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你屁事和关我屁事，《重说中国近代史》，张鸣，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
最近有一个段子，是调笑天朝外交部的，段子是这名说的：“有史以来，我国外交部利用“关你屁事”和“关我屁事”这两项技能，娴熟地处理着国际事务。”
其实这并不是个笑话，至少在前朝大清不是，《重说中国近代史》中也讨论了这个问题。
中国在对西方的逐步开放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开小口到开大口，到正是建立外交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我们正式成立了外交部，就是总理衙门），这个过程一般认为是二十年。当时皇帝及一些大臣的私念和这种必然也必须的开放是对立的，在他们看来，我们和西方建立外交关系，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不能容忍的事情。他们所想的最佳方案是什么呢？西方的世界归西方的世界，我的天下仍是我的天下，互不干涉，我不再说自己是天下中心了，我不想去管你，你也别来管我，即使你管我了，在你来的时候，能不能假装不管我。咸丰讲了，只要公使不进京，或者不当着朝臣的面不向皇帝下跪，哪怕多陪点银子，多开放几个口岸都是可以的。在他看来，维持面子最重要。所以同治时期，进驻北京的外国公使第一次觐见皇帝后，清廷让他们从边门走，而不是让他们从朝臣常走的正门，即东华门走。中国人很高兴，我们终于赢了一次外交胜利，羞辱了他们啊。其实外国人并没什么感觉，我见了你的皇帝就行了啊，而且故宫那么多门，他也搞不清楚哪个是正门哪个是偏门。在东西方的交往中，不少人常常因为这种里以上的占便宜而沾沾自喜。也就是说，这种意淫的观念，这种跟面子相关的所谓的礼仪，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实际上，当你发现真了很多小便宜时，可能你已经吃亏了。（pp53～54）
作为天朝的国民，不得不悲哀的看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娴熟地运用“关你屁事”和“关我屁事”，这两个原则已经深深嵌入到我们的生活哲学中。例如常见的排队人群中，往往会有烟民在吞云吐雾，旁边的人大多沉默忍受，这就是“管我屁事”的应用，而偶尔有人提醒那位烟枪不要恣意放毒的话，烟枪往往用“关你屁事”来回绝。这两个原则大家都应用自如，完全到了日用而不知的程度。
张鸣的这本书，差强人意，近代史至少得说到二十年前吧，怎么能到了五四就截止了呢？并且此书是讲课稿演化而成，并不是严肃的创作，只能当做历史快餐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