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牛鬼蛇神录(3)
杨小凯著
口述自传：我的一生
整理：肖瑞 李利明
宋导演
宋绍文是一九七二年政治犯和刑事分编分管后从十大队调到三大队来的。这次分编分管后，一至五个大队专关反革命犯（政治犯），六至十共五个大队专关刑事犯。通常同案犯是不能在一个大队的，但是可能因为可容纳政治犯的大队从十个减为五个，我们这两个“同案犯”被关到了同一个大队。老宋（我这样称呼他）比三年前我在左家塘看到他时更象一个劳改犯了，讲话不再完全是那种上层社会的书生腔，语言中夹杂着一些下层社会的俚语。他原来肤色白嫩，现在已经变得又黑又粗，加上那身劳改服，没有人可以从他的外表看出他过去是那种拿高薪的高级知识分子。他过去是剧作家，也当过导演和话剧演员，每月工资三百来元，相当于一位省委书记的工资水平。加上住房，用汽车等方面与他的等级相应的无形收入，他过去属于中国的特权阶层。不少犯人因为他过去的职业而称他为宋导演。
我第一次看到宋绍文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他那时被湖南省话剧团的当权派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受过无数次批斗。而他一直支持和同情造反派。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造反派占了上风，他就从省话剧团的软禁室逃出来，在造反派朋友中躲藏。有天夜里，他躲到长沙一中造反派学生的一间办公室，我正好也在那里，因此碰到了他。他那时穿的一身很考究的衣服，讲话有时热情而激昂，声音却细声细气，一看就是那种很有地位的人。他爱人梁器芝也坐在旁边，她看去很漂亮，但我那时并不知道她是话剧团有名的女演员，长沙上层社会有名的美人。宋绍文正在向一中的五六个造反派朋友讲叙他被打成黑鬼的故事，一口地道的长沙话。
“我被打成黑鬼是因为我所在的湖南省话剧团的国民党背景。省话剧团的前身是国民党文化部的演剧大队。我抗日战争时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军，到滇缅边界参加过远征，演剧大队一成立，我又参加了演剧六队，专门为抗日军人演出，鼓舞士气。演剧六队有不少人参加了地下共产党，所以解放后整个演剧六队很快就成了共产党的湖南省话剧团。文化革命一开始，省话剧团的领导、名演员、名导演全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上的人物，我也成了黑鬼，被批斗过无数次，失去了行动自由，被软禁在机关里。
“去年（一九六六年）十月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被当权派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后，话剧团被迫害的人组成了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团，支持湘江风雷，为‘黑鬼’平反。造反派逐渐得势后，我就从机关里逃出来，机关里的保守派到处追捕我，我是两三天就搬一个地方，在造反派朋友家里躲藏。”
宋绍文那天夜里告诉我们，他预见保守派马上会利用军队的支持对造反派进行报复，重新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我当时正和一些造反派学生张贴大字报，提醒人们军队与保守派观点相同。
他们卷入文化革命后（当时毛泽东正命令军队卷入文化革命），保守派在军队支持下重新大规模迫害造反派的局势马上会出现。由于我对政局的看法与宋绍文非常一致，他留给我很好的印象。那天与宋绍文交换观点的中学生都很尊敬他，象尊敬老师一样。宋绍文当时是被保守派“通缉”的“反革命”，那晚的见面也是在一种紧张、秘密的气氛中渡过的，在场的学生都在出主意怎样帮助他找到可靠的秘密地点，躲过保守派的搜捕。
几天以后，全国性的大规模镇压就开始了。每个省有名的主要造反派组织都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湖南的湘江风雷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保守派带着军队抓人，长沙有几万人被逮捕，象我和宋绍文这种支持湘江风雷，但并不是湘江风雷成员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都被关进了监狱。那是我第一次坐监狱。我和宋绍文都被关在省公安厅看守所──“模范监狱”，但不在一个号子。我们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被关进去，三中月，我和所有学生都被释放，宋绍文大概是六、七月份，毛泽东支持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后才被放出来。我后来碰到了一个曾与他关在一个号子的中学教员说，宋绍文非常勇敢，在号子里绝食了三天，抗议军队的无理逮捕。他后来被士兵强行灌食物，最后脚上钉了镣，手上戴了手铐。一九六七年夏天，宋绍文出了监狱后，又支持造反派中的激进学生贴大字报反对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是二月份直接指挥军队逮捕造反派，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主要保守派首领。宋绍文虽然不是省无联的领导人，但因为他所在的“文艺界造反团”参加了“省无联”，他自己又直接参加了省无联反对周恩来的活动，所以他被以“反革命黑手”的罪名判了十五年刑。
由于我对宋绍文的这点了解，我相信他是有自己头脑的人，虽然听到他那个中队的犯人（我们在同一个大队但不在一个中队）说他是个“积极份子”，我总认为他的“积极”是表面上的，他这种人心里总不会真正认罪。
从小组长传来的消息也说明当局并不信任他。这消息是由一个小组长告诉他的好朋友，而他又告诉他的好朋友，最后传到我耳里来的。宋绍文所在的二中队中队长召集过一个二中队所有犯人学习组长的会议，会议上中队长特别问宋绍文所在的小组长：“宋绍文最近讲了些什么？”小组长想了半天说：“宋绍文摘棉花时指着叶子都掉光了的棉杆说，‘这些棉花杆都成了光杆司令!’”二中队队长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他可能是对共产党把他这造反派的‘司令’变成‘光杆司令’不满吧!”![[转载]牛鬼蛇神录杨小凯(3) 杨小凯 牛鬼蛇神录](http://img.aihuau.com/images/30101030/30115836t01c42c4f9508299575.jpg)
一九七三年，复旧正是高潮时，我在一个下雨的休息日子去宋绍文的号子去看过他一次。他睡上铺，我爬到他床上，上铺只有他一个人，其他犯人都在下面下棋，打扑克和做别的事情。
“老宋，你注意没有，江青最近灰溜溜的，而批判‘极左’，周恩来却是‘众望所归’，得意得很呀!”我压低声音，用只有我俩听见的声音问他。老宋的反应比我预期的要迟钝得多，“嗯”了一声，眼睛里没有过去那种分析政治形势时的敏锐。我又轻声说：“我最近看完了范文澜写的《中国通史》。毛泽东现在玩的权术很象历史上帝王在‘后党’和‘朝官党’之间玩平衡术的手腕。”我看看老宋的反应，他眨眨眼，眼神里似乎有了一点火花。我想他一定明白“后党”是指江青、姚文元、张春桥这帮原来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而“朝官党”是指周恩来派。看到老宋眼里有了点火花，我又解释：“毛泽东在后党与朝官党之间见风使舵，看见后党太强就抬朝官党，而看见朝官党势太盛就抬后党。目前朝官党势太盛，毛泽东很可能会支持后党反击朝官党。”
我知道老宋在文革中是支持毛泽东，反周恩来的，我这样直呼“毛泽东”，对毛泽东算是很不尊敬了，老宋能接受吗？但我一转念，他也是有知识懂历史的人，我的讨论是不带褒贬的客观分析，他应该能懂吧。老宋向我靠了靠，面色由麻木转活跃，十分有兴趣的样子：“那江青他们可能反击吗？”我马上解释：“以往的经验，凡是江青太活跃，很少公开露面的时候，她一定是在策划什么大行动。这次我看她和毛泽东最好打的政治牌就是清查五一六问题。周恩来清查五一六时那么活跃，林彪垮了以后，他把清查五一六运动推得更远，好多造反派因此受了打击和迫害。”“是的，去年外调我的人多得不得了，都是查造反派与五一六的关系”。老宋看来在一九七二年与我一样有很多外调的经验。我轻轻叹气，心里感到沉重，不知如何解释对江青正在策划的阴谋一半是喜一半是忧的心情。我知道自己已不是当年的造反派，经过复旧的秩序，读过很多世界历史后，我已是一个政治上对一切革命反感，而懂得保守派的价值的人。但我很怀疑老宋也能理解我这种心情。我试着用他能理解的造反派的感情向他解释，“这两派由于卷入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的问题，因此与历史上的后党，朝官党又不同，平反问题与人权问题有关，造反派也很象法国革命时的第三等级，英国革命后的‘辉格党’，而周恩来支持的保守派就很象英国革命后的圆颅党，这两党要能共存政局才会稳定下来，一派压一派总会留下动乱的祸根。”老宋看去对历史没有兴趣，对我的评论没有多少反应。他打断我的话，问我家里的情况。我告诉他，我母亲在文革中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去了，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去了，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老宋告诉我，梁器芝与他离婚后不久，他老母亲就因为又气又急而去世。他的儿女有一个女儿被法院判给他，其他都属于梁器芝。这个女儿最近有了男朋友，女儿曾来农场看过他。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我发觉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干部看我的眼色似乎比以前严厉，特别是对我非常关照的关教导员，见了我，眼色也变得十分严厉。我凭自己劳改的经验，感觉到这一定是因为有人打了我的小报告。这会是谁呢？思前想后，很可能是宋绍文。事态的迅速发展终于证明了我的判断。两天后的一个夜间，中队长把我叫到监房内的值班室，我走进值班室内，关教导员已经坐在那里，阴沉着脸。关教导员以审讯的口气问：“杨曦光，你最近有什么反改造行为要向政府交代呀？”我回应道：“我天天出工，没有反改造呀!”关教导员把脸一沉，“杨曦光你不老实，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犯人中散布反革命言论，以古讽今，攻击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毛主席。”我身上冒了冷汗，看样子宋绍文把我与他的谈话一字不漏地报告了当局。我心里直骂：“这个该死的宋绍文想不到你是个这样的家伙!”这种罪名要加刑真是容易得很。很多人比我讲的话温和得多，都被判了七年、十年的徒刑。我也知道，只有宋绍文一个人听到我的话，如果他们找不到另一个证人，我又一口咬定没有讲过这类话，他们也不容易加我的刑。我于是一口咬定我从未讲过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毛主席的话，心里却恨死了这个宋绍文。关教导员看起来声色俱厉，但却不象要找证据加我的刑。他恶狠狠地把我训了一个多小时，然后由中队长给我上了一付土铐子，宣布我被“戴铐反省”。这是属于比戴脚镣和关小号子轻一点的处罚。戴铐反省有两种，一种是双手反铐在身后，另一种是双手铐在身前。前者比后者更令人痛苦，因为无法自己吃饭，睡觉时也极不舒服。而后者的麻烦却是大便时要人帮忙擦屁股。戴铐反省无疑是种精神上的羞辱和打击。对我们这些对迫害和歧视非常敏感的犯人来说，一付手铐已足以使很多劳改朋友用惊惧的目光看我，文化革命中我被关在左家塘时，被抓出去批斗游街过无数次，但精神上并没有感到这次戴铐反省的压力，因为文化革命中那么多人被批斗，使人不觉得孤独。而这次戴铐反省是在秩序恢复，当局似乎越来越理性的时候，很少有人受到这种惩罚，因此一旦一个人受到这种惩罚，一定会感到比文革中挨批斗更大的压力。
幸好同组的犯人都十分同情我，早上洗脸，每餐吃饭时，以及大便时都有人来帮忙。“戴铐反省”的第三天，全大队犯人被召集开大会批判斗争我。批斗大会开始时，由大队杨管教宣布我的罪行，他首先列举我的阶级背景：“反革命份子杨曦光出身于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其父是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其母在文化革命中畏罪自杀，其兄其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反革命份子杨曦光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恶毒攻击和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书写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重新建党，重新建国，重新建军。……”
我一边听杨管教的宣布，心中涌起仇恨。我开始懂得为什么“雷大炮”和“沈子英”如此仇恨这个政权。我戴着手铐站在操坪的前台，看看黑压压的犯人是如何反应，他们象历次批判会一样，面色麻木，但每当他们跟着值班犯人的呼喊举起手来附和“打倒反革命份子杨曦光”时，我却感到这种麻木也是对被批斗者的一种压力。值班犯人看我头还抬起，就走过来狠狠地把我的头压下去。在羞辱感最严重时，我心中有过那样的念头，如果我有一支枪在手中，我会开枪把主持批斗我的人打死的。
很多人经过这样的批斗会后，精神发生错乱，黄文哲就是一个例子，但我的经受能力，比黄文哲强得多。特别是一两周后犯人们知道我被批斗的原因后，都改变了批斗我时的麻木态度。我的手铐被取下后，很多犯人对我都比以前热情得多。大家都相信我不是KGB，因此有更多的犯人向我讲他们的真正观点。我因而不后悔自己待人的诚恳和坦率，我为此付出了代价，但也得到大量收获，象宋绍文那种人是不可能象我一样了解到各种各样犯人的想法和故事的。这些故事只会讲给我这种坦诚的人听。
宋绍文检举我后不久就被干部“任命”为二中队的值班犯人，他每天不用出工，而是在监房里监督生病未出工的犯人，以及帮助干部在干部不在时监督犯人。宋绍文把他当年在国民党青年军和文化革命中造反的热情都发挥到值班上，他严格贯彻干部的意图，对犯人中违犯监规的事严厉督察。劳改队伙食差，吃不饱是个普通的问题，因此很多犯人都自己自制了煤油炉子，自己向老百姓买些蛋或肉，没钱的犯人偷一些农场生产的蔬菜回到监房后趁干部不在时炒菜吃。有些油滑的值班犯人对这种“违反监规”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宋绍文却是严格执行监规，对这类活动“毫不留情”。他把所有犯人的煤油炉子都搜查出来交给干部，弄得二中队的犯人叫苦不迭。大家都称他为法家。因为那是一九七四年，报上正在批判儒家，歌颂“法家”，犯人就把这种严格执行监规的人称为“该死的法家”。一个二中队的犯人见了我只摇头：“宋绍文真是演戏的本色不改，总有点‘职业病’”。他是讥讽宋绍文在装“假积极”，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是他的个人气质，他有一种要“热情、积极”的个性倾向，不管这种积极是当年热血沸腾抗日也好，还是文化革命中轰轰烈烈造反也好，还是值日时不折不扣的积极也好，宋绍文有种要轰轰烈烈，全力以赴，充当英雄的本能的冲动，也许人类社会中的革命和各种极端的社会运动都与这种人的本性有关。
宋绍文不久就因这种积极被建新农场给以减刑两年的奖励。但是他没有红多久就遇到了麻烦。由于他得罪了太多的犯人，二中队的犯人联合起来检举他阳奉阴违，干部们不愿触犯众怒，于是将他牺牲，首先撤掉了他值班犯人的职位，接着召开批斗大会批判过他一次。批斗大会是在二中队召开的，我们其他中队的犯人没有参加。但据二中队的犯人说，批判宋绍文，犯人们高兴，所以犯人不是应付，而是十分“积极”。批判大会后宋绍文日子很不好过，因为犯人和干部都不喜欢他。
我一直再没有与宋绍文打过交道，很多年后我听说他在四人帮垮台后被释放，因为整个“演出六队”平了反，他文化革命初被打成黑鬼的事也平了反。但是令我奇怪的是，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民主运动中，他又卷入了长沙学生的民主运动。长沙的学生运动领袖梁恒后来在纽约告诉我，长沙大学生为他们选举人民代表的权利示威和绝食时，宋绍文曾找过他，向他建议一些与政府斗争的策略。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更加肯定我对宋绍文的判断：他是有某种追求轰轰烈烈和英雄主义的精神病，正象偷窃狂和露阴嗜是精神病一样。
我在建新农场碰到过因患偷窃狂和露阴嗜病而被判刑的犯人。当局从不把他们的毛病当精神病，而将他们当做刑事犯。有个有露阴嗜的犯人，平时工作、生活都非常正常，道德品质也极好，只是见了女人就要脱裤子。因此被判刑二十年。由于工作努力，被减刑五年，从监狱转到建新农场来了。在牢里由于没有见过女人，他一切正常，一满刑见到女人又脱裤子，又被关起来。直到他儿子也出现同样症状，也被判刑，当局仍没认识到这是种精神病。
何老师
──《牛鬼蛇神录》第二十三章
【编者按】从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号起，《中国之春》曾连载了杨小凯所著狱中回忆《牛鬼蛇神录》的二十余章。根据作者的意愿，本刊自本期起继续连载。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湖南人，出身于高干家庭。上高中时参加了“文革”造反派的活动。一九六八年撰写了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引起轰动，并因此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一九七八年出狱，先当工人，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并在武汉大学任教。一九八三年经邹至庄教授推荐，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读书，一九八八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著有多部英文经济学专著。
《牛鬼蛇神录》中文本完成于一九八八年。与中文本有相当大区别的英文本Captive Spirits(直译是《囹圄中的精灵》)也已由杨小凯和苏珊·秦完成，将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杨小凯打算待英文本《囹圄中的精灵》出版后，再安排中文本《牛鬼蛇神录》的出书事宜。
何敏和是三大队墨水喝得最多的人。一九七零年代的劳改队墨水喝得多是件坏事。劳改队的干部墨水喝得不多，都不喜欢墨水喝得多的人。用李指导的话来说，“读书读得越多，就越蠢，思想越反动。”他大概是因为文化高的犯人喜欢引经据典与劳改干部辩论形成的这个印象。
这种读书越多越蠢的观点在文化低的犯人中还很有市场，因为不少人都认为中国的读书人只会动嘴讲究理论，所以全都把自己的文化水平压低。小学毕业生自称“一字不识”，中学毕业生自称“只念过小学”，大学毕业生自称“只念过中学”。可是何敏和却没办法降低自己的文化程度，因为他有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这副眼镜片中有好几层圆圈，何敏和的眼睛在镜片中变成了象老鼠眼的一双黑点。再不识字的人也知道，要不是读了太多的书，绝不会变成这样的四眼狗(象那种两个眉毛象眼睛的狗)。所以大家都叫他何眼镜。
