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贾平凹》
电影《野山》点滴（八）
健涛
贾平凹中篇小说《鸡窝洼人家》一发表，由于普遍得到好评和题材的现实性，多家电影制片厂争相要求拍成电影，后来西安电影制片厂近水楼台，获得了改编摄制权。
1984年又是夏季时分，贾平凹领着导演颜学恕和剧作家魏扬青(竹子)，直接就来到镇安县委找我。同路的还有写了《棋王》、《树王》、《孩子王》的作家阿城和-个留着很短头发的女士，与满头长发的阿城相比，贾平凹说男的像个女的，女的倒像个男的。后来听说女的叫琪琴高娃，是个导演，阿城打算把贾平凹的《小月前本》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由琪琴高娃执导。后来果然改编了，剧本以《月月》为名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电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不过没有《野山》知名度高。贾平凹对阿城极为敬佩，一次不无嫉妒地对我说：“狗日的阿城小说写的就是好!”
此时，我已不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1984年春季县级机构改革，我被地委事先内定进入县级领导班子，这其中另有隐情。虽然内定，但还要按照程序走。机构改革领导小组从档案中看到我是“文革”受害者，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便对考察“文革”表现这一必要程序简单从事，去函我的母校陕西省林业学校，联系寄来一份我在“文革”中表现的证明。没想到学校却寄来一份有人检举我在一次武斗中打断了他的腿的材料，当时全国上下都在清理“三种人”，如果确属事实，直接就可以确定我不能在党政部门任职。后来查清被打者是把别人误为了我，可是县级机构改革已经结束，我非但没有升职，连原任职务也未被重新宣布。此时，我正被挂在县委办公室无所事事，有时间接待和陪同贾平凹一行。
魏扬青负责拉出初稿，似乎不考虑拍摄问题，只是不断地走来走去，看看坡上的乔灌木，问我都叫什么名字，对柞蚕放养在那种高高的青树上表示怀疑。到了屋场上，魏扬青先在外边坎上坎下、猪圈、厕所看了看，又拉着我进了各家门，到屋里看床铺，看锅灶，看挂在灶头上的腊肉，看小石磨，还动手扯了扯磨杆，磨盘连动也不动。魏扬青特别对贫农姚家前边的石板房感兴趣，在屋内朝上望到处有亮光，问我下雨时漏不漏水。我说当然不漏，石板摆放很有讲究，看见亮光的地方是上下层缝隙透进来的，没有直射下来的光。他又说一间就几大块薄石板，问怎么从大石头上切割下来。我说山里哪有切割那么大石板的机器，山上石头就是一层层长着，开下来就是石板，抬回来架到房顶上就是了。魏扬青不停地问这问那，不时往他手里的小本本上记着。我从此看出了剧本改编不容易，并非过去想象的那样照着小说变成场景对话就行了。
从杨家洼下来后，我们分别去了邹本兴和朱仕魁家看了看。小说《鸡窝洼人家》发表后，虽然在文学界影响很大，但是深山里的农民还几乎没有获得多少信息。真正让他们感觉有点受辱的是电影《野山》放映后，镇安县以至商洛地区很多人都认为是暴露了他们的黑暗面。我领着颜学恕他们去的时候，大伙儿都还没有这种感觉，接待仍十分热情。邹本兴家的房屋结构和屋内摆设极具镇安山区农家特点，颜学恕和魏扬青站在门前端祥，进到屋里旮里旮旯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后来我们在电影《野山》中看到的灰灰家门前屋场形状、方位模式，甚至包括猪圈样式和用材，都几乎和杨家洼几户人家情形完全相同。灰灰家的房子、大门、窗子，甚至屋檐下吊的横竿，大门边横放着的木墩子以及门框上破旧的春联“春回大地百花艳，福到人间万户欢”，都好象是和当时在邹本兴家门前看到的一模一样。作为艺术家的颜学恕和魏扬青，似乎都是漫不经心地转一转，看一看，但却把一切有用的东西都熟记于心了。
