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游子的呻吟
——浅析台湾乡愁诗中的家国意识
内容摘要：台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与母体大陆的长期分离，使台湾乡愁诗人强烈地感受到离愁别绪、愁肠百结的心灵伤痛，因此而创作的大量乡愁诗根本上说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家国意识的体现。
关键词：台湾乡愁诗 乡愁情结传统文化 家国意识
Drifting people’ Groan
——Analysis of Taiwan's nostalgic sense of the poem's home andcountry
Abstract： Taiwan as an inseparable part of People'sRepublic of China, because of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historical reasons, and the mother separated from the mainland'slong-term, so that Taiwan strongly felt nostalgic poet pain of thesoul, thus creating a large number of fundamentally nostalgic poemi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sense of the embodiment ofhome and country.
Key words：Taiwan nostalgiapoetry Feeling nostalgicTraditional culture Sense of home and country
前言
乡愁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古至今，文人骚客无不歌咏故乡、表达乡愁，留下了许多千古佳作。台湾乡愁诗歌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本文将通过阐述乡愁这一心理和文化现象，联系中国古代的乡愁，重点论述台湾乡愁诗中的家国意识。
“还家万里梦，为客五更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看君已作天家客，犹是逢人说故乡”。这些千古流传的诗篇佳句，之所以能被劳动人民世代相传而经久不衰，就是因为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乡愁。
一个人自从“呱呱”落地，降临人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生养自己的亲人和乡土，从此便对故乡产生了特殊的情缘。得意时想到它，失意时想到它；出外打拼，“他乡遇故知”时想到它；逢年过节，触景生情，随时随地想到它。这种乡愁情结不会随着广袤的空间、悠久的时间而褪色，它是没有年轮的树，是游子心头永远的情结。
乡愁，这一人类与生俱来的基本情感，根源于人的空间流放和心灵的漂泊而形成的回归心态。乡，即家乡，乃人的出生之地，是游子依恋的圣地；愁，即愁绪，乃人类千百年来对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孜孜不倦追求的附产物。从心理上看，乡愁是游子对生活故地依恋向往而不得返回的惆怅失落情怀。从哲学上看，乡愁是对精神家园的寻觅和期待。从文化层面看，乡愁是对文化的认同，是家国意识的体现。故乡故土是温暖的,乡愁是对家园的认同和肯定, 是归宿和安宁。
精神分析学认为，人在孤独时总是希望得到“亲和力”的依靠, 而这亲和力来自“家园”,它包括昔日的生存环境、大自然、家庭、亲戚朋友和传统的精神文化等。可以说, 人类从离开了大森林的时候起,便开始了对“家园”思念。
古往今来,不论民族、地域如何, 以思亲怀乡为基本内容的乡愁诗歌总是绵延不绝。每个时代的乡愁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体现了各自的时代特征。
我国早在日出而作，日落也难以得息，几乎没有人身自由的春秋时代就产生了一些表现戌边士卒思念家乡、怀念亲人的歌谣。如《诗经》中就记录了很多关于描写乡愁的诗歌，感情真挚，思乡单纯朴素，如《诗经·邺风》中《旎丘》的“琐兮尾兮，流离之子。叔兮伯兮，褒如充耳。”写的是一名从军农夫，登高怀乡，眷恋亲人的情感。《幽风·东山》写道“我祖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豢。我东日归，我心西悲。”表现的是对造成他离乡不归的战争及统治者的愤恨，对和平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和戌边士卒对亲人家园的怀念。[1]因此，即使是在先秦时期，“爱国”的观念尚未普遍确立的情况下，热爱故乡、眷恋家园已形成鲜明的主题和久唱不衰的咏叹调。
