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个世界几乎已分配完毕，它所剩下的地区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想想那些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远大的世界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看到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
——塞西尔·罗得斯，1889年 十九世纪末。如果翻开那时的世界地图，人们会发现，从冰封荒芜的加拿大海岸到炎热富饶的印度次大陆，从广袤无垠的澳大利亚大陆到大西洋中只有几块礁岩的弹丸小岛，全世界有将近百分之三十的土地标着猩红的颜色。在这些土地上，蓝白红三色的米字旗高高飘扬，向全世界炫耀着登峰造极的“日不落帝国”那不可一世的傲慢、自负和辉煌。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世界近代史上一个风云动荡的年代，在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前后，随着比利时的独立、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欧洲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无数的工厂、矿井、铁路出现在西欧和南欧那些恬静的乡村田园风景中，如林的烟囱不断地在鲁尔河、波河、马斯河两岸竖立起来。这些新兴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一则出于觉醒的所谓“民族意识”，更多的则是迫于经济上的压力，面临着它们的英法前辈所曾面临的同样问题——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就需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剥夺，而在十九世纪欧洲众多革命浪潮的前车之鉴下，它们知道对国内的过度剥夺很可能会导致改朝换代，所以只能把目光转向海外。所以需要在海外征服最富饶的原料供应地，获得最廉价的劳动力，取得最大的商品利润，以及最大的市场资源。
为了征服殖民地，如本段开头引言所说，当时英帝国对外扩张政策的象征、征服非洲殖民地的先锋人物——塞西尔·罗得斯[注1]竟然想到了去征服其它星球。瓜分别的星球当然不现实，不过有一个蛮荒而富饶的大陆就摆在他的眼前。在当时最后一片未完全开发的处女大陆——非洲，那里有无法形容的原料宝藏，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为了在非洲争夺更多的殖民地、更多的原料、更多的市场，新兴的和老牌的欧洲列强们上演了一幕幕竞争、角逐、勾心斗角、纵横捭阖的好戏。为了在瓜分非洲的竞争中给自己攫取最大的利益，两个新的欧洲殖民国家——比利时和德国出现在非洲舞台上，向英法发出了挑战。早在1861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就写道：“……海洋冲刷着我们的海岸，世界展现在我们眼前。汽船和电力缩短了距离。地球表面一切未占用的土地（大多数在非洲），能够成为我们行动和成功的地域……。”在1884年的柏林会议之后，比利时国王名正言顺地把自己的旗帜插在了盛产矿物、宝石、木材的刚果河流域。另外一方面，在普法战争之后，德国宰相俾斯麦对法国迅速恢复的能力感到惊叹不已，懊悔不曾“将法国的血液吮吸尽净。”为了转移高卢雄鸡复仇的目光，老谋深算的俾斯麦一直在怂恿法国人把征服的目标转向海外，而德国自己则慢慢消化阿尔萨斯和洛林。但是在1890年俾斯麦下台之后，德国的国策发生了变化。心情多变、性格反复无常的德皇威廉二世对当时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既妒忌又钦慕。他决定，德国应该，而且必须，在海外也拥有自己的广大利益范围。在当时欧洲的其他列强中，俄国的扩张兴趣在远东和土耳其，奥匈帝国的扩张兴趣在巴尔干。除此以外，其余的欧洲老牌帝国如葡萄牙、西班牙，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意大利，都在非洲跃跃欲试，惦记着在瓜分非洲的盛宴中分得自己的一盘羹。这种虎狼之宴，当然少不了大英帝国的出席。
为了便于殖民地的管理和防卫，各个殖民帝国都想把自己在非洲的小块殖民地连成一大片，法国人在19世纪末制订了从塞内加尔经过苏丹（今西非的马里、尼日尔等国）到索马里的“二S计划。”德国人则制订了从喀麦隆到西南非洲再到坦噶尼喀、并且联合南非布尔人国家的“条顿非洲计划。”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打破德国人的如意算盘，阻止葡萄牙人把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殖民地连成一片的企图，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Robert A. T. Gascoyne-Cecil，Marques of Sali*ury）首度提出了“英国人要从开普到开罗”的口号，即英国对非洲的扩张蓝图：从开普到开罗，将英国在埃及、东非、南非的殖民地打通，连成一片。这就是有名的“二C计划。”同时控制了开罗和开普，大英帝国从本土延伸到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战略链条就有了双重的保障。由于大英帝国的领土在地图上用红色表示，所以当时那些乐观的英国人描述这个光明的前景时说， “从开罗到开普，整个非洲大陆的东部都将用红色标注。”英国的海军和陆军摩拳擦掌，决心控制二C计划的全部必经之地。但是，在当时的非洲地图上，这个红色的链条从开普出发向北蜿蜒而行不久，便被拦在了荒凉不毛的南非高原上。挡住英国人“非洲山河一片红”美妙计划的，是两个小小的白人共和国，其国旗中象征荷兰奥兰治家族的橙色条纹表明了他们的祖先是荷兰人。这就是荷兰移民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
[注1] 塞西尔·约翰·罗得斯，Cecil John Rhodes，1853-1902。英国人。金融家，投资家，政治家。教区牧师的儿子，年轻时因患肺病而移居南非，投靠其哥哥的农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南非的钻石开采浪潮中，他靠承包矿井抽水工程和买卖地产等投机手段致富，迅速成为南非资本家中的首富。1880年，罗得斯以 20万英镑资本创办了德比尔斯矿业公司，大肆收购矿山土地。1888年，他在伦敦的罗思柴尔德财团支持下，合并另一家最大的金伯利中央矿业公司，成立德比尔斯统一矿业公司，垄断了整个南非的金刚石生产，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垄断组织之一，同时也把矿业组织成当时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工业体系。罗得斯还在1887年成立英国南非公司，征服非洲中南部地区，建立了罗得西亚（今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殖民地。他还曾担任开普殖民地总理。晚年设立了著名的罗得斯奖学金，向美国学生提供到牛津大学留学的机会。罗得斯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是他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幻想家，对于他来说，金钱不过是有助于实现其所谓“神谕天命”的手段。对于罗得斯来说，上帝借他之手来实现的这个“天命”，就是日耳曼族——更确切地说是盎格鲁-撒克逊族的扩张，天意命定要英国国旗在全世界到处飘扬。在其遗嘱中，罗得斯承认关于设立罗得斯奖学金的最终目的，竟然是为了在美国学生中培养亲英情绪，以便最终为大英帝国“收复”美国。 二、牛车·火把·警戒——荷兰在南非的殖民和布尔人的大迁徙
“4月5日，谢天谢地，大约下午5点，我们望见了好望角。”
——扬·范·里贝克船长，1652年
在布尔战争开始之前，荷兰人移民南非已经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荷兰在16世纪末从暴虐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手中赢得独立，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她凭借背靠欧洲内地，面临欧洲纵横交汇的两条古老航线的优势，以及独有的造价低、货舱大的三桅平底大帆船，在17世纪发展为世界商业霸主。当时英、法和汉萨同盟的商船总吨位为23万吨，而荷兰一国的商船即有22万吨。由于1585年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当时欧洲的经济中心——安特卫普，荷兰更成为当时欧洲独一无二的海上霸主，海运、渔业、工场手工业的规模超过其他国家，首都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
1595年，第一支身兼商人、海盗、探险家任务的荷兰商船队到达西非的几内亚湾。荷兰这个新崛起的资本主义“海上马车夫”迅速取代了不断衰落的葡萄牙人，用了不到五十年的时间，便在今天的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加纳等地建立了殖民据点网络，在西非完全排挤葡萄牙人的优势。与此同时，荷兰人把注意力转到了当时尚不为人注意的南非。1602年，六十家荷兰商行合伙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联合省议会赋予它垄断东印度贸易的专利权。公司总资本为350万荷兰盾，实权掌握在17个大老板的手里，号称“十七绅士”。根据联合省议会的授权，东印度公司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组建自己的船队、可以独立地对外缔结条约协议，甚至可以对外宣战、媾和。荷兰东印度公司迅速垄断了西欧和香料群岛之间的往来贸易，络绎不绝的荷兰商船往返于荷兰和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之间，经营东印度群岛的胡椒、肉桂、豆蔻、丁香等商品，以及中国和日本的茶叶、丝绸、瓷器、漆器。荷兰商船队的单次航程通常需要八九个月，穿越印度洋和大西洋两个大洋。为了在中途给商船补给淡水、蔬菜、水果和新鲜肉类等给养，需要在中途建立若干供应站。1598年，荷兰人占领了西印度洋一个湿热的火山岛，以当时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执政官——毛里茨·奥兰治亲王的名字，将其命名为毛里求斯岛。荷兰人在这里建立了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商船供应站。但是只过了四十年，由于岛上鼠害猖獗，以及偏离当时的主要航线，毛里求斯岛的生产和供给能力已嫌不足，荷兰人迫切需要一个更大规模的中途补给站。他们的目光，转向了商船来往两大洋的必经之地——好望角。
葡萄牙航海家早在1487年就发现了好望角，但是因为那里的恶劣天气象恶魔一般变幻莫测，所以习惯了南欧温暖宜人气候的葡萄牙人一直没有在这里定居。荷兰人在西欧同大自然作了几百年的斗争，对北海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习以为常，所以忍受好望角地区恶劣的天气对他们来说不在话下。要在好望角建立补给基地，就必然要派遣移民放牧牲畜、种植蔬果。由于从事远东和南洋贸易多年，同中国、日本等国也打过很多交道，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中国人的吃苦耐劳深有体会。他们本来曾经想从中国贩卖华工，在南非开荒种田，建立补给基地，但是由于清朝的锁国政策，东印度公司最终决定派遣本国移民开发南非。1652年4月，一艘荷兰船的船长扬·范·里贝克（Jan Van Riebeeck）载着第一批153名荷兰移民抵达好望角的桌湾，建立了南非的第一个荷兰殖民地——开普敦。这些移民都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根据东印度公司下达的指令来种植作物、饲养牲畜，产品由东印度公司定价收购。不久，一些荷兰雇员为了摆脱东印度公司对他们的控制，开始向内地移民。很快，粗犷、空旷的南非便吸引了更多的荷兰人和受迫害的法国胡格诺教徒前来定居。他们以开普敦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很快便将小小的商船补给站扩大为开普殖民地。开普敦取代了毛里求斯，成为来往于两大洋的船只最重要的中途补给基地，1710年，荷兰人正式抛弃了毛里求斯岛，全力经营开普殖民地。为了建立向商船供应产品的农场和牧场，荷兰移民从好望角向内地迁移扩张，任意圈占土著人的大片土地，驱赶当地的土著黑人劳动，自己成为奴隶主。荷兰移民和少数被同化的法国胡格诺教徒的后裔被称为布尔人（Boer，意为“农民”）。到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对非洲的瓜分浪潮开始之前，定居在南非的荷兰移民后裔数量已经达两万一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欧洲白人定居者中达24%。
1795年，法国革命军入侵荷兰，在这里成立了巴达维亚共和国，成为法国的一个附庸国。英国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占领了法国和荷兰的众多海外殖民地。在流亡英国的荷兰政府同意下，开普殖民地也被英军占领。1802年，因拿破仑在马仑哥战役中获胜，奥地利被迫同法国签订和约，反法联盟瓦解。在这种局势下，英国也不得不与法国签订《亚眠和约》，英国撤出马耳他，不干涉荷兰、德意志、意大利的內政，承认法国在欧洲占领的领土，撤出在海外占领的殖民地。开普殖民地也归还给巴达维亚共和国。不久，英国重新同法国开战，于1806年卷土重来，再次占领了开普殖民地。
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产业革命所释放的巨大生产力使英国成为全世界的工厂，英国的工业迫切需要世界各地为它提供广大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这时，英国已经认识到了开普殖民地控制两大洋交通要道的特殊战略地位，所以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上，英国在向荷兰支付了六百万英镑的补偿款后，把开普地区据为己有。此后，英国便着手将这块殖民地建设成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一样的商业—移民殖民地。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有三十多万复员的士兵和水手涌入国内的劳力市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英国决定向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组织移民。移民到开普的英国人很快便在数量上压倒了已经移民到这里一百多年的南非荷兰人。这时的英国在全世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要将帝国的所有殖民地变成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而开普殖民地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布尔人牧场主免费获得大片土地、并对当地黑人实行奴隶制度这种落后的经济形态下的，显然不符合英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政策。19世纪30年代，英国人宣布开普殖民地的土地为“皇家土地”，不再允许布尔人农场主们免费占据、开发，而实行土地拍卖制度，同时限制布尔人向奥兰治河以北移居，此外，英国还在1834年宣布废除开普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并用严格的殖民地官吏任用制度取代了布尔人的传统自治议会。英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南非所鼓吹的“人人平等”，触动了渗透着浓厚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布尔农场主的最敏感的神经。他们忿懑地表示：“如果让奴隶享有与基督徒平等的地位”，那么“我们宁愿离开。”