朱士魁家的房屋处在一排三五户人家十多间房子正中，因为仍是地主老父亲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相对而言比较排场坚固，没有山里人房子那种简陋破败的特点。颜学恕走至近前时，我简单说了一句：“就是这一家。”他好象没有什么兴趣，走上前去只和两位屋主人热情地打了个招呼，没有走进门里去。在邹本兴家时，他和魏扬青也只是到处看了看，并没有和主人多谈什么话。尤其是颜学恕，眼睛可谓十分地“毒”。我们几个第一次逛县城街道，从东头到西头再回到县委走了一个来回，回来后他就说镇安县城有两个最漂亮的女人，并说出在哪个店里或门前。我想了想确实如此，只是自己过去没有注意。他这天去了换老婆的两个家庭看看，也只是把屋主人瞅了一眼，就知道贾平凹小说里写的两对夫妻根本与他们无关，因而没有必要徒费功夫去探索他们各自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点。
可是，在党支部书记邓富山家吃饭的时候，颜学恕的眼睛却顿时亮了。魏扬青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看不清楚特别注视的目光。颜学恕可是十分明显地注视起了女主人陈凤英，看着她大步流星走出走进，手脚麻利地炒菜做饭，听着她高喉咙大嗓门地吆吆喝喝，还主动和她搭话聊天，显得十分活跃。贾平凹悄悄告诉我：“颜大导演入戏了。”我不知道贾平凹是否告诉了颜学恕，小说里的烟峰就是照着陈凤英性格特点写的。但是颜大导演已经反复熟读了《鸡窝洼人家》之后，一定能够把此时看到的陈凤英，与小说里的烟峰对上号。后来我看到《野山》果然如此，女主人公桂兰的神态、装扮，甚至稍微过肩的发型，完全就是陈凤英的模样。可惜这一切陈凤英一直都不知道，十多年前已因病去世，永远都不可能再知道了。
午饭后在结子公社农科站的采风活动就全部结束，由于颜学恕说在杨家洼看不到层峦叠嶂的远山风景，又考虑到离公路较远不通电等因素，我建议是不是沿公路往山顶方向走走，争取在云镇区范围内找一块与杨家洼类似的地方，为将来选择拍摄地提供参考。贾平凹说，上一次我沿公路上去过，山越高特色越明显。时间尚早，颜学恕表示赞成。于是，汽车开出沟后右转弯，再次直朝小木岭方向驶去。路过云镇街道时，颜学恕让停下来，沿着前街后街转了一圈儿。我和贾平凹陪着，把对贾平凹讲过的有关云盖寺的历史，唠唠叨叨地重述了一遍。因为正当盛夏，看不到贾平凹在《腊月·正月》中反复写到的“冬晨雾盖镇”景象，在颜学恕头脑里没有留下深刻印象，因而在电影《野山》中从未出现过这种深山老林特有的景色。倒是云镇街道两边的木板铺面和前街的青石板路，在拍摄的白塔镇上专门有一节镜头。我到过米粮区机关所在地白塔镇，那时并没有形成集市，只有几户人家和区级机关扭七裂八座落在河边，根本不像云镇那样有成型的街道，更没有石条街道和木板铺面那些东西。
随后，我们又跟上次陪贾平凹那样驱车直到小木岭山顶垭口，都没有看到能够代替结子公社农科站杨家洼的地方。在汽车转回来的路上，我一直思考还有哪些地方可去，想将来的电影外景尽量能够在云镇区范围内拍摄。过了云镇街道下行至云镇公社与结子公社交界的岩湾大队时，我说从前边岔路口可以拐去双庙公社，我参加过修那条公路的大会战，路线大多从半山腰绕来绕去，然后通过山顶，站在公路上能够看得到远山，或许有那种层峦叠嶂的感觉。贾平凹说时间还早，那就去看看。颜学恕戴着蛤蟆镜坐在前排副驾驶位上，先是未置可否，随后点了点头。
