触，对他们没有个人的利害关系和什么纠葛。我是最能理解人的，哪个到任的领导不是处心想把自己的领地搞好？即使造成了一些问题，也多不是他们主观故意的。我凭什么责怪他们？我更知道，像我家乡这样的、存在问题、带着问题开发的市县太多了。从电视曝光的地方来看，造成的问题是不可逆转的也太多太多了。所以，我认为家乡的局面和状况是有代表性的。造成问题甚至后患的因素不在于哪个市长或书记，而是中央的决策和国务院的政令。在我们国家还是受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纪、政令的约束的，地方领导怎么能跳出圈外而不跟中央保持一致啊？倘若真的出现了那样的，也是站不住的，是为当局所不容的。所以，我单纯指向家乡的过往领导们是不公正的。出于这样的考虑，我还是要发表的。
常言说“家丑不可外扬”。我这样把家乡的缺点、毛病乃至问题和弊端都和盘端出了，是不是要背负骂名啊？“谁不说俺家乡好？”你怎么就说家乡糟啊？你还是梅河口人吗？你还想不想“落叶归根”了？
我内心煎熬了许久，也回顾了我在家乡的作为，我心地坦然了。我是土生土长的海龙人。我从未离开过海龙这块养育我的故土。我对家乡的爱，是刻骨铭心的。我不仅热爱家乡的热土，更热爱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我认为，爱祖国必须从爱家乡做起，爱人民必须从爱家乡人做起。在我当小学教员的时候，就写歌曲教唱歌颂我们公社的典型，就写剧本宣传我们公社三兴大队好支部书记刘景山的模范事迹。也正因为这个，我才被调到县文化馆搞文学创作辅导工作。我到市总工会后，做职工思想、宣传、教育工作。我立意搞了“爱我家乡、爱我家乡人”的专题演讲比赛，激发职工群众爱我家乡。一批好人好事，都在演讲比赛中被我们发现。之后就用我的笔给他们唱赞歌，他们中就真的涌现出模范来。我把我的工作叫做“播种荣誉”。因为人在受到褒奖之后，只能更好，很少向反方向发展的。我们宣教部不管评选劳模的工作，我就提议树立职业道德标兵。我们树立了3批，每批10多个。先是普通职工，后来包括厂长、经理了。效果很好。第三批我竟然大胆提出把当时群众口碑很好的年轻市委副书记也纳进来了。我的理由是，市委书记也是国家职工，只是分工不同。做领导的也要讲职业道德。当教师的是师德，当医生的是医德，当演员的是艺德。那么当官的就是官德。那位副书记也跟其他受奖职工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披红戴花，接受了市总工会主席的颁奖。这个特别的职业道德标兵，真的没有辜负家乡父老送给他的荣誉，调到省里做纪律检查工作也很优秀，直到做了国家反贪局局长。他就是最近被免职的陈连福，现任最高检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由于我们在全市职工队伍中，树立了3批职业道德标兵，职工的比、学、赶、帮、超劲头十足。我们首批树立、宣传的优秀护士李风琴荣获了全总颁发的“五一奖章”。进京受奖归来为了扩大影响，我提议又举办了欢迎归来和授奖大会，让她披红戴花站在主席台上接受颁奖，由市委副书记给她挂上奖章。那是我们梅河口首开的先例。我到北京后，北京树立了公交乘务员李素丽的典型，我觉得李风琴的事迹比李素丽的还感人。倘若在北京的话，她一定会被树立为全国护士的楷模。北京市公交总公司专门设立了“李素丽服务热线”，不久就调到总公司一个专做服务工作的什么处，当上了处长；而李风琴仅仅当上了护士长（不是总护士长）干到退休。我写的《她有颗金子般的心——记市医院护士李风琴的优秀事迹》，有两万多字，我去年回老家竟然发现保存了3套抄写本。我都不知道当时哪来那么大的精神头。第三批树立的中医院的女医生鄢亚琴，在我离开家乡后，竟然被推选为党代表，荣幸地参加了党代会（忘记是哪届了）。我得知后，特地去住地看望了她。我写她的事迹材料题为《患者心目中的活菩萨》，原稿被市广播电台借去了，我少句话，他们因为太长，用时给剪裁了。可能因为这个教训，我就把李风琴的事迹材料又抄写了两份。那时还没有复印机的。
