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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26 20:36:10
主题: [转载]只当了43天的首任二炮司令
20世纪50年代，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组建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
向守志回忆：“当时，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和核威胁，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中国独立的核反击力量。”
“治军先治校”，我军第一所培训战略导弹干部的学院——第二炮兵工程学院的前身西安炮兵学校在古城西安诞生。1960年6月，陆军第15军军长向守志被任命为西安炮兵学校校长。
向守志回忆，刚刚建校那段时间，最大的困难是“三材”匮乏。“我把学校训练部长武庚梅叫到办公室，要他们安排组织曾跟苏军顾问学过导弹专业的教员一边整理笔记，一边编写专业教材。基础教材则向国内有关大学的教授、专家寻求帮助。两年下来，我们共编写导弹专业和各类基础课教材近百种，收集有关资料4万余册。”
几乎同一时间，解决器材匮乏的工作也在进行。向守志找到那些分别在中央机关、省、市和军队里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战友，请他们帮忙，给学校添置教学保障器材。
不久，在老战友的支持下，向守志率领教职员工把操作大楼建立了起来。
“学员能够在大楼里直接进行导弹操作训练。”向守志回忆，学员们白天在操作大楼里训练，外面的人一点都看不见。
向守志说，当时，我们学校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当地百姓都认为我们学校仅仅是一所普通的炮兵学校。
靠着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向守志和同事们终于把西安炮兵学校建成了一所培养高、精、尖导弹人才的高等军事院校。
人才，是建校之本。然而，建校之初，西安炮兵学校却没有一名教授。“这是制约我们学校发展的一个瓶颈。”向守志回忆。
开国大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到学校观看导弹操作表演，他对学员们的出色表演感到非常满意。他对向守志说：“你们有什么问题需要总参解决的，尽管提出来。”向守志回忆，“我向罗总长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学校改名问题。我们这所学校是培养掌握使用导弹工程师、技师及初级指挥员的，平时用学校的名义，对外联系教学和工作很不方便。能否将‘学校’改为‘学院’？”
罗瑞卿听完向守志的汇报，当即表示同意。
1963年2月1日，总参谋部下发文件，将西安炮兵学校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技术学院”，向守志任院长兼学院科学研究委员会主任。
“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教员队伍建设问题。”向守志回忆，我们学校的教学人才一直很匮乏。我们当时拟订了一份“拔青苗计划”，准备从全国名牌大学挑选部分比较优秀的青年教师和三好学生，经一至两年专业训练，然后当教员。“我还向罗总长建议，请允许我们到北京的理工科院校挑选一批立志献身国防事业的教授、讲师，充实到一线教员队伍。”“这个想法很好。”罗瑞卿听了很高兴，“不过，此事涉及国家高教部，等我回京向周总理报告后再答复你们。”
不久，罗瑞卿从北京打来电话：“总理同意‘拔青苗计划’，并专门嘱咐高教部，要挑最好的人才给你们。”
“好！有了总理给的政策做上方宝剑，我们就什么事都好办了。”向守志兴奋异常，吩咐分管教学的副院长魏震和训练部副部长黄迪菲，“咱们的‘拔青苗计划’马上启动。你们赶到北京，总政干部部已经从驻京各大院校调来200多名教授、工程师、讲师的档案，‘拔青苗’的院校也已经落实。你们先去挑，我给你们一个原则，要水平高的、年富力强的、社会关系不复杂的、政治上可靠的。有的重点人选，我要面试……”
几个月后，向守志又迎来了一次实战考验。
1963年10月，向守志率领学院管辖的导弹2营，到西部的大漠上发射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代地地导弹。
“这个导弹营是我军最早的两个地地导弹营之一。”向守志回忆，它组建于1959年的秋天。
作为学院为数不多的正规部队，向守志对2营的建设十分关心，十分重视。在2营出发前，向守志专门在训练场进行了一次展开装备和起竖导弹表演，并获得成功。