到了秦汉封建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封建制度对普通人活动范围的限制减少，使人群的大范围流动成为可能，乡愁就跟随封建文人士大夫的步履从异乡再到异乡。这些封建的文人士大夫，他们在写出自己去国怀家的乡愁的同时，也在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社会现实的影响下，以乡愁之作体现出下层人民离乡背井，颠沛流离的思乡情结。羁旅行役，忧国思乡，迁客情怀都成为这一时期吟唱的主题。汉末以来，乡愁情怀多以游子的心理娓娓道出，如《古诗十九首》中的“涉江采芙蓉，葡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亲。……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阎里，欲归道无因”，“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炜。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还归。”[2]反复咏叹的，均是弥漫游子身心的思乡望乡之愁。
再到中国封建社会鼎盛的唐宋时期，随着科举的产生，许多有知识的人走出这家门，他们或求学在外，或为晋身仕途而四处奔走，或为官一方不得还乡，或仕途失意而不得志，或是看破功名而游历于名山大川之间。然而无论身处何地，他乡的情景事物总能引起游子更多思乡的愁绪。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有名的乡愁诗歌。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白日放歌须纵洒，青春作伴好还乡”、“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2]这一时期的乡愁诗歌，虽然在艺术上达到了很到的境界，但国家意识较少，仍然表现的是诗人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
我们在追溯中华民族恋家思乡这一情结的起源时，可以发现，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这类心系故园、重土恋家的诗歌便数不胜数。而且由于时代的不同，每个历史时期的乡愁都有其丰富的内涵和重点。从春秋世代的质朴诉说，发展到汉魏六朝的慷慨悲歌，再经唐宋文人的艺术表达，最后到清末民初的政治呐喊，这些表达乡愁之作的诗歌形成了历代绵延不断的悲怆呻吟。这种对故土家园的呻吟，唱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唱遍了塞北江南、长城内外，唱过了五代十国、隋唐两宋，唱过了金元明清。直到现代，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许多台湾乡愁诗人苦恋着的断肠之曲。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可谓是家喻户晓，唱出了一代台湾人的家国梦：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3]
这首诗歌中描写的一切都是诗人人生中无法摆脱的无奈，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些本来普通通的意象映照出四种不同情绪的交织重叠，步步推进，皆汇为浓浓的乡愁，且“愁”因距离而生，因阻隔而凄惶，因无望而动人。余光中先生的这首乡愁诗，蕴涵着诉说不尽的忧国怀乡的赤子情怀和解不开的爱国情结，凝聚着诗人强烈的家国意识。
半个世纪以来，在台湾文学中，思乡情结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或者说是重要的文学主题。放眼台湾近代诗坛，抒写游子思乡怀国的“乡愁诗”汗牛充栋，俯拾即是。各个流派、各个诗社的诗人百花齐放，如“现代派”诗社的纪弦、郑愁予，“蓝星”诗社的覃子豪、钟鼎文、蓉子等，“创世纪”诗社的洛夫、纪弦等，都有呕心沥血、感人肺腑之作，诚可谓“一代诗人尽望乡”。
台湾乡愁诗的产生与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分不开的。一方面，台湾是大陆的延伸，台湾之根在大陆。台湾乡愁诗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根深蒂固，同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家国观念一脉相承，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台湾和大陆都是同一母体。这个母体就是中国。1894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战败。1895年，中日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台湾从祖国版图中割让给日本，造成日据时期台湾与大陆的长期分离，给大陆和台湾人民留下了刻骨铭心之痛。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得到光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此后由于中国的内战，1949年，国民党政府溃退台湾，使台湾与大陆又重新分离一海相隔，云水茫茫，思乡的楚痛，漂泊的凄凉时常侵袭着诗人的心头，使他们不由地怅望故乡，思念亲人故土。然而，愈望愈愁，相思难断，“抽刀断水水更流”，便不由地产生“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游子隐痛，而这种隐痛在诗歌中就表现为一种渴望回归和统一的家国意识。
