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孙文波
孙文波（1956～）
中国古典诗中述说别离伤情的诗数量巨大，我们几乎可以在每一个传世诗人的作品中读到。以清人沈德潜所编《古诗源》为例，这部书辑录的作品以上古为始，至隋代止。书中收有这一年代跨度很大的历史时段几百位诗人的作品，亦包括《古诗十九首》这样的无名氏的作品。虽然统而观之，古典诗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数量巨大，形式多有变化，但题材涉及的范围却不广泛，述说别离之情的诗篇数量几乎占了一半。也就是说：在那样的时期里，别离是中国古典诗最为重要的题材。而且就类别言，还可以细分为：别故乡、别亲人、别朋友。在如此巨大的关于别离的诗写作中，反映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中国古典人文思想呢？
想来这个问题并不简单。是不是与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认识有关？或者在于中国人看待人生的态度起着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必要先探究中国人的人生观。而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了解，中国人看待世界和人生的方式，是与最古老的典籍相关的，这些被称为“经”的典籍所宣传的观点，决定了中国人的人伦、人性观。也就是说：正是这些具有指导性的古老典籍，培养了中国人处理人与人、人与土地的关系的方法，最终使得我们在面对与土地、人有关的事件中，总是将情感放在重要的位置，即总是放在了第一位考虑。既然是放在第一位考虑，它带出来的各种事件，我们对之反应的敏感度就高。碰上这种事，情感的反应肯定强烈。
直到今天，别离仍然是中国人最伤神的事件。这两天看一部电视剧，虽然整个剧显得有些过分刻意，但其中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镜头：在送别的一幕中，车站上哭成一片。我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场面。这使我想：可能没有哪个民族会像中国人，把普通的分离看得如此重，一碰上就让人肝胆俱裂。这里面好像还潜藏了这样的意思：人只有相聚在一起，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情况下，一切才是实在的，而一旦离开视线，不在一地相处，存在的意义就变了似的。我自己在生活中的确有这样的感觉，朋友离开了，总是生出再也见不到的恐慌。而生活中这样的事的确发生过，就在今年，我的一位小友，突然落入澜沧江，从此人鬼殊途。
这让人不能不由此想到当苏武、李陵等人在写诗时心中的感慨，读他们的作品，总让人感到凄凉之情萦绕其中，还有王昭君这位历史上著名美人，宫内孤独的生活本就惨淡，还因为不愿贿赂画师，最后被送至塞外，在这种双重不幸的情况下写出的作品自然愁情如雾，字字笼罩。我不爱读悲伤的诗，但它们却是中国诗中最精绝的部分。写它们，那是人对绝望的抵抗，也是人情感的绝对真切的流淌。于是，又一个问题生出来了：诗的确关乎情。前几年，我与朋友们谈论当代诗的叙事性，引发了写作的一股潮流。也使得不少人从此认为诗当以讲故事为主。很显然他们误解了，以为我们从此不再谈诗的情感。他们没有搞懂，对于我们而言，情感仍然是诗最为重要的元素。
至少现在我这样认为：如果不是情感支撑着，中国诗的半壁江山将不存在。尤其是传世作品少的人，像项羽、刘邦等，我们将不知道他们还写过诗。而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鸿篇巨制，也就不会进入我们的眼睑。所以，不管今天我们谈什么，把写作的基点放在什么上面，都不意味着放弃了诗对情感的要求。如果有人在我们的作品中没有读出情感的存在，那只能说明他对于我们写作的真正目的还不了解。举例来讲：我可以说出被称之为当代写作中技术运用最复杂的几位诗人，像肖开愚、臧棣，他们的作品中情感的存在是显明的。还有张曙光，他被称为最早把叙事性作为写作的重要方法的诗人，他的作品中，情感的强烈同样显而易见。
只是，与古典诗相比，当代诗所涉及的内容要广泛得多。虽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别离作为主题的存在，但是它所占有的比例已不是那么大。这一方面是由于当代生活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现代世界改变了人们的空间感，使得别离在某种意义上讲，已不再像古典时期，具有那么大的生死两别的意味。在这样的情况下情感的方向肯定会发生转变。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诗歌中，人们抒情的方向的确非常多。而且由于现代文明的发展，使得人们在面对事物时的态度有了更多的由科学支撑的理性。因而诗歌本身的存在，在内涵上亦发生改变。今天诗歌本身还有发现自身奥秘的要求。
