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城市规划与人口：矛盾与发展

人口是社会的主体，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在社会人口学的视野中，人口不仅仅是“口”的含义，更重要的是“人”的含义。“人”表示了人口的主体性、能动性和社会性，是人口的本质所在；“口”表示了人口的数理性、规模性和物质性，反映了人口的自然属性。人决定口，而不是相反。这就是基本的人口主体性原理。人口问题是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口本身也有其特有的规律。对人口问题必须从现实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起来，确立人口与城市发展、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互动关系。因此，人口发展是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
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北京人口的总量、结构、质量及其变化趋势，直接关系着首都的城市建设和各项事业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本文以1949新中国成立以来近60年的发展历史中城市规划为视角阐述人口发展的历史脉络及其特点。
一、1949—1956年，城市总体规划初步形成，人口呈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高机械增长的高位运行态势。
1949年至1953年，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初步形成阶段。
1949年5月，北京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专门负责城市规划编制工作，开始筹划首都未来建设，由叶剑英市长兼任主任。从1949年到1953年，经过4年的反复讨论，多方案的研究，最后由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了第一个规划方案（即《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上报中共中央。
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这一规划草案的基本思路是：1.首都性质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同时还必须是大工业城市。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落后的消费型城市面貌与首都地位极不相称，当时几乎没有现代工业，160多万城市人口中有30万人失业，不发展生产，不解决人民的生计，就无法巩固政权。因此，市委、市政府首先抓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同时下大力量整顿城市环境，改善市政条件。大家痛感旧社会的贫困落后，对建设新中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认为城市要摆脱贫困必须从实现工业化着手，“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2.在城市规模的确定上，出于对具有4亿多人口的大国，首都规模不可能太小以及规划上应该留有余地的考虑，定为500万人。3.在城市建设标准的确定上，认为城市规划是百年大计，从长远看标准不宜过低，要吸取资本主义国家城市道路过窄、交通阻塞、绿化过少、环境恶劣等教训，要为后代子孙留有余地。同时明确，要在近期建设中落实勤俭建国的方针，主张在长远规划的指导下，近期采取由内向外、紧凑而有重点地发展的方针。4.在如何处理文化古都和现代城市的问题上，因受经济条件制约，主张把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可以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增加旧城活力。当时旧城有2000多万平方米的房屋和设施可以利用，中央人民政府已在中南海办公，中央各部也已在接管的旧王府、衙署中工作，国家没有财力占用大片农田和大兴土木新建楼、馆、堂、所，人民政权的性质也决定了政府不可能在人民生活还十分贫困的条件下大量建设办公用房。
这一规划草案，虽然由于各方面意见不统一而未获中央批准，但是，1956年前首都的建设是在这一方案指导下进行的，初步形成了市中心区的骨架和城市布局雏形。正是在这样一个规划方案的指导下，加之北京和平解放后，人民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稳定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整个社会形势得到了根本好转，人民生活逐步安定，医疗卫生等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和改进，以及新中国婚姻法广泛宣传和贯彻执行，北京市人口进入了快速增长期。
北京和平解放前，1948年6月1918200人，人口出生率为13.9‰，死亡率为11.6‰，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2.3‰。1949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长至2030986人，人口出生率19.40‰，死亡率11.9‰，自然增长率7.5‰。1956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达3832279人，净迁入人口23.2万人，人口出生率进一步上升到40.02‰，死亡率下降到7.73‰，人口自然增长率升至32.29‰，人口总增长率高达197.17‰。1949—1956年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54‰，年均人口总增长率95.76‰，均居于历史最高水平，呈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高机械增长的高位运行态势。可见人口迁移等机械人口增长是造成该时期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1954年人口突破300万，达到3103793人。从1950年到1954年，仅仅5年的时间就跨越了三百万数量级。而北京第一次突破百万数量级是光绪八年（1882年），内外城及城属共计1085155人，仅从1154年金朝建都北京起计算共用了728年，第二次突破百万数量级是1950年，用了近68年时间。
