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是我青山独往时——评《起风了》兼寄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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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这是曾经接近民众的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做寓公时所写的《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其日独游香山寺）》。这里的“君”指的是在甘露之变中谋诛宦官不成而殉难的故人舒元舆等诸大臣。在唐末政坛的烈风中，白居易选择了“大道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而另一些人则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于是他们也就此诀别，白居易在洛阳优哉游哉，坐看这些昔日的友人“麒麟作脯龙为醢”，想象着他们“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的仓皇狼狈样貌，讥笑他们“何似泥中曳尾龟”了。
古往今来便是如此。在疾风劲吹之时，人们总是会有不同的选择——有人迎风挺立而不免摧折，也有人从此倒伏而不再起，当然或许还有其他的情况。
《起风了》的主人公是堀越二郎。历史上的堀越二郎是到死也为侵略战争辩护的铁杆军国主义者，固无足论，但影片中的“堀越二郎”毕竟与现实不同，因此也就产生了“影片里的堀越二郎是监督宫崎骏自己”一说（参本坛某买票进入影院先睹为快的坛友所言）。那么，在这部影片中的“堀越二郎”在从大正到昭和的风暴中又作出了怎样的表现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少年时代的堀越二郎迷上了航空器，在梦中结识了意大利的飞行设计师卡普罗尼伯爵。那是大正民主的黄金时代，也是大逆事件后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期。除了遥远的欧战以外，似乎并没有什么能阻挡堀越二郎的航空梦。
与此同时，那些与堀越二郎（1903年生）差不多年岁的少年，却面临着饥饿。1918年8月，日本宣布出兵西伯利亚，从而引发了米骚动，机械工人山本悬藏（1895年生）冲在了日比谷游行队伍的最前头，参与游行的群众队伍里有从边疆冲绳县上京的穷学生德田球一（1894年生）。
出兵到西伯利亚的日军，在没有遭遇到红军主力的情况下，就被由工人、农民甚至无政府主义市民组成的游击队消灭了好几个大队。在西伯利亚的暴风雪中，社会主义思想像烈火一样蔓延，卫生兵黑岛传治（1898年生）从此走上了无产阶级作家的道路。
战争终于结束了，在一派祥和的气氛中，坐在三等车与二等车链接处苦读的青年堀越二郎邂逅了二等车上可爱的小姐菜穗子。
然而和平却并没有给他的同龄人带来类似的红利。战争景气的消失带来了失业。18岁的川合义虎（1902年生）从日立矿山来到东京，参与了晓民会失败的组党尝试，并在1922年加入了正式成立的日本共产党，同年10月25日与渡边政之辅（1899年生）等同龄人组织了南葛饰劳动协会，1923年4月5日成为日本共产青年同盟的委员长。
在卡普罗尼的祖国意大利，无产阶级掀起了被称“红色两年”的斗争，但旋即被曾经的“罗马涅工人领袖”墨索里尼带着法西斯党的黑衫军镇压了下去。
1923年9月1日，发生了关东大震灾。
堀越二郎救助了骨折的阿娟，带着她和蔡穗子到了上野。在上野公园的几十万难民人流中，他或许也曾与川合义虎母子擦肩而过——他们在回家途中救助了3个儿童、分给他们吃的并把他们带到了安全的上野。这之后，打算回本乡校区（东大？）的堀越二郎与回家的菜穗子结伴同行，暗结情愫。而川合呢？
