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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运动中的鲁迅
李春阳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悔改，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1]
这是鲁迅有名的言说，然而并不出自他的杂文，而是《二十四孝图》的开篇语，写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日，次年与另外九篇散文编入《朝花夕拾》。这样地写出自己的诅咒，是极端的情绪，是孩子的态度，由童年回忆引出的诅咒是有原因的：“自从所谓‘文学革命’以来，供给孩子的书籍，和欧、美、日本的一比较，虽然很可怜，但总算有图有说，只要能读下去，就可以懂得的了。可是一班别有心肠的人们，便竭力来阻遏它，要使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2]
提倡白话文的先驱，理由各不相同，鲁迅看重的是语言之于孩子的天趣，这与《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呼喊，出于同样的慈悲心——胡适想通过“国语的文学”来实现“文学的国语”，陈独秀侧重于三个推倒，周作人则为达意而已。胡适是设计家的思路，陈独秀是革命家的思路，鲁迅，是文学家的思路。
然而白话文运动的始终，革命思路占上风，陈独秀到瞿秋白，从文人兑变为职业革命家，而追求“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运动本身即富于革命性，按其逻辑，最后的解决之道是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
鲁迅是真实的文学家，虽则有过革命言论，晚年甚而与职业革命者有来往、存私谊，但未走出文学的园地，更未发布像胡适那样清晰的政治主张。竹内好在《鲁迅》一书中说：“他有一种除被称为文学家以外无可称呼的根本态度”。
今人了解鲁迅，比了解他的同代人更为便利。七十年来，鲁迅研究过分发达，《鲁迅全集》不断编纂再版，大量传记、年谱、史料面世，包括日记、书信、手稿，都是当时无法读到的。鲁迅下功夫最多者古籍校勘《嵇康集》，始校于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五年止。二十三年间反复校阅对勘此书超过十次。若非出于深挚的爱好，这类毫无事功的案头消磨，不可能持续如此，且生前并未出版。他自己说：“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他一生辑录古籍的数量，不可谓不大，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四卷本《鲁迅辑录古籍丛编》收录二十种，一百四十馀万字，可见鲁迅有限的年命中，除了大量创作和翻译，投入传统遗产的整理，何其绵长而谨严。学者的鲁迅，长期被思想家、杂文家、小说家的鲁迅所遮掩。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是中国文学史的开山著作。读吴俊《鲁迅评传》和王晓明《鲁迅传》，会觉得有两个鲁迅。
从一九零七年在《河南》杂志发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到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刊发《狂人日记》，鲁迅白话文学创作的准备期，历经十一年之久。期间重要的活动，一是在东京从章太炎听讲，筹备《新生》杂志的创刊，并与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一是辑录古籍，写作文言小说《怀旧》。这些活动，周作人称为“鲁迅的学问艺术上的工作的始基”，充分而扎实。而鲁迅做这些事，不求闻达。晚年的周作人写道，“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的最高的态度，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3]《新青年》没有稿费，一九一八年五月至一九二一年八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作品五十篇。《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发表，署名“巴人”，鲁迅时在教育部任职，明知同事们传阅谈论，也未言明自己的作者身份。鲁迅一生所用笔名之多，没有第二个中国作家能及。
一九二五年孙伏园编《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于鲁迅，鲁迅的回答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并在附注里明确回答，“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此说后来成为著名的公案，相关文章达六十馀篇。而鲁迅在附注中的说明，计四条，以上摘引仅为最著名的第三条，这四条附注不应被分开理解，为免断章取义，兹录全文如下：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4]