除了这付眼镜外，何敏和一点都不象个读书太多的人，他出工时赤着脚，印着劳改字的衣服已破旧得变了色，腰间用草绳捆着一块破麻布片。他在田里做起农活来一点也不示弱，虽然效率不是最高的，但也不会落在最后。特别在吃饭问题上，他已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架子，他可以吃任何能塞肚子的东西，我看见他吃过生的活泥鳅，吃春天里的油菜梗子。每天饭后，他总是争着去倒洗碗的桶里的水，他小心地把水倒掉，用一块纱布把桶底的饭菜渣子接住，然后吃掉。洗澡的时候，何敏和露出了他松松的肚皮，看得出，他以前是那种大肚子的上层人物，现在肚皮下的脂肪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层松松的皮。他一定是以前肚量很大，才会显得如此饥饿。何敏和还保存着一些不接受下层社会小人物的上层社会的习惯。比如他从不与他人分享家里给他送来的食物。他比那些习惯于下层社会困苦生活的人更不能掩饰饥饿造成的强烈食欲。我们大队有不少扒手和农民出身的人，他们往往更能控制自己，饥饿时不会去捞碗里的饭渣。自己有了特别的食物往往与同伴分享。奇怪的是我的一个扒手朋友用他的零用钱买香皂，而何敏和却用他的所有钱买食物。下层小人物与上层人物在劳改队好象互相换了位，下等人变得比上等人更讲究文明。很多下等人出身的犯人不喜欢何敏和，据说是与他这种不顾面子，不关照他人的作风有关。
但是我喜欢何敏和，我知道他有一肚子“真墨水”。我刚到劳改队来时写信给家人，请他们给我买了一套高等数学教材。我用晚饭后，政治学习前的时间及雨天休息的时间读这套书。一年后我已读完了一册。我试着做书后的练习，但却不能真正解题。我发觉数学是没法自学的，必须找老师。自然我看上了何敏和。他是一九四八年从中山大学毕业的，一九四九年后一直在当工程师。
记得我第一次拿着高等数学课本去找他，称他为“何老师”，他高兴得合不拢嘴。周围的人(包括干部和不少犯人)都不喜欢他这种“臭知识分子”，他因为自己有知识受了不少气，受了不少歧视，象我这样因为他的知识而尊重他的人实在不多。他接过那本数学教科书，连忙扔掉手里的烟蒂，一页页仔细翻看着，象是一个老猎人多年不摸猎枪后突然看到一枝好枪一样。我们就这样建立了师生关系。我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到他的号子去上课，并认真做所有能找到的习题。我们的数学课与一般的教学不同，我经常提问，特别喜欢问关于一些数学概念和定理产生的背景和首创者的动机形成过程。他肚子里有不少这样的知识，这些知识使我懂得了不少抽象数学概念和定理后面的思想方法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微分和导数是这门课的一个难点，做题目时，我总是把微分概念误解成平均变化率概念。何敏和通过改正我的作业使我看出了这种误解。他又近一步用牛顿和伽利略发现重力加速度的例子生动地说明微积分概念是怎样被“发明”和建立起来的。经过反复练习和他的指点，我终于建立起微分概念。
何敏和一九四九年前受的是非常正规的英美式教育，一九四九年后，新政府为了改造这些“旧知识分子”，要求他们学习俄语，重新学习苏联的专业教材。何敏和因大学受过一年这样的“再教育”，他对俄语和苏联的教育也相当熟悉。我们用的高等数学教材是苏联式教育系统的教材。上课时，我有次问起何老师对苏联式教育与英美教育差别的感觉，他马上作了详细回答。看起来他也一直非常注意这种差别。他那广东腔的普通话是那种典型的工程师味道，充满着没有价值判断的实证味道。“苏联的教材非常统一，词语、概念标准化，老师容易教，学生容易记。全国的标准教材都由一个统一机构审定。工程技术也有一套全国统一的标准，因此零部件的互换性，相容性很好，但这套教材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而英美的系统，则正好相反，标准化很差，各个教授自有一套独特的东西，工程技术也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系统，零部件互换性，相容性差，但灵活性，创造性却好得多。”何老师从眼镜上面看我一眼，似乎是在审查我会不会告密，然后加一句：“苏联教育制度只培养专家──有一技之长却没有思想，而欧美教育制度培养的是学者──有独立思想所需要的全部知识。”这是何老师最有思想的一句话。他大多数时候极少发表带有价值观点的看法，而只是客观地陈述事实。但看得出来，他比余裕一更了解苏联的文化教育系统。他可以讲出苏联工程技术系统的一些真正优点，而且从来不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更不用说反共。有次他特别提到解放后，共产党大兴水利工程，使他们这些工程师大有用武之地。而解放前国家很少组织大型水利工程，土木工程师无用武之地。何老师有次告诉我他在洞庭湖和长江交接的荆江分洪工程的工地见到过邓子恢(一九五零年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何老师的眼神看去对邓子恢十分好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共产党中央的高级干部，他穿得非常朴实，没有一点架子，对工程技术问题十分有兴趣，似乎也相当内行。”从何老师谈到共产党高干的口气，我听得出，他是那种对共产党右倾派有好感的人，他一点也不象余裕一那样有反共情绪。我比何老师年轻二十岁，自然更能适应下层社会的生活。我学会了一口江湖黑话，知道“粮子”是当兵的，“小叶子”是指粮票，“大叶子”是指钞票，“江都神少拐”是三、四、五、六、七，我懂得在饥饿时克制自己，别在人群中显得食欲太盛。每次我家里送来食物，我总是与周围的犯人同时分享。日常生活也故作放荡不羁，因为我知道下层社会的朋友们买这一套账。牢友们最佩服我在最寒冷时用雪洗澡的本领。我经常与人打赌，如果我能赤身裸体在雪地里洗澡并呆足够长的时间，对方就替我值日一次(负责给全组的犯人打饭、打开水)，否则我就替他值日一次。每次打这种赌我总是赢。劳友们不知道我在上高中时就养成了冬泳的习惯。凭着这点故意装出来的放荡不羁，我赢得了年轻好友的好感，我也常利用这点“本钱”为不受欢迎的何老师帮忙。
有次，我用家里寄来的钱向过路的老百姓买了一块肉，正好第二天何老师休病假，我请他帮我把肉切碎炒好，我们下工后吃。下工后我们吃肉时，卢国安叫道，“这肉一点没有油味，是不是死猪肉呀！”外面一个老犯人不阴不阳地说，“何眼镜”把油煎出来都装到自己的油瓶里去了。卢国安一听大怒，挽起手上的袖子，就要打何敏和，我心里虽不高兴何敏和的举动，但却一把拦住卢国安，大声说：“是我叫他留下猪油，下次炒菜用得上。”卢国安还不甘休：“那也不能装到自己的油瓶里去呀？”我怒声道：“爷做爱还要你儿子来教呀？老何做你的爸爸都够格了，还要你来教训他吗？”年轻的朋友都把我看成绿林好汉，看我一心护着何敏和，也就没人再追究了。
我与何老师的感情越来越深，我从不指责他的一些不和群的行为，我总认为这是这个社会的特别歧视，欺负知识份子造成的后果。记得有次何敏和在插秧，大队刘教导员得意地在他旁边看这位“大知识份子”怎样做这种下贱劳动。他站在田埂上，一边吃西瓜，一边对烈日下站在烫脚的水田中的何敏和说：“何敏和，你现在知道劳动的艰辛了吧。过去你过着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的寄生虫生活，要不是共产党把你送到这里来改造，你一辈子也不会知道碗里的饭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何敏和气鼓鼓的样子，还是埋头插秧。几分钟后，他冷冷地回应道：“我在设计室工作一天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比我在这里插一个月秧还大呢！”刘指导员听了脸一沉，把手里的西瓜皮往田埂上一扔，怒声道：“你这臭知识份子，狗改不了吃屎，又在胡说八道，攻击我们的劳改政策。”我听到他们的对话，心里为何老师受的侮辱难过，也担忧他又会在晚上的政治学习中挨批斗。万幸的是，刘指导员不久就被调走，使何老师免了一场批斗。
我与何敏和的亲密关系却使不少人不高兴。首先是干部怀疑我们俩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我几次出工回来后，发现我的床被干部抄过，我的数学练习，笔记，教科书被人翻得乱七八糟。但这样翻过几次后，什么再也没有发生，大概是因为这些枯燥的数学既与政治无关，也与其它的犯罪可能无关。但是倒霉的是我的英文作业，全部被干部抄走。我在学习高等数学时，也在学英文。我的英文老师是一位当过英文教员的犯人，我父亲给我寄来一些英文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英汉辞典。我自己也托就业队的一位右派工程师给我订了一份北京周报。就业队就是些刑满后无家可归或被当局强迫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刑满犯人。因为监规明文规定监房内不准使用外语，所以犯人不能直接订哪怕是共产党官方的英文刊物，所以我只好请有更多自由的“刑满就业犯”替我直接从邮局订。自从干部发现我在学英文后，我的床和被就被定期抄查，每次都把我的所有英文材料拿走。我向大队刘队长抗议，得到的回答是：“你一个劳改犯用中文舞文弄墨的机会都不多，还学外文干什么。”我说：“这都是毛主席语录，政府的出版物，这只会帮我改造思想！”刘大队长讲一口岳阳官腔，不识几个字，我喜欢他那种不讲大道理的直通通的态度。他讥笑道：“我一辈子不识一个英文，现在也比你过得好，你学再多英文，也是个劳改犯。我一辈子都没跟外国人讲过话，你一个劳改犯还想有机会跟洋人甩洋腔呀？”我气得顶撞他：“跟墙壁讲话都比跟你讲话有意思！”刘大队长也发了火：“杨曦光，你一个反革命份子，你嚣张什么！你不老实，刑满后，我还给你戴顶反革命份子的帽子，你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不说讲洋话，中国话都没你讲的份！”
我那天受了这个气，就留意找机会去找建新农场的场长。场部靠近三大队，只有十来分钟的步行距离。有次我在建筑房子时，李场长到三大队来检查工作，我看到一个周围没有其他干部的机会，走过去：“报告场长，我有个事想不通！”李场长看去比他的下级干部要和善一些，问我有什么事。我把三大队干部总是没收我的毛主席语录、北京周报的事讲了一通。李场长反问我：“监规不是不准用外语交谈吗？”“但我没有与任何人交谈，我只是自己看这些政府的出版物呀！”李场长沉思片刻后警告我：“你以后要保证不与他人用外语交谈！”这次告状后，再没有人来搜查我的英文材料了。
犯人们也不懂我为什么要化这么多的时间学数学和英文。我的泥工师傅王金国和师弟卢国安就非常不以为然。他们的休息时间都用来打扑克，下象棋。王金国看到我把一块木板垫在盘坐的腿上在昏暗的电灯下作数学作业，抄写英文单词，朝我喊道，“书呆子，下床来下棋打牌呀，坐牢本来就是脚鱼吊在壁上──四脚无靠，又痛又苦，你何必还要自己找更多的苦呢，一把刀子挂在壁上不好，你却要把它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没事找苦吃！来，下来与我们一起叫化子搞屁眼──快活一番！”我时常听到这类风凉话，听多了也有点不舒服。特别是我跟王金国学建筑技术，我是他的学徒，他是我的师傅，他总是利用机会证明我的高等数学不如他的实际技术有用。他和另一个泥工师傅杨自力一块设计了一座房子，不用任何图纸，整个房子全在他们脑子里。他们自己负责施工，他带着卢国安几个学徒用几个月时间建成。王金国到了告诉我技术关键时总是忘不了提醒我，“我不懂一点数学、‘学数’，你看我一样设计房子，施工建筑。”那座给干部住的房子完工后，我基本懂得了他们的设计和施工方法。他们也计算斜率，但方法极为原始，他们称斜率为水，遇到边角的互相转换，既不会用三角函数公式，也不会查表，更不用说用微积分计算应力的最佳分布了。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证明我的学习价值的机会。三大队有不少灌溉渠道和桥梁。杨自力和王金国师傅总是用圆弧曲线来设计渠道或桥梁的形状。我从高等数学知道，悬链曲线是比圆弧曲线受力状态好得多的曲线。而悬链曲线不能用圆规画出来，适合一定跨度和重量的悬链线只能用微分方程来计算。我用这些知识帮助两位师傅设计了一些渠道和桥梁，他们才开始承认知识的价值。以后我又告诉他们各种计算“水”和其他三角函数的方法。从此以后，同伴们都变得非常支持我学习数学了，尽管他们有时侯还是不明白学习英语有什么用。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不久就被华国锋联合较保守的军人逮捕了。这个事件后，整个国家的政治气氛每天都在变化。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恢复了。(一九七七年以前，大学入学凭“成分”，由“单位”推荐政治上与单位好的人进大学。)一天，场部的一位干部找我谈话，通知我场部的领导要调我到场部的干部子弟中学教高中的数学。这位干部告诉我，建新农场的高中缺少数学教师，李场长为了提高干部子女考上大学的比率，决定调数学好的犯人去教毕业班的数学。他还说，农场有几十个已高中毕业的干部子女，现在正在农场劳动，找不到工作，李场长决定由场部出钱，把他们组织起来办一个补习班，帮助他们考大学。我将是帮助他们准备数学的人。这位干部还问我，“你用你的数学知识设计过一些很好的拱桥和渡槽(悬空的渠道)吧？”我点点头，心想，大概李场长从这些拱桥知道我的数学不错。
这位干部要我把行李背到场部招待所。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补习班就设在场部招待所，我和学生都住在那里。招待所有一排两层楼房，一排一层的房子。我被安排在一间有两张床的房间里。房间非常清洁(可能是我把它与我的监房相比)，被子散发着清新刚洗过的气味。躺在综绳编织的绷子床上与监房里睡木板床的感觉比起来有如天壤之别。我放下行李，躺在床上，仔细观察粉刷得精致的天花板，心里感慨万千。有好多年没有睡过这种床，没有一个人住过一间房子了。朝走廊的窗子很大，房子里显得十分明亮。我的感觉就好象做梦一样，犯人──这种象奴隶一样的身份，怎么会一个人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躺在这窗明几净的地方呢？我马上写信，请我大妹妹杨晖给我寄几件没有劳改字的新衣服来。第二天我走进教室看到学生们时，才明白，我的劳改身份并不一定与衣服上的字有关，而是深深印在人们的心里。我走进教室时，学生们都端坐着一动不动，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这无疑是大声提醒我记住我的“半奴半主”的身份。我知道，中学生、小学生在老师进课堂时要全体起立，向老师齐声说“老师好！”但对我这个劳改犯老师，他们都端坐不动。看起来这是当局已经向他们交代过了。学生们都了解我的劳改身份，并被要求与我保持距离。两天后，有同学来问功课，我才发觉他们全称我“杨先生”而不称“杨老师”。那时的中国，先生、太太、小姐的称呼一律不用，大家互称同志，学生称教师为老师。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周恩来曾下令释放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关在监狱里的国民党旅长以上的官员。这些人释放后，不再是犯人，但官方也不愿称他们为同志，于是就称他们为先生，意思是法律上不再是犯人，但政治上仍不是同志，而是敌人。我想年幼的学生是不会想到用这个政治意味微妙的称呼叫我的，当然是当局挖空心思想出来的主意。他们既要利用我的知识来帮他们的孩子考大学，又要孩子们明白我的身份。
我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不再与犯人一块吃饭，我每天可以到场部的干部食堂吃饭，那里的伙食极便宜，质量却很好。同样质量的菜，价格大概是茅丝铺饭馆里的五分之一。这自然是因为所有原料供应都来自犯人的产品，而产品的价格却由干部任意决定。
那时场部中学的学生人数正在扩张，大概因为干部的孩子们都渐渐长大，所以教室不够用。离学校半里路远的招待所将一间小礼堂让出来给学校做教室。我教的两个班中，有一个班就在这个小礼堂上课。这个班的班主任叫赵晋湘，从她的名字看出，她父亲是从山西(晋)南下的干部，她母亲是本地的妇女。她长得象个洋娃娃，留着两条不长不短的辫子。她的办公室就在招待所小礼堂边。校长第一次把我带到她的办公室把我介绍给她时说，“这是新来的数学老师杨先生”，又向我介绍她，“这是你教的高二一班的班主任赵晋湘同志。”这个“先生”对照“同志”的介绍在我听来是如此刺耳，特别是在这位漂亮的女同志面前使我很不舒服。
但是赵晋湘满面笑容，没有一点隔阂的样子。她连忙拉过一张椅子，向我让座。她告诉我她教两个班英语，她的声音如此好听，使我有点不知所措，大概是我自一九六八年以来，从没有陌生的女孩子如此热情友好地与我面对面地交谈的缘故。
第二天上课时，她看去对学生很厉害，大概是因为她年纪轻，想用装出来的威严来树立在学生面前的威信，但使我感动的是，她正式向她的学生介绍了我──杨先生。在其他班，没有人向学生介绍我是谁。我只是悄悄地来了。但我知道，详细的介绍早在我来之前已作过了。我从不在乎他们怎样在背后怎样向学生介绍我──一个反革命份子，劳改犯人。我心里在说，“你们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我靠本事吃饭，高级文化总会溶化或征服低级文化！”但赵晋湘简短地向她的班级介绍了教数学的“杨先生”后，我心里却十分难过，不知道当局是如何向这位漂亮的姑娘介绍我的“反革命”罪行的。
我教了一个星期的数学后，学生们逐渐喜欢我。我也发现在他们心目中，我有三重身份：既是个写过出名的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的反革命份子，又是个长沙来的见过世面的高干子女，还是个教书很受学生欢迎、反应灵敏的有本事的人。
我发觉这个学校也缺少高中物理老师。不久李场长把何敏和调来补这个缺。老何那时已满刑，被强迫在农场就业。即使是刑满就业人员来教书也是非常不合常规的安排，因为那个时候，教书属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有极重要的政治地位。大概只有李场长这种土皇帝才有权力作出这种不合常规的安排。老何与我睡一个房间，教毕业班的物理加辅导考大学补习班五十个青年的物理。
赵晋湘的班远离中学，所以上课下课的时间都由她看表掌握。我和何敏和都没有表，所以我们在赵晋湘班上上课时，她总是会按时从她的办公室出来通知我们下课。
有天赵晋湘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十分信赖地说：“杨曦光，”──这个称呼使我感到意外，因为听起来比“杨先生”舒服多了，但也使人仍有一点别扭，如果我不是个反革命份子，她一定会称我为小杨或杨老师──“我把手表留给你，你自己掌握这个班上下课的时间，我明天要去岳阳进修。”
她的态度是如此的真诚，使我感到她对我已没有歧视。那时侯手表对大多数中国人仍是奢侈品，把自己的表借给别人是极少有的事。那天以后，我感觉我与赵晋湘的关系有了一点变化，于是我常在夜里邀老何一道去她的办公室。我们有时去要她给我们放英语唱片，她看来十分热心为我们服务，借来了许多英语唱片，在她那紧靠招待所小礼堂的办公室里为我们放。
她是个文革后完成学业的女孩子，在她念中学和师范的时候，书店里没有任何象样的文学作品。毛泽东死后，各种文学作品开始重新出现。她如饥似渴地读《人民文学》和其他的一些能看到的新出版的旧小说。她非常喜欢我们去她的办公室讨论各种小说。她喜欢听我讲“双城记”，“红与黑”，“牛虻”。她更喜欢听老何讲雨果，托尔斯泰的作品。老何读过许多英国、法国的著名小说，也读过不少俄国的现实主义作品。赵晋湘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有名的小说，兴致勃勃地听老何讲。看得出我们的文化水平是按年龄排列的，不论理工科或文化知识，老何第一，我第二，而赵晋湘却是最末。
那是个充满骚动和希望的时期，广播里每天都会出现些在文革中被批判为毒草的柔情歌曲，每天都有“新事物”──其实是五十年代的旧事物，在文革中被批判禁止的──一出现。倒退和停滞了多年的社会，突然又重新恢复了理性。我的刑期也快满了，傍晚时分我常与老何在招待所附近散步；我们回忆着这三十年，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大饥荒，一九六二年复旧，到文化大革命，一九七二年的复旧，一九七四年的造反派平反，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最令我俩激动的是我妹妹杨晖的一封来信，信上告诉我，现在党内有人主张为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和一九五九年右倾平反。收到那封信的一整夜，我们俩激动得不能入睡。老何自从一九五七年被打为右派，这二十年受尽了凌辱和欺压。他那夜仔细告诉我一九五七年他被划为右派的经过。他其实并不是余裕一那种真正的右派。但他单位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要完成向党提意见的任务。领导亲自动员他向党提意见，他挖空心思，提了几点：一、单位党支部书记总是自称代表党组织，有人有与他不同的意见，就说是不服从党的领导，这是不是霸道作风；二、希特勒当年也提倡国家社会主义，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与他们国家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同。反右运动一开始，每个单位都要完成打右派的指标，当然他也就成了右派。文化革命时，有人发现他开会时在报纸上划划写写，会后此人检查了这张报纸，他写的是“反动”二字，而背后正好有张毛主席像。于是他成为“攻击毛主席为反动”的反革命分子，加上他有被划为右派的“前科”，他在一九六九年被判处七年徒刑。我以前从没听老何讲起他的罪名，这次才知道他实际上没犯任何事而真正被冤枉的。