汽车拐进狭窄的山沟后不久，便一直加大马力行驶在上坡路上。窗外全是灌木丛生的荒山，没有什么好看的东西，我便向他们讲起了我在修这条公路时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我是正在修这条公路时，接到县委组织部把我从结子公社农业干事调至云镇区委担任宣传干部的通知。正是冬季大会战时刻，区、社干部除留下看门的外都上了公路，我只是把被褥从结子公社会战指挥部搬至云镇区总指挥部，随即又反转过来到结子公社进展缓慢的中良大队工地抓点。山区修公路最难最费时间的是打洞放炮，为了改变中良大队工地的后进状况，我决定实行按挖掘炮洞进度尺寸记给工分和奖励。第二天一大早，我到工地上亲自对各个民工划定位置，安排好挖掘的地点，待大家开始动手后回到区指挥部去吃早饭。刚端起碗，突然听到中良大队工地所在的地方响炮，抬眼看去发现有衣物被抛至半空中，顿感不妙。随即便听到喊声：“炸死人了!”我扔下碗筷就往工地跑，到跟前看到有个人躺在地上，脸部血肉模糊已看不出眉眼。中良大队党支部书记吕家厚哭丧着脸，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我立刻指挥上下警戒，不许无关人员靠近，让吕家厚马上准备处理善后。
那时候修公路搞大会战，无偿抽调农村劳力，国家仅投资雷管炸药，发给民工一些生活补助费。土法上马，人工施工，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向区指挥部汇报后，得到的指示是尽量少花钱，尽快处理好善后不要影响正常施工。我和中良大队党支部书记吕家厚商量，吕支书说死者是个上门女婿，家里有老岳父、媳妇和两个三岁以下的孩子。另外还有原来的父母，住在相邻的大坪大队，也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因为地主成份娶不下媳妇，才扔下父母招赘到岳父家，两边家里都穷得快揭不开锅了，因此要政府多给点钱。我去指挥部谈明情况，领导说可以拿500元去，把一切事情都要处理好。我说这么点钱连丧事都办不了，抚恤怎么办?领导说上次云镇公社才给了300元，给你500元已经够多了。
当天晚上我们就把尸首往家里运送，电话通知结子公社在家干部 连夜置办葬衣，派人明天早上送到死者家里。中良大队在结子公社高山垴，我们计划先用一辆手扶拖拉机把白布包裹起来的尸首，从工地绕道镇安到西安的公路，运到距中良大队最近的公路边，然后四五个人再抬三十多里地回去。指挥部派参加公路会战的区供销社主任林志成协助我，我们俩步行至公路边，与抬尸首的人会合后一起前往。那天晚上真是让人心惊胆战地熬过了整整一宿，几个人抬着尸首行走在荒无人烟的山道上，一会儿狗吠，一会儿狼叫，还有一群野猪从身边急匆匆跑过，大家都低头走路，默不作声。
中良大队党支部书记吕家厚真是党的好干部，他按照上级即我的意图安排好了一切。事先派人回去筹备天明后的丧葬事宜，找了几个妇女在死者家门前坎子下等候。这户人家单独住在一面坡上，我们抬着尸首到达屋坎下，吕家厚先上前去敲门，叫应死者岳父，说是有点事开一下门。不料此时屋内却传出女人撕心裂肝的哭声，门打开后几个妇女抢先涌了进去，忙着给身子光溜溜的女人穿衣服，招呼哇哇直哭的两个孩子。要是没有那几个妇女，一群大男人该怎么办?死者尸首停放在门外屋场上，吕家厚简单向死者岳父讲了情况，老人抱着头蹲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事情最终办得十分顺利，我们用狡黠对付贫穷的山民。首先说服死者岳父把为自己准备的棺材给女婿用，算做150元购买，这个价格在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木材的高山垴极富诱惑性。死者父母被通知到来后，我面对一对地主分子，板着脸讲了一番大道理，拿出100元来算做抚恤费。两个“阶级敌人”先是诚惶诚恐，而后感激涕零地接过了钱。生产队筹措的玉米糁和洋芋熬了一大锅糊汤饭，到场的人都可着肚子饱吃了一顿。山区埋死人并不复杂，把棺材抬到荒坡上放置平稳，然后紧贴着整个棺材垒起一层石块，再复上黄土就可以了。连同公社置办葬衣花费的80元，总共才三百多元。生产队的玉米糁和洋芋算做集体支出，剩下一百多元我连数都没有数，全给了死者的岳父，老人眼里充满了感激。