他在第二天就回到了龟户的劳动协会本部，组织人手实施自救。9月3日晚10时，他和一起组织并参与救灾的无政府派工人运动家平泽计七及其他一些工人一道，被警察绑架到了龟户警察署。9月4日，他们被军人用刺刀活活捅死了。当政府告知家人来领取尸体时，这些“志愿者”的尸体已经腐败发臭而无法辨认了。川合死的时候只有21岁出头，他笃信“未来是青年们的”，但却不能像同时发出类似声音的毛泽东那样看到这一天的到来了。
在这场大震灾中遭遇到这种不幸的，除了社会主义者以外，还有朝鲜人和中国人。第一次共产党也在混乱之中宣布解散了。
1925年，堀越二郎到名古屋的三菱公司就职了。此时日本经济极度不安定，挤兑变成了家常便饭。
在这种萧条的世道中，维持劳资协调路线的劳动总同盟开除了左派支部，后者在1925年5月成立了赤色工会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在共产党再建机关的领导下，评议会的势力进展很快，到1926年初已达到会员号称20万、在册3万多、定期缴纳会费7000人的规模。1926年1月终于爆发了以共同印刷斗争为标志的大战役，在三个月的持久战之后工人方面败北，3000名工会会员被开除，评议会最精锐的部队之一被资方击溃了。这是1926年3月的事情，后来被斗争领导人之一的德永直写成了不朽的名作《没有太阳的街》。与此同时还发生了长达150天的日本乐器争议斗争，最后以350名工人被解雇、企业陷入彻底瘫痪的惨烈结局告终。
在这样一进一退的斗争中，日本共产党于1926年12月在五色温泉完成了再建。
1920年代后期，堀越二郎先是到德国工作，之后又在欧洲进行了游历。“正因为贫穷的国家需要飞机，我们才有了工作。”他和本庄对日本的现状都是清楚的，但无意去改变（除了施舍西伯利亚蛋糕以外），因为“只想设计美丽的战斗机”。卡普罗尼也是同感“飞行是被诅咒的梦想。飞机会被用来作战……但是我还是喜欢有金字塔（=能够设计飞机）的世界。”明明是杀人机器，也就这样去设计了。
也有人为了梦想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山本宣治医师（1889年生），出身于会有华族寄宿的大旅馆主之家，不惜牺牲同志社大学的教职，毅然投身到了劳动农民党运动中间来。先是为争取工人群众的堕胎权（如果他愿意用自己的优生学知识为法西斯服务，那无疑可以像二郎那样平步青云）而努力，继而指导工农运动。1928年第一次普选中在京都当选为劳农党左翼（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唯一议员，在标榜“全体一致”的国会中化演讲台为战场，孤身一人顽强地反对追认天皇在1928年6月29日以紧急敕令形式颁布的《治安维持法修正案》，终于因此在1929年3月5日国会强行采决此法修正案之前被暴力团的刺客所暗杀。
为对抗《治安维持法》而牺牲者当然远远不止山本宣治一人。1928年三一五事件全国共有1600名共产党员被捕，484人被起诉。4月共产党伞下合法团体劳农党、评议会、无产青年同盟全数被解散。10月渡边政之辅在基隆被警察枪杀，主要理论家福本和夫被捕。
1928年12月共产党人组织了新的赤色工会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并且积极动员在日朝鲜劳动者，在册会员一度达到了12000人的规模，但在1929年的四一六事件中再度遭到打击，党中央部陷入了坏灭。
1930年代初，堀越二郎当上了给海军某型舰载机的总设计师，开始直接组织为日本发动对华战争增加作战力量的工作。1934年夏天他在某山庄度假期间再会了菜穗子，并约好在后者结核病（当时没有特效药）病愈后结婚。有一个奇怪的外国人（疑似德国人）警告他说“与全世界为敌，日本和德国将会灭亡”，然而堀越二郎不以为意，他的心中只有“魔山”快乐的生活。
在那个时代，结核病最流行的地方无疑是在人满为患的监狱。1932年3月，因为于拘留期间在墙壁上写下“打倒这让工农受苦的天皇制！”而被判刑四年的共产党员高岛日郎（1908年生）因为结核病而死。他同样是一个油画爱好者，死的时候只有24岁。他的妹妹高岛满兎（1910年生）继承了他的事业，组织共青支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到1931年也因为结核而住进了医院。从病院中逃跑后满兎作为共青中央的农民对策部长而奔走，1933年为躲避特高的袭击而跳楼，结果半身不遂并在1934年去世。和哥哥一样，死的时候也是24岁。从15岁开始在纱厂工作，17岁开始组织工人运动的纺织女工饭岛喜美（1911年生），从1931年10月开始进行反对战争扩大的运动，1933年5月被捕后在监狱里患上结核病，1935年12月18日在监狱中病逝。这个时候她刚刚过完24岁生日。
