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胡宝善，明星胡军的父亲，但要搁四五十年前，胡宝善可比胡军名气大的多。“文革”期间，它自己填词填曲创作的《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不知安慰了多少被“样板戏”磨腻了的耳朵。说起来，胡宝善的音乐人生充满了意外和惊喜，他是我国最早派到国外学习声乐的留学生，回国后教书育人，桃李无数，包括他的哥哥著名歌唱家胡松华，他的儿子――演员胡军。
每一首广为流传的歌，都是可着人心裁成的背景音乐，衬着一代人奔忙的脚步，穿梭在时光的河流中。《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更像是一副风情画，描绘席卷南北的流行足迹：上海淮海路食品商店里的售货员，一边给顾客打包糖果，一边哼唱着“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边远山区农民家里的黄历上，油墨印着《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北京王府井大喇叭广播里，深情歌唱着的，还是“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如今３０年过去了，这时代风情的制造者胡宝善，在自己敞亮的客厅里，遥望从前，记忆一下子回到了３０年前碧波摇荡的大海上。
一，周总理的意见对我启发很大，“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创作于“文革”期间，当时的文艺形式是清一色的“样板戏”，流行的独唱歌曲，也都是类似《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台照亮》《满载友谊去远航》等充满革命主义战斗精神的歌曲。人们不敢想像，在这样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下，若要冒出一首充满“小资风情”的圆舞曲，会引起一场多大的“立场”纷争？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是“文革”当中，第一首用圆舞曲形式写的军歌，对作者胡宝善而言，实在需要点与时代抗衡的冒险精神。到底是什么机缘，使得他写出这样一首与当时的文艺环境极不谐调的圆舞曲来的？
“1971年，周总理把我们三军文艺战士召集起来，布置了一个任务：搞一台高水平的文艺晚会，招待金日成首相和西哈努克亲王。”胡宝善低沉的嗓音，慢慢启开了许多年前的记忆。
“那时候，除了８个样板戏，其他的文艺形式几乎没有，怎么招待人家？周总理不愿意拿样板戏招待外宾。更何况希哈努克亲王本身又是电影演员，又是作曲家，而朝鲜首相金日成呢，本国的歌舞水平是相当高的。所以，周总理的意思是拿出一台高雅的歌舞晚会，好好招待一下两位国家领导人。
“为了这台晚会，当时分成不同派别的人，在这样一个特别时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到了一起，充满了革命干劲儿，认真得相互合作搞了一台晚会。审查时，周总理一个接着一个的往下看，越看眉头锁得越紧。当时我们创作的那些歌舞，仍旧是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单一的节奏，单一的形式和内容，令周总理很不满意。周总理对文艺又是内行，一边看节目一边谈看法，意见提的中肯而到位。遇到熟悉的演员，周总理则更加语重心长：‘以前我听你唱歌不这样啊，怎么现在这么憋得慌呀？’轮到给我的三重唱提意见时，总理说：‘胡宝善同志，你去过朝鲜吗？为什么不把他们的音乐语言好好得利用起来呢？’