2营抵达酒泉中国第一座航天城时，我军最早的另一支导弹部队——武威1营已先期抵达。
1963年10月25日黄昏时分，由武威1营首先将中国第一代国产地地导弹“东风一号”发射升空。9天后，仍然是在黄昏时分。“东风一号”地地导弹屹立在导弹发射基座上。导弹2营的发射即将开始。向守志神情严肃地紧盯着导弹发射基座。
随着营长董仲清和发射连长张永福踏进指挥车，整个导弹发射进入最后准备。董仲清操起对讲机，对张永福果断下达了命令。
“10……5、4、3、2、1”
“按转电，点火！”导弹2营官兵准确地将国产“东风一号”地地导弹送上了苍穹。历史已永远铭记住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当时正处于3年自然灾害时期，向守志拿不出钱给官兵们发奖品。他给2营官兵的最高奖赏是每名官兵两个煮熟的土豆。在餐厅里，向守志以水代酒，高兴地对参加发射的同志们说：“我代表院党委、机关和全院教职员工，向２营发射成功表示热烈祝贺！”
当时，向守志、董仲清和导弹2营官兵的眼睛都湿润了。
向守志在炮兵技术学院的出色表现引起了中央军委的关注。
1965年8月，由毛泽东主席点将，周恩来总理任命向守志为军委炮兵副司令员，主管导弹部队建设。1966年6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二炮领导机关，由向守志和李天焕负责筹建。
1967年7月4日，中央军委下达毛主席签发的任命书——任命向守志为第二炮兵司令员，李天焕为政委。
向老说：“我是首任二炮司令员。作为新组建的一个技术兵种，‘二炮’是指战略导弹部队，这个名字是周总理取的，以区别于传统炮兵（一炮）。但43天后，这纸命令又被撤销了。”向守志被任命为首任二炮司令员之时，也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之时。对于这项命令，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很不高兴，他让老婆叶群以他办公室的名义，打电话给二炮党委办公室，说：“向守志不是林彪的人……”
毛主席签发命令仅43天，向守志又收到了林彪签发的一纸命令——撤销对向守志的任命。
向老回忆说：“我当时并不知道叶群打电话这件事，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我当时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任职这么重大、严肃的事情会改变得如此之快？！”
撤销任命之后的遭遇是向守志始料未及的。在随后的6年多时间里，向守志是在批斗、游街、隔离、劳动改造中度过的。不仅他本人受尽折磨，他的亲人也无一幸免。他与夫人张玲４年半不准通信。
林彪出事之后，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负责主持军委工作，军队建设开始逐步走上正常轨道。
1974年11月的一天，叶帅让办公室打电话到军委炮兵，通知已回炮兵（又称一炮）工作的向守志：“叶帅在西山家里要接见你。”
放下电话，向守志就乘车直奔西山。经过几道门岗，载着向守志的车在叶帅西山寓所前停下。此时，叶帅的秘书早已闻声迎了出来。
“向司令请！叶副主席在客厅里等你哩！”向守志在秘书的引导下，沿着铺着地毯的楼梯拾级而上。“我刚踏进小会议室坐下，身材魁梧、满头银发、戴着眼镜的叶帅精神矍铄地走了进来，面带慈祥的微笑，一边伸出手与我握手，一边说：‘守志同志，我已经等你多时了。’”
“叶副主席好！”向守志向叶帅立正，行了庄严的军礼。“劫后重逢，我自有一种激动涌上心头，泪水浸湿了我的眼睛。好一会儿，我才开口说：‘叶帅有什么指示？’”
“守志同志，坐。到我这里不必拘束和客气。”叶帅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用一口广东梅县口音说，“我虽说没当过你的直接领导，但是对你的情况还是清楚的。你当过旅长、师长和军长，做过导弹学院院长，又担任过一段战略导弹部队的领导，这些经历在我军高级干部中可是不多的。”
“叶副主席，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接触过导弹部队的事情了。”也许预感到叶帅话里的潜台词，向守志连忙解释说。
叶帅说：“这都是林彪干扰和破坏造成的，使许多老同志失去了正常工作。”
“当初就是林办一个电话，我就没有去成二炮。”
“二炮现在可是成了重灾区！”叶帅愤慨地说道，“派性严重，折腾过来，折腾过去，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居然在京西宾馆里开了七八个月，吵来吵去，互不服气，我去拍了桌子才散会的，但是问题仍未解决。军委考虑再三，准备派你回二炮部队，仍然担任司令员。今天把你请来，一是想告诉你我们的想法，二是想听听你对重新分配工作的意见。”