在六十馀篇争论中，一篇文章题曰《鲁迅先生的笑话》针对鲁迅的第四条附注，引了鲁迅在另外场合的言语：
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命运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其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譬如鹰攫兔子，喊叫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鹞子捉家雀，啾啾的家雀不是鹞子。又好像楚霸王救赵破汉，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最近像吴佩孚名士的“登彼西山，赋彼其诗”，齐爕元先生的“放下枪杆，拿起笔杆”，更是明显的例子。[5]
鲁迅一贯的意思，是行胜于言，而外国书有利于“行”，中国书却是未必，甚至有碍于行动的。时过境迁，我们不能脱离那时的语境，认为鲁迅反对青年读中国书。须知早在鲁迅之前，清末古文大家吴汝纶即曾公开主张青年专读“西书”，认为一切中国古籍皆可废，只留一部《古文辞类纂》以供习诵便可以了。[6]
鲁迅《写在〈坟〉后面》一文，重申自己的主张：“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7]就中应看出鲁迅的为人迥异于常人，这一点实不易被了解。孙伏园向社会名流征求青年必读书，希望这些成功人士为青年推荐好书。鲁迅身为新文学运动的首席作家，自然被列为征求对象，但鲁迅并不认为自己成功，也不情愿青年走自己的路：他是真心这样想的。鲁迅一九二四年《致李秉中》私信，是理解以上附注更为恳切而可靠的说明。李秉中时为北大学生，后入黄埔军校，转赴苏联学习军事，归国后在国民党军中任职。鲁迅在信中写道：
我恐怕是以不好见客出名的。但也不尽然，我所怕见的是谈不来的生客，熟识的不在内，因为我可以不必装出陪客的态度。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恨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吧，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
其实我何尝坦白？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我很憎恶我自己，因为有若干人，或则愿我有钱，有名，有势，或则愿我陨灭，死亡，而我偏偏无钱无名无势，又不灭不亡，对于各方面，都无以报答盛意，年纪已经如此，恐将遂以如此终。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现在仍然只好对于愿我得意的便拉几个钱来给他看，对于愿我灭亡的避开些，以免他再费机谋。我不大愿意使人失望，所以对于爱人和仇人，都愿意有以骗之，亦即所以慰之，然而仍然各处都弄不好。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
然而这些话并非要拒绝你来访问我，不过忽然想到这里，写到这里，随便说说而已。你如果觉得并不如此，或者虽如此而甘心传染，或不怕传染，或自信不至于被传染，那可以只管来，而且敲门也不必如此小心。[8]
鲁迅不止一信，也不止对一人表达过以上深挚的意愿。有谁比鲁迅更爱护青年，看重青年，希望对青年有所助益？这一点在鲁迅与青年木刻家的交往中更能看出，有人说鲁迅老于世故，诚不知哪位世故者会为了青年的前途而不惜遭受误解、承受种种糊涂的，或是恶意的攻击。
理解鲁迅的意思难，理解鲁迅的心思更难。[9]
“一个人处在沉闷的时代，是容易喜欢看古书的，作为研究，看看也不要紧，不过深入之后，就容易受其浸润，和现代离开。”[10]在国家没有灭亡之虞的时代，假如一个人选择“和现代离开”，无伤私利，更不会有严重后果，或殃及他人，而鲁迅的时代却大不然。
“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当个人生存与文化传承发生尖锐冲突，要求鲜明的抉择时，鲁迅始终坚持个人生存为首要。主张“救救孩子”，与诅咒白话文的反对派，出于同一立场。这立场以鲁迅一九一九年的语言，概括为“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地做人。”[11]有论者认为，鲁迅“自觉地认识到自己属于‘旧’一代，而将自己置于这一位置去和社会的黑暗作斗争，”与鲁迅不同，“胡适、陈独秀是站在青年的前面为他们指示新道路的指导者。也就是说，他们是把自己置于‘新’的位置的。”[12]
一九二七年在香港青年会的演讲中，鲁迅说，“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谈及中国的“特别国情”，鲁迅归纳为两样，“第一，是因为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第二，是个人的老调子还未唱完，国家却已经灭亡了好几次了。”鲁迅的感慨是“老调子将中国唱完，完了好几次，而它却仍然可以唱下去。”[13]这里指从宋元到明清的调子。
当人们陶醉于白话文运动速成之时，鲁迅的洞见，却是老调子又唱进白话文里，会做文言八股的人尚未绝迹，白话八股已然出现。这种大忧患为同代人所不解，细忖今日的现实，尤可钦佩鲁迅的深刻与远见，因为种种改头换面的老调子，依然在唱！