在特高的积极活动下，岩田义道、野吕荣太郎、小林多喜二等人相继被拷问致死。到1935年春，日本共产党终于彻底瓦解了。
PS：说件有意思的事，我看的字幕组（诸神字幕组）居然把特高翻译成了“特工”。
因为与神秘的外国人接触，堀越二郎被特高盯上了（事实上这里有问题，战前外事警察是由内务省警保局外事课主管，与保安课主管的特高警察是平行的存在。当然特高里也有外事警察——不过这些外事警察应该只负责调查与社会运动有关的外国人，一般的情报人员未必是他们的管辖范围）。不过，由于他正在为海军研制最高效的杀人机器——零式，是公司的摇钱树，因此被公司上层特别保护了起来，逃过一劫。
当时有一些社会主义者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为政府工作，比如京滨劳动者集团事件中工人社会主义研究会的讲师芝宽就是为战时经济服务的企划院所属。但是堀越二郎的态度倒是很明确的——“日本会灭亡的。但我们不是军火贩子，我们只是想设计飞机。”他并不是为了个人安全而与政府合作，而仅仅只是为了设计飞机。因为“我不能放下设计工作陪她到山上去”就把菜穗子留在东京等死的堀越二郎，当然是不会在乎他设计的飞机会杀死多少人的。
“被特高盯上”也好，装作相信“日本是近代国家”也好，“不是军火贩子”也罢，都不过是自欺欺人、聊以自慰罢了。事实就是——他们明知道这样做会把日本带向毁灭，仍然要坚定去做，尽管一边做一边也会找点借口。这样的人不是军国主义者的帮凶，而是军国主义者本身。试问，拥有如此明确而坚定的意志，追求如此明确而坚定的结果，他们不是军国主义者，谁是军国主义者呢？
就在零式雄飞天空的时候，反战川柳（日本独有的一种诙谐短诗）作家鹤彬（原名喜多一二，1909年生）的生涯走到了尽头。作家在1928年因为创作“普罗川柳”而被捕，1930年入伍因为“质问陆军纪念日”而被关禁闭，1931年由于在部队中进行兵运工作而被关进大阪卫戍监狱1年零8个月（“第七联队赤化事件”）。1937年12月因为创作反军作品再度被拘留。和他关在一起的普罗女作家平林泰子在战后说，鹤彬在被警察拷问的时候也不忘创作川柳，常常引得正在担惊受怕的平林泰子哈哈大笑。考虑到平林泰子在战后转向了反共的民社党（标榜所谓“欧洲型社会民主主义”，实质是反共的工人贵族组织），她完全没有必要抬高在政治上到死对共产主义保持忠贞的鹤彬。仅从这一点上来看，鹤彬也是一个不懈追求所挚爱事业的人，并且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地步。然而，他却将他全部的天才、技能和事业心倾注到了反对不义之战上，并在1938年8月因为赤痢而在中野区野方署失去了自己年仅29岁的性命。
在鹤彬面前，一切“不顺世就无法OO”的说法，都显得苍白无力。
战争结束了，堀越二郎轻飘飘地来了一句“破碎了”，卡普罗尼安慰他说一切都是由于“你的国家战败了”。其实即便是忝列战胜国之名又如何呢？无数的生命不过化作了战胜国大财阀口袋中的金币罢了。为发动战争制造杀人机器、提供物质准备的人就在为“没有一架回来”找了个劳什子“飞行是被诅咒的梦想”的荒谬理由之后，心安理得地去享受了。
那些被风所摧折的人们呢？他们化作了风雪之碑，然后被遗忘了。他们曾经作为其中一员而奋斗过的党（或者说，已经只是盗窃那个党名义的政客集团了），竟然把为这样一个堀越二郎（即便不是历史上的堀越二郎）树碑立传的作品作为“反战”作品，在自己的机关报上大肆宣传。
尽管他们并没有指望自己被人记住，但这不啻是对他们最大的嘲讽。当“青山独往”者成为英雄的时候，“白首同归”岂不就是笑话吗？
前些日子，《献给某飞行员的恋歌》结束了。就为了王子要迎回自己昔日的仇敌、如今的心上人，无数人民的血和汗在风中化为了乌有。而隐藏在王子幕后的那些大人物，则在弹冠相庆人民是多么容易遭受愚弄。
有人造风，有人鼓风，有人操风，有人顺风，青萍之末终于化作为疾风狂飙。我的朋友啊，你在这风中，将往何处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