我把这些典型事迹编印成《职工思想教育材料》，当时全总的陈秉德副主席到梅河口视察工作，给这本小书题写了书名。自然，文字的宣传又扩大了典型的宣传、教育作用。我在工作中也更觉得家乡和家乡人的可爱，更激发了我为家乡鞠躬尽瘁的决心。有朋友让我去珠海发展，我没心思。有两位函授大学同学到山西长治职工大学任教，那里对文革前的函授大学毕业的，要比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还重视的。他们俩在那里给我谋个岗位，我怎么也舍不得离开梅河口。我们梅河口太可爱了。自然风光有老八景，还有鸡冠山，山上有女真时代的摩崖石刻，是古迹。人工的有磨盘山水库，是旅游的好地方。我们海龙人更可爱。有抗俄英雄（大刀会首领）王凤阁，有抗日英雄邵本良，有抗美英雄关崇贵。关于邵本良这个人物直到现在也只有我认为他是抗日英雄，而在流行的杨靖宇传记里，他是个汉奸。前年我到通化市的靖宇纪念馆里参观，上面也是这样解说的。我跟解说员说了我的看法和根据，并且留了他们的联系电话。我说有机会和可能，我要用事实给予纠正的。不过，现在知情人陆续离世，想找到有力度的证实资料是很难的了。
说起这个事情，还是我刚到县文化馆的时候，我带着一个“砖头”录音机采访了一位80多岁的陈姓老人。他住在三中附近的草房子里，孤身一人。他说了两件事，一是张学良装疯除掉杨宇廷和常荫怀的事情；二就是说的邵本良，邵是大柳河莲河段南岸邵家沟人。他的队伍属于“森林警察”之类的，受皇军指挥。日本鬼子命令他专打杨靖宇的抗联队伍。他违抗不了，就带队跟抗联接触，每次都是假打真援助。所以，纪念馆的解说词也说他每战必败，没一次取胜的。每次战斗下来，抗联都能在战场上获得大量的给养和武器、弹药。我想杨靖宇心里是清楚的。所以，抗联是怎么被围剿也消灭不掉。后来日本鬼子发觉了，就把邵本良处理了。从此抗联没了后续支援，最后剩下杨靖宇自己，靠吃棉絮，撑着下山求人给买东西吃，就被那个人给告密了。
关于邵本良这段事实，陈姓老人让我找长春市木材公司的王传胜，说他比她知道的还详细。但是当时对张学良是不可能洗污的，就是需要洗污也不是我力所能及的。对于邵本良作为家乡人我觉得是应该给予洗污的，但没有机会去采访王传胜老同志。老人还告诉我邵本良的老婆还活着，住在鞍山立山区。我同样没条件出差采访啊。身在县文化馆，一是缺经费，二是不属于我的工作范畴。那个录音机跟录音带都是公物，我离开文化馆后自然要交出的。去年我去文化馆找我编印的《文艺习作》，现在的馆员们（属于我们下一代了），什么存档啊，保存资料啊，根本没那个意识。书都没保存，那录音带还能保存吗？在我有生之年，我就想还邵本良本来面目。咱们原通化地区的研究抗联的孙健已经作古了，于济源去长春了。我都跟他们说过的，但都没引起他俩的重视。而纪念馆也好，电视剧也好，凡是抗联题材的，都是根据这两位专家提供的资料为依据的。所以，都认为邵本良是为日本人效命的大汉奸。