1949—1956年，北京人口的快速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有：第一，新生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社会保障和健康卫生条件的显著改善，是北京人口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第二，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是北京人口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第三，人口大规模的迁移是造成该时期北京人口急速膨胀的主要原因。1949—1956年，北京人口的增长主要原因是人口迁移造成的人口机械增长，达126万人，占该时期人口增长总量的65.83%。
1949—1956年，北京城市规划方案导致人口快速发展，对未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一，劳动适龄人口的增多和技术人才、知识分子的大批迁入为首都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力、智力支撑。第二，人口的急速膨胀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人口规模来看，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过快，尤其是城市人口增长得更快，加以就业人数增加，工资增加，社会购买力提高，相应社会需求增大，而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往往生活资料供应增长的速度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以致食品供应、住房、交通等各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紧张情况，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二、1957—1976年，城市规划反复修改、停滞阶段，人口增长缓慢。
1957—1976年，城市总体规划大体经历了三次修改。
第一次修改是在聘请的前苏联专家工作组的系统指导下进行的。1957年春，市委专家工作室和北京都市规划委员会经过两年的系统调查和研究，正式提出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该方案在编制过程中做了详尽的现状调查和定量分析，基本思路与1953年规划大体一致，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对建设现代化大工业基地、改造旧城等各项设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更高，市区城市规模扩大为600万人。
第二次修改是1958年8月，市委根据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决议的精神对初步方案再次进行的。在规划思路上突出了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强调工农结合。在城市布局上提出“分散集团式”布局，把市区600平方公里城市用地分割成几十个“集团”，“集团”之间保留农田与绿地，体现工农结合与大地园林化。规划还压缩了市区规模（从600万人缩小到350万人），扩大市域范围至16800平方公里，全市人口规模定为1000万人。规划强调大力发展城乡结合的新市镇，并第一次提出在广大郊区发展工业的思想。这个方案的实施有效地控制了“大跃进”形势下市区工业过大地发展，“分散集团式”布局增加了市区绿色空间.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郊区工业布点过多、过散，而且城市布局混乱等等。这个方案曾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得到认可。
在这种形势下，1958年北京市人口达到6318497人，剔除行政区域面积大幅扩大等因素，比1957年实际增长20.6‰，其中，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四城区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31.46%，朝阳、丰台、海淀、门头沟等四近郊区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29.10%，昌平、顺义、通县、大兴、房山、平谷、怀柔、密云、延庆等九远郊区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39.44%，人口分布相对均衡。北京市常住人口1959年为6841044人。1957—1959年，北京市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为27.96‰，高于1949—1956年年均自然增长率24.54‰，说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但是，年均总增长率为45.72‰，远低于1949—1956年年均总增长率95.76‰的水平；人口净迁入量为44.2万人，占人口增长总量85.9万的51.5%。
1960年后，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暂时困难。鉴于后来三年困难时期和国际形势变化，1958年修改方案未得到中央正式批准。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提出适当缩小基本建设规模。北京市也相应地压缩了基本建设任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处于停滞。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总体规划被暂停执行，市规划局被撤消，规划工作被搁置，北京城市建设是在无规划指导下进行的，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城市的正常运行受到严重影响。1971年，北京召开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工作会议，开始着手扭转城市建设的混乱局面。1972年底，恢复了市规划局，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第三次总体规划修订。鉴于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新一轮总体规划未引起市委的重视，方案上报后市委未予讨论。
由于三年困难时期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冲击，1960—1976年16年间，人口增长96.4万，净迁入人口-47.3万人，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5.03‰，年均人口总增长率仅为7.76‰，增长极其缓慢。尤其是，1973年市、区（县）及市属单位普遍建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或委员会），逐步建立健全了计划生育机构，计划生育重新列入各级党政部门的议事日程，人口发展规划开始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降低，一直到1970年代末均低于10‰。1976年自然增长率达到2.53‰，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远低于同期全国自然增长率12.72‰的平均水平，人口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人口分布上，1960年代人口大进大出波动极大，常住人口一直在730万至780万之间徘徊，增长缓慢、分布变化较大，城区和近郊区人口分布呈减少趋势，远郊区人口和各县人口均呈上升趋势。1970年代城区和各县人口数量虽有所增长，但所占比重却有下降。近郊区和远郊区人口数量和所占比重均呈上升趋势，特别是近郊区上升幅度最大，呈现出城区和各县人口向近郊区移动的态势。