台湾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早年在厦门大学读书，后赴台。他早年受“ 新月派”浪漫主义诗风影响颇大,年代中后期则全力投入对现代艺术和诗风的探索、实验, 50年代初他逐渐“ 回归”民族传统,致力于开创简明而准确、生动而独特的艺术形象和语言新局面。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在表现故乡故土的眷恋与追慕。这种感情根植于他“21岁以前在那华山夏水笑过哭过的日子”，那牢牢烙在他记忆底片上的乡愁情结，给他乡愁母题创作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众所周知，余光中21岁离开大陆去台，其间如蒲公英般漂泊美利坚五年，滞留香港十一年，“然而对台湾本土的依恋、对中国母体的萦怀乃至对五千年的文明的尊崇，始终笼罩着他的文学和人生之途。”他曾形象地说过，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美是外遇。[4]
和余光中同处一个时代，有着相似经历的郑愁予，童年时就跟随当军人的父亲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抗战期间，又随母亲转徙于祖国各地，在避难途中，母亲教读他古诗词。15岁就开始创作新诗。1949年随父至台湾早期的古典文化熏陶，奠定了郑愁予日后的人文情怀和家国情感。郑愁予最为有名的诗作，如《错误》《边界酒店》《水归航曲》等，大多都是以旅人的乡愁情结为主题的。因此，他被称为“浪子诗人”。对此，郑愁予不以为然，他说：“因为我从小是在抗战中长大，所以我接触到中国的苦难，人民流浪不安的生活，我把这些写进诗里，有些人便叫我‘浪子’。其实影响我童年的和青年时代的，更多的是传统的仁侠精神。”仁侠也好，浪子也罢，终归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物，终归是怀着一颗回归家国的心。
台湾乡愁诗人自幼便沐浴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之中，他们的骨子里流淌着炎黄子孙的血液，精神上承袭着儒家文化的精华，他们的诗歌创作无不例外的取材于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意象。余光中的《民歌》便是这样的一首：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从青海到黄河
风 也听见
沙 也听见
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
还有长江最具母怀的鼻音
鱼 也听见
龙 也听见
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
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
醒 也听见
梦 也听见
有一天我的血也结冰
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
从A型到O型
哭 也听见
笑 也听见[3]
这首诗从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写起，展观了从黄河到长江，从青海到黄海，从高原到平原，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描绘了从风沙到鱼龙．从早潮到晚潮，隐喻了投其丰富的历史事件与朝代的更迭。写出了黄河阔大的胸怀，长江慈爱的母性，以拟喻的手法展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探的民族传统与勇敢善良的精神品格。可见，《民歌》既是从《诗经》开始(或者更早)的民歌(《国风》)的文学传统、文化传统，更是从盘古开天地至三皇五帝以来的中华民族生存奋进之歌。这首歌道出了海蛱两岸及世界各地炎黄子孙共同的心声，写出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灵魂。因此，这首歌跨越了时空、超越了情感，是写给所有海外游子的。“醒也听见／梦也听见”，“哭也听见／笑也听见”。从“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还有长江最母性的鼻音”，“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如果“有一天我的血也结冰，／还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这就形象地说明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不仅博大深厚而且是传承不灭的。这首诗不仅是诗人怀乡恋土的爱国情感的真实抒发，而且是诗人纵观民族历史文化，横视全球人类文明之后而对大乡大土，大中华精神的传神写照。
再看纪弦的《一片槐树叶》中这样写道：
这是全世界最美的一片,
最珍奇,最可宝贵的一片,
而又是最使人伤心,最使人流泪的一片,
薄薄的,干的,浅灰黄色的槐树叶。
忘了是在江南,江北,
是在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园子里捡来的了,
被夹在一册古老的诗集里,
多年来,竟没有些微的损坏。
蝉翼般轻轻滑落的槐树叶,
细看时,还些沾着故国的泥土啊.