一天下午，赵晋湘象只高兴的小鸟一样蹦到我面前，她告诉我借到了一套英语九百句教材和唱片，要我去她办公室听。我进了她的办公室后，只有我和她，她脸上透着青春的红晕，有一种诱人的青春气息和笑靥。
我们听完一张唱片后，赵晋湘说可以将英语九百句教材借给我。临走时她问我：“你怎么老是跟何敏和在一起呢？你应该与他保持距离，他们老右派与你们文化大革命中坐牢的不一样呀！”
我心里大吃一惊。离开她的办公室后，她这两句话总是离不开我的脑际。它们传递了太多的信息。第一，她对我们犯人的背景知道得相当清楚，可能她对我们的档案比我们自己还知道得多。表面上对老何相当客气，但她对他从心底是歧视的。想到她对我的友善，可能也是表面的客气，她心底里也可能与我这样的“反革命”划清界线，我心里顿时感到沮丧。我不得不承认，我悄悄爱上了她，我希望看见她，与她在一起，但却深深地害怕她对我的歧视。我从坐牢以来，从没有这种对歧视的恐惧，我知道这是那种可怕的“爱”带来的。但我回头一想，一个犯人，怎么这么不自量，怎么可能去爱那压迫你的人的女儿，爱那歧视你的人们。我尤其不能接受赵晋湘当着我的面歧视老何。我极了解这些“老右派”，我爱他们。可悲的是，正因为他的文化高于我，我的文化高于赵晋湘，而我们的社会地位却按相反的方向排列，赵晋湘的地位高于我，而我这个所谓文化革命中坐牢的“新反革命”比“老右派”又有稍高的“地位”。我心里骂赵晋湘一句“政治白痴”用这种对她的轻蔑安抚我刚才被爱和对歧视的恐惧弄乱了的心。终于我“真正”相信，我其实根本没有爱过她！当然，我更不可能忘了她，我更注意她的身影和声音。但是我更经常地与老何在一块，与他一块散步，讨论政治和数学，我也显得更高兴和他在一块，让她去捉摸我们的奇怪的想法吧，让她去理解我为什么歧视政治歧视吧！
另一件事也使我被这次交谈刺伤的心得到平衡。三大队的犯人朋友两年前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建新农场机修厂服务的犯人刘成宇。他文革时是新华印刷厂的造反派，文化革命时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他开的车压死了三个人。他为此被判刑十年。由于他的判刑完全是因事故，既与政治无关又与故意犯罪无关，所以他被安排在建新农场的机修厂负责管理工厂。他是个非常聪明的经理人才，在他管理下，这个工厂一两年内就发展到既修理制造农业机械，也修理汽车。岳阳的汽车修理厂也无法与它竞争，人们都爱到这个厂来修车。刘成宇也是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高高的鼻子，一对聪明机灵的眼睛，讲话声音低沉深厚，是那种特别能打动女人的声音。他处世精明，但处人却放荡不羁，非常随便。
一天夜里，我还在自己房里改学生的作业，突然走进来一个女孩子(我的门总是开着，因为经常有补习班的学生来问题目)，她问我：“你叫杨曦光吧？”我抬头一看，感觉眼前一亮，象看见了仙女一般。这是位有着使人震惊的美貌的女孩子，大概只有十八九岁的年纪。她见我点头后，就在我的床上坐下来，告诉我：“我是刘成宇的女朋友，小刘被他们关到小号子里去了，他托人带信出来，要我来找你帮忙。”我忙问发生了什么事？这位自称为建妹子的女孩匆匆向我叙说了她和刘宇成的故事。
建妹子是一个刑满后就业人员的女儿。她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劳改，刑满后在机械厂就业。建妹子也在机械厂做临时工，建妹子非常崇拜刘成宇，不但因为他人品出众，而且因为他来自大城市长沙，而她是个连岳阳都很少有机会去的人。他们有过很多次约会，终于建妹子发现自己怀孕了。刘成宇经常要出去检验修好的车，以及到岳阳去买零配件。他每次出去总是穿着那种破烂得“开了花”的工作服，衣服上满是油污，又黑又脏。他利用一次去岳阳的机会，开着车把建妹子送到岳阳的医院流了产。但是回来后却被人发现，于是以私自逃离劳改队为由关到“小号子”里去了。场部和机械厂都没有小号子，刘成宇是被关在三大队的小号子里。几天后，岳阳法院来人调查他与建妹子的关系，建妹子从来人的口气，觉得小刘可能被起诉加刑。建妹子边说，边抽泣起来，看来她真在为自己的爱人担忧。我问她：“你真喜欢她吗？”她重重地点头。“还没变？”她边点头边“嗯”一声，好象怕我误解了。我告诉她，“只要在调查时咬定是你自己要和刘成宇好，是你主动，就有可能使小刘加不了刑。”我这样安慰她，但自己其实没有一点信心。因为类似事情被判刑的多得是。我们中队有个小伙子父亲早死，从小随母亲长大。母亲一直没改嫁，守寡带大这个孩子。孩子长到十六岁时，母亲起了勾引儿子的心，夜里一丝不挂睡在儿子身旁，终于母子有了多次“乱伦”。邻居发现后报告公安局，儿子被逮捕，母亲多次去公安局证明，“乱伦”完全是她主动，她的责任，但儿子还是被以“破坏社会道德风尚罪”判处七年徒刑。这是个在与性有关的法律问题上歧视男人、袒护妇女的社会，我其实根本不能肯定小刘会不会加刑，但我看着这位美丽的泪人，只能这样鼓励她试一试。
几天后，我下课从学校回到场部，看到一群妇女围着一个人在叫骂，走过去一看，被包围者竟是建妹子。她的美丽黑发被人扯散披在肩上。这群妇女看样子是劳改干部的太太们。她们大多是农村长得漂亮的妇女。有个妇女向地上吐口痰骂道：“臭不要脸的婊子，自己承认主动去勾引一个臭劳改，你知不知道这有多羞耻！”建妹子一点也不退缩，她轻声但坚硬地回应：“不管你骂什么都没关系，只要刘成宇不认为我是臭婊子。”
我听了这句话，两眼一热，眼泪忍不住流出来。我不忍看下去，马上朝招待所走。迎面碰到赵晋湘。她的出现使我大吃一惊，我下意识地认为她一定是鄙视建妹子的，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原来是两个敌对营垒的人，我们有绝然相反的感情。
一天后我才知道，由于建妹子坚称她与刘成宇的性关系完全是她的责任，刘成宇昨天被放出来。没有经验的建妹子一听到消息就去看他，但他两早已被监视，两人见面拥到一块，就被赶来的劳改干部抓住，刘成宇五花大绑又送进了小号子。
这件事使我开始嘲笑自己对赵晋湘有过的“爱”。我终于肯定，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爱过这个在与我敌对阵营中的人。
但是现实却无情地嘲弄了我。我刑满离开劳改队后，却又发觉，我其实忘不了她，我们又开始了热烈的通讯，那种“象”情人一样的通讯。我在信上告诉她我爱她，她在信上也告诉我她从一开始就无意中留意与我有关的每个消息。是的，我敏感到她对我的好感并不是我的过敏感，她承认她爱我，为我有几夜无法入睡。可是她却引用“流浪者”的故事(那时正是重放一九五零年代出产的电影“流浪者”的时侯)，她说“我没有勇气做丽达，你知道劳改农场的人会怎样看待与劳改犯恋爱的人。”我们一直通信了一两年，她是文革的受惠者，她在信中总是抱怨不理解人们对毛泽东的批评，她不喜欢北京的民主墙运动，不理解为右派平反。而我却用很多页信纸解释为什么右派和右倾的观点是对的，而毛泽东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的观点却是错的。我每次写完这种信就害怕，如果我告诉她我至今认为造反派反迫害的观点是对的，在支持造反派这一观点上我喜欢毛泽东而不喜欢邓小平，那她会把我又看成“反革命”吗？她与我的政治距离太大，她是我第一个不知不觉真正爱上的人，也是政治上与我完全敌对的人，我珍藏着她的信，将之视为这种敌人之间爱情的美感的记录。后来，我很高兴地收到她一封信，她居然跑到何敏和家去看他了。他那时已被摘掉了右派反革命的帽子，恢复了名誉，重新当上了工程师(当然也离开了建新农场)。我心中暗暗祝愿，但愿赵晋湘心地里再没有对老何的歧视。她后来又来过信，说她到长沙找过我，但我那时已离开长沙，父亲也搬了家，她十分惋惜没有见到我。
自离开劳改队我再未见过她。记得离开农场的那天，接我的妹妹和我一块在场部汽车站等公共汽车，赵晋湘象是偶然地经过车站，用目光向我打招呼。但当有干部走过来时，马上又有意识避开去，那是我俩最后一次见面。
令人伤心的是，建妹子与刘成宇的爱情比我和赵晋湘的故事要糟糕得多。刘成宇满刑出狱后回了长沙。他后来没有被加刑，大概是因为法律制度比以前健全了的缘故。建妹子的父亲是刑满强迫就业的人，只有农村户口，没有资格移居城市。建妹子也没有资格移居城市。这种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身份差别不但一代人内不能逾越，而且子女身份跟随母亲，下一代人也不能逾越。而没有城市户口的人永远得不到粮食、棉花及其他基本物资的配给，在这种等级身份制的压力下，刘成宇终于抛弃了建妹子，而与另一位长沙姑娘结了婚。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眼前显现出建妹子那夜坐在我床上哭泣的泪眼，以及她倔强地对那些侮辱她的妇女们说“不管你骂什么都没关系，只要刘成宇不认为我是臭婊子”的神态。
想不到这样一位美丽的让众多男子害相思病的人却没有得到她为之奋斗的爱，不是因为政治的冲突，而是因为那个可怕的城市、农村户口制度。
王师傅和卢师弟
──《牛鬼蛇神录》第二十四章
王金国和杨自力是基建组的两位主要泥工师傅。杨自力是四级泥工，有丰富的独立施工经验。王金国是二级泥工，工作起来没有杨自力敏捷麻利，也没有杨自力那么多独立施工的经验。泥工共有八级，由于自一九六四年突出政治运动以来，评级提级就停止了，所以他们的级别还是上十年前的级别。
我一九七二年到基建组后跟王金国学徒。杨自力有个叫卢国安的徒弟，我们互称师兄弟。王金国个子不高，样子长得很帅，但是左眼却自幼就瞎了。所以犯人们有时称他独眼龙。王师傅为人非常随便，大概是因为年轻，不到三十岁的年纪，习惯脾气象那种不罗嗦、不斤斤计较、办事干脆的青年哥哥。他讲话做事不紧不慢，十分沉着老练的样子。
王师傅文革时是湘江风雷红旗战团的司令。这个战团的战员都是建筑工人。一九六八年军管当局宣布解散所有非官方的政治组织，湘江风雷红旗战团拒不服从，与军管当局发生冲突，他这个司令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十五年徒刑。杨自力那时是红旗战团下面一个支队长，因为在那场冲突中与军管会的代表互相拳打脚踢，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王师傅和杨师傅都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他们自认为是与“真正的反革命”和“右派分子”不同的犯人，因此他们与其他因组织反共组织的反革命犯人及右派分子保持距离。他们向我详细介绍他们的案情，是因为他们把我视作与他们类似的造反派，也认为我与“真正的反革命”不同。王师傅还几次提醒我，不要与那些老右派和“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关系太密。我不喜欢王师傅和杨师傅这种歧视其他政治犯的态度，但他们是我的师傅，我也从不当面反驳他们的劝导。我自己理解他们这种态度可能并不仅仅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而可能是种下意识的政治策略，用这种方法否认对他们判决的合法性，而尽量把自己的地位打扮成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容，具有一定的正统性。
我觉得改变他们这种态度的唯一办法是让他们懂得更多政治历史。我当时正在看世界通史，我试着把英国大革命前后及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历史讲给王师傅听。他读过初中，应该比杨师傅能接受新知识。杨师傅是个只有小学文化的人，而且对人宣称他是文盲，从不看书写字。王师傅对英国大革命后复辟时期辉格党和圆颅党互相迫害，政治反反复复的故事十分有兴趣。他听我读这一段历史给他听时羡慕地说：“英国复辟时期后还有光荣革命，被迫害的造反派还有机会与保守派形成合法的党，互相斗争，中国可不会有这种事，他们保守派现在是把我们彻底镇压下去了，我们再没有机会翻身了！再也硬不起来了！”我反问他：“中国的造反派怎么不可能有辉格党当年那样的机会呢？政治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变了，局面就会变，今天的敌人会成为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也可能是明天的敌人。”王师傅直摇头：“中国与外国不一样，共产党厉害呀！”我总觉得他对政治历史了解太少，才会对自己的短视深信不疑。“假设明天有人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你会怎么样反应呢？”王师傅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早就看穿了，共产党就是耍我们造反派的猴把戏，不管他再搞什么平反或其他讨好我们的把戏，我再也不会上当了。只要他把我从牢里放掉，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会上山当和尚去，与世隔绝，再不问政治。”
我理解王师傅当初造反时的心情。记得毛泽东公开支持第一个非官方的学生组织时，长沙的学生也组织起他们自己的组织到长沙市委去示威，他们的标语是“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他们反对共产党对学生的控制，要求市委允许非官方学生组织注册。那是一九六六年夏天，共产党组织还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我怀着同情而无望的心情看着这些大学生造反，我不相信他们会成功。长沙市委马上把共产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们组成了“工人赤卫队”和“红色政权保卫军”，赶到市委门口，把示威的学生包围起来，批斗和殴打学生。我当时亲眼看到了那场冲突，心里充满着不满和恐惧(我那时已被省委派到学校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很多学生被保守派工人打伤。直到傍晚时分，去市委的大街上突然出现了一支庞大的游行示威队伍。这支队伍由工人组成，无声无息。工人抬着横幅和标语上写着“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造反行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打倒三相信！”“罢孔安民(市委书记)的官！”“改组市委！”那时，大多数市民都对市委组织保守派镇压学生的行动敢怒不敢言，看到工人自发组织起来，游行支持学生造反，好多人都热泪盈眶。没有人会想到毛泽东不久就命令《人民日报》公开支持造反的工人和学生，打击支持保守派的各级共产党组织。以后造反和保守派之间的冲突又有过很多次反复，保守派占上风时总是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而造反派的最大政治要求往往是为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
我希望从王金国那里了解这些工人造反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夜里睡觉前，我们总是喜欢躺在床上聊天。从这些聊天，我得知，王师傅和杨师傅的建筑公司一九六四年成立了政治处，这是毛泽东为了限制刘少奇的权力而玩的一个鬼。很多军队干部被调到地方负责掌管政治处。政治处设立后要求建筑工人每周组织政治学习，并下令取消计件工资，取消奖金，工人们的收入因此突然减少了三分之一至一半。生产率也下降。建筑公司的工人恨死了这些政治处的干部，一九六六年底，他们成立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红旗战团后，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这些政治处干部。他们把政治处干部“揪”出来批斗，把他们抓去游街。
王师傅向我保证永远再不介入政治后的三个月，中国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报纸上出现了“批林(彪)批孔(夫子)”的口号，长沙的造反派领袖人物的文章又出现在《湖南日报》上。那几夜我难以入眠，文化大革命前后发生的一幕幕又在我脑海里浮现。这次我政治上已比文革时成熟得多，我知道毛泽东在秩序恢复过程中在党内再度陷入孤立，又要打造反派这张牌来反对他的保守政敌──周恩来了。我不再对造反有盲目的激情，也知道造反的后果又会是秩序的崩溃和经济的停滞，但我却为被迫害的造反派有机会反对政治迫害而暗自高兴。我知道这场冲突的后果会是灾难性的，悲叹为什么两个敌对的派别不能在一种民主制度下共存和平等竞争。吃过晚饭后，我无心去何敏和那里上课，我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脑海里思潮翻滚。最后得出的结论竟是：两派要最后能共存而形成多党制的唯一途径可能是两派互相迫害同样厉害，然后才能下决心禁止一切政治迫害！我左思右想，觉得我对政治的看法应该用文字的形式记下来，于是决心写一个电影文学剧本。那时我的师弟卢国安正在向我学习一些基本的几何和三角函数知识(他已经从我设计桥梁的经验得知这些知识的用处)。我与他讨论了这个计划，他非常支持。他给我做了个小台灯，于是我在监房熄灯睡觉后，用这个台灯写作。我给这个剧本取的名字是《同时代人》。这个剧本是关于一家人的故事，主人的叔叔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当时主人的父亲也参加了迫害右派的活动，因为他认为党是正确的。一九五九年，主人公的父亲发现右派的观点是对的，并批评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他又被划为右倾。而主人公的母亲当时认为她丈夫的观点是错误的，支持党组织对她丈夫的批判。到一九六二年她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完全支持丈夫一九五九年的观点，他丈夫也在刘少奇支持下平了反，恢复了名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剧本的主人公还是个学生，他一点也不懂他叔叔、父母的观点的意义，只是出于对学校当局迫害学生运动的反抗以及对保守派和当局迫害出身不好的人的不满而参加造反的。他后来在一月革命中亲眼看到人民如何痛恨共产党干部的特权，如何把所有高干的特权地位剥夺(让所有高干靠边站)，终于接受了“极左派”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特权阶层，需要重新革命。而剧中主人的情人却参加了保守派，不但为保守的经济、文化政策辩护，而且为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反对造反派，歧视和迫害他们。这个剧本通过主人公与他的情人之间的爱情悲剧想向人们说明保守派和造反派都有其理性和荒谬的一面，而他们之间的斗争无意义，有意义深远。处于一种反叛心理，我在写这个剧本时特别把刘少奇和彭德怀对毛泽东路线批评的积极意义刻意描写，因为一九七三年底，一九七四年初，正是左派又开始抬头，大肆批判“复旧”和右倾的时侯。剧中主人公文革前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一九六四年学校里的“革命化运动”、“突出政治运动”和“贯彻阶级路线运动”中的感想。他在这些运动中开始认识到一九六二年他的很多想法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六二年他埋头功课，专心学好数学、物理、化学，一心要考上全国最好的大学，这是“业务第一，智育第一，忽视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升学率”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妈妈也有读儿子日记的习惯，她看了这些日记后，表示不能同意其中的观点。妈妈与儿子讨论了很多次，她用她一九五九年错误地批评她丈夫的经验告诫儿子，提醒他一九六二年的很多所谓“右”的观点是对的，而一九六四年很多“左”的观点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她为了说服儿子冷静地独立思考，劝导他说：“我一九五九年的经验告诉我，对是非问题不要轻易下结论，多看多想，不轻易下结论总会有帮助的。”