“最后总结的时候，总理说了一句话，给我很大的震动，他说：‘同志们哪，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呀！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唱点抒情的歌曲呢？’从那时候，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写首部队的抒情歌曲。”
二，我想不能就这么白躺着呀，很快我构思好了歌词，可是用什么曲子呢？
写首部队抒情歌，就这样成了胡宝善的心头事，日也想，夜也思，直到第二年，胡宝善随团出海拉练。
“从南平到汕头，三天三夜，我们颠簸在狂风险浪中，当时坐的是缴获的国民党的船，美国生产的，走得特别慢，一个小时５、６海里的样子，走着走着发动机还停了，船就开始在海上转圈，摇晃的相当厉害，我们都吐得厉害，开始吐粮食，后来就开始吐胆汁了。”
不停的狂吐，令胡宝善和他的战友们只得原地躺着，饭也不敢吃，因为多一个动作，就意味着更大的不适。躺在床上无可事事的胡宝善，却想起了一件事：“我就想着别把这时间浪费了，三天三夜呢？得抓紧时间，把周总理提的抒情歌构思一下。”
好的歌曲创作，一定是触动灵魂的激情迸发。当胡宝善看到舰艇上的战士们一边与剧烈的晕船做斗争，一边仍坚持着军训值勤，他的内心受到极大的触动，“我们顶多熬三天三夜，可他们一熬就是几年，日日夜夜在这无人烟的大海上航行，守卫着祖国的海防线。”
胡宝善顾不得晕船了，赶紧起身把当时当地的感情记录笔端，歌词很快写好了。可是写个什么曲子呢，他犯愁了，正苦思冥想着，这时候海浪一波接一波的大了起来，那节奏像极了圆舞曲的韵拍，他一下子来了情绪，随兴就趁着那节奏把曲子哼了出来，配上刚才写的词，果真是浑然天成，胡宝善不禁大喜，随即一气呵成，落笔生花，成就一曲传世经典。
船到汕头，胡宝善把新歌唱给海军战士听，流畅欢快的抒情调子，受到了战士们的热烈欢迎。看到战士们喜欢，胡宝善心里有了底，但另一方面，他更知道运用圆舞曲形式的冒险性。
三，许多同仁都劝我，你怎么敢写这个，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胡宝善担心的，其他的创作同仁也为他担着心，怕他因此受到严厉的政治审查。“许多人都悄悄告诫我：‘这可是四三拍的圆舞曲，你怎么敢写这个？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胡宝善并不是不知道，如此作曲可是犯了当时的“形式戒规”，可他并不是那种因为怕了，就轻易退却的人。“我是业余创作，让演就演，不让演拉倒。”
文革期间，所有的文艺节目，都要在中央文化小组审查通过后，才能公演。胡宝善至今记得这首歌当年接受审查时，自己的忐忑与激动。
“在二七剧场，我们从下午就候着了，可一直等到后半夜两点，才得着中央首长的空儿。首长是有空听了，可我们演员的嗓子哪受得了啊？轮到我快上台时，我赶紧喝点水，振奋一下精神，上去唱时，没想到嗓子还倍儿亮，发挥良好。”
节目演完，胡宝善却紧张起来，他想他并不像自己说的那样“无所谓，让唱就唱，不唱拉倒”，这是自己无愧于心的真实创作，他爱这首歌，就像爱一件踏破铁鞋寻来的宝贝，可是这“宝贝”能否过关，胜负只在这一晚上了。
那时候，传达上边指示是不过夜的，唱完了大家就在原地等着，每个人都沉默着不说话，等着一个关乎生死的判决。终于有人喊了一声：“指示来了！”一时间全场更加安静，大家都屏着气，竖起耳朵仔细地听着。当念到《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时，一刹那，胡宝善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他努力让自己安静下来，只听到下边念到：“领导有三点指示：第一，创作好；第二，唱得好；第三，形象好。”
尘埃落定。这是一个连胡宝善都没想到的意外之喜。上边的三条指示迅速传遍三军，每个人的眼睛都直勾勾得，不大相信地看着那三条指示。