至于书目，鲁迅还是开过一份的。以旧学的深修，独到的目光，今时的读书人，尤其爱鲁迅文字者，在了解鲁迅的批判态度之馀，或可一阅他亲自开出的书目——一九三零年，许寿裳长子许世瑛考入清华大学，鲁迅为他特意开列十二部古籍，每部附有说明：计有功《唐诗纪事》、辛文房《唐才子传》、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刘义庆《世说新语》、葛洪《抱朴子外篇》、王充《论衡》、王晫《今世说》、王定保《唐摭言》。[14]
这份书单，一九二五年的鲁迅自然心中有数，但他偏不肯说出来，供在《京报副刊》上与那些名流凑热闹，然而阅读鲁迅推荐的书却不轻松，严可均那部《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有十巨册，字数逾千万，不含注释。
在鲁迅遭受误解的无数案例中，这是比较容易清理的一端。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句话，是当时诸多极端言论之一，至今仍被引用，据传乃鲁迅言出。它出自《新文字运动》，这篇短文最早见载于1937年春流书店出版的《鲁迅访问记》。许广平《鲁迅与汉字改革》（载《语文学习》1956年10月号）与《光明日报》（1956年10月10日）登载的鲁迅论文字改革语录，皆引了这篇短文，此后广为流传。唐弢与冯雪峰并不认为是鲁迅所作，而《鲁迅全集》也未收《新文字运动》一文，1979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鲁迅论文字改革》作为附录列于书末。本文认为此非鲁迅所言。
一九一九年鲁迅《致许寿裳》信曰，“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15]这番话与“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看似相同，但它透露着对“汉文”的情感。鲁迅一生弄文字，辑录古籍、学术著述、创作小说、翻译文学，累计愈四百万字，几乎全是毛笔书写，字迹沉静工秀，手稿俱在，可资证明。故鲁迅对中国的文字和语言，其情之深，终身未改，论及文字的兴废存亡，惋惜之意，溢于言表。即使痛感“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也是由爱之深而恨之切，诚如他自己所言“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总之，无论爱恨，鲁迅未曾轻薄汉字和汉语，他曾打算写一部《中国字体变迁史》，终未完成，我们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仅能读到他关于汉字初创之时的论述，扼要精准，弥足珍贵：
虞夏书契，今不可见，岣嵝禹书，伪造不足论，商周以来，则刻于骨甲金石者多有，下及秦汉，文字弥繁，而摄以六事，大抵弭合。意者文字初作，首必象形，触目会心，不待接受，渐而演进，则会意指事之类兴焉。今之文字，形声转多，而察其缔构，什九以形象为本柢，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则写山曰崚嶒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16]
对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鲁迅并不满意。[17]在新文学运动早期有限的几部文学史著作中，他对刘师培以文言所著篇幅不大的《中古文学史》赞美有加。他的《汉文学史纲》于一九二六年在厦门写就，原名《中国文学史略》，亦以文言所写，拟作中山大学的讲义。至于鲁迅计划纂写而未写成的《中国文学史》，以他精熟于文言的洗炼简骸，恐也会像《中国小说史略》一样，以文言行文。
本人时时觉得，胡适提倡白话的成功不如他促成废除文言的效绩那样大。破易而立难，“崇白话”和“废文言”看似一体之两面，实行起来则大不然。胡适曾说，“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无论通信，做诗，译书，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该用白话来做。”[18]鲁迅虽力拥白话，诅咒一切妨碍白话文的，但从未停止使用文言。他的第一部小说即以文言写就。[19]早期在日本写成《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不但是文言文，且相当艰深，是追求美文风格的古体，并收入他亲自编订的文集《坟》。《中国小说史略》与《汉文学史纲》，还有毕生辑录的20种古籍的序和拔，皆尽文言。日记与通信也遍布文言，一九三三年为《北平笺谱》所制《序》，是一篇十分风雅别致的古文。鲁迅的旧体诗，多有名句，投入唐宋集部，亦不逊色，但鲁迅写过的新诗却少人问津。[20]鲁迅之未肯完全使用白话而时时沿用古文，表面上与他掊击古文的立场相左，深究起来，其实是他对于语言和文体始终持有深刻的理解、眷爱与敬意。他深知“写什么”与“怎么写”，必牵动语言、文体的种种差异和微妙选择：有些文章适宜白话，甚至放胆杂以方言和口语（如《呐喊》《彷徨》中的许多段落），有些则必须文言（如晚年给中日年轻亡友写的墓俧铭，其文采，以白话写来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卓越的文体家，鲁迅的革命立场和语言立场是审慎的，有时是二元的：出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大立场，他赞成变革，写作实践，则始终遵从文字语言的内在规律，不是在文言与白话之间做简单的是非抉择，也不理会文白论争的“政治正确”，而是明察文白两端的各自的能量、优劣、限制，以不同的文章和文风，选择文白——评价鲁迅，文言与白话不应是死标准。五四一代写家，文白兼能、文白兼顾、文白俱佳，鲁迅无疑是第一人。尤可珍贵者，是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文白相间的妙用与妥贴。鲁迅之所以作为五四以来仅见的文体家，不在他鼓吹白话，实践新小说，而在他文白相间的个人写作中达于成熟的实验。白话文运动之于鲁迅个人，不是废文言、用白话，而是怎样调动文白两端的优势，实践新的语言。至今，鲁迅研究与白话文运动研究，远未对鲁迅这一至关重要的贡献予以深入的分析。[21]