我的这个剧本写完后，被犯人们传阅，有的犯人把剧本完全抄下来。所以不久三大队犯人中就有了三个这个电影剧本的手抄本。卢国安非常喜欢这个剧本，每次我写完几页后，他就帮助我把稿纸藏在屋顶的木板后面。
一九七四年的夏天，又是一个充满动荡不安的春天，外面造反派的声势越来越大，路过建新农场的汽车上都贴满了造反派的标语“打倒杨大易(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报纸上登出很多造反派批判杨大易的文章。一篇文章说杨大易反对文化革命，极力主张复旧。杨大易在批判造反派，鼓励恢复“走资派”名誉时说：“凤是凤，鸡是鸡，凤凰脱毛不如鸡，有朝一日毛复起，凤还是凤，鸡还是鸡！”这里的凤凰显然是指共产党的老干部，而鸡却是指文化革命中叱咤风云的造反派。不少登在报上的造反派的文章集中批判杨大易在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和一九七二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把很多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这种政治气氛对我这个剧本非常不利，因为剧中有很多保守派批评左派和毛泽东本人的内容。一旦这个剧本落到干部手中，我完全可能被加刑。卢国安又帮助我把几个手抄本收集起来带到监房外自由犯曾爱斌那里藏起来。卢国安做完这件事不久，干部们果然风闻到这个剧本，他们组织了一次大搜查，我们的行李和监房都被彻底搜查一遍，但是他们一无所获。
不久杨师傅的妻子(也是个造反派)利用探亲看望他的机会在三大队住了一天。除他们在干部监视下见了两次面外，他妻子还通过自由犯曾爱武转给杨师傅很多造反派的小报。一九七四年春夏，造反派又有了自己出版报纸的权利。那是一份名为“工联”的报纸，大约每月出版四期，每期都刊登着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的消息。特别是很多造反派工人和学生赶到监狱门口去迎接刚平反的“战友”。还有一些文章详细描述了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和一九七三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各地军管当局和保守派迫害造反派的事实。我从这些报道才知道，一九七三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成千上万的人被逼自杀，被活活打死。还有一篇文章是报道周恩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作检讨，承认一九七二年清查五一六运动打死和逼死这么多人他要负责任。
我们看到这些报纸后不久，王师傅和杨师傅的原来单位(一个建筑公司)就派人开着小汽车来接他们了，他们获得彻底平反，无罪释放。由于建新农场远离长沙，没有大队的造反派来迎接他们。但那时的中国，小汽车是只有高级干部才能坐的，“他们是被小汽车接走的”这个消息本身就使所有的犯人和干部十分震惊了。这种事大概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
劳改干部们再也不逼我们认罪伏法了，他们显出迷惑的神色，不知道政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反革命份子，居然带着红花，坐着这些下层干部没有机会坐的小汽车趾高气扬地走了。那一段，犯人们感到轻松了许多，因为干部们没有太多精力和兴趣找我们的麻烦。
王师傅根本没有履行他对我的誓言，他一平反出去了，马上就卷入了政治，他成了他的公司中批林批孔办公室负责人，专门负责复查和平反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的案子。我为自己的预见的准确感到可悲：平反是种任何被迫害者无法抗拒的诱惑，毛泽东又把造反派捆在他的战车上向比较理性的保守的经济文化政策开刀了。可悲的是毛泽东的非理性却是与平凡和反迫害的理性结合在一起的。
卢国安虽然也为师傅的平反感到高兴，但他更多的是不高兴。他不高兴的是这个运动一来，使他失去了更多的参加演出的机会。原来前一段时期，复旧的气氛占上风时，关教导员在三大队组织了一个文艺组。犯人中多的是艺术人才，有会各种乐器的人，有会唱、会编剧、会演戏的人，还有会玩杂技的人。卢国安的笛子吹得极好，还能打一手好鼓，曾爱斌会玩杂技，他们俩都是这个文艺组的成员。这个文艺组不但在三大队给犯人演出，而且到其他大队和场部去演出过。一九七三年中国人民已经有四、五年从未看过除样板戏之外的演出，因此这个文艺组的节目很受犯人、干部和周围老百姓的欢迎。在场部演出的那天，很多农场周围的老百姓都走十几里路来看。卢国安是个长得特别帅的男孩子，进牢门时才十五岁，那时也才二十多岁，皮肤白白的，圆圆的眼睛，深深的双眼皮，笑时露出一排整整齐齐、细细密密的雪白的牙齿。每次演出，他化了妆后在台上特别引女孩子们的注目。卢国安是个向女孩子“射媚眼”的“专家”。每次有女孩子从犯人们身边走过(这是犯人极少碰到的事)，卢国安总是不知不觉之间向她猛射一通媚眼，等女孩子走远了，他可以告诉我们她的面容的每个细部，她的每个细小的举止。当然，他演出时，女孩子对他的注意，他一定都一一录在他的眼睛里，绝不会放过的。
那次场部演出后不久，卢国安突然病了，一般病人都要犯人李医生开一个条子证明确有病才能在家里休息。卢国安也没有病假条，他就是躺在床上不出工。中队的何指导员在监房里查号子时，看到他躺在床上，厉声问道：“卢国安，有没有病假条？怎么躺在床上不起来呀？”“报告何指导员，我没有病假条，我就是病了，你拿三杆枪指着我，我也不能出工。”卢国安躺在床上翻了个身。何指导员把眼一瞪：“你又跟我来横的呀！”他知道卢国安顶撞干部是有名的，但他也知道卢国安劳动效率极高，所以何指导员嘴巴虽硬。但看得出还是喜欢卢国安。“何指导员你今天就是把我剁成肉饼，骨头磨成粉，我也出不了工！”何指导员搬出一张凳子，慢慢点燃一只烟，摆出一付慢慢与卢国安讲理的架势，似乎卢国安不出工，他就坐下来陪到底。卢国安这下反而慌了神，但嘴巴还在硬“你把我捆起来拖到田里去，我不做事，你打天也没有用！”何指导员最后终于让了步，让卢国安在家休息一天。何指导员刚出监房门，卢国安就找到李医生，要在李医生去场部医院取药时与他一块去场部。自从这次病假后，卢国安每隔一两个星期就要请一次病假。他是个从不生病的人，身体结实健壮，杨师傅有几次早上最早起来开玩笑，掀开我们几个年轻人的被子检查谁的鸡巴最硬最大，每次都是卢国安第一(早上男人憋着尿，阴茎常常是硬的)。两个月后，一天夜里，卢国安神秘地爬到我的床上，低声说：“师兄，你师弟今天有困难，你一定帮个忙。”我忙问什么事，卢国安从贴胸的里衣口带里拿出一张小心地用布包着的纸，递给我：“这是我一个女朋友的信，我得写封回信，我实在是喝少了墨水，写不出好情书，真是隔着玻璃亲嘴──润不出味，你墨水喝得多，驼子作揖──起手不难，非得帮这个忙！”我不客气道：“那你可得把你和她的故事一点不漏详详细细告诉我，我才写得出你的真情实意呀！”卢国安不好意思地眨着眼睛，脸也红了。但还是低声告诉我这段故事。原来卢国安去场部演出后，场部医院药房的一个护士(自然是劳改干部的女儿)被他那美妙的笛子演奏和令她神魂颠倒的面貌迷住了。卢国安归三大队后的第二天，就收到一封由李医生转来的信，信上说她被他那美妙的笛声迷住了，她正在学习小提琴，希望跟他交个朋友。可想而知，卢国安被这封信刺激得兴奋了几夜，于是他就老是“生病”老是要到场部医院“看病”，当然只有药房的那位小姐才能治好他的病。卢国安也不能老生病，老去场部，那天他想他心上人儿想得急了，只好请我帮他写情书。
这样书信往来加“非法”的约会，终于被干部发觉了这“反革命犯腐蚀勾引革命接班人的事件”。卢国安有几天没出工，被留在监房里接受干部的审问和调查。干部能发现的物证只是卢国安手里的那个女孩子的信，终于没有给卢国安的任何惩罚。只是在大会上，卢国安被点名批判，被当成继续腐蚀勾引革命接班人的反革命份子。卢国安和我非常感谢那位女孩子，如果她把由我执笔的那封情书交出去。那我们可就大倒霉了。少则带铐反省，多则要坐小号子。
一九七五年底，劳改队呈现一片升平景象，旅以上的国民党官员(历史反革命)都被释放了，邓小平当副总理推行比较右的政策，使人感到政府的理性正在恢复。社会上出版的可读之书越来越多。我和卢国安商量，跑到建新农场外的广仙洲新华书店去买些好书。卢国安自从坐牢以来有六七年没有照过像了，他进牢时才十五岁，现在已经二十一、二岁了。所以他想去广仙洲照相馆照个像寄回去。于是我们与生产组长钟师傅讲好，我们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到广仙洲去，如果有干部来了，就说我们去解手去了。钟师傅是个“懂味”的反革命份子，与我们关系极好，基建组由他带着单独修造一座仓库。没有干部跟着我们，干部只是偶尔来看一看。这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是快满刑的人，干部认为我们没有逃跑的思想。广仙洲是个比茅丝铺大得多的小镇，离建新农场场部有二十里远。有些犯人逃跑就是先跑到广仙洲，再没法从广仙洲乘船逃离这个洞庭湖中狭长的岛。我们都戴上帽子，遮住劳改犯特有的光头，脱掉劳改棉衣、棉裤，剩下里面早准备好的没有劳改字的衣服，急急忙忙上了路。从农场走进小镇，那种多年没有看到的城镇景象使我感触很深。商店密集的街道，老百姓的穿着，甚至街道本身(要知道，我在建新农场六七年没有看见过这种较宽敞的街道了)都使我感到城市文明与荒远的农村的强烈对比。刚走进小镇时，街上政府的有线广播使我们记起即使这里已不是劳改队，但仍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喇叭里正在广播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我们感觉得到又一个政治动乱的时期来临了。我们在新华书店匆匆挑选了一本《各国概论》(一本介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地理情况的书)，北大编辑的新版《世界通史》和几本上海出的《译丛》，又到照相馆拍了两人的合照，写明家里的地址，请他们寄到长沙卢国安家里。我们得在吃中午饭前赶回劳改队，于是马上又一路小跑地朝建新农场走去。回到三大队我们工作的地方，还没出任何事，除了钟师傅，没有人知道我们跑出建新农场了。
在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卢国安没有逃脱戴铐反省的惩罚。报上批判邓小平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劳改农场每天夜里政治学习时间，犯人都要表态、批判邓小平。我和卢国安都拒绝发言，我总是坐在角落里看我的书。
有天，我和卢国安加班修一个水泥坪，回来迟了，监房门关了。我们跑到干部的办公室去要干部开门。值班干部半天不理睬我们。卢国安发火了，大声喊起来：“这里的人都死了呀！”那值班干部忽的一下站起来，凶狠狠地说“你怕是要响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为邓小平翻案，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们后来才知道，那天早晨中共的报纸和广播把在天安门纪念周恩来逝世的群众说成是“反革命暴徒”，抓了很多人)。卢国安本来就肚子饿得咕咕叫，哪里能接受这项“反革命示威”的帽子，他反应道：“以前说我们是帝修反(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邓小平在台上时，说我们是造反派一伙的，邓小平下台，又说我们是邓小平的黑爪牙，林彪在台上说我们是刘少奇的社会基础，林彪垮台了又说我们是林彪的别动队，你们也太抬高我们的身份了，我有资格与邓小平为伍，就不会在这里饿着肚子求你们开牢门了。”那位干部虽给我们开了门，但是第二天晚上，全大队开会批判卢国安，宣布他戴手铐反省，罪名是“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遥相呼应，为走资派邓小平扬幡招魂，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那次大会前趁我们出工时，搜查了卢国安的床，发现他从报纸上摘抄了许多被批判的邓小平的话，例如“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现在是积重难返”，“有些没有本事的干部，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卢国安没有上完小学，所以他一直在我帮助下学识字、写字，这些抄录的邓小平的话一方面是他写字的练习，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喜欢邓小平那些右的观点。当时大概稍有理性和良心的人都会觉得邓小平这些观点比江青、毛泽东的那些大话空话平实得多。而这些卢国安抄录的“邓小平语录”却成了他支持“右倾翻案风”、为邓小平“扬幡招魂”的证据。卢国安戴铐反省的日子里，我成了帮助他吃饭，解手的人。他的嗓子很好，最喜欢“伏尔加船夫曲”、“鸽子”。
卢国安一个星期后被取掉了铐子。不久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来，干部中很多人都痛哭流涕，犯人们却暗自高兴。记得毛泽东死后的第二天，钟师傅与卢国安一块跑进我们号子，轻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毛老头死了！”号子里的反革命犯们都喜形于色。接着不久四人帮垮台的消息传来，这次我们这些反革命在干部们的讲话中成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卢国安听刘大队长作报告时气得直咬牙，轻声对我说：“昨天我们还是邓小平的社会基础，今天又变成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了，反正是他们欺负我们，压迫我们永远是对的。”
四人帮一垮台，造反派又倒了楣，王师傅和杨师傅一派的大头头又被抓进了监狱，我们都在为王师傅和杨师傅祝福，希望他们不要再进行劳改队。
卢国安刑期快满时被无罪释放了，他是因为在人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呼喊“毛主席万臭无香”而以反革命罪判十年刑的。四人帮垮台后，他的罪名终于不再成立。我后来在长沙见过他好多次，他成了一个技术高明能独立施工的泥工师傅，修造了不少房屋。他后来有了个儿子，取名“近曦”，意思是鼓励他儿子向我学习。
王医生
──《牛鬼蛇神录》第二十五章
犯人医生属于劳改队的特权阶层。犯人医生不但不要参加繁重的劳动，而且有特别的机会接近干部及其家属。三大队的两届犯人医生都是因为与干部家属发生性关系而被解职。干部家属经常请犯人医生看病，因为犯人医生的医术比干部医生一般要高超。
一位姓樊的犯人医生就是在看病的过程中与一位干部的妻子有过多次性关系。这位妇女对他的丈夫不满，大概是因为他不能满足她的性要求。这对情人之间的关系被人发觉后，樊医生被下放到我们所在的小组劳动。其他大队的干部妻子听到这个桃色新闻后都跑到三大队来看这位犯人医生。
我们在棉花地中耕锄草时，不时有漂亮的官太太跑过来。他们中有人远远地指着樊医生“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从她们的神态，我们知道这都是来看官太太的“野男人”的。她们的眼神和口气好象是说，“这就是那个能勾引上漂亮的干部太太的樊医生。”
这对卢国安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大饱眼福，把那些官太太们看了个够，向她们大射了一通眉眼。劳改农场的干部由于处在干部阶层的最底层，很难找到城里的漂亮女子做太太。但是由于他们是吃“国家粮”的，不是农村户口，有各种国家配给的基本工资，所以农村没有城市户口的女孩子都愿意嫁给他们。因此他们往往挑选最漂亮的农村女孩子做妻子。我们三大队两位大队长，两位中队长的太太都是绝色女子。但犯人中却流传着各种这些漂亮妻子不喜欢她们的丈夫的故事。
犯人医生最大的特权是给犯人开病假条，有了病假条，犯人就可以不工作，在家休息。如果犯人医生证明某犯人有严重的疾病，这个犯人还能被安排做轻松的工作。所以很多犯人想尽办法对犯人医生行贿，把自己家里送来的食物或从地里偷来的农副产品送给犯人医生，换取病假条。樊医生之后的周医生利用开病假条的特权从犯人那里得到很多贿赂。他最后也因为接受过多的贿赂及与一位干部的妻子发生性关系而被解职。接替他的是我们都称为小王的一位新犯人。他大约只有二十岁出头，圆圆的脸，有时穿件褪色的旧军装，使人知道他过去是位军医。小王“升官”之前和我们同一个组劳动，经常做我或卢国安的副工。
夜里睡觉前，我们最喜欢听他讲故事。他年纪不大，却有关于女人的极丰富的经验。这对我们这类“从不知道女人的阴道是竖的还是横的”人来说，实在是最刺激的消遣之一。他有很多关于女人的肤色、脸形与阴道特点的关系的“理论”，都是来自他自己的经验。但我和卢国安都理解他这种过度的放荡是有原因的。监房里十点钟就熄了灯，电灯是由武装看守用一个总开关控制的。熄灯后，我们经常还要聊一阵才能睡觉，特别是在劳动不太累的农闲时期。小王来我们组后的那几天夜里，我和卢国安总是在听他低声地给我们讲故事。
“我三岁时，爹爹妈妈就指腹为婚为我订了婚。对象是还没生下来的大队党支书的孩子。大人们说好，生下来如果是女孩，她就是我的妻子。”小王讲一口湖南口音很重的长沙话。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九四九年以后还有指腹为婚的事情，有点不相信。“这样包办不是违反婚姻法吗？”我打断他道。“我们那深山老林中，根本没有人管婚姻法不婚姻法，很多人结婚从来不去办结婚证。”小王继续他的故事。
“但是我还不到十六岁，未来的岳老子就仗着他的权势，给我和他的女儿办了结婚证。大概是我的样子还不错，他怕事久多变，走了这锅汤。”小王的确是那种长得帅的男人，个子虽不十分高，但脸上那对大大的眼睛有一对细细的双眼皮，小小的鼻子，眉毛又粗又黑，高高的颧骨与瘦削的下巴对衬，给人男子气十足的印象。卢国安打断他道：“快告诉我们她长得怎么样？”
“你看了她连早饭都会呕出来，现在想起来，我情愿自杀都不愿娶她。但是我那时不敢违抗父母之命，可怜我一个从未去过县城的乡下孩子，每个月都要遵从父命去她家看望，向未来的丈人和丈母娘问候。按照当地的习俗，我十七岁时，那丑婆娘应该正式过门，我一想起和她睡在一起就不高兴。我终于发现一个机会，躲掉婚礼。那年我假报年龄参了军，临离开家乡时，我答应三年服役期满回家后，再完婚。
“我真是走狗屎运，一到部队就被分到军医学院学医。两年学业快完成后，我们这个班的学生被分派到农村的不同地区去实习。我和同班一位被人称为小李的同学分派在同一个医务所。我每天一想起复员后要与那个女人生活一辈子，头就发麻，我那时还没有下决心违抗父命，却又不甘心这样安排。想来想去，不如趁结婚前与女孩子玩一玩。
“医务所是一间不大的房间，一张芦席把这个房间分成两半，前一半是办公室加我的睡房，后一半是药房加我那位女同学的卧房。有天夜里，天气很冷，外面北风呼号，我们很早就各自睡了。我翻来复去睡不着，就轻轻叫小李：‘小李，好冷呀，你冷不冷？’
“‘嗯。’过了一会，我又叫：‘这实在冷得不能睡，我们把被子合起来，可能会好得多！’
“‘你坏！’她回答道。
“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搂起被子推开芦席上的小门就往小李的床上爬。小李叫起来，‘走开，还不走开，我就会大叫了！’
“我央求她，‘别叫，别叫，我不会做坏事，我们各睡各的被子，我不碰你，我们俩一起就会暖和得多了！’
