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管仲思想及其影响若干题
管仲对孔子思想影响
管仲是安徽颍上人，生于公元前725年。在公元前约685年至公元前645年间，他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在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均有建树，一向被认为是新兴阶级的政治改革家、天才的经济学家、杰出的军事家和伟大的思想家。在学术上，他兼容并蓄，把齐文化发展为齐学，是管仲学派的奠基人，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梁启超评价管仲是当时“学术界一巨子”，“中国之最大政治家”。（梁启超：《管子评传》第一章《叙论》，中华书局1943年版。）因此，他被称为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第一人，他的青铜塑像在北京世纪坛位列中国古代名人群像之首。
孔子是山东曲阜人，生于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享年73岁。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却只当了鲁国三个月的大司寇。他的政治理想未能得到施展，后致力于整理文化古籍，创办私学，以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彪炳史册，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被尊为“世界十大名人”之首。
管仲与孔子，一个出任齐国宰相，一个出生在和齐国相邻的鲁国。管仲活了约80岁，孔子活了73岁，他们生活的时间前后约差一个世纪。谦虚好学、博学多识的孔子曾经“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对春秋五霸之一的齐国称霸的历史肯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因而仰慕管仲相齐的丰功伟绩，赞扬管仲是“仁人”。孔子深受管仲思想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久远。如果说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管仲的思想无疑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研究管仲对孔子思想的影想，对了解中国文化的源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大国、复兴中华文明大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管仲“以人为本”思想对孔子“仁”学的影响
周灭商后，以周公旦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提出“敬天保民”理论，把爱民、安民作为保有江山的法宝。出于称霸的需要，管仲汲取并发展了西周的“敬天保民”思想，认为：天代表民，天和民为统一而又分离的两个实体。（王兴业：《论管仲对周齐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文载《管子与齐文化》第115页）管仲以百姓为天，消除了这一分离，把二者当作一个实体，认为民就是天，抛弃了王权神授的面纱，把天的权威归之于民，使民本思想更加明确。他提出了“争天下必先争人”的理论，说：“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业，非得人者，未之尝闻”。不务争人，“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曰：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管子·五辅》）。这说明“务人”是天下顶重要的事。具体办法就是“顺民心”、“从民欲”、“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管子·幼官》）他在《管子·立政》中强调说：“君之所慎者三：一曰大德不至仁者，不可以授国柄”，“故大德至仁，则操国得政。”唯有大德至仁者才可以掌握国家大权。为君者要把国家的大权交给“大德至仁”的人掌管。管仲还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事有本，而仁义其要也。”“崇之以仁，养之以义。”（《管子·幼宫》）重视农业是根本，而仁义是其关键。管仲在承继太公“举贤尚功”思想的基础上，把周文化的大比制度发展为“选贤制度”（即“三选”）。在齐桓公的选贤令中，强调“质仁”、“为义”等思想。当桓公问到：“寡人欲修政以干时于天下，其可乎”时，管子对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对曰：“始于爱民。”桓公问：我想修明政事以行时于天下，可以做到吗？管仲说：“可以”。桓公问：“从哪里做起呢？”管仲说，“从爱民做起。”（《管子·小匡》）可见管仲在实施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的过程中，是将“爱民”、“惠民”放在首位的。为了落实这一措施，在选用官吏时强调“质仁”和“大德至仁者”。鲍叔牙在向桓公推荐管仲时说：“臣之所不如管仲者有五：宽惠爱民，臣不如也……”又说：“管仲，民之父母也，欲将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同上）可见管仲的民本思想及“仁”民的思想是由来已久的。
管仲“以人为本”及“仁”的思想对百年之后的孔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孔子不仅对管仲的“以人为本”及“仁”的思想认真学习、研究，积极继承，并有创新和发展。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论语》中论“仁”的有五十八章，“仁”字出现了109次之多。他对“仁”有多方面的阐释。樊迟问“仁”，他答曰“爱人”。颜渊问“仁”，他说：“克已复礼为仁”。仲弓问“仁”，他答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勿怨，在家勿怨。”（《论语·颜渊》）子贡问“仁”，孔子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子张问“仁”，孔子答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孔子主张“仁政德治”，（论语·为政）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唯仁者能好人，能利人。”（《论语·里仁》）（杨伯峻译著《论语译注》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虽然孔子对“仁”的诠释不尽一致，概括起来就是“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可见，以“仁”为本的儒家文化就是以人为本的。这种思想不是孔子首先提出来的，而是对管仲“以人为本”和“仁”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可从孔子仰慕管仲相齐的丰功伟绩，高度赞扬管仲是“仁人”得到证实。子路问：“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桓公九合诸候，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管仲佐桓公“九合诸侯”，虽有军事实力，然而他不穷兵赎武，以力服人。谁能像他那样“仁”呢？孔子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认为，管仲能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各为其政的动荡年代，维护了周天子的尊严，消弭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并联合多方诸侯，抵御了威胁中原安定的夷狄，保卫了华夏文明，因而是“仁”的。可见，孔子将管仲提出的“仁”的涵义由“爱人”，尊重人的价值升华到保卫华夏文明和华夏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对“仁”民思想的重大发展，并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研究管仲的思想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学习齐国的改革，实现他“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的宏伟政治抱负。这一政治抱负促使孔子积极探索管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并创造性地纳入自己学说体系之中。（参见于孔宝：《管仲与孔子》，《管子与齐文化》，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126页）
二、管仲的道德教化思想对孔子思想的影响
作为政治家，孔子重视道德教化的社会功能，作为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以道德教育为核心的，这无疑也是受了管仲影响的。管仲重视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通过“牧民”来巩固统治，富国强兵。管仲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是维系社会安定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并强调：“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作，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牧民》）在《管子·五辅》中，管仲对“礼”和“义”有心重要阐释：“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义有七体，七体者何？中正比宜，以行礼节。”同时又说：“礼有八经。”即“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他认为：“八者各得其意，则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懞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他强调：“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少长贵贱不相逾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礼不可不谨也”。特别值得珍视的是管仲佐桓公实践了上述思想。《管子·小匡》中记载：在实行“三选”制度的过程中，桓公曾下命令：对于“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父母、长悌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告，谓之蔽贤，埋没人才，其罪五。”“对于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躁滛暴，不用上令者，有者以告，有而不告，谓之下比（包庇属下），其罪五”。这样做的效果很好，促使乡长、五属大夫个个修德进贤。“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政成国安，以守则固，以战则强。”管仲这种“大德至仁”、“义”、“慈孝”、“好学”等重视道德教化的思想对孔子思想影响很大。
孔子对“仁”的阐释前文已有述评。孔子对“礼”也有很多论述。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答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于君臣关系，他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于人际关系，他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孔子要求人们以道德行为追求富贵。他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贵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反对不义而富，为富不仁（礼），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欣赏“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孔子发展了管仲的孝悌慈惠思想，把孝悌看作“仁”的根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要求君子做到：“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同上）孔子把孝悌作为人的道德修养的核心，要求不仅要孝老，更要敬老。他回答子游问“孝”时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孝老不仅能养活父母就行了，若不敬老、爱老，养活父母和饲养狗马有何区别呢？他的学生孟懿子问“孝”，孔子说：“无违”。在答复樊迟“何谓也”的问话时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同上）父母活着，依礼节侍奉他们；死了，依礼节埋葬他们，祭祀他们。可见孔子特别讲究孝敬父母要“事之以礼”。
管仲强调德威并举，德法双管齐下的治国方略，认为：“刑罚不足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管子·牧民》）统治者单靠刑杀不足以安邦服众。孔子继承并发展了管仲的思想，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又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重视教育，强调道德教化，因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论语·尧曰》）
三、管仲的教育思想对孔子的影响
“以人为本”的管仲特别强调育人、用人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又说“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管子·权修》）
受管仲人才思想的影响，孔子不仅充分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说:“舜有臣五人尔天下治。”（《泰伯》）他还认为人才难得，人才培养难：“才难，不其然乎？”（同上）为了培养难得的人才，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工作，并卓有成就，成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世代景仰的“万世师表”。
管仲重视“教训成俗”，他说：“士无邪行，女无淫事，教训成俗则刑罚省。”（《管子·权修》）孔子当时有这样感慨：“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这应该是孔子育人重视德育的直接原因。
管仲提倡家学和民学，并首倡“养士”之风，把“士”定为“四民之首”，给“士”较高的待遇和地位，使“士”能脱产学习文武知识，倡导自学和家学，官府对他们施以教育，优秀的“士”还可选拔为官吏。
孔子发展了管仲的这一思想，是我国私学（家学）的开创者。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原则，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这打破了当时少数贵族对教育的独占权，扩大了教育对象，把学校由“官府”移到“民间”，促进了当时各国民族文化的交流，对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起了积极的作用。
孔子不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位伟大的教育革新家。他在近五十年的教学实践中，大胆探索，提出了许多有创见性的教育思想、教学原则和方法，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教育遗产。
综上所述，管仲对孔子思想的影响是积极、全面的、深远的。孔子对管仲思想的肯定和继承也是多方面的。司马迁说：“管仲卒，齐国尊其政，常强于诸侯。”正是因为齐国的政治开明，有尊贤传统，孔子在鲁国得不到重用而去齐国，齐景公却以“吾老矣，不能用也”（《论语·微子》）为借口打发走了孔子，使孔子“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的美好政治理想成为空想。
管仲思想特别是法制思想对商鞅、
李斯以及秦始皇的积极影响
管仲的天道自然思想在殷、周时代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天命论，即把天看是至高无上，可以决定人的命运的主宰，由于奴隶阶级在反抗奴隶主的斗争和人民力量的壮大，统治阶级以维护统治地位的天命论失去人心。管仲率先提出天道自然观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管仲对大自然的理解包括：他在《管子•形势》中说：“日月不明，天不易也；高山而不见，地不易也。”这说明天主要是一种自然存在。他在《管仲•牧民》中又说：“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日如月，唯君是节。”这说明天地是没有感情和意志的。他在《管子•形势》中又说：“天不变是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在管仲看来，天即大自然，是日月变化、阴阳更替，没有天神的支配。他进一步指出：“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管子•五辅》）与此同时管子直接批评旧君主重天敬神的思想和做法，他说：“上恃龟筮，好用巫医则鬼神骤祟。”即君主行事，依靠求神问卜，好用巫医，这样“鬼神”反而经常做起怪来，接着他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这就对统治阶级来说非常有说服力的，而且为后代所效仿。总之，管仲的天道自然观不仅破了唯心主义的天命论，确立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同时也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思想上解放并发挥着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开辟新的天地。
此外管仲的计谋思想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影响。管仲在《管子•七法》提出：“心术”即心计、计谋思想，这对其后出现了许多谋士，他们各位其主出谋划策产生很大影响。
管仲的法制思想
从整体上讲管仲的法制思想和德治思想是结合在一起的。管仲十分重视法制。他的法制思想主要是：①管仲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法之立，在顺民心，民治则国安。又说：“民恶贫贱，我富贵之，……”（《管子•牧民》）又说：“顺民心，则威令行。”（同上）又说：“顺民心，立法行治，则民可御。”（《管仲•小匡》），由此可见管仲立法的目的在顺民心，在治国，在国家富强。②公正无私，一视同仁。《管子•七法》中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治民一众，不知法不可。”他强调治理百姓，不制定，不了解法规不可，法是对谁都一样的客观标准。这含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③信庆赏，严刑罚。管仲在《管子•牧民》中说：“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包括重爵禄）则民轻难。”意思是说刑罚严厉，人民就不去干坏事，奖赏信实，人民就不会怕死难。当桓公问到他“请问为天下”时，管仲说：“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管子中匡》）就是法令能推行而不苛刻，刑罚精简而不妄赦罚罪。”他要求在执法过程中尽量做到让人民满意。④建立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管仲在《管子•七法》中说：“符籍不审，则奸民生。”（符籍包括通行证与户口薄）
对商鞅变法的积极影响
