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血腥镇压“AB团”的罪魁祸首
血腥镇压“AB团”的罪魁祸首
——支持胡星斗教授之十
岩石
70多年来，许多正直的老革命家一直在呼吁：共产党应该“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应该从平凡冤假错案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应该从“肃AB团”事件开始——此事直接涉及毛泽东。
“共产党的良心”挺身而出——人民敬爱的胡耀邦在邓小平支持下，领导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认真地调查审核，确定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江西苏区“肃AB团”事件的确是一起重大冤案，决定提请中共中央为5000多名死难的同志平反昭雪。不料，由于王X从中作梗，这桩重大沉冤又石沉大海。
于是，倒退派猛烈抨击“改革开放”的开创者，扬言“胡耀邦的最大错误就是给牛鬼蛇神平反”，蔑称“胡耀邦是邓小平的小喽啰”。于是，更多的正直的人们又发起了新的呼吁：必须尊重人权，必须正视历史。已经执政几十年的共产党没有理由不为自己的前辈平反——胡星斗教授就是其中一位正直的学者。
不料，胡星斗先生的正义之举却招来了一阵疯狂的谩骂。
笔者注意到，在一片嘈杂之中出现了一个异样的声音——撰文《无赖、无耻文人的疯狂表现——简评〈反思左祸教训，支持政府改革〉》（以下简称“简评”）的“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先生（以下简称X先生）与众不同。虽然文中也充斥着污言秽语，却并非一味谩骂，而是通过史料进行辩论。这是值得欢迎的进步（需要指出：谩骂实在是令人不齿的小儿作为，是自我侮辱的愚蠢之举）。X先生的基本观点是：“毛泽东‘肃AB团’是正确的，错在其他因素造成的扩大化。”。
因此，笔者进一步研读了一些相关论著，想以此文与各位学者及X先生进行探讨。
一、“肃AB团”究竟错不错？“肃AB团”事件究竟是不是冤案？
何谓AB团？京人先生言简意赅地指出：“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转]血腥镇压“AB团”的罪魁祸首 罪魁祸首](http://img.aihuau.com/images/31101031/31090829t01638538ca7dc57507.jpg)
这样一个组织，在成立后仅三个月，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四.二”大暴动所摧垮。AB团在解体之后，江西尽管还存在个别的残余分子，但这个组织并没有重建。
纵观全部争论，问题的关键是：在当年整个江西苏区“肃AB团”运动中（包括前期被杀的4400余人）被镇压的5000多人是不是“AB团”？是不是共产党的敌人？——对此，X先生没有提出任何否定证据。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默认了被镇压者都是共产党内的自己人。
京人先生和其他所有研究者都指出：
无论是后来把持江西国民党党务，致力于打击AB团的汪精卫改组派，还是再后来大力肃清AB团的共产党，都始终没有得到AB团仍然存在的真凭实据。
在1927年4月以后，已经不复存在的AB团先是成为汪精卫改组派攻击蒋介石一派的借口，后又成为共产党内部整肃的理由。
中共中央党校李践为先生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写道：“肃‘AB团’‘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
以上所述，足以说明，早已消亡的“AB团”，其实质不过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整个（包括前期）江西苏区“肃AB团”事件的确是一起重大冤案。换言之，“肃AB团”运动搞错了。事实如山！——错了就是错了，没商量。
在明确了整个江西苏区“肃AB团”事件确是一起重大冤案的前提下，究竟谁是罪魁祸首？自然成了核心问题。首先，应该搞清楚——
二、毛泽东有没有责任？
（一）、“简评”一文竭力否认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AB团”事件中的个人责任，但最后却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毛泽东从来都没有丝毫推卸过责任。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讲：“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没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地承认错误和检讨：“我是犯过错误的”，“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还是为自己当年的错误进行检讨。1968年5月8日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毛泽东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AB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
显然，毛泽东绝非没有责任。X先生，你违背了形式逻辑的矛盾律。
不过，5000多个人，5000多条自己革命同志的生命——出生入死闹革命，没有倒在敌人抢下，却死在了自己人手里！而且，远远大于被敌人杀害的数量！——“错误”二字能担当得了吗？
三、江西苏区“肃AB团”惨案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
（一）、元凶是共产国际和李立三、王明路线吗？
无可置疑，他们各有一份责任。可以说，没有共产国际1929年的“反富农新方针”，就不会有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没有王明路线，就不会发生肃反扩大化。可是，同样在共产国际领导下，无论中国还是全球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此以前都没有出现过革命队伍内部大规模的肉体消灭。因此，他们的作用再重要，充其量也不过是催化剂罢了。
X先生说：“富田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是李立三的临时中央。李文林敢于公开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反围剿”战略，显然是受到了李立三临时中央的支持。1930年中，李文林参加临时中央会议后掀起“肃反”狂潮”