“她不做声了。我挤到她床上，各盖各的被子睡了十分钟，我又开始翻来复去，咕咕哝哝‘还是冷！’小李轻声骂‘你又要使坏！”
“‘干嘛不把被子合起来呢？我保证不碰你！’她一个劲地骂‘你坏，你坏！’我也不管她咒骂，直往她被子里钻，她没有任何反抗行动。我当然不可能遵守‘不碰她’的诺言，第二天我两已经如胶似漆，不能分离了。
“小李经常大白天忍不住和我亲昵起来，有两次被来看病的老乡撞见，他们都以为我们是一对夫妻，也没有人来打搅我们的好事。不久军医学校的领导下来检查学生的实习情况，向当地人问路，当地人都说‘啊，那小俩口呀，他们住在……。’我们同居的事就这样吹了泡。我们马上被调回部队，学校里开了批斗大会，把我们两批斗了一通，批斗会后我就被开除军籍复员回到老家。”
小王的故事一夜讲不完，第二夜继续给我和卢国安讲他回乡后的风流艳史。“我回乡后被分配到公社卫生院当医生，虽然是偏远乡村，但这却比农业活好得多。我在外面见了两年世面，又尝了与女孩子玩的味道，胆子越来越大。我暗暗对自己说，杀了我，也不与那女子结婚。我父母一块来卫生院几次，有次两位老人给我下跪，求我不要毁婚约。我爸爸老泪纵横地说：‘人家女方的父亲有权有势，如果你真的毁婚约，他会把我们家的成分从下中农改为富农。亲家已经多次告诉我，我们家土改时就是够划富农的，是他一手遮天，给我们划了个下中农。最近他听到风声，知道你有意毁婚约，就又向我提起这事，意思是如果你真的毁约，他也不会客气的。’我听了只好让步，但却要父亲告诉岳老子，我要再等两年才能完婚。我也有我的理由，说是政府正提倡晚婚。
“从此后，我抓住一切机会找女朋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都相信他的话，他已经给我们介绍过他从这些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理论了。
“我坐牢前的最后一个女朋友是公社饮食店的一位女服务员，她是位性欲极强的人。一天夜里我们已经搞了两次名堂，她还不满足。已是下半夜了，我劝她穿好衣服，以便趁天亮前没人看见时离开我的办公室加睡房。她就是不依，还要再来一次。我两正在纠缠，房门突然响起来，有人在高叫：‘快开门，小王的岳老子在这里！’
“我大惊失色，马上叫她穿上衣服，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门被撞开，我的岳父母和那未过门的妻子冲了进来，站在赤身裸体的我们面前。跟着进来的还有四五个荷枪实弹的民兵。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被民兵押着在乡里游行，我头上戴着高帽子，上面写着‘反革命流氓’。我的女朋友戴的高帽子上写着‘女流氓’。她被民兵强迫敲一面锣，一边敲，一面被迫叫喊‘我是有妇之夫王某某的野老婆’，‘铛铛！’
“我受了这羞辱，再不愿完婚。不久就有人检举我有‘反革命言论’，加上我在军队和离开军队后的男女关系问题，我被以反革命加破坏军婚罪判了七年刑。自然这一切都是有权有势的岳父老子安排的，在宣判大会上，我才从判决书知道，我的家庭成分已从下中农变成了富农。我最大的罪是攻击毛主席。乡下人在一起谈天时，常会嘲笑、挖苦毛家大爹，我有时也忍不住凑几句热闹。这一般并不会有麻烦，但我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干部，这自然成了麻烦。”
我在劳改队碰到过不少犯“破坏军婚罪”的犯人，但他们的情人都是已与现役军人订婚或结婚的妇女，这种“罪”可判二至五年徒刑。但小李的情况却完全不一样，没有人与他的未婚妻乱搞，而只是他这个复员军人不愿履行婚约。显然，他过去的岳老子玩弄了共产党的法律。
小王也给我们讲过他在军队服役时的其他见闻。他是在四川省服役，在他的军医学校附近有一所全国重点监狱，人们都称之为第一监狱。这所监狱专门关押重要的判重刑的政治犯。犯人们从事生产机床的劳动。小王告诉我们，一九七零年那里的政治犯自制了一些枪枝，发动了一次暴动，暴动失败后，所有参与的犯人都被处死。而有几名判死刑的犯人被送到小王所在的军医学校当做解剖用的活标本。这几个犯人是由军医学校杀死后，做解剖实验用的。
小王在军队时亲眼看见过一次死刑判决和执行。被处死者不是监狱的犯人，而是一位解放军士兵。那时部队里正是突出政治、抓阶级斗争非常时髦的时侯。有位连长选了他的一位喜欢顶撞干部的调皮战士做阶级斗争的活靶子，经常点名批判他。他对连长积下了仇恨。一天夜里，他取出他的枪，冲进连长的房里，打死了连长，后来又打死二十个来追捕的军人。他最后被打伤逮捕，不久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他的伤完全治好后才执行的死刑。执行死刑前全军开了宣判大会，开会时，坦克排在会场外，杀气腾腾，好象被判死刑的是一个师的敌人。这个士兵是被用步枪从他背后击中脑部而死的，死后有人用手枪补火，查实他确已死亡。
小王当了医生后，我们不再称他为小王，而叫王医生。他搬到医务室去睡了。我们少了一个会讲故事的伙伴。他倒讲点交情，在我们的要求下，也会给我们几张病假条。小王比前两任犯人医生要收敛得多。他接受贿赂不象前两任那么放肆，有时也假装正经地去地里干一两个小时活，所以一直没有听到他出过什么大事。但时间久了，他的特权地位越来越明显，他越来越自然地接受犯人们对他的“尊敬”和给他的贿赂。
我最后一次听他讲故事是在他送我去农场场部医院化验血吸虫的路上。那天只有我俩同行，路上王医生找个话题解闷，他问我，“你看没有看过报上关于铁道兵‘开路英雄’战胜严重塌方的事？”我想了半天，记起几个月前报上有过一条轰动一时的新闻，于是反问他，“是不是有位民兵营长和二十多个铁姑娘被困在塌方的隧道里？”
“对呀，报道说这些人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学习毛主席语录，终于以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精神坚持到人们救出他们。”他神秘地对我一笑，“其实这是牛裤里扯到马裤里，真故事与这报道根本不是一回事。”我连忙请他告诉我真相。
“发生塌方后，这个民兵营长正与二十来个‘铁姑娘’在隧洞里工作，”王医生的长沙话十分动听，语调象是个阅历丰富的人，“他们被困在一个没有塌下来的山洞里。这位营长凭他的经验估计，外面的人要挖到这个山洞至少要二十天，而他们身边的食物只够吃两天多。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后，女孩子们都呜呜地哭起来。哭了一个多小时后，一位年长点的女孩子说，‘不要二十天我们的骨头都打得鼓响了，我来到这个世上还没结过婚，还没尝过结婚的味道就要死，我不甘心呀！’静了很久，另一个年长的女孩子说，‘我们这里有两个男人，趁还有食物的时侯，让他们两轮流与我们搞，我们死也甘心呀！’马上有人赞同。于是那位民兵营长和另一位男民兵开始轮流与这些女孩子搞名堂，只有两位年纪最轻的女孩子拒绝参加，她俩蹲在一个角落里，用手捂住脸咕咕哝哝‘我不参加你们，我不要乱搞！’”
我笑着打断他：“我不相信有这种事。”王医生生气的样子，连忙说，“鬼才骗你，我是听参加调查这件事的人亲口说的。”
“那后来怎么他们都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英雄啦？”我再问道。
“你不要着急嘛。一个星期后，外面的人把隧道挖通了，把这些饿得气息奄奄的人救了出来。那位营长开始带头扯谎，接着报社记者也来了，把他的谎言越吹越大，于是报纸上发表了头版头条的长篇报道，说他们在被困时天天学习毛主席语录，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精神与岩石作斗争。民兵营长和三位女民兵的代表还到北京去参加了铁道兵总部颁发嘉奖令和奖品的大会。”我记起了那张他们领奖的照片，铁道兵总部首长正在授奖旗给那位民兵营长，他满脸虔诚，没有人会想到他是个如此走桃花运的家伙。
“后来，那两位没有参加乱搞的女孩子看到报上的报道后，向领导告发了事实真相，人们才知道塌方后发生的那些事情。”场部医院离三大队有两三里路远，经过场部学校和场部办公楼，我们快看到医院时，这个离奇的故事正好讲完。
王医生是那种不动声色的色鬼，除了与我们这些好朋友外，他从不显露他搞女人的本事。大多数人都相信他是那种正经人，所以直到我离开三大队时，他仍是犯人医生，从未听到过有关他的桃色新闻。但是我相信，他在干部家属中一定有情人──他是那种“做扎实事”的“老实人”。
三大队不少有性经验的犯人都爱吹嘘他们的经验。有的向我吹嘘他一夜能来四五次神，有的更是吹嘘一夜干过十七次。但王医生总是提醒我，吹得最厉害的可能是最不行的，真厉害的就不会吹。
三大队也有真厉害但从不吹的。有天半夜，我们突然被闹哄哄的声音吵起，我爬起来后看到天快亮的院子里有很多犯人，他们都在朝岗哨楼下的空坪走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跟着走过去。岗哨楼底下有两个犯人背靠背捆在一起，我向周围的人打听，有人说“他们搞鸡奸。”周围的政治犯对这两个据说是在搞同性恋做爱时被发现的人表示非常鄙视的神情。有个人在骂“不是人，是畜生！”马上有犯人附和“畜生！”“禽兽不如！”
中国的政治犯都是自认为道德高尚的人，他们对同性恋这类“有伤风化”的事往往表示出比当局更不能容忍。但是三大队还是经常有这类事发生。记得政治犯与刑事犯分编分管以前，这类事更加多，因为刑事犯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同性恋而被判罪的。在当时的中国，男子同性恋被称为鸡奸，鸡奸罪可判五至七年徒刑。但从我的观察，不管是因同性恋被判刑的案例或是在劳改队发生的同性恋事件，大多不是因为当事人对同性恋的爱好，而是因为异性恋爱受到限制。三大队曾有两个“败坏社会风俗犯”，他们是因为与牛与猪性交而被判刑的。这两个人长得又丑又粗俗，样子又蠢又笨，显然是找不到性伙伴而找猪、牛发泄的。与这些人相比，王医生真是令人羡慕“走桃花运”的人了。但少数同性恋者可能的确有对同性恋的爱好，我曾听到有人说“三个黄花女顶不上一个紧屁眼”，说这话的人显然有对同性恋的爱好。
也有极少数卷入同性恋的人是因为某种宗教原因。我们组有个老犯人与年轻男孩厮混，去吃没有结婚的男孩子的精子。他相信吃了一百个未婚男孩子的精子后，就可以长生不老。他是因为信这种宗教并实践这种信仰而被判刑的。在劳改队他还向人介绍他关于精液的知识，他自称可以从精液的颜色看出男人的体质和气质。
“反革命组织犯”
──《牛鬼蛇神录》第二十六章
三大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政治犯是属于被王师傅称为真正的反革命的犯人。与王师傅所称相反，这些犯人都是因主张以地下政党活动方式发动新的革命推翻共产党而被判刑的。我认识的这类犯人有的属于劳动党，有的属于民主党，有的属于反共救国军。劳动党的意识形态是亲苏联而反对中共的左的路线。我的劳改朋友中除了刘凤祥、侯湘风、郭中柱等人与劳动党有关外，还有位叫小马的湘潭水泥厂的工人也是劳动党的。从与他的交谈我知道这个劳动党与刘凤祥的那个沙龙毫无关系，似乎也与其他因劳动党问题判刑的人无关系。一位叫张必成的因劳动党被判刑的劳改朋友向我证实，他的劳动党也与小马的劳动党无关系。但这些劳动党却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的头头大多是右派份子，他们相信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比毛式的社会主义好。
我的一些劳改朋友属于不同的民主党，看来这些民主党之间也没有什么直接组织联系，但他们的意识形态却是反对社会主义，主张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我认识的两个民主党的成员都是出身地主或国民党官员家庭的青年学生，因为出身不好升不上大学，成为社会下层的工人或小职员。其中有位叫邓祥生的，与我是很好的私人朋友。他是一个乡下小镇上商店的职员。我从未听他讲过对民主制度的理解，倒是听他讲过不少怀念刘少奇的政策，批评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的看法。
另一位民主党的成员叫李辅仁，他与我交换过作品，很喜欢我的电影文学剧本“同时代人”。在与这些民主党朋友交谈中，我发现他们的思想深度都不如张九龙。李辅仁曾对我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使人信服的主义，才能号召人心。”看得出，他们的出发点是对当时加在他们头上的政治迫害不满，要反对当局，而意识形态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革命的工具。
李辅仁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他从小就是在歧视和迫害中长大，特别是文革中，他的父亲和他自己总是在各次政治运动中被批斗，被无缘无故地当众羞辱。他们家养的猪和其它私人财产在几次政治运动中都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没收。可以理解，他自然会产生孤苦无告，树党强诉的倾向。李辅仁告诉我，他父亲之所以一九四九年没有去台湾是经过一番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作出的判断。中国历次改朝换代，对商人一般是不会动的。他父亲说“哪个朝代都要商人，共产党朝代总不会迫害商人。”他一九四九年后弃政从商，希望在新朝代过个安稳日子。但他的估计完全错了，共产党不但迫害商人，共了所有商人的产，而且对李辅仁父亲这种有国民党背景的人在每次运动中都施以残酷迫害。他最后在文化革命初上吊自杀了。
三大队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政治犯是属于“反革命集团案”。这种罪名与反革命组织的区别是：前者不是正式的政党，而只是沙龙，而后者是正式的政党组织。我认识一个岳阳乡下的小学教员，他的家乡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县委强迫农民修一个名叫“青山”的水库。在水库工地上，干部拿着木棍子，强迫人们在冬天脱光上衣挑土，为的是强使人们拼命劳动以保持身体温暖。连妇女也被迫脱光上衣挑土。违抗的人就遭到毒打，有几十人就是这样被干部用棍子活活打死。老百姓后来都称青山水库为“血山水库”。这位小学教师对这种共产党的政策极为不满，就与他的朋友经常在一块批评、议论共产党的各种不受人欢迎的政策。他在文化革命中被以反革命纠合集团首犯罪名判处十五年徒刑。
另一位姓周叫裕德的“反革命集团”首犯是岳阳临乡一个矿山的工人。他自从一九五九年共产党的大跃进政策失败后就开始与一些朋友定期聚会，批评共产党的政策。他们预计共产党朝代一定会有大的政治动乱发生。文化革命后，他们认为自己的预见正确。但这个“集团”的多数人不相信共产党以外的力量可以推翻共产党，却相信共产党上层的“阴谋份子”可以代表对现政权不满的人的利益。这位周同犯在劳改队表现非常驯服，很听从干部的命令。所以他被指定为一个小组的学习组长。有天我们俩工作休息时正巧在一块，他笑眯眯地走过来与我聊天。周围没有别人，他问我：“曦光，你看现在政治形势如何呀？共产党政权稳不稳呀？”周在犯人中颇得好感，很多“反革命份子”都知道他是“假积极”，对于“反革命组织犯”的一些反对共产党的言论从不向干部汇报。所以我向他抒直己见：“如果没有国与国的大规模战争──象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共产党朝代总是稳的，不管它内部有多少动乱。共产党朝代象明朝，开国时是彻底的改朝换代，把旧社会有地位的人全部彻底搞臭搞垮，大部分关到牢里以及杀掉。象一九五八年共产党搞了一个划坏份子和极右份子的运动，把与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全部划成坏份子、极右份子，判的判、管的管，这种彻底改朝换代的朝代总有二三百年的寿命，极难垮的，不是因为它政策开明，而是因为它对反对派镇压残酷。”周一边听一边点头。但他插嘴一句：“不过象江青这样的人会从里边造反的。我一九六九年就预计林彪会从里边造反，后来果然不错。”他的话还没完，干部就在吹哨子。这意味着十五分钟的工间休息已结束，我们又要开始劳动了。
一九七五年，三大队的反革命犯们都在把中国发生大政治变化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死亡上。我不止一次听到人们持有与宾兰庭同样的看法，对付毛泽东的最好办法就是与他比寿命，象当年司马懿对付诸葛亮一样。我自己却认为周恩来与毛泽东谁先死是毛死后中国政局的一个关键。如果毛泽东先死，则很可能会有一个类似赫鲁晓夫改革的非毛时代，如果周恩来先死，则一切改革都不会采用非毛化的形式。后来事情的发展正好在这二者之间，虽然周恩来于一九七六年先于毛泽东死去，但半年后毛泽东也跟着死去。江青还没来得及在毛泽东支持下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江青的“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最早是由自由犯从场部贴出的大标语上得到证实的。三大队的反革命犯们兴高采烈，觉得应该是比较右的政策出现的时侯了。三大队的干部也显得高兴，他们把“四人帮”看成向当局挑战的造反派的象征，“四人帮”的垮台意味着共产党正统派的胜利，当然也是共产党官僚机器中最保守的部分──公检法的胜利。干部们当天夜里就敲锣打鼓庆祝“四人帮”垮台。何指导员告诉我们，五十年代的政策和很多做法都会恢复。只有一个反革命犯公开表示他的不快，他就是这位周裕德。他听到江青倒台的消息后就得了精神病拒绝出工，顶撞干部，讲话颠三倒四。他本来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很少说话，对干部绝对顺从。我有天在家休病假，跑到他号子里看他出了什么问题。他见我走进来就起狠狠地叫道：“你们高兴什么，江青垮了，改变共产党的江山就是死路一条了。你们高兴什么！？”我连忙笑脸相迎，轻声说：“老周你好好休息，养好病再想别的事。”“我没有病，只有你们才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死到临头还兴高采烈。”我无法与他辩论只好匆匆离开。
三大队还有几十个人是因为支持台湾的“反共救国军”而被判刑的。象其他“反革命”组织一样，这些人都是参加不同的“反共救国军”，他们之间似乎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的共同点是通过接收台湾的广播，接受了台湾的“反共救国”的意识形态。我认识几个“反共救国军”的人，其中几个年轻的是文化革命后收听台湾广播，自己组织的反共救国军。另一些年纪三十岁左右的是一九六零年代初开始收听台湾的广播，组织反共救国军的。这些年纪较大的人中有一位是我的好朋友。他就是三大队的木匠曾爱斌。象所有他这一类“反革命犯”一样，曾爱斌对当局显得非常驯服。但有政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国历史上失败的政治野心家常用的韬晦之计。很多人开玩笑地叫他做曾司令，这个名字大概是那些知道他自命为反共救国军司令的人叫出来的。
春节后春雨连绵的季节里，犯人不出工时，很多人在讲书或听书，而曾爱斌却喜欢讲过苦日子的故事。我和黄启龙都认为将来会有文艺重新复兴的日子，而中国的赫鲁晓夫否定文化革命也会以文艺的方式开路，就象苏联的赫鲁晓夫以《日夫科夫》等文艺作品为反斯大林开路一样。我认为保持创作冲动，注意收集素材是种为未来变动作准备的重要工作。所以我和黄启龙请曾爱斌讲过很多过苦日子的故事，把它们当作素材记了下来。
曾爱斌的家是在湘乡县农村。他的村庄有位妇女主任，人非常厚道。一九五九年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强制推行时，所有农民不分男女老少都被强迫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能自己做饭吃。饥荒开始时，公共食堂实行定量制度，人们按劳力强壮程度分成不同的等级，按等级把定量的米用竹筒打在饭钵中然后上水蒸成饭。这位妇女主任事事积极，总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她有两个孩子，正在长身体的年龄，每餐吃饭时，妈妈看到儿子饥饿的眼神总是心如刀绞。她每餐都把自己的饭分一些给孩子。那时人们每天要工作十来个小时，这位妇女主任渐渐身体不支，得了水肿病，全身浮肿。这种病完全是因饥饿引起，只要吃几顿饱饭或几斤黄豆就能治好。有天她实在饿得心口发慌，晚上偷偷去食堂，趁人不注意，偷了一钵饭。回家的路上她就把这钵饭狼吞虎咽了。两三天后她又偷了一次。如此偷了三次，在第四次时被食堂伙夫发现，当场抓住。第二天全大队开批斗大会，把她定为“坏份子”，那夜里她回家后就跳进一口池塘自杀了。