商君者，名鞅，姓公孙氏，其根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痤既死，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求见孝公，四见，然后，大悦之。鞅告景监曰：吾初说君以帝道，而不开悟；继说君以王道，而未能入；又说以霸道，善之而不用，乃说以强国之道，君大悦之。孝公乃以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谬力本业，耕织致粟棉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贪者，举收以为奴。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宅田。臣妾衣服各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行之十年秦大治，孝公十二年，自雍徙都咸阳。开阡陌，平赋税，定斗桶权衡尺，十五年，以鞅为丞相。（《诸子通考》《商君考略》蒋伯潜，古籍出版社出版）
商鞅入秦以谋士的身份准备四个方案去向秦孝公进言，结果博得“孝公大悦”图国家强盛。他的变法取得积极的成果。特别在重爵禄，信庆赏，富民利民方面做出突出成果。所以“行之十年，使秦国大治。”为以后秦国统一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李斯及秦始皇的积极影响
李斯，楚上蔡人，乃以荀卿学帝王之术，既成，度楚王不足事，六国皆将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秦王欲并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骋之时而游者之秋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至秦，求为吕不韦之舍人。不韦贤之，以为郎。因得见秦王政，拜为客卿。时秦臣自主逐六国人之仕秦者。斯亦在遣中，乃上书谏秦王，王为除逐客之令，复斯之官，乃官至廷尉。秦王政二十六年，统一六国。称始皇帝，乃以斯为丞相废封建制、夷郡县城。李斯之策为多。明法度，定律令，皆自始皇起。同文、书、律，度、量、衡，李斯有力焉。
秦王政拳权之后，任用李斯等人，积极推行统一六国的战略。秦国从公元前230年起至220年止首尾10年陆续兼并了六国（赵、焊、魏、楚、燕、齐）在占领这城设置郡县，直属秦王，从此结束了贵族王朝体制的王国时代，进入了君主专制的帝国时代。
1.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体制。中央设立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亦称三公。地方郡的长官称为守，县的长官称县令。打破了血缘关系，宗法制，封建的官僚制代替了贵族的世袭制。
2.统一文字，使成为中华民族的基础并沿用至今。
3.废封建，立郡县成为以后中国统一后管理标准模式，历时数千年之久。
4.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在商业方面，大大方便国内交流。
5.车同轨，道同距，修建秦道大大便利国内交通。
6.修建长城，修筑长城约5000公里，成抵御北方胡族侵略的重要防线。
7.开拓疆土。①开拓西南，由于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有长期来往，决定打通西南要道，开凿了从四川之宜宾到云南滇池一带的栈道。大秦的势力直接抵达，且蓝、夜郎、邛都、昆明等地。并在这里设官、“置吏”建立了行政机构。
②修建了灵渠，秦军沟通了湘江、珠江的水系，统一了南岭地区，建置南海郡、桂林郡和家郡，加强了对珠江的控制并使该地区永远成为中国的版图。③南征南越，将浙江、福建纳入中国的版图。
秦始皇对东南、西南岭南及北方等边界地区的开拓，在辽阔的疆域里在一个国家的政权管理下，生活着各族人民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大国，这不论在中国史上还是在世界史上都是有极大深远意义。
8.北击匈奴，夺回河套。并使该地区永远成为中国的版图，至此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基本格局。
9.修建了郑国渠，为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300余里，改造了盐碱地4万余公顷。使土地贫瘠的关中地区迅速富庶起来。
10.“行为伦”即端正风俗，建立起统一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来到泰山下，这里是齐国故地，号称“礼仪之邦”，就令人在泰山所刻的石上记下：“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施于后嗣。”意思是男女之间界线分明，以礼相待，女治内，男治外，各尽其贵，从而给后代树立好榜样，予以表彰。而始皇三十七年（公元210年）在会稽石刻留的铭文，则对当地盛行的淫佚之风大加鞭挞，以杀奸夫无罪的条文来矫正吴越地区男女之大防不严的习俗。
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应该是功不可没的。他的业绩范围大大超了齐国，涉及的方面也超过了齐国，但是从思想特别，特别法制思想上受管仲思想的积极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荀子的思想给秦始皇以智力上的支撑，荀子经由老子“道论”，受管仲的天道自然观的影响。（见《管仲的天道自然观对老子、荀子及当代的影响》）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即“人定胜天”的思想。（见百度网：《荀子简介》）他受学于稷下，成长于稷下，并终成为稷下学名的领袖人物，他是学问渊博能融百家的哲人，他战国时期新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集大成者。荀子终老蓝陵，乃设教著书，其弟子韩非、李斯均著名。其中李斯学的帝王之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根据建立中央的统一的封建大帝的需要进行必要的措施较之管仲时代的不仅有积极的影响，而且有大大的发展。当时管仲为维护国天子的权威，九和诸侯，攘夷伙。现在秦始皇采取“征、治”结合的办法，对促进我国多民族的统一大国起了决定作用。修长城和北击匈奴对维护我国的长治久安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对影响社会秩序，长治久安的淫乱，管仲为了维护礼采用的“征淫乱”。当时东南多有淫乱者，菜、吕、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而秦始皇则采取“治”的办法，端正风俗收到很好的效果。
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翦伯赞认为：在我看来，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杰出人物。
毛泽东评秦始皇：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以上材料见百度网《秦始皇》）
终上所述，管仲思想特别是法治思想对商鞅、李斯以及秦始皇的积极影响是深远的多方面的。至于商鞅、李斯、秦始皇等的缺失之处本文没有涉及。
管仲的军事思想
对孙子及《孙子兵法》的影响
“后世谈兵者，但知谈孙子之书，以孙、吴并称而不知管子一书，多为孙氏十三篇所取材也。而孙子得用兵之法，将材也；管子得治兵之法，相材也。管子明其体，而孙子达其用，合二者而兼之，则兵家之能事毕矣！”这段话是石一参先生在《管子今诠》中《读管子界说》中（中国书店影印）说的，读完《管子》书中有关管仲军事思想觉得有一定道理。
管仲自任相齐以后，就从中国古代圣王那里吸取许多治国治军的论述，加上他协同齐相公治国治军的经验教训，总结出一套治国治军的思想，特别是管理军队的思想。首先：从治国安邦的需要，他首创了常备军，使其脱离农业生产劳动，接着就解决军赋问题，实行赋“粟”，（《管子•大匡》）同时实行了“以兵赎罪”的政策。其次：“作内政而寓军令，”使居民行政组织与军备战斗组织相互配。第三：“以正守国”即“胜敌国有理”这是管仲治军的指导思想．第四：为兵有数，这是管仲治军的战略和策略．其中包括：兵未出境，无敌者八：一曰积累财富；二曰考究军事工艺；三曰制造兵器；四曰选择战士；五曰管理教育；六曰军事训练；七曰通知天下；八曰明察战机和策略．第五：管仲注意部队的作风建设，他要求军队要有风雨之行，飞鸟之举，有雷电之战，有水旱之功，有金城之守，有一体之治．(《国语•齐语》)第六：管仲率先重视权谋，管仲注意春秋时代的战争不仅重视仁义；而且讲究权谋，此时诸侯国出现了许多谋士，管仲成为第一个重视权谋而且最有建树的军事家．在我国军事史上有这十分重要的地位．（战军《论管仲的军事权谋》《管子学刊》1993年第二期）．第七：管仲在《管子•七法》中概括来七条治国治军的理论与方法．“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权。”“则”是“法则”、规律；“象”即表现、现象；“法”即标准、规范；“化”即教化；“决塞”即开放与禁止；“心术”即心计、计谋；“计数”即计算、找出规律。这七个方面又有具体的解释，包括有极为丰富的内涵，以保证大事（包括战争）必成。综上所述管仲作为宰相确实是名符其实的军事家，是我国古代军事的思想家。
孙子字长卿，齐国乐安人（今山东广饶县）大约生于公元前５５１年至４７９年，是春秋末年的军事家、哲学家，后人尊称孙子兵圣，今山东江苏等地纪奉孙武的庙宇谓之兵圣庙，为后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家鼻祖。齐恒公百年后，田完五世孙田书做齐国大夫，因领伐莒有功，封为“乐安食邑”，并赐姓孙，称孙书，孙书子孙凭做齐国卿，孙凭即孙武之父，由于贵族家庭给孙武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孙武得以阅读中国古代军事典籍，黄帝，伊尹，姜太公，管仲用兵史实。当时齐国因国内斗争愈演愈烈，孙武不愿纠缠其中，逃到吴国后（今苏州），结识伍子胥隐居穹窿山，写出《兵法孙子》十三篇。经伍子胥推荐吴王夫差用孙武为将，“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显名诸侯孙子有力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吴国称雄到被赵国灭亡的经历中。《孙子兵法》又加以修改完善。）
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取材于管子”，即主要在哪些地方继承和发展了管子的军事思想，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治军在国家的地位的认识上，管仲认为军队是为了治国治军的需要，而富国必须强兵，而孙武在这方面有所发展，他认为：“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这是由于他身处吴国受强楚欺负，又在对越战争中征服过越国，而当孙武隐居之后，吴国又被越国灭亡。经过这样的惨痛的教训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二、在对战争从总体上说：管仲认为“至善不战”。（《管子•幼官》）就是说不打仗是最好的。亦即孙武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即不打仗而使敌人屈服这是最好的，二者是一个意思，提法有所不同，其中包括自己方面要做充分的准备去争取和平。
第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管仲在“为兵之数”概括为“兵未出境无敌者八。”：一曰积聚财物；二曰:考究军事工艺；三曰：制造兵器；四曰：选择战士；五曰：管理教育；六曰：军事训练；七曰：遍知天下；八曰：明察战机和策略。这里面包括有知己知彼，其中包括要求战士要有取胜的勇气和信心，要求“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天下”（《管子·七法》）他对于武器的研制特别重视，聚集天下最好的材料研究各种兵器。春秋进行比试，精锐者经检验合格入库。他通过“隐间于商”达到遍知天下的目的，做到：未明敌人的政治，不能进行战争；不明敌人的军情，不能约定战争；不明敌人的将领不先军事行动；不明敌人的士兵，不先摆列阵势；只有保证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能用兵的将帅击不能用兵的将帅，以训练过的士卒，击临时征集的乌合之众，才可以十战十胜，百战百胜。孙武则说：“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不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百战必败。”这是他对战争的结果这样认定的，也是他的新发展。
第四、管仲在用兵的方法上，在《管子·七法》中计数里，仅提出“虚实”二字，而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却发展了管仲的这一思想，他用了“虚实篇”这一专章，论述了这一思想。
孙武说：“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这就是说：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总是能够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敌人休整的好，就没法使他疲劳；敌人粮食充足，就没法使他饥饿；敌人驻扎安稳，就没法使他移动。
孙武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即要出击敌人无法施救的地方，要奔袭敌人未曾预料之处。“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这样敌人的命运被我们所主宰了。这是神奇、微妙的无声无息的事啊。
孙武说：“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进者，速而不可及也。”即前进而使敌人无法抵制的，是由于袭击敌人懈怠空虚的地方；撤退而使敌人不能进击的。是因为行动迅速而使敌人追赶不及。
孙武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我十，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我之所与战者约矣。”意思是说，要使敌人显露真情，而我军不露痕迹。这样我军兵力可以集中，而敌人兵力却不得不分散，我们就能以十倍于敌的兵力去攻击敌人了，从而造成我众敌寡的有利形势。我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即我们所进攻的地方敌人很难知道，既无从知道，那末他需要防备的地方就多了。敌人防备的地方愈多，那么我们所要进攻的敌人就愈是单薄。
孙武说：“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故形兵至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即所以要通过认真的筹算，来分析敌人作战计划的优劣和得失；要通过挑动敌人，来了解敌人的活动规律；要通过佯动示形，来试验敌人的生死命脉所在，要通过小型交锋，来了解敌人的虚实弱强。所以佯动示形进入最高的境界，就再也看不出什么痕迹，那么，即使是深藏的间谍也窥察不了底细，老谋深算的敌人也想不出对策。
在该篇最后孙武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人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就是说，用兵打仗，没有固定的刻板的模式，正如水的流动不会有一成不变的形态一样。能够根据敌变化而灵活机动取胜的，就可以叫做用兵如神。
孙武在《始计》篇中还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桡之，卑而取之，佚而劳之，杂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说的是，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之术，能打却装作不能打，要打却装作不要打，明明要近处进攻，却装作要打远处，明明进攻远处，确装作要攻近处；敌人贪利，就用利诱他；敌人混乱，就乘机攻取他；敌人力量雄厚，就注意防备他；敌人兵力强盛，就暂时避其锋芒；敌人易怒暴操，就要折损他的锐气；敌人卑怯，就设法使之骄横；敌人休整的好，就设法使之疲劳；敌人内部和睦，就设法离间他，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发起攻击；在敌人意料不到的时候，采取行动，所有这些是军事家指挥艺术的奥秘；是无从事先呆板规定的。
第五、管仲在“为兵之数”中提出“遍知天下”，并提出“遍知天下”的具体要求，同时还提出“隐间于商”，以获取天下诸侯国的信息，而孙子在《孙子兵法》的“用间篇”里，有广泛更深入地发展。孙武说：“明君贤将，所以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变，必致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谓英明的君主和贤良的将帅。他们之所以一出兵就能战胜敌人，功勋超越普通的人，就在于能够掌握敌情，要事先了解敌情，不可求神问鬼的方式来获取，不可拿相似的事情来类比推测得到；不可用日月星辰的运行围置来作验证，一定要取之于人，从那些熟悉敌情的人口中去获取。孙武又说：“故用间有五：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他指出：“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之神纪，人君之宝地。”这五种间谍同时使用起来，使敌人无从捉摸，我用间规律，这就是使用间谍的神秘的地方，也正是国君克敌制胜的法宝。
孙武又说：“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间也间与告者皆死。”即所以在军队中没有比间谍更为亲近的人在给奖赏，没有比间谍更为优厚的；没有什么事比间谍更秘密的了。不是才智超群的人，不能使用间谍；不是仁义慨慷的人不能指使间谍；不是谋虑精细的人不能分辨证实间谍提供的情报，微妙啊微妙！无时无处不可以使用间谍！间谍工作还未开展，而秘密却已泄露出去的，那么间谍和了解的内情的人都要处死。”。孙武说：“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素知。。”“必来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己，导而舍之，（设法转导他并交给他一定的任务，然后放他回去）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意谓通过利用反间，乡间和内间才能有效的加以使用。）“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狂事，可使告敌。”即通过反间了解敌情，这样就可以使死间传播的假情报给敌人了。“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期。”这是说：通过反间了解敌情，这样就可以使生间按预定的时间返回报告敌情了。“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要也。”即五种间谍的使用，国君必须了解掌握，了解情况关键在于使用反间，所以对于反间不可不给予优厚的待遇。孙武最后说：“故明君圣将，能够任用智慧高超的人充当间谍，就一定能建大功，这是用兵的关键，整个军队都要依靠间谍所提供的敌情来决定军事行动。
以上是《孙子兵法》直接取材于管仲军事思想的地方，并不同程度地发展，但是管仲的重视权谋的思想对孙子的谋略思想的其他方面还是有影响的。并还有些创新的发展。
《孙子兵法》的影响日渐扩大，经过中西融合时期，民国发展时期，特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证明《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两本书之后，《孙子兵法》由中国走向全世界，据《孙子简介》（百度网）说，最早传入日本，其次朝鲜，出版先后有《孙子兵法》版本170多种以后该书被翻译成英、俄、德、法等20多种语言文字，全球有数千种《孙子兵法》。在已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军事、官场、商场、企业管理（心理学、管理学）领域成为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智慧的源泉。不少国家如美国西欧等国的军校和哈佛商学院高级管理培训中心列为教材；是美日企业家成功的法宝；是启迪人生权变到新的智慧；是兵法的谋略是大战略，大智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遗产，是中华文化的智慧的根基和源泉，是华夏文明的世界文明的璀璨的玫堂。