我们海龙县原来是辽东省的大县，我所就读的海龙中学是辽东省省立中学。当时整个通化地区（包括现在白山市管辖的所有县市）和周边的东丰县、清原县和磐石县的高小毕业生都到这所完全中学深造。校长跟县长是平级的，都有随员的。海龙中学造就了不少人材报效于国家。我们梅河口出来了的作家就有耿英和乔迈等；画家有关鉴和朱丹等；科学家就多了，我怕挂一漏十引起同类人物的不高兴，就不提具体名字了；将军有解放军军需学院院长徐太和；政要有郑培民、赵凤桐、张恩祥等。因为海龙人出去的都成材了，尤其开放之初，走出去一大批。我对人才流失现象都心疼。我就写篇文章《开发梅河口，首要的是开发梅河口的潜人才》，发在《梅河口贸易区报》上。我还建议领导注意培养本地的接班人，尽量不依靠外调来的。为了提高本地青年职工的能力和水准，我把吉林工大引进来开办机电一体化班；为了加工“高考漏”，我把吉林市子龙学校引进来，开办高考补习班。就在招生简章发出后，新来的总工会领导把我们工会的职工学校楼卖掉了。为了保住教学阵地，我四处筹款要买下来，但是工会领导有他们的考虑，还是把教学楼外卖了。我遭受了巨大打击，患了高血压和心脏病。我带病去长春处理违约的问题，在客车上心梗发作，客车载着旅客直接把我送到白求恩医科大学二院，得以抢救及时，总算保住了性命。那是1992年11月17日。后来从报纸上得知，著名作家路遥就是那天发病没有抢救过来。就在我发病的时候，单位领导报信，市里有新规定，超过50周岁的干部可以预退，工资待遇不变，还给解决个孩子的工作。我还躺在病房的走廊里临时架起的钢丝行军床上，每分钟只能滴15到16滴的药液，还没有进入病房资格哩(就是在观察，随时可能心脏停跳),单位就通知了这样个信息，那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报废了。我简直生不如死。
我在单位是个工作狂，外号叫“老认真”。我们的工作没有指标，就是自己安排工作或搞活动。我从未请过病假，连感冒的时候都没有。这次是单位领导给我气出的病，生死未卜，就认为我没有继续工作的价值了。我怎么能接受啊？我在教育战线那15年就不必说了，在文化战线的15年，我跟同事们一起奋斗，把海龙县的文学创作搞成全省一流的。我离开后，再也没有达到我干的程度。现在，文化馆已经没有人搞文学创作辅导了。我到市总工会后，还是那个干法。年初把工作计划安排得满满的，中间还要举办临时的各项应时的活动。活动方案领导批准了，一切工作都要自己做准备，就连市委主管群团工作的副书记的讲话稿都得我给写好了。因此，到现在我手里还有好多领导讲过的讲稿。我要干的工作是说干就干的。1985年我在省总工会召开的全省工会宣教会上，听了吉化公司党委书记李奇生（此人是在全总副主席任上退休的，曾经跟李长春一起被《半月谈》评选为思想教育工作十大杰出人物）报告的“10万人大讨论”，主题是怎么看新形势下的青年职工。由头就是他们公司污水处理厂的普通职工王凤山勇救落水儿童的事件。因为王凤山好穿当时认为的奇装异服（其实就是西服和喇叭裤，还有一头天生的卷发），就被看成落后青年。党委针对王凤山的个人表现，发动全公司开展了10万人的大讨论，效果非常好。可以说，对全公司的思想解放迈出了一大步。我觉得这个事例可以引进。于是散会后我就赶到吉化公司，到污水处理厂，到王凤山家，采访到深夜。第二天采访了公司领导和工会组织，带回了大量素材。回单位就写出了两万多字的报告材料《润物细无声——学习吉化公司职工典型王凤山》。当时还是地级市，柳河县、辉南县和辉南山里的几个三线厂子都来人听了，反响很好。借助这个典型，就大作文章，大搞本地典型的发掘、培养、树立和宣传工作。我们市的职工思想教育工作真是“开创了新局面（当时流行语）”。