1836年，许多对英国统治不满的布尔人终于选择了离开。从那年的春天（第四季度）开始，大批对英国殖民政策感到不安和不满的布尔人农场主们抛弃了自己的牧场、房子，驾着牛车，赶着牲口，带着全部家当和奴隶，离开富庶肥沃的赫克斯河谷和布立德河谷，涌出开普殖民地，开始了向只有沙土和矮灌木的南非内陆地区的大迁徙。大迁徙断断续续持续了四年，参加大迁徙的布尔家庭组成一个个自卫民团，坐在牛车上，风尘仆仆地向着北方，朝着无人知晓的内地长途跋涉。对于他们来说，牛车既是运输工具，又是家，又是礼拜堂。到了晚上，迁徙者把牛车围成首尾相接的圆阵，组成防御工事，提防当地的祖鲁人和科萨人的进攻。放哨的人在车阵里点起一盏小灯，每当遭到袭击，妇女们便迅速点起火把，借助火把的亮光为男人装填燧发步枪子弹。在这之后的一百多年当中，牛车在南非荷兰人心目中一直有一种神圣的地位，后来还将牛车的图案画入了南非共和国的国徽中。
涌出开普的布尔人迁徙者分为两路，一路向东北的纳塔尔地区前进，在民团司令官安德列斯·比勒陀利乌斯（Andries.W.J.Pretorius，老比勒陀利乌斯）的指挥下，战胜了当地的祖鲁人，于1840年在纳塔尔地区成立了纳塔利亚共和国，首都为彼得马里茨堡。但是在1842年，有着永不满足的征服欲望的英国人接踵而至，以布尔人同受英国保护的土著酋长国交战为由，在德班港登陆，于1843年包围了彼得马里茨堡，吞并了纳塔利亚共和国。当地的布尔人不愿意接受英国的统治，在老比勒陀利乌斯的带领下，再次向西边的内陆高原地带迁移。第二路布尔人迁徙大军则向北，一部分越过瓦尔河，与从纳塔尔向西迁徙的布尔人会合，建立了几个名为“共和国”的小殖民区，如莱登堡共和国、温堡共和国。通过同当地部落和土著王国的战斗，这些小殖民区最终在1849年合并，建立了南非共和国（Zuid Afrikaansche Republik），又称为德兰士瓦共和国，德兰士瓦的意思为“越过瓦尔河”（为了不与现代的南非共和国混淆，下文中将1849—1877年和1880—1902年的两个南非共和国称为德兰士瓦共和国）。其首都被命名为比勒陀利亚，以纪念带领布尔人摆脱英国统治的老比勒陀利乌斯。老比勒陀利乌斯以布尔人的代表自居，出面和英国人谈判，德兰士瓦共和国的独立在1852年获得了英国的承认。一年之后，老比勒陀利乌斯去世，其子马蒂乌斯·比勒陀利乌斯（Martius Pretorius，小比勒陀利乌斯）出任德兰士瓦首届总统，最终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德兰士瓦国家。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另外一部分布尔人没有迁移到这么远的地方，而是留在了奥兰治河以北、瓦尔河以南的地区，他们建立了自治政府，接受纳塔利亚共和国的领导，在纳塔利亚共和国灭亡后，这里的布尔人于1844年宣布独立，并在1854年同英国签订《布隆方丹协定》，建立了独立的奥兰治自由邦共和国（Republik Van Die Oranje Vrijstaat），首都布隆方丹。野心勃勃的小比勒陀利乌斯几次试图吞并奥兰治自由邦，统一布尔人国家，但是因德兰士瓦内部的权利斗争而未能实现，所以南非得以维持两个布尔人国家长时间并存的局面。 三、英国合并德兰士瓦
“我宁愿当一个强大政府下的警察，而不愿当这样一个国家的总统”
——德兰士瓦总统伯格斯，1876年，同英国合并前夕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荷兰从昔日主权分裂、决策困难的联省共和国变成了拥有统一主权的王国。新的荷兰王国失去了在非洲的领地，但是保住了南洋那片无比富饶的东印度群岛。在这之后的数十年当中，荷兰人满足于经营这片祖传的产业，同时致力于在本土和东印度的投资建设和商业发展。当时东印度群岛是荷兰的主要出口市场，每年从荷属东印度流入荷兰国库的收入高达8亿荷兰盾。此外，由于比利时和卢森堡的独立对荷兰工业潜力的削弱、以及位于充满敌意的法国和普鲁士两国夹缝中的不利地理位置，因工、商、运输、银行业的迅速发展而致富的荷兰人更倾向于关注自己的处境和欧洲的局势，不再去关怀遥远的南部非洲那两个荷兰人同胞建立的共和国。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南非是世界各处白人殖民地中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这里人口稀少而且居住分散，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半自给农业，资金极端缺乏，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都很缓慢。因为贫穷，白人也不愿意来这里定居。来自欧洲的移民船过好望角而不入，而是驶向更富庶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整个南非地区越往北越落后，德兰士瓦共和国最落后，奥兰治自由邦次之。德兰士瓦既无学校，更无银行，基本上没有修筑过道路，欧洲人包括荷兰人在内都不往穷地方投资，导致德兰士瓦共和国的财政极端拮据，而由于同英国人和当地土著酋长国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冲突，军费开支却糜耗甚大，政府用土地来支付公务员的薪水，邮政局长用邮票发工资。奥兰治自由邦在兴办羊毛业后，因向英国出口羊毛而初步打破了经济闭塞状态，经济状况稍见好转，但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仍然很少，1866年仅有六万三千英镑。两个布尔共和国的财政就是这样在落后的农牧场经济体系上苟延残喘。
然而，南非金刚石矿和金矿的发现改写了南部非洲经济史，也使这里的政治史遽然改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德兰士瓦东邻的几个非洲人酋长国境内发现了金矿，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淘金者们纷纷涌向这里。不过这些金矿规模并不大，而且富矿很少。所以没过多久，方兴未艾的“黄金热”就被更具有传奇性的“钻石热”盖过了。1867年，在奥兰治河畔的霍普敦发现了第一颗南非金刚石。1868年，在瓦尔河北岸的克勒普德勒夫特附近又发现大量金刚石。1870年，在瓦尔河南部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矿区。到1882年，这里开采的金刚石总值已达两千六百万英镑，当年出口值就达四百万英镑，为开普殖民地其他商品年出口总值的五倍。巨大的财富引起了德兰士瓦、英国、当地众酋长们对这块地区所有权的争夺。1871年，经纳塔尔副总督基特的仲裁，这块金刚石产地成了英国的殖民地，用当时英国殖民大臣的名字命名为金伯利（Kimberley）。围绕金伯利矿脉，迅速形成了一座有三万人居住的采矿城镇。著名的矿业巨头塞西尔·罗得斯便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同他那“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德比尔斯矿业公司一道走上了南部非洲的商业和政治舞台。
金伯利钻石矿虽然没能成为德兰士瓦共和国囊中的宝库，但是随着冒险家和淘矿者的大量涌入，也给当地的布尔人农场主和牧场主带来了福音。金伯利市场上，蛋、肉、奶酪、面粉、蔬菜、毛毡等农畜产品供不应求。商品农业的发展，以及农畜产品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得当地土地的价格也飞速上升。德兰士瓦的大土地所有者利用这个机会，兼并了原属于中小农户的大量土地。无数破产的布尔农民和涌入德兰士瓦的失败采矿者，成为一个不安定因素。为了缓解这些人带来的国内社会矛盾，德兰士瓦共和国决定向东、西、北三面扩展，吞并更多的非洲人酋长国，用军事征服来化解国内的社会压力。老谋深算的英国人自然不会坐视布尔人坐大。为了迅速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中南非洲，阻断德国人和葡萄牙人的扩张，尤其是为了抢先堵住东部印度洋出海口，防止德兰士瓦共和国从海上和德国、荷兰、法国等对手建立联系，英国也抓紧了兼并贝专纳兰地区（Bechuanaland，包括今博茨瓦纳共和国以及南非开普省北部）、祖鲁兰地区（Zululand，今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北部）众多黑人酋长国的速度。与布尔人赤裸裸的武力征服、种族压迫不同，英国人更擅长于在当地的众多非洲人王国之间搞分化瓦解，培养亲英的代理人，建立保护国，并且注意保护非洲人王国那些上层贵族的既得利益，对那些无法用和平手段收服的酋长国，则联合其他黑人王国一同征讨之，因此英国人比布尔人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1876年，德兰士瓦共和国为了向东扩张，获得出海口，同非洲人的佩迪王国交战，遭到惨败。与此同时，在德兰士瓦东邻，用英国人提供的来复枪、英国人训练的军队和英国人传播的基督教武装起来的祖鲁王国也在对布尔人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收复以前几十年中被布尔武装移民夺走的失地。而德兰士瓦手中的几个金矿已经被开采一空，政府收入枯竭，到1876年11月，山穷水尽的德兰士瓦国库里面只剩下了12先令6便士的现金。军队士气也是一落千丈。精明的英国人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就在1876年9月，英国派遣纳塔尔省总督谢普斯通（Sir Shepstone）去德兰士瓦，游说布尔人参加英国的南非殖民地联邦。谢普斯通向德兰士瓦的统治集团指出，德兰士瓦政府的财政和军事已陷入极端混乱状态，仅靠布尔人的力量，既无法挽救财政的破产和有效控制共和国境内的非洲人，更无力对付受到强大的祖鲁人支持的佩迪王国的挑战。他提出由英国接管德兰士瓦政府，加强白人殖民力量，保证维持布尔人所施行的种族政策，并对那些顽固的种族主义者保证，英国无意让德兰士瓦的非洲人享有那些和英国殖民地非洲人一样的公民权利。四面楚歌、极度恐慌的德兰士瓦政府觉得英国的接管将保护布尔人从黑人王国那里得来的土地，并挽救行将破产的财政，因而普遍赞同或默认英国的接管行动。德兰士瓦人就这样把共和国的独立放在银盘上送给了英国人。1877年4月，英国发表声明，德兰士瓦共和国成为英国殖民地，任命谢普斯通爵士为行政长官。德兰士瓦总统伯格斯辞职，回到开普殖民地的老家，靠英国政府的养老金生活。其军队的领袖人物如克鲁格、朱伯特、小比勒陀利乌斯等人则解甲归田，回到自己的农场过起大地主的生活。此后四年间，德兰士瓦共和国从非洲政治地图上消失了。 四、第一次英布战争
1883年，一本有关大英帝国的巨著《英国的扩张》在伦敦出版。在书中，作者西利爵士鼓吹道：“第一殖民帝国（指北美殖民地）的丧失是一种因祸得福。我们之所以丧失了那个帝国，乃是因为对殖民地采取了一种错误的理论。……英国仍可以证明美国做来毫不费力的事情，它也能够照办，那就是将彼此遥远的各殖民地联结在一个联邦内。”英国国务大臣卡那封勋爵（Lord Carnavon）也在这个时期设计了大英帝国未来的政治蓝图，对英国的帝国政策做了一个总结和规划。他认为，为了在南部非洲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英国殖民体系，需要建立一个联邦式的南非，囊括德兰士瓦、奥兰治和纳塔尔，以开普殖民地为领导，在这些自治的殖民地建立起英国式的议会代议制度，保护英国在南非的贸易利益和劳动力供应，并保证其属地和臣民的安全。这种由自治的白人殖民地组成联邦的做法，也用在了加拿大（1867年）和澳大利亚（1901年）。
但是，英国人忽视了南非布尔人独特的民族特性。经过一百多年的磨难，布尔人已经远远不象他们的荷兰亲戚那样脾气温和、重商轻武。干旱贫瘠的南非高原、颠沛流离的大迁徙和同土著之间无数的残酷战争，磨练并且重新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布尔人性格保守，吃苦耐劳，生活俭朴，崇尚武力，不愿意接受异族统治，对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和其他民族特性始终抱有自豪感。这也是那些远离文明中心的边远地区人民（如美国西部、澳大利亚西部和阿根廷北部）的普遍性格。在1877—1880年英国统治德兰士瓦的三年期间，布尔人的民族情绪尤其高涨，德兰士瓦和开普两地的布尔人联合起来，于1880年在开普敦成立了布尔人民族主义组织——阿非利卡人大会（Afrikander Bond，“阿非利卡人”为南非荷兰人的自称），并且在独立的奥兰治自由邦共和国也发展了分会。这种特立独行、不屈不挠的性格，注定使得布尔人不能成为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忠顺臣民。
英国人统治德兰士瓦共和国的三年期间，并没有着手改善中下层布尔人的生活条件，也没有增加投资、改善当地的财政、经济和政治生活，反而允许英国商人进行土地投机、向布尔人补收以前欠德兰士瓦共和国的税款，引起了布尔人民广泛的不满情绪。与此同时，英国人出兵在1879年消灭了布尔人最大的威胁——强大的祖鲁王国，俘虏并流放了国王塞提瓦约，将祖鲁王国故地划分为十三个酋长领地。英国—祖鲁战争解除了布尔人的心理负担，布尔人复国之后的最大威胁被解决掉了。
1880年9月，为了从土著手中收缴金伯利钻石矿作为工资发到黑人劳工手里的大量枪支，在英国保护国巴苏陀兰（今莱索托）发生了“缴枪暴乱。”英国驻德兰士瓦的主力部队南下镇压暴乱，留在德兰士瓦的英军总数不超过三千人，只驻守在比勒陀利亚、吕斯滕堡、莱登堡、斯坦德顿等几个重要城镇，防务空虚。是年12月16日，五千多不满英国治理的布尔人聚集在帕尔德克拉尔举行国民大会，宣布进行武装反抗，恢复南非共和国，升起共和国镶嵌绿边的红白蓝三色国旗，推举在布尔人当中德高望重的保罗·克鲁格（S.J.Paulus Kruger）、皮埃特·朱伯特（Jacobus “Piet” Joubert）和小比勒陀利乌斯三人为首领。同日，新组成的三人政府将南非共和国的独立声明送到了比勒陀利亚驻军的手中，英国人拒绝接受，下令各地驻军火速增援比勒陀利亚。12月17日，布尔人市民和英国驻军的冲突在波切夫斯特鲁姆爆发。12月20日，驻扎在莱登堡的英军第94团两个连驰援比勒陀利亚，在布龙克霍斯特干河（Bronkhorst Spruit）遭到布尔民团的伏击，第一场战斗打响。布尔人平日以骑马狩猎为乐，所以枪法极准，战术灵活，在交战中，英军247人中有77人阵亡，157人受伤，布军只有两人死亡，四人受伤。如此悬殊的比率，似乎预告了今后若干年内英国人和布尔人作战的必然结果。布龙克霍斯特干河战斗之后，驻扎在德兰士瓦的英军迅即被分割包围于比勒陀利亚和波切夫斯特鲁姆两地，坐以待毙。 .