同时《孙子兵法》得到中国历代和当代中外名人应用和赞誉，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毛泽东主席说：“孙子的规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科学的真理。”美国的前任总统尼克松引用日本名人的话说：“他是不打仗的书，教人和平。”日本松下幸之助说：“此书是天下第一神灵，必须认真背诵，灵活运用，公司才能发展。”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弘扬他的思想，山东临沂成立了孙子兵法研究所，苏州设有“孙子网”，山东、江苏等地留有纪奉孙子的庙宇，谓之孙子兵圣庙，在山东广饶县设有孙子研究中心，山东孙子研究会，第七届广饶县孙子国际旅游文化节，第八届中国孙子（广饶）国际论坛即在此召开。
1990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首届孙子兵法的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孙子兵法新探》，1993年白山出版社出版的《孙子兵法大典》等书，有充分的介绍。但《孙子兵法》与南美各国却一无所知。200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刘庆应智利和阿根廷国防部的邀请讲学。《孙子兵法》现在在南美洲各国受到欢迎，各国军官列为必读的书，纷纷追求孙子的和平与智慧理念。（《孙子兵法》在南美，见《管子学刊》2008年第四期
管仲的天道自然观对老子、荀子及当代的影响
一、管仲的天道自然观
殷周时代，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天命论，即把天看做至高无上，可以决定人的命运的主宰。由于奴隶阶级反抗奴隶主贵族斗争和人民力量的壮大，统治阶级借以维护统治地位的天命失去人心。管仲率先树起了朴素唯物主义旗帜，提出了对中国哲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天道自然观。
（一）、管仲对天、对大自然的理解包括：1 管仲在《管子·形式》篇中说：“日月不明，天不易地，高山而不见，地不易也。”这说明天是一种自然存在。2 管仲在《管子·牧民》篇中说：“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是节。”这说明天地自然是没有心情和意志的。3 管仲在《管子·乘马》篇中说：“春夏秋冬，阴阳之推移也：时之长短，阴阳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矣，虽不正，则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这说明大自然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4管仲在《管子·形势》篇中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在管仲看来，天即大自然，是日月变化，阴阳更替，没有上天，神是支配。这反映了他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
（二）、管仲认为，发生水旱灾害，社会上的“祸乱”等不是神的意志造成的，他说“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顺，则有饥荒；人道不顺，则有祸乱。”（《管子·五幅》）因此，“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仑禀不盈”。他在《管子·形势》中又说：“万物之生于人也，无私近，无私远也。巧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者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违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即万物于人是没有远近亲疏之分的，灵巧的人用起来有余，拙笨的人用起来就不足。顺乎大自然的规律去做，大自然就会帮助他；违反大自然的规律去做，大自然就违背他。大自然所助，弱小的可以变得强大；大自然之所弃，成功的可变为失败，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可以得到成功；违背大自然规律就要招致灾祸而无可挽救。管仲在《管子·形势》中又说：“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即掌握了天道，成事就很自然，违背了天道，虽然成功，也不能保持。他还告诉人们“疑今者查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即对当今有怀疑者，可以考查古代；对来者不了解的，可以查阅历史，总之，管仲思想的天是自然之天，不是神的主宰。管仲认为“有余”、“不足”、“大小”、“成败”，与自然利用的“巧”与“拙”有直接联系。“巧者”顺天，天助之；“拙者”“逆天”天违之。这是要很好探索自然规律。
管仲对自然规律进行探索吗，并从实践中得出这样一些认识：“地者政之本也，朝廷者义之理也，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为之有道。”《乘马》即土地是政事的朝廷是贵贱等级的管理者；市场是平准商品交换的地方；黄金是计量财用的工具；一个诸侯国拥有兵车千辆，这是军备的制度。这五个方面其道理是可以理解的，实行起来也是有规律的。所谓“道”、“为政之道”、“办事之道”是探索自然活动的规律。
（三）、管仲直接批评旧君主重天敬神的思想和做法。他在《权修》中说“上特龟筮，好用巫医则鬼神骤崇”。即君主行事依靠求神问扑，好用巫医。这样“鬼神”反而经常做起怪来。接着他提出创造性设想法：“一年之计，莫如林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这个事例对于统治阶级和统治者来说就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而且为后世所效仿。
以上说明，管仲否定了统治者所奉行的唯心主义天命观，创造并积累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宝贵经验，为中华民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二、老子的道论
老子：据司马迁《史记·老子传》中说：“老子者楚苦县历乡曲里人。姓李耳字伯阳，诣曰聃，周室史也。”他出生在约公元前571年至551年前后，该书又说“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而且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也说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细节。据《新安晚报》2009年7月5日报导，在安徽涡阳县境内发掘有“孔子问礼老子”的石碑，据此老子早生于孔子且证明老子是安徽省涡阳县人。
由于春秋以前，占统治者地位的“天命观”把“天”看成至高无上的主宰。由于管仲在治理齐国的实践中，提出了与殷周以来的“天命观”相对立的朴素唯物主义天道观与老子道论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首先他提弃了意志之“天”，从理论上恢复了“天”是大自然的本性。论证了“天”一种自然存在，没有感情和意志；“天”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管仲已经把“天”看做自然存在的物质客体，恢复了自然之天的本来面目。而老子继承了上述观点，他同样把“天”看做物资性自然存在。他说：“天长地久，天地之所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老子·第七章》）天地本身不是有意识的，它做物资的客体，是无欲无知的。他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比喻一律平等）它没有感情和意志，任凭万物自生自灭。
其次树立了天道自然观。关于“天道”，管仲认为藏之形无，天人之道。“这说明他把事物发展的规律和事物的本身区别开来；也说明“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同时他提供：“为而无害，成而不议，得而莫之争，“天道”之所期也。”（《管子·立政》）这就揭开了占星术“天命观”的神秘面纱。管仲还指出：“天道不可违”否则就达不到目的，提出：“欲王天下，而失天道”，天下不可得而可王也。“失天之道，虽立不安”，他同时又指出：“天道自然”的思想。他在《形势》中提出：“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这对老子的思想影响颇大。老子继承管仲的“天道自然”的思想并有所丰富与发展。如他说：“如天之道，利而不害。”（《老子·第七十九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第七十二章》）充分肯定了“天道”的客观性，有的言论并进而区分“人道”与“天道”不同性质。如《老子·第七十七章》所说:“天之道，其猶张弓欤？高者仰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是鲜明的天人相分的思想，是老子对管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上参考王得敏《管仲思想对老子道德论的影响》见《十家论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1日版）
三、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及对近现代的影响
荀子：约生于公元前313年，死于公元前238年名况，时人尊称为卿，战国赵国（今山西安泽县）人。他是战国末期与孟子同为儒家学派大师，是我国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教育家。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稷下学宫度过的。他受学于稷下，成长于稷下，并终成为稷下学宫的领袖人物，他是学问渊博能融通百家的哲人，他是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集大成者，他与孟子在人性善与人性恶的观点截然相反。
荀子在天道观方面受老子的影响，以为天没有意志，不过是能生在万物的自然界，不能决定人的吉凶祸福，提出应该顺应自然，但也改变自然。而所谓“制天命而用之，”即“人定胜天”的思想。（见百度网：荀子简介）又据《道客巴巴》报导：荀子明确地把人与自然分开，又强调人改变自然、作用自然思想，荀子天人之分，把“天”看成独立于人的自然，是继承老庄的思想。
荀子既老终兰陵，乃设教著书，其弟子韩非、李斯、浮丘伯等均著名。《汉志》还有《孙卿子》即荀子（孙与荀古音通）（见蒋伯潜《诸子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汉刘向整理定为32篇，可分为三类：一类为荀子亲手所著22篇，一类为荀子的弟子所纪录的荀子的言行5篇，一类为荀子及弟子所引用的材料共5篇。其中代表作《天伦》、《劝学》等。
荀子有些论点和儒家传统说法不合，故后人指责和非议，到了宋代则为程。朱理学所不容，出现了扬孟抑荀的现象。到了清代末年梁启超、章炳麟等对荀子学说思想重新作出评价，肯定了在中国哲学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见百度网：《荀子简介》）谭词同说：“二千年之学荀子也。”梁启超还认为：自秦汉以来，曾出了荀子，不管这个评价是否过头，但至少有一点确信无疑，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要把握住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不能不谈荀子。在中国近代1918年陶行知面对贫穷落后，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凌辱，沦为分割的境地，他在南京大学《金陵光》杂志上呼吁国人重视试验与发明创造，弘扬中华民族“役物”、《制天》的创造精神，他引用荀子的话说：“大天而恩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以后他倾心研究发展成有中国特色的创造学说、创造教育思想。（另有专著）在民国时期荀子的《劝学篇》被选入中学教材，比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等名言，广为传颂。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管子。老子。荀子等的思想研究，开创了新局面。仅就荀子思想研究和学习来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现如今不仅中学里将荀子的《劝学》篇等选入教材，而且大学里也选了《天论》等也选入教材。如山西农业大学把《荀子》选入《马克思理论基本原理》精品课程。（网发）更有高等教育出版了《大学生传世经典随身读荀子》（精选本）汇集了荀子一生思想精华，内容可谓博大精深，涉及哲学、政治理论、治学方法、立身处世、学术论辩、经济、斗争诸方面。署名为荀子著，李佐丰校注。在荀子学院推出现代国学大讲堂，全面介绍荀子其人其书，这位“中国的亚里思多德。”（博客网）（古希腊的哲学家、科学家，恩格斯称他是哲学中最博学的人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6页）在冯有共的《中国哲学史》中说：“荀子在中国历史地位如亚里斯多德在西洋历史，其气度之笃实似之。”又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了秦榆著：《荀子的人定胜天》（荀子学院报导）中华五千年国学经典中，《荀子》被列为影响中国的100本书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四川大学在山西安泽县第三届中国文化节上举办荀子文化高层论坛，以荀子的天道观为主要内容。在山西安泽县还建立了荀子纪念馆，并拍据了“荀子电视剧”，以学习纪念荀子这信先贤哲人。
1、研究和宣传管仲思想有何现实意义？
第一、是贯彻中央决定的需要。决定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同时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开发，维护民族的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第二、是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需要。江泽民在2000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的做到“三个代表”》一文中说：“总结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只是因为我们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这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根本的不懈奋斗。”其中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要认真的贯彻执行。
第三、管仲是我国春秋时代杰出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事家、思想家，是先秦诸子的鼻祖，所以被列为北京中华世纪坛的中国历史第一名人，并有雕像矗立在那里供人们瞻仰，所以更应该研究他宣传他。
第四、在世界范围内，管仲已被一些国家有智之士、名人研究和运用。如美国的克里教授夫妇，在1948年听了冯友兰先生的讲学报告，就教授投身于研究管子中，先后出版了两卷《管子》英文版，其中一本为《管子——中国早期的思想宝库》出版发行，并计划终生投身于研究管学之中。（《管子学刊》1999年第一期）再如加拿大企业家埃克里鲍曼，在大学上学时，他发现《管子》英译本，从此产生兴趣，刻苦钻研并创立管子学院，为社会服务。综上所述，我们研究宣传我们可爱的祖国，才不辜负这个时代。(见《管子研究》2011年第三期）。
2、有人说孟子的民本思想影响了《管子》，对吗？
《管子》原有三百八十九篇，西汉刘向校订为八十六篇，现有七十六篇，现存的《管子》大部分是战国时期齐国管仲学派和稷下学者的著述，个别有汉代文人的附益。照这样说，孟子是战国时期的人，如果《管子》是孟子民本实在的影响，除了他未顾及《管子》另一部分著述外，有些片面性外，似乎也可以勉强也可以成立，即是说孟子的民本思想影响了《管子》。如果说管仲或管子的思想是受孟子的民本思想的影响，那便是天大的笑话。事实上管仲或管子不仅没受孟子民本思想而且管仲或管子思想影响了孔子、也影响了孟子，管仲生于春秋早期公元前725年左右，而早于孔子一、二百年，早于孟子月三、四百年。二《管子》书中真正属于管仲的为数不多。据近年来管子研究的专家冯友兰、关锋等。考辩《管子》书中《经言》九篇，即《牧民》、《形式》、《立政》、《乘马》、《七法》、《版法》、《幼宫》、《幼宫图》以及《外言》中的《五辅》基本属于管仲的著述。（为当时或记录管仲之言，但不排除个人掺入成分）另《大匡》、《中匡》、《小匡》与《齐语》相符，也可以认为是管仲言行之可靠记录。（参见《十家论管》中附《管仲评传》）从管仲原著研究中，可以得出管仲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是明确的、肯定的，他对后世乃至现代的影响是深远的、明显的，包括对孟子民本思想的影响也是铁证如山的、无庸置疑的。
长期以来，由于《管子》书中内容广泛跨越时空很长，被一些学者忽视，故而《诸子通考》被列为道家，《四库全书》而被列为法家，而被列为诸子的开祖，既诸子著述，始于孔门。而事实上经过学者研究证明真正诸子的鼻祖是春秋早期的管子是中华历史的第一名人。
3、什么是管仲的天道自然观？有何重要意义？
在殷周时代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是啊天命论，即把天看成是至高无上，可以决定人的命运的主宰。由于奴隶阶级在反抗奴隶主的斗争和人民力量壮大，统治阶级以及维护统治地位的天命论失去了人心，管仲率先提出天道自然观的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管仲对大自然的理解是什么？他在《管子•形势》中说:“日月不明，天不易也；高山而不见，地不易天。”这说明天主要是一种自然存在。他在《管子•牧民》中又说：“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日如月，唯君是节。”这说天地是没有感情和意志的。同时他在《管子•形势》中还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在管仲看来，天即大自然，是日月变化，阴阳更替，没有天神的支配，他同时进一步指出：“不务天时，则财不出；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管子•五辅》）与此同时管仲还在《权修》中说：“上恃龟筮，好用巫医，则鬼神骤至。”即君主行事，依靠求神、问卜，好用巫医，这样“鬼神”反而经常做起怪来。接着他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古；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苟种，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这段话，对统治阶级来说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同他反映了一个客观规律，超越了阶级范围，因而为后世效仿。总之，管仲的天道自然观不仅冲破了唯心主义的天命论，确立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同时也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思想上解放并发挥着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开辟新的天地。
4、“学鲍之交”如何成为历史美谈、名垂千古？
管仲和鲍叔牙都是我国春秋初期出生在安徽颍上的历史名人，管、鲍二人结为朋友，交情极深。他们坦诚相待，亲密无间，情同手足。管仲曾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司马迁在《史记》中用管仲自己话说：“我在家境困难时与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分盈利时，自己多得些，鲍叔不以我为贪，知道我家贫。我替鲍叔办事，却使鲍叔更困难，鲍叔没有责怪我愚笨，知我时机有利也有不利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三次做官三次都被国君罢免的时候，鲍叔却始不认为我无能，知我没遇到好时机。管仲原辅佑的公子纠被打败了，召忽死了，管仲被囚禁起来，忍受着屈辱，鲍叔不认为他无羞耻之心，而知他不羞小节，而以功名不显于天下为耻辱，总之，由于鲍叔深知管仲而得到他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因而管仲才能深情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鲍叔由于深知管仲其人其德其才，所以极力推荐管仲相齐，自己却“以身下之，甘居下之，”甘居管仲之下。司马迁赞鲍叔牙说：“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但是人们对管仲如何以超人之识帮助鲍叔牙摆脱困境，以及理解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为使齐国富强称霸诸侯共同爱国兴邦的伟大理想基础之上的，还应深入探讨他们的这种情操和德行是值得我们敬重和发扬的。