那个年代人的生命就是这样不值钱!贾平凹和颜学恕、魏扬青听了都不住叹息。贾平凹说了句：“还是山里农民好哄!”不知是在谴责 我还是别的什么。为了打破尴尬，我又说我老家有个亲戚，父亲是大队贫协主席，因为长相差30多岁没有媳妇。那时候平原上很多人都到山里找媳妇，最大的诱惑是一家人全部迁出山外落户，可是在地里打的粮食都不够本地人吃的情况下，山外平原上的生产队一般很难接受这个条件。我这个贫协主席亲戚人缘好，队上人都同意为其儿子找媳妇迁来户口。我在镇安山区工作，亲戚多次找到过我，当时打击贩卖人口与这种事情多有牵连，我一直不敢帮这个忙。出了工地死人这件事后，我看到死者媳妇长的还不错，一家人住在那样的高山垴，搬到山外去一定很乐意。事过之后我就有这个打算，但是怕人家刚死了男人，想着等到过个一年半载再说。三个月后，我提前给中良大队党支部书记吕家厚打招呼，届时请他帮忙。吕家厚埋怨我为什么早不对他讲，人家另外招的女婿已经进门两个月了，女人怀了娃没指标正在动员流产呢。吕家厚还说老汉就是他本家哥，只要我在公社能迁出户口，这样好的事一定会成，我后悔莫及。大家听了都笑了，说“女人都闲不下”。贾平凹说：“想趁火打劫，人家比你下手还快。”
说着聊着，汽车已爬上山头，公路而后在阳坡顶上绕来绕去。司机一直往前开着，大家从车窗朝外望，还是没有发现什么理想的地方。我让车子停下来后，大家都下车看了看。颜学恕说远景是不错，但是离街镇太远，演职人员吃住怎么办?于是，再继续看下去已没有必要，拐进这条公路来完全白跑一趟。汽车掉转头返回，一路速度很快。在进入沟底转弯时，突然发现旁边有几户人家，房屋周围竹林环绕，一道清水从中间流下。魏扬青提议停车，说是要放个水，贾平凹也说早就想尿了汽车也就在公路上停了下来。我们从进入这条公路时起，一直都没有看见车辆通过，偏僻山区通往一个公社的公路使用率极低，当年主要是为了实现“社社通公路”的奋斗目标而修建。
我们在路边方便的时候，魏扬青向那几户人家走去，笔名竹子大概对竹子有着特殊的感情。我们随后跟了过去。此时这些人家也没有人出来，更没有人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在竹林里看到几株黑竹子，黑色竹管的笛子见过，长在地上的活黑竹却都没有见过。大家只见那竹子只是主杆呈紫黑色，叶子还是绿的，觉得很稀奇，想挖一株却不敢。我对这儿不熟悉，荒山野洼谁认得你是县委干部?大家看过后往回走，贾平凹突然走向一家门前的柴堆，捡起一个树根，拿起来很高兴地欣赏着。我们一齐凑上去看，贾平凹扳去小枝和根须，举起来说：“看，像啥?”
我们都没有看出来什么名堂。贾平凹一只手拿着，另外一只手指来指去，说：“这是跪着的左腿，右腿伸着，这是头，一只胳膊挡在脸前边，另一只胳膊藏在身后。多像一只猴儿!”经他这么一说，大家看着也觉得有那么点像。我说，只是有点儿象，不说很难让人想到是猴。贾平凹说：“自然的东西主要是神似，完全像就是人造的了。”在我们眼里，那不过就是一个老树根，贾平凹却宝贝似地拿着。回到车跟前，小心奕奕地放在了里边。贾平凹把这个“宝贝”拿回西安后，一直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津津有味地对好多来人卖排过。
就是这么个木猴儿，孙见喜和丹萌都在他们的书中写到，却都是另外编造了一个情节。孙见喜把捡到这个老树根说成是1985年，贾平凹在陪同《野山》摄制组去镇安拍摄外景的路上，用了不小的篇幅，有人物，有场景，有感慨地演绎了一番：
凹凸的路面使“屎爬牛”一路跳着迪斯科，车上的人被颠得五脏都乱了位置。司机喊一声：“放水!”嘎吱一下将车子刹在竹荫里。到了山里，人的自然属性越发明显，男人们冲着千山万壑小解，女人们也三五一伙地互相遮掩着、嘻笑着做方便事。贾平凹挺文明，他小跑着钻进竹丛里的人家。演员们正在对这白云人家赞美，贾平凹又仓皇皇地逃了回来。他扛着一架老树根，急匆匆塞进车子，又连声召唤司机：“快，快快!”汽车正在启动，竹丛里就袅出一位妇女，她奇怪地朝车子里瞅。
汽车“嘎儿”一下蹦远了，车里的人们活跃起来。司机说：“平凹哎，我还以为你偷了个姑娘哩，却原来是一架老树根!”
导演严(应为颜——作者注)学恕摘下蛤蟆镜，说：“柴堆小山一样码在院里，不用招呼，任你挑任你拿，直的做擀杖，弯的做拐杖，还用得着去偷?”