这就太离谱了。江西苏区的清洗始于1930年2月，5月全面开展“肃AB团”运动，都在李立三路线形成之前。疯狂的大屠杀出现在1930年10月26日以后（萧克大将回忆，“肃AB团”的最高潮是1930年11月底至12月初），而李立三路线结束于1930年9月24日。怎么能诿罪于李立三路线呢？
李文林在1930年8、9月份肃反中确有很大责任，但进入10月他发现问题严重，已经主动降温，并已着手部署纠偏措施。10月底以后的大规模杀戮与他并无直接关系。怎能让他承担主要罪责呢？（注：李文林，中共中央苏区主要创始人——先于朱德、毛泽东。朱毛进入赣西南后，起初毛与李文林关系相当密切，因工作中意见有些不合而产生分歧，为毛泽东所忌恨。在“肃AB团”运动中被杀害。）
X先生还说：“胡星斗关于‘项英、任弼时等人都认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帮派主义，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的说法不知有什么历史依据？1931年4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林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已经掌握了中央的大权，他们是来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的，是来处理富田事变的，肃反扩大化，和他们有着密切关系。”“这笔帐应记在王明路线名下。”
此话说白了就是：江西苏区肃反大规模杀人，要由王明路线负主要责任——这又显得太滑稽了。富田事变发生（1930年12月12日）之前，仅红一方面军中便已经镇压了4400多名“AB团”分子，而王明路线形成于1931年3月。它怎么配戴“罪魁祸首”的桂冠呢?
（二）、元凶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吗？
X先生说：“毛泽东并不等于总前委，总前委的决定并不等于毛泽东的决定。当时大敌当前，反围剿作战迫在眉睫，毛泽东在前方指挥作战，总前委决定李韶九搞肃反，因为他的职务就是肃反委员会主任，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总前委的决定和毛泽东“派李韶九”，这是有很大区别的。”
X先生掩盖了政治体制的根本性作用。中国共产党是列宁主义政党，实行的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所谓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说，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这种体制下，第一把手握有巨大的权力，党组织往往成了实权者手中的道具。众所周知，这是客观事实。
再者，刚刚过去的1929年的朱毛之争，那么多人支持朱德，但还是拗不过一个毛泽东，便是明证。其中，既有体制的作用，也有毛某人刚愎自用独特性格的作用。到1930年6月，毛泽东已经集中央苏区军党政大权于一身。天高皇帝远，成了名副其实的土皇帝（请注意，此后中国各苏区的肃反运动，都是在第一把手亲自主持下进行，许多副手受排挤甚至被杀）。在这种情况下，是总前委支配毛泽东，还是毛泽东操纵总前委，难道不十分清楚吗？——话说回来，即使在完全平等基础上的总前委集体决定，总前委书记毛泽东能辞其咎吗？
至于说毛泽东不知情，更是想当然之言。李韶九前往富田整肃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不是随身携带着毛泽东的亲笔指示信吗？
（三）、元凶是李韶九吗？
X先生说：“总前委在12月将对江西苏维埃政府驻地富田的肃反工作委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主持，不久又派古柏前来协助肃反工作。这是无可非议的！这和李韶九在肃反工作中搞了扩大化，搞严刑逼供是两回事”
李韶九的确罪大恶极。但从体制上讲，他只不过是毛泽东脚下的一只恶狗而已。在相同的体制之下，苏联领导肃反的雅科夫、叶若夫、贝利亚，谁不得听命于斯大林？中国领导肃反的的康生、罗瑞卿、江青、谢富治，谁不得听命于毛泽东？
X先生还说：“要知道，除了毛朱彭等井冈山领导人外，著名的领导人，也就是李文林和李韶九，即李韶九与李文林基本‘齐名’，都是受到临时中央极为重视的干部，后来，也是临时中央撤了李韶九的职。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解救陈毅的事情中得到证实：李韶九未必买毛泽东的帐！还有资料指出，毛泽东也曾经被李韶九私下怀疑成‘AB团’”。
这简直是在编造童话。李文林当时任省行委书记，在江西苏区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而李韶九，原本是普通一兵，1930年2月才受到毛泽东的青睐首次被任命为红军第6军第1纵队政委；6月，担任红军第1军团前委秘书长；8月，被任命为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处长。其地位远远低于古柏、滕代远、杨士奇、曾山、段良弼、陈正人，更低于袁国平、罗荣桓、聂荣臻、杨尚昆、陈毅、黄公略、林彪，怎么会与李文林齐名呢？——请问：哪一届中共中央极为重视此人？根据何在？
总之，无论如何编造，李韶九都不可能变成这场重大惨案的第一责任人。
四、只有毛泽东才是江西苏区疯狂镇压自己革命同志的元凶
许多人深感不解：中共历史上的肃反冤案，绝大部分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已经纠正，江西苏区“肃AB团”这桩重大冤案，为什么长期不能平反？
道理明摆着，只要是冤案，都应该平反，冤案制造者都应该被追究责任。但在极权政体下，重大冤案的昭雪，必须经过独裁者恩准。别人造成的好说——决定平反有利于提高掌权者的声望。但如果是绝对掌权者自己造成的，他自己不说，哪一个敢说？他自己不提出平反，哪一个敢提出？——给自己造成的冤案平反只能伤害自己，有几个独裁者心甘情愿？——因此，江西苏区“肃AB团”惨案的罪魁祸首必是毛泽东而无疑——倘若另有元凶，他完全可以一推六二五，自保金身完美——这是逻辑推理的唯一结论。
不过，探究事情真相必须以事实为根据。
对照高华、戴向青、京人等专家的论著（叙述基本一致），再参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陈毅传》（中国当代人物传记编写组，中国当代人物传记出版社）、《项英传》（王辅一，中共党史出版社）、《黄克诚自述》、《魂飘重宵九－－苏区肃反大纪实》（刘秉荣，花山文艺出版社）、《论肃“AB团”误区的形成》（武国有，《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等资料，人们可以清清楚楚地发现——