曾爱斌村里很多人后来都去逃荒了，有一对夫妇逃出去后，丈夫假称是妻子哥哥，把妻子卖掉，换了三十斤米才维持了自己和一个孩子的生命。曾爱斌那时年纪太小，与父亲留在家里，没有出去逃荒。每天夜里，他们都出去到地里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有次他们在地里挖萝卜吃，被大队干部发现，曾爱斌的父亲年纪大了跑不动被干部抓住，打得遍体鳞伤，第二天天快亮才爬回家里，两天后就死去了。
那以后曾爱斌只好逃离家乡四处流浪。他什么事都做过，跟马戏班子做过帮工(所以他能演不少马戏节目)，做过农忙季节的零工，最后学了木匠手艺。
有天黄眼镜、邓祥生和我都在听曾爱斌讲过苦日子的故事，我打断他问道：“事情怎么会变得那么遭呢？”邓祥生插嘴道：“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都是极好的年成，风调雨顺，根本不象政府说的有严重自然灾害。但是公社干部按照毛主席的命令强迫所有的强劳力都去炼钢铁，把所有农民的铁锅和其它铁器都丢在柴火中烧，这种土法炼钢把乡村里的树木都烧光了，生产出来的只是一堆废铁。毛主席要求农民密植水稻，株行距只有一寸，结果收割时，所有谷子都是空壳。有的生产队秋天收割时干脆点火把禾都烧掉，还因收割的高效率得了表扬。”曾爱斌点头说，各地都差不多，大好的年成，但收获却极差。干部们把十几亩田的禾扯起来放在一亩地里，然后当众收割，过秤，记录是亩产几千斤上万斤。然后把夸大几百倍的产量报上去，上面就把农业税提高到百分之五十。虚报的产量加提高的农业税，结果所有产品都交给政府还不够，农民自然没有一点粮食可吃。邓祥生说，湖南从湘中到湘北，从湘东到湘西，每个村庄都有二十几个青壮年饿死，从老人们口头传下来的历史中，人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惨祸，抗日战争都不曾死过这么多人。邓祥生越讲越激动。曾爱斌提醒他低声点。邓祥生又压低声音说：“我们村庄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一年至少有两年，大多数妇女连月经都停了。老人们都说，这是共产党朝代气数已尽了，妇女不来月经的事，没有人听说过。”我看着邓祥生那激动的样子，心想，他十五年徒刑一定是因为向人讲类似的话而招致的。
我渐渐发觉，“反革命组织犯”和“反革命集团犯”都多少与一九五九年的大饥荒有关。但是奇怪的是这些地下反政府活动都是在文化革命中才被政府破获。曾爱斌的木工房在监房大门外，是犯人收工等着进监房休息的好地方。有次我在那里休息时，问正在做一张椅子的曾爱斌：“你也参加了文化革命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却说：“我们文化革命前就相信中国会大乱，后来果然如此。”我又问：“你是什么时侯被抓的？”“一九六九年。”我知道人们都不愿详谈过去的失败。但我猜得出，曾爱斌一定是文化革命乱的时侯，有过一些反政府的活动。等共产党重新控制住社会，发动清理阶级队伍(一九六八年)和“大打网”(一九六九年)运动时，这些地下反对党活动自然就被政府发觉，正象张九龙和刘凤祥的情况一样。我想起张九龙关于文革有利于共产党政权稳固的判断，心里想文化革命使共产党破获了很多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发展起来的地下政党活动，的确使反对当局的政治势力受了致命的打击。
因为对“三年苦日子”(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不满而进行地下反政府活动的另一股势力叫做“一贯道”。我碰到几个一贯道的成员。他们都是不大识字的乡下农民，在劳改队都十分驯服，对干部恭敬顺从。但背地里却有不少牢骚。一位姓林的同犯有次问我：“你知不知道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呀？”我点点头。“刘伯温有本惊世之作：《烧饼歌》，你听见过吗？”我摇摇头。他朝我耳边凑一凑，轻声说，“那可是泄露天机的微言大义呀！”我看他那神秘的样子，很不以为然(我是不信任何宗教、神学的)，“什么样子的微言大义，你能给我两个例子吗？”“《烧饼歌》中有一句：‘二八胡人二八秋’，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胡子和毛是一回事，胡人是指姓毛的人。毛泽东三个字共是二十八划，所以二八胡人是指的毛泽东。二八秋意思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八年后社会就垮台！你看刘伯温六百多年前就给毛泽东算了命，毛泽东过不了一九七六年！”我心里觉得好笑，“这真是太牵强附会了。”“你不相信呀，你可是要信呢！《烧饼歌》里早就预见了共产党上台后会死上千万人，会把老百姓的房子都拆了，用土砖做肥料，会把老百姓的锅灶都砸了去大炼钢铁，人人会饿得得一种从未见过的‘水肿病’，妇女会饿得不来月经！”那是一九七三年，我只是耐着性子听他举很多《烧饼歌》中预见共产党一九五九年会干的坏事，但心里一直也不相信刘伯温能预见共产党朝代的事。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去时，我才突然想起这个《烧饼歌》，如果不把那句话解释成共产党会在一九七六年垮台而是解释成毛泽东会在一九七六年失去权力，《烧饼歌》还真灵验。两三年后，我才知道，传播和按照农民的经验解释《烧饼歌》就是农民的组织“一贯道”的主要活动方式。这位林“同犯”就是因为传播解释《烧饼歌》而被判七年徒刑的。
三大队每个中队有个犯人负责为所有犯人“剃头”。那是用一把剃刀把所有头发刮得光光的。我们三中队的“剃头师傅”姓邱，五十多岁的样子，看去很和蔼。每次他给我剃头时都要向我吹嘘他解放前的生活。他说他解放前有两个老婆，人们都称他“邱老爷”。我忙问他，两个老婆在一起不会打架吗？他不以为然道：“她们才不打架呢，她们相处得很好。我对她们很公平，每次买衣服，每人一定是同样质量的，我不偏心，她们自然不会吵架。”有次他告诉我解放前夕他是乡下一个乡长，刚解放时，他带着共产党的土改队抓了杀了很多“恶霸地主”。“可怜呀！”他伤心的样子，“这些恶霸地主的儿子，兄弟都被斩尽杀绝呀！”不久，那些不是“恶霸”的乡绅也成了镇压迫害的对象。很多过去是国民党乡长、镇长的人都被杀了。“那时一个工作队长就有权杀人，不要经过任何上级批准。”
他心有余悸的样子，“我幸好是较早被关到公安局了，要不然也被工作组杀了。我的兄弟、父亲、儿子，全被杀了呀！”邱肯定是个历史反革命了。有次他为我剃完头后，他突然说要给我看相，要我坐着不动。他把我的双手放在腿上，摸摸我的两个耳垂，又要我站立起来，把手放下。把我摆弄了好久，他告诉我“你两耳垂长而重，双手下垂几近膝，有福之相呀，有福之人呀。你知道刘伯温的《烧饼歌》吗？刘伯温几百年前就预见这个朝代二十八年后就会垮，连新朝代的军师和皇帝都定好了。现在就是要照着刘伯温的《烧饼歌》找军师和皇帝。”我这才吃惊地发现，这个“历史反革命”也相信“一贯道”，而且一贯道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用看相的办法寻找代替共产党朝代的新朝代的“天子”和军师。我的印象中，信奉一贯道的“反革命犯”在三大队占相当大的比重，因为我听很多从农村来的政治犯在谈论刘伯温、《烧饼歌》，以及它们与一九五九年大饥荒和共产党朝代命运的关系。邓祥生曾告诉我，文化革命开始时，乡下的很多老人说那时的动乱很象清末民国初时的政治情况，很多老人因而预见，共产党朝代可能要完了，象元朝一样寿命不会很长。这种观点对我来说是如此陌生和令我惊异，因为这种对文革的看法与我们城里人对文革的看法是如此不同。
我在监狱里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与官方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东西。卢国安帮助我将这些材料藏在曾爱斌的木工房里。我妹妹一九七六年来建新农场看望我时在三大队住了一天。她离开三大队时，曾爱斌冒着冬天的寒风和被干部发现的危险(如果他被干部发现做这种事，他和我都会被加刑)跑了四五里路，在去岳阳的公路上追上了等汽车的我妹妹，把这些笔记和材料都转给了她。妹妹后来告诉我她被曾爱斌那种忘我的献身精神深深感动。曾爱斌在雪地里跑得全身汗得透湿，一站住就冷得发抖。但他毫不在意，象传递圣经一样，把那一大包材料交给了我妹妹。这包材料中还有一封给我妹妹的信，信中估计毛泽东死后，一九五九年的问题，反右派的问题将来都会成为新上台政治家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时用来号召人心的“政治王牌”。我满刑时曾爱斌还没有满刑，他给我做了个精致的木盒子留作纪念，外面看上去是本大书，里面可以装笔记本。那个大盒子正面刻着一个英文词Forward (前进)。
侯湘风和郭中柱
──《牛鬼蛇神录》第二十七章
我记不得侯湘风是什么时候到三大队来的了，可能是政治犯与刑事犯分编分管时来的，也可能是那之后单独从看守所押送来的。这种单独押送来的犯人不引人注目，往往是犯人出工时进了监房，第二天早晨，队伍中就多了一个犯人。
但侯湘风是锋芒毕露的知识分子，大概在他来三大队后不久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脸上轮廓分明、面善，是属于那种可称得上英俊的中国人。他看上去三十岁左右，行为举止好象个刚出大学门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人。我住的监房离他的监房只隔着两个监房，劳动时也经常隔得不远。只要是中耕水稻，中耕棉花等不大繁重的劳动，他总是一边做事一边与身旁的犯人高谈阔论，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到北极圈上的极光，从法国大革命时的罗伯斯比尔到中国春秋战国时的大政治家管仲，古今中外，社会和科学，无所不谈，而且多是些普通中国人不太熟悉的事。有时他也与其他犯人为某某知识的准确性发生争论，但结果往往是别人承认他的看法是对的。犯人们讥笑地称他为“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知。”他对此讥笑也不大在乎。
他在我们中队监房的走廊里碰到过我很多次，他总是点头打招呼，似乎早认识我。我那时已是有了点劳改经验的人，在与他交流之前，就从其他犯人口中对他的案情作了侧面的了解。有个犯人告诉我，侯湘风肯定是因政治组织问题坐牢的，因为干部对他的态度十分恶劣，对他与其他人的接触也非常注意。有经验的犯人从这种态度的差别可以看出侯湘风的案子是类似张九龙那一类的案子。这类政治犯往往有结交朋友的本能倾向，而他与其他政治犯的朋友关系与建立一个政治组织的差别是很难区别的。一九七二年我从一个老政治犯口里听到一个可怕的故事，那是发生在文化革命开始后不久(一九六六年初)。有几个因组织地下反对党被判刑的犯人在劳改队成了好朋友。他们原来的政治组织虽不同，但他们的观点和意识形态却非常接近，他们劳动时及当干部不在监房时，经常在一块交谈。干部从一些打小报告的犯人那里得知这种亲密的关系并且了解到谈话的内容是与交换他们的政治观点有关，所以开始怀疑这些政治犯在继续发展他们的政治组织及政治关系。但是“关系”是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关系及思想交流肯定是某种政治组织的基础，即使没有物证能被用来证明这种关系。而按中国一九五零年代初颁发的“惩罚反革命条例”，这种政治关系本身就可以被视为“犯罪”，如果政治思想交流涉及推翻共产党的内容，这“罪”可以判处死刑。所以对这类“政治犯罪”的处理是极为可怕的。当时处理这件事的劳改干部是极有经验的人，从他们破获无数次劳改队的政治组织经验，他们知道政治犯被判刑后，由于无处申诉，有着强烈的“树党强诉”的倾向。所以他们相当肯定这些人是在谈论政治组织和反对共产党的事。但他们又没有任何物证。所以他们把这几个政治犯分隔开来，戴上脚镣，逼迫他们承认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与反共政治活动有关。这些人没有承认。当时正是红卫兵出现后向全国发展的时候，红卫兵也到建新农场来了，他们在干部的指引下，毒打“不服从管教”的犯人。当红卫兵听说这几个犯人在劳改队还搞反共政治活动和“反革命串联”，他们把这几个人打得死去活来，用皮带，用木棍，边打边逼他们承认他们企图发展反共的政治组织。有一个人受不住毒打，终于承认了。不久这几个犯人就被判处死刑，立即处死了。我听了这个故事后，想起我与张九龙和刘凤祥在看守所的思想交流，如果有一个有经验的劳改干部注意到我与张九龙和刘凤祥的关系，那我不也会处于与这些被杀害者同样的悲惨地位吗？我不寒而栗。自从我听到这个故事后，我对与其他政治犯的思想交流就比以前谨慎多了。不久我又从另一个犯人陈三才口中得知，侯湘风是与刘凤祥一个案子的。我听了一惊。我一直没有放弃搞清刘凤祥案情的企图。于是我对侯湘风开始格外留意。
我又在走廊里碰到了侯湘风，那是干部还没进监房的一个早晨，犯人们都在忙着打水洗脸、刷牙、吃早饭。这次我回应了侯湘风的点头招呼。他看来对我的回应十分高兴。他问道：“杨曦光，你好吧？”我点点头。监房里的官方安装的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官方广播电台批判林彪的文章。我问侯湘风，“你认识刘凤祥？”他答道：“我和老刘是好朋友。”我又问：“老刘一九六九年认为毛泽东会象刘邦杀韩信一样杀掉林彪，而现在官方却在说林彪企图谋杀毛泽东，你怎么想？究竟是林先想杀毛，还是毛先想杀林？谁是最先主动者？”侯湘风毫不犹豫道：“当然是毛先想杀林，老刘的预测是对的，林彪只是不愿坐等待毙，而企图反守为攻。”
我不敢与侯湘风交谈，我知道很多双“靠拢政府的”眼睛在盯着侯湘风这种政治犯。但我凭直觉，侯湘风不是那种靠拢政府的人，从与他交谈，我相信，他仍保持着他的政治头脑和政治人格。刘凤祥惨遭不测，但他仍亲切地称他老刘，对他的观点如此尊崇。
林彪事件后，报纸上曾经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那时周恩来非常活跃，在他的推动下，林彪事件以前就开始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在更广泛和更深的范围内向前发展。“五·一六”是毛泽东、林彪和江青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时于当年五月十六日发出的一个党内通知的简称。文革中有一个北京造反派的小组以“五·一六”命名，其主要观点是反对周恩来。但一九七二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五·一六”成了文革中造反派的代名词，所有在文革中造过反的人都成了“五·一六”。我因为文革中参加过激进的造反派，也成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目标。不少人来建新农场找我调查文革中发生的与我有关的人和事。
有天一个来找我的“人保组”成员告诉我，“毛主席已下了指示，‘解放前最大的反革命是国民党，解放后最大的反革命是五·一六’。凡是文革中冲击党和政府机关，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参加打砸抢，进行阶级报复，组织反革命组织，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都是‘五·一六’”。从他的口中我得知很多比省无联温和和曾经批判过省无联的造反派都在这个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受到迫害。
那段时间，我经常在出工前被干部告知留在监房里等待外调。有次我被外调后，从办公室回到监房里，发现侯湘风也在监房里，他没有出工。我看看周围没有旁人，就问他：“你也有外调？”“是的，与文化革命造反的事情有关。”“这次迫害造反派，表面上周恩来十分积极，但发动者却是老毛。”我把刚听到的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指示告诉侯湘风。侯湘风很注意地听“毛泽东指示”，手里拿着刚在看的一份《湖南日报》，若有所思的样子。我说：“‘清查五·一六运动’这个名称取得好微妙，‘五·一六通知’是老毛发动文革的第一个重要通知，现在这个运动反五·一六，说明老毛要迫害他过去支持过的人，按‘五·一六’的罪状，所有造过反的人都可以算‘五·一六’，但‘五·一六’实际上是个并不著名的几十个人的北京学生组织，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所以当权派可以按他们的喜好任意将他们不喜欢的人指称为‘五·一六’，加上‘五·一六’是反周恩来的，老毛也可以用反‘五·一六’来讨好周恩来。”侯湘风答道：“毛泽东文革时说造反派是革命派，现在又将造反派称为‘五·一六’，说是最大的反革命，这真象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支持共产党，那之后他又反共一样。清查‘五·一六’运动是老毛从支持造反派到迫害造反派的转变。”侯湘风又悄声告诉我，最近很多造反派都被当“五·一六”抓起来了，有的人受到严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来。我问他怎么得到这些消息的，他说是一位犯人的家属来建新农场看望时带来的消息。
不久我就从其他犯人家属带来的消息证实，清查‘五·一六’运动抓了很多造反派，但被抓的人大多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很多人受到严刑拷打。
我证实这些消息后的一个多月，有天晚上，三大队干部全部进了监房，宣布开全体犯人大会，有重要的事情，会上刘大队长宣读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指示说“禁止打骂和虐待犯人，我支持犯人抗议法西斯式的虐待，请将这一指示直接传达到每个犯人。”这种毛指示使所有犯人吃惊，因为毛泽东历来站在压迫犯人的劳改干部一边，从来没有支持过犯人反虐待，更不用说将干部的行为称为“法西斯式的虐待了”。中共历史上，大概没有任何领导人讲过如此同情犯人，指责劳改干部的话。我注意着侯湘风的反应，看到他回头在看我，露出一个会意的微笑，我在心里想，这次大概是周恩来在清查‘五·一六’中迫害造反派太残酷，引起民怨沸腾，毛泽东又利用这种不满来打“民意牌”，用这种指示来表示他对被迫害者的支持，对周恩来的官僚体制的不满了。毛泽东文革中在与刘少奇的斗争中就多次玩弄这种政治手腕。
我一边想，一边在听。大会很快结束，刘大队长除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外，没有任何解释，看得出来，大概是上级强令尽快传达到犯人，但他们自己却不理解为什么毛泽东“长犯人的志气，灭干部的威风。”他们脸上显出种种疑惑不解但却故作镇静的表情，再不象传达其它上级指示那样趾高气扬、高声粗气。
那天犯人大会的气氛是如此奇怪，干部和犯人的动作和表情都怪怪的，没有干部的大声训斥声，散会时，犯人拿起他们的小凳子时响声零落，有些犯人离开了坐处，有的还站在那里，不知道这个会是否在没有训斥声时就真的结束了。还有人还坐在那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不懂事的年轻人看去有点飘飘然，脸上似乎喜形于色。年老有经验的人显得比平时更谨慎。他们大概看出干部的情绪有点不对头。他们的判断果然不错，三中队的杨管教突然吹响哨子，高声命令三中队的犯人集合。