三、1977—1990年，重新修订总体规划方案阶段，人口自然变动周期性增长，回返迁移人口大量增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历两年的徘徊，修订总体规划的工作重又提到日程上来。市规划局先后向中央呈报了“关于解决交通及公用设施等问题的请示报告”、“北京城市建设中若干问题的汇报提纲”。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北京城市建设问题的汇报，胡耀邦总书记作出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是我国进行国际交往的中心，要把北京建成全国、全世界社会秩序、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道德风范最好的城市；建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一流城市，世界较好城市之一；建成全国科学、文化、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流城市，世界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同时还要做到经济不断繁荣，人民生活方便、安定，经济建设要适合首都特点，基本不再发展重工业。
1981年11月，北京市政府决定成立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于1982年3月正式提出《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草案)》。
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1.确定城市性质是“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不再担任“经济中心”和“现代化工业基地”；2.人口规模在20年内地区人口控制在1000万左右，市区人口400万左右；3.明确提高环境质量的目标；4.提出“旧城逐步改建，近邻调整配套；远郊积极发展”的建设方针；5.确定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6.明确以居住区作为组织居民生活的基本单位；7.强调城市基础设施不仅要还账，而且要先行。
198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原则批准了该方案，并于1983年11月12日成立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切实加强对首都规划建设的领导。这个总体规划可以说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规划，在规划思路上全盘继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前17年规划与建设实践中好的经验，并根据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提出了在新形势下发展的新思路。
在这一阶段，在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北京的城市建设已经走上按规划进行建设与管理的轨道，城市建设与发展已形成新的圈层格局。第一圈集中体现政治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功能，保持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第二圈是三环路周围及以外地区，按照“分散集团式”的城市布局原则和有园林与绿化带相隔离的要求，建设成为设施比较完善、生态环境更好的工作区和生活区。以北郊“亚运村”为标志，这一圈的开发建设已初具规模，其现代化程度也达到新的水平。1982年以来，第一圈的人口密度基本上没有增加，第二圈的人口密度有了明显的提高。这说明，只要具备一定条件，人口分布可以由内向外疏散，从而缓解市中心区的人口压力。第三圈则是广阔的郊区县镇。此外，在首都周围，已与河北省九个地、市、102个县建立起有固定联系的环京经济技术协作区。这一新的圈层格局的形成，对于更合理地调整产业布局和控制、疏导城市人口，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这一阶段，人口进入了自然变动周期性增长、迁移人口大量增加的时期。主要表现为：
第一，北京实际负担人口总量突破1000万。在严格控制北京实际负担人口总量的情况下，北京人口总量仍以自然增长、迁移增长和流动人口增长三种形式急剧膨胀。1990年，北京市常住户籍人口为1032.21万人，其中61%在城市；流动人口127万人，其中80%左右在城市；北京的实际负担人口已达达到1159.21万人。北京实际负担人口的增长是在中国城乡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的背景下产生的，是一定历史阶段内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有其客观必然性。
第二，从北京人口的自然增长看，北京市人口自然增长已进入有计划控制增长时期。全市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各级党委、政府对计划生育越来越重视，1988年全市首次实施了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确立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总目标、人口控制目标和工作目标，第一次下达了人口数量指标。除1982年、1987年受育龄妇女生育高峰影响，人口出生率较高，分别为20.04‰、17.29‰外，其余年份人口出生率均在15‰左右；人口死亡率趋于稳定，在6‰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0‰左右。1990年全市计划生育率由1980年的90.91‰提高到96.4‰，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80年的9.27‰下降到6.6‰。