1881年1月，增援的英军部队从纳塔尔殖民地出发，向德兰士瓦进军。英军司令科利将军（Sir George Colley）率这支千余人的援军，西进德兰士瓦。在纳塔尔与德兰士瓦边境的朗峡（Laing’s Nek）受到朱伯特将军的阻击。英军和布军在1月28日和2月7日两次发生战斗。战斗中的英军还是采用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战术，排成整齐而密集的队形前进，听指挥官的号令射击。但是英军的保守并没阻止别国在近战战术的进步。山上的布尔神枪手躲藏在石头和其他掩体后面，象平时在家乡用步枪打羚羊一样，一个一个地击毙英国士兵。这些可怜的士兵的尸体和鲜血阻止了英军的攻势。2月26日夜，科利指挥650名英军士兵，试图夺取马朱巴山，从西边攻下朗峡。午夜之前，英军到达山顶，可以俯视到山下的布尔营地。科利的副官伊安·汉密尔顿（第二次英布战争时曾任南非英国远征军参谋长）建议他下令挖掘战壕，但是科利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命令手下休息，准备第二天再发动战斗。这时，山下的布尔哨兵发现英军已经登上山顶，为了夺回这个重要的制高点，朱伯特下令组织队伍对英军发动偷袭。他们避开英军的登山道路，沿着陡峭而隐蔽的山壁向上攀登。登上山顶之后，他们对休憩中的英军展开了偷袭，山上的英军毫无防备，93人被打死，133人受伤，54人被俘，科利本人也在山顶被击毙。布军方面，只有一人阵亡，5人受伤。此时英国在德兰士瓦附近地区已无其他军队可以动用，又担心引起德兰士瓦境外布尔人的反抗，只好同意议和。英军战败的消息传回国内，格拉斯通内阁宣布辞职。
1881年3月6日，英国和德兰士瓦军队签订了停战协议，8月3日双方又签订了《比勒陀利亚协定》。该协定规定，保证德兰士瓦可以建立在英国女王宗主权下的完全自治的政府，英国保持三项特权：控制德兰士瓦对外关系；保持对德兰士瓦同非洲部落关系的控制权；战时英军有权借道德兰士瓦。这里所规定的英国女王的“宗主权”（Suzerainty），原是表示“封建领主”的古老词汇，在当时是一个没有先例的词语，不具任何精确含意。布尔人明知该条约对其限制极大，但是迫于形势，只好企望通过以后修改条约来取消宗主权规定。1884年，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和副总统朱伯特来到伦敦，和英国人签订了《伦敦协定》，取消了英国对德兰士瓦的宗主权——英国人自然用模棱两可的字句对其埋下了伏笔。不过总的来说，当时的英国人似乎已经满足于让布尔人的贫穷共和国在英国殖民地和黑人保护国汪洋大海的包围中延续这种半死不活、自生自灭的独立状态。
从1880年12月到1881年3月，英国和德兰士瓦共和国为时三个月的这场战争，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布尔战争。”
*“Die Kaap is weer Hollands”为荷兰语，意为“开普又是荷兰人的了”，这句话起源于1802年英国将开普殖民地归还给荷兰，后来成为南非荷兰谚语，意思是“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1880年德兰士瓦布尔人起义时又喊出了这句口号，表明布尔国家又得以重新获得独立 五、战神的阴影
“对我国投资者来说尤为不幸的是，在克鲁格先生这种横征暴敛的政策下，威特沃特斯兰德金矿已经成了德兰士瓦政府可以任意掏取的零用钱口袋。”
——塞西尔·罗得斯，1893年，南非矿业公司年报
大自然中最为人类喜爱的、黄澄澄沉甸甸的财富——金子，往往都喜欢把自己藏在极端荒凉不毛的地区：美国西部崎岖的岩壁，干旱的澳大利亚荒漠，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还有只生长着耐盐碱杂草的西德兰士瓦荒原。1884年，伦敦协定签字仅仅几个月之后，在德兰士瓦境内发生了一件对于南非历史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大事，使得英国人对墨迹未干的伦敦协定追悔莫及。在比勒陀利亚城和荒凉的瓦尔河谷之间的一个偏僻牧场上，两个探矿专家发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威特沃特斯兰德金矿（简称兰德金矿，Rand，南非货币兰特即以其命名）。这一带的地下绵延着几条硕大无比的金矿脉，最主要的一条含金砾岩层长达30公里，其黄金储量超过地球上可开采的黄金储量的40%。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世界各地的淘金者们闻讯蜂拥而至前往南非，试图象在澳大利亚或者美国西部那样，用自己的双手、汗水和勤奋开采出金沙。就象金伯利城一样，他们用帐篷和简陋房屋搭建起了另外一座拓荒城——约翰内斯堡。
但是对这些满怀希望的淘金者来说非常不幸的是，兰德金矿的主体部分和金伯利钻石矿一样，品位比较低，而且很多矿脉埋藏在地下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深处。那些浅露在地表上的富矿很快被开采枯竭，剩下的矿脉只有采用大规模的爆破采矿，现代化机械选矿，以及先进的氰化法来淘金，才有利可图。这就需要从国外，尤其是英国，进口大量的机械、炸药和其他化工产品（这一点对后来英国人和德兰士瓦人之间经济冲突的发展很重要）。因为受到上述自然条件的限制，众多小采矿公司和淘金者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纷纷破产。而塞西尔·罗得斯和其他几家南非矿业寡头则抓住这个机会，组建了南非矿业共同体，吸引英、法、美、德等国资本，迅速垄断了兰德金矿的生产。其时正值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用金本位制度，对黄金的需求量猛增。南非的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伦敦、安特卫普、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金库，然后被铸造成金币。从金矿的巨额利润中获取的税收，还有金矿所需要的机械、炸药、工人食品等消耗物资的进口关税，给德兰士瓦共和国带来了每年上百万英镑的巨额收入，布尔人那种落后、保守的农牧场经济体系受到了空前的冲击，矿业迅速取代农牧业，成为德兰士瓦共和国的经济基础。
从暴穷一下子走向暴富的德兰士瓦政府，马上恢复了过去那种扩张领土的野心。考虑到德兰士瓦的面积和法国差不多，但是人口只有区区五万（白人），外人想当然地会认为，布尔人应该满足于那无垠无尽的广袤土地。但是贪得无厌的某些布尔人显然并不满足。德兰士瓦人、奥兰治人、开普殖民地的南非荷兰人开始共同念叨一个“从好望角到赞比西河”的大南非布尔联邦计划。克鲁格总统曾经在首都的一次集会上向他的公民们大声嚷嚷说，他的国家被关在了“Kraal”（牛栏）里面。为了获得出海口，德兰士瓦重新拣起了枪杆子，用心险恶地向四周的黑人王国伸出了试探的触角。但是精明的英国人不愿意看见德兰士瓦成为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所以每一次都抢先一步与那些黑人王国签订保护协定，或者给予支援，斩断克鲁格那贪得无厌的爪子。
不过，这时候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已经靠兰德金矿赚得盆满钵满，羽翼已经强壮丰满，不再是当年那个穷得叮当响、靠拣食英国和澳大利亚羊毛商余沥为生的农业国了。面对不怀好意的英国人，德兰士瓦政府不肯在争斗中善罢甘休。为了同利用英国资本修筑的东西开普铁路（西开普铁路连接开普敦和金伯利，东开普铁路从伊丽莎白港通往比勒陀利亚）竞争，德兰士瓦投资兴建了从比勒陀利亚到葡属莫桑比克首府洛伦索马贵斯（今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的铁路。在兰德金矿和商品关税上，克鲁格政府利用国家政权与英国斗法，以攫取金矿利润的最大份额。由于极端保守的布尔富翁更愿意购置土地，对金矿的投资甚少，所以兰德金矿绝大部分为英国人的投资。因此，德兰士瓦政府得以放手对兰德金矿征收苛重的直接税和利润税。来自金矿的税收竟达德兰士瓦岁入的八分之七。此外，德兰士瓦还颁发各种特许权，垄断炸药经营，恣意提高从开普殖民地向德兰士瓦进口或转口的商品关税率，仅进口税每年就攫得100万英镑以上。对炸药的垄断经营则使政府每年获利60万英镑。在外交方面，克鲁格也不愿意再继续受英国人的挟制，于是把寻求支援的目光转向了海外，尤其是人称“小威廉”的德皇威廉二世身上。在德国首相霍亨洛厄亲王的撮合下，雄心勃勃的克鲁格和同样雄心勃勃的威廉建立了密切的个人交往。这两位先生脾气相投，都好大喜功，都喜欢穷兵黩武，在南部非洲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针对英国人的征服计划。从1890年起，德国开始向德兰士瓦提供外交和军事支援，而英国人对此则满腹狐疑，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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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兰德金矿的大开采，矿业巨头、投资家、金融家和大量的欧洲人、印度人和黑人外来工人涌入了德兰士瓦。动作迟缓、性格保守的布尔农民受到了冲击，他们那种平稳、安宁（和贫困）的生活被这些外来者彻底扰乱了。布尔人认为，他们为了建立这个国家，长途远征，辛勤工作，奋勇战斗，做出了所有的贡献，所以对这些不邀而至、企图分享他们国家财富果实和政治权力的外人（被布尔人称为“Uitlander”，意思为外侨）深以为恨。虽然兰德金矿带来的旺盛的需求使得他们的牛肉、蔬菜、毛纺品在市场上卖得都挺不错，但是出于前面所说的那种南非荷兰人顽固、保守、狭隘的民族性格，这些布尔老农并不欢迎那些不讲荷兰语，不喜欢吃猪肉、不去加尔文改革教会教堂作礼拜的家伙成为他们的邻居，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生怕他们在将来人口比例占优势时，选出个外侨当德兰士瓦的总统。在这些人的鼓噪下，以克鲁格总统为首，一些缺乏远见又蛮横的布尔政客下决心不让德兰士瓦的外侨过上好日子。德兰士瓦政府对外资金矿课以重税，在财政支出方面，德兰士瓦政府部门又表现出了和他们出名吝啬的荷兰远亲一样的脾气。英国矿主、约翰内斯堡教育委员会主席、德兰士瓦外侨的发言人罗宾逊爵士有一次曾经悲哀地指出，在德兰士瓦政府每年六万三千英镑的教育支出中，拨给外侨学校的只有六百五十英镑。约翰内斯堡的市政建设也是破破烂烂，没有上下水系统，没有照明系统，警察贪污腐败，整个城市肮脏不堪，疾病横行，和整洁优美的比勒陀利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890年，自负的德兰士瓦政府又再次申明，定居在约翰内斯堡的外国侨民虽然需要缴纳全额的赋税，但是仍然没有权利参加总统和立法会（Volksraad）的选举，除非在德兰士瓦住满十四年并归化国籍。此外，所有的外侨都不能担任政府公职，其子女不能上政府资助的学校，不论他们是英国人、新教徒，还是犹太人或者天主教徒。这些有大英帝国为之撑腰的外侨自然不能接受这种苛刻的待遇（也许更是因为对布尔人政府竟然把血统高贵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犹太人、天主教徒同等看待而感到愤恚）。他们要求与布尔人同样的、或者至少与他们“对社会财富做出的贡献”相称的政治权利，要求集会自由、教育平等、组建自己的警察局、自己的陪审团、自己的市政和公用事业，遭到德兰士瓦当局傲慢的拒绝，所以这些以英国人为主的外侨集团也视布尔人的政府为寇仇，转身向英国南非高级专员大人申诉冤情。 HMF2sc$N
外侨的政治权益、德兰士瓦同英属南非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战和关税壁垒、德兰士瓦对国内英资矿业公司的高额税收和经济限制，所有这一切问题导致双方的积怨越来越深，最后终于在1895年年底爆发了一次武装冲突。
就在1895年，两个臭味相投的帝国主义者走上了英国和非洲的政治舞台：公开宣称要在南非推行殖民政策的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成为英国殖民大臣；同德兰士瓦政府龌龊不断的塞西尔·罗得斯就任好望角殖民地总理。这两个人的上台，使得那些约翰内斯堡的外侨们似乎看到了从好望角和伦敦传来的曙光，准备用武力来获得他们用口舌之争得不到的东西。德兰士瓦的国会、海关、税收、铁道、银行、警察……都统统得罪过罗得斯的公司，所以他本人对克鲁格政府的态度如何可想而知。该年12月28日，罗得斯的好友，南非公司的高级职员詹森博士（Dr Jameson）带领500名南非公司的警察，扛着几挺机关枪，企图远征德兰士瓦，推翻克鲁格政权。张伯伦得知这个行动后，权衡了袭击一个合法国家政权的利弊得失，下令詹森停止冒险，但是因为通讯手段的落后，他的指令晚了一步，詹森的队伍已经挺进了德兰士瓦境内。
克鲁格总统早已洞悉英国人阴谋，做了充分的准备。当时他的助手一再要求将约翰内斯堡的暴动者立即逮捕，克鲁格总是回答“别忙，等乌龟露出头再说。”现在乌龟果然伸出头来了，全世界都看清楚了这是一只英国乌龟。詹森和他的冒险队伍进入德兰士瓦境内之后就被南非人牵着鼻子，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山峰与丘陵之间打转转，耍了他们三天，直到1896年1月2日，詹森武装在克鲁格斯多普被南非警察部队包围，除134人被击毙外，其余的人，包括詹森在内全部被俘虏。在约翰内斯堡准备里应外合发动暴乱的“外侨改革委员会” 此时方大梦初醒，连忙举事，但是也被南非警察不费吹灰之力镇压下去了。这些暴动者陷入绝望，要求进行停战谈判，克鲁格装作莫名其妙状。停战，同谁停战呀？“改革委员会”真正的头头在哪里呀？于是暴动者连忙提供了一份六十四人的名单。因此，这六十四名“改革委员会”的首脑也被德兰士瓦警察一网打尽。詹森和他的同伙被移交给英国，以“企图对友邦进行军事远征”的罪名判处十五个月监禁，而且不久就以他病得活不了几个月为理由开释出狱（事实上詹森大人又健康地活了二十一年）。 约翰内斯堡“外侨改革委员会”的四个头头，包括罗得斯的弟弟弗兰克·罗得斯上校，则被德兰士瓦法庭判处死刑。后来在张伯伦的强烈抗议下，被判死刑的四人改为十五年监禁，每人罚款两万五千英镑。其他六十四人也被判处罚款。后来克鲁格用这笔高达二十一万二千英镑的巨额罚款，在外侨最集中的约翰内斯堡地区修筑了两座巨大的装甲炮台。德兰士瓦政府还给英国送去了一张1,677,938英镑3先令3便士的帐单，声称这是对英国造成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损害” 的罚款。不过英国政府连帐单上3先令3便士的零头也不曾支付过。
一败涂地的詹森袭击事件成了轰动欧洲的政治丑闻。塞西尔·罗得斯在获悉他导演的这场可笑又可悲的戏剧最后一幕如何结束之前，就提出辞去开普殖民地的总理职务，而老*巨滑的张伯伦则一口咬定他事先毫不知情。德皇威廉二世眼见英国在南非的冒险行动以闹剧收场，在首相和外交大臣的怂恿下，幸灾乐祸地给克鲁格总统拍了封电报，祝贺他“……在未向友邦求助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力量抗击侵略，击败了入侵贵国的武装集团，重建和平，维护国家独立。”德国人利用这个事件大做文章，拉拢法国和俄国，试图结成大陆同盟对英国施加压力，让英国在海外殖民地的瓜分中作出让步。一艘游弋在印度洋的德国巡洋舰还试图派出一支分队在葡属莫桑比克登陆，借道去比勒陀利亚“支援”克鲁格，不过这些人被莫桑比克的葡萄牙官员客气地挡了回去。维多利亚女王出于威廉 “对帝国内部事务的一种无礼和不当的干涉行为”的愤懑，亲自写信申斥了这个自大狂妄的德国外孙一番。德皇的电报使英德关系急遽恶化，也使得在法绍达事件[注2]后变得更加尚武好战的英国决定和布尔人来一次总清算，用战争机器碾碎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它的附庸——奥兰治自由邦，一劳永逸地解决南非问题。