5、管仲如何帮助鲍叔牙的？
管仲以超人之识劝说鲍叔牙辅助小白，使他摆脱困境。那时齐僖公生有公子诸儿、纠、小白，当时齐僖公委托鲍叔牙辅小白，委派管仲和召忽辅佑公子、纠，鲍叔不愿意干，称病不出。管仲和召忽去看望鲍叔，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干？鲍叔就说：“先人讲过，没有比父亲更了解儿子的，没有比君主更了解臣下的，现在国君知道我不行，所以派我辅佑小白，我知道我是被抛弃了。”召忽听了很同情鲍叔，支持他不干。管仲说：不行。主持国家人事的人，不应该推辞工作，不应该贪求空闲，将来掌握政权的人还不知道是谁，你还是出来干吧。召忽说：吾观小白必不为君主的继承人。管仲据理力争，说召忽说的不对，人们憎恶纠的母亲，连贯到看不起纠本人，但同情小白没有母亲了。诸儿虽为长子，理当继位，但品质卑賎，前途如何还说不定。看来安定齐国的，除了纠和小白，将无人承担。
小白的为人没有纠聪明。性急但有远虑。如果纠虽得立君主，大事也将不成，不是你鲍叔安定国家还将靠谁呢？召忽曰，百年之后，若有夺取纠的位君，我也不愿活着。管仲说：我作为人君的臣子，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纠个人而牺牲？我要为之而牺牲的，只有国家破、宗庙灭、祭祀绝的情况下，我才去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就活着。我活着对齐有利，我死对齐不利。鲍叔觉得很有道理，问：我该怎么办？管仲说：你接受命令就是了。于是鲍叔许诺接受君命辅佐小白。（见《管子•大匡》）
由于可见管仲见识高远出众，首先，他从三位公子的发展前途方面分析，认为小白在社会舆论倾向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其次，通过观察认为小白个人素质有远见的优势；第三，在如何对待忠君与爱国的问题上，管仲从社稷宗庙即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地位看待个人的生与死。使人不得不信服。因此，鲍叔很乐于采纳管仲的意见，出而辅佐小白。
6、鲍叔牙为何极力营救管仲并力荐他为宰相的？
齐僖公死后，诸儿年长，即位后即为齐蘘公。齐国有人作乱，杀了齐蘘公。这时鲍叔牙奉公子小白逃奔到莒国，管仲和召忽奉公子纠逃奔鲁国。鲁庄九年，鲍叔奉小白先回到齐国，这时鲁国出兵伐齐，要立公子纠为国君。双方战于乾时，管仲箭射中了小白带钩致伤。后来鲁国打了败仗，小白即位为齐桓公。这时安邦治国是摆在齐桓公面前的大事，就此鲍叔做了一系列工作区营救和推荐管仲，开始他回答桓公如何安定国家时说，得管仲国家就可以安定了。齐桓公不同意，说:“管仲是我的仇人啊。他射寡人中钩，殆于死，今仍用之可乎？”鲍叔说，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君主而这样做的，你只要赦免他的罪，让他回国，他将同样为你效劳。鲍叔同时将他同管仲召忽三人从前的谋划告诉了齐桓公，使齐桓公真实思想，即立志于齐国的富强，并对齐桓公寄有厚望的思想有所了解，消除对管仲的疑虑。这时齐桓公就问怎样得到管仲？鲍叔说：快快召回就能得到管仲，不快就得不到。因为当时面临着与鲁国争夺人才问题。这时鲁国大夫施伯果然不出鲍叔所料，他去对鲁国国君说，管仲是有智谋的，只是事业未成。你应该把鲁国的大政委派给他。他若接受，就可削弱齐国，若不接受，就杀掉他。鲁君答应他，还未实施，这时齐国使臣鲍叔赶到。鲍叔说：管仲是我们的仇人，请交我们自己杀才甘心，鲁君答应了，将杀管仲，鲍叔立即进道：即严正的说：在齐国杀，在杀齐国的仇人；在鲁国杀，是杀鲁国的犯人。我们国君要得到活的，把他处死在齐国，是为教育君臣而杀之；若是得不到活的，就等于你和我们国君的叛徒站在了一起了，这不是我们国君所要求的，使臣我不敢从命。于是鲁君不杀管仲，管仲从而得救。管仲回到鲍叔身边，鲍叔乐极生悲。据《小匡》记载：“鲍叔受而哭之，三举”。即大声哭叫三次，鲍叔此后更加致力于向桓公推荐管仲。
据《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即位之后，“使鲍叔为宰”掌管国家大政，鲍叔坚辞不干，且极力推荐管仲出任，他还列出五点理由说明他不如管仲之处；第一、对老百姓宽厚，给他们恩惠，使他们能安居乐业。第二、治理国家切实掌握政权。第三、对诸侯以忠厚诚信相结交。第四、制定礼义之教，值得四方效法。第五、执掌军营，使老百姓更加勇敢。鲍叔还强调指出：“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将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由于鲍叔这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真诚推荐，使齐桓公消除疑虑，并更加信任。于是管仲被任命为宰相。对于管仲来说，在死逃生之后，又荣任宰相，更加激发他报国的雄心壮志。
在管仲相齐之后，由于他对齐国，对齐桓公忠诚，齐桓公更加深入对管仲的了解，思想感情上更加亲近，为了发挥管仲在执政中的作用，齐桓公更称他为“仲父”。
鲍叔就管仲与危难，与大胆荐使齐桓公重用管仲，不仅对管仲有知遇之恩，而且对齐桓公安邦治国成其霸业建立不朽功勋。
7、在《管子》的篇目中哪些确实是管仲遗著？能代表管仲思想的？
经过多年的辩伪、论证从大量的材料中证明《管子》书中明确有部分篇目反映哦齐桓公称霸时期管仲思想的著作可以说是管仲的遗著。现简论如下：
①《管子•治国》篇系管仲遗著
在《管子•治国》篇中说：“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而俱天下者何也？必富国而粟多也。”这是管仲对历代先王治国经验的概括，是管仲遗著额有力证据。它说明了《治国》的作者和年代。这里所说的七十九年君主不是伪造出来的，也不是后来管仲学派或稷下学派多人编辑《管子》所造出来的。（刘建国、张连良：《管子与齐文化》《管仲遗著与齐文化的历史地位》第355-357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②《封禅》《地数》篇系管仲遗著。
因为这两篇著作中皆有封禅七十二家的记载，《治国》、《封禅》、《地数》又可以互相印证《管子》管仲的遗著馔写年代。《封禅》《地数》确为管仲在周蕙王时代所作。管仲《治国》则作于周蕙王时代（同前书第357-359页）。
③《管子•经言》诸篇是管仲遗著。
《管子》中《经言》诸篇包括《牧民》、《形势》、《权修》、《立政》《乘码》、《七法》、《版法》、《幼宫》、《幼宫图》等九篇。在《治国》、《封禅》、《地数》篇中突破了管仲思想无内证的困难，找到了证实《经言》系管仲遗著的钥匙。因为《经言》诸子篇的思想内容多与《治国》的内容一致。
④《五辅》是管仲遗著
汉初贾谊在《新书•俗激篇》中记载《五辅》是汉记流行的管氏之书（见《安庆话师范学院》1986年第一期第38-39页）
另据《十字论管》主编司马琪在《管子评传》中说“近年经管子研究专家关锋等的考辩，管子书中有《经言》九篇，《外言》的《五辅》基本是管仲的著述。（当时或后人记述过管子的言行，但不排除又后人掺入成分）
⑤《管子》中的《大匡》、《中匡》、《小匡》三篇比较集中管仲相齐始末，桓公和管仲关于国事的议论以及齐国争霸的历史，是研究管子思想和齐国历史比较可靠的资料。（张岱年《中国哲学史科学》第49页）
还有提到的是《左传》、《国语•齐语》、《史记》等史书记载，管仲个人活动，再加上管仲上述多篇遗著反映的思想活动，可以理出管仲的思想体系来。
8、为什么说管仲是先秦诸子百家的鼻祖？
首先从时间看管仲生于公元前735年，卒于公元前645年。老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前后，庄子生于约公元前309年-公元前286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孟子生于约公元前372年至公元前289年，荀子生于约公元前315年至公元前238年，墨子生于约公元前468年，商鞅生于约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38年，李斯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208年，孙子约生于公元前551年至479年，苏秦约生于公元前309年，张仪约生于公元前310年（以上见《辞海》和《诸子通论》）
从上述可见除老子、孔子、墨子约出生晚于管仲一、二百年外，其余诸子均晚于管仲三、四百余年。
其次普遍的受到管仲思想影响的有两点：一是管仲的天道自然观。殷周时代，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天命论的主宰。由于奴隶阶级的反抗斗争和人民力量的壮大，统治阶级借以维护统治地位的天命论失去人心，管仲率先树起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旗帜，提出了对中国哲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天道自然观。在管仲看来，天即是大自然，是日月变化，阴阳更迭。二是管仲在《管子•七法》提出《心术》即心计、计谋的思想，这对其后出现了许多谋士、客卿，他们各为其主出谋划策产生很大影响。
再次，对某些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也有些是产生积极地影响。如对孔子、老子、孙子、商鞅、李斯乃至秦始皇等人的影响已有记载，此外还有：
墨子：墨子战国时宋人大夫墨翟，据《诸子•通考》记载，墨子为墨家开祖，其书《墨子》为《汉志•诸子略》七十一篇《四库全书》共五十三篇，其中36篇均为《墨子》之学说。其中有《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主要主张兼爱、非攻，其中有这样一段故事：公输般为楚造云梯，将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十日十夜而至楚，见公输般。般见之楚王。墨子言以楚攻宋，猶舍己之文轩、锦绣梁肉而窃邻之文举、短褐糟糠。于是解带为城，以襟为械，公输般九设攻城之变，墨子九拒之；公输般曰：吾亦知子之所以拒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墨子曰：“公输般之意，不过欲杀臣而攻宋，然臣之弟禽清釐等三百余人，已持臣宋国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亦。”楚王曰：“请无攻宋。”这个故事体现了墨子兼爱非攻思想。墨子在这里用一个大夫的身份运用智谋战敌对手。同时体现了管仲的军事上“至善不战”（《管子•幼官》）的思想，所不同的是管仲以宰相的身份，从整个国家富强的需要，整个军事思想都贯穿其中。而墨子仅以大夫的身份以智谋说服楚王也，是难能可贵的。
苏秦东周洛阳人，与楚人张仪（原魏贵族后裔）同事鬼谷子学习权谋纵横之求。苏秦学成说周显王，不见用。赵之李兑资之，乃西入秦，以连横之策说秦蕙文王。时秦方诛商鞅疾各国游士费用。乃大困而归。至家，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父母兄弟皆窃笑之。于是发愤读书。欲睡则以锥刺其股，期年，揣摩成，乃说燕。燕文侯以资金帛车马，往说赵肃侯，请合韩、魏、齐、楚、燕以抗秦。卒定合纵之约，以苏秦为纵约长，并相六国，赵肃侯封为武安君，由是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自苏秦去赵而纵约解。著有《苏子》三十一篇（见《诸子通考》）。
张仪战国著名政治家、谋略家，学习权谋纵横之术，饱读诗书，满腹谋略，连苏秦都自任才能在张仪之下。两次相秦十一年。两次相魏：一次四年，一次一年，即卒。（见百度）
苏秦与张仪虽就学于鬼谷子，但以谋士或客卿的身份游说各国君主，争得相位，施展才能，这本身就与管仲的权谋思想影响有关；在具体做法方面与管仲的“九合诸候，一匡天下”不无关联。
9、管仲赋税思想的特点是什么？
管仲赋税思想有两个特点：一、先予后取，芷富于民。管仲认为治国必须从民欲，顺民心，然后国家的政策和法令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贯彻执行。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忧劳，我快乐之；……知予之为取，政之宝也。（《管子•牧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国家的赋税徭役，是直接无偿的征取人民的财富和劳力。首先必须使百姓富足，然后百姓才会乐于向国家输税，先保证百姓身家佚乐，百姓才会乐于为国家服役。先予后取，这是治赋的一条基本原则。首先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尤其是“发展农业生产”。“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管子•五辅》)。他不仅主张发展粮食生产，而且主张发展林、牧、副各业生产。他说：“积于不竭之仓者，务五谷也；芷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也。”“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六禽则民富”（《牧民》）。不仅农业，而且手工业和商业也关系到人民的贫富，也要予以发展。他说：“工事竞于刻缕，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立政》）即工匠追逐木刻缕金，女红也繁求纹饰花样，国家就会变穷。“无市则民乏矣”（《乘马》）即没有集市则民用贫之。管仲把农、林、牧、副以及手工业和商业活动都看成富民的经济活动，就能给百姓以富足。其次对鳏寡孤独等生活困难的给以帮助。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蒌，赈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五辅》）这样民之欲无不得矣。“然后政可善为也。”（《五辅》）然后“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民安矣。”（《小匡》）这样先予后取的思想，实际上就是芷富于民。“故野不积草，府不积货，市不成肆，朝不合众，治之至也。”（《权修》）即把农放在首位，让官府不积财货，就得财货于民间；让市场不成行列，就做到家用自足；让朝廷不聚议事，这些都是治国的最高水平，先取后予，富予民，这是治赋的基本原则。
二、取之有度，用之有止。“取之有度，用之有止。”（《权修》）这是管仲提出的赋役征敛的原则。“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权修》）“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财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已，不可得也。”可见要实行取之有度，用之有止，首先必须坚持薄敛轻徭。管仲提出极轻的农业税率，即“田租百出五”。（《幼宫》）和“二岁而税一”（《大匡》）即两年收税一次的主张。此外年景不同应该实行不同的农业税税率：“上年十取三，中年十取二，下年十取一。”“岁饥弛而税”（《大匡》）同时还应考虑所耕田地肥脊情况，实行“案田而税”。（《大匡》）“相地而衰征。”对于工商业，管仲主张免税或征极轻的税，就是：“关，儿而不征，市，廛而不税。”（《五辅》）即官卡上只稽查不征捐，市场上只存放货物而不收税，有时征税轻行弛富税之征，五十而取一。（《大匡》）“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幼官》）明显体现了薄证商税的思想。以上说明管仲对老百姓取之有度的思想。管仲认为要真正做到用之有止，必须限制统治者奢侈浪费，正常赋役收入才能满足需要。用之不止：“舟车饰，台榭广，则赋厚矣。”（《权修》）即就是君主的车过于豪华，楼台亭阁过多的缘故，使民力枯竭，所以统治者厉行樽节的原则：“节饮食，樽衣服，财用足。”（《五辅》）樽节的具体要求是：“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官至有度，六蓄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立政》）意即按照爵位制定享用等级，根据俸禄规定花费标准，饮食有一定标准，衣服有一定制度，房屋有一定限度，六蓄和奴仆都有一定数量，车船和陈设都有一定限制。总之，管仲的取之有度，用之有止具有反对统治者奢侈腐化铺张浪费的意义。
10、管仲的谋略思想是什么？
谋略即智谋和方略。简言之，它是运用智能解决问题的办法。据《辞海》等资料记载，人类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实际问题的能力。集中表现反映客观事物深刻正确，在全面的程度上和集中解决实际速度和质量上，通过观察、记忆、想象、思考、判断等表现出来。它在掌握人类知识经验好从事实践活动中发展。它是先天素质，社会历史遗产教育以及个人努力三方影响的产物。㈠、管仲谋略思想的形成。司马迁说：“管仲既用，任政相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管晏列传》）他的远大的谋略之所以能成功实现，是他先天素质有关，他从小家境很穷，做过生意，也为国君做过事，深入社会实践，深知老百姓的甘苦。加上我自己努力，重要的条件是直接得益于姜太公。据记载，“齐国始祖姜太公足智多谋，他相作周文王武王的谋士，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文臣武将。他封齐后，传至十二代齐桓公，加之齐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谋以益其智。”（《小匡》）也给管仲谋略思想发展和实现提供了条件。㈡、管仲谋略思想举例：管仲谋略内容十分广泛，举例说明，如他说：“知予之为取，政之宝也。”（《牧民》）。它以人为本的理念为支柱的，他在《五辅》中说：“得人之道，莫如利之。”“予之为取”的谋略思想，使齐国在管仲相齐后，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正是姜太公以来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经济政治的现实反映。㈢、管仲谋略思想辩证机理。司马迁说：管仲其为人也“善因祸成为福，转败而为功。”（《史记•管晏列传》）管仲一生提出和实行了许多由祸而为福，由败而为胜的奇计良谋中，的确贯穿这种对立转化的机理。他在《七法》中列举予夺、险易、利害、开闭、杀生、刚柔、轻重、大小、实虚、远近、多少等众多等对立转化的谋略。它们又被总谓之“决塞”，“计数”。决塞即开放和收拢，计数即是计谋和策略。㈣、管仲谋略思想的特征：⑴有多样性和选择性，谋略有远近、浅深、大小不同，多种多样可供选择，深谋远虑者为全局打算，效益普及天下，后世享其功。这叫做“谋巨这可与远举。”（《形势》）“谋虑远大的人，可以同他共图大事。对于其计也速而优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同上）对于那种只图速效而只顾眼前利益的人走开了就不要让他回来。⑵有预见性。管仲说：“疑今者查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形势》）弄清事物的过去，可以类推现在，预见未来。⑶机密性。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并不是一切谋略都是公开的，当初管仲被鲁国拘捕，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鲍叔牙与桓公谋划，想把管仲弄回齐国，所以故意散布要把管仲弄回齐国杀死，正是谋略的机密性一例。总之，管仲深知立国于列强争存竞长之间，非谋略不足以应付其环境之变态，平时之诗书礼乐，不能费临时之术数机谋。故此管仲非常重视谋略。
11、管仲的愚兵于政（民）思想是什么？
据《管子•小匡》记载，管仲对桓公说:”您要整顿军队修治甲兵，其他大国也将修整顿军队，修治甲兵；您有征战的举动，各小国诸侯大臣就早有防御的准备。那样时，是难以迅速得意于天下的。想迅速得意于天下诸侯，就应该行有所隐蔽，行政有所藏窝。桓公说：“怎么办？”管仲回答说：“行内政而寓军令，建立高子所管辖的里，国子所管辖的里和您所管辖的里，三分齐国，作为三军。选拔贤能委作里君，每乡都有行伍编制，卒长效法制度与号令，并以此进行田猎，实行赏罚，就使百姓懂得军事了。”桓公说：“好。”于是管仲制度五家为一轨，轨设长，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为连，连设长，十连为乡，乡设良人。这样来实行军令。因此五家为轨，五人为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里，五十人为一小戎，里有司率领。四里为连，二百人为卒，由连长率之，十连为乡，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率之。五乡为一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之帅来率领。三军中有中军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国子之鼓。春天田猎，叫做“鬼”，训练回兵。秋天天猪，叫做“猕”，训练出兵。所以率卒伍之政，在里内确定。君旅之政在郊野完成。内部教令告成，军令就不得再变。因此，卒伍的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年少同居住，年长同交游，祭祀互相祝福，死伤互相抚恤，祸福互相关切，居处互相娱乐，行作互相配合，哭泣互相哀悼。因此，夜间作战声音相同就可以不乱；白天作战眼睛一看就可以相识；欢欣的情谊足以互相殉死。所以用来防守则阵地巩固，用来战争则取得胜利。一个过君有这样经过教练的士兵三万人，用来横行于天下，惩治无道之国，安定周室，天下大国的君主就谁也不能加以限制了。笔者有咏管仲愚兵于政一首：