然而鲁迅的谦逊与深沉，是他几乎未曾对自己文白相间的写作实验作出哪怕是轻微的告白，而在公开言说中，则慷慨声援语言革命。细察他对白话文运动的分析，异常平实在理。一九二七年，鲁迅在香港青年会发表演讲，题曰《无声的中国》：“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22]
在《坟》后记中，鲁迅说：“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23]这番话以很低的姿态，间接说出他自己的实验。而从“新生”到“新声”，我们看出鲁迅审慎的历史态度，“新生”是远景，“新声”则当下即可喊出，一字之易，可以看作教条与实践、运动与个人的差异。鲁迅终生同情于革命的愿景，但从来不喊口号，而专注于实行。处在发端与过渡的时期，鲁迅成为异常复杂的矛盾体，集时代的冲突与悖论于一身，鲁迅所承当的复杂性，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尚待清理的复杂性。
然而这复杂性之在五四时期，被归结并简化为新文化运动的大蠹：“文字交给大众”是五四一代，也是鲁迅一生的理想，而理想与真实的冲突，或许是鲁迅这矛盾体的诸般反射。夏济安的分析可资参考：“我们且慢为白话文运动的成功觉得欣喜。假如白话文只有实用的价值，假如白话文只为便于普及教育之用，白话文的成就非但是很有限的，而且将有日趋粗陋的可能。假如白话文不能成为‘文学的文字’，我们对于白话文，始终不会尊重。对于文字之美的爱好，是文明人精神生活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假如在白话文学里得不到‘美’的满足，我们只有到旧文学里去找；而懂洋文的人，只好去崇拜洋人了。白话文能不能成为‘美’的文字？假如不能，白话文将证明是一种劣等的文字；白话文既是大家写作的工具，那么中国文化的前途也就大可忧虑的了。”[24]
而鲁迅自始至终写的是“文学的文字”，五四一代，他几乎是唯一懂得如何使白话写作也如文言那般，可以具有文字的“美”。因此，在夏济安看来，鲁迅最大的功绩是“他把白话文带出了平民化主义之理想的窄径”。
与夏济安的看法不同，毛泽东对于鲁迅的评价，令人印象深刻：“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险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5]今天的学者另有一套学术话语和解析工具，可能不满足于那样的概括，比如汪晖运用法兰克福学派与杰姆逊式的术语，重述毛泽东的旧评，以一种长句新文体说得也很有理据：
他的文化批评的核心，在于揭示隐藏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念和道德背后的历史关系——这是一种从未与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模式相脱离的历史关系。对于鲁迅来说，无论文化或者传统如何高妙，有史以来还没有出现过摆脱了上述支配关系的文化或传统；相反，文化和传统是将统治关系合法化的依据。
鲁迅拒绝任何形式、任何范围内存在的权力关系和压迫：民族的压迫、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老人对少年的压迫、知识的压迫、强者对弱者的压迫、社会对个人的压迫，等等。也许这本书告诉读者的更是：鲁迅憎恶一切将这些不平等关系合法化的知识、说教和谎言，他毕生从事的就是撕破这些‘折中公允’的言辞织成的帷幕。
鲁迅也并没有放弃通过文化批判创造出非主流的社会力量，甚至非主流的社会集体，他一生致力于培育新生的文化势力，……最终在统治者的世界里促成非主流的文化成为支配性的或主导性的文化。
鲁迅始终关心的是统治关系及其再生产机制，因此，他急于指出的毋宁是：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人性概念遮盖了什么？
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社会进入了日益细密化、专业化、科层化的社会过程，知识的生产也越来越具有与之相应的特征。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不仅是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有机部分，而且它的任务本身即是为这一进程提供专家的培养、知识的准备和合法性的论证。
鲁迅的思想遗产：他揭示了历史和社会中不断出现的合法化知识与不平等关系的隐秘联系。[26]