地级市降格（改成省直单列市叫“梅河口贸易区”）后，我的工作热情没降格。我把县级市的工会宣传教育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县委就不用说了，省总工会也给予好评的。我们“树立职业道德标兵”和“表彰职工自学成材”等活动，省总是挂号的。我力排众议主张表彰红梅镇开矿后、从农民变成市民的、以在街头刻戳谋生的徐宝贵，震惊了通化市乃至省总工会。徐宝贵是文革期间农中毕业，就靠苦读“康熙字典”考究了几个甲骨文，曾给郭沫若写信，得到了郭老的认可。从此专攻古文字了，成了自学成才的古文字学者，在海内外发表了多篇论文。在古文字学界已经小有影响。这样一个无业学者，本地用不上啊，那是国家和民族的人才。因为没有农会了，我们工会也不管他就没人管了。我们工会是党和职工群众的纽带，我说要通过我们工会组织把党的温暖送给他。我的意见得到了主席的认可，也得到了省总宣教部领导的支持。我求得主管财政的副市长（我的初中同学）支持，从财政局拨款1000元作为奖金，请省总宣教部长来颁的奖。
可以说我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我把我的工作吃透了，我总结出一套工作经验：理念教化、形象感悟、典型昭示、竞赛激励、数字警示。当时还没人说“感悟”这个词哩，字典里也没有，我实在不知道在“形象”之后用什么词汇好了，苦思冥想就用了“感悟”，哪曾想多少年之后，“感悟”几乎成了口头语了。
同事们说我太超前了，超前意识我是承认的，但大家说我“太超前了”那是不被看好的，是贬义的，真意思就是“脱离实际，行不通的”。而我还是我行我素，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因为我知道，人类要进步，必须有超前意识，不能人人皆有，但总得有这样的一些人。可实际上，超前意识强的人，不能主权，就要被否定、被排挤。毛主席就是典型的例子。到遵义会议之后，他才开始上位，施展自己的主张。因为他大权在握了，不赞成的人也奈何不了他了。但是等他去世后，还是不看好他的超前意识。当今有的人被扳倒了，无非也是超前意识太强了。
由于我的工作为市总工会增了光、添了彩，我们市总工会主席在省总领导眼里就有了位置，后来居然能参加全总的执委会会议。就是这个领导希望我把职工学校抓起来，我还真的做好了盘子。可是，到我实施的时候他走了，新来的领导权威没有他强，遇到不同意见时不能力排众议拍板定夺，致使我办学兴教的愿望落空了。
现在，这位领导都明白了，也后悔了。如果我的计划如愿实施了，那比现在的翰林中学和博闻中学发展的还早还好的。当时我躺在钢丝床上，顾命都顾不了了，既然领导下通知了，那就是单位的意思了。我的孩子都有工作干了，解决孩子工作的优惠对于我也没意义了，我还是答应了预退。
在走廊抢救一周时间，看我没“走”，才进重患监察病房；又住20天，单位来车把我接回梅河口继续住院治疗，到1993年3月出院，预退也批下来了。单位不需要我了。家乡也不需要我了。到6月份，我极力宣传、推荐的古文字学者徐宝贵，虽然李瑞环同志在我给写的报告上做了批示，但吉林省也没落实。我就领他到国务院信访办汇报落实不了的实际情况。在等待答复的时候，北大古籍研究所裘锡圭老先生在编汉字字码，决定用徐宝贵帮助工作。我顺便接触了北大退休副校长张萍创办的京桥大学，便留下做分校的副校长了。之后到国务院马洪老主办的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做办公室主任，在一次副会长和理事会上，见到了袁木，认识了马宾老。我是负责接待工作的，见面总要说话的，马老问我的自然情况，得知我是退休后应聘来的。他看我才50多岁就退休了，觉得不可思议。