平凹笑而不答。回到招待所，又遭到一群女服务员的奚落，他仍笑而不答。这次深入秦岭腹地，有汽车代步，他跑了许多地方，也采撷到更多的“宝贝”。野生动物考察组的朋友送他鹿角化石，文化局的领导赠他美丽的岩鸡标本，可是今天他亲自出马，半偷半抢，背回的竟是枝枝杈杈的老树根!晚间，那树根被他安置在屋角，只开一盏台灯，让光线斜斜地投过去，他一时激动，手舞足蹈着招呼大伙儿：“都来看!都来看哟!”
一时间，满屋子都是人，满屋子都是赞叹：“作家好眼光啊!”
那树根竟是一只猴，右腿跪地，左腿前伸，手掌遮在前额，脸儿挺滑稽，翘鼻，咧嘴，斜眼睛……贾平凹叫它木猴儿，他把它运回了西安。他说，有猴儿在他书房里警戒，不怕那些手贱的客人乱翻他的文稿;有猴儿坐在身后，他新作的小说便有了第一位的读者。有人劝他，将木猴儿加工加工，涂上油漆;他直摇头，说那样就成了人为的工艺品，失却了质朴和性灵，也没有了自然和天韵。导演由此写信给他，说从木猴儿他知道了作家洞察幽微的睿智之思是何等的深邃晶亮……
丹萌在《贾平凹透视》中就此事写的不长，好象是听贾平凹向他显摆过：
他又向我显摆上一次和颜学恕来镇安采外景时所得的一只木猴。问我：“你见我那只木猴了吧?”我说：“见了，那是不错，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他就告诉我，那是去柴坪的路上，行至一个有竹园的人家门前，停了车撒尿，因为车上有女的，他就往人家的房后走，见场院里有一堆烂树根，就有意识在里边盯，发现了那只木猴，趁屋里没人，扛上就走了。说完，脸上流露出得意的神情：“那只木猴不知在那山沟里等了多少年，就等着我去发现的呀!”
孙见喜以编造出来的木猴的故事表现贾平凹的“神奇”，而丹萌却显现的是贾平凹的“自狂”，同样一件事可以一褒一贬。
陪着颜学恕到结子公社农科站看过后两三天，贾平凹就回西安去了，留下颜学恕和魏扬青改编剧本。我知道写作时烦人打扰，一般不去找他们闲聊。他们有事找我，或在房门外看见我请我去谝，我才到他们住的房间去。我们一起聊的话题十分广泛，颜学恕告诉我他们西安电影制片厂“文革”中造反的事儿，说他爬过厂里高高的大烟囱贴标语，还聊文学，聊电影，聊女人。说到中国电影评论界的最高权威是钟惦棐，50年代就是电影局局长，作家阿城是其儿子。颜学恕似乎对女人有特别的认识，谈到镇安女人与关中平原女人的区别，认为有一种江南女子的秀气。此时颜学恕好象在和爱人闹矛盾，曾让我用县委办公室的座机为他拨过一次长途电话，接电话的就是颜学恕爱人，两个人在电话里不知为什么事吵了一阵子，后来听说离了婚。
魏扬青那时候刚刚入道，对颜导演毕恭毕敬，对我也很谦虚，刚开始叫我马主任，后来才亲切地喊老马。魏扬青告诉我他家在武功县杨陵镇，当年以咸阳地区高考文科第一名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编剧系。魏扬青对贾平凹佩服得五体投地，说这家伙真能写，将来不得了。他正在拉电影剧本初稿，感到非常难，不时问我这问我那。我尽我所知告诉了他，还告诉他贾平凹小说中写的兴桑养蚕不对，刚栽了一年的桑苗哪里就能养蚕?再说养蚕室要求条件很严格，山上一个茅庵能养几个蚕?禾禾第二年养蚕应当养的是柞蚕。后来电影《野山》就没有出现栽桑，把过去养柞蚕失败的情节移到了后边。原来小说中写禾禾把正在养的蚕扔下由烟峰照管，电影中则变成了养貂。这样处理合情合理，弥补了小说中的硬伤。总之，我认为魏扬青的悟性非常好，电影改编得很成功，镇安山区各种特点体现得很切贴到位。当然，主要还应当归功于颜学恕。