“叶副主席，我因受迫害与世隔绝七八年，学习、思想和认识上落伍了一大截子。”向守志一听要让自己重新出任二炮司令员，顿时愣住了，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便推辞说：“叶帅，我目前对新知识、新技术也不甚了解，恐难担当重任，怕辜负了军委首长的厚望。不过我的身体还可以，要不让我到二炮当个副职吧，协助主官做好工作。”
“可我们觉得做二炮的军事主官，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叶帅又重申了自己的想法。“这……还是请军委首长给我一段时间看看文件，熟悉情况吧。”向守志说。
叶帅欲言又止，沉默了片刻，和颜悦色地对向守志说：“你不要马上表态去还是不去，先回去考虑考虑再说好吧。”
向守志回忆说：“这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啊！我边看文件边熟悉情况，边想：自己毕竟有８年时间被排除在军队国防建设之外，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加上对二炮多年来的情况不了解，心里没底，始终不能下最后决心。这大概是我一向果断性格中的一次例外，居然为再回二炮当司令员的问题考虑了长达4个月之久。”
第二年3月25日晚，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给向守志打电话：“叶帅说了，明天你就去二炮报到上班。军委已经决定了，你就执行吧！”
第二天一早，向守志来到了8年前就应该到位的岗位，成为二炮唯一的两任司令员。当时，向守志的任职命令是以中央军委文件发布的，题目是《关于第二炮兵领导班子调整配备的通知》，原文如下：
第二炮兵党委：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第二炮兵领导班子调整配备如下：
（一）
向守志为第二炮兵司令员。
陈鹤桥为第二炮兵政治委员。
（二）
第二炮兵党委常委由下列9名同志组成，第一书记向守志，第二书记陈鹤桥……
中央军委
1975年8月30日
这一次，向守志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两年多。
向老无限感慨地说：“尽管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中央军委还是没有忘记我，而对我是信任的！”
上任伊始，向守志根据叶剑英、邓小平等军委首长的指示精神，大力整顿二炮思想作风，树立党性，消除派性。“通过整顿，二炮机关和部队从上到下的面貌大为改观，组织纪律性大为增强，部队逐步趋于稳定，党指挥枪的原则得到贯彻和落实。”
然而，小平同志领导军队及全国进行整顿出现的成效，极大地触动了“四人帮”的要害，使他们乱中夺权的阴谋趋于破灭。他们坐不住了，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捣乱。先是1975年8月，“四人帮”利用他们操纵舆论工具，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策动了“评《水浒传》运动”，恶毒地影射和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接着，他们诬蔑小平同志“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还借用《红楼梦》中的诗句“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咒骂小平同志领导的各条战线的整顿。11月3日，“四人帮”精心策划，先在北京，而后在全国开始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大肆诬蔑小平同志领导的各条战线的整顿和落实老干部政策，是“复辟势力”搞的“一股右倾翻案风”，不指名地诬蔑小平同志是“复辟狂”。
二炮机关也有少数人行动了起来。当时，向守志正率领二炮机关和部队在野营拉练，有人闹着要回北京搞运动。向守志坚决制止中断拉练，尽量将部队滞留在外地的时间长一些。“当时我就估计到，这个举动肯定会招致‘四人帮’的反感。”就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之时，向守志在二炮机关干部大会仍然宣读和讲解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件事很快就传到“四人帮”的耳朵里。此后，凡是军队系统召开的会议，向守志都成了“四人帮”“敲打”的重点对象。
“一次，在总政治部举行的汇报会上，当我汇报二炮机关和部队开展整顿的情况时，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一直沉着脸，突然，他拍着桌子说：‘你停下，别讲啦！你们不批邓，还汇报什么？！’空气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向守志回忆。