于是就要说明一下我们家乡的土政策。老人很爱听下面的情况，就多唠了几句。我就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发展生产力” 以及对文革的全盘否定等积存在心里的疑团说给他了，他没反感，只是说“你还有这样的认识？”我对老人的和蔼可亲是没想到的，从此我就想进一步接近他。后来，家乡方面给我带来了一些鹿茸酒，因为是补品啊，我去看马老的时候就带了两瓶，马老说什么也让我带走，理由就是他不喝酒，更不收礼。我要不带走就扔窗外去。我很尴尬，但是临走的时候他还是紧握我的手（马老的手很有力，到现在还是那样）说：“东西你带走，人可以随时来！”并且拄着拐棍送到门口，坐在“常设”的坐椅上目送我进入电梯还不忘摆摆手。从此我们爷俩结成了“忘年交”。
我在北京工作期间，不仅为家乡的“高考漏”找到了继续读书的通道，把一批高中毕业生带入京桥大学，还为家乡的初中毕业家里没法管理的考不上高中的，也不能就业的男女青年带入金盾学校培训一年，在京城做保安工作。这在当时都不被理解的：“北京没人了吗？还到咱们这里招人培养做保安？有什么可保的啊？”当时谁能想到，保安现在已经发展成了维护首都安定的一个行业，而且逐渐各地都有保安公司和组织了。我为北京注入了这样两批新人，对北京是个贡献，对家乡青年解决就业出路也是个贡献。一些家长看见我，说我功德大焉！他们的孩子们早就在北京成家立业了，对我可谓感恩戴德。
我到人民日报报业集团内的《人民论坛》做副编审的时候，也不忘给家乡做贡献。听说县委书记李树国到中央党校学习一年，我不认识他，也无索求于他，但考虑是宣传家乡的好机会，我是没有采访任务的，但也去党校采访了他。李树国很低调，不愿意接待我的采访。我就先采访了黑龙江省大庆的杨信、江西省德兴市的吴祖国、新疆于田县的张秀成、浙江省乐清县的（名字忘记了）县委书记（他们都是县市委书记，回去都晋升了），最后，李树国才接受了我的采访，他把梅河口市的发展前景介绍给我。我连同前面采访的书记们的访谈，编成〈县市委书记访谈录〉，做个专题发表了。当时。作为县市委书记这层的是根本没有机会在《人民论坛》上发声的。我就力主《人民论坛》要具备“人民性”，连县市委书记都不能上稿的理论刊物，怎么还能叫《人民论坛》啊？当然，我决不是为家乡的父母官们抱不平，我说的是实际道理。后来主编还真就开设了一个普通百姓能发声的专栏。
到2002年我年满60周岁了，为了要写点东西，我离开了《人民论坛》。因为郑培民给我们海龙人增光添彩了，其实他生前我就想采访他，被他谢绝了。他去世后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我就要写他。怎么写能对家乡有利，当然要从他在家乡读书时写起。我从梅河口，到长春，回到北京，把他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的同学和老师，都采访了。之后就去湖南，从湘潭到吉首，再回到长沙，把他的同事和4个秘书都采访了，也采访了他妻子。历经一个半月，回家坐下写了3个月，出版了60万字的长篇电视报告文学《郑培民》。因为，郑培民在家乡成长那段就要写老海龙县的，自然就介绍和宣传了家乡。书印出后，我给海龙镇200本，给五中（郑培民母校）600本，给市委市政府机关200本。因为我是自费出书，那个田姓市委书记答应给我两万元。他们经别人口透露，书里没涉及当任领导。后来因为河北邯郸市的常务副市长赵凤楼答应在郑培民家乡武安市安排一些书，说书里内容没涉及武安。从两方面考虑，我就决定加印2000册，把郑培民的生平附在后面。其中说了郑培民的祖籍是河北武安。因为加了生平就有空白页了，我就把王云坤书记到郑培民事迹陈列室题词的照片也附上了。照片里有通化市委书记高广宾和梅河口市委书记在观看题词。我把这个新本给通化市党校1000册，在两会期间，我打车给吉林团和湖南团分别按人头送到住宿地。这样的目的，不仅是配合当时学习郑培民的活动，也是为了宣传家乡。