（一）、毛泽东是江西苏区“肃AB团”惨案的始作俑者
毛泽东于1930年2月6日至9日，在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开由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赣西特委、苏维埃党团等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江汉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身分参加会议。在“二七”会议上，两个月前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对红四军领导权的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厉斗争。
毛泽东等列举了他们在斗争策略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严重政治错误”，指责江汉波等“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这里所提到的“党的领袖”，是指由毛泽东派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出主力部队。
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此后，“肃AB团”的野火就迅速在赣西南蔓延开来。
“二七”会议后，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AB团”的宣传攻势。6月25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以示警戒。这份《大纲》虽然提到杀人要有证据，严禁误杀，但是恐怖大门一经打开，事态很快就失去了控制。整个赣西南乌云笼罩，人心惶惶，成了恐怖的世界。
1930年7、8月间，“肃AB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
（二）、毛泽东是江西苏区“肃AB团”惨案的策划者
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的措施。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毛申明，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以“打AB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
1930年10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在部份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于是，毛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1930年11月，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开展“肃AB团”运动。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大开杀戒，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AB团”分子，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这些人都遭处决（关于红一方面军的杀害人数，不同论著之间有些出入）。
（三）、毛泽东是富田事变的制造者
1930年11月，毛泽东“根本改造”的利刃终于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此次行动更因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弃攻南昌的主张而更加惨烈。
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AB团”首领。1930年11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着，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毛泽东根据犯人被刑讯后的口供，于1930年12月3日写信给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新领导人、毛的老部下曾山，认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等为AB团分子，信中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务必会同李同志（指李韶九）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对“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的李韶九携此信立即出发，5日毛又将第二封指示信派两位红军战士给李韶九和省行委送去。毛在信中指示他们要从已被捉的人的线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为了督促贯彻两封指示信，毛又派出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赶往富田“协助肃反”。
12月7日下午，李韶九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吉安县富田村，向曾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陈正人面交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省行委和红20军八个主要领导者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任心达、马铭等人逮捕。并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而每一次用刑都有李韶九在现场指挥。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等被迫乱咬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任心达、丛允中、段起风等“是AB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