胡宝善第二天早上，刚起床，尚未洗涮，一个电话就打了过来，“这里是解放军文艺报，请您把《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的原稿给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就要出版。”胡宝善一惊，那哪来得及啊，那时候又没快递。对方热情丝毫未减，“没关系，你在电话那边唱，我在这边记谱。”此后，在当时媒体尚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和胡宝善这三个字，迅速传遍了全国。声色犬马的王府井大街上，挂得也是胡宝善穿着灰色军装，摆出样板戏姿式的演出剧照。
四，在中南海给毛主席唱歌时，领导看我又瘦又小，特批给我每天一斤鸡蛋
胡宝善的名字，自然是随着《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传遍祖国的角角落落，然而，早在他创作此曲之前的１９５２年，他的名声，已经在三军文艺界传开了。
那一年，苏军红旗歌舞团来中国，国家为了招待这个代表苏联歌舞最高水平的团体，特地组织了一台三军文艺晚会，由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陪同观看。其中的一个重要合唱《莫斯歌北京》的领唱，就是胡宝善。那年，他才１６岁，刚参军就赶上部队文工团为那台晚会 挑选领唱，胡宝善嗓子一亮，震惊四座，考官异口同声指着他：“就他吧！”晚会上，胡宝善一鸣惊人，分外惹眼。老文化部长陈沂尤为疼爱，看到胡宝善正在“抽个儿”的单薄身子，当即特批给他一斤鸡蛋吃。从此，胡宝善以“人小声亮”名扬三军。
要说胡宝善的好嗓子，一半是天生的，一半是他自己“悟”来的。还在上小学时，胡宝善就会用假嗓子，老师拉一车女生去电台录合唱，惟一的男生就是胡宝善。
“我算个老北京了，小时候常跟我哥胡松华到鼓楼后面去玩，看艺人说书唱戏，迷得不得了。我们家哥姐四个，连上父母都爱唱。父亲爱唱大鼓词，母亲爱唱京戏，但家里最爱唱的就是我，胡松华是参加革命后，进了文工团才开始唱的。小时候，单弦、大鼓我都会，没人教，收音机里学来的，老电影里的插曲，也都会唱，当时只是着迷，没想到就成了一辈子的事业。”
一不小心将唱歌当成了事业的胡宝善，从原来对音乐的着迷，变成了有意识的刻苦练功。每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都要去一所废弃的大庙里，躺在供桌上练呼吸。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他的天赋与努力，令他赢来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奇遇。
五，女助教指着我说：“我要收他当学生，带他去保加利亚。”
很快地，胡宝善在团里就当了小教员，开始带徒弟了。等到部队从苏联请来了声乐专家，胡宝善就成了教室里年龄最小的学生，可那时，他还只是个旁听生，没资格成为专家的学生，谁知，一个偶然的机会，令他成了幸运儿。
“有一次上完课，听课的教授们就在底下商量，什么时候让专家听听咱们呀？但这个心愿很难实现，因为专家太忙，一直没空，大家就商量着，退而求其次，要不就让专家夫人听吧，这夫人也是个音乐家。”
这天，下午没课，胡宝善就和几个教授直奔夫人处去了，谁知见了专家夫人，那些教授们却都慌了神，一时怯了场，不敢唱了。胡宝善看这情形，壮着胆子说：“我来吧。”两首苏联歌唱完后，夫人显得有些激动，直问胡宝善：“你为什么不来上课？”胡宝善只好直言相告：“这也由不得我。”夫人惋惜地指着胡宝善，对一屋子想证明自己音乐才华的人说：“他应该来上课。”
第二天，专家上完课，点名要听胡宝善唱歌，显然夫人跟专家说了自己的发现。胡宝善一曲唱毕，专家沉静了好久，把钢琴盖一合，说：“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学生了，你明天来上课吧。”刹时，底下的教授们一个个都愣了，从心眼里直后悔：“当时叫咱们唱，咱不唱，你看人家小胡唱了，就让专家给收下了。”胡宝善则欣喜若狂，这可是专家点名招收的惟一的中国学生，而且是名额之外的。