在郑培民逝世1周年的时候，梅河口刘鸣奇等三同志写了梅河口怎么样开展学习郑培民活动达3000字的报道文章，我求文教部主任转给国内政治部主任，在郑培民逝世1周年没能发表，我以为落空了，我又求那个朋友给催催，终于在清明节那天见报了。这是直接的宣传家乡。可以说，梅河口能上〈人民日报〉的报道文章还是头一次哩。我是很注重友情的，我招待朋友的时候那位安排发文的主任是女性，谢绝到场，我只好让我的朋友给买点纪念品。总共上千元的开销，自然是我掏腰包的。
我在北京还给中组部和中宣部送了书。中组部是宋健处长接待的，他到过梅河口；中宣部是苏小卫处长接待的，是个女同志。我的目的，就是让中央两大部门也知道梅河口。可以说，我是尽其所能了。
我在期待家乡那两万元就算赞助款吧。电话里那位书记说安排给宣传部了，让我跟宣传部长联系，并把那个叫韩阳的部长电话号告诉我了。我跟韩阳联系上了，说正在跟企业联系落实。那我就等吧。可是等了一阵子，我问韩阳，他说梅河口摊事了，在通往通化市的公路边上，由政府投资补助，农民统一搭建的苞米楼子，因为非公路边上的农民心里不平，给举报了，遭到了央视记者在“焦点访谈”节目的曝光。说他们讲排场。其实没什么不好的后果，但是毕竟在全国造成了不良影响。市委领导忙于摆平这个事件，让我再等等。我就等吧。直到人家俩人都高升了，书记去通化市政府当常务副部长了，韩阳调到通化市团委当书记去了。他们都说没法再管我这个事了。我为家乡做了贡献，却一分钱没给我。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李培森麾下一个叫董国光的老同志看好了《郑培民》，要筹拍电视剧，但因湖南有个曾姓者已经通过潇湘电影厂立项了，不能再重复立项，他的愿望也落空了。他说：“你这么大的劳动，若是在北京，就能给你评劳模，可能奖励你一套住房。”
尽管这样，我对家乡是无法不爱的。在北京的同学听我说家乡变化很大，也很美了，都想回去看看。当然主要张罗的人不是我。一是我的年龄是57年初中毕业那届年龄最小的，二是我只有职称没有职务。我不该挑头。但我也有我的优势，我是“两栖”人，跟家乡一直没断了联系。所以，我对去年8月4日的同学（82人）聚会也发挥了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我让《通化日报》的朋友给发了消息，之后请《通化日报》派来记者旁观并采访了我们的聚会。《通化日报》在专刊上发了一整版。宣传了半个多世纪的聚会，也宣传了我们的家乡和家乡人。
我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说我不是“下海”“漂泊北京”的。我是不得已的，是家乡的弃儿。尽管我离乡背井，但我始终关注家乡的发展。我到北京不是求财发家的，我是为了证明我还没报废，是为了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来为国家做贡献的。家乡不需要我，国家还需要我。如果1992年11月17日没抢救过来，就没有我后来的20年生命了。苍天把我留在世上，可能是因为我还有使命，我就要为人间留点儿痕迹。我是中国人，我首先要为中国人做事的。