国富民安修甲兵，寓兵于政速建功。
军民一体开先河，军政相连事事通。
人相保护守则固，家相爱战胜在胸。
如此练兵达三万，安定天下齐称雄。
12、管仲对水有何论述？有何重要意义？
管仲在《管子·水地》中说：“水者，万有之本原也，故人皆服之，管子则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
所以人人都习惯了水，可是只有管子能从法则上去了解它；人人都占有了水，可是只有管子能够掌握利用它。因此，对于《管子·水地》的基本思想，我认为应该尊重著作者的声明，承认它是春秋早期管仲所有。管仲如何从法则上论证谁的？回答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通流者，故曰：水，具材也。”即水是地的血脉，它像人身的血脉一样，在大地流通着，所以水是具备一切的东西。水，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生于金石，集于诸生。”即水可以集于天空和地上，包藏万物内部，产生于金石中间，又集合于一切生命之上。水，集于草木，根子就能长到相当的深度，就开出相当数量的花朵，就能收到相当数量的果实。水，鸟兽得之体型肥大，羽毛丰满，文理明著。即鸟兽得水体型就能肥大，羽毛就能丰满，毛色花纹就能显著。总之，“万物，莫不尽其，（生机）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总起来说，万物没有不充分发展生机并回到它的常态的，这是因为它们内部含藏起的水分都有相当的缘故。“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即人也是水生成的，男女精气相合，而水流布成人的形体（胚胎），胎儿满三个月就能含五味，生成五脏胆、脾、肺、肾、肝，心而后发展为眼、耳、口、鼻等九窍。“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视、耳听、心虑。”即五个月形体完成，满十个月婴孩出生。出生目即能看，耳即能听，心即能思虑。
从水的功能和特点方面讲：“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即水是柔弱而清白，它善于洗涤人的秽恶。”“量之不可使概，（乎斗斟的工具）至满而止。”即量水不必使用手斗斟的概，满了即自动停止。它“唯无不流，至平而止。”它什么地方皆可流去，至平而止。“人皆攀高，已独赴下。”人皆攀高，唯水独就下。
殷周时代处于奴隶制时代，在思想领内居于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天命论，把上天神话，视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自西周以后，随着奴隶制的没落，这种天命论也日渐衰落。许多有觉悟的思想家开始向自然界寻求解释。他们认识到水、土、金、木、火对人类的生活有重要作用，认识到水、土等自然物是人类再生产的重要因数，以人类本身的力量取代神的权威。在人们用水利治水害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以水为万物之源的朴素唯物主义这学生思想随之产生了。《管子·水地》就是记述春秋早期管仲哲学思想的著名篇章，（见乔长路《说管仲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出现在《管子·水地》中的哲学思想，比提出“天地万物生于水，复归于水”的古希腊的哲学家泰利士早。黑格尔肯定水的原则这句话是泰利士的全部哲学。（《哲学史讲演集》第一卷182页186行）然而这种哲学思想的开创者应当在中国，而不在古希腊。据《史记·齐姜太公世家》记载：管仲生于公元前725年，死于周王7年公元前645年。据《黑格尔哲学史讲演集》载泰利士生于公元前640年或629年死于约公元前556年。就是说管仲的水为万物之源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比泰利士以水为原则的朴素唯物论哲学思想早了约一个世纪。因此，管仲是我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确立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的人，也是人类关于水的哲学思想的第一人。（占建志：《管仲·中国哲学史与泰利士》见《管子学刊》1995年第二期）我有学习管仲论水体会小诗一首：水是万物之本源，管子早有此断言。
今日星球探找水，期盼有水方梦圆。
13、管仲提倡惜时有何重要意义？
管仲洞察春夏秋冬自然变化及万物生长规则，提出：“不务天时则财不生。”“地之生财有时。”（《管子·来马》）“无夺民时，则民富。”（《管子·小匡》）要求工农业生产要“审其四时。”他提别重视农业，在《管子·乘马》里，特别提出不要“失时”，并强调：“时之处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今日不为，明日无货。昔之日己往而不求矣。”农时对农事是非常宝贵的。今天的事，今天不做，明日就一无所有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所以管仲极力主张不违天时，“审时举事。”（《管子·五辅》）并且提出“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管子·牧民》）即通晓天时人，可以任命为官长，他把3通晓时务列为可提拔重用的条件，管仲这里说的不违天时和“审时以举事”和“今日不里，明日无贷，昔之日己往而不来矣。”并非单指农事来讲，也是一种普遍规律。这种真知灼见，后来发展为爱惜光阴惜时的思想。于是就有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黄金失去犹可找，光阴一去无处寻。”的谚语在社会广为流传。在这以后流传着“惜寸阴，”陶侃“惜分阴”(东簪卢江人)的故事，至今，在现代社会则有“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益”，“抓住时机”，“分秒必争”，“与时俱进”，这种积极向上的美德。由此可见管仲提倡惜时其意义非常深，对于个人来说，关系到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前途命运，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来说，关系到民族能否自立自强自主世界民族之林。下面是我学习管仲惜时习管仲论惜时的一点体会。
时光一去不回来，千古名言记心怀。
若是少小不惜时，老大徒有伤和哀。
人人都能去惜时，小康社会早到来。
社会都能去惜时，国富民强上高台。
14、管仲提出务天时务地利务人力有何重要意义？
管仲洞察春夏秋冬自然变化及万物生长的规律，提出：“不务天时则财不生。”“地之生财有时、（《管子·乘马》）”“无夺民时则民富。”（《管仲·小匡》）农时对农事非常重要的事。他同时提出：“故知时者，可以立为长。”（《管子·牧民》）他把通晓时务列为提拔重用的条件。管仲重天时，同时重视“务地利。”他在（《管子·乘马》）中说：“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即土地是政事的根本，它可以调整政事。土地制度不公平合理政事活动就无法正确，没有正确的政事活动，各种经济活动也就无法进行。他还说：“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藏于不涸之仓者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桑麻也。”“务五谷则食足。”“务桑麻则民富。”面对当时土地管理混乱情况，管仲决心把土地整治好。他说：“然则，可以正者地，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实必正。长亦正，短亦正，大亦正，小亦正长短大小尽正。地不正则官不理，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管子·乘马》）即只有土地可以用来调整政事，所以对土地不可不加以整顿。整顿土地，其实际可耕的数字，一定要进行核正。长短大小尽都要核正。土地不核准确，官府就无法治理。无法治理，农事就不好办；农事不好办，物资就不丰富。在土地整顿过程中，如何折算土地，管仲也有办法。他在《管子·乘马》中说：“地之不可食者，山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一。地之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楚棘杂处，民不得不入焉，百而当一。数、镰、缠（绳索）得入焉，九而当一。蔓山，其木可为材，可以为轴，斤斧得入焉，九而当一。泛山，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十而当一。流水，网罟得如焉，五而当一。林，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五而当一。命之曰地均，以实数，”这段话的意思是：对于不生五谷的土地，和没有林木的荒山，百亩折合成一亩的可耕地。干枯的沼泽，也是百而当一，不发草木的土地，百而当一。荆棘丛杂无法进去人的土地，也是百而当一。芦荡草泽，但也可以带上镰绳进去采伐的，九亩折合一亩。丘陵，其林木可以当材料可以坐车轴的，而且带上刀斧可以进去采伐的，也是九而当一。高山，其树木可以做棺，可以做车，而且人们带刀斧可进得去的，十亩折成一亩。水流，可以下网捕鱼的五亩折成一亩。森林，其林木可以做棺，可以做车，而且刀斧能进得去的也是五亩折成一亩。湖泽，可以下网捕鱼的，也是五亩折成一亩。以上就叫做，以可耕地面积的实数对土地进行折算。这种统一的标准进行土地折算核实土地的办法是比较科学的。这对于“各五谷”养桑麻“乃至“育六畜”都有好处。
同时实施“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减轻农民的负担。在《管子·大匡》中记载：“案田而税，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驰而税。”即按土地肥瘦分别征收，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年十分之二，下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等年景饥荒情况缓解后再收。同时管仲还把“陆、旱、陵、墥、井、地、畴等各种土地公平地分给农业人口耕种。这样有效地减轻负担，提高农民积极性，以及社会安定、国家经济发展都有良好做用。用管仲自己的话说:“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
“务人力”管仲在《管子·乘马》中说：“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惮。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于民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这段话的意思是事理告诉我们：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抓紧农时，他们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就能够晚睡早起，父子兄弟全家关心劳动，不知疲倦的并且不辞劳苦的经营。而不把土地分配下去的害处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不能充分发挥。不告知农时，人民就是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是不干活。实行了于民货的制度，人民就会切实看到有得有征了，再明确征收的标准，人民就会尽力了。于是不必督促父子兄弟都会来关心生产的。这种办法是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需要，是解放生产力的需要。是时代发展的需要。管仲最早发现并实行了这种办法，充分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这是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的改革。
15、何谓《十家论管》？其主要特色和各种观点如何？
《十家论管》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由司马琪主编的管子研究者的管子研究的近百年来的各种观点汇编的文集。其主要特色和各种观点述说如下：
⑴、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人物。但长期以来管子研究和《管子》书的研究一直处于被冷落的状态。其原因与汉武帝以后“独专儒术”有关，也与《管子》书散失、流失和晋、唐人疑之为“伪书”有关。迄至晚清，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始有学者认真以管子和《管子》书中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张履、薛福成并认为“泰西各帮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书。”由此维新运动的理论家乃下功夫研究管子和《管子》书并在公元1909年写成《管子传》。这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第一部用近代思维研究管子的著作。
⑵、罗根泽（1900—1960）梁启超的《管子传》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对管子发生兴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则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和《胡适书话》中却对《管子传》批评说：《管子》乃是后人把一些儒家、道家等的议论并作一书，绝非“齐稷下诸生衍管子余绪之作。”傅斯年即谓《管子》书，没有一个字是管仲写的。（见《战国子家绪论》）1931年罗根译著《管子探源》针对胡、傅的大胆假设，进行求证，结果是《管子》现存76篇中，46篇为战国作品，30篇为秦汉作品。
⑶、20世纪40年代有两本专门研究管子经济思想的著作。
余寰澄（1881—1967）1944年由温州中华印刷厂出版的俞寰澄著《管子之统制经济》。
⑷、黄汉著《管子经济思想》，这是突破当时管子研究中书的真伪、年代等问题而进行管子经济思想实质性研究的著作。
⑸、马非百（1896—1948年）1943年马非百对《管子》书的《轻重篇》作批评考证，经过十几年的研究，他提出《管子》书的《轻重篇》乃出于西汉末年的王莽时期。他还着重分析了《轻重篇》的经济理论体系，并对各家的观点进行了探讨。郭沫若编著的《管子集校》引证他的考证有近百条之多。1979年出版了马非百七易其稿的《管子轻重篇新诠》，被学术界公认为近年来《管子》书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作品。
⑹、胡寄窗（1903—1993年）中国经济史专家胡寄窗从1961年开始出版大部头的专著《中国经济史》，又设专门篇对管子和《管子》书中的经济思想作系统研究。他认为《管子》的书三分之二以上涉及经济问题，二分之一主要是研究经济。此书的基本经济概念的奠基者是管仲。胡寄窗运用近代相关经济理论进行系统分析批判，是管子研究中具有开拓性成就。
⑺、冯友兰（1895—1990年）哲学家冯友兰在20世纪30—40年代写的《中国哲学史》中曾简单论述过管子。50—60年代他开始用新接触的马克思主义改写《中国哲学史》。他改了管子部分。70—80年代，他再次改写并陆续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对管子的分析中，既肯定管子在齐国的改革（如对废除分封制和“相地衰征”改革）的历史进步意义。也分析了管子对旧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他特别强调管子富国强兵政策，肯定管仲是中国社会第一次打转变时期的改革、进步路线的创始人。
⑻、关锋（1921—2005）哲学家关锋20世纪50-60年代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了管子和《管子》书，他发表了《春秋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3年）中的《管仲哲学思想研究》和《管仲遗著论》，是当时管子和《管子》书中研究中受到中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著作。关锋认为，管子是站在新兴阶级立场上主张奴隶解放，主张大力推进政治、经济改革的政治家，也是创立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结合的政治家，也认识到管子的政治经济思想和哲学思想都有旧的东西的残渣，对周礼亲亲制度缺乏批判。这种·不彻底性影响了齐国后来的发展。关锋的《管子遗著论》对《管子》书的编定和流传作了考证。他确定《经言》各篇和《外言》中的《五辅》基本上是管子的遗著，他不否定后人参入的成分，《外言》其余各篇和《内言》各篇是管子思想和行为的纪录。而且是信实可靠的。关锋还对疑古派为否定管子与《管子》书有著作的关系而提出的公例，都是不能成立的。
20世纪80—90年代，管子和《管子》书的研究逐渐进入热闹阶段，继郭沫若的《管子集校》，各种研究著作（包括日本、欧美译作）陆续出版，计达几十种之多，还不包括山东《管子学刊》和各地报刊发表的关于管子研究的论文。其代表著作有：
⑼、巫三宝（1905—1999）巫三宝的《管子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他是一位资深经济思想理论家著作甚丰。
⑽、王德敏（1937—2000年）王德敏的《管子十日谈》（1999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的论文《管仲思想对老子道德论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13年第三期）他是山东《管子学刊》的主要创始人。（以上见《十家论著》编撰说明）
16、司马琪为何从变革社会制度中去认识和评价管仲的？
司马琪认为管仲（也称管子）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奴隶解放者。他帮助齐桓公完成了齐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据《国语·齐语》所载，管子与桓公对话中提出：“参其或而伍其鄙，定民居，成民之事。”即在国都和鄙野（即广大乡野农村实行分乡分级的编户行政管理制度。把国都划为二十一乡，工商为六，七乡十五，使士、工、商各居其处，把鄙野分为五属；设五属大夫，五正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四级，各设县师、乡师、卒师、邑师管理。桓公问：“什么是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管仲答：“四民者,(士、农、工、商)忽使杂处。”对于广大乡野农村，则实行“均地分力（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使民知时）”；“相地而衰征（评定土地好坏，分等级征税），则民不移。”“陵、阜、陆、墥、井、田、畴，则民不憾。”(三国韦昭注，高平日陆，大陆日阜，大阜日陵。撞上道也，谷地曰田，麻地日畴，均平也。)“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不掳掠百姓的家畜，则牛羊能成长、繁殖。）特别是“均地分力，”“相地衰征，”乃当时千百万普遍老百姓日夜盼望的东西，这些措施对老百姓不啻为久旱逢干雨。
中国的夏、商、周三代都是以奴隶劳动为主的奴隶社会。当时的生产工具落后，虽然青铜已经流行，但由于价格高昂，多为武器和礼品之用。农牧业生产仍以生产率低下的木、石工具为主，直到西周晚期，才发明人工制铁。春秋初期，铁制农具开始流行。铁制农具利用于深耕细作，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标志着生产力大发展的时代。使过去难以开垦的大片荒地很快变为农田。当时铁叫恶金，管子曾有规定人小罪犯可以交纳恶金赎罪。据历史记载，管子时期制铁工厂不少。
春秋时期，这种以铁制工具为主的生产力给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以极大的冲击。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带来了工商业的繁荣，有一部分奴隶身份者改为自由工商业者。旧的生产方式日趋瓦解，新的生产方式脱颖而出。这种新旧代替是在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中完成的。管仲的“均地分利”，“相地衰征”就是历史大变动时代最有利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自己所属的新兴封建阶级的新政策。