故国哟,啊啊,要等到何年何月
才能让我回到你的怀抱里
去享受一个世界上最愉快的
飘着淡淡的槐花香的季节。[5]
“一草一木总关情”,诗人用一片“蝉翼般”的小而平凡的槐树叶寄情，只因它是故乡园中槐树的叶子，有“故乡的泥土”，所以才弥足珍视，它在此化作神圣的故乡的缩影，游子飘零犹如离开故园的槐树的叶，要回归故国到何时，漫长的等待何时是个头呢！诗人思家念国的哀伤和愁绪可见一斑。
从台湾乡愁诗的发展来看，台湾乡愁诗大都产生于从大陆过去的诗人之手。这些人深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诗歌也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浓浓的乡愁情结和家园意识。对故乡故土的眷恋与追慕,对传统文化的挚爱与坚守,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归依，他们的诗歌深深的烙印上了中国情结。
然而，历史发展到现代，由于台湾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使得台湾乡愁诗歌所表达的乡愁情结，站在更高的角度，又有了更宽广、更深刻的内涵，总的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大陆的乡愁
20世纪的台湾新诗作者, 绝大多数是大陆去台的诗人。当时有的在大陆已经小有名气, 有的虽初涉文坛,却带去了大陆的童年记忆。这些诗人都怀着浓重的大陆乡愁,都写下了一些哀婉感人的乡愁诗。祖籍河北，有“美丽的浪子”之称的诗人郑愁予，在《边界酒店》中写道: “多想跨一步/ 一步即成乡愁/那美丽的乡愁/ 伸手可触及。”童年的记忆、家世的飘零和无法回归的流浪,构成了郑愁予诗歌中恍如梦境而又无法排遣的思归情绪。无论是边塞残堡、江南小城, 还是北京的四合院,都充满了离人悲郁的情调和无奈的苍凉。“漂泊得很久, 我想归去了/ 仿佛我不再属于这里的一切”(《归航曲》)“不再流浪了，我不愿做空间的歌者/ 宁愿是时间的石人”(《偈》)。“过客”的心绪和无边流浪的情怀,是一个国家分裂的特定时代所赋予诗人的一种社会心绪。因此,郑愁予的诗歌又是一个时代飘落的社会心态的象征。
诗歌《当我死时》是余光中乡愁作品中最深最悲的一篇，那来自整个灵魂的痛，令人不忍卒读：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
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
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
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了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
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
到多鹧鸽的重庆，代替回乡。[3]
《当我死时》描写一位海外赤子17年来被一种思乡恋国的愁思灼烧着，夜不能寐，魂牵梦绕。诗人假想自己死后，嘱咐后人将其葬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头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诗中所显示的中国情结，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是古老的，也是新生的；是永恒的，也是变化发展的。诗人这种生前不能与祖国母亲同寝，死后也要同穴的情感，深沉的令人窒息。翻开历史，中国自古就有“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鸟兽尚有如此动人的家园之情，何况人乎！《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大诗人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尽管说的也是思乡怀亲，但都是狭隘的意义上的小乡愁，都没有超越个人而上升到国家、民族和历史的高度。余光中的乡愁可以说是一种大乡愁，整个对民族的乡愁，也是对整个华人世界精神和肉体回归的召唤。因此，余光中诗中所透露的家国意识，既是来源于古人，植根于传统文化，又有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使命。
2.对中国自然山水的吟赏
台湾作家的乡愁诗往往寄情于山水，吟咏家乡的山川风物，以诗言志，以物托思，咏物抒情，把对故乡深深的爱意融会到山水情景之中。著名女诗人席慕蓉是草原歌手，她把对故乡的深情爱意寄托在美丽的乡愁之中。她的诗集《在遥远的故乡》写出了对故乡内蒙古草原的绵绵思念，读后令人生发出明月之思。她以深情的文字赞美辽阔肥美的大草原：“明安在蒙文里的意思是指一千只羊/就是说那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 那里羊多/草又肥美/……”诗人描绘出水清草肥的大草原和遍地的羊群，让人觉着草原的可爱，故乡的美，无形之中表露出对家乡的眷恋和赞美。
3. 对中国文化的乡愁
