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啊，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月儿弯弯，康定溜溜的城哟------每当我听到这首康定情歌，我的心立刻就会飞回康藏高原，飞到康藏高原跑马山下的康定。我仿佛立刻看见了高原峡谷中那座康定城，看见了城对面那座跑马山，看见了跑马山上终年飘浮着的那朵溜溜的云，它是那样的洁白，那样的飘逸，那样久久地依恋着跑马山，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城。我立刻就会感到，跑马山上那朵溜溜的云，不就是我的同学聂永泰吗？聂永泰是1970年与我一道分配到康藏高原的，他完全是一个心地善良与世无争一心追求知识专注学问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从北京大学毕业的老五届大学生，分配到高原6年后的1976年3月，在雪山上却被恶狼活活地撕吃了！这事虽然已经过去25年了，每当我想起这件事，眼前便立刻会重现那种惨烈情景：高山上的残雪在阳光照射下正在消融，消融的残雪中渐渐显露出一堆狼吐出的人的骨头，雪地里人骨旁有一付玳瑁色的旧眼镜，一堆狼吃人拉下的屎，屎里夹杂着一些劳动布襟襟，远处雪地里有一只非常熟悉的旧书包和用毛巾织成的饭盒袋，雪地里还有一只空饭盒，两只吃光了牛肉干的空塑料袋。聂永泰是北大核物理系毕业的高材生，在那个视知识为罪恶和视人才如粪土的特殊年代，在那个知识贫乏荒漠的高山雪原中，他像一只冻僵了的小绵羊，毫无反抗之力活活地被狼吃掉了。25年来，每当想起聂永泰被狼吃掉的情景，我的心就不停地颤抖，思绪不由得又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问：“难道我们真的有过狼活活吃掉大学生的年代！？”（一）
那是1970年的3月，春天就要来到祖国大地。可我们北大的十几位毕业生，却冒着初春的严寒，告别了3年多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告别了首都北京和毛主席亲自抓的“六厂二校”（二校即清华、北大），告别了对我们进行再教育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北京坐火车到达成都，被安排在四川省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招待所，静候哪天有车将我们捎到康定。我们住的招待所在杜甫草堂内，那是一间间席棚作顶废报糊壁潮湿阴暗的土屋，白天破旧的扳壁挡不住料峭的寒风，夜里成群结队的老鼠在顶棚上打派仗。我们这些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学生，当年曾经冲锋陷阵“革”过别人的“命”，打过长达两三年之久的派仗和武斗，经过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再教育，全然没了当年那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气势，一个个将自带的被褥铺在招待所满是臭虫的上下床上，垂头丧气地钻进各自的被窝里，暗自唉叹上当年大学是“进错了历史房间”，辛辛苦苦读了十七八年书，最后戴上一顶沉重的“臭老九”的帽子发配风雪高原，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继续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整天闲得无聊，又不敢对“革命”分配路线表示丝毫不满，我一个人来到毛主席当年视察草堂留下光辉形象的竹篱和墙上的“草堂”二字前，背后突然响起了一个陌生的声音：“这草堂，是杜甫当年离开长安辗转来到成都，朋友资助他建起来的。杜甫在草堂住了好几年，写了不少著名的诗篇，最著名的就是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不禁回首身后，发现身后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戴着一付玳瑁色的旧眼镜，长得胖笃笃的，一付憨厚老实的模样，手里拿着一只旧书包。