[注2] 法绍达事件 Fashoda Incident： 1898年9月25日，在英国人“二C计划”和法国人“二S计划”的交叉点——东苏丹（今苏丹）南部尼罗河盆地的法绍达村，由基钦纳率领的英军部队同两个月前到达并占领这里的的法军马尔尚部队相遇。为了实现“二C计划”，英国一直认为尼罗河流域是它的势力范围，决不允许其他国家染指。所以基钦纳警告法军部队说“法国军队在法绍达和尼罗河谷地的出现被看成是对埃及政府和大不列颠权力的直接侵犯”，命令法军退出法绍达。法国不甘放弃随尼罗河盆地的打通而即将实现的“二S计划”，准备利用外交谈判拖延时间。但是英国的回答则是命令海军舰队准备战斗，预备役舰队也开始处于战备状态，英法战争一触即发。法国政府担心一旦同英国发生战争，德国可能趁虚而入，只得让步，于11月3日撤离法绍达。“二S计划”破灭之后，法国被迫将征服目标转到其他地区。1899年3月，英法达成协议，法国承认英国独占尼罗河盆地的权利，英国承认法国在中苏丹（今乍得、中非一带）和西苏丹（今马里和尼日尔一带）的权益。这件事情被整个法国视为奇耻大辱，并导致英法之间的敌意。一年之后流亡欧洲寻求支援的保罗·克鲁格在巴黎受到法国民众 “如同迎接民族英雄凯旋归来”般的热烈欢迎，就是当时英法两国关系及法国民意的一个绝好的反映。 六、第二次英布战争
“本地区接到此通知的各农场 16至50岁的健康男性公民，请携带马匹、枪支、弹药，以及五天的口粮，于9月26日天黑之前前往弗赖黑德镇，向库斯·范·雷默司令官报到……”
——弗赖黑德地区民团征召公告，1899年9月
在詹森冒险被克鲁格粉碎之后，尽管为首的詹森等人受到了英国法庭的审判，但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受到处罚。罗得斯仍然是英国枢密院成员，他的特许公司仍然在南非和罗得西亚飞扬跋扈。克鲁格曾经忿忿不平地抱怨说：“该打的并不是那条狗，而是放它来咬我的那个人。”不过偏袒归偏袒，自知理亏的英国已经不能象以前那样理直气壮地对德兰士瓦内政指手画脚，亲自出面替德兰士瓦的外侨撑腰鼓气了。受到鼓舞的克鲁格政府在和英国对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897年3月，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缔结了一个“友好永久同盟条约”，一个月之后，德国又和奥兰治自由邦签定了一个“友好通商条约”，令英国人大受刺激。
也是在1897年，英国驻南非高级专员罗宾逊爵士年迈退休，张伯伦殖民大臣挑选了另外一个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出生在德国波恩、有德国血统的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Sir Alfred Milner)前往开普敦，接任这个“帝国的最困难的职位之一”，推行他的政策。嗅觉敏锐的塞西尔·罗得斯马上认识到，米尔纳大人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一个人选。在开普敦，阿非利卡人大会主席扬·霍夫梅尔则评论说“他的到来意味着将爆发一场战争”。英国人征服南非的张伯伦-罗得斯-米尔纳三驾马车已经套好了，准备气势汹汹地杀向布尔人。另外一方面，德兰士瓦人则加紧战备，从克虏伯公司、斯科达兵工厂和法国什耐德-克鲁索公司购买大量军火，包括最先进的榴弹炮、加农炮、毛瑟枪、机枪，不光装备给共和国的警察部队（相当于正规军），还分发到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各城镇的民团手中。居住在开普和纳塔尔殖民地的“可靠”布尔人也得到了南非秘密情报局（De Geheime Dienst）提供的武器和弹药。此外，德兰士瓦共和国与奥兰治自由邦还在1898年成立联邦会议，以协调抗英行动。英国人和布尔人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继续推行各自的南非政策，但都未能奏效。为了扫除障碍，达到目的，双方都决心诉诸战争。到米尔纳勋爵上任之时，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已经是剑拔弩张、横刀相向。
米尔纳到任后，张伯伦立即给他发去了一纸公文，列举了英国侨民在德兰士瓦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并且提到了1884年伦敦和约中有关“宗主权”所埋下的伏笔，也就是告诉他，英国不准备承认德兰士瓦为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而是英国的一个属国。这样，两国之间通过外交手段，进行地位平等的谈判的机会就被张伯伦消灭掉了。1899年3月，罗得斯奔赴柏林，与德皇达成了一笔秘密交易。在同德国外交大臣的谈判中，罗得斯向德国透露了英国决心吞并布尔共和国、修筑从开普敦到开罗的纵贯非洲铁路的计划。作为交易条件，英国支持德国的“柏林—巴格达铁路” 计划，支持德国在中东和小亚细亚的扩张行动，并怂恿德国从刚刚被美国打败的西班牙人手中购买太平洋上的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这样，英国得以把德国的注意力从南非转开，从而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放手行动。
在南非，新上任的米尔纳勋爵充分利用了外侨的不满情绪，煽动德兰士瓦的两万一千名英籍外侨，在1899年4月写了一封声泪俱下的申冤书，呈递给维多利亚女王。该年六月，米尔纳和克鲁格在布隆方丹就外侨问题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一心一意准备开战的克鲁格虚与委蛇，想尽办法拖延时间。因为他知道，布尔民团打仗不能没有马，马儿打仗不能没有草，现在的南非还是冬季，草原上除了石头、沙土和干枯的矮灌木丛之外什么都没有，德兰士瓦的干草储备也即将告罄。他要等到九月，第一场春雨开始，南非的荒原长出青草为止。另外一方面，米尔纳也并不以谈判为目的。英方在谈判的同时，抓紧时间从海外向南非调遣军队。此时，驻扎在开普殖民地的英军只有3500人，纳塔尔殖民地有5800名，此外还有24门大炮。面对德兰士瓦的三万民团和拿起武器的两万奥兰治人，以及开普和纳塔尔两地众多不可靠的南非荷兰人，英国人这点兵力显然不足以防范布尔人的进攻，何况挑起战争。
虽然兵力不足，但是奉强权政治这面大旗为圭皋的英国人已经摆出了一副准备欺凌弱小的架势。面对咄咄逼人的英国，几乎整个西方世界在1899年都发起了同情和声援布尔共和国的运动（考虑到英国在这个时期得罪过的国家数量之多，这场运动多少也牵涉了那些国家自己同英国的恩怨在内）。声援运动滥觞于詹森袭击事件，在荷兰和比利时（以佛拉芒地区为主）最为声势浩大，在这两个国家，出于对南非荷兰裔同胞的民族感情，组建了众多的民间团体，征募捐款，发表文章，建立基金会，向德兰士瓦捐赠战时流动医院和医疗设备。尽管德皇同英国达成了政治交易，但是德国民间声援德兰士瓦的运动也是一波高过一波，有95万人先后签名声援德兰士瓦共和国。在美国，由于一些美国外侨在德兰士瓦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再加上美国的财阀同英国矿业资本家有密切的商业往来，所以美国政府保持中立立场。但是美国的荷兰移民后裔、大多数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则支持布尔人。来自荷、比、德、法、美、俄、爱尔兰、意大利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上千名志愿者纷纷远渡重洋来到德兰士瓦，准备同布尔人并肩作战。
1899年9月，克鲁格告诉米尔纳，他可以考虑把外侨得到公民权的居留期限从14年减少为5年，但是要求英国今后停止对德兰士瓦共和国提出那个莫名其妙的“宗主权” 。受国内好战喧嚣的影响，英国国会在给克鲁格的答复中说：“……女王陛下政府认为南非共和国政府的答复是消极的，或者是非决定性的……女王陛下政府保留对目前形势予以重新考虑，并采取相应的最后解决手段的权利。”为了给德兰士瓦增加军事压力，英国又从印度和地中海各自调派了两千人增援纳塔尔殖民地。但是，这点军队要实现米尔纳梦寐以求的军事征服显然不足，要引起布尔人的疑虑则绰绰有余。1899年10月9日，德兰士瓦政府向英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英国停止向南非增兵，撤退6月1日以后到达南非的一切军队，将一切争议问题付诸外交仲裁，限48小时答复。10月10日，张伯伦命令米尔纳对南非提出的条件予以拒绝。1899年10月11日，星期三，下午五点整，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共和国联邦议会向大英帝国宣战，德拉瑞将军（Jacobus De la Rey）立即发动进攻，在英属贝专纳兰境内的西开普铁路截击了一列英国装甲列车。第二次英布战争爆发。
布尔人的战争计划是，在英国援军到达南非之前，集中优势兵力，分为两路，一路向东进攻纳塔尔，分割并包围两个主要的英军据点——莱迪史密斯(Ladysmith)和邓迪(Dundee)，并占领德班港，获得出海口；另外一路向西南，占领西开普铁路线上英军主力驻扎的两个战略要地——马弗京(Mafeking)和金伯利。同时，在开普殖民地煽动布尔人暴乱，牵制英军兵力，尤其是破坏东西两条开普铁路的运输，阻止增援的英军利用铁路向北挺进。此外，为了防备非洲土著趁开战之机进攻布尔人，由普林斯洛将军（Antonie Princloo）率重兵驻守远离前线的象河流域，防备佩迪人的暴动，800—1000人的民团驻守斯威士兰边境，1000人的民团驻守卡利登河谷的巴苏陀边界。
虽然英国政府早已决定以战争手段解决南非问题，但却没有意识到军事准备的紧迫性。英国情报部（当时英国尚未建立总参谋部）和英军上下都存在严重的轻敌思想。情报部的结论是：保卫南非两个殖民地的问题，就是对付二三千名布尔人的袭击，一支具有一定力量的英国步兵在骑兵和炮兵的支援下，入侵两个布尔共和国绰绰有余，英军能在奥兰治和德兰士瓦开阔高原上轻而易举地击败布尔人。英军的战略计划是，援军首先进驻开普殖民地，防止当地布尔人叛乱，而后通过东西开普和纳塔尔（从德班港到约翰内斯堡）这三条铁路线，直捣比勒陀利亚，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但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英国人的估计。全民皆兵的布尔人早已经枕戈待旦，等待和英国人的摊牌。同英国开战的消息公布之后，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大大小小的城镇中，当地的布尔市民纷纷拿起武器，前往集结地点，参加民团。散落在广阔的南非高原的布尔农场主们也带着他们的儿子、马和步枪，组成小股战斗部队，作为作战人员投入战斗。在战争初期，当英国援军未到之前，战场上的布尔人和来自外国的志愿者（共计3.5万人），暂时保持了对英军（2万人）的数量优势。 七、黑暗的一星期
“金伯利，我们在这里，整个大英帝国在我们的身后。我们没有忘记你们。解围可能需要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但是请确信，我们正在向你们兼程赶来。”
——保罗·梅休因将军，1899年12月10日晚，马格斯方丹郊外
战争爆发后，布尔人主动展开攻势。10月12日，由德兰士瓦军队和奥兰治武装部队组成的布尔联军向东开拔。法国胡格诺教徒后裔、第一次布尔战争的英雄——布军总司令皮埃特·朱伯特将军率领主力部队，从东奥兰治翻越德拉肯斯山，进入纳塔尔殖民地，直扑纳塔尔英军主力所在地莱迪史密斯。
驻扎在莱迪史密斯—邓迪一带的英军有两个旅，约八千人。布军则包括了来自比勒陀利亚、海德堡、弗赖黑德、乌得勒支、米德尔堡和瓦克斯特鲁姆等地的民团，总数约一万四千人。朱伯特派遣梅厄将军（Lucas Meyer）率领先头部队，在10月18日抵达邓迪，企图包围并分割那里的驻军。但是驻扎邓迪的六百名英军已经在布军到达之前逃脱，后撤到莱迪史密斯。10月20日清晨，追击的布军在塔拉纳山（Talana Hill）同驻扎在这里保卫莱迪史密斯外围防线的一旅英军发生了战斗。来自德兰士瓦的乌得勒支民团和瓦克斯特鲁姆民团在头一天晚上悄悄占领了塔拉纳山这个被英军忽视的制高点，将炮兵摆在了山顶的平坦高地上，其余部队分散到两翼。梅厄将军利用有利的地势和晨雾的掩护，在清晨对惊讶的英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布军的75毫米克鲁索炮射程超出了英军的15磅炮，地势平缓的塔拉纳山成了英军步兵的坟场。英军指挥官西蒙斯少将（William Symons）在战斗中被布尔民团的狙击手击毙。最后完全是靠骑兵部队冒死支援，这支英军方得以击退布军的进攻，在次日朱伯特将军的主力到达之前夺路逃往莱迪史密斯。塔拉纳山一战，英军损失465人，布军损失145人。同在10月20日，英军弗兰奇少将（Sir John French）指挥的骑兵部队在厄兰斯拉格（Elandslaagte）小胜由科赫将军指挥的约翰内斯堡民团和德荷志愿军骑兵部队，布军有250人阵亡， 200人被俘。不过开战后英军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10月30日（后来被英军称为 “悲哀的星期一”），莱迪史密斯的四千英军在乔治·怀特中将（Sir George White）的指挥下向布军发动反攻，在尼科尔森峡谷（Nicholson’s Nek）同朱伯特指挥的布军主力遭遇，英军战败，损失1272人，余部退回莱迪史密斯，旋即被包围。由于莱迪史密斯防守严密，朱伯特几次攻城不克，于是派出斥候部队深入英军腹地，前至到埃斯特考特（Estcourt）一线，侦察可以用来进行固守的地点。其余的主力部队则在莱迪史密斯周围扎营休整，等待英军海外兵团的到来。在等待期间，他们同盘踞在埃斯特考特的英军发生过几次小冲突，包括在11月15日伏击一列英国的装甲列车。在这次战斗中，布尔人俘虏了一个身材修长、长着红头发的《伦敦早邮报》记者——温斯顿·丘吉尔。
另一支布军由另一个法国胡格诺教徒后裔——有“西德兰士瓦之狮”之称的德拉瑞将军指挥，在10月11日进入英属贝专纳兰境内，切断了西开普铁路干线，从而阻隔了开普地区与罗得西亚间的联系。德拉瑞将部队分为两路，一路由克龙治将军（Piet Cronje）指挥，包围马弗京，另一路（主要是奥兰治人）由路易·博塔（Louis Botha）指挥，包围了钻石重镇金伯利。身兼德比尔斯公司大老板的塞西尔·罗得斯搭乘围城前的最后一列火车来到了金伯利，准备与他的钻石矿共命运。他还带来了许多枪支弹药和大炮，使得金伯利的英军得以打退博塔的一次次攻城企图。马弗京则在名噪一时的罗伯特·巴登-鲍威尔上校的指挥下，固守了七个多月，方得解围。
第三支布军渡奥兰治河南下，吸收了开普殖民地的小股布尔人武装，在开普东北地区活动，威胁东西开普铁路线。英军不得不对奥兰治河铁路大桥严密防守，提防布尔人的炸桥企图。西开普铁路线上最重要的铁路枢纽站和军用物资集散地德阿尔（De Aar）也遭到了布尔人的骚扰。为了保护东西开普铁路的正常通行，英国人不得不把4.7英寸的海军炮安装在列车上，在其掩护下慢慢推进，一小段一小段地修复铁路。