大约十多天后，魏扬青如释重复般对我说：“初稿拉出来了，交给颜导演慢慢去修改，我就交差了。”不几天，魏扬青就回西安去了，说他给单位请的假早就超了，再不回去就可能被开除。接下来剩下颜学恕一个人，在魏扬青写出的初稿上精雕细刻。颜学恕继续住在县委机关，吃在县委机关，时间长达一个多月。也许是一种巧合，那段时间没有省、地领导到镇安，否则县委总共那三两间客房就会客满为患。果真如此，那就要颜大导演挪地方了，不会让领导去住十分简陋的招待所，还有保卫工作也是大问题。
颜学恕修改剧本时非常专注，从早到晚一个人关在房子里。原来每天吃三顿饭，后来晚上熬夜早上起不来，改为两顿饭。每顿饭都要人去叫，匆匆而去，匆匆而回。颜学恕脸膛黄中透黑，此时更显得憔悴，手伸出来指头都被香烟熏得焦黄。有一天我上厕所路过窑洞前，颜学恕站在房门口，说：“我把女主人公的名字想出来了，叫桂芝。”我忙说：“不行，肯定不行。”颜学恕问：“为啥?”我急着上厕所，说：“等我回来给你说。”
从厕所出来我到房间里去和颜学恕聊了一阵子。我说：“结子公社农科站换老婆中的一个女的就叫徐桂芝，你这样改不就成了写的人家了?”颜学恕“哦”了一声，说：“那是不行。”我说：“原来的名字不是挺好吗?跟别人重复不了。”颜学恕说：“小说里行，电影里不行。烟峰，扯开声叫别扭得很。”我思谋了一下，觉得是不行，问其他名字也改?颜学恕说：“还没考虑好，烟峰肯定要改。还有回回不行，跟人们口头上说的回族一样，怕引起民族纠纷，那是大事。”后来电影里的人物名字改了三个，烟峰叫桂兰，回回叫灰灰，麦绒叫秋绒。
颜学恕离开镇安时，按照规定每天一斤粮票五角钱结算伙食账。他大概没有想到要待这么长时间，带的粮票差30斤。公家的不能欠，由我“借”给了颜学恕。此后我再没有见过颜学恕，1987年以后我在西安时，颜学恕已成了文艺界大名人，按我的性格不愿意去跟名人讨近乎，颜导演未来还，我也没有去讨这个“债”。再后来颜学恕去世了，我这个“债”也就永远讨不回来了。
1984年11月，我从镇安县调回家乡大荔县。此前关于电影《野山》拍摄没有人再来过镇安，1985年怎么把外景地放在镇安县米粮区白塔公社，具体怎么拍摄，我都一无所知。后来听说贾平凹再次陪同颜学恕到镇安，去了他和何丹萌一起去过的白塔公社清泉大队文家梁生产队。这次因为我已不在镇安，便就没有吃住在县委大院，也没有小车接送。还听说颜导演曾经觉得镇安的江南水乡自然优美感显得不那么尽善尽美，曾带着摄制组从宝鸡出发，到汉中，再到安康，一路选去到了不少地方，都还是不甚满意，最终还是来到镇安，在文家梁打造出了一个“鸡窝洼”。
1985年六七月，电影《野山》千辛万苦拍摄出来后，一开始行情并不看好，几乎还要被“枪毙”。如今电影、电视剧有关离婚、婚外恋、畸恋等内容的家庭婚姻伦理题材比比皆是，可是在30年前这样的题材却被认为碰了“高压线”。按照当时电影发行程序，每一部电影完成后，首先要请当地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审片，通过后上报国家电影局和中宣部等单位，获得批准后才能发行公映。《野山》拍摄完成后，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邀请了省上一些领导来厂里看片，听取领导意见和指示。一位领导看后说：“拍陕西的农村题材，很好啊，但这样的农村也太穷了吧?这么贫困的农村也不典型，我们陕西现在不也有万元户嘛，为什么不拍些万元户呢?”吴天明说：“这个电影是根据作家贾平凹的小说改编的。”领导说：“那个小说我看也不好。人物也不典型，这样的‘换老婆’的故事到底想说明个啥?”