第三，迁移增长仍是北京市常住户籍增长的重要因素。1981年至1990年十年间，全市共迁入99.7万人，迁出49.3万人，净迁入50.5万人。以“七五”期间为例，全市共迁入49.8万人，迁出25.3万人，迁移净增24.5万人。“七五”期间影响北京迁移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录取学生，净增10.1万人；二是投靠亲属，净增5万人；三是工作调动，净增3.4万人；四是随干随军家属，净增3万人；五是军人复员转业，净增2.1万人；六是其它方面，净增3.1万人。
第四，北京市流动人口增长迅猛，是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综合性、社会性的反映，是城市走向全面开放的必然产物。这一庞大人口群体的产生，对促进首都经济发展，加速城市建设、加强城乡交流等，起了积极作用。以1990年为例，北京暂住人口127万人。另外，北京接待入境旅游者达120万人次。这些流动人口特别是劳动人口均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为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控制、疏导和管理工作，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北京市公安、劳动、城建、工商、税务等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实行了综合治理。
四、1991—2000年，面向21世纪再次修编总体规划阶段，人口自然增长有所下降，但人口总规模仍持续增长。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首都的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发展迅速，一些不可预见的新因素猛烈冲击着1980年代的总体规划框架，城市人口规模已提前12年突破了1982年总体规划规定的2000年的控制目标，大量涌入的流动人口使城市各项设施面临不敷的局面。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1991年初至1992年底，北京市规划院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了重新修订。1993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了修订后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使新时期首都的建设方向得到确认。新修订的总体规划与以往历次总体规划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新修订的总体规划是一项跨世纪工程，是建国后首都建设第二个50年规划，要考虑到21世纪中叶首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八五”、“九五”和2010年的发展规划，而以往总体规划的发展目标和期限都是到本世纪末。二是第一次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全面研究了城市建设的方向。方案的主要特点：1.城市性质为“北京是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2.明确了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中心的关系，强调了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是建立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结构；3.2010年北京的人口规模将从1990年的1035万增到1250万，流动人口将从1990年的130万增至250万，到2040年常住人口将达到1400万左右；4.坚持“分散集团式”布局，把城市建设的重点逐步从市区向广大远郊区转移，市区建设从外延扩展向调整改造转移；5.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6.市区居住区的建设要由新开发为主转向新区开发与旧区改造并重。7.明确提出为确保总体规划实施.必须加强立法和宣传，使人人都了解总体规划，人人都守法。同时要通过土地有偿使用、基础设施产业化经营等手段，为城市建设集聚资金，加快城市发展速度。
但是，通过这十年来的建设实践，人口发展已经大大突破了该总体规划。
首先，北京城市人口规模基数庞大，在采取了诸多限制措施条件下，自然增长率有所降低，但人口数量仍持续增长。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已达1356.9万，已是一座世界前列的大都市。北京虽然一直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严格控制人口的机械迁入数量，并设立了诸多行业门槛，以控制在北京就业的外地人口数量，但北京人口规模仍不断攀高，1999年就已突破了2010年的人口规划规模。
其次，外来人口比例迅速上升，已成为北京人口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北京暂住人口只有21.8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2.5%，到2000年暂住人口已达到170.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3.3%。若按照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全市总人口数据，剔除常住人口，外来人口则已高达249.4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比例已达到18.4%，外来人口已成为北京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达到了2010年规划的250万。而总体规划中并未为这类人口安排必要的生活工作和教育等空间，市政交通设施容量也未考虑流动人口的客观需求，造成北京当前在城乡结合部大量的私搭乱建，基础设施全面紧张，并为首都的各方面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被动和困境。
北京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是北京经济发展和中国处于加速城市化阶段的必然现象。其原因主要有：首先，经济要素高度聚集是引发人口高度集中的根本原因，北京城市功能的不断拓展和集中分布是导致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和集中分布的直接诱因。其次，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使劳动力要素跨地域流动向常规化、规模化演变，城市化加速发展造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滞留北京。再次，全国户籍管理制度逐渐松动的背景，使市政府依靠户籍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行政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失效，政府缺乏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城市人口规模调控手段。最后，北京城市人口规模与其他城市构成要素以及与城市功能之间的不协调，是造成北京在城市发展中倍感人口压力的主要原因。