农民有了相对的人生自由，并分得了土地以后，生产积极性大增，“夜寐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其劳苦（《管子·乘马》）以往的奴隶与奴隶主关系，一变而为农民与地主或领主的关系。所以管子制定的编户行政管理措施，简直是奴隶解放的宣言书。这种办法实质上关乎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即关乎在生产关系上奴隶制向封建制大转变的重大决策。齐国所以成为春秋时期第一强国并称霸数十之久年，其经济基础就是在齐桓公和管子执政时期最早确认并促进了新发现的以“均地分利”和“相地衰征”为特征的封建主义的土地改革。
17、司马琪如何评价管仲发展工商业的？
司马琪认识和高度评价齐国奖励工商业发展，铜铁国营“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
管子在向齐桓公提出编户管理的国策时，将新兴的工商业者、包括手工业、商人亦在内，仅在国都就为工商业者设立了六个乡，按每乡二千家计，即有一万二千家，约占国都总数的十分三。夏、商、周三代，工商业打多为奴隶主经营。春秋以后随着奴隶制度的解体，产生众多的自由身份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管仲将他们的编制入乡，一方面是对他们非奴隶身份的承认，一方面是为了对他们实行国家控制。在手工业方面，管子设置了工正、工师、铁官、三服官等机构，以加强对木工、铜铁、纺织行业的管理。在商业方面，在各地遍设市场“令夫商，群萃而州处。”
管子比同时代任何政治家都重视工商业，他认为工商业是农业发展、军民建设和人民生活所必须，也是富国强国的依靠，绝不能放任自流，让工商自生自灭。在收税上他“弛（减轻）关税之征，五十而取一”（《管子·大匡》），并开放女乐，以招揽天下商贾。在度量衡上，他制定法度，以求“准平”。在物价管理上，他“轻重敛散之以时，”以防止“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四百倍其本”（《管子·国畜》）。在金融上，他铸造统一的货币，以利流通。
由于管子长期实行这种奖励工业商业的政策，出现了“天下商家，旧齐若流水”的情况。齐国都城，临淄成为东周列国最大的城市，城内“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帏，连成幕。挥汗如雨”（《战国策·齐策》）据《管子·轻重工》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宫里中门为闾，其中即有七百女子负责接待各地客商，对携带一车至四车货物的客商，公市免费供应餐饮。携带五车货物的客商，宫市即派五名女子为之服务。
管子还利用过奖的力量思想“官山海”即渔盐、铜铁的国营（主要是国家经销），这是后来西汉帝国盐、铁国营的先河。齐国濒大海，从姜太公主国时起就把发展渔、盐列为齐国的支柱。管子继承了这一传统，并采取了崭新的政策，进一步促进了渔、盐事业的发展。当时国营的渔、盐的出口贸易收入是齐国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按管子的“正盐策”，以盐的增价代替税收，每釜增加两百钱，每年可增加六千万钱的财政收入。内陆诸侯没有海盐资源。齐国每年从海盐的贸易中得到了巨大的顺差。齐国的迅速富强且长期不衰，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18、司马琪是如何认识和评价管仲选人和用人的？
司马琪认为“从新兴阶级中破格选拔人才，并从国家和民众两方面对官员进行监督。”管子的治国方略和一系列政策的实施都需要人才，旧的奴隶社会的人才需要，是在奴隶主贵族中解决。齐国社会改革需要人才数以千百计。这些人才大多数要在新兴阶级如地主、农民、手工业者及商人中寻求，所以在庙堂对话中，管子对齐桓公建议修改过去从贵族中选拔人才的世卿世禄制度，从而能不拘一格地从士、农、工、商四民中选拔人才。
管子建议齐国在每年“正月之朝”，让各乡长官将该乡“居处好学”，“聪慧质仁”的人才报告齐桓公，“桓公召而与之语”，然后再把其质足以比成事，“立而授之”。他特别强调从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中产生的“秀民之能士者，必足顿也。”有司见到人才而不推荐报告的就是“蔽贤”要治其罪。（《国语·齐语》下同）选拔出来的人才，要放到实际工作中去检验，如果他能对付得了“国家之患而不疚，”真有才干“而无大厉”，就可“升以为上卿之替（辅助）”，“是故匹夫有美，可得而举也”。管子把这种经过乡长推荐，国家鉴定，实践考验的选拔人才办法名之谓“三选”。“三选”制突破了以往贵族对国家职务的垄断，是中国历史上从人才走向封建选拔的一个进步。它打破了三代以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贵族血缘政治，这是值得肯定的。管子不限于在国内广揽人才，他还突破国界，从各诸侯国中招揽人才。他建议齐桓公派出代表，“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货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国语·齐语》）。
管子在人才问题上还有一个远见卓识，他认为人才，除了选拨任用之外，还有个监督问题，他建议齐桓公在全国建立严格的官员监督制度。对各级官员的监督，包含对国家监督和民众监督，对高级官员，由齐桓公亲自监督。《国语·齐语》和《管子·大匡》记载，“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桓公择其寡功者而嫡之”。对各级官员，“桓公使鲍叔负责凡为政者”，由野多荒废者，刑狱多矫诬者，都要治罪。管子述建议齐桓公创建“啧室之议”，这个“啧室之议”，类似后世的纳读机构。啧，《说文》释为大呼，引申为大鸣大放，互相争论。《管子·桓公问》记载了“啧室之议”的对话。（略）封建统治阶级在其起动之时。所以是生气勃勃的，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开放言路，允许人民大声争议，大鸣大放，他们才能从群众呼声听到各种正确意见，并通过这种方式监督各级官员忠于职守，少犯错误。
19、为什么说管仲强国图霸、一匡天下的思想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要求？
管仲与齐桓公初见于庙堂时曾说：“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桓公开始说不能，后来才称“勉霸”。管仲才“趋立相位”。管仲说，只有称霸，国家才能安定。因为无论从齐国的安定和当时的历史发展来看，强国图霸已是当时中原诸侯国的政治家的迫切要求。从三代以来天下共主的政治模式已经过时，东周王朝已经名存实亡了。旧的礼乐制度已经走向崩溃。中原各诸侯国在抗击四方野蛮民族的烧杀掳掠方面，在治理黄淮河水系和农田灌溉方面以至在南北交通经济交流方面，都需要有一个方面共同承认的权威来实行统一的指导额规划。特别是由于铁器的出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市场、关税、金融货币以至语言文字等方面，亦需要一个各方面都承认的权威来主持。齐桓公在当时诸侯各国中既是个既有思想，又有追求的大国公子。他在与公子纠争夺权位的斗争中机智表现，表明他绝不是一个智力低下的人，他不可能没有强国图霸的要求和雄心大志。春秋战国时期与欧洲不同，当时欧洲只有地中海沿岸的希腊、斯巴达几个小国进入以奴隶制为特色的文时时代，那时连希腊自己也还没有一个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所以说一匡天下的思想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要求的。
20、为什么说管仲的民富国强才能称霸，“尊王攘夷”符合人民群众利益？
其实，齐桓公在图霸问题上，比管仲还要急。上了台就要扩充军队。管仲说：“不可，老百姓，公先与百姓，而藏于兵，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又说：“齐国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部亲于民。”（《管子·大匡》，下同）桓公应允了。第二年他又要“缮兵”。管仲又力谏，但这次不听了，伐鲁大败，仍坚持错误，认为兵力当少，又败。管仲谓然叹曰：“齐国危矣，不竞于德，而竞于兵。”此后，桓公才有所悔悟，管仲与桓公在图霸问题上没有根本的分歧。他们都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图霸就是争夺诸侯的领导地位，亦是在齐国成为在拥载天下共主周天子的名义下，就是争夺诸侯的领导地位。管仲和桓公在如何图霸问题是有分歧。在政治方略上管仲主张先进行经济、政治、军事等制度的改革，使齐国民富国强，国力振兴；再以强大的国力为基础向外发展，称霸天下。最少亦应有五年（《管子·小匡》）：“三岁治安，四岁教成，五年出兵。”在建军的方略上，管仲和桓公都认为是图霸的关键，但桓公只知单纯的扩大军队；管仲认为扩大军队，必须以民富强国为基础。为此，他主张把军队的扩大与士、农、工各乡的生产相结合，而且与各乡的居民组织、经济组织结合起来，做的寓兵于民，兵民合一。这样的军队，其成员就获得合法土地的农民，其指挥员经过选拔的英勇之士，他们“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战斗力大不一样，管仲非常重视军备建设，为迅速解决军队装备问题，根据犯罪的大小，以贡献来减轻刑罪，使齐国“甲兵大足”。
在外交方略上，桓公常为报复恩怨而兴兵，管子则主张师出有名，反对轻易出兵。认为做天下霸主，就要以德服人，在诸侯中建立信誉。即使对用兵也要择乱而征，战而必胜。其最大的贡献是制定了“尊王攘夷”的方针。尊王就是护戴和尊重东周王室，攘夷就是组织团结中原各诸侯国，抵御周边野蛮戎狄的侵扰。齐国也因此而获得东周王室和中原各国对其霸主地位的承认和拥戴。葵丘之会，与会的齐、鲁、宋、卫、郑、许、各国，在会上齐国的霸权得到周天子和各诸侯国的承认和支持。“南线至召陵望陆山，北伐山戎，高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悬车束马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齐姜太公世家》）。管仲辅齐桓公“尊王攘夷”，保卫中原地区不受戎狄侵扰的历史活动。百年之后，仍为孔子的称道。孔子对子贡说：“管仲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鬓左衽。”（《论语·宪问第十四》）（以上见《管子译传》）。
21、孔子对管仲如何评价的？
孔子在《论语》中对管仲评价有三处、三个方面。一处在《论语·八佾》中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宋元人注：言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偏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这说明他认为管仲目光短浅，胸无大志，不求王道。一处是在《论语·八佾》中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注：三归、台名、家臣一人长兼数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然则管仲知礼乎？曰帮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帮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仲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熟不知礼。（注：屏谓之树，塞遒蔽也，设屏于门，以弊内外也，也好谓会，坫在两楹之间，献酬饮毕，则反爵其上，此皆诸侯之礼，管仲僭之。（超越）不知礼也。）
上述孔子批评管仲有一定道理，管仲是齐国大夫，孔子在答复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他分有礼无礼的界限。然而却忘记或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管仲身为宰相而且管仲还被桓公尊为“仲父”。这种职位享受这样的待遇也是可以理解的。管仲自己说的：“礼有八经”指“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如果不这样做那社会上下无礼，则乱了。何况管仲还是懂大礼的。例如：桓公受奖时，葵丘之会，天子使孔宰自胙（祭宗庙之胙）对桓公曰：天子有事于文武，对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耊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天子重赏爵一等，并免行下礼拜！桓公与管仲某：为君不君，为臣不臣，礼之本也“桓公惧，遂下拜，并受命赏服人辂龙旗九旒赤门赤旗。”说明管仲很重视大礼。三处是：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记载：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春秋传，齐襄公无道，鲍叔奉公子小白奔吕，及无知杀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奔鲁，鲁人纳之，而小白入是为桓公，使鲁杀公子纠，而请管仲，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牙言与桓公以为报。子路疑管仲忘君事仇，忍心害理，不得为仁也，）（事实正如管仲自己说，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春秋传，不以兵车言不假威力也，言如其仁，如其仁者，又再言以误详之，盖管仲虽未得为仁人，而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贡意不能死猶磕，相之则已甚矣。）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髪左衽矣。（尊周室，攘夷狄，管仲所匡正天下也。微，无也，衽，衣衿也，披发左衽夷狄之俗也。）这是孔子对管仲以及高的评价，也是对子路、子贡及世人的回答。
22、司马迁对管仲如何评价的？又如何评价鲍叔牙的？
司马迁说：管仲夷吾者颖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近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以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假、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贫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任三见逐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屑，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且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自己处在管仲下面）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者，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这里指《管子·牧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之六亲固。（上指君主，度指法度，之亲指父、母、兄、弟、妻、子，固指安定和谐。）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指礼仪廉、耻。维、纲也。）。”“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姫，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矛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尊其政，常强于诸侯。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祥哉其言也，既见其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谓乎？以上是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对管仲的评价。（见《史记·管晏列传》）
23、孔子和司马迁对管仲相桓公称王、称霸有何评价？
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管仲之器小哉。（注：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偏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以上是宋元人注）。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管仲所谓贤，然孔子小指。（注：小轻视）岂以为周道袭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这说明孔子和司马迁都认为管仲为相应该扶佐桓公称王，争取取代周朝而王天下，不然称霸就是太小气了。然而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看，管仲帮助齐桓公完成了齐国从奴隶制率先向封建制的转变。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奴隶解放者。中国的夏、商、周三代都是以奴隶制为主的奴隶社会。据《国语·齐语》所载，管子在庙堂对话中即提出在国都和鄙野（即广大乡野农村）实行分乡分役的编户行政管理制度“参其国、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所谓“参其国，伍其鄙，”即把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个乡，工商为六、七乡十五，德士、农工商各居其处，把鄙野乡为王，设五属，五正分管，属下有县、乡、邑、率四级，各设县师、乡师、率师、邑师管理。对于广大乡野农村实行“均地分力”，（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使民知时）“相地衰征”（评土地好坏，分等级征税），则民不移，“无夺民时，则百姓富”，不略牲畜则牛羊遂。（不掳掠百姓的家畜，则牛羊成长繁殖）这样以来是当时的普通老百姓日夜盼望的东西，得到老百姓拥护。春秋初期，铁制农具开始流行，在齐国采取上述措施后，工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使过去难以开垦的大片荒地很快变成了耕田。铁制工具的推广使用，使为标志的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据历史记载，齐桓公之后齐灵公，齐国有多达四千工人的制铁工厂，说明管仲时期工厂也不少。这种新生产力给了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以极大的冲击，特别是边远之地的齐、楚、秦、燕、赵等国，都有广阔的未开发土地，以逃亡为代价获取自由的奴隶，用铁制农具很快就把荒地开发出来。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带来工商业的繁荣。有一部分奴隶身份者改为自由工商业者，旧的生产方式的日趋瓦解，新的生产方式脱颖而出，这种新旧时代是在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中完成的。管仲的“均地分力，”“相地衰征，”也是最有利于自己所属的新兴封建阶级的新的政策。（参考司马琪《管仲评传》）
24、管仲对齐国文化有何发展和创新？
管仲在他当政以后，他一方面继承了姜太公之道，另一方面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断创新，大大地丰富和发展齐文化的内涵和提高了齐文化的水准。
一、管仲继承了姜尚的民本思想、德治思想，在爱民、顺民、富民等方面又有新的发展。管仲的新政是以人为本，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出发，“敬百姓”，于俗同好恶等方面对特别困难者给予救济，深受人民群众的尊重和爱戴。
二、管仲把尊贤尚功的人才路线推上新的高度。为了培养大批可用的人才，管仲首创了大规模养“士”的先例，他把齐国的“士”人定为四民之首，给予较高的地位和待遇；脱产学习文武知识，官府配合他们的自学和教学加以教育。平时他们是知识阶层“处燕闲”。战时则是国家的军人，优秀的士人还被提拔为官吏。他还将农民中的秀民推升为士。与此同时管仲还创立了“三选”制度，以加强对人才的选拔和管理。除此之外管仲还竭力搜救国外的人才来加盟齐国的政坛。他“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招天下贤士。”管仲将这种“尊贤尚功”的人才路线发展到制度化、规模化，不失为一项重大创新，也开阔了战国时代养士游说，招贤纳士的先河。