首战失利之后，英国陆军部迅速向南非派出援军。10月底，由英国援军（南非远征军）总司令、曾经在爱尔兰镇压过当地起义的雷德弗斯·布勒上将（Sir Redvers Buller）率领的两万英国部队终于到达开普敦。从11月中旬开始，布勒指挥的英军在东、中、西三条战线上向布军发动反攻：梅休因中将（Lord Paul Methuen）在西线解金伯利之围，弗兰奇中将在中线进攻奥兰治自由邦，布勒将军率领主力部队在东线解莱迪史密斯之围。但是，他这种兵分三路的做法铸成了大错。
12月初，梅休因中将指挥第一皇家步兵师的九千多人从开普殖民地出发，向金伯利城进军。12月8日，他在恩斯林（Enslin）同普林斯洛将军率领的一千多名奥兰治骑兵部队相遇。奥兰治民团的骑兵向梅休因主力右翼的两个北安普敦团发动进攻，袭扰一番后便逃之夭夭。梅休因下令追击。12月10日，第一皇家步兵师冒雨抵达金伯利以南约20英里的小镇马格斯方丹（Magersfontein）。前方是连绵不断的山丘，英国人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家伙埋伏在那后面。为了小心起见，梅休因命令下属的苏格兰高地警卫团打头，排成纵队前进，后面的队伍组成密集队形跟随，以免士兵掉队。远方，群山后面的地平线上，英军可以看到一点点微弱的光团在细雨和浓雾中上下跳跃。那是二十英里外，金伯利德比尔斯钻石矿的大口径矿用探照灯在向不知在什么地方的援军发出求救的信号。英军探照灯刺破了夜光，反复地搜索着前面的旷野，但是除了黝黑的小山丘外什么也看不见。实际上，小山丘后面埋伏的是克龙治将军的布尔野战部队。他们冒着雨淋，静静地躲在那些日光晒灼和雨水冲刷过的大石头后面，躺在精心构筑的战壕里，等待英军的接近。梅休因派出的侦察兵并没有发现他们。在夜雾中，布尔人的骑马步枪兵忽然出现在毫无准备的英军正面、两侧和身后。毛瑟枪的点射打破了行军的寂静。由于排成密集队形行进，布尔人的一发子弹往往能够射穿英军队伍中的两三个人。打头阵的苏格兰高地警卫团死伤狼籍。布军骑马步枪兵发动奇袭后便向己方阵地撤退，引诱英军进入伏击地点。英军的榴弹炮和海军炮向布尔人阵地还击，但是炮弹落在松软的战壕土里，杀伤力并不大。布尔人的战壕上面还布上了铁丝网，阻止了英军跳到战壕里进行肉搏战。清晨五点半，在战斗中一直沉寂的布尔人大炮投入了战斗，炮弹落在英军所在的石砾地带上，炮弹和石头的碎片造成了更大的伤亡。眼看再不撤退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梅休因将军下令全军撤退。是役英军惨败，伤亡968人。
在梅休因在西线遭到惨败的同时，第二支英军部队，由面容憔悴的加塔克中将（Sir William Gatacre）指挥的第三皇家步兵师，在中线也发动了攻势。这支队伍本来预定由开战以来唯一打败过布尔人的弗兰奇（已经晋升为中将）指挥，但是根据索尔兹伯里首相的安排，弗兰奇已经跟随布勒将军去莱迪史密斯前线。这支队伍于12月10日试图进攻奥兰治自由邦的南大门，布隆方丹—东伦敦铁路的枢纽站斯托姆贝格（Stormberg），进而进入奥兰治自由邦领土作战，但是遭到了布军的袭击。马格斯方丹之战再次重演：布尔人的大炮和射手在斯托姆贝格山上挖好了掩体和战壕，他们居高临下，对排列整齐的皇家步兵展开了大屠杀。加塔克的进攻也被击溃，696人被俘和失踪。从奥兰治通往军事重镇德阿尔的门户大开，使开普殖民地重陷于危险之中。
在这种情势下，布勒上将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似乎成了唯一有希望获胜的队伍。在英伦三岛的俱乐部、饭馆、火车中，英国人谈话寒暄的主旋律都是“我们在南非的小小挫折”，伴奏的副曲则是“等布勒将军的部队到那里以后……。”整个英国都在对纳塔尔前线的胜仗拭目以待。
为了解救已经被围困了两个月的乔治·怀特，布勒于12月15日在莱迪斯史密斯西南的小车站科伦索（Colenso）对那里的布军发动进攻，企图强渡图盖拉河（Tugela River），前往莱迪史密斯。图盖拉河自西向东北流动，河面宽阔，河床很深，除了拐弯处的两个浅滩之外，大部分地段不能涉水而过。布尔人已经把河上的浮桥和铁路桥全部破坏，唯一可以利用的公路桥在科伦索镇的西边。图盖拉河南岸地势平坦开阔，河对岸也有一小块平缓的平地，平地的北、东、西三侧是连绵起伏的小山。布军利用在这里的一个多月时间，在山上用石头、沙袋和木头构筑了防御工事和火炮阵地，并在从图盖拉河北岸岸边到后方山上的广阔地段内挖掘了纵横交错的多条步兵战壕。布军的炮位和战壕都经过精心伪装，隐藏在灌木丛和荒草中，从战壕里掘出的土被小心地运到远处撒开。此外，布军还构筑了几个假炮台，里面放上用瓦楞铁皮做的大炮。长于野战和诈术的布尔人为英国人准备了一个精心构筑的屠宰场。
投入科伦索之战的布尔军队包括：来自约翰内斯堡、海德堡、克鲁格斯多普、弗赖黑德、乌得勒支等八个地区的民团，奥兰治自由邦的部队，还有约翰内斯堡和斯威士兰的白人警察部队，共计3500人。此外还有一门120毫米克虏伯榴弹炮，1门75毫米克虏伯野战炮，2门75毫米克鲁索加农炮，1门37毫米马克西姆速射炮（PomPom）。布军阵地沿图盖拉河自西向东展开。本来布军总司令朱伯特亲自在这里坐镇指挥，但是在11月30日，他的坐骑不幸绊倒，已经68岁的朱伯特落马受伤，只得返回他的农场休养。接任朱伯特的是从金伯利返回东线的年轻将军路易·博塔。英军方面，布勒上将指挥的兵力包括英军第二、第四、第五、第六旅，共计16000人，此外还有四个轻骑兵团、由殖民地骑兵组成的三个枪骑兵中队。炮兵则有5个炮兵连，30门大炮，此外还有16门从皇家海军“可怖”号战舰（H.M.S. Terrible）上拆下来的12磅炮和4.7英寸海军炮，由海军人员操作。包括骑兵和炮兵在内，布勒的总兵力为22000人，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火炮数量上都占优势。12月13日，英军抵达科伦索镇的南郊，开始炮轰河北岸的布尔人阵地。
布勒的进攻计划是兵分三路，中路英军为主攻力量，包括第二旅、第四旅和第六旅，分别由希尔加德（Hildyard）、利特尔顿（Lytteldon）和巴顿少将（Barton）指挥。他们沿着与纳塔尔铁路平行的一条土路向科伦索车站和公路桥挺进。由第二旅主攻科伦索，第四旅在左翼掩护，第六旅在右翼掩护。东路是由敦唐纳（Lord Dundonald）指挥的骑兵联队。他们的任务是保护第二旅的侧翼。西路是第五旅，由哈特少将（Hart）指挥，任务是在图盖拉河大拐弯处的浅滩泅渡过河，之后迅速“向西”到达多林科普干河（Doringkop Spruit）与图盖拉河的汇合点，然后沿着图盖拉河北岸推进，保护希尔加德的左翼。但是布勒给哈特的手绘地图上，完全标错了这个汇合点的位置。多林科普干河与图盖拉河真正的汇合点在大拐弯的东边。接替他的罗伯茨元帅后来参观科伦索战场时评价说，从这张地图就可以看出来，战斗之前布勒将军的侦察和情报工作是多么地粗疏马虎，这个攻击计划实际上漏洞百出，在执行前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12月15日，星期五。凌晨一点，布军侦察哨观察到了英军营地发出的亮光。拂晓五点，在4.7英寸海军炮的掩护下，英军开始移动。最先发动攻击的是西路英军。这一路是主要由爱尔兰人组成的第五旅，包括都柏林第二燧发枪团、因尼斯基伦第一燧发枪团、皇家康诺特第一步兵团和边境警卫团。他们排成整齐的纵队，由其后方约2000码的炮兵掩护，向图盖拉河大拐弯处挺进，试图泅渡过河。其正前方是克里斯·博塔指挥的斯威士兰警察部队和索特潘斯贝格民团，右前方是布尔人极其隐蔽的大炮阵地。布尔人在英军的炮轰中一动不动，埋伏在战壕里，耐心地等待英军走入离他们只有500码的距离，这时隐藏在掩体后面的75毫米克鲁索大炮突然开火，隆隆的炮声中夹杂着毛瑟枪点射的清脆声音。这一路不幸的英军遭到三面夹击，更不幸的是，他们的指挥官哈特将军的指挥技术远远低于他的勇气。哈特几次试图在炮火中重新排列队形，组织冲锋，但是他的每次尝试都被布尔人凶猛的火力击退。英军伤亡惨重，无法继续前进，只有一个上尉、两个中尉和三十多个士兵冒着炮火到达了大拐弯处的河岸，在这里他们又遭到了布军步兵的射击，全部覆没。布军在开炮之后，迅速将大炮转移到附近灌木丛中的预备掩体里，以免英军炮兵的还击。西路英军死伤在五百至六百人之间，而布军只有一人死亡，一人重伤，三人轻伤。
到早晨六点钟，西路正在鏖战的时候，博塔注意到了中路英军的动静。令他吃惊的是，中路英军的先头部队不是步兵，而是炮兵。朗上校（Colonel Long）率领第14和第66炮兵连，前进到离布军战壕仅仅1300码的地方，从牛车上卸下大炮，开始安装，而离他们最近的英军步兵远在一英里之外。博塔沉住气，下令等英国步兵也进入步枪射程之后再开火。但是当朗上校的手下装好大炮，开始向布军阵地开火时，博塔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下令炮兵还击。120毫米克虏伯榴弹炮的开花炮弹一发发地在12门阿姆斯特朗大炮中炸开，布尔人的机枪和速射炮也向英军炮群疯狂扫射，英国炮手非死即伤，侥幸活下来的炮兵纷纷跳到炮位附近的沟壑里面躲藏。英国历史学家们常常强调，朗上校的炮兵是在炮弹用尽的情况下才停止射击的，但是爱伤英国人面子的博塔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打扫战场的克鲁格斯多普民团在朗上校的炮群中发现了12辆弹药车，1300发炮弹，有六门丢弃的大炮炮膛内已经上好了炮弹。就在这时候，布勒再次犯了分散兵力的错误，命令利特尔顿少将的第四旅折向西北，去掩护正在忍受地狱般煎熬的第五旅撤退。见到第四旅的移动，博塔命令其右翼的奥兰治自由邦部队和米德尔堡民团对行进中的第四旅发动进攻。但是布尔部队自行其是的特点再次暴露出来，博塔下命令的时候，这两支部队都离开了阵地，自作主张前去支援埃米洛民团。博塔只得命令正在轰炸第二旅的炮兵们掉转炮口，同最南边的海德堡民团一起攻击利特尔顿的队伍。朗上校的一些炮兵利用布尔人转移火力的间隙逃回了英军阵地。
到这个时候（中午十二点）为止，灰心丧气的布勒已经放弃了进攻的计划，下令第六旅夺回朗上校的12门大炮，然后全军撤退。但是此时，在东路，敦唐纳的骑兵正在快速地向东北前进，在他们的前面，就是图盖拉河南岸的制高点——赫朗万山（Hlangwane Koppie）。图盖拉河在这里转而向北，因此一旦英军占领这里，他们的大炮就可以向对岸低地上博塔的炮兵阵地发动猛烈的轰炸。原先守卫在这里的是索特潘斯贝格民团650名战战兢兢的布尔农场主。英军在13日白天的炮轰使他们吓破了胆，在指挥官的带领下，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于13日夜间偷偷地撤出了这座山，将阵地转移到了图盖拉河大拐弯处。博塔对此极为恼火，但是根据布尔人民团自治的传统，他没有办法直接下令处罚相关的负责人。博塔连夜召开民团首领会议，会上有人提出放弃赫朗万山，全部退守到图盖拉河北岸。但是这意味着将布军的侧翼完全暴露在英军的火力下，因此博塔拒绝了这个提议。最后，瓦克斯特鲁姆民团的乔舒亚·朱伯特（Jozua Joubert）同意带领1000人守卫赫朗万山。次日敦唐纳的部队在山下便是受到了他们的阻击。敦唐纳向布勒请求支援，建议派遣第六旅协助他攻下赫朗万山，这样就能把布军的战线撕下一个大口子。事实上，到这时为止，如果布勒能够集中右翼兵力夺下赫朗万山，然后把4.7英寸海军炮运到这里，他仍然有可能迫使博塔和他的部队后撤，从而渡过图盖拉河，前往莱迪史密斯。但是布勒不仅没有认真考虑这个建议，反而忙着骑马在前线转悠，焦急地观看第六旅夺回大炮的努力。经过一上午的激战，英军夺回了两门炮，但是其余的炮和所有的弹药车还在那里。就在布勒瞎转悠的时候，一发炮弹落到了他附近，炸死了他的参谋，布勒本人也受了皮肉伤。
下午两点半，弗赖黑德民团从科伦索镇西边的公路桥上过河，夺到了英国人的10门大炮，顺便带回了躲在附近沟壑里的150名英国俘虏。这时，心力交瘁的布勒终于下令全军撤退，科伦索战役结束。晚上7点46分，博塔给克鲁格和朱伯特发出了电报，宣告布尔军队的胜利。年轻气盛的博塔在电报中建议乘胜追击英军，生性温和厌战的朱伯特回电说“当上帝伸给你一个手指头的时候，不要贪得无厌地去索要整个手掌。”而英军方面，布勒将军给怀特去电，说看来解围无望，除非有长期困守的准备，否则建议他烧毁密码、炸掉弹药，然后“和布尔人商量一个体面的投降条件。”怀特本来准备放弃莱迪史密斯，但是接到布勒的电报后，反而下决心和部下一起死守孤城。
科伦索战役的结果，英军损兵折将1139人，失踪250人，丢失10门大炮。布尔军队仅仅阵亡8人，伤30人。对比之悬殊令人咋舌。经此一战，37岁的博塔将军一举成名。
12月10日至15日，一周之内，英军在东、中、西三条战线全部失利，损失2800多人，在英军史上被称为“黑暗的一星期。”布勒上将因为兵败，引咎辞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的职位，只保留了纳塔尔英军指挥官的头衔。1900年1月，海外援军到达之后，布勒在纳塔尔前线又两次试图发动进攻，但是都被布尔人击退，只得退守契维利（Chieveley）。1901年10月，布勒给怀特的电报内容被国会公开，在全国上下一片抨击声中，布勒立刻被解除了一切军职。
英军在长达四个月的第一次攻势中的惨败轰动了世界。英军首先败在战术的陈旧和保守上。令布尔人吃惊的是，自从第一次布尔战争之后，英国人的战术和射击技术都没有进步。其密集队形的冲锋在18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的200多次战争中为英军取得了多次胜利，但在机动性很强、战术诡谲多变、火力密集凶猛的布尔人骑马步枪兵面前，仍然按照军事操典上的规章部署军队的英军将领就屡吃大亏。布尔人在战术上则占有明显优势，他们善于利用各种有效的防御手段尽量减少伤亡，凭借其战壕的隐蔽性，诱使英军以密集队形闯入其射程之内，从而充分发挥其现代火器（从德、法、荷兰购来的毛瑟枪、机枪、速射大炮，以及无烟火药）的杀伤力。此外，与接受传统军事教育的英国军官不同，出身平民的布尔人没有森严的上下级界限，善于总结战斗中的教训，在民团成员和指挥官之间互相交流经验，提出建议，随时改进自己的战术。
其次，从敌对双方的军队素质来看，布尔人的军队（民团）主要是由大大小小的农场主组成的，他们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家园和国家而战，士气高昂。而在远离本土的南非高原上，女王陛下和大英帝国的利益并不能促使英国士兵主动地作出英勇牺牲。由于布尔人农场主经常从事骑马狩猎等活动，从小便掌握卓越的射击技术，几乎弹无虚发。他们对南非内地那种多小山、沟壑、遍布石砾岩的地形也非常熟悉，擅长寻找有利地形，善于利用地形设伏、包抄、隐蔽或逃逸。而荒凉贫瘠干旱的南非草原，又使得那些从小在农场上与大自然抗争的布尔人磨练得比英国人更能吃苦。英军则主要来自本土的城市，除少数军官和骑兵来自世袭军人家庭外，大多是工人和城市平民子弟，他们不习惯南非的环境，更不适应快速野战的战术。当时英军的训练情况普遍较差，一年仅有两个月的训练时间，且大部分花在队列训练上，骑射技术不精，不善隐蔽，反应迟钝。而且英军的射击技术也差得出奇。当时配发给一个英国步兵连用于训练的子弹，一个月只有三百发。两军差别如此悬殊，英军不败才怪。
还有，英军主要依靠铁路和公路干线行动，把自己的动向暴露给敌人。而且他们身处敌国，周围是怀有敌意的布尔人，所以其一举一动都立即为对方所知。布尔人则建立起了有效的情报网络，从本国以及开普殖民地的荷裔公民那里获得有关英军的情报。此外，布军还拥有一套灵活有效的通讯系统——回光信号机，这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摆脱有线电报的束缚，在战术上更加灵活。 八、占领德兰士瓦
“（保守党）政府在议会中失去的每一个席位，都将是布尔人赢得的席位。”