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就叫聂永泰。我从北大哲学系毕业，聂永泰是北大核物理系的学生，虽然在学校彼此并不认识，但从北京到成都的火车上，聂永泰已经给我留下了与众不同的印象。我们这些“六厂二校”的学生，毕业分配会上全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把“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喊得震天响。可是一旦拿到毕业鉴定和得到分配到康藏高原的分配通知书，离开了再教育我们的工人和解放军，离开北大踏上去高原的征途，久已压抑在内心深处的牢骚就像破闸的洪水一样奔泄出来。火车从北京一开动，我们就在车箱里骂开了娘，再也不怕哪个把这些不好的表现写入毕业鉴定用分配来惩罚谁了。聂永泰一直没有参与我们的骂娘，他不是静静地坐在那儿看书，就是不停地帮助列车员扫地或掺开水。从首都北京一下发配到康藏高原，人人都有一落千丈之感。聂永泰面对这人生的巨大转折却处之泰然，心中全然没有我们一样的骂娘和牢骚。我们在草堂招待所苦等了三天，终于候到两辆运送盐和煤油进高原的大货车，正好可以将我们捎进高原。省大中专学生分配办公室，叫我们各人将各人的行李背包放在大货车的食盐包子和煤油桶上，一伙北大清华的老五届大学生，与四川音乐学院附中和四川美术学院附中以及峨嵋中药学校的中专生，一个个爬上货车车箱，躺在各自的行李上，如同车上的一只只食盐包子和煤油桶，由两辆大货车将我们一并捎去康定。汽车进入雅安之后，山路又险又滑，颠菠在大货车食盐包子和煤油桶上的行李上的我们，一不注意随时都有从车上摔下山谷粉身碎骨的危险。我们一路唱着歌，不少人在歌声中痛苦地搜肠刮肚地呕吐着。傍晚时分，我们好不容易赶到二郎山下的天全县城。我们在天全县城住了一夜，第二天翻过白雪复盖云遮雾绕海拔2500多米的二郎山，晚上终于到达了残雪未融的康定。3月的川西平原已经春意融融，海拔2700多米的康定却完全是一派寒冬的景象。康定座落在高原峡谷之中，折多河穿城而过，木楼扳壁的大街雪风剌骨，四周山上处处可见积雪，流经城中的折多河还未完全解冻，城里到处是一派萧条冰凉景象。我们一到康定就感到头昏脑胀，一迈步走路就直喘气，年纪轻轻全都有强烈的高原反应。康定已经分来不少大中专毕业生，全都滞留在康定等待分配到“关外”各县去。康定再也没有我们住的地方，州分配办公室就将我们分别安排住在州幼儿园和喇嘛寺里，在寒冷的地上铺上木板，木板上铺上豌豆草，我们在豌豆草上各自铺开各自的被褥，困在这里等待着再分配。每天早晨迎着剌骨的寒风，我们到折多河边用冰冷的河水刷牙洗脸。在雪地里走一个多小时，我们走到十几里远的二道桥排长队洗温泉洗去旅途的疲劳。中午和晚上，我们到分办指定的食店去吃两顿冷冰冰的受气饭。天不黑纷纷就回到幼儿园和喇嘛寺里，各自钻进冷冰冰的被窝里，用被子捂着两腿在没有电灯的黑屋里黑说聊天。在那些等待再分配的日子里，我们除了整天紧张地到分办去哀求别人，一个个就呆在幼儿园里坐在地铺上学习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87号文件，接受州分办对我们的民族教育，听取关于甘孜州的情况介绍，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不知还会从康定分配到高原什么地方。我们这些当年在天安门广场高举红旗挥动毛主席语录口高呼“万岁！万万岁！”的热血青年，在学校经过工人和解放军的再教育，然后发配到寒冷荒漠的风雪高原，我们再也没有往日那种万丈豪情，在冰凉的现实面前我们的头脑渐渐地清醒了，不再在再分配中高喊什么豪言壮语，全都把留在高原当时最现代化最繁华实际上非常落后的康定，当成自己再分配的首选。身上尚有一点点派遣费的同学，偷偷地不惜血本买来紧俏高价香烟，笨嘴拙舌地去讨好贿赂分办官员，其他人都挖空心思以“专业对口”为由，整天苦苦地缠着分办官员以“专业不能对口”为由，不愿再分到“关外”说什么也要留在康定。在整天进进出出州分配办公室的学生中，那些天我却始终不见聂永泰的身影。