对于这次刑讯逼供，萧克将军在1982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
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李韶九（于9日离开富田）、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和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于8日到达）坐镇富田，厉行肃反。曾山亲自审讯段良弼，所得结果是抓出“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四十余人。
1930年12月12日，大屠杀终于引爆了富田事变。
（四）、毛泽东是镇压红20军的主谋
兵变的红20军打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为避免自相残杀，12月13日下午，他们主动开往河西，14日兵驻永阳镇，脱离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但是，他们并没有投靠国民党，而是重新开辟了一块永新根据地（不久由永阳移师永新）继续闹共产革命。而且，以后依然听从总前委的调遣，出兵接应在广西左右江起义的张云逸、邓小平的红七军，并打了几个胜仗。铁的事实证明，红20军官兵都是真诚的共产党人。
富田事变，激发了赣西南党内同志、红军官兵对毛泽东更大的不满情绪。但毛毫无愧怍，1930年12月20日草写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在这封答辩信中，他坚持认为“肃AB团”均是有根有据的。说：红军中“AB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总前委为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毛认定段良弼等为“AB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毛明知将段等定为“AB团”全靠刑讯逼供，却对刑讯逼供无只字批评，反而指责段等不能为革命一时受屈，而不能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逻辑，只要段良弼等在毒刑之下自己承认是“AB团”头子，即可证明他们系货真价实的“AB团”。就是通过这样不合逻辑的思维方式，毛坚持“肃AB团”不仅无错，反而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声称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号召对事变进行坚决镇压。
1930年12月中下旬，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体的讨伐富田事变的布告：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
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
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
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
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
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
实行拥蒋反共，反对彻底分田。
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
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
AB 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
口里喊的革命，骨子是个内奸。
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
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
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
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到达中央苏区，成立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项英并不赞同总前委的做法，认为双方都有错误，应用教育的方法、以内部矛盾的方式来解决。但天有不测风云，不久王明上台，全面批判以前的路线，并派出中央三人团重新处理富田事件。4月17日，由任弼时主持在宁都的青塘举行江西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肯定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指责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解决富田事变的路线完全是错误的”。
由于推翻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分析和处理意见，中央代表团与毛泽东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4月下旬，“反AB团的英雄”李韶九重获重用：他被任命为中共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整个江西苏区的肃反都在他的领导之下。5月，重新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建制，仍由毛泽东担任书记。于是，新一轮肃反运动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8月，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1年7月间，原在河西坚持游击战争的红20军在政委曾炳春和继任军长的萧大鹏的说服教育下，服从中央局决定，回到苏维埃中心区域的河东于都县，但是等待他们的并不是欢迎和鞭炮，而是大逮捕和大处决。苏区中央局命令解散红二十军，扣押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直到副排长的全体干部，700余人几乎被斩净杀绝。