还有一天晚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的王洪文叫向守志到钓鱼台。一见面，王洪文气呼呼地质问道：“李德生的儿子为什么还放在二炮？他的材料都在我手上，白纸黑字，你为什么不处理掉？”对此，向守志据理力争，说明情况，认为不能因为父亲有什么事就影响儿子。
“那时，邓小平副主席的妹妹邓先群、妹夫栗前明在二炮科技部任职。他们都是大学生，搞技术工作的。在‘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有人要批他们夫妻俩，我对他们予以保护。张春桥派人到二炮，调查他们是怎么调到二炮机关的，逼我把这两个人抓起来。我对调查的人说：‘株连九族的事我绝不干。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太多了，我们是不能忘记的。’”向守志回忆。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初，几十万工人、农民、学生、干部自发地连续几天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沉痛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
张春桥一伙在一次高级干部会上气势汹汹地说：“二炮机关送的花圈最早、最大，挂得最高，是影响最坏的一支部队！”叫嚷要清查所谓“黑后台”，逼向守志下令抓人。“张春桥还当面质问我：‘你们二炮为什么送花圈？为什么不抓人？你们为什么不批邓？”向守志回忆。
粉碎“四人帮”后，向守志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部署，领导二炮机关和部队开展了对“四人帮”罪行的揭批查活动。向守志在组织狠批“四人帮”罪行的同时，抓紧领导导弹部队的建设。1976年12月25日至30日，向守志作为地地导弹定型委员会主任，在京西宾馆召开东风四号导弹定型会议。副总参谋长张才千、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等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为落实中央军委关于‘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重要指示，我们加强部队的教育训练，组织了导弹团机动作战实弹发射演习。我从二炮部队长远建设出发，着手研究解决阵地工程建设中营房和阵地建在一起带来的诸多问题，明确提出机关应搬迁到中等以上城市，导弹团机关应依托县级城镇，为二炮部队营区布局进行合理调整打下基础。”
然而，当向守志领导二炮机关和部队揭批查“四人帮”开展得有声有色时，有人传言“二炮揭批查迟了3个月”；在二炮党委常委中，也有个别人说向守志揭批查“心慈手软”，并把他曾被王洪文叫去的事与此联系起来，暗示他到王洪文那里去有问题。还有人暗地里说：向守志在二炮的时间不会长了。
“没有想到，调动这件事真的发生了。1977年9月26日，总政治部一位分管干部工作的副主任叫我去，让我看了军委关于我调到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的命令。他还对我说：这次调动基本上正常，但也有不正常的问题，有人说王洪文曾叫你去过。”向守志回忆，“就这样，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有深厚感情的第二炮兵”，“从第二炮兵司令员调往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次调动不正常”。
1990年5月，从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退下来的向守志，与老伴张玲定居在六朝古都南京，他们已结婚60年，生有4个子女。张玲革命战争年代就是共产党的女县委书记，人称“太行女英杰”。从1960年开始，她一直与癌症作斗争，是远近闻名的“抗癌明星”。她目前与向老一样，还经常参加一些诸如关心下一代等公益活动。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向守志与张玲都是远近闻名的“模范夫妻”、“革命夫妻”。采访结束了，老人执意要我们到他的临时住所坐一坐。“不好意思，在宾馆里接受采访，礼数不周。”
刚进入会客厅，向老的秘书方国书就送来几份文件，其中有一份是《王树声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的来函——“2005年是开国大将王树声的百年诞辰，特约请向守志将军写一篇回忆王树声大将的纪念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