在那个决定每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聂永泰似乎根本不晓得还有再分配，那几天他一直傻乎乎地呆在幼儿园里不动。我们住的州幼儿园没有电灯，夜间同学们跑厕所全靠带来的很少的几只手电筒。聂永泰整天坐在自己的地铺上，专心地摆弄着他那台手摇发电机。3月康定的夜晚又黑又冷，我们每天从食店吃过晚饭回来，早早地钻进自己的被窝里取暖，触景生情齐嘴八舌地谈起了北大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专业对口”原则。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四个面向”（面向边远地区，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分配路线，当时的北大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将北大各个专业毕业的学生，不论专业能否对口，统统分配到农村、基层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有人对这种分配路线提出了质疑，希望多多少少还是应该考虑专业对口。在全校毕业分配动员大会，这种“修正主义分配路线”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工宣队的一位女副总指挥在大会上说：“什么专业对口？就是要枪口对炮口，一切专业只对阶级斗争这个口！”我们到康定的第二天晚上，同学们正躺在被窝里“黑说”工宣队这个“革命专业对口”原则，屋角里突然亮起了电灯。黑夜里突然见到了光明，同学们一个个全都兴奋不已，细看才是聂永泰正手摇着他那台手摇发电机，在黑夜里为我们送来了光明！（二）
1970年3月31日到达康定，我们在康定接受教育和等待再分配呆了7天。当时只有56万人口的甘孜州，已经分配来大批大中专毕业生。全州没有什么工业，科教文卫事业规模小得可怜。56万农牧民散落在20多万平方公里风雪高原的山寨里和帐蓬中。把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分配到高原，是考虑到高原这种艰苦环境更有利于我们的思想改造，从来就没有考虑什么“专业对口”。但是，北大一伙大学生高举“专业对口”的旗帜，天天与分办官员软磨硬缠，结果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4月8日公布分配方案：地球物理系的邓新民，分配到炉霍县广播站，从事有线广播的栽电杆和布线。核物理系的梁正路，分配到泸定骨粉厂，烧锅炉和收牛骨头制作肥皂。化学系的黄敏分到康定制药厂，挖黄荆条根根熬制黄连素。地质地理系的洪汉净，分到高山上的云母矿当工人。中文系的景仁玲和数学系的董玉明准夫妇分到雅江县，景仁玲荣任公社文书，董玉明随着公社社员去修公路。物理系的叶成炯分配到洗毛厂，在车间里洗牦牛毛。历史系的丁秋云和程绩高，分配到稻城县教小学。物理系的吴喜之和沈庆婉，分到得荣县邮电局守总机。数学力学系的尹丹萍，分配到康定水电厂搞施工。我与国际政治系的郑辉和中文系的向荣华，荣幸地分到甘孜报社印刷厂劳动。地质地理系的何熙平和地球物理系的吕贵选，分到州地震办公室------。聂永泰的分配完全出乎意料，他被分配到最边远最荒漠的石渠草原放牧牛羊！对聂永泰的这种分配显然欠公平，北大同学纷纷为他愤愤不平，我们一齐去找州分办的官员，怎么能将一个北大核物理系毕业的学生分配到草原上去放牛羊？聂永泰面对这个分配却显得异常平静，不仅没同我们一道去同州分办抗争，反而无动于衷地呆在屋里摆弄着他那台自制的星像仪。聂永泰坐在铺里反反复复地测算，康定那几天会不会观测到慧星？我们都为聂永泰那种“皇帝急，太监不急”的表现而大为生气，吃过晚饭一个个失望地依着幼儿园的栏杆，毫无目的地仰望着城对面白雪复盖的跑马山，心里直为聂永泰一个人孤零零地到茫茫的石渠草原放牛羊而担心。聂永泰却像根本没有那回事一样，他坐在地铺上一直在埋头测算。傍晚时分，他终于算出了一个道道，突然兴冲冲地从地铺上站起来，手持那个星像仪，来到我们身旁，他惊喜地对我们说：“今天晚上，在康定可以看见慧星！”