意外的打击让吴天明和西安电影制片厂只好“曲线救国”，导演颜学恕奉命带着片子到了北京，先在北京电影学院放映。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看电影可谓非常挑剔，稍微觉得不好便就嘘声一片，甚至走得场子上没有几个人。可是那天看《野山》时，整个放映场自始至终鸦雀无声，学生们看得非常专注。电影放完后，灯光亮起，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颜学恕于是更增加了信心，又带着影片找了北京电影界一些专家，在北京连续放了六七场，大家看后一致认为是部好片子，应该立即公映。
颜学恕回到西安后，西影厂把北京之行的情况整理成《关于〈野山〉进京征求意见的报告》，向省委宣传部汇报。因为有了北京方面的极好反馈，省上勉强通过了，称“省上对该片发行没意见”。《野山》影片和省上批件送达国家电影局后，按照惯例应该很快就能批下来。西安电影制片厂立即安排在上海举办首映式，不料到上海后却接到国家电影局发下来的文件：《野山》暂不发行。这一下似乎就到头了，可是吴天明和颜学恕都不甘心。西安电影制片厂冒着被批评的风险，在上海一些专家学者大力支持下，于大光明剧院照常举行了《野山》首映式，影片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和赞扬。首映式后并没有被明确批评，后来也没有接到上面关于《野山》解禁的文件，就这样半合法地在全国各地逐步放映，半年多后家喻户晓，并且受到各个方面尤其是评论界的普遍好评。
1986年年初，中国电影第六届金鸡奖开始评选。鉴于《野山》的优秀表现，当年评委会一举给了《野山》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录音、最佳服装等六项大奖，这在中国电影史上实属罕见。按说紧接着就应当召开颁奖大会，谁知评选结果报上去却迟迟批不下来。直到半年后的8月，西安电影制片厂才接到通知进京参加了颁奖。此后，《野山》又先后获得法国南特第八届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故事片大奖、第六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十大华语片奖、第三十七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国际天主教电影组织督进奖、巴黎亚非拉电影节大奖、1987年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举办的新时期十年电影奖最佳故事片奖等多个国内外奖项。时至今日，中国电影似乎还没有哪一部超过《野山》所曾经有过的诸多殊荣。
结子公社农科站因为发生过一个换老婆的故事，还有一个杨家洼，才有了贾平凹的中篇小说《鸡窝洼人家》;有了小说《鸡窝洼人家》，才有了电影《野山》。但是电影却在百里之外的白塔公社拍摄，与结子公社农科站没有关系。据《华商报》报道，如今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的白世林，拍摄《野山》时剧组人员看他聪明伶俐却因家贫辍学，便介绍他去北京照顾著名剧作家曹禺，从此走上了与放牛娃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电影中在秋绒怀里“吃奶”的孩子，是当地农民蒋立政的儿子蒋国宝，当时才两岁。长大后考入安徽科技学院，因为家贫上不起大学，便说去找他另一个妈，即扮演秋绒的徐守莉。徐守莉得知消息后，邀岳红、杜源、辛明三位电影明星一起，资助给了蒋国宝6000元，使这个山里娃最终完成了学业，如今蒋国宝已大学毕业在上海工作。2005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流金岁月”栏目组来到镇安县米粮镇七里峡，采访当年《野山》电影拍摄地山乡的变化。同年6月5日，央视电影频道以“走进电影《野山》”向全国播出，展示了这里的许多镜头。好多年里，过去的白塔公社如今的米粮镇一直是各种新闻媒体光顾的地方，其知名度促进了经济大发展。
相比之下，结子公社农科站却一直默默无闻，社会上很少知道电影《野山》与结子公社农科站有什么关系。《野山》公开放映后，当地有人知道其中换老婆的故事源自结子公社农科站，便讥笑和辱骂了很久，带给这里的人们反而是一种耻辱。2010年，结子乡栗园村党支部书记田富均得知了我的手机号码，联系后特地前来西安看望我。栗园村是结子公社农科站撤销后，又回归原来的裕民大队而组成的行政村。田富均是原结子公社农科站人，告诉我在电影放映之后，换老婆的两户中朱仕魁妻子徐桂芝的妹妹开发铅锌等矿产成了县上有名的“徐总”，曾经扬言要向法院状告贾平凹，说是其写的小说损害了她姐姐的名誉;2009年，陕西电视台一个摄制组前去那里采访，说要制作一个专题片，反映贾平凹是怎样把一个现实中换老婆的故事，创作成很有影响的文学作品的。曾经扬言要状告贾平凹的“徐总”再次出面加以阻止，说是再要拍什么专题片就连他们和电视台一起告，吓得陕西电视台记者们只好收了摊子。
这种情形似乎是因为我才有的，因而我对邹本兴夫妇和朱仕魁夫妇以至整个原来的结子公社农科站群众，心里一直有一种愧疚感。多少年来，我很多次想到镇安去，与过去朝夕相处过的乡亲们再度聚聚，都因为我似乎带给过他们招人讥笑的伤害而犹豫不决。直到2013年9月22日，我才如愿以偿地又来到当年的结子公社农科站。如今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大变化，从沟口进去就有水泥硬化的乡间公路，县城开出的班车直通铁铜沟垴。乡亲们已经彻底告别了昔日的穷困生活，居住在山坡以至山头上的人家相继搬下山来盖起了新房。过去乱石滚滚的烂河滩如今成了崭新的小村庄，水泥道路从村里直穿而过，一座座漂亮的现代化小楼矗立在旁边，从外边看瓷片砌墙，玻璃窗透亮，不少人家门前还停放着小汽车。进到屋里更是富丽堂皇，各种新式家具摆满客厅卧室，家用电器应有尽有。这一切都让我既感到高兴又颇为震撼，改革开放带给中国农民的是一种质的变化!