集合后他厉声道：“反革命份子侯湘风，你得意什么？(大概杨管教看见他对别人微笑)你不要又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你的反革命本性可以求得一逞。竖起你的狗耳朵听着，林彪这样的大人物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都没有得逞，你这样的托派想兴风作浪也是痴心妄想。”杨管教的话令我十分吃惊，虽然他将侯湘风与林彪比以及他给林彪戴的帽子使人感到牛头不对马嘴，但他将侯湘风称为托(托洛斯基)派眼中闪起的仇恨使我发觉，侯湘风的确十分受干部注意。托派是当时当局用来形容共产党内部的政敌以及意识形态与共产党接近的政敌。刘凤祥、雷特超一九五七年前都是共产党内级别相当高的干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有支持苏联赫鲁晓夫的倾向，这大概是他们被杨管教称为托派的原因。杨管教大概非常注意侯湘风的档案，否则他不会知道侯的“托派”背景。从杨管教咬牙切齿的语气，我可以感觉当局对这些曾经与共产党有关的政敌特别仇恨。从杨管教的这次发作，我也看出他敏感到侯湘风对毛泽东指示背后的复杂比他懂得多，而他却因为不了解上层的政治而感到困惑。这大概是他对侯湘风参加大会时那种与他人交流眼神时表现的自信嫉恨的原因之一。我想起老刘的话：“政治斗争就是‘棋高一着’。”看样子侯湘风这类政治犯就是比压迫他的杨管教“棋高一着”。要是老刘活到今天，又不知会想出多少政治“高着”。
这次杨管教训斥侯湘风之后，我间接地从官方证实侯湘风是与刘凤祥同一个案子的。悬在我心中关于刘凤祥案子的种种疑问不断在我脑子里出现，特别在老刘被杀两三年后，我想起“劳动党”一案中只有刘凤祥是与省无联一块被判刑。那是刘的第一次被判刑。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从我对老刘的了解，他一定是这一伙人中的领袖人物，为什么他第一次被判刑时当局根本不知道他与“劳动党”(如果它的确存在的话)有关呢(判决书中根本未提劳动党的事，只有他与省无联的关系)？为什么当局那时把这个领袖人物放过了，而后来又在一打三反中判他死刑呢？我决心要找机会问问侯湘风。
一天傍晚，晚饭后政治学习前，我看到侯湘风在走廊里坐在他的小凳子上拉胡琴，他拉的是“春江花月夜”，这曲子本来并不凄惨，但被他拉出来却变成了一种凄惋动人的曲子。我在他身边一个上面有盖可作凳子的犯人的洗脸桶上坐下来，静静地听他的演奏。我低声问他：“和老刘一块被判刑的有几个人？”“四个，雷特超，他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前是省公安厅的一个中级干部，另外两个是一九五七年的学生右派。他们在新生开关厂劳教时是好朋友。”侯湘风在认真拉他的“春江花月夜”，目光似乎在凝视着前方什么地方，一边低声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什么时候被判的呢？”我回头看看侯湘风背后的窗子，确定走廊边的监房里上下两层床上靠窗子都没有犯人。没有其他人能听见我们的对话。“我被判过两次刑，第一次是老刘被杀后不久，我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宣判那天却又突然被宣布取消宣判大会，我又在六栋里被关了两年，然后被判十五年到这里来了。”我想起了在六栋里时听见高音喇叭宣布开宣判大会，后来又宣布取消那个宣判大会的事。“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我想开个玩笑，使气氛轻松点，但我们都笑不起来。“老刘被从建新农场转到六栋里马上被上了脚镣，他拼命敲门、撞门，大叫冤枉，当然没有人理他。”侯湘风眼里流露出一丝深深的凄切，他的“春江花月夜”也显得更加如诉如泣。我一边听，耳边响起了一九七零年六栋里的叮当作响的脚镣声──那个“红色”恐怖多么令人心寒。“什么地方出的须须呢？(黑话：事情怎么败露的呢？)”我问。“你知道张家政吗？”他不回答却反问我。“当然。”“雷特超曾插手‘湘江风雷’，我们的一些人也控制了不少造反派出版的小报。雷特超被当局注意是由于与张家政和一个‘零零七’密件有关。”他的“春江花月夜”有点不太平滑了，他的眼睛在注意在操坪里走过的犯人。有干部从围墙的大门进来，政治学习就要开始了，我赶紧站起来回到自己监房去。心里在默念着那个数字：“零零七密件，零零七密件”。这数字我似乎听见过，但却想不起来是在哪里和从谁那里听来的。
不久我被调到农药组。这个组大多是年纪比较大的，因为给棉花打农药属于比其它下田的工作轻松得多的活。农药组只有两个年轻人，除了我之外，是一个叫邓祥生的。我们俩各负责使用一台二冲程汽油机带动的喷药机械。因为背这种机器很要体力，也需要机械知识，所以有文化的年轻人被指定使用它们。其他老头子都是使用简单的手动农药机，那种机器有点象给自行车打气的气筒，用手打气，容积小，重量轻。那时，中国刚开始自己大批制造这种二冲程小汽油机，质量不好，经常出毛病。为了让使用这种机器的犯人掌握修理汽油机的技能，建新农场在五大队办了个学习班，把这些使用汽油机的犯人集中在那里，互相交流经验和学习。我和邓祥生单独去的五大队。没有干部跟随我们。那的干部已经肯定我们没有逃跑思想，所以让我们当了三天“自由犯”。我自到三大队来，那是第一回尝“自由犯”的味道，走在通岳阳城的公路上，没有干部跟着，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水稻，时常可以碰到路过建新农场的农民，简直象已不在劳改队一样。但我们衣服上的劳改字，剃光的头，仍然是劳改的标志。
到五大队报道后，我们与其他队来的犯人住在五大队的礼堂里。白天学习拆开汽油机，维修和排除故障。夜里没有人管我们(有两个晚上没有政治学习！)睡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四大队的犯人，叫郭先标。他自称“久闻”我的“大名”，他也是因为“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坐牢的。我细问他为何事坐牢，他神秘地反问我“你知道零零七密件吗？”我当然大吃一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那天夜里，我与郭先标谈到深夜，终于大致了解到“零零七密件”是怎么回事。
郭是长沙铝厂的一个普通工人，一九六六年底，毛泽东下令共产党组织停止活动，允许老百姓自行组织政治组织时，市民多次冲击省委、市委、军区要搜查当局把一些市民打成反革命进行迫害的“黑材料”，而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却意外地支持这些“造反派”。郭发觉周恩来和很多老干部对此非常不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政府的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北京造反派开了个“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中央文革”的大会，而保守派和“联动”却游行支持刘少奇，高呼“打倒中央文革，打倒江青”。这个会后不久，郭经过湖南军区大门外的大街时突然看见一张便条一样的纸从一辆驶进省军区的摩托车上掉下来，他捡起这个纸条，仔细一看，竟是周恩来的一个手令“拟于一九六七年元旦全国统一行动发动军事政变，手令周恩来。”他马上找到了当时湘江风雷的“副司令”张家政，把他带到家里，取出他藏在蚊帐上的“手令”。张家政一看，大惊失色，马上召来湘江风雷总部紧急会议，于是以湘江风雷总部的名义发了一个“一号命令”，这个命令要求所有湘江风雷的成员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中央文革，随时准备粉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阴谋。一九六七年元旦并没有发生右的军事政变，但是毛泽东却支持造反派向共产党的各级机构夺权。但到二月初，却发生了一次真的右派政变，谭震林、叶剑英、陈毅等军人在周恩来支持下围攻江青，最后使毛泽东同意在全国拘捕造反派组织的首领。张家政也坐了牢。一九六七年七月，毛泽东宣布为这些二月份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后，张家政从牢里一出来，就找郭，要郭将那个周恩来的“手令”给他，郭那时已找不到这个“手令”，张立刻就把郭软禁起来。张在湘江风雷内部调查这个“手令”的去向，这个过程郭也不清楚，但这个过程中，郭发觉他有了一个同房，也是被张家政软禁的人。在我再三追问下，郭说此人有劳教前科，因为关押他的人曾骂他“死不改悔的老右派，劳教了一次还不知道厉害”。那天夜里我左思右想，记起侯湘风提到雷特超的活动被人发觉与“零零七”有关，我几乎可以肯定，郭提到的这个人有百分之九十就是雷特超。
第二天夜里我再三追问，周恩来的“手令”是真是假，郭却支吾其词。我问他：“是省军区伪造的这个手令吗？”“可能。”“是你自己伪造的这个手令吗？”“他们(指当局)就是说我伪造这个‘手令’，而判我刑的。”“你到底伪造没有呢？”“……”“伪造这种东西对你有什么好处？”“他们说我企图借此到北京去一趟。”我问去问来，问不出结果。那夜我脑子里一串问号。如果郭真的伪造这个“手令”，那他还真是个有政治头脑的人，起码看出一九六六年底有右派政变的可能就不容易。但郭看起来却不象个很有知识的人。不管那个手令是真是假，张家政肯定是把它当真，或故意把它当真，并利用这件事玩政治游戏，至少是向中央文革表示了他的忠诚。
三天学习后，我回到了三大队。那年冬天，三大队大兴土木，扩建监房，修筑水渠，我又被调去“基建组”，做瓦工，修筑房子。基建组的犯人有一部分是“大工”，其中又分“师傅”和“徒弟”。“大工”是拿“砌刀”的技工，而小工是大工的帮手，做挑砖，挑灰的粗工。给我做小工的，是个叫郭中柱的个子不高的人。圆圆的脸，全身上下都是劳改服，棉袄的腰上用一根粗草绳捆着。因为棉袄里除了衬衣，没有其它衣服，不用绳子捆紧，里面空洞洞的，就会“灌风”。不少犯人家里人给他们送衣服，所以他们总穿着一两件家里送来的衣服，而郭中柱显然是那种家里没有接济的犯人，他很少讲话，脸上经常挂着谦恭的微笑。他来基建组之前，我从来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他是那种不引人注意的犯人，因为他看起来象个没有野心的傻傻的乡下人。
一天，我开始砌砖后，只剩下我们俩在我工作的角落，我们俩一边工作一边聊起天来。我发觉他其实是个健谈的人，他讲一口稍带浏阳腔的长沙话，言谈根本不象个乡下人。几天后，我才发觉他是那种“大智若愚”的家伙，故意装傻，装成没知识，其实他是个极有政治头脑的知识分子。我们在一块工作了两个星期后，他悄悄告诉我他是刘凤祥的朋友，刘凤祥被杀时他也被关在六栋里，象侯湘风一样他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来死刑判决被撤销，他又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我一边砌砖，一边问：“你知道刘凤祥临死前有什么遗言或反应吗？”“我从一个犯人朋友处听说，人保组一九七零年初到建新农场十大队来调刘凤祥回长沙时，刘凤祥把他所有的衣物都送给了其他犯人。人保组的人命令他把所有东西都带上，但他却说“不必了。”看来他已经知道那次回长沙是与死刑有关。但犯人都说他的表情非常镇静。但是一到六栋里，他被戴上“死镣”后，他马上大喊冤枉。看样子郭中柱和我一样，也在暗中调查了解有关刘凤祥的一切。他的话使我忍不住要落泪，我想起了那个凄风惨雨的早春，我回长沙时心中的恐怖。
我忍不住问到张家政，零零七密件，和雷特超的关系。郭中柱眼中有一丝恐怖，好不情愿谈这个题目。我站在竹木结构的高架上，用砌刀敲着砖，假装没有看到他的表情，告诉他“灰浆桶已经完了！”他也假装没有听见我的问话，挑着空桶走了。
好多天后，他自己主动跟我谈起雷特超。“雷特超是个极有激情的人，他喜欢看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职业革命家的书”，郭中柱一边把最后一块砖从砖夹子里取出来放在一大堆排在我身边的砖堆上，一边说──四桶灰浆还有三桶是满满的，他可以休息一会儿了──“我们讨论了好多次介入文化革命的策略后，他决定参加湘江风雷，首先掌握他们的小报，同时争取影响张家政。”郭中柱靠立在一根脚手架的木柱边，看我一块砖一块砖地砌墙。“老刘曾经对张家政有个‘不懂政治，人格低下’的评语，雷特超找张家政之前，知道老刘的观点吗？”我想起刘凤祥在左家塘二十三号与张家政同住一块时对张的评价。“不知道。但那时老刘也认为，如果一种思想没有通过群众性政派影响一大片人的利益，则不会形成政治实力。大家都认为要参予一个群众性政派。”我知道他所指的“大家”是他们这些曾经被劳教的右派知识分子，至于他们有没有有形的秘密组织，这是个我最终关切的问题，但我不敢贸然问他。郭中柱的话使我想起刘凤祥关于逐个地传播他的政治观点的效率的观点。“但是张家政不但不合作，还在他们内部追查‘零零七密件’的活动中注意到一批从劳教单位出来的右派份子对湘江风雷的‘渗透’。他为了表明他是与‘反革命’造反派不同的‘革命造反派’，竟秘密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负责破获这个右派份子的‘反革命组织’。”“他怎么知道有什么‘反革命组织’呢？”我连忙问，手中的砌刀不由自主停下来。“……”没有回答，郭中柱又挑着刚空出来的一担灰浆桶走了。
我心中在默想：老刘和雷特超肯定确定了参予造反派，通过这个政派，把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变成文革中的“准”政党式的活动，因而影响千万人的计划。而张家政却破坏了这个计划，反而使这些反对当局的知识分子密谋团体(不管有没有有形的政治组织)暴露了。我不想再问，我想细节并不重要，了解到实质就够了。我想起一打三反运动中的一个标语“文化大革命中暴露了阶级敌人，现在是我们将无产阶级专政的隐患彻底消灭的时候了！”我又想起张九龙关于文化革命中毛泽东给不满共产党的市民以机会发泄的话，也许毛泽东这种支持造反派的策略就从根本上注定刘凤祥利用造反派的策略难以奏效，张家政可以通过支持毛泽东、反对周恩来来使自己合法化，他为什么要支持“右派份子及反革命组织”呢？也许雷特超的失败不是张家政的个性造成的，而是毛泽东支持造反派的策略对这些右派的策略极不利的问题。如果毛泽东不支持造反派，这些造反派都会是右派份子的支持者。我一边想，一边在替老刘难过，他的失败也许不是偶然的。
过了两天，我想起有一个细节却有实质意义。我问郭中柱，为什么刘凤祥一九七零年被当成操纵省无联的黑手被判刑，而那时雷特超和其他人都没被判刑呢？郭中柱用手揩掉由于寒冷掉下来的鼻涕，将它擦在脚手架的木柱上，眨眨眼，慢慢说：“老刘一直反对有任何有形的政治组织，这大概是张家政追查雷特超的‘组织’时没有牵涉到老刘的原因。”我想起老刘临死前所说“在现在的中国，搞秘密政治组织几乎不可能不被破获。”我始终不敢开口问他“究竟是否存在一个‘中国劳动党’，老刘是否参加了这个党。”但从与他的谈话，加上我想起老刘说过的一句话：“人与人的关系就是政治实力，不一定要有形的组织。”我找出一个判断，大约老刘一直主张积极的政治活动，但不主张有有形的政治组织，而雷特超和其他几个被杀的人是主张成立一个“劳动党”的。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就是通过发展与造反派领导人的关系，把他们右派政治观点和主张转变成公开的群众性政派活动。春节到了，春节两天休息──没有政治学习。春节前我妹妹杨晖带着一提包食物和书籍来看过我一次。食物中有两罐炼乳，还有一包咖啡块和一包可可粉。我们基建组的所有人除开我这个过去的“高干子弟”，从未见过咖啡和可可。春节那天，我请卢国安在监房里用一个我们自制的煤油炉煮了一大脸盆咖啡和一脸盆可可(平时在监房生火是非法的，但犯人总偷偷地背着干部煮东西吃)。几位泥工师傅和学徒加上我的小工郭中柱坐在卢国安靠监房后部的窗口边的铺上喝咖啡、可可过除夕夜。大家都对第一次尝试这种“洋玩艺儿”十分感兴趣。尽管我们放了不少糖，还是有人在皱着眉头叫“苦”。卢国安家里是长沙市郊外菜农，喝了一口咖啡，连连咂嘴，“怪不得‘政府’(意指当局，干部们常常自称‘政府’)，告诉我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得不得了，这真是一点不假，他们天天喝这么苦的玩意儿，真是活受罪！”大家哄堂大笑，政治犯们每天不开这样一个政治玩笑就觉得肚子里对共产党的气不能消。郭中柱慢慢品味着热咖啡，满脸热气腾腾。我从众人满意的神态感到一种慷慨的自我满足。郭中柱靠近我说：“老刘文革中很早就注意了你，他不喜欢张家政，但却很喜欢你和张玉纲，他认为你是这一代人的一块牌子，他说‘我们争取到杨曦光会是个极大的成功！’”我心里暗暗吃惊，眼角看着左右，发觉其他人都在大声聊天，没有人特别注意郭中柱的话。在这春节的夜里，我回想起一九七零年初在左家塘老刘那次与我的密集的交流，我那时怎么就没有认识到我早就是他的‘目标’呢？”
一个月后，我突然从其他组一位犯人口中得知，郭中柱很可能是出卖他的被杀的几位同案犯(老刘、雷特超和另两人)的人之一。但此人只说是听到犯人中的传说，并没有确切证据。我想起我曾问过郭中柱他被判死刑时感觉的细节，他默不作答，我再问他是否感到了巨大的恐怖和强烈的生的欲，他点头默认了。从他的气质，我感觉到，他是那种对个人得失很敏感的人，我凭直感，相信在死的威胁面前，他完全可能出卖同志。“怪不得，他从不肯直接谈他自己的案情，从不肯直接谈‘中国劳动党’的情形”。我对自己说，从那以后我的“小工”又换了别人，我们再没有象以前那样深谈。
我对老刘的案情了解以后一直无法深入下去。但我越来越相信，老刘是反对有形的政治组织的，当局也没有任何他参加组织劳动党的过硬的证据，而一九七零年杀他的理由完全是因为他的政治潜在能量太大，不杀了他，共产党觉得不放心，他的人格，他的智力，他的政治洞察力，他的品德都是对共产党政权的极大威胁。我很奇怪我见到的地下反对派政治活动中第一流的人物，象刘凤祥、张九龙，为什么都被共产党发现和杀掉了呢？共产党也真厉害，要不是杀了这些人，共产党的江山可能早就不牢固了。但是他们也付出了代价，象中国劳动党一案，由于四个核心人物都被杀，这个知识分子密谋团体的很多细节也许对世人永远是个秘密，没有人可能全部搞清楚这个团体的整个故事。
出监队
──《牛鬼蛇神录》第二十八章
关教导员有好多天没有露面。几天后三大队来了位姓周的新教导员。周教导员比关教导员年纪轻，瘦瘦的，阴沉着脸，从来没有笑容。犯人中传说他是从监狱里调来的。调来的原因是他的妻子是农村户口，而监狱在城里。他妻子不能长期住在城里，因为她没有城市户口。他要求调到农场来，农场的干部吃“国家粮”，家属也能分配到配给粮食，有种虽比城市居民低但仍比农村居民高的地位。周教导员来了几个月后，我发觉他对我非常注意。有天我去借书时，管图书的犯人郭眼镜(他是个曾被打成右派的小学教员)，悄悄地附在我耳边说：“周教导员来图书室检查，把书架上所有与鲁迅有关的书都拿走了。他还问有哪些犯人借鲁迅的书，特别问到‘杨曦光是不是借过鲁迅的书？’”我知道很多政治犯喜欢鲁迅，因为鲁迅对他那个时代的当政者国民党持一种非常敌意的反对态度。很多政治犯喜欢引用鲁迅的话来批评和攻击共产党当局。但是三大队的干部从前没有人注意政治犯对鲁迅的兴趣，因为他们文化水平不高，对政治犯的意识形态既没有理解能力也没有了解的兴趣。从周教导员对鲁迅著作的敏感，我发觉他是个对政治犯意识形态较敏感的人。他一定是破获过监狱中类似刘凤祥、粟异邦那类“反革命组织”的人，他看来在这方面十分有经验。我并不喜欢鲁迅，与大多数对鲁迅有兴趣的政治犯相反，我认为鲁迅是个没有大著作的浅薄的激进主义者。但是周教导员对鲁迅著作和对我的注意，使我感到他是只非常危险的警犬。
接着，有犯人告诉我周教导员在我们出工时，独自一人仔细检查过我的床和行李，特别对我的书籍，写有文字的东西过细检查。我心里开始有点紧张。凭我几年来的经验，这说明他得到了一些关于我的思想及我与其他政治犯谈话的情报，他在找证据核实他得到的情报。幸好他检查我的床的那几天，我没有留任何有关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笔记在床上，我有记笔记的习惯，每天把自己有关政治、经济、文学、数学方面的灵感记在一个小本子上读书时，也录下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以及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的《参考消息》报经常刊登美国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我们基建组的人经常偷干部的《参考消息》报来看，报上有关水门事件的报导，以及卡特的竞选演说和他的就职演说都使我们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有了些较直接的了解。我每次得到偷来的《参考消息》报总是要把不少有趣的东西摘录在我的笔记本上。几年下来，我已积累了十几个笔记本。我每记完一个笔记本就把它存放到曾爱斌监房外的木工房里。身上只留一个正在用的笔记本，床上只留一些没有任何政治内容的写满数学、工程方面的笔记。我的那些记有我的经济学和政治方面思想的本子或者我的那个电影文学剧本只要有一本掉在周教导员手里，我就会有杀头罪。虽然他一直没有得到这些过硬的证据，但我一想起他那阴沉的目光，头上就冒冷汗。我想起刘凤祥在左家塘告诉我的他的劳改经验：“在劳改队，干部有一切手段得到他们所要的绝大部分情报。你要假定你说的一切话迟早总会被他们知道，因为他们用一切办法鼓励犯人提供情报，而对大多数犯人来说，这种引诱总是难以抗拒的。”一想到我平时与其他政治犯讨论政治局势的言论传到干部耳朵里的情形，我就头皮发紧。在他们眼里任何这类讨论都说明我们这些政治犯还有“政治野心”，还属于应该消灭的“政治隐患”，不管这种讨论是否有意识形态上的敌意或者只是纯客观的政治分析。从宋少文给我带来的麻烦和我在“认罪服法”学习班的经验，我已懂得了这一点。但是可悲的是，我们这些有政治头脑的人，在毛泽东、周恩来去世前后，明明知道中国面临大的政治变动，根本不可能不在一块讨论政局，我总会忍不住与朋友探讨毛泽东与周恩来去世的先后次序对政局变化可能的影响，文革中的政治迫害对将来可能的“翻案风”的影响等等。这些讨论一旦传到周教导员耳朵里就会成为“反革命”的“证据”。