在台湾现代诗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乡愁是对中国文化的乡愁, 即诗人的怀乡更多的是精神怀乡和文化焦虑。漂泊是台湾移民普遍的形态特征,而漂泊的另一面是回归。余光中, 可以说是台湾最典型的从西化走向回归传统的诗人。早年向西方学习, 后来回归传统,回到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上重建中国新诗传统。他站在芝加哥的摩天大厦顶端,向往的是日落下的中国。在诗集《白玉苦瓜》中,余光中或发怀古之幽思,或抒积郁之乡愁,或赞历朝之辉煌,或叹近代之劫难。该诗集以其中的《白玉苦瓜》一诗命名,这“白玉苦瓜”正是诗人整个中国情怀的真实写照。白玉苦瓜本是台湾故宫博物院的一件文物,诗人却以白玉苦瓜象征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包括其历史、现实、未来,以及所受的关爱和所遭的磨难。诗人尤其突显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虽然是“皮靴踩过,马蹄踩过/重吨战车的履带踩过”,但是它“一丝伤痕也不曾留下”“,直到瓜尖,仍翘着当日的新鲜”,它是“一个自足的宇宙”,一只“不虞腐烂”的“仙果”。它的强大的生命力来源于它“接受了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来源于祖国母亲“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既然是对中华文化如此的关怀、热爱,那么两岸分裂的现实就不能不引起诗人浓浓的乡愁了。
余光中还常常用诗为中国文化造像, 他在《隔水观音·后记》中说: 这类诗“是对历史和文化的探索”,“一种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一种历史的归属感”。这种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渗融在他的诗中。余光中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 不要为50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他的那首《呼唤》正是由小时候的回家想到晚年的回归, 诗中这样写道:
就像小时候
可以想见晚年,
太阳下山, 汗已吹冷
五千年深的古屋里
就亮起一盏灯
就传来一声呼叫
比小时候更安慰, 动人
远远, 喊我回家去[3]
这是用诗的语言作自白, 这盏灯显然是一种象征, 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象征。
4.心理上的“寻根”
大陆的文人虽然到了台湾，在台湾也有了生活着落，但他们总是感到“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郑愁予：《错误》)，他们深感自己的根在大陆，都成了“无根的一代”。为此，老兵作家周伯乃有一种“居无门牌”的失落感；余光中痛心地以蒲公英作游子漂泊的意象；作家陈之藩以“失根的兰花”象征远离祖国大陆的孤儿，他们都深深陷入挥之不去的思乡情结之中。这种思乡情结正是诗人强烈的家国意识的体现。
女诗人席慕容，11岁便被迫离开内蒙古高原客居台湾。童年的记忆是模糊的,对大陆的景象也是陌生的，几十年的岁月与南方一个岛屿厮守着。然而，血液里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席慕容，有着强烈的对精神原乡的永恒追求和寻根意识,这使使她创作了具有独特魅力的乡愁诗。她那首短短的《乡愁》一诗, 表达了对家乡的一往情深“: 故乡的歌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惆怅/ 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6]这首诗里充满着“ 清远、模糊、雾里、离别”, 这些飘渺不定的词,说明席慕容心里的故乡是想象的、虚幻的,却又带有挥之不去的愁绪和深深的眷恋，从内心深处，诗人是渴望回乡的。她的乡愁既不同于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的,也不同于女诗人蓉子的乡愁,可以说是席慕容式的乡愁，是一种精神上的乡愁。尽管席慕容对于大陆的记忆是模糊的，但从她的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乡愁是诗人心中的一根刺，这根刺处处存在、时时在，想要把它埋藏在心灵的角落，却无论如何办不到,每每触景生情，念及故乡的名字,心中的刺就会隐隐作痛。这也是处在两难夹缝中诗人的心态：寻根无着，乡愁辄起，想寻找自己的位置，却故里难归, 做着异乡的流浪者,又是家园的陌生人, 凸显了作为一个现代人，失去根的灵魂痛苦挣扎。
台湾乡愁诗人的乡愁与中国人热土难离的传统观念分不开。正如向明先生所说“：树木把根蒂扎到土地的心坎中，于是土地成为叶子坠落时最后的归宿；人把魂梦交给了故乡保管,于是故乡成为漂泊时牵萦的呼唤。”席慕容的思乡恋土情结建立在以“家”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中，体现诗人出家国同构的理想主义追求。可见，台湾乡愁诗的中家国意识，不因诗人身份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减弱，席慕容的乡愁诗依然清晰的蕴藏着诗人的家国意识。