时光如梭，我离开结子公社农科站已经35个年头了，乡亲们仍然满怀喜悦地迎接了我。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的八九十岁老人，一眼就能认出我来，而后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流下了泪水。家家都要拿出最好的甘柞酒，炒一桌子我过去爱吃的酒菜盛情招待我，我不能一天吃无数顿饭，只好一一表示感谢。他们都还记得我使全村人吃饱了肚子的往事，称赞我是解放后至今都没有再看到过的党的好干部。不少人还一件件抖落着我曾经怎样帮助他们家度过难关，还有我留给他们的一个个笑柄，一个个嘻笑言开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中。他们告诉我，如今党的政策真是太好了!农民种地不向国家交一粒粮，缴一分钱的税，国家还今天免费送这个明天送那个，给这种补贴给那种补助。有线电视家家通，退耕还林，土地补偿，移民搬迁，贫困户建房补助，老年人发放养老金，建设新农村，在你们家门前山坡上的野毛栗树、核桃树，国家掏钱雇人嫁接成活后收入归你们……种种好政策都给山里人带来了福荫。我也亲眼看到了山乡的巨变，尤其是人们脸上绽放出来的喜悦和幸福的笑容。因为贾平凹写作《鸡窩洼人家》而由我曾经带给他们羞辱的尴尬，此时也就消失殆尽了。
我再一次登上了杨家洼，已经不再是沿着山瘠蹶起屁股直上，而是有一条可以通行小型车辆的小径直达山顶洼里。听说为了修筑这条小道，国家补助了整整9万元，只是为了方便如今连同半道上在内的两三户人家。原来杨家洼住着五户人家，有三户已经搬到沟道里去住，另外两户仍然依恋着这块风水宝地不愿搬迁。昔日连杂草都不长的山坡上，如今板栗、核桃等各种果树密布，枝头果实累累。台田上的秋庄稼长势良好，玉米棒子比过去平地上的还要大。每户人家独享一眼山泉，屋旁翠竹环绕，房前屋后栽种的蔬菜一年到头吃不完，拴在屋坎下的五六头大黄牛，每头就可卖七八千元。听说过去住在杨家洼的老人，个个都活到了八九十岁的高寿。这种没有任何污染的生态环境，能让受尽各种污染的城里人羡慕得要死。
过去的结子公社农科站，如今的栗园村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这里的人们依靠党的好政策，在一心为群众谋福利的村干部带领下干出来的，与电影《野山》和贾平凹留下的足迹毫无瓜葛。贾平凹曾经先后两次吃过饭的党支部书记邓富山家，如今办了个农家乐生意还不错。贾平凹的家乡丹凤县棣花村，正在大做以贾平凹名气带动旅游产业的文章，而这里的人甚至连贾平凹曾经来过这里的商机都未曾有过任何渲染和利用。他们说，谁来过都没用，生意得靠自己来做。
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么阴差阳错千差万别。小说《鸡窝洼人家》使得贾平凹走出人生低谷，电影《野山》让颜学恕走上艺术生涯最辉煌。而那些对于他们的成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普通人，似乎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也不想得到什么，只要在他们的记忆中能够留下些许痕迹，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