我们全都不把他的说法当回事。在决定人生命运的关键时刻，当天晚上康定看不看得见慧星关我们屁事！不少人都觉得聂永泰真是莫名其妙，对他的宣布报以冷眼，谁不把当晚会不会真的看见慧星放在心上。还是有几个与聂永泰同系的同学，他们知道聂永泰对天文地理都有广泛的爱好，当天晚上还是同聂永泰一同好奇地爬了起来，在聂永泰说了那个时刻和方位，半夜里我们果然在康定看到了慧星！我们第二天就以聂永泰能够自制手摇发电机和推测出康定看到慧星为由，坚决要求州分办将聂永泰改分到康定农机厂。分办官员对聂永泰的发电机和星像仪一一验明正身，又当场看了聂永泰的表演，也觉得聂永泰还是有些名堂，这才同意将他从石渠草原改分配到康定农机厂当工人。（三）我们这伙分配到高原的大学生，绝大多数人都用非所学和学非所用，不少大学毕业生做着小学生都可以做的工作，一个个既精力过剩又闲极无聊，心中就有不少苦闷，工作之余常常聚在一起吹牛聊天。聂永泰偶而傍听一回我们打发时光和耗费生命的闲聊。他来去从不向谁打招呼，不声不响进屋，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儿，听一会儿又不声不响地走了，不少时候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又是什么时候离去的。聂永泰分配到农机厂当工人，整天给电机的变压器绕线圈。康定农机厂是个100来人的小厂，当时试生产牧场割草机。省革委从成都专门派来了支援的工人技术员，聂永泰学的核物理专业与那儿的活儿牛头不对马嘴，他要学校学的那些在那里根本派不上任何用场，只能整天在车间里埋头绕线圈。这是一种没有文化也可以照着吩咐干的机械动作，作为北大核物理系的高材生，聂永泰整天从事这种简单劳动时时处处都感到精力过剩，闲暇间又不愿参与我们的闲聊，每天保质保量完成应该绕的线圈之后，平常关起门来摆弄他的那些“宝贝”，到了星期天和节假日，凭着对康定和高原的新鲜感，他总是带着一本地图，不是独自爬上康定对面的跑马山去考察山上的植被，就是沿着折多河往海拔4700米高的折多山上去追索折多河的沿头。他还先后登上了郭达山和打箭炉山，记录民族风情和考察高原地貌。他常常徒步从康定走到泸定，一个人跑到关外的塔公草原去看牧场。一次他从峨嵋山返回康定交通中断了，他一个人步行好几天走回康定。当时不少工人都非常看不起“臭知识分子”，厂里也就没有什么人愿意主动与聂永泰交往，聂永泰又是那么一个独来独往的性格。因而，聂永泰在农机厂绕了一两年线圈，厂里不少人却不晓得他的名字，有的人干脆叫他“眼镜”，熟悉的人称他“聂大学”。凡是无缘深入聂永泰内心世界的人，都对聂永泰独来独往的举动感到不可理解，有的人还把那当成知识分子“臭”的具体表现。头戴一顶“臭知识分子”破帽，每月领着42、5元工资，我们时时处处“夹着尾巴做人”。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当时在别人眼里完全成了不可接近的“贱民”，一个个二十四五岁大学毕业工作一两年了，好脚好手就因为是大学生很多人都找不着对象，即使是高原上又丑又残的根红苗正的姑娘，都高傲地誓言终身不嫁我们这些“臭老九”。就在大家都为找不到对象苦脑之时，我们却发现了聂永泰的一个新动向。同我们一道分配到高原的四川音乐学院附中的那群姑娘，当时全都集中在三道桥大队劳动锻炼。每到星期天和节假日，聂永泰总是一个劲儿往那儿跑，不是上山去为姑娘们砍柴，就是下山去为姑娘们挑水。我们发现之后全都怀疑，聂永泰肯定想从那群姑娘中找一个对象。我们背地里又都觉得聂永泰实在太天真太可笑。那是一群什么样的小白鸽啊，人又年轻满身又长满了艺术细胞，吹拉弹唱样样能，虽然从成都暂飞上了高原，她们一个个在这儿，不过是借个房子躲躲雨，那天气候只要稍稍转暖，她们肯定又会从这儿飞走。她们这些年轻漂亮的艺术姑娘，怎么可能喜欢上老实巴脚其貌不扬的聂永泰？可是后来不久，我们发现那是我们对聂永泰的天大误会。实际上，聂永泰那个时候已经在江苏老家高邮与下乡知识青年绪珍如定亲。绪珍如是个非常漂亮的江苏姑娘，她是聂永泰嫂嫂的亲妹妹，是聂永泰嫂嫂当红娘从中牵线搭桥，将自己心爱的小妹妹许配给了聂永泰。在那个人性扭曲是非错位的年头，一般的姑娘听说对方是大学生都会扭头就走，不会有谁那么傻，在知识分子臭不可闻的时候，睁着两眼还会找一个大学生为对象。