——约瑟夫·张伯伦，1900年下议院选举演说 “黑暗的一星期”之后，在帝国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英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对布勒的任命成了被抨击的话柄。英国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1899年12月18日，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去温莎城堡觐见维多利亚女王，向她通报科伦索惨败的消息。维多利亚对他说：“请了解，这所房子里没有一个人抑郁不安。我们并不关心战败的可能。因为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为挽回在南非的颓势，英国政府倾其整个帝国的力量，来对付只有四十多万人口的布尔人。帝国的军队在南非遭到挫折的消息传回英国后，除了内阁反对党——自由党的一部分人组成了小小的和平主义集团，宣扬反战政策之外，英国的民众也掀起了一阵阵鼓吹战争的沙文主义狂热高潮。他们纷纷购买公债、向南非前线捐赠食品和药物，维多利亚女王和威尔士亲王也用皇室内帑，向前线的帝国士兵送去了巧克力和炼乳等珍贵食品。许多医生、工程师、牧师和护士收拾行装前往南非，作为志愿人员为英军服务，其中包括当时作品已经享誉西方世界的阿瑟·柯南-道尔医生。伦敦的街头到处贴出吹捧赞扬南非的那些“帝国的缔造者（Empire Builder）”的大幅海报，英国国民中的好战情绪高涨，支持索尔兹伯里内阁“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政策。保守党则充分利用国民中的这种沙文主义好战情绪，巩固了自己在国会中的优势地位。
1899年12月17日，就在贝尔福觐见女王陛下的前一天，声名显赫的印度英雄，六十七岁的罗伯茨勋爵（Lord Frederick Roberts）被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任命为南非远征军总司令。他刚刚在科伦索战役中失去自己的独生子。罗伯茨接受任命的唯一条件是，任命新近征服苏丹的基钦纳（Lord Herbert Kitchener）为他的参谋长。次日，英国宣布动员预备役部队。1900年1月10日，罗伯茨和基钦纳抵达开普敦。他们带来了本土的第七军、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增援部队，以及驻印度和锡兰的三个骑兵分队。事实证明，这些在贫瘠干旱的澳洲农场和艰苦的加拿大荒原长大的士兵，比那些来自利兹或者曼彻斯特的城市子弟更能适应南非的艰苦作战条件。到1900年1月，南非战场上的英军增至18万，3月再增至22—25万人，居于绝对优势。此外，还有几千匹军马从英国和澳大利亚运抵南非，增加了英军的机动性。
1900年2月，在权衡了战场局势之后，罗伯茨改变了战略。从二月起，南非的主战场从纳塔尔移到奥兰治。罗伯茨认为，以步兵为主的英军在多山的纳塔尔西北部地区很难展开大规模攻势，准备先进攻防守相对薄弱、地形也不那么复杂的奥兰治自由邦，然后利用开普铁路把英军的大部队运送到德兰士瓦前线。罗伯茨将主力集结于奥兰治河以北，兵分二路（东路和北路），准备突入布尔共和国的心脏地区。
随着援军的到来，尤其是在军队中享有赫赫声名的罗伯茨和在苏丹马赫迪战争中获得巨大声望的基钦纳的到来，南非英军的士气大幅提高。从二月初开始，实力得到大大补充的英军转为反攻，在东、中、西三条战线发动了一系列攻势。
西线：西线争夺的焦点是钻石城金伯利。在德比尔斯公司矿山规模巨大的枪支弹药储备（罗得斯储备这些军火，本来是为了提防黑人矿工暴乱）的支持下，由罗得斯先生和科科维奇上校（Colonel Kekewich）指挥，这里的七百名英军和三千名亲英市民已经固守了四个月（据当时的私人报导描述说，围城期间，罗得斯喜欢指手画脚干涉他人的老毛病再度发作，任意插手军务，差点把科科维奇上校逼疯）。围城的布军指挥官威塞尔（Mattheus Wessel）对金伯利围而不攻，因为他的手下全是骑兵，只带了几门9磅炮，其威力封锁有余，攻城不足。试图解围的梅休因中将和城中固守的英军在四个月间多次发动小攻势，试图突围，但是都被布尔骑兵凶猛的火力拦了回去。2月7日，布军由约翰内斯堡调来了一门从奥地利斯科达兵工厂购买的240毫米攻城大炮，金伯利守军形势愈发险恶。但是，在2月13日，由弗兰奇指挥的苏格兰高地旅和四个精锐的骑兵团赶到了金伯利以南的莫德河（Modder River），击退了守在这里的600名布尔骑兵，于14日晚抵达马格斯方丹。驰援的英军在这里和布军最凶猛的“黑将军”皮埃特·克龙治指挥的民团遭遇，于次日展开战斗。英军吸取了前几个月的教训，不再实行正面强攻，而是兵分两路，夹攻布军侧翼。英国骑兵不顾布尔人的子弹“嗖”“嗖”地擦耳而过，一波一波地向小山丘上的布尔步兵发动冲锋，枪口和马刀之下血光一片。15日下午，增援的英军第六师同弗兰奇会合。当晚，借着夜色的掩护，克龙治命令包围金伯利的布军撤退。2月16日凌晨三点，英军进入金伯利，救出了被围困数月的罗得斯，科科维奇上校方得以免于被他逼疯的下场。2月18日，英军两万追兵在金伯利东边的帕得贝格（Paardeberg）包围了克龙治的四千人马。19日，罗伯茨总司令亲临帕得贝格前线，指挥作战。布军阵地防守严密，英军几次攻击都被击退；英军的包围圈更严密，克龙治几次突围均告失败。双方对峙了一个多星期，在英军炮轰下，包围圈内布军死伤遍地。2月27日，马朱巴战役二十周年纪念日，清晨六点，走投无路的克龙治将军骑马来到罗伯茨将军营地，宣布投降。这个最勇猛善战的布尔司令官同他的手下随后被立即送到大西洋中的百慕大战俘营。
东线：在莱迪史密斯的英军于2月27日发动突围攻势，攻占了城外的战略要地彼得山（Pietershoogte），饱受非议的布勒方得以指挥增援的第二师和第五师，绕开防守严密的布军正面阵地。3月3日，布勒在多得雷赫特（Dordrecht）打败了布尔人，终于得以解莱迪斯史密斯之围。
中线：在消灭了最强悍的克龙治对其左翼的威胁之后，罗伯茨将主攻兵力转回奥兰治，稳步向北挺进。由于罗伯茨吸取了第一阶段失败的教训，英军改变了战术。在遭到布军伏击的时候，步兵部队不再保持队形，而是就近挖掘战壕，掩护骑兵对布军阵地发动冲锋。在这种战术下，布军在白杨树林（Poplar Grove）、亚伯拉罕牛栏（Abrahams Kraal）等地的阻击接连失败。3月10日，英军第六师和第七师在亚伯拉罕牛栏击败了布军装备最精良的约翰内斯堡警察部队，通往奥兰治自由邦首都的道路上再无任何阻拦。3月12日，奥兰治自由邦总统马蒂乌斯·斯泰因带领政府和国会官员逃出布隆方丹，逃往北方的克龙斯塔德（Kroonstad）。3月13日下午一点半，英军开入布隆方丹，奥兰治自由邦的白橙条纹国旗被降下。罗伯茨初战告捷，证明其名声不虚，大英帝国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地。
布隆方丹失陷之后，在开普殖民地活动的德韦特（Christiaan De Wet）将军和他的布军小分队面临后路被截断的威胁，被迫撤往德兰士瓦。他们在归途中受到英军的截击，虽然德韦特在几次交战中击败了英军，但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损伤，德韦特被迫化整为零，命令部下分散北撤。其手下来自温堡、哈里史密斯、伯利恒等奥兰治地区的民团则自行解散，去保卫自己的家乡。3月中下旬，在奥兰治的英军部队伤寒流行，病号达八千多人，罗伯茨不得不下令在布隆方丹休整，英军的攻势被迫中断。3月26日，布军总司令朱伯特在柳树农庄（Willow Grange）之战中再次坠马重伤，次日宣告不治。根据他的遗愿，擅长游击战的路易·博塔继任布尔野战部队总司令。
1900年4月底，又一大批英国援军开到南非。经过兵力调整，在主攻方向上，罗伯茨有八个步兵师（第3、6、7、8、9、10、11师、殖民地师）和第12骑兵师。英军在五月初重新发动进攻。5月12日，罗伯茨的大军攻克奥兰治自由邦的新首都克龙斯塔德，德韦特和博塔掩护着在牛车上办公的斯泰因总统和奥兰治政府，再度后撤到一个荒凉的小村—林德利（Lindley）。由于接连遭到失败，布尔人的士气一落千丈。在罗伯茨的宽大许诺下，许多在英军后方活动的民团团员纷纷向英国人投降，交出武器，然后返回自己的农场。到五月中旬，仍在战斗的布尔人只剩下了两万多人。西线方面，5月17日，罗伯茨派出的一支部队在马弗京郊外击败了斯奈曼（Snyman）指挥的布尔民团，解马弗京之围，打通了连接开普和贝专纳兰的西开普铁路。固守马弗京长达210天的巴登-鲍威尔上校成了大英帝国的民族英雄，英国报纸对“英勇的马弗京保卫战”大加吹捧。5月19日，东线的布勒将军攻克了从纳塔尔通往德兰士瓦的大门，第一次布尔战争中那场决定性的战役地点——朗峡。由于一度凶狠善战的布尔野战部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布勒的部队在9天内竟然推进了138英里！
1900年5月24日，米尔纳勋爵在布隆方丹宣布，从即日起大英帝国兼并奥兰治自由邦，将其改为“奥兰治河殖民地”，他自己担任殖民地的第一任总督。在场的布尔人无不洒下一掬热泪。奥兰治自由邦政府虽然比暴富的德兰士瓦政府清廉、开明得多，但是狭隘的民族感情和政治上的短视使他们最终丧失了独立地位。吞并奥兰治之后，英军加紧向德兰士瓦进攻。5月29日，弗兰奇将军指挥澳大利亚骑兵部队，在约翰内斯堡南郊的克利普河击败了守卫这座南非矿业中心的最后一支防御部队。5月30日，克鲁格总统乘坐火车离开首都比勒陀利亚，之后的三个月他一直在这列火车上指挥军队继续作战。5月31日，罗伯茨进入约翰内斯堡。
在消灭了试图抵抗英军、保卫首都的最后几支零散部队之后，1900年 6月5日清晨，英军开进了空荡荡的比勒陀利亚。关押在这座城市中的英军战俘从用作监狱的国立师范学校中释放出来，和入城的英军热烈拥抱。半年之后故地重游的随军记者丘吉尔先生满意地发现，他那些留在战俘营的同胞都得到了德兰士瓦人良好的待遇。入城士兵们还举行了联欢活动，随同罗伯茨远征南非的诺福克公爵、马尔巴罗公爵同来自格拉斯哥的士兵一道跳起了苏格兰舞蹈。下午两点整，罗伯茨将军骑马入城。他发现这座绿荫环抱中的城市“典雅而庄重，建筑宏伟，市容整洁，完全可以和欧洲第一流国家的首都媲美” 。高举着五颜六色军旗的英军从各个方向入城，黄色卡其布的潮流在比勒陀利亚的街道上整整流淌了两个钟头。罗伯茨和他的参谋部人员沿着克鲁格总统大街来到位于城市中央的政府广场上，广场的中央是一个光秃秃的大理石基座，上面前不久还安放着克鲁格先生的铜像。广场周围环绕着古典主义风格的政府各部、立法会和南非高等法院大楼。罗伯茨抬头望去，在南非共和国立法会大厦上，已经高高地升起了米字旗。
攻占比勒陀利亚之后，罗伯茨的四万部队在原地休整。但是他不久就懊恼地发现，英军从开普敦到比勒陀利亚的漫长补给线受到了仍在抵抗的布尔人的袭击。盘踞在奥兰治东部山地和西北隅的斯泰因、博塔、德拉瑞、德韦特、普林斯洛等人仍在指挥着大约一万人的布尔部队，不断骚扰东西开普铁路，破坏英军交通线。经过几次战斗，弗兰奇将军的骑兵将他们驱逐到了巴苏陀保护国边境。布勒将军指挥纳塔尔境内的英军向西进军，于7月6日在东德兰士瓦的斯坦德顿（Standerton）同北上英军主力会师，将残存的布军分割为两部分。此时，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主要城市和铁路线已经被全部占领，布军开始转入游击战。在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两地，英军还挫败了多起布尔人的暴动企图，罗伯茨不得不宣布，如果再有类似企图，他将停止释放战俘。
1900年9月1日，罗伯茨宣布英国兼并德兰士瓦，并宣称战争结束。9月11日，克鲁格总统得到流亡的德兰士瓦政府授权，抵达葡属莫桑比克首府洛伦索马贵斯，10月19日，克鲁格乘坐荷兰女王威廉明娜派来的巡洋舰格尔德兰号（De Gelderland）前往欧洲求援。在欧洲，虽然克鲁格受到德国人、法国人、荷兰人的狂热欢迎，但是正在忙于向中国勒索赔款和处理义和团善后事宜的欧洲各国政府，特别是在非洲问题上已同英国达成政治交易的德国政府，却表现十分冷淡。威廉二世皇帝为了躲开他，干脆跑去乡下庄园狩猎。克鲁格在法国和瑞士度过了最后四年的流亡生活。
英军发动第二次大攻势之后，布尔人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1900年初开始，南非的英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最多时为33万人，到1900年第四季度仍维持25万人左右，为布军的5到10倍。英军数量上的压倒优势远远弥补了战斗能力上的不足。
其次，布尔民团以骑马步枪兵为主，长于骑射而不善肉搏。由于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铁路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德兰士瓦的工矿地带和奥兰治中部，所以布军在大片荒原战场上的机动能力主要靠骑兵奔袭，不能携带重型火炮，而且因为几十年以来布尔人的交战对手主要是非洲人土著，所以布尔人长于野战而不善攻城，包围的所有英方主要城镇无一攻破，旷日持久的围城战严重地分散了布军有限的兵力，造成英军更大的数量优势。
第三，布尔人的武装民团虽然在总司令的统一指挥下作战，但是根据布尔人的自治传统，每个民团在战斗中都有相当大的自治和自决权力。在科伦索战役中便暴露出了这个缺点。当英军转入进攻布尔共和国本土，主要战场移到布尔人家园时，向来纪律松懈的布尔民团的固有弱点更充分地暴露出来。不少民团自行解散回家，守卫自己的农场。
还有，罗伯茨和基钦纳到任之后，大力整顿南非的铁路交通，利用东西开普铁路的强大运输能力，将大规模的兵团快速运送到前线，从而使英军得以充分发挥大兵团作战长驱直入的威力。
总之，到了1900年初，布尔战争的第二时期，战争已进入了作战双方比拼国力的消耗阶段。与领土遍布全球、工业规模居世界之首、完全控制海洋且拥有上亿人口的大英帝国相比，两个布尔共和国只有四十四万人口，以采矿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工业体系，使得他们除了矿业和消费品制造之外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尤其缺少对国防极为重要的钢铁、军火和化学工业，其军火物资依靠从德国、法国和荷兰进口。而且作为内陆国家，在英国及其附庸国葡萄牙关闭了主要海港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在战时从海路获得外界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作为头号帝国主义大国的雄厚国力（充沛的兵源、雄厚的财力、完整的工业体系、发达的技术水平、巨大的钢铁产量、快速的海上运输能力……）对于英军在战争中获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九、游击战和集中营
“12月1日……昨天，最乐观的汉妮大婶死了。真不敢相信。她去世后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回忆……我从来也想不到竟然会亲眼看到这么多的悲惨与不幸。好多帐篷都死得空无一人……今天我去医院，那里躺着一个九岁的孩子，正在与死神搏斗。我问孩子的母亲在哪里，他们说她一周前就死了。孩子的父亲在锡兰。这孩子十一的姐姐是今天凌晨死掉的。我看着这个孩子，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但是这么多悲惨的景象已经令我麻木，我发现我再也哭不出来了。我就这样站在孩子的旁边，直到被麻木和悲伤的感情所淹没……”
——艾莉·巴登霍斯特日记，1901年
在原德兰士瓦首都庆祝了战争的胜利结束之后，罗伯茨将军于1900年11月29日离开比勒陀利亚，回国接任英军总司令的职务。他将南非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基钦纳勋爵，伊安·汉密尔顿勋爵（Lord Ian Hamilton）接任参谋长。罗伯茨离开南非前给本土发去的电报中，将布尔人说成是“小股盗匪”，并说“战争已经真正告一段落，我的任务已经完结。”在罗伯茨大人“南非战争已经真正告终”的保证下，维多利亚女王得以欣慰地在一个多月后的1901年1月22日溘然长逝。 9+@h2"|N4*