三、继承和发展齐文化“农商工并重”的特点，将士、农、工、商定为“国之石民”。对广大农村实行“均地分力”，“相地衰征”的办法，使农村奴隶解放了，并迅速富裕起来，也重视发展商业、工业，做到“百业兴旺，鼓励工农“相示以窍”，鼓励商业“市賎鬻贵，获取合理利润，免除工商之民的兵役。”为他们开阔市场营造良好的环境，为了吸引外资商入齐交易还制定了稽（检查货物）不征（关税）的政策；此外管仲还发明了盐铁专卖政策。“官山府海”。即由国家垄断盐和铁，这种办法被后世法家广泛叫作为富国的捷径。
四、管仲将齐文化的务实性、功利性发挥到了极致。
管仲的一切行政全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兴齐称霸这个总目标。他的务实性和功利性也变现他处事的原则上，即他自称“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管仲坚信自己有朝一日施展才华扭转乾坤。他认为自己生命属于国家。“夷吾生则齐国有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管子·大匡》）他不为任何人作无味的牺牲。管仲的弃小节保大节的处世原则，体现了他既具有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英雄主义风范，又是商人般的精明，善于在复杂环境中趋利避害，追求最大的成功。
管仲的功利精神还表现他在外交策略上为齐国制定：“尊王室，攘夷狄，亲邻国”的外交路线。管仲在修订法律时，也表现了他极强的务实精神，他“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增添了一些变通的法令。管仲创造了以罚代刑的实物赎罪法，解决了武器紧缺的问题。同时为后者提供一种新的途径和新思路。以上情况说明管仲把齐文化功利性发挥到极致。正如司马迁所说“其为政也，善因祸而得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即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凡事追求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趋利避害，这正是古今政治家的思想境界。
综上所述管仲在齐文化方面保留了原有的开放性、自由性和功利性文化，增添了改革创新、进步的新精神，成为更有活力和竞争性文化，正因为齐文化的进步，它很符合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和齐政权，以及桓管称霸为榜样而雄踞七国之首。(参见《管子学刊》1999.4，任重：《管仲与齐文化》。)
25、管仲的“以法治国”思想包括哪些方面？
管仲是我国历史上以法治国的典范，后人推崇的榜样。在他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令、法律对齐国的繁荣富强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其治国思想主要有几点：㈠以法治国而“法身”。所谓“法身”主要有三点:一是立法之人自身要公正，要代表百姓利益，解决现实问题；二是制定政策、法令、法规之人要以身作则践行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的完整的形象性；三是要实现法制，统治者要守法，他认为法对于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不因庶民而动刑，不因大夫而违法。
㈡、以法制农，求其本。管仲认为要改变齐国贫穷面貌，必须以人为本，制定农业发展政策，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使人们丰衣足食。他在《管子·五辅》讲的明白。它从人们的冻寒、饥渴开始，使人们辟田畴，导水撩、赈兴农业经济，他从薄征敛、轻征赋入手，激发人民的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从宏观上讲，厚其生，得以财，宽其政，达到“振其穹”的目的。
㈢、以法治军。求其强。军队是国家的重要支柱，军队的职能一是保家卫国不受外来入侵；二是保证其国内有稳定的环境。关系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后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管仲采取作内政而寓军令的政策，把人们组织起来“五家为轨，十家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五乡为一师，万人为一军，加以训练，让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福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同时，老同居，少日游，故夜战声同闻-----，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导，以屛周室，天下过之君莫之能御。”（《国语·齐语》）
㈣、以法治政，求其正。管仲倡导以法治政，一是要在百姓中树立统治者的良好形象，使百姓亲其政，听其言，行其策。创治良好治国氛围。二是从法的角度堵塞昏官的政治企图，从国君到人臣，形成团结和谐一心治国的局面。他从“三选”入手，“三选法”要求“有贤而不荐者就是犯法，依法制裁。”（《管子·小匡》）
㈤、依法治贪，求其廉。历史告诉人们，国家的垮台，政权的覆灭，不外三个方面：一是统治阶级的腐败，官逼民反，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借机推翻旧政权。二是民众揭竿而起打碎国家机器；三是外国敌对势力。三者共同的特点都与政权腐败有关。管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奢侈，为国之急也。”“货财行于国，则法令毁于官，说渴得于上，则党与成于下，乡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从。这是他在《管子·八观》提出贿赂是祸国的根源。”
㈥、以法治工商，求富强。管仲以法治工商的政策是“筑巢引凤，吸引商人，互通有无。”他下令为各诸侯国的商人建立招待客栈，规定有四马所驾一车的商人，免费吃饭；有十二匹马所驾三辆的商人还外加供应牲口草料；有二十匹马所驾五辆大车的商人还配有五个服务人员。天下各国商人就会像流水一样到齐国来了。“怎样对待商人”通齐国之鱼盐东西等，使关税稽而不征，缠而不税，以为诸侯之利。（《管子·小匡》
管仲提出的“以法治国”讲的是人治下的法治，而我们所讲的是“以法治国”是强调法律至上。古代的“以法治国”和现代的“依法治国”蕴含的法理不同。“以法治国”是以统治者绝对主导地位，强调法律是统治者的统治工具，“依法治国”强调的是法律的主导地位。政府必须依照法律和依照法律所批准的方式行动，治人者必须受治于法，而后才能治人。“以法治国”是“王法”，“依法治国”是约法。我们研究管仲的“以法治国”思想是吸收有用的成分，古为今用。（本文根据《管子·学刊》2006.4马志忠文《略论管仲“以法治国”思想》摘编）
26、管仲的“以人为本”于当代的“以人为本”有何异同？
管仲在《管子·五辅》中指出：“古之圣王，所以取得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君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毁宗庙，失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在《管子·大匡》中，桓公告管仲曰：“欲以诸侯之间无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与百姓而藏于兵，不如厚于人。”公曰：“诺”。由此可见管仲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从古代“圣王”，“暴君”的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同时我们知道中国的夏、商、周都是奴隶制社会，管仲帮助齐桓公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他代表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实行明君制度，说明有进步意义的。中国经过漫长的封建制度，还经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中国经过几代先贤带领人民浴血奋斗，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艰苦努力，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制度，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人民当家作主人，毛主席提出为人民服务，成为国家公务员的座右铭，每个公务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消灭反动阶级以后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习总书记倡导毛主席于1929年提出的“群主路线”，群众路线教育的实践就是以人为本的实践和体现。政府机关职能的转变，转变成管理服务型。党也提出服务型党组织。因为只有为群众服务，才能实现党的领导。在国际事务中，也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凡是华人所到之处，体现党和政府的关切。例如利比亚战争期间转移国有一万人回国，经过多方努力和国际友人的帮助，结果全部回国与家人团聚。以上事实说明我们党不断吸收我国历史上包括管仲的“以人为本”的好的经验并超越它。但是我们必须说明我们的“以人为本”与管仲的“以人为本”有明显的不同，那就是社会制度的阶级地位不同。管仲处在奴隶制社会，即将崩溃，新兴封建制刚刚兴起。管仲是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为了“治民”，“牧民”的。而当今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站在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立场上，为人民大众服务的。
然而，近代以来，我国遭受列强的侵略，基于报国图强的需要，国人“病急乱投医”，认为传统文化是民族衰败的根源，“西方文化”才是国家现代化的动力。于是，一方面“反传统”，一方面“学西方”，中国传统文化被抛弃。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恢复传统文化，迎接孔子儒家思想回归，重拾民族自尊自信非常必要。但是中国人过于功利化，物质化和功利化，甚至于“唯钱为大”、“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的论调不绝于耳，令人汗颜。因此要真正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必须续接传统文化，融入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吸取智慧和力量。在现今的社会里有的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官为本”，“以钱为本”，无视党和政府的三令五申，不顾党纪国法，不顾党和政府的规定法令，打着为人民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幌子，更隐蔽、更恶劣的贪污腐败，公款挥霍，截留救灾款，吃喝玩乐，尽情享受，败坏党风政风，为群众唾弃。究其原因，主要有社会的原因：中国长期处在封建专制统治时期，他们代表剥削阶级，剥削压迫人民，作威作福，贪图享受，贿赂公行，无恶不作。虽然时过境迁，剥削阶级已经被打倒、推翻，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的余毒还会遗留下来，还需要作长期的肃清。个人原因：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还长期存在。为此必须是每个公务员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树立坚定的为党为公、为群众服务的价值观，以人为本的思想，必须高举反腐倡廉的旗帜，坚持持久的防止“以官为本”，“以钱为本”的思想入侵，还要以党和政府的法令法规办事，坚持克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遵守培养良好的作风，以工人阶级的，人民大众的，大公无私的，公而忘私的胸怀做人做事、服务社会。
27、如何理解管仲的教育思想？
管仲的教育思想集思想之大成，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与接受性，研究管仲教育思想对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继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教育观。管仲把治国作为母系统，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列为子系统，紧紧围绕富民强国这一目标贯穿于整个教育思想中。从而形成一个涉及面广、结构复杂的、有比较协调的教育思想体系。其中《牧民》篇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又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这四维，体现道德教育“内外兼求”的特点。稷下先生将其视作国家安危之所系，管仲从政治的角度对教育的重视。《牧民》篇中还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足以看出管仲对经济是社会发展的物资基础的辩证诠释。《权修》中又有“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他不仅强调了树人的长期性及其意义，而且还充分肯定“树人”带来的社会效应。其目光之精髓深远令人诚服。
二、德育《管子》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奇书，历来研究者颂扬他的法治思想忽略了它的德治思想的研究。首先他在《立政》篇中说：“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而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可以说这些唯德是举的任人思想对中国古代官僚制的梳理和完善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其次他在《立政》篇中对当位之德也有明确要求，他说：“一日：大德不至仁者，不可以授国柄，······三日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
总的来说，管仲的德育思想比较丰富。主要包括：礼、义、廉、耻、孝、悌、慈、恵、仁、信等道德规范。礼、义、廉、耻又是其中心的道德教育内容，其影响极为深远，两千多年几乎相沿不断，成为我国重要的国民公德。对道德风尚加以制度约束，进行合理的引导，使公民的道德体系继续发展，使之向共产主义道德目标前进。
三、四民分业。《小匡》篇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在民也。”分业而居则克服“其言咙、其事乱”等许多缺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先秦时期的社会实际，是我国最早时期职业教育的基本经验总结。⑴、“士”教育。它是四民之首，分文士和军士，对文士的教育《小匡》中曰：“令夫士，群萃而州处，燕闲则父与父言义，其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对“士”及其子弟经常进行教育，要求从而提高他们伦理道德水平，使之成为知情达理有一定教养的文明阶层。对军士的教育主要包括“政教”与“服习”。即管理与思想教育、军事训练两方面内容。前者主要是帅对士兵进行爱国、爱家乡父老乡亲教育，后者主要具体内容如《幼宫》所规定的：“动慎十号，明审九章，饰习九器，善习五教，谨修三百。”如此便可守则同固，战则同胜，无敌于天下。⑵、“农”教育。管仲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本”，因此极力教育农民发展农业。首先要“务在四时”，精耕细作，辛勤劳动，然后做好粮食收藏。他还设立“虞师”、“司空”、“司田”、“户师”等官职，向农民实施农业教育。这种包含农技指导的教育的“农政”制度一直沿袭两汉。⑶“工”教育。《小匡》篇中说“相良材，审其四时，辩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划、断器当完利。”要求工匠选造出种类齐全，工艺精致的手工业产品。以满足社会需要。稷下先生继承了管仲的“群居相染”的教化原则。⑷、“商”教育。《小匡》篇曰：“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负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卖賎鬻贵，促进商品交流和市场繁荣。
管仲“四民分业”的社会职业技术教育对后世影响深远。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及先进经验的传播。但仍不失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最早的职业技术教育，并具有自身的特色。（根据《管子学刊》2008.1何金钱李锡平摘编）
28、管仲的处理国家关系思想如何？
一、以国力提高为基础的国家关系观。
管仲辅佐齐桓公的主要目的是称霸。管仲在治理国家的全过程中，“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管子·大匡》如何称霸，如何使邻国“亲附”。管仲与齐桓公的想法并不一致。在《管子·大匡》中说齐桓公一意孤行，不听劝告。桓公二年“伐宋”，结果“大败”。管仲说“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阐明了对内修政，对外称霸的关系。桓公三年“兴师伐鲁，迂于长勺。”结果又是大败；桓公四年，又伐鲁，结果“以汶为境而归”。至此，齐桓公才认识到称霸的重要性，归而修于政，发展对外国或国际关系必须以发展自身国力为基础。这种观点在现代国际关系学中也有类似的理论支持。“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自身的实力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霸权国实力越强，称霸天下没有一定的国力作支持的不可能成功的。例如，在近代，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以强大的经济优势和强大的海军力量建立起了一个日不落帝国，维护了一百多年来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二次大战后，美国充当了世界霸主，形成了美国制下的和平。从另一个角度说，国家的实力决定了这个国家国际交往的能动性和影响力。管仲所处的时代诸侯纷争，他提出的“尊王攘夷”只是一个策略，但图谋争霸没有一定的实力不行。所以他提出一系列的内修外举的思路。首先“厚于人”，“修政于天下，”“始于爱民”。（《管子·小匡》）作为政治家的管仲深知“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权修》）其次在国策上，作内政而寓军令。再次是人尽其才。为了妥善处理好与各国的关系，管仲在认真分国用情的基础上，根据使者的才能和性格特点分别委派到各个国家去。总之，“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管子·权修》）。管仲以提高国力为后盾，开展谋求霸业，使其在处理国际关系中为后人借鉴。
二、德威并用的外交政策。管仲在战略上主张德威并用，一是区别对待的原则。二是睦邻友好的怀柔政策。三是注重结盟。
三、运用经济手段发展国家关系。
经济利益始终是国家外交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础。当代国际关系及国家外交实践，几乎都是围绕国家经济活动进行的。管仲在《管子》书中阐述了经济外交的指导思想。“国富则民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治国》否则“国贫则用不足，则兵弱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守不固；战不胜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七法》）为此管仲采取一切手段发展经济外交，使邻国亲附。
总之，管仲的国家关系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对现在国际关系的实践有借鉴意义。
本文据《管子学刊》2006.4杨柳文《管子国家思想探微》摘编
29、诸葛亮如何继承和发展《管子》的经济思想的？
诸葛亮是足智多谋、鞠躬尽瘁为流芳千古的贤相。他一生最突出的成就对蜀汉的治理。然而他在出仕之前就自比管仲，为相之后多次为后主刘禅抄写《管子》一书。结合实践可以看出他在熟悉借鉴管仲治国方略，特别是经济思想有继承和发展。