胡适的失误或许在“以白话文为正宗”这一口号。“正宗”一词，即权力与等级的概念。不以文言为正宗，未必就以白话为正宗。白话一旦强行废除文言，俨然成为新的语言专制。胡适一再申说白话是“活的语言”，而文言在漫长的历史中也曾是活的语言，不然岂有千载的历史与多姿的文学？待白话文运动一旦建立话语权势，即全盘否定并鄙视文言，文言曾经具有的专制性格，于是移入白话阵营。自由开明如胡适之，也难察觉专制主义深在而普遍的有效性。周作人对白话的专制是有警惕的，他以理性的清明在当时对应了胡适的偏昧与鲁迅的矛盾。
胡适小鲁迅十岁，《新青年》时代曾与鲁迅、周作人共事，同为白话文运动主将。后思想愈见分歧，胡适偏右，鲁迅偏左，历来有关胡鲁的比较，成为一宗意味深长的公案。郜元宝说，“胡、鲁文体最触目的差别在于一为现代型专家语言，一为传统型通儒语言。”以鲁迅天生怀疑主义的人格，以他生前对儒教儒学儒家的厌恶，并推崇西洋语言系统的重理知重逻辑重分析，以至不惜“直译”，而身后居然被指为“通儒”型文人，既存谬解也属厚误；胡适倒是有通儒之才，也以其为标的，结果被划归为“专家”，也是一场冤枉吧，《作为方法的语言——“胡适之体”和“鲁迅风”》一文有这样的表述:
文体的不同效果渊于语言的深层结构。“胡适之体”是语言绝对归顺于逻辑，“鲁迅风”则是逻辑寓于语言之中，化为语言的肌理。语言既丝丝入扣，逻辑更不可抵挡。胡适文章的逻辑（“理念”或“思想框架”之类）总是“在先”，即先于语言而存在。逻辑宰制着语言，语言隶属于逻辑。鲁迅文章的逻辑并无这种优先性，它直接从语言生长出来，必等语言有了Fullstop而后自圆。胡适之文以逻辑的整一性牺牲了语言的丰满，鲁迅文章则呈现出语言逻辑的高度化合。[27]
这段话颇嫌费解，据上下文看，大致是鲁迅的语言优于胡适，但好在哪里，怎样就是好，语焉不详。以语言与逻辑的关系评述胡鲁，似是而非，“语言的深层结构”、“语言的丰满”与“语言逻辑的高度化合”，具体又是指什么？胡适与鲁迅虽为五四健将，但人格、学术与思想的差异远远大于共同点。论及中国小说研究，鲁迅的重点在唐宋之前，从《太平广记》辑录大量文言笔记、小说或传奇；胡适的兴趣则于明朝之后章回体小说的版本考证。胡适的文字、政论、学术、演讲，难属文学范畴，而鲁迅是小说家，仅以文学的立场作比，于胡适有失公道，也不具可比性。胡适的旧诗不如鲁迅，可存一说，但笼统评价胡适的言语不如鲁迅，等于说鲁迅的学术不如胡适，均为难以确立的话题。
一九二一年胡适的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写成后，曾寄予鲁迅征求意见，得到赞扬。[28]我们不应以文学标准来衡量一切文字，即便就文学本身，衡量语言的标准也不可划一。胡适是新文学的提倡者，但不是文学家，他的语言风格无疑影响了现代汉语，一如鲁迅的语言刷新了汉语文学。胡适的“行”与鲁迅的“行”，不在一脉，而在两端，胡适重在宣讲、说理，鲁迅的精华则在文学的思想和语言的锤炼，讨论鲁迅文体的要点与正途，在于鲁迅的修辞，夏济安的《鲁迅作品的黑暗面》，虽非修辞学的专门批评，却多有精辟之论。比如用典，他认为“鲁迅在以新鲜而生动的典故，表现出中国久远的文化传统所赋予其语文的不竭的意象之源这方面，有着卓越的才华”。
他还说“他的问题比他同时代作家所碰到的更复杂，更迫人；从这方面来说他才是充满问题、矛盾，和不安的时代的真正代表。把他归入一种运动，派给他一个角色，或把他放在某一个方向里都不啻是牺牲个人的天才而赞扬历史粗枝大叶的泛论。”[29]这里所说的“问题”、“矛盾”、“不安”，不是负面词语，而在揭示鲁迅的丰富感与复杂性，并落实在语言和才华的个人性。
讨论鲁迅的文字而不进入他的作品，分析他的语言而不逐字逐句无法奏效。木心二零零六年底著文《鲁迅祭》有所评议。首先，是关于《秋夜》与《好的故事》：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就只这几句，已是使我认知天才之迸发，骤尔不可方物。
当“秋夜”被选入国文课本后，全国中学教师讲课时都为难了，怎么也无法解说这两句的巧妙，为什么不是“有两株枣树”，而却要“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呢，孩子们哈哈大笑，鲁迅先生不会写文章——这是鲁迅的得意之笔，神来之笔，从没有人用过此种类型的句法，乍看浅白、稚拙，细味精当凝练，这是写给成年人老年人看的——在文学上，凡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思维和意象，字句的功能就在于偏要绝处逢生，而且平淡天真，全然口语化，令人会心一哂，轻轻带过，不劳注目。
鲁迅发此一文，文坛为之震惊，它的艺术水准，可谓横绝一时。论体裁，是西洋的散文诗，论文气，是离骚、九歌的郁勃骀荡。整体深蓝，“非常之蓝”，然后配以粉红（小花）雪白（灯罩）猩红（栀子）苍翠（飞虫），印象色彩，显示出一个画家的眼光和手段来。“秋夜”的调子是非常之蓝的背景，明艳的色点布置其间，读的时候宜一瞥而过，不要纠缠，这样就作者读者两潇洒，留下以后重读的余地。
“秋夜”虽偶露戾气，但非荒诞，夜半听到吃吃的笑声，竟发乎自己的嘴里，既魔幻又有深意——他退出自己，旁观自己，以构成美学：
“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这三个“即刻”的连续出现，意象和节奏极有力度，而且优美神秘，紧接着在深蓝的夜的氛围中，突然拈出一支猩红的栀子，是画在雪白的灯罩上的，这对比，这反差，越显得诡谲明丽——文章已告完成，但余绪未尽，精彩尚在后头：
“我点起一枝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前面先有“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麦子那么大，遍身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这是充分的伏笔，然后挥下最后一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神完气足，寓意深长。