五、2001年至今，21世纪城市新总体规划阶段，人口协调平稳可持续发展。
经过20世纪下半叶50年的发展，北京不断扩大的人口总规模和极不均衡的人口分布，已经给整个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方面给城市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和困难，如交通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土地资源短缺问题等，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城市各构成要素之间的不协调，导致城市管理的低效率和政策、体制方面的不配套。自1982年以来,北京人口分布更趋向于集中，而不是走向分散。近2/3的人口集中在1300余平方公里土地上，并呈进一步集中的态势。要缓解北京人口增长对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一项重要措施是对城区进行重新规划，使城市功能真正由集中走向分散。
2005年1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将北京城市发展目标确定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提出了“两轴两带多中心”，对北京城市空间发展进行重新规划，实施多中心与新城发展战略，将全市各类分散的资源和功能整合到若干联接区域的交通走廊上，实现城市的集约化发展。“两轴”指的是传统的南北中轴线和长安街东西延长线，其中南北中轴线是北京几百年都城史以及北京历史文化长期发展留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这条中轴线在新发展阶段又向南北两端延伸，北部目前已经到了奥林匹克公园，南部到了永定门；而长安街延长线则是共和国成立50多年来一个典型的历史文化缩影，它几乎承载了北京政治、经济和文化所有的功能。“两带”，是北起怀柔、密云,沿顺义、通州东南指向廊坊和天津的“东部发展带”，以及北京西部山区以及延庆、昌平等连线的“西部生态带”。“东部发展带”是指对顺义、通州、亦庄等东部重点新城的规划和发展策略；“西部生态带”是指对昌平至沙河到首钢以及长辛店、良乡、黄村等其他新城的定位和发展策略。

这对缓解北京人口增长的压力，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两轴两带多中心”的提出，将使北京城市功能从集中走向分散，这对缓解北京人口增长的压力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北京处于单中心发展，城市功能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中心区，大量人口也集中在城市中心区。要缓解中心区人口增长的压力，通过其他方法很难奏效。从空间结构上进行战略性调整，把城市的一些功能从市中心转移出来，大大拓展城市空间，在市区范围内建设不同的功能区,在“两带”建设若干新城，吸纳新的产业和人口，分流中心区的功能，则会大大缓解城市中心区人口增长的压力，也有利于分散北京交通压力，有利于建造适宜居住的人居环境。因为城市建设的落脚点是为了人们的居住和生活，而适宜居民居住的环境应该包括好的工作环境、休闲和生活环境。而城区空间的拓展，城区范围从目前的四环扩展到今后将建设的七环，对人居环境的改善无疑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据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统计，2005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为 1538万 ，比 2000年增加了 174万，增长11.14％，年平均增加31万，年平均增长率为2.14％，远远超过“十五”计划的调控目标。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长主要来自机械增长。2005 年底北京市外来人口总量已达357.3万，占全市常住人口的五分之一。北京人口区域分布不均，并出现逆城市化端倪。2005 年城区人口密度达到了近郊区的3.8倍，远郊区的56.6倍。在此期间，一些逆城市化初期的特征开始显现：即在很多外来人口向北京大量聚集、导致全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开始出现北京自身人口由中心城区向四周扩散的现象。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到 2020 年，北京的人口应该是 1800万人。但是，目前看来，人口的机械增长并未见减速的趋势，却呈现加速的势头。如果没有新的更为有效的调节措施，按目前的增速，人口的实际增长将在2011 年超过规划中 2020年的控制目标。作为首都，在利益和发展机会的激励下，人口向北京聚集是必然趋势。主要吸引人口聚集的优势因素有：政府公共资源非常丰富；北京经济发达，经济形式多样，发展机会较多；北京是国际交往中心，文化多元性非常强；北京是全国智力资本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教育资源非常丰富；北京独特的地位和条件又进一步吸纳各种资源进入到北京，如举办2008年奥运会、举办各种世界性的展览会等，进一步增强了北京的凝聚力，加速了投资、产业和人口的集中。
涌入的大量人口超出了城市就业、基础设施以及管理水平的承载能力，造成北京人才浪费现象比较严重，交通、居住条件不容乐观。同时由于人口大量涌入，各种节能措施以及技术进步程度跟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造成城市资源紧张，资源约束问题异常突出。所以，北京需要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手段，进行人口调控，使人口保持持续平稳可持续地发展，把人口规模增长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使人口的增长与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北京的交通、能源、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

新中国成立以来，近60年首都规划和建设的历史，应该说成绩是辉煌的。虽然发展过程中有不少波折，但城市各项建设基本上是在各阶段总体规划指导下进行的。人口发展既是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断推动城市规划和建设自我完善和调整，使城市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发展和人口发展在互动中走向可持续协调发展。

该文原载《北京学研究文集2008》，同心出版社2009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