在地方，“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打成AB团分子”，“有的被错误处置，有的被监禁或停止工作”。
（注：第四大段以上文字，主要引用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之二）》）
先生们，朋友们，X先生：以上所述是不是真实的历史？——你们看，事实在微笑呢，多么自信！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
五、从与中共中央的关系看毛泽东的作用
X先生说：“项英的认识虽然与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认识有区别，但是他也认为富田事变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周恩来曾代表中央肯定了打AB团的正确”——其意是说：中共中央领导人都这样认识，怎么能说毛泽东错了呢？怎么能让毛泽东负主要责任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当时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关系及时代背景。
30年代初，在斯大林、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上上下下都在贯彻执行“反富农新方针”和整顿共产党及军队内部的精神，左倾盛行，宁左勿右。在这种大气侯下，毛泽东祭起肃反的旗帜滥杀无辜，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尽管义愤填膺，却也难以彻底否定。另一方面，1927年夏季中共进入武装斗争时期以后，军队和根据地成了党的柱石和最大资本，而毛泽东和江西苏区尤为突出。所以，尽管毛泽东并不是中共中央要员，但任何一届中共领导班子都想拉拢他，其影响力实际上相当显赫。
这便是毛泽东在执掌中共大权以前，其罪恶得不到认真清算，血腥肃反继续发展的根本原因。
六、江西苏区“肃AB团”运动的巨大恶劣影响
毛泽东策划领导的江西苏区“肃AB团”运动具有首创性意义。经过实行王明路线的中共中央批示，毛泽东的内斗经验迅速扩散。此后，腥风血雨洒遍了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自己人杀自己人，总数不下10万！
X先生说：“中央苏区以外的红区搞的肃反扩大化和毛泽东更是不相干的事情，那是王明左倾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夏曦就是积极贯彻执行王明路线的。”
显然，X先生看得片面了，小觑了毛泽东显赫的影响力，低估了先锋人物巨大的示范作用。
实际上，毛泽东也开创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恐怖肃反的先河。他教会了斯大林，教会了雅科夫、叶若夫、贝利亚，教会了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教会了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教会了匈牙利的拉科西，教会了波兰的贝鲁特，教会了捷克的胡萨克，教会了朝鲜的金日成……教会了红色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这个反人类的大刽子手，是毛泽东特别青睐的真传弟子。毛曾专门指示陈伯达、张春桥等人4次对这个小同志耳提面命传授真经，并且出钱出枪出人，给他装备了一支革命大军。在夺得政权以后，为了建立纯净的无产阶级社会，红色柬埔寨杀害了全国1/ 4无辜的人民，其中包括几十万华人——我们的同胞！
七、大是大非昭然若揭，贵在正视历史事实
我相信，X先生也想探索江西苏区“肃AB团”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寻求真理。应该说，现有的大量史料已显示得清清楚楚，大是大非昭然若揭。然而，X先生——
（一）、拒不承认毛泽东应负的责任
1、X先生说：“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当时打下吉安，总前委得到了有关AB团的情报后，如果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不采取任何措施和行动，是不是对党、对红军、对革命的不负责任和严重犯罪呢？”
这里混淆了“应该做”与“怎么做”之间的根本区别。毫无疑问，人应该吃东西，但绝不等于说，只要吃东西就都是正确的。同理，得到情报后不能不采取措施和行动。但绝不等于说要不加分析不加选择地采取措施和行动。更不等于说应该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和逼供信、苦打成招、逼迫胡编乱咬、“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人”的暴虐手段——更何况，是在革命队伍内部采取这样暴虐的方式和手段。在集权的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体制下，如此作为，必然导致领导者大规模清除异己的悲惨结局——这就是整个“肃AB团”运动的实质之所在。
2、X先生引用“老衲”的话说：“总前委和毛泽东发出肃反的指示后，各部队自己开始肃反。从肖克和黄克诚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杀人’最多的，也就是这个时期，其责任，也完全是各部队首长的责任。”
这话说得太没有道理了。众所周知，古今中外，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更何况，毛泽东接连下过几道索命指示（“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在此恐怖局势下，谁敢不从？
由此可见，X先生并非以事实为依据研究问题，而是先入为主，带着极端的政治偏见，挖空心思为毛泽东洗刷罪过。先生，此乃探索真理者之大忌。
（二）、歪曲事实，美化毛泽东
“简评”对毛泽东说了许多溢美之词，其实，都如云如雾是没有根底的东西。
1、X先生说：“尽管这样，毛泽东杀过谁？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