清人刘献廷指出：“诸葛亮的经国治世思想来源于《管子》。”“诸葛孔明为千古一人其学术全从此书出。”梁启超也认为诸葛亮能继承和发展《管子》。现在从下面几个方面：
㈠、“以农为本”重视有用之主产。管仲在经济方面实行“四民分居”。把土地分给农业人，实行“勿夺民时”，“养桑麻，育六蓄。”“通货积财”则国富民强。他把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工商业采取鼓励态度。《管子·五辅》篇曰：“明主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可使民富。”他命地方官重视农耕，兴立屯田，保证粮食丰足。他还重视益州地区水利建设。都江堰“沃野千里，”“谓之天府也，俗谓都江堰。”（水经注）诸葛亮认为“此堰农之本也，国之所资，”专设堰官进行维护和疏浚，他还修筑九里堤保护成都城，防止水患。诸葛亮关心与农战相关的器物制作，他曾发明木牛流马等运输工具，为了节约粮食实行禁酒的政策。他发展了益州制造兵器的冶铁业。“亮之治蜀，田畴辟，仓癝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罪人。”（《三国志·诸葛亮传》。）
㈡、盐铁官营发展商品经济。管仲认为：“总论天下铜铁之山，乃兵器和钱币所自出，为自古以来历代国家得失存亡之所关。”（马百非：《管子轻重篇新诠》）在《国蓄》、《海王》中又提出对食盐、铁器等实行国家垄断经营，即官山海政策。这样既可以积蓄大量财富来增强国家实力，又可以控制这些生活必需品，有利于社会稳定。管仲积极发展工商业，鼓励跨国经济，对外来客商实行“关商稽而不征”政策。提出依靠经济控制臣民君主，通过市场牟利，用精战削弱甚至打败敌国。诸葛亮“置盐府校尉、校盐铁之利。”（《三国志》）实行盐铁官营政策，控制战略物资，增加国家收入，打击豪强势力，巩固蜀汉政权。三国时期蜀锦天下闻名，成都别名锦官城，就是由于管理丝织业的机耕锦官设在此处。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民贫国虚，决战之姿，惟仰锦耳。”他充分利用此得天独厚之资利。提倡养蚕种桑，开辟丝源扩大蜀锦生产规模，设置锦官，专门组织和管理蜀锦的生产和调拨。从而使蜀锦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蜀锦不仅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而且使得益州百姓的生产来源得到保障，而且还收蜀锦作为积聚天下之财于蜀汉的手段。“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孙吴和曹魏由于国内需要均多次派人入蜀购买蜀锦，通过与他国交易使民富，增强本国实力，稳定政权。
㈢、轻徭薄赋，使百姓安居。管仲在齐国实行井田制度划分土地，使人尽其力，“相地而衰征”，“弘关税市之征”。这样才能取民有度，使百姓安抚。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总结出富国安民的办法就是：“难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无尽民财。”他在辅后主时，下诏书曰：“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他将成都附民荒废的土地分给逃战乱失去土地的农民。使其安居恢复农业生产，调控物价，避免对百姓过分剥削；为了增加军粮，减轻农民负担，组织实行军事囤田。他还实行“精兵”政策，把兵员控制一定数量内，并实行战士定期退伍，节省军费开支，减轻农民负担。他还招降战俘来蜀地生产，对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为三国中阶级矛盾最缓者。陈寿在《三国志》中有评价，蜀汉在三国中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经济发展较落后，却能在与魏、吴战争夹击中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是他对《管子》争天下者，必先争民思想继承与发展。
㈣、铸造钱币。利用货币政策，适时调整物价。《管子》认为财货流通是治国大计，因此在《轻重》篇专门论述商品与货币的关系，认为通过货币政策可以防止本国产品外流，避免富商大贾囤积。“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国储》）主张利用货币杠杆进行经济的客观调控。“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用，故轻重调于数而止。”（《揆度》）国家储藏货币是为了控制万物的手段，而不是为了满足积累财富的需求。从而使天下资金财富皆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而治天下。”诸葛亮等人认识到没有物质多支撑而铸造大钱会给国家安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他们不会把强制控制通货膨胀的战时经济政策作为长久之计，而是把发展生产，活跃工商业为治国方略。史书没有蜀汉地区出现物价飞涨现象的记载。诸葛亮蜀汉工商业发展，利用独特富锦优势与各国进行商品贸易，吸引国外资财，并促使蜀地百姓劳动满足生活需要。即本文所谓“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奢靡》）亦即现代经济学的消费促进生产的理论。加之统治者重民的治国方略，使蜀汉政权的经济实力与魏、吴鼎立数十年。诸葛亮一生，勤俭节约，廉政爱民。“蓄财无余妾无副服。”乘寿在《三国志》里称颂他的德政“吏不容奸，人怀自历，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诸葛亮治理蜀汉继承了《管子》一系列经济思想，将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并取得了成功。（据《管子研究》2010.1.李富侠文摘编）
30、宋人是怎样评价管仲的？
管仲是春秋早期的政治家、改革家；也是后世的贤相能臣、典范。《管子》一书自汉初就是政治家、思想家的热门读物，至宋代政治家、思想家、文人、学士的奏议、政论、书信、乃至诗赋论及管仲数以千篇（章、首）。管仲创制的兵制、监政“四维”说、“四民”说或观念频频出现在宋人的著述中。主张抗金的政治家范俊认为：“管仲言强国安民至矣！人君苟其书，择可用用之，尤足以致一正九合之盛。”（《香溪集》卷五）自孔子对管仲的事功行“如其仁”，同时又贬其“器小”之后，后世儒者大抵顺着孔子的思路引申发挥。及至唐宋之际。随着孟子对管仲的判断，也影响宋人对管仲的事功及道德的评论。其具体情况：褒之者推崇其事功，尊之为贤臣的楷模；贬之者不仅否定其道德，而且孔子的结论也推翻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是批判管仲“器小”，但不否定其事功。宋朝著名儒臣多褒扬管仲。既肯定管仲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楷模，又为管仲的道德辩护。尤其推崇其攘夷狄的功绩。北宋前期名臣田锡既称管仲为贤相，又称为良将。认为管仲最知“为相之大体。”如管仲相桓公时请立五子，田锡由是赞道：“此乃得相之大体也。是知宰相，所居者，国之大位，所务者，国之大事，所忧者，国之大难，所理者，国之大柄。”（《咸平集》卷13）田锡是北宋的诤臣，通史书、兵书。史称他为涷官，宋太宗真宗皆重其言。（《宋史》本传）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改革家、军事家，贯通经史，明达政体，对宋国国内外形势洞察深邃，了然于胸。北宋时期曾“上执政书。”希望执政者能像管仲那样有所作为。（《范文正集》）表明其对管仲的赞许。李的政治思想受范仲淹改革主张的影响，提出一系列富国强兵的主张。在理论上借管仲的事功对儒生倡王道，反霸道议论提出批评。儒生之论，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强国也，岂易可及哉！管仲相桓公是霸也，外攘夷放，内尊京师。较之于今，何如？（《盱江集》卷27）以上三位都是主张革新。务实尚功是政治家、思想家。他们的识见并非空谈心性的儒生可比。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特别敬崇管仲，他与爱国诗人辛弃疾友善，盛赞辛的才能，在《送辛幼安殿馔造朝》诗中赞道：“……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剑南诗搞》卷57）陆游这首诗称辛弃疾的才干可以和管仲萧何相匹敌，包含对辛的期望，在政治上、军事上大展宏图，将女贞统治者驱逐出中原，实现宋国南北统一。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理学家都提倡王道反对霸道。其实不尽然，比如理学家邵雍视管仲为贤臣。他写《寓得吟》：“……文王获姜，齐知管仲……（《击攘集》卷16）由此可见邵雍对管仲的推崇。针对孟子所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司马光为管仲辩解说：“愚以为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齐桓公以王是教之篡君也，此管仲耻而不为。孔子愿欲其为之邪？”也就是说管仲不可能辅佐齐桓公称王。（《传家集》卷65）对于孟子荀氏所谓“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伯。”司马光也和苏轼一样不以为然。“以是观之孟荀之道，概诸孔子，其隘甚矣。”（《传家集》卷74）苏、司马、范三人皆强调管仲并无法使齐侯称王而亡周之心，肯定管仲尊天子的事功。宋朝心性学派儒士袁燮对管仲“器小”的评价与上述三位截然相反。袁燮评道：“仲之生平，此一语尽矣！”“盖管仲，智有余而心不正者也”！“窃先王之法，以为己利，仲之心术不正彰彰焉！”“聚三女姓，官事不摄，台门反坫，用国君礼，已为奢淫，若是安能止其君之纵欲乎！”所以孔子称其器小而孟子卑其功。（《掣斋集》卷7）。宋儒贬低管仲罪过者，要数陈蘘了。他在《鲍叔荐管仲论》中将管仲说得一无是处，指责管仲不忠不信不仁无礼、无义：“……而复苍黄反复、反北面于桓公，失厚报于子纠，而可谓忠信礼义乎？”就连孔子所称道的“九合一正”。陈蘘认为不值得一提“皆权作之力，焉足道哉！”（《古灵集》卷13）不仅否定管仲的品德，量孔子称道的管仲的事功也否定了。陈蘘借贬低管仲来反对社会改革，反映了守旧派因循守旧，盲目自大的心态。他向宋神宗奏论王安石实行“青苗法”是“持管夷吾，商鞅之术，非世所宜行”。陈蘘却说管仲是“假仁义而行谲诈。”把孔子所说的“如其仁”的结论推翻了。心性派儒者贬管仲，当是受到孟子的影响。与唐宋时孟子地位上升有关。南宋李石对宋儒贬低管仲不以为然。南宋另一学者周南，进而分析宋儒贬低管仲源于《管子》一书（《山房集》卷6）周南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实际上肯定了管仲攘夷狄，保华夏尊周天子的功绩。因为周南认为“上下二千年间，世盖未有能及仲者。”宋儒分析管仲遭到孟子贬低跟《管子》一书有关。薛季宣《浪语集》27卷中说：“读管子书‘杂篇’，观其纤巧权诈，变见两端，要多放利愚民，上欺天子，下倾同列，务强齐国，而非尊王之道。”他认为《管子》非管仲所著，而是战国时期纵横家托名管仲所作，只是爽杂些“夷吾云”罢了。所以他说：“夷考其说，皆非事实，孟子不为管仲，端有以哉。”韩元吉也认为《管子》一书并非管仲所著。著书者“则齐国之士也”。并不能反映管仲的思想，理由是《管子》一书的内容与管仲的事功和思想根本就不相符：“今其书，则尚权术，务笼络，要以愚其民，而用其力，驳杂为甚，已有战国之风，不知仲之说果若是乎。”因此他断言“《管子》一书战国游士之术也”。（《南涧甲乙稿》卷16）后世儒者据《管子》而贬管仲，当然不妥当了。(据《管子学刊》2008.4赵女坦文摘编)
31、金元人是如何评价管仲的？
金朝汉族士大夫较少谈论管仲尊王攘夷的事功和《管子》一书，大概是因为金朝皇帝就是“夷狄”的缘故吧！偶尔有论及者，对管仲并无苛责，如著学者王若虚曾为管仲而殉子纠之难作解释。子纠小白均为王公子，而小白先入，既已为君，内外安之，初无异议，则齐国，小白之有也，纠不复争。而仲亦无，必死之义，孔子固尝辩之矣。（《掣南集》卷20“臣事实辨”），夷狄之君金世宗本人对管仲的崇拜特别引人注目。金世宗完颜雍是金朝第五代皇帝，在位近30年，施行仁政，国富民安，中原称他为“小尧舜”。大定二十六（1185年）他曾对宰执说：“齐桓公庸主也，得一管仲，遂成霸业，朕夙夜以思，惟恐失人。朕既不知，卿等又不荐，必思全材而后举，盖亦难矣，……朕与卿等俱老矣。天下至大，岂得无人。荐举人材，当今急务也。”由此可见金世宗并不因管仲曾经“攘夷”而仇恨他，反而急于得到管仲那样的贤相。
元朝的皇帝的蒙古人，自然也是汉族人眼中的“夷狄”，但元朝汉人士大夫只是讳言“微管仲吾其皮髪左衽。”并不讳言尊天子。元儒对《管子》一书相当重视。如著名理学家刘因就曾说：“《管子》一书霸者之略，虽非王道，亦当读也。”（《静修续集》卷3）叙说“管仲的四维说，动静说，四民说等内容是经常被元人引用在奏议，政论及书信中，在学堂考题中，从而对元朝的政治与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元儒的关注有以下几点：首先，管仲是贤臣之首，自汉朝司马迁至十三世纪初的元朝，管仲依然是臣缭的楷模。著名政治家胡衹撰《君臣论》说:“管子是贤臣之首。”（《柴山集》卷13）持相同看法的并非胡衹一人。郝经撰《陵川集》卷13中有同样看法。郝经也是元初著儒臣在经济学、史学方面造诣很深。他对管仲的赞誉是比较客观的，有历史根据的。著名理学家许衡对管仲“尊主而庇民”之才能更是大加称赞。他说：“春秋时期之百余年间，人材众多，不可胜数。今试举其材美之著言之，如齐之鲍叔、管仲……此数辈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悍灾而制变，皆足以继绝世，兴治平，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同日而语，若求之全盛之际，未见出其右者。”（《鲁斋遗书》卷1“语录”）在春秋时期难以计数的人才中，许衡认为“首屈一指”的其材美最著者还是管、鲍！自春秋至元朝二千年间也没有出管、鲍之右者。这可以说是多数元儒对管仲作为一代贤臣的主流评价。其次，对管仲合诸侯匡天下的事功。元儒多如孔子称许其仁，而少见像孟子和宋代理学家那样恶言讥讽。如戴表元在《论苏秦传》中提到管仲时大加赞道：“齐之管仲相君九合诸侯，其事伟矣！而欧阳玄是同意孔子称许管仲如其仁的，对管仲“器小”评论，也是指他在生活方面礼。可注意的是他称道的管氏中功，也是此言尊王，不及攘夷。胡衹虽称管仲为贤臣称首，但对管仲事功的评价受到孟子的影响，也认为春秋五霸，尊王室是“实欲借王道以济私欲。”（《紫山集》卷20）胡氏此言有褒有贬。第三，对管仲是否该死子纠之难，至元朝还是热门话题。刘敏中认为管仲行为合于义：“召忽之死难，管仲之事仇，皆其所安也，……”义者，宜也，易则安矣。（《中庵集》卷十三）李士瞻也认为管仲不死子纠之难，合手义礼。（《经济文集》卷4）他赞许孔子给管仲下的结论。鲁贞也论及：“管仲从子纠奔出，君臣之分未定也。不死事仇，未害于义也。桓公匡天下亦义之可为也。”（《桐山老农集》卷2）。
从上几点可以看出，元人对管仲的功绩多持肯定态度，而贬斥管仲的人也不是没有。元末明初人吴海虽然也承认管仲在春秋时世称名臣，但他认为管仲合诸侯，攘夷狄的初衷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的私欲，不过楼诸侯以相伐，擅其势而窃其利。其尊王室，继绝让戎，事虽正而心则私，“而开后世无穷之祸。”吴海将管仲贬得近乎一无是处。（《闻过斋集》卷八）吴氏行事乖戾（劝其友王翰为元朝殉节）持论偏激。曾说：“杨、墨、释、老、圣道之贼，管、商、申、韩治道之贼，稗官野乘，支词艳说，文章之贼。”（《明史》本传）他的观点并不是元儒的对管仲评价的主流观点。（据《管子学刊》2008.4赵文坦文稿编）
32、宋代三苏是怎样评价管仲的？
宋代三苏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家庭，同一个地区文化熏陶，加上父子、兄弟关系融合，在论及管仲中有许多共同点；同充分肯定管仲相齐的功劳。他们充分肯定他的功绩，同时从政治才能、军事思想、经济思想方针和处世哲学等方面给予管仲很高的评价。管仲的政治才能是三苏最为钦佩的。苏洵论管仲见于他的《管仲论》。另外在《儿策·审势》，《儿策·强弱》，《论衡上·远虑》等文中也有论及。在《管仲论》中他认为管仲是不折不扣的良相，说明管仲有非常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必胜的把握。苏轼也很赞赏管仲的政治策略。管仲的军事才能三苏也共同关注。苏洵比较推崇管仲的军事思想。多次在文章中提到管仲攻坚于攻瑕的理论。善于用兵的人，能够合理调配自己的兵力，以对待敌人的兵力，才是取胜之道。苏轼在《策断》中也提到：“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他的《管仲论》都在论述管仲的军事思想。三苏对管仲的不足，特别是临终不能举贤，自代造成齐国大乱，以及管仲的不拘小节。苏洵的观点最鲜明，他认为管仲的功绩应该归功于鲍叔牙。苏洵对管仲的行为甚为不满。……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数子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漫不足信也。（苏洵《管仲论》）苏轼也看到了管仲的不足，”他认为管仲也存在不拘小节等违背常理的缺陷，在他任相期间，生活奢侈超出了大臣的本分有僭越之嫌，家有三归之病；国有六辟之祸，故桓公不王···恨其不学道。”（苏轼《管仲论》）三苏论管仲都是为了借舌讽今，劝诫当朝统治者。三苏生活在宋朝比较开明的时代，可以从对管仲的评价来展示自己的学识和见解；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分析，评判为当朝出谋划策。苏洵在《权术》、《几策》等都是针对北宋中叶王朝统治危机四伏，对外实行屈辱政策，甘愿向辽和西夏割地纳贡以求苟安，为当朝提供值得实施的对策。苏轼对管仲的相齐理论和实际都烂熟于胸，信手拈来讽诫当朝。他希望大宋皇帝能在治国策略上，借鉴管仲的方法，目标明确措施得当。苏轼痛恨贪官，为避免贪官害民，他苦口婆心劝诫统治者为民着想，在《管仲论》中大谈用兵之法，想要宋主以史为鉴富国强兵，摆脱积贪积弱的局面。苏轼拳拳爱国之心没有回报，反而惹来麻烦。（《宋史·苏传》）苏辙在《栾城集》卷43的《再论分别邪正杞子》中把管仲和诸葛亮相提并论肯定他们作为政治家、思想家胸怀，说明赏罚必公，举措必当，借此批评当今朝廷用舍偏颇。三苏论管仲的不同点。三苏管仲的评价各有偏重，各具特色。苏洵对管仲的评价相对较低，甚至有些苛刻，对他的《管仲论》是着重论述管仲政治上的重大失误，指责他不懂治国，批评齐国败乱管仲难逃其责。他言辞犀利，谴责管仲临终不能举贤来代替自己。“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数子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出诞漫不足信也，夫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哀，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苏洵《管仲论》）其实苏洵这样评论管仲有些偏颇，事实上管仲非常重视推举人才。《管子·小匡》记载管仲向齐桓公推荐“五官”各用其长补己之短，同时制定了“三选”使之制度化，为齐国大治奠定了人才基础。苏轼的关于管仲的论述，最多最全面最客观。苏轼论述管仲文章最多，大约有十六篇，专门论述管仲的有《管仲论》、《论管仲》《管仲分君謗》、《管仲无后》四篇。此外还有《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思治论嘉佑八年作》、《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暨馋说殄行》、《隋文帝户口元藩仓廪府库之盛》、《策断二》、《御试制科策一道》《范文正公文集叙》、《乞罢税务岁终赏格状》、《畏威如疾》等文章中涉及管仲。其论管仲内容比较丰富全面，涉及军事思想，政治观点君臣关系，及对当时影响等，表现了苏轼学识渊，心胸开阔，能够以宽容之心包容历史。管仲在临终“握手丁宁之间，将死深悲之言”不能挽回齐国将乱的局面，其根本原因不在管仲而在齐桓公，管仲已尽了一个忠臣的责任，齐桓公没有看法“三竖”的真面目和危害性。苏辙则用其父亲的观点，但有所突破，他的《管仲论》文章开头”引苏洵的话说：“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曰如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乱，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盖有以致此焉哉！’“指出管仲的一生是功过参半。文章结尾说：“内既不能治身，外不能用人”举易世之忧。他不是单纯地指责管仲没有替桓公除掉易牙、竖刁、开方奸臣，而是从更深层次去分析，齐国大乱的原因应该从管仲和桓公自身来找，管仲身有三归，桓公内、如夫人者六人，齐桓公和管仲“溺于淫欲，而不能自克，”才是引起祸乱的真正原因，可见苏辙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更加理性、客观、深刻，不同于苏洵的博辨酣畅，独树一帜，也不同于苏轼的博引旁证，讽逸脱俗。（摘自《 管子学刊》）2008.4《三苏论管仲的异同及形成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