再看《好的故事》：
“河边枯柳树下几枝瘦削的一丈红，该是村女种的吧，大红花和斑红花，都在水里浮动，忽而碎散，拉长了，缕缕的胭脂水，然而没有晕。茅屋、狗、塔、村女、云……也都浮动着。大红花一朵朵被拉长，这时是泼辣奔迸的红锦带，织入狗中，狗织入白云中，白云织入村女中……”
此一段的绘画性之强，画家也该钦服，知先生之不尽也。画家都不忘为自己画像，尤其是伦勃朗，单凭他的几幅自画像就可名垂千古。鲁迅先生在其“一觉”篇中有意无意地作出了“文字自画像”，恬漠而庄严，一代文豪的形象永留人世：
“在编校中夕阳居然西下，灯火给我接续的光，各样的青春在眼前一一驰去了，身外但有昏黄环绕，我疲倦着，捏着纸烟，在无名的思想中静静地合了眼睛，看见很长的梦，忽而惊觉，身外还是环绕着昏黄，烟篆在不动的空气中上升，如几片小小夏云，徐徐幻出难以指名的形象。”
与“一觉”同样写得好的是“怎么写”（夜记之一）：
“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
“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是我至爱之句，只有鲁迅写得出。
在《鲁迅全集》中，木心列举了自己尤为钦佩喜悦的篇幅，计有《孔乙己》《故乡》《社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秋夜》《雪》《好的故事》《一觉》《无常》《范爱农》《理水》《采薇》《铸剑》《出关》与《怎么写》。而《故事新编》，木心认为是最具“鲁迅风”的文体：
这以前的散文和小说是有木刻味漫画味的，《故事新编》是文笔史笔兼施了，又好在超乎考据故实之外而入乎人性情理之中，句法老到，谐趣横生，已非“幽默”二字可资恭维了——这无疑是鲁迅的成熟之作，巅峰之作，近百年来无人可以比拟的文学杰构。
有一点始终令我惊诧的是，鲁迅的文章，上来就是成熟的，苍劲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一发表，真有石破天惊之势，蔡元培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读了令兄的《孔乙己》和《药》，实在佩服到了五体投地呀五体投地……（大意）”鲁迅是学医的，转为文学家好像不需要预备期练习期，也因此证见其才份之高之大。
廿一世纪再读鲁迅的杂文，当年的是非曲直善恶已成了历史观照，但营营扰扰之间，事实的正负然否的基本原则还是存在的，不可含糊的。凡与鲁迅笔战过的人，后来的作为、下场都不见好，甚而很可耻，益显得鲁迅目光的犀利精准，魑魅魍魉一一难逃鲁迅的雷电之笔——看鲁迅的杂文，要着眼看整体，这么多的“论敌”攻上来，鲁迅都分别迎战，或一枪刺于马下，或连篇周旋到底，或投一光辉照澈来犯者的嘴脸，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但我总是为他叫屈，先生用不着与此辈歹徒耗费时间精力，他们实在不配与鲁迅论战的。可慨先生已成了象征性的人物，他为真理而战，为正义，为民族，为轩辕（中国）而奋斗不息。有人说这是因为鲁迅脾气坏，原因在于婚姻不如意，——真是小人之见，先生慷慨豪放温厚慈祥，小人口蜜腹剑，先生口剑腹蜜，他的天性极其纯良真挚，每见于其对幼年的回忆杂感的篇章中，至情至性，率然流露，读来心为之酸，眼为之热，是可传必传永传的。[30]
对于胡适那篇掀起白话文运动狂潮的揭幕文章《文学改良刍议》，鲁迅始终没有正面评价过。也许这篇文章的价值，已不在于它到底说了些什么，而是它带来了什么结果。不过胡适的“八不主义”一定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三一年丁玲主编的《北斗》文艺月刊以“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为题向许多作家征询意见，鲁迅作了如下的答复。
编辑先生：
来信的问题，是要请美国作家和中国上海教授们做的。他们满肚子是“小说法程”和“小说作法”。我虽然做过二十来篇短篇小说，但一向没有“宿见”，正如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会写“中国语法入门”一样。不过高情难却，所以只得将自己所经验的琐事写一点在下面——
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三、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四、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速写），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七、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八、不相信中国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
现在所能说的，如此而已。此复，即请
编安！[31]
此可以视作鲁迅版的“八不主义”。
李春阳2009年3月于北京西山玉皇顶下