罗伯茨本人作为远征军前敌司令的任务的确是“完结”了，但是，他在南非留下的多达25万人的军队却经年累月不能击溃布尔人的“小股盗匪”。退出城市的布尔军队，此时已经化整为零，组成多股游击队，发挥野战骑射之长，袭击英军交通线，掠取英军给养，歼灭小股英军。布尔人的游击队在德韦特、德拉瑞、博塔、扬·史末资（Jan Smuts）和詹姆斯·赫尔佐格（James Hertzog）等人的领导下，越打越顺手。他们熟悉地形，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散布在广大地区的布尔人农场成为游击队的根据地。基钦纳勋爵在掌握南非英军的最高指挥权几个星期后，便致函新任陆军大臣布罗德里克，表示深恐大臣“对于最近战争的发展会感到失望”。他估计以民兵身份作战的布尔人仍有两万之众，而且他还补充说：“……这些人并不是经常以民兵的身份出现的。在他们未奉号召出动之前，往往在他们的田地上，象最安分守己的居民一样地过活，或许还以粮秣、牛奶和鸡蛋接济最临近的英国驻防军。……目前他们显然已经全部出动，因而他们忽然之间显得人数众多，并且一有机会就勇气百倍地进行活动。由于地域广袤，所以布尔人可以来去自如，更由于非常机动，所以能够乘隙袭取没有充分警惕的任何哨站。每一个农庄都是他们的一个情报机关和供应站，因而几乎无法包围他们或擒获他们。”
英军象这样疲于奔命的情形历经数月。为了剿灭游击队，增援部队不断地开往南非，包括炮兵、骑兵、骑马步枪兵、工兵部队，以及大批的重炮、马匹、野战炮和机枪。但是，以无与伦比的技巧进行游击战的德韦特、博塔和德拉瑞所使用的战术，是在英国任何军事学校里都没有教授过的。布尔人的卓越战术使得基钦纳无所施其计。1900年12月至1901年4月，布尔游击队在博塔和德韦特的指挥下，深入开普殖民地作战。1901年4月到9月的冬季战役中，布军游击队对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英军发动多次偷袭，并屡屡得手，俘获大量军火、给养和大炮。1901年9月至1902年5月，史末资和赫尔佐格再次进入开普殖民地。他们率领5000名骑兵，分成若干小股游击队，奔袭千里，深入英军大后方，一直推进到大西洋沿岸和开普敦近郊，迫使英国在开普地区宣布戒严。1902年3月，梅休因中将在离比勒陀利亚300公里的利希腾堡附近遭到德拉瑞指挥的游击队的包围，梅休因将军重伤被俘，其手下缴械投降。此役再一次震动了英国。英军打得越来越艰苦，25万大军疲于奔命。
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从1901年3月开始，基钦纳采取碉堡战术、焦土政策和设置集中营来对付布尔人的游击队。在布尔游击队活动的地区，英军架设铁丝网，将布尔共和国分割成若干绥靖区域，进行分区扫荡。铁丝网的总长度达6000公里。绥靖区内每隔1至2公里设一座木板碉堡，派士兵驻守，凡是有人走近碉堡射程，一律射杀。共设置了八千多座碉堡。整个防御体规模之大，令英国人大为赞叹。在这些绥靖地区内，凡发现布尔农场主帮助游击队，则周围10英里内的农场、房舍一律烧毁。纵火焚烧民用目标的活动从英美战争时期起便成为英军的习俗，为广大官兵所喜爱，从白宫到乡间农舍无所不烧，后来这个传统又在中国的圆明园发扬光大，成为在大不列颠军队中代代相传的美德。为了在南非把这个美德继续发扬下去，英军决定不再仅仅限于焚烧那些支持过游击队的农舍，而是一鼓作气，烧毁了奥兰治和德兰士瓦乡间几乎所有的布尔农场、房舍、教堂、学校、畜圈（共计焚毁3万多座农舍），运走了所有的马，杀死了所有带不走的牛、羊、猪，炸毁了所有的水井，烧光了地里所有没来得及收割的庄稼，彻底破坏了40多座城镇。这一“三光政策”后来被日本陆军仿效，在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如法炮制。此外，基钦纳还一改以往对战俘的宽大政策，投降、被俘的游击队成员，以及参加过游击队的成年男性公民，一律流放到遥远的印度、锡兰和百慕大战俘营。在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殖民地，凡有响应“拿起武器”的号召的荷裔英国公民，一旦被俘皆判处死刑。
为了彻底消灭游击队的活动基础，基钦纳又下令先后将十三万六千名布尔人妇女，儿童和老人以及八万多黑人仆役统统从被焚毁的农场上抓走，用敞蓬货车或牛车运到一起，关进由他首创的集中营。南非的集中营首创于1900年9月，起初是收容那些家园被焚毁的布尔军人家属的难民营，基钦纳在1901年将其改造为关押所有布尔平民的集中营。南非境内的集中营有五十多座，分布在开普、德兰士瓦、奥兰治和纳塔尔的铁路线两侧，以及约翰内斯堡、布隆方丹、德班等大城市近郊。集中营内实行严格而苛刻的配给制度。每人每天四分之三磅玉米面、大米或土豆，一盎司咖啡，两盎司糖，半盎司盐，每周一磅肉（有亲属参加游击队的妇女和儿童得不到肉）。婴儿和六岁以下的儿童每天可以领到四分之一夸脱的牛奶。黑人集中营的情况更糟，但是他们可以得到黑人亲友的接济，也可以在宣誓效忠英国后被释放。集中营的四周环绕铁丝网，凡有试图翻越逃跑者一律射杀。集中营内人口密度极高，帐篷、毯子、衣服和药物奇缺，瘟疫流行，营养不良，死亡率极高，奥兰治地区白人集中营的死亡率在1901年10月曾高达40.1%。集中营的高死亡率严重动摇了布尔军人的士气，同时也使英国人的形象在全世界面前一落千丈，本来英军高举的旗帜是替外侨伸张正义、征讨无道暴虐的德兰士瓦政府，但是现在全世界都在谴责英军野蛮的集中营政策。一个年青的英国妇女埃米莉·霍布豪斯为集中营的状况所震惊，向国内提交了一份长达15页的报告，描述了集中营内的惨状。按照战时的通常作法，霍布豪斯小姐被宣布为祖国的敌人，立即逮捕并驱逐出境。但是她回欧洲后坚持斗争，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在野的自由党以年青的威尔士民族主义者劳合-乔治为首，猛烈抨击保守党和陆军的野蛮政策，瑞士、德国、荷兰、法国、美国派出了视察人员，欧美各国向集中营内的平民捐赠了大量物资。在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英国国会不得不派出调查团前往南非。在对基钦纳和集中营官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后，集中营的配给和医疗条件方得以改善，死亡率迅速跌落到2%。整个布尔战争期间，死在集中营内的布尔平民共有27927人，其中包括1676名老人，4177名妇女和22074名儿童。
除了集中营和焦土政策造成的打击之外，在南非122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除了开普殖民地有几万南非荷兰人同情、支持布尔游击队以外，顽固坚持种族主义立场的布尔人自己并不要黑人的支援，也要求英国人在战场上不使用非洲人为助手。布尔民团如果在战斗中逮到手持武器的黑人，立即枪决。好几个布尔民团的头目因此被英国宣布为战犯而枪毙。所以，南非的四百万黑人绝大部分对布尔人抱敌视态度，当地的非洲人利用英布交战的机会不断袭击布尔人的民团和农场，令布尔人深感孤立。南非的布尔人居民人数甚少，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个共和国总共只有四十四万左右的荷兰裔白人公民，除了仍然坚持战斗的两万多人外，战争已吞噬了将近七分之一的人口（包括流放到印度、锡兰、百慕大等地的战俘），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又关押了十多万人，南非的布尔人面临着种族灭绝的危险。 十、弗里尼欣和约
“布尔野战部队和武装公民放下武器，缴出其所有或所控制的全部枪炮及战争物资，终止对爱德华七世国王陛下政府继续进行任何抵抗的企图，并承认国王陛下为其合法主权者……”
——米尔纳勋爵，1902年5月28日
布尔战争旷日持久，双方精疲力尽，欧洲各国对英国的抨击和指责也日益激烈。以法国和俄国为首的欧洲各国开始调停。1901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向英王爱德华七世去信，请求他的伯蒂叔叔（尼古拉二世的妻子是爱德华七世的外甥女）“……大发慈悲，停止对拼命捍卫其本土的一个弱小民族的这种杀戮……”。爱德华七世对南非战争的拖延也越来越不安，越来越不耐烦，因此对陆军部严加指责。基钦纳盼望战争结束的心情不亚于英王，事实上在1901年2月，他就已经开始和路易·博塔进行秘密谈判。
到1902年5月为止，英军已经在南非靡耗战争费用两亿两千万英镑，死亡两万一千多人。而他们的对手神出鬼没，捉摸不定，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两个政府也是无从追踪，其残存的军事力量仍然令英军胆战心惊。英国人深知难以迅速赢得战争胜利。但是，此时布尔人的作战能力也在迅速下降，兵力从最高时期的88000人减少到22000人，由于得不到补给，民团士兵营养不良、衣衫褴褛，士气沮丧。他们的粮秣弹药已经耗尽，只能依赖战利品为生，甚至因为无法看押战俘，只能将其就地释放（释放之前不得不把所有的英军俘虏剥光，以取得他们的衣服）。
英布双方都觉得再打下去实在是勉为其难，于是双方开始正式举行和谈。此时双方的非正式谈判已经秘密持续了一年两个月，谈判的关键，一是布尔人的独立问题，二是对待非洲人问题（核心是非洲人的选举权）。关于第二个问题，英国牺牲非洲人的利益，向布尔人靠拢，较快就同布尔人取得了一致意见。1901年3月7日，在由基钦纳公布的米德尔堡建议中，宣布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殖民地中的非洲人在未建立代议制政府之前没有选举权；即使将来给予他们选举权，也应加以限制，以保证白种人享有公正的绝对优势。这实际上就是排除非洲人在上述两地享有选举权。关于第一个问题，双方长期相持不下。英国进行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兼并布尔共和国，因此寸步不让，先后五次坚决拒绝奥兰治总统斯泰因提出的维持独立的要求。布尔人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要求掌握独自制订和执行对土著的政策的权力。
1902年5月15日，代表两个布尔共和国、三十二个地方民团和165个游击队的布尔人代表在弗里尼欣（Vereeniging）开会，讨论和战前途，许多地区代表忧心忡忡地谈到集中营政策、人口下降、非洲人的敌意和威胁，建议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但是他们在最后时刻仍力图保持独立，而宁愿放弃兰德金矿主权，并将斯威士兰转让给英国。5月27日，米尔纳勋爵来到弗里尼欣，同布尔人代表史末资将军举行会晤。
在会晤中，米尔纳提出了十二条和谈条件。其内容为： 1，布尔野战部队和武装公民放下武器，缴出其所有或所控制的全部枪炮及战争物资，终止对爱德华七世国王陛下政府继续进行任何抵抗的企图，并承认国王陛下为其合法主权者；
2，宣誓效忠英王的布尔战俘将立即得到释放；
3，保证布尔人的人身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
4，除某些违反战争惯例的行为外，实行普遍大赦；
5，英语为官方语言，但是在学校和法院中可以使用南非荷兰语；
6，布尔人准许保留枪支用于自卫，但须申请执照；
7，尽快用民政管理代替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军事管制；
8，条件成熟时在南非建立代议制自治制度；
9，任何为支付战争费用征收的捐税都不强加在新征服的两个地区；
10，英国协助布尔人重建农场；
11，向受损失的农场主和布尔公民提供三百万英镑的赔偿；
12，剥夺布尔军队主要指挥者的公民权，但是不判处他们死刑。 几经折冲尊俎，至5月30日，60名布尔代表就是否放弃维持独立举行投票，结果以54票对6票决定接受和约中最关键的第一条内容。5月31日，英布双方在弗里尼欣正式签订和约。持续31个月的英布战争宣告结束。
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先后动员了45万军队（英国官方统计数字为448435人），其中25.6万为英国正规军，10.9万为英国志愿军，5.3万为南非英国殖民地军队，3.1万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国通过海路运到南非的军队前后共计38万，此外还运送了35万匹马、10万匹骡子， 134万吨军事装备和其他物资，先后动用了1027艘舰船。参加战争的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部队共有1072名军官和20870名士兵阵亡。
布尔人方面，参加战斗的前后共计8.8万人（南非官方统计数字为87365人），其中德兰士瓦人4.3万，奥兰治人3万，这两个国家全部人口不过44万，所以是几乎全部男性青壮年都上阵作战；此外，还有1.3万开普殖民地的布尔人，以及两千名外国志愿者。到缔结和约时，参战的布尔人共有3700人阵亡，3.1万人被俘虏，2万人缴械投降，一万多人流亡到德属西南非洲和莫桑比克. 十一、战争的后果
“已做的太少，要做的太多”
——塞西尔·罗得斯，1902年，临终遗言
对南非的影响
历时两年半的第二次英布战争以英国完胜告终。严酷的战争结束后，在原布尔共和国领土上一片凋敝景象，农场被焚毁，村镇被破坏，矿井被关闭。英国人和布尔人开始致力于恢复和重建工作。战后，英国贷给两个殖民地3000万英镑，以建造大规模工程、设立学校、修建公路和铁路等。兰德金矿的生产也得以恢复。为了在南非自治领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由英国投资在南非建设了钢铁、纺织和制造行业，南非逐渐从单纯的矿业国家变为工业化国家。1906年，在扬·史末资将军的努力下，德兰士瓦获得自治地位，1907年奥兰治河殖民地也获得了自治地位，恢复了奥兰治自由邦的旧名。1909年，为了统一南非的殖民地财政、关税、铁路，英国国会通过了“南非法案”。1909年9月20日，英王爱德华七世批准了议会提出的建立南非联邦的法案。1910年5月31日，由开普、德兰士瓦、奥兰治自由邦和纳塔尔共同组成的南非联邦（Union of South Africa，Unie Van Suid Afrika）成立，南非成为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一样的自治领地。为了妥协旧英属殖民地和新吞并各行省之间的利益关系，南非联邦的首都也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分别设在开普敦、比勒陀利亚和布隆方丹。
对南非荷兰人的影响
英布战争对英国人和布尔人的影响都是意义深远的。布尔人方面，随着独立的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国家灭亡，整个南非荷兰民族都沦为英国的臣民。经过这次战争的磨难，布尔人之间的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加强。居住在南非四个殖民地的荷裔白人已有60万人，远远超过英裔白人的数量。他们具有相同的文化、宗教（加尔文派改革教会）和语言（由荷兰语演化而成的阿非利卡语）；英布战争大大促进其民族认同的心理状态的形成，南非联邦的成立则使他们合并成为单一国家。经历了长期演化和认同过程，在布尔战争之后，南非的荷裔移民后裔终于形成为一个民族，即阿非利卡人。南非联邦成立后，原来各殖民地中的阿非利卡人政党很快结合成单一的政党——南非党，由路易·博塔任主席。在1910年9月的南非第一次普选中，南非党得到布尔农场主的一致支持，击败英裔的联邦党，在1911年11月正式成立南非联邦政府。在种族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布尔政治家领导下，德兰士瓦和奥兰治那种极端落后的种族隔离政策，以政府的立法和法律为基础，推广到南非全境。从此以后，白人种族主义的幽灵在南非大地上横行肆虐达八十年之久。