但是，聂永泰的哥哥嫂嫂对聂永泰太了解了，如果不是对聂永泰的内心和本质有非常深的了解，姐姐决不会将自己的亲妹妹许配给高原上的聂永泰。我们知道聂永泰已经与绪珍如定亲之后才明白，聂永泰星期天和节假日到三道桥，为四川音乐学院附中的姑娘砍柴挑水，完全是出于对那群远离父母的小姑娘的一种关心和同情，其实完全没有任何非分之想。1972年5月，正是绵阳百花盛开之时，聂永泰请假到了绵阳，在他哥哥家里与从江苏高邮老家来的下乡知识青年绪珍如结了婚。婚礼简扑明快，由聂永泰的哥哥绪珍如的姐姐当证婚人，彼此在一起吃顿饭，两个人也就算结婚了。新婚之后就各奔东西，新娘绪珍如千里迢迢回到江苏高邮农村继续当知青，新郎聂永泰只身一人回到高原照样如往常一样在康定农机厂当工人。新婚之后牛郎织女天各一方，一两年才得以鹊桥会，不是聂永泰长途爬涉回高邮，就是绪珍如风尘仆仆上高原，相聚又要说别离，过着天南海北的夫妻生活。（四）
北大曾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祥地，毛主席下令向全国广播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是北大聂元梓等七位“左派”贴在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的，北大从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中心，聂元梓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树为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北大成为毛主席亲自抓的文化大革命典型。后来由毛主席派来的迟群和谢静宜领导的“六厂二校”，又成为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导斗批改的样扳。北大的文化大革命真是风云变幻无穷。从张承先工作组到校文革，从63军支左部队到8341部队，从817厂工宣队到新华印刷厂工宣队，进进出出领导北大运动者犹如走马灯。在这样反反复复的折腾和激烈动荡之中，北大两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进行了长达三四年的反复较量。从全国各地精心挑选到北大来求知识的青年学生，在那场触及人们灵魂和皮肉的文化大革命中，全都被迫停课闹革命了，过去追求知识的行为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白专道路”。昔日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成为践踏知识坑害人才最厉害的地方。聂永泰1963年从江苏高邮高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核物理系，他在中学功课就学得非常好，是高邮1963年高考状元。他一踏进北大这种高手如云精英荟萃的地方，就一直把北大视为实现自己攀登科学殿堂伟大梦想的天堂，一直过着“三点一线”（即宿舍——教室——图书馆）的苦行僧生活，学习成绩在班上仍然名列前茅。聂永泰的求知欲是那样旺盛，文化大革命不仅突然粉碎了他求知的梦想，而且把求知批判为“修正主义白专道路”，聂永泰完全可以像别的北大学生那样，怀着天真幼稚的心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把充分旺盛的精力立刻转移闹腾文化大革命。昔日学知识和做学问最佳处所北京大学，一旦被伟大领袖树为文化大革命的红旗，立刻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批斗游行声援不断，参观取经人来人往，大字报口号声满天飞，在长达好几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全校停课闹革命了，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两报一刊”文章，别的图书统统都成为“封、资、修”大毒草，图书馆阅览室全都关闭了。