[1]《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2]《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3]周作人《关于鲁迅》，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十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4]《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5]ZM《鲁迅先生的笑话》，载《京报副刊》1925年3月8日。参见王世家《青年必读书：1925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页。
[6]参见吴汝纶《答严几道》，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0页。吴汝纶云：“本意谓中国书籍猥杂，多不足行远。西学行，则学人日力，夺去太半，益无暇浏览向时无足轻重之书。而姚选古文，则万不能废，以此为学堂必用之书，当与六艺并传不朽也”。
[7]《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8]《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0页。
[9]有人认为鲁迅是在作秀：“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媒体问卷调查，鲁迅却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作了一回‘秀’，借一些夸张的措辞制造了一个有刺激性效果的说法”。参见张闳《走不近的鲁迅》，子通编《鲁迅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页。
[10]《鲁迅书信集》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671页。
[11]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2]参见相浦杲《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鲁迅、胡适、陈独秀》，《考证、比较、鉴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3]《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9页。
[14]《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41页。
[15]《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0页。
[16]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3页。
[17]鲁迅曾在信中谈道：“我是从来不肯轻易买一本新书的。而其实也无好书；适之的《白话文学史》也不见得好”。参见鲁迅《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91页。
[18]《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7页。
[19]参见周逴(鲁迅笔名)《怀旧》，载《小说月报》1913,4(1)。
[20]夏济安认为，“在他的创作的冲动偶然趋向于诗的方面时，他也就只好求诸具有他这种文化背景者手头最便捷的工具——文言——了。其实他在传统诗的格律限制下，非但不十分不快，有时倒觉得是一种达成目的的满足；一种挑战”。参见《夏济安选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21]汪晖曾简要谈及鲁迅文字不文不白、不中不西的“中间物”状态。参见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255页。
[22]《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4页。
[23]《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24]夏济安《白话文与新诗》，《夏济安选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页。
[26]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9页。
[27]郜元宝《在语言的地图上》，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
[28]鲁迅在信中说，“大稿已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参见鲁迅《致胡适》，《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2页。
[29]《夏济安选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30]木心《鲁迅祭：虔诚的阅读才是深沉的纪念》，《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5日。
[31]《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