可以说“乡愁”是台湾现代诗人共同的主题，也是中国传统诗歌的重要主题。乡愁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古至今文人骚客无不歌咏故乡、表达乡愁，留下了许多千古佳作。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指出:“还乡是诗人的天职”（《存在与是》）。真正的诗人在他的内心深处总是渴望回归家园。“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同上）,这里的故乡已不只是一般意义的“家乡”、“故土”,而更是精神的家园、心灵的归宿。与海德格尔不谋而合的是, 当代中国也有学者指出: “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乡愁文化,甚至一离家就思乡”（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7]。“中国诗人似乎永远悲叹流浪及希望还乡”，“因此，乡愁成为中国诗中一个常有的、因而是传统的主题”（刘若愚语）。“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备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著名诗人王维在17岁时就写下了这首思乡念亲的佳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天才诗人李白的《静夜思》更是感人肺腑、流传千古。“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俯仰之间都哀叹出浓浓乡愁。
如果说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乡愁集中反映了诗人的“家园意识”，那么，现代台湾乡愁诗所表达的乡愁，由于历史和时代背景的不同，又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乡愁，它已经从狭小的家园意识上升到了宽广的家国意识，这是时代所赋予它新的内容。如果说，台湾乡愁诗人这种对家国的呼唤，对回归的渴望还只是文人的呻吟罢了。那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1962年写的这首《思乡曲》：“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便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上的呼吁。这首诗深沉地表达了诗人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后，从心底里牵出的浓浓的魂萦梦绕、挥之不去的思乡情结。于右任活着思念大陆，死后也要葬在高山之上，遥望隔海茫茫的家乡。这种活着不能回家乡，死后也要魂归故里的家国情怀，读之令人潸然泪下！
由此及彼，通过对台湾乡愁诗歌的认识，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价值的部分，可以说就是它的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它所反映的家国意识。这种家国意识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中中，在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纵观台湾乡愁诗人，不管是与大陆渊源深厚的，还是只曾谋面的，都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其诗其作，都鲜明的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要素，都明显烙印着强烈的家国意识。然而，台湾乡愁诗中的这种家国意识，既是古人心中传统意义上的乡愁，又区别于古人乡愁中的家园意识，或者说小家小国意识，它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是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审视和怀念，是对全世界海外华人归宿的思考，是对民族向心力的凝聚。台湾乡愁诗人心中的乡愁情结都以个人不同的经历和独特的情感方式表述着，寻根揭底都是对家园故土的深深思恋之情，都是对文化归一，政治归一，国家统一的渴望之情。
总而言之，乡愁——它不受天宇和时空的限制, 它不惧海峡波涛汹涌阻拦, 它发出震天撼地的呼喊, 它也突破意识形态的隔绝。毕竟血浓于水,中华儿女骨肉情深。台湾诗人思乡念故的诗作, 正是医疗心灵创伤的精神治疗剂,是缝合分离与隔绝的胶合剂[8]。我们从台湾游子的呻吟，从台湾乡愁诗人感人肺腑的乡愁佳作，隐隐之间分明看到未来两岸和解，祖国统一，人民幸福安乐的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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