到北京后，免不了要报自己是哪的人，以前就说“我是吉林人”，自从郑培民的事迹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后，我觉得作为梅河口人很光荣，就具体说是梅河口人了。后来通钢出了个“7·24”悲壮事件，我为家乡工人阶级的觉醒和英勇壮举感到振奋、欣慰和自豪，就说“我是通化人”了。通化是抗联的活动基地，通化人有高度的保家护国精神。回老家，朋友们问我住哪儿，我说“我住在通州”。通化和通州，是“双通”啊，多么吉利！实际上通州人上市里到现在也多不说“上市里”，而是说“上北京”。所以，我也就不说住北京了。
就我这样一个对家乡挚爱的游子，我有什么资格对家乡说三道四？但是，旁观者清啊，我能用我的眼睛发现了问题，我有什么理由睁只眼闭只眼啊？我承认，我走后的20年，梅河口发展的很快，现在确实具备了城市的规模，楼多了、路宽了、河畔公园也美了。现在早上和晚饭后，到河畔公园散步、健身、休闲和观光的人都有规律地来和退了。
城区的过河桥
新修的过河桥已经增强了过车承载力
河南就是广播电视局
通过广电局就可以上南环路
但是拆迁量比稻地大
开发商觉得成本相对比较高
政府也觉得对不住开发商
于是就在稻地里建设新区
不惜占绝良田
为表达诚心，把文体中心也跟政务中心并列于稻地里
但是桥头确实不能放弃，要建地标了
这是2011年刚开工的招牌
河南该成重点了
南北对应发展才平衡
北岸树高楼，给南岸做样子
南北对称了，才显和谐
该打扮堤下水边了
河畔公园确实很美了
美哉，我的家乡！
儿女归来度国庆长假，父母也带他俩游公园
父子小憩
母女小憩
仿佛不知道身在哪里
看不够的家乡美景啊
孩子们更开心
为了便于人们的逗留，公园里建了不少的水刷公厕（但是市面上是找不到公厕的），而且有了专职的园林工，他们整天的巡视、保洁、除草、栽花，维护公园的美好园容。8月份雨季涨水出槽淹没了公园，水退之后留下的淤泥有半尺多厚，园林工们不辞辛苦千方百计恢复原貌。在涨水期间，有警力在大柳河两岸蹲守，不准游人越过警戒线擅自下堤入园。那个只供步行通过的人行桥，两头封得严严的，没曾想那个桥真的就塌断了。于是有人赞扬决策英明。政府领导珍惜人的生命是对的。
但是还能持续多久？莫如步行桥这样塌架子啊！
拦水坝的闸口也冲毁了一门
在梅河口没变市之前，一个厂子的工人把塑料布蘸上汽油点着了甩火球玩，结果火球掉进汽油桶里引起大火，把自己烧死了。此时厂长尤效成正在县里开会。他是志愿军营长回国后转业的，他还在像部队那样推功揽过，勇于承担责任。可是，那个负责生产的副厂长是本地人，有关系，省里要求严肃处理，这个厂长就首当其冲了。被判了刑。审判的时候，我想给他辩护（当时还没有律师的行当），我认为那个工人属于玩火，教育孩子不玩火是家长的责任，跟生产没关系，即便有关系，也是主管生产的副厂长负责的。我的举动被身旁的主管公检法的姜姓副市长（在抽调我到一统河大渠工地做宣传的时候，这个副市长是工地总指挥）发觉了，他劝阻我：“你还想不想在海龙县了？他的意思是，要想了结这个恶性事件，必须有个替罪羊才好向上级交代。从此，这个很有责任心的一厂之长便结束了政治生命。窝窝囊囊地苟延残喘了10来年，无声无息的离开了人间，想效劳于国家也未能如愿。我们的领导，为了表示对那个无意义死去的工人的怜悯，冤枉了一个避过敌人枪林弹雨，有幸正在干一番事业报效祖国的好厂长。
可是，在我离开家乡的多年后，听说农贸市场发生火灾，电线断了，大铁门是电动的，无法打开了，烧死不少商贩和顾客，准确数字是保密的。有的是大人带着孩子们来买货的，一家就摊上好几口。这么严重的恶性事件，没听说有哪个领导负责和受过，并未耽误仕途的发展。