除了《地雷战》、《地道战》和八个样扳戏，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看。诺大一个北大校园，再也不剩一张平静的书桌，能让聂永泰静下心来追求知识。聂永泰一直没有卷入文化大革命。聂永泰在文化大革命中仅仅表现出同情“新北大井冈山”，但并不参加“新北大井冈山”的派性活动。聂永泰也没有趁着毛主席号召“革命大串联”，像别的北大学生那样戴着“首都红卫兵”红袖套，跑到全国各地去充当运动的“太上皇”，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革命造反”之火。聂永泰像一个独行侠，北大校园里不能求知了，就把求知欲望转向大自然。聂永泰独自一人跑遍了祖国不少地方。当年成昆铁路正在设计修建当中，他就沿着设计中的成昆铁路考察，甚至弄清了成昆线有多少桥梁和隧道，绘制出了准确的成昆铁路线路图。凡是大自然中的难点和疑点，山川河流中那些没有解开的谜，聂永泰都要进行一番独特的考察，试图从中悟出道理和得出某种答案，从大自然中获取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分到甘孜州的一伙北大同学，无论在学校属于“新北大公社”还是“新北大井冈山”，也无论在文化大革命的两派斗争中，各自代表的两种“路线”如何没有任何调和余地，也无论在两派短兵相接的武斗中，如何剌刀见红拼个你死我活，两派观点的学生一旦一同分到康藏高原，又同为高原接受改造的“臭老九”，一个个派性和“路线是非”全都丢进折多河里去了，彼此都团结在北京大学同一面旗帜下，成为甘孜州大学生中一个团结得最紧密的群体，去与社会力所能及地抗争，去战胜恶劣环境带来的困难。聂永泰头脑里没有多少校友情结，并不将外校同学看得与北大同学有什么不同，无论在工厂里，还是在社会上，与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大学生都一样交往，对谁都以诚相待，从不与谁发生矛盾，也不与谁结盟，自始至终保存着老实善良独立的人格，完全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凡与聂永泰认识交往的人，没有人感到他有什么地方令人讨厌。文化大革命翻腾出来的是是非非充斥人世间，聂永泰却尽力地远离人间是非，一门心思地埋头自己独自的追求。我曾经到过聂永泰在农机厂的住处，那是一座干打垒的小楼，在那座小楼的二楼上，有一间无人居住的破旧房间，顶多有几个平方米大，那就是聂永泰的居室。当年能以高分考入北大的学生，绝大多数人都非常热心地追求知识和学问。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白专道路”，当年以高分考入北大的学生一个个毕业后仅是如此命运，有的人也不相信知识在此生此世还会派上什么用场，一些人也就渐渐地消沉了起来，不再把精力用在追求知识，更多地把精力和心思花在怎样才能翻越二郎山，哪怕调回内地某个大城市，即使去扫大街也比在高原白白地浪费青春好。当时在康定流行着一个口号：“生命在于运动，‘翻山’（指翻越二郎山到内地工作）在于活动。”可聂永泰那间小小的居室，却到处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石头，那是聂永泰采集的各种地质标本。房间里安装着自制的手摇发电机，在墙壁上挂着一串串小灯泡。屋角里堆着一些书，一些陈旧的报纸杂志，摘抄的一叠叠卡片，自制的星象仪，等等。聂永泰压根儿似乎就不懂得“翻山在于活动”，他整天八个小时的简单劳动之后，总是背着一只褪了色的旧书包，用那只毛巾织成的饭袋装着饭盒，饭盒里不是装着镘头和咸菜，就是装着牛肉干之类的东西，马不停蹄地在高原上跑着，去破解他心中那破解不完的谜，去寻找他永远也寻找不完的答案，用从大自然中获取知识的方式来打发自己过剩的精力。（本文作者为陈焕仁原载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老五届30年风云录——苦乐年华》一书，康巴风情照片由新浪网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