一个月后，犯人中的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周教导员正在调查三大队政治犯中的一个反革命集团。据说这个集团与民主党、劳动党和反共救国军有关，而且与“文革”中的造反派“省无联”有关。我一听到这个消息，脑袋象要炸裂一样地痛，神经变得十分紧张。我明白周教导员正在进行的调查，矛头直指我。我在三大队的政治犯中是个中心人物，与民主党、劳动党、反共救国军的犯人及右派犯人、造反派犯人都有很好的关系，我自己文革中就曾经是省无联的成员。我那几天心神不定，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刘凤祥临死前用死镣撞牢门大叫“冤枉”的样子不时闪现在我眼前，我脑海里不断出现着文革中被指控搞反革命集团的犯人被判死刑的故事。我虽然明白自己从来没有与其他政治犯建立过任何有形的组织关系，但我也知道，我一直在有意识地了解和接触各种政治犯，与他们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我清楚地知道，任何非官方的有形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沟通在这个国家都足够判死刑，更不用说在劳改队。我一直采用一种“君子群而不党”的策略，建立广泛的私人关系，但不留下一点正式政治关系的痕迹。这种策略对付关教导员、刘大队长、何指导员这些文化不高，没有理解政治犯意识形态能力和兴趣的人是非常有效的。我在他们鼻子底下与各种政治犯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成了政治犯中一位有威望的人物。但碰上周教导员这类有点文化，对政治意识形态有一点嗅觉，但又不真懂的人，我可能会有大麻烦了。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用各种手段把我与其他政治犯的谈话内容大部分弄到手。如果他还得到我的笔记本或剧本的一两件，则判我的死刑是足够的。象张九龙和刘凤祥的案子，当局并没有得到过得硬的有形政党组织证明，他们还是被杀害了。一想起张九龙临死前那阴沉的脸色，刘凤祥临死前的呼号，我不由得感到寒冷彻骨。这正是我快满刑的日子，如果周教导员在调查中真的抓到了什么证据，我可能永远出不了这个牢门了。
那几天，大队的几位主要干部对我态度特别坏，一点小事也会把我骂一顿。看得出他们已从周教导员那里听到一些对我的指控了。我在这种不安中过了一个星期，局势渐渐缓和下来。大队干部们似乎因为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不支持周教导员的调查，我没看到他们有任何新的行动。这有可能是因为周教导员没有来得及建立与其他和他“水平”不一样的人的私人关系，也可能是整个国家的政治情况自四人帮垮台后越来越缓和了。我庆幸局势的转变。我与刘凤祥的命运的差别也许只是国家政局的差别。要是周教导员对我的调查发生在一九七零年，我可能早已象刘凤祥一样被当作“政治隐患”而杀害了。刘大队长坚持将我按时转到“出监队”去。我离开三大队时，周教导员曾向我训话，警告我“你如果继续象现在这样抗拒改造，你头上的反革命帽子一辈子也摘不了！”他的话提醒我，他可能在我档案里塞了一些他调查的材料，出了牢门后，我可能还是个戴着反革命份子帽子的“劳改释放犯”。
出监队离场部不远，犯人满刑前四五个月就转到这里来，由这里的干部与犯人家乡的公安机关联系，决定犯人满刑后的去向。
出监队没有围墙，一进这里，人身就比以前自由得多了。经常有人偷偷跑到岳阳甚至长沙的家里去，即使被抓住了也不会被加刑了。但是犯人之间马上就有了社会等级的差别。那些原来家在城市的犯人将有机会回到城市里去，而来自农村的犯人却可能被送回农村。由于人民没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户口制度使一个人基本上一辈子住在生下来的地方，而城乡的生活水平却有几倍的差别，所以农村来的犯人都千方百计拒绝回家乡，而要求留在劳改农场“就业”。一个叫杨孝文的犯人告诉我，他的家乡每年每个劳动力只能挣回自己的口粮，一年到头看不到一分钱现金收入。家里买灯油、买盐完全靠他母亲养几只鸡，生了蛋拿到集市上去卖。特别是农村的共产党基层组织对政治背景不好的人迫害比城里更残酷，杨孝文的父亲是地主，他们家每次政治运动中都被抄家，他父亲、叔伯每次运动中都被批斗，他们养的猪在政治运动中都被充公。所以他最大的愿望是满刑后留在劳改队就业，不要回家乡。这里大家都有劳改的经历，互相至少不会歧视。就业人员每个月还有二十元左右的工资，比农村好多了。
但是城里来的犯人能不能回城里去及农村来的犯人能不能留在劳改队并不能由我们自己决定，而要由出监队与我们家乡的公安机关安排。出监队负责安排犯人的是一位姓周的干部，他长得肥头大脑，我们都背地里称他周胖子。我来出监队的第二天，周胖子就召集和我同时来出监队的十几个犯人开了个会。他开会的方式与其他干部不一样，完全不教训我们，也不谈任何有关“改造思想”的事，而象谈生意一样。他样子很凶，也很干脆。那天夜里，他从他的公文包中取出一迭档案，我们知道这些档案有关我们的命运和前途，都屏住呼吸，仔细听他的每一句话。他叫了一个人的名字，一个老头站起来，周胖子高声说：“站到前面来！你家里还有几个人呀？”“我没有家了，也没有一个亲属在这个世上了，自从土改我被判刑后，我家里人就死的死，走的走，我已有二十年与家里没有联系了。”听得出这个老头是个“历史反革命”，他从共产党当权以来就在牢里，已经在监牢里度过他的半辈子了。周胖子把他打量一番，然后不高兴地说：“你家里真没有人了呀？几十年没联系不一定没有人呀！你老成这个样子，赖在劳改队，要我们养你呀？我会给你家乡去封信，争取让他们接受你，你不要只想留在劳改队！”他说完把手一挥道：“下去”。
第二个被叫到的是位姓李的长沙青年。他穿着一身工作服，一看就是过去在长沙当工人的人。周胖子显出对他很有兴趣的样子，脸带笑意地问他：“你家里有几个人呀？”李象所有城里来的犯人一样，都尽量把家里情况说得好一些，以争取回长沙去。李告诉周胖子，他父母都在国营大工厂工作，两个兄弟也参加了工作，妹妹在学校读书，他们每个月都有信来。周胖子要李把他父母家里的地址详细写下来交给他。这样逐个问了所有人的情况，从他的态度，我们看得出来，他希望把有劳动能力，有特别技术的人留在农场，希望把没有这些条件的人送回家。他对那些家在城市，家庭有社会地位的犯人表示出特别的兴趣。
不久我碰到一位姓刘的长沙来的技术员，他因为写文章批评毛泽东被判了七年刑。刘和我很快成了好朋友。他告诉我，周胖子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他对农村来的犯人态度极不好，但对城里来的犯人，却想尽办法说服他们家乡的公安机关接收他们，条件是从犯人那里得到一批报酬。刘告诉我，周胖子每个星期都要出差到犯人的家乡，与当地沟通，作出犯人回家或留在农场的安排。周胖子去过刘的家里两次，示意刘家送给他三十多元的礼物，周胖子现在已为刘作好了回长沙定居的安排。刘告诉我作好送礼的准备，只要送了礼，周胖子会不遗余力为你办好回长沙安家的安排。回长沙的关键是长沙市我父亲居住的派出所(长沙公安局的分支机构)要发出一个“接收证”，允许我在长沙报户口，并且建新农场要有个文件同意我回长沙。而这些公文都要由周胖子经办。那时建新农场的人(包括犯人和干部)对有了“长沙市接收证”的满刑犯人都十分羡慕，就象几年后中国人都羡慕有机会去西方世界的人一样。
听了刘的经验，我还有点半信半疑，周胖子怎样开口要礼物呢？我真是无法想象。但我还是要托刘回长沙后去我们家一趟，把这些经验告诉我妹妹杨晖和我父亲。几天后，我自己开始相信刘的经验，因为周胖子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了一趟，态度非常和气，仔细问了我父亲的情况，并要我写下了我父亲的地址。我父亲文化革命中一直被关在五七干校，七五年后才回到长沙，虽然没有完全恢复名誉，但却挂了一个省轻工业局副局长的空头衔。周胖子向我建议，由我妹妹到农场来看我，他希望当面与她谈一谈。
春节前后，我妹妹杨晖来了建新农场，她那时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正在一个高中教书。周胖子对我妹妹非常热情，一定要她睡在他家里。妹妹与周胖子谈了将近一个下午。第二天我送妹妹上车站时，她告诉我，昨天周胖子为她订回长沙的汽车票时，当着她的面亲自提了一篮子礼物到汽车站去了，回来向她解释说，“现在不送礼办不成事，连买汽车票都得送礼！”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当天晚上我妹妹与周胖子一家人烤火闲谈时，他妻子似乎是无意地说道，他们的大儿子马上要结婚，只是差一床湘绣被面。我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马上打断妹妹的话，“这是他们要你送礼呀！”我妹妹大吃一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要礼物。我告诉他，周胖子对刘和其他犯人都用类似的手法要过礼物，只要你送了礼，他会全力办好长沙的接收证和建新农场的放行证。我妹妹后来买了床四十元的湘绣被面寄给了周胖子(当然是由我父亲付款)。那是当时她一个月的工资。他收下后连收条都没有一个。
对于农村来的犯人，周胖子知道没有油水可捞，所以从来不去为他们疏通。有个从农村来的犯人不愿意回农村，但是他家乡的干部认为他是个危险的反革命份子，与地方干部有世仇，要求农场把他交给地方干部，由他们来管制这个“劳改释放犯”。这位犯人知道回去后会倒霉，总是拒绝回乡。周胖子通知他家乡的干部派民兵用枪把他押解回去了。这个“劳改释放犯”一到家就想办法逃跑，又回到农场附近，在建新农场旁边的君山农场偷了一头耕牛，然后牵着这头牛在公路上叫卖。当然很快他就被抓住，送回了建新农场。他在农场碰到周胖子时得意地说：“这回你总不能把我再送回去了吧！”
周胖子勒索礼物的行为越来越放肆。有天那位长沙姓李的犯人的父亲来看他，手里提着两瓶虎骨酒。小李告诉我这是周胖子点名要的礼物，但他父亲只是弄了两个虎骨酒瓶子，瓶子里装的只是一般的药酒。
我离开劳改队不久就听说很多回到长沙的犯人联名向省公安厅控告周胖子索贿，建新农场组织了一个调查组调查周胖子的索贿行为。调查过程还没有结束，周胖子就在场部附近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了。
妹妹来农场看我回长沙后的第二天，我劳动回来坐在出监队的号子窗边休息，忽然听到窗户外有人叫我的名字，抬头望去，竟是一位叫罗培江的原来三大队的劳改朋友。他大概是两个月前出监的，我连忙到监房外去，请他到茅丝铺的饮食店去叙旧。他是从二十里以外的华容县家乡来这里看我们这些老朋友的。我们坐在饮食店里喝茶吃点心，他满脸愁容地告诉我，他满刑回家后非常苦闷，头上戴了顶反革命帽子，父亲是富农份子，仍被管制，每个星期他和父亲一起要到公社人保部受训，报告自己的活动和思想，接受当局的监督。
“农村的干部没有水平，周围的农民既没有文化，也没有水平，他们对我的歧视比劳改队中对犯人的歧视还要厉害，我夜里睡觉时常常想起建新农场三大队，那里有那么多墨水喝得多的人，我从未去过城市，在我心目中，建新农场关政治犯的地方就是书中的巴黎。”罗培江一边说一边潸然泪下。我心中也十分难过，想起列宁批评沙皇俄国的话“全国是个大监狱”，不禁在心中对自己说“当今的中国才真正是个大监狱呢！”
罗培江象在问自己，也象在问我：“这种把人划成地富反坏右的制度会有一天被废除吗？”
我点点头，“只是迟早的问题。日本明治维新做的头几件事之一就是废除秽多制，宣布国民平等。秽多就相当于中国的地富反坏右，是社会上最低的一个等级。”我本来是在安慰罗培江，根本没料到一年后，中国当局果真宣布了对“地富反坏右”摘帽的政策。可惜的是官方宣称摘帽的原因是由于地富反坏右份子已得到了改造，而不是因为要确立人权的合法性和政治迫害的非法性。如果有一天，当局与反对派关系又紧张起来，这些地富反坏右，特别是反革命份子又会因为“没改造好”而重新被戴上帽子吗！
我刑满后的一个月，仍没有收到长沙接收我的消息，那时我已开始与刑满就业人员一样每月领取十五块的工资。就业人员的工资按他们是否仍戴“帽子”而定。仍戴有反革命或坏份子帽子的人工资比没有戴帽子的要低百分之十至十五。而是不是戴帽子完全由干部根据你是否驯服而决定。出监队的人都是身份未定的人，我们都不知道将来头上是否有帽子。我们的工资与戴帽子的劳改释放犯一样。有不少刑满的犯人在出监队等了半年甚至一年，还不能回家。有个姓严的小伙子实在等不耐烦了，就逃跑到长沙家里去了。小严回到长沙，打通派出所的关节，确定接收证会马上发出后，才回到出监队。他回来那夜躺在床上给我们讲长沙的新气象。马路上男女情侣已开始公开手挽手地“游马路”了(这是十几年没有过的事)，女孩子开始穿裙子了(女孩子也有十几年没穿裙子了)。很多人都开始穿“的确良”的衣服了。那时的的确良对我们来说还是极奢侈的衣料。这些新鲜事对同屋的人来说真是够刺激的，大家听他讲到深夜还没有睡意。但令我不高兴的是，他也告诉我们，很多造反派领袖又被当成新上台的老干部的政敌抓到牢里去了。我想起一九六二年或一九七二年的复旧，它们都带来了理性和繁荣，但却总是伴随着对政敌残酷镇压。难道共产党的秩序和繁荣总要以对政敌的残酷迫害为基础吗？我再不是共产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经过十年的劳改，我看到那么多高贵的人成为共产党秩序的牺牲者，共产党残酷地迫害如此高贵的人，我再不会单纯地热爱那建立在残酷迫害基础上的秩序和繁荣。我相信对政敌的残酷迫害是共产党政权永远难以稳定，不断造成动乱的根本原因。
那正是四月春天季节，周围的气息是如此生机勃勃，油菜花香，稻秧的清香使人神魂颠倒，我也感到国家正进入大变化的时期，比一九六二年、一九七二年更大的繁荣正在到来。我个人的命运也与国家一样，正在一天天好起来。第二天早晨我就接到小刘的信，他告诉我，我的接收信马上就会发出，他去过我家多次，我们家住在过去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公馆里，环境非常悠美。但是我相信自己不再会是一个充满优越感的干部子弟，我会永远与那些被迫害的国民党人、地下反对党以及刚被关进监狱的造反派领袖认同，与一切受政治迫害的人认同。我也相信，中国政治最后稳定下来的一天，必会是这最后一批被迫害的人(造反派)被解放的一天。我深深地对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潮反感，相信文革中造反派的反政治迫害运动终会在历史上恢复名誉。
我满刑的那天，妹妹杨晖赶来建新农场接我。她端庄而美丽，脸型很象妈妈。我们俩感情一直很好。我坐牢的十年，她一直代表全家与我保持联系，差不多每年要来农场看望我。我们也有过争吵。她听说我在劳改队与干部发生冲突的消息(那次因宋少文打小报告使我受到批斗的事)曾写信劝我顺从，字里行间透出她为我的处境担忧的疼爱心情。但我却托就业人员寄给她一封信，指责她“一半象家畜，一半象魔鬼，在暴虐面前顺从，在无辜面前专横。”我在信中自称“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绝不会对迫害我的人顺从。”
坐在去岳阳的公共汽车上，看得出杨晖真为我出狱而说不出地高兴。我们前面坐着一个已有白发的妇女，满脸愁容，眼角还挂着泪，大概是刚探监看过服刑的儿子回家去。我想起卢国安的母亲去三大队看他的情形，母亲一见儿子就把他抱住，亲了头，再用手从上到下把他的肉全捏一遍，一边哭，一边喊着“我的骨肉啊，你好孽障呀！”这位我们座位前的妇女的身影提醒我，今天我已从这扇隔开骨肉的牢门的一边走到了另一边。我感到一身轻松。
我凝视着窗外的田野，稻田正在变绿，远处有一座我参加修建的渡槽，再远处有座我参加修建的水库。我心中向往着未来的生活，却又有一丝对这块土地和这里的犯人的留恋。汽车经过闸口时，我忽然想到堤外的那片草地，心中涌起一阵悲愤。李金培、雷中成、付子庚、黄文哲，多少我熟识的好友的冤魂还在这里。我又想到刘凤祥、张九龙，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刘凤祥预见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出现的这天终于来到了。毛泽东时代正在被一个新的时代所代替，我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但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越过十大队的棉花地后，我们的汽车进入了君山农场，建新农场在我们的视野中渐渐远去……消失在君山的茶树后面。
《牛鬼蛇神录》后记
杨曦光出狱后，因他的反革命名声，没有一个单位敢雇佣这位著名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利用这一年时间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杨曦光恢复使用他的乳名杨小凯后，杨曦光这个名字就消失了。不久，湖南新华印刷二厂终于雇了杨小凯当校对工。
一九七九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因他的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一九八零年他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他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杨小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出版了一本题为《经济控制论初步》的专著，发表了不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它经济问题的文章。
一九八二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他又出版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安排下，杨小凯于一九八三年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当时杨小凯的反革命罪一直没有平反，出国的政治审查不能通过。邹至庄教授只好亲自写信给当时的赵紫阳总理，希望得到帮助。赵紫阳的秘书批了个条子将邹至庄教授的信转给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请他办理(未说如何办理)。刘道玉校长欣赏杨小凯的才学，批准了让杨小凯出国的手续。
杨小凯于一九八八年正式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获得导师极高评价。他在耶鲁大学做了一年客座研究员后接受了澳洲莫纳石大学的聘书，现在他是莫纳石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他出国后在中英文的各种专业和一般期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经济、政治、文化革命方面的论文，他和黄有光教授的一本题为《递增收益和经济组织》的英文专著已作为有名的经济学专著系列“对经济分析的贡献”之一由北荷兰(North—Holland)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