还有，在爱民医院兴建外科楼时，升降运人运料的吊箱断索坠落了，致使3个外来农民工当即摔死，也没听说老板怎么样被问责。
更感到可悲的是一位家住兴华乡70岁左右的陈姓老人（跟前面说的刚刚卸任的国家反贪局局长陈连福同乡同姓），还能看守承包的水库养鱼哩，得闲进城看女儿，因为患前列腺毛病，孝敬的儿女把他从麻将桌上拉着去医院治疗，大夫就让他赶紧做手术，结果手术失败进行二次手术，生生地把老人给糟践死了。大女儿为了这个事故跑了10来年，也得不到解决。因为这个医院是市中心医院，院长也是劳模，医院效益又好，有能力把事情摆平。
在这个老人之前，还未叫爱民医院，就是市医院的时候，湾龙乡有一个潘姓开出租车的，刚跟朋友喝完酒，还能把车开到家里觉得不好，就到卫生院诊查。卫生院怕耽误了治疗，就跟市医院要了救护车。可是救护车却没带氧气袋，没等拉到医院，人就死了。家属想告状，但咨询了一个车姓律师，律师说举证困难，而他们只有乡卫生院能证实确实没带氧气袋，律师认为当时没做尸体解剖，觉得胜诉的可能性不大，家属也就放弃了。不久国家就出台了，医患事故倒置举证，家属很后悔。市医院迁址了，扩建了，添置了好多新设备，但仍医患事故不断。尽管如此，但都安然无恙。因此，爱民医院被群众叫做“害民医院”。
相比之下，我才明白群众对当任领导的称赞，并非不是真心话。
孩子，你在欣赏美景，还是在为未来担忧？
大柳河涨水和水消后，我都去看了。不仅是桥断了，而且桥下的拦河坝也冲垮了一个闸口。我就想啊，现在好多建筑多是好看不好用的。它们的生命力太脆弱了。于是，我还想，梅河口市现在看，的确很像样了，但是，她的生命力究竟能怎么样呢？梅河口的表象，繁荣了，到底市财政有多少积蓄？从改革开始就提倡引资、提倡负债经营。引资就是借钱，而且不管是什么人的钱，能引进就好。负债经营，是单纯企业吗？连乡镇都负债了，往往后任把前任的账目封存不管了，他自己从头开始。这样的历史亏欠多了。梅河口所谓的“档案工资”才解决几年啊？再说，遇到天灾了又怎么样？前年的大水当地电视台就说损失了多少个亿，今年这场大水电视台又说损失了多少个亿。那么，在河堤下建水边公园，是福，还是祸？老天能总成全你吗？领导人想用美好的环境吸引外地人来梅河口买楼，增加市民量，往中型城市进军，这样的发展科学吗？不说天灾，就说经济基础吧，倘若所有的债主都来索债，靠什么开付？那样，梅河口的经济，不就是眼前断桥的下场吗，再可观的市容市貌有啥用？整个经济基础塌陷了，那上面的桥体不塌架子才怪哩！一个家庭总靠借钱过日子，不能长远。如果图清闲、图省事，招个拉帮套（学名叫帮婚，俗语叫养汉）的来支撑局面，那这个家还是你的家吗？人家不仅要分财产，而且要分儿子，甚至要改户主的。一个家庭要讲自立、自主，那是维持家庭存在的必须。一个县市何尝不是这样？一个国家何尝不是这样？因此，我对所谓的招商引资从不看好。轮到现在，对那个上海那个刚挂牌的什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不看好。那还用试验吗？为此我已经发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什么要听奥巴马的？》（红歌会网http://www.szhgh.com/article/netizens/201309/30348.html
集体经济网http://www.szhgh.com/article/netizens/201309/30348.html)的文章，明确地表示了我的态度。
我这样的担心难道是杞人忧天吗？（全篇结束）
2013年10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