这并不是说古典诗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从汉代开始，像陆机、班固等人就谈过此类问题，更有刘勰以《文心雕龙》做了概括似的论述。只是这些论述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古典诗题材上的关注点。中国古典诗真正扩大题材范围的时代要到唐中叶。不过，就是唐中叶出现了李白、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拓展了诗歌处理题材的能力，离别仍然是他们全部诗篇中份量极重的一块。今天大多数人熟悉的诗篇，不管是李白、杜甫的，还是李商隐、韩愈的，是与别离有关的作品。人们还特别喜欢津津乐道这些作品，并从中发现可以为自己所用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这一点看作是人们对诗的认知要求决定的，即：一般意义来讲，人们希望从诗中获取的是情感的刺激。
这样的要求当然没有什么可以指责。只是如果仅把对诗的认知局限于此，那么对当代诗的理解就很难完成。就像现在，虽然我看到中国古典诗里，别离伤情是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并不想以此作为要求，用来判断当代诗写作。我甚至认为中国诗进入白话写作以来，尤其是周作人将之定义为“人的文学”以来，在没有放弃情感作为诗的要素的情况下，诗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复杂。远的不说，以新时期为例，诗写作已将自己的触觉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方面，无论是朦胧诗人，还是第三代诗人，以及后来的诗人，写作的复杂化已经是显而易见的现象。而如果举例，可以找出很多例证，就像谈论良知、诗的见证功能，谈论文体责任，这些都是过去很少说的。
这就是说：当代诗就社会化的情况而言，在具体的执行中与古典诗已有很大不同。一些古典诗基本的范式已不能框定它。可能正由于此，不少人反对当代诗，认为当代诗背离或者说弱化了诗最重要的功能。这样的言论我们不能说它全错，但它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当代诗的发展所具有的内在必要性，这就是：现代生活对人认识事物的方式、方法，以及看待问题的态度，都有了不一样的要求。诗在抒发人的情感的同时，还必须做到使人们真正理解到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方式，人类在面对世界时，存在着特殊的精神活动反应。过去，也许别离是最能够激发人这种精神活动的因素，但现在，人在面对更多事物时，亦能够反应强烈了。
我很骄傲于这样的情况的出现。由于此，虽然在阅读古典诗时非常感动，但是我知道不管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还是《箜篌引》，都已经是过去。正是这样，我认为其他的不说，仅就题材的处理范围而言，虽然我们仍然不排除别离伤情之叙，但是在更多的方面，譬如在谈论范围更大的事物方面，当代诗应该有比过去更多的手段，并且我们还必须将之看作是必要的责任。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我们可以学习古典诗，并真正看到其中最好的部分的伟大意义。但是，没有必要认为它们必须被我们当作范式、标准和尺度。说一句玩笑话：到了今天，那种“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东西，已经不存在。
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很显然阅读的意义被改变了。今天，当我读《古诗源》这样的作品集时，不管是陶潜的澹淡自然，还是谢灵运的理趣机健，阅读的满足是有限的。它们激起的对于当代写作的问题意识的考虑却是多方面的。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如果当代诗也像我们阅读古典诗的感觉那样，翻下来只是发现谈论某个问题的作品占了太多的篇幅，很显然这样的感觉肯定不妙。虽然我们承认从认知上来说，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传统，中国人在看待事物的方式、方法上，已经被“经”以来的思想锻铸出某种可以称之为血脉的东西，不过，到了今天需要的却是我们将之向更广大的领域覆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
〖来源：文学自由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