但是，尽管英国成立了南非联邦，并给予南非荷兰人以平等的政治地位，但是第二次英布战争造成的民族隔阂是影响深远的。虽然一部分上层南非荷兰人如博塔、史末资致力于同英国人的和解，以及两个白人民族之间对黑人和有色人种的合作统治，可是大多数中下阶层的南非荷兰人对臭名昭著的集中营记忆犹新，不少人的亲属死在那里，因此他们对英国人始终怀有深刻的敌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部分南非荷兰人激动若狂，认为可趁英国的困难处境恢复布尔人的独立，发动了亲德反英的武装暴动。暴动后被博塔总理镇压下去。1924年，南非举行大选，推行强硬的民族主义路线的南非国民党获胜，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民意。在二战期间，一些南非荷兰人组成了一个极端仇英的政治组织，取名为奥瑟瓦·布兰德威格（Ossewa Brandwag，意思就是牛车、火把、警戒），反对南非同英国结盟，认为这背叛了布尔人在英布战争期间为之奋斗和牺牲的一切。他们同德国的谍报部门合作，提供英军情报。但是为了南非的长远利益，担任战时总理的史末资元帅毫不留情地将这些人关进了拘留营。尽管如此，为了照顾民族主义份子的情绪，史末资不得不宣布只招募志愿兵派往北非和欧洲战场。二战结束以后，在马兰和斯揣顿等执政的南非国民党党魁带领下，南非和英国愈发貌合神离，两国越走越远。在1961年5月31日，弗里尼欣和约59周年纪念日，南非联邦政府终于同英国分道扬镳，宣布不再臣服于英国女王，退出英联邦，建立了现代的南非共和国。
对英国的影响
英国方面，在英布战争之后，英国得以兼并两个布尔共和国，将南部非洲的殖民地连成一片。由于控制了通向非洲腹地大湖区的走廊，英国在非洲的战略优势得以加强。好望角地区以广袤的南非内地为依托，成为英属海外帝国最重要的前哨基地之一。英国在印度洋地区的优势得以完全确立，印度洋变成了“英国湖。”在经济方面，随着世界上最大的兰德金矿被英国把持，英国的金融寡头得以控制住全球的经济命脉。来自南非的黄金使得伦敦迅速成为全球金融业和黄金交易的中心。
但是，对作为战胜国的大英帝国来说，战争前期的失利，暴露出了英国的政治家和军队统帅们在战略思想上极大的缺陷。当时英国的陆军将领们面对十九世纪末战术和武器技术方面的突飞猛进，大多固步自封，无所适从，还是满足于上百年前的陈旧战术。从布勒、哈特等人在战斗中的表现看来，当时的英国陆军不愧是一群“驴子指挥的狮子”。从俾斯麦时代起，老态龙钟的英国陆军便已显颓势（当年俾斯麦曾被问到，如果英国陆军在波罗的海登陆，德国将作何对策，俾斯麦说“我将派出警察去逮捕他们”）。英国只是凭借其雄厚国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勇猛，以及军队统帅们在战争后期不择手段的军事政策，方得以免于在南非一败涂地的结局。
第二次英布战争给几百年来大英帝国的海外扩张史画上了一个明显的句号。军事征服的胜利、公众的沙文主义热情，不足以打消保守派和自由派们对维持一个庞大海外帝国的开支的焦虑。英国的上层社会出现了信心危机。越过在比勒陀利亚上空猎猎飘扬的米字旗，大英帝国一些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们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前景：同时保卫大英帝国海外领地和英国本土的做法，在经济上和战略上都是不可行的。因此英国不应当再保持孤立政策——它应当与自己的竞争对手，那些欧洲帝国们，达成广泛的交易和协议。布尔战争结束之后，英国便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收缩，将部分海外势力范围转托给加、澳、新等白人自治领，英国本身的战略重点则转回风云动荡的欧洲。第二次英布战争是英国最后一场为了征服殖民地而发动的战争。这场战争本身没有使根深底厚的大英帝国伤筋动骨，甚至还有所收获，可是英国的历史学家大多认为，这场战争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同维多利亚女王的去世一样，意味着英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进步、最繁荣的时代的结束。在英国本土，爱尔兰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欧洲，野心勃勃的德国开始向远洋派出征服的舰队。在南非，一个来自印度的律师——莫罕达斯·甘地开始崭露头角。布尔战争标志着英国自光辉灿烂的维多利亚时代向着未来不可预测的黑暗时期的过渡，在它之后，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已经告一段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大英帝国面临着国家政策的一次重大改变。英国的国力显然已经不足以独自维持广大的海外帝国来面对欧洲各个帝国的挑战，以及一个有可能出现的、以法国或德国为核心的泛欧洲联盟，所以有必要对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做出调整。在1899年罗得斯访德之后，英国的领导人再次看到了英德合作的可能。英国同德国已经在非洲葡属殖民地、前布尔共和国、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的领土争端）等国际问题上达成了政治交易，在埃及、摩洛哥和中东，也存在着英德合作的广阔前景。约瑟夫·张伯伦在1899年和1900年曾经多次呼吁建立英—德同盟，共同抵制俄国在中东和中国的势力。1901年，在英国还出现了建立英—德—日三国同盟的严肃讨论。
但是，这些呼吁、建议和讨论，最终都无疾而终。正如任性的小威廉可以轻率地抛弃掉布尔共和国一样，他也轻率地抛弃掉了张伯伦扔出来的橄榄枝。德国人亲眼目睹了大英帝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软弱，首相比洛夫在柏林的宫廷和国会里坚决反对同英国结成联盟的任何倡议（此时他的英国同行索尔兹伯里也反对同德国结成联盟的倡议），在国际问题上缺乏主见的小威廉为他的意见所左右。威廉二世和比洛夫反对英德结盟的一个理由是担心会因英德同盟而妨碍德国发展海军。这就显出小威廉和比洛夫“为了手段不择目的”的愚蠢和短视了。
另一方面，鉴于布尔战争所耗费的高额开支，当时英国关心的是如何减少，而不是增加代价高昂的海外冲突。布尔战争之后，在非洲中南部的英国势力已经成独大局面（要部分归咎于德国的短视）。这样它就面临另外三处热点问题：摩洛哥、埃及和阿富汗。在后两个地方，英国要面对两个已经结成同盟的强大对手——法国和俄国。与当时“就象尚未成长为蝴蝶的蝶蛹一样”（比洛夫语）的德国海军相比，另外一方是其规模居世界第二、第三位的两支大型海军（1904年日俄战争之前，世界海军实力排列依次为英、法、俄、德、美、日），和两个面积占世界陆地23%的大帝国。法国对法绍达事件记忆犹新。经过日俄战争和1905年革命震荡的俄国，也会乐于在波斯、阿富汗、西藏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取得一些外交胜利，让不安分的臣民们满意一些。用英国评论家的话讲，1900年到1905年之间的英国面临的是这样的选择：“与法国或俄国建立一些良好的外交关系，或者冒一下与这两国中的一个或两个进行战争的风险——一场英国不仅要在英伦海峡作战，而且要远在地中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埃及和阿富汗战场进行的战争。” 简而言之，1900年之后英国对外政策的目的，是调和那些对英国的地位造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即便代价是失去与比较不重要的国家的良好关系也在所不辞。假如英国遵循张伯伦的与德国结盟的战略，那么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恶化势必不可避免。这样一来，参考布尔战争的巨额花费和艰巨过程，使得英国在面临多场规模类似、或者可能更加艰难的海外战争面前，不得不作出了最终的选择[注3]。1905年，英国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宣布支持法国。1907年，英法俄三国协约成立。
[注3]将英德在一战中加入两个对立集团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海军竞争、或者再加上国际市场上的商品竞争，是不全面的说法。1900年前后，英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是姑息强国，避免与强国发生战争。当时英国极力避免的是与法国和俄国的战争，而不是与德国的战争，其原因不是德国太强，而是德国同法俄同盟相比显得较弱。与头脑发热、妄想连天的小威廉不同，德国的海军元老们在建设远洋海军的时候，非常清楚自己的脆弱性。很多英国人将德国在战争爆发后的目标（吞并俄国、法国、比利时领土、吞并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在英国和俄国煽动革命——这个目标后来假列宁之手在俄国达到了——使其四分五裂、建立全欧洲的和全世界的霸权），即所谓“九月计划”，理解为德国在战前就已经确立的目标。其实在1900年到日俄战争爆发，德国面临的局面是，由于融资困难，德国海军的扩张计划已经遇到了障碍，因此德国未来的战略目标转向了以下几点：在陆地上的战争中彻底击败法国，以实现老俾斯麦的未尽愿望：“把法国的血吮吸尽净”；在中欧建立由德国领导的关税同盟；在原法属中非建立殖民帝国；增加德国对土耳其和荷兰的经济影响。以上目标均未针对英国。提尔皮茨的手下一直小心翼翼地不造成把德意志帝国规模有限的舰队同英国的海外殖民地联系在一起的印象。但是，德皇本人的狂妄自大、胡话连篇，以及一些德国政治家不负责任的煽动，给英国的外交官、记者、情报人员造成了这样的印象：1，德国皇帝拥有狂妄的野心；2，这个野心不仅针对法国或俄国，对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也构成了威胁；3，由于德国的政治体制，德皇可以随意实现自己不负责任的野心和冒险，而不必担心内阁或者国会的反对；4，德国的海军是实现这个野心的工具；5，所以，德国是英国最大的敌人。这些印象传到了英国的政治领袖耳中。1905年，英国在法德摩洛哥危机中宣布支持法国，并开始同俄国接近。同一年，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费舍尔的海军改革完成，标志着英德海军竞赛的不可避免。英国海军情报处处长自信地宣布英国对德国的海上优势是“压倒性”的。这种咄咄逼人的姿态，以及英德关系的疏远，加深了柏林对皇家海军发动一场突如其来的海上总体战的担忧。于是，也是在1905年，德国开始了和英国的全面造舰竞赛（参见《战场》第五集）。两个欧洲巨人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对战争理论的影响 )
除了对参战国的直接影响外，布尔战争对现代军事理论和装备技术的发展也影响深远。在这场战争中，许多重要的近现代作战理论初露端倪，或者首次发挥出其重要作用。在布尔战争中，德国总参谋部向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派出了军事顾问，瑞士、荷兰、法国等国也派出军事观察员前往南非。面对英军借助铁路进行的大规模快速兵团调动，以及占压倒优势的大兵团正面作战，德国总参谋部加深了对“总体战”学说的信赖。而瑞士（以及后来的以色列）则根据布尔人“全民皆兵”的军事思想，建立了自己独具一格的国防体系。
在作战理论方面，布尔战争再次提出了关于“全民战争”的理论：每个符合服役条件的平民都是待征召的战士，平时在农场和城镇中从事自己的营生，并在一年中的某段时间里接受短期的军事训练，战争爆发后则迅速按地区集结报到，组成民团参战。对于人口和资源相对贫乏的小国来说，由于平时军队不事生产，军费糜耗甚高，不可能经常保持一支拥有一定规模的常备军，所以采取全民动员、平战结合、兵民结合的政策，可以解决一定的困难。
但是，由于小国的国力和人口资源毕竟有限，在强大的一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情况下，尤其是在20世纪以来，在战争手段和武器水平越来越先进的时候，战争愈发成为国与国之间进行国力比拼的手段，以步枪武装起来的平民不可能战胜巨炮、坦克、飞机、战舰。全民战争的优势在于，如果敌国侵略的目标是以获得暂时的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为主，那么它可以对敌人产生一定的威慑力，权衡利弊损失（例如二战期间德国对入侵瑞士的考虑）。但是如果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领土兼并、种族仇恨或者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的原因，那么全民战争对战争的最终结果不可能产生逆转性的影响。在当代的高科技战争技术和精密打击手段下，“全民战争”的理论尤其过时。另外一方面，对于那些国力比较强大、人口资源丰富的国家来说，平时可以维持一支常备军队，不需要采用全民动员的方式，全民战争的理念在这些国家往往会发展为在沦陷区进行游击战的形式。游击战可以牵制、消耗敌军的兵力，但是它对本国产生的破坏性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全民皆兵”的提法把战争的目标引向了没有防御能力的平民。为了消除游击队活动的基础，敌方往往不择手段地采取诸如焦土政策、连坐法等野蛮措施，置平民于死地。无论在德兰士瓦，还是在后来同日本、德国作战的中国、南斯拉夫，庞大而有效的战争机器对平民的残酷杀戮都证明了这一点。二战初期，丘吉尔在发表了那个“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和丛林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任何地点作战”的著名演说之后，也不得不承认，如果德国入侵英国成功，在英国本土进行的游击抗战中，“双方的残杀行为都将有可能是严酷的、大量的……”，而英国游击战的前途，则很可能是象当年在不列颠铁蹄蹂躏下的布尔人一样，“我们这个岛屿或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饥荒中……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刻挺身而出，用它的全部力量把旧世界援助和解放出来为止”。所以游击战往往是在各个国家集团的战争中，作为在沦陷区的一种辅助和牵制手段、以及在盟国间争取战后政治地位的一种政治筹码来使用。在一国孤军作战、没有与别国结成军事同盟的时候，单纯凭借全民战争和游击战，并不能对战争的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悲剧便证明了这一点。
发生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布尔战争，连同发生在布尔战争一年之前的美西战争和两年之后的日俄战争一道，宣告了旧日战争形式的结束，以及一个新时期的到来。从遥远的南非大草原上传来的星点火光，依稀照亮了未来的战场。遥远的欧洲地平线上正在阴霾四合。布尔战争已经悄悄地揭开了世界大战血腥的序幕。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