“后来，上海音乐学院把苏联专家请走了，苏联另派了一名助教接替专家的教学，部队呢，则出面让专家从３０名学生当中，挑选５名学生带到上海继续学习，挑选工作由新来的助教担当。”
考试前的那天晚上，好多人没睡好觉，其中就有胡宝善。“我不是因为担心挑不上而睡不着，而是因为太兴奋，我觉得这５个人里面一定有我。别人唱歌时我也听着，水平也都了解。”就这么兴奋了一晚上，第二天考试时，胡宝善说话声音都哑了。到底是精神作用，临到胡宝善时，他跑到厕所，喊了两嗓子，谁知声音比平常还亮，上去一唱效果特好。这下胡宝善踏实了，兴奋劲儿也过去了，考完试，从小西天到天安门，坐上有轨电车，就一觉睡到了终点站。第二天陈沂部长来宣布名单，果然如他所料，榜上有名。
上海音乐学院的学习是紧张而残酷的，那时的胡宝善才１８岁，是班上最小的学生，跟许多白发苍苍的老音乐教授一起听专家讲课。
“上课的那间屋子很小，听课的人却特多，坐得挤挤挨挨，都是各单位选送来的业务尖子。这是解放以来，我们国家第一次请专家来上声乐课，太不容易了，当时国内的一流声乐专家都坐那儿听课，大家都特别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上课时只要唱错了，专家给你纠正两遍还过不来，底下就虚声一片了：‘呦，就这样还到这儿来听课，怎么派这样的人来？’后来，真的有个学生给送回去了。我们必须时刻紧张着努力学习。”
胡宝善的音乐奇遇，一个接着一个，这固然因为他的声音确实出众，但也与他自己的努力不无关系。当苏联专家的得意门生听了胡宝善的歌声后，执意要收他为徙，带到保加利亚悉心调教时，胡宝善自己也愣了。眼前的这个苏联助教，还是个年轻的姑娘，他怎么能现在就收徒弟呢？再说自己还是部队的人，怎能轻易就跟她出去？然而，女助教却异常固执，最终还是坚持把胡宝善带走了。
保加利亚留学两年半，回国后，胡宝善一直任教，桃李无数，包括哥哥胡松华。而儿子胡军，在父亲和大伯胡松华的歌声中长大，倒是听得有些厌倦了，似乎更衷情于演艺事业。
六，要是没有我这贤内助，也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
胡宝善常常想，要是自己没去保加利亚，这一生会怎样？要是去了保加利亚，娶一个保加利亚姑娘回来，会怎样？想到这儿，他赶紧打住，瞅着自己的老伴王亦满，乐呵呵地说：“当然，要是那样，就没有我这个好老伴了。我之所以在事业上能够轻装上阵，无后顾之忧，都因为有个好老伴。”
胡宝善的妻子王亦满，在事业上也曾一度辉煌，与丈夫比翼齐飞，结婚育子后，为了保全家庭，促成丈夫的事业，毅然舍弃了自己的追求，倾心相夫教子，把家治理的井井有条。胡宝善深知此情，言及此处，总是感激地望着妻子，那一刻的温柔，让人想起他唱了半生的《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对于儿子胡军，胡宝善是海政大院出了名的严父。胡军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后，考虑到胡军没插过队，没下过乡，从小在部队长大，没受过什么苦，胡宝善便刻意得让儿子在经济上吃些苦头，以磨炼儿子的的毅志。“有钱也不要给孩子，每月生活就给他５０元。”这每月限定的５０元，确实令当时的胡军吃了不少苦头，没钱的时候，他就睡觉，实在饿的不行了，就去小饭店里赊张大饼，再去学校食堂偷根葱，就算是一顿上好的美食了。看起来似乎有些残酷的教育方式，却令今天的大明星胡军受益非浅，从此把“受苦”不当回事了，直奔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去。
军人胡宝善，一生严肃正直，眼里不揉沙子。至今说起父亲的“耿”事，胡军依然觉得可乐。“有一次，我姑领着个女歌星去找我爸，想让我爸调教一下发声。这歌星刚出道，已经有点小名气了。人家进了门，说明来意，我爸拿眼一照量，就喊我妈：‘王亦满，打盆洗脸水来，把她脸上的妆洗了。军人嘛，就得有个军人的样子，化什么妆呀？’这女歌星当下脸上就有点挂不住了，谁知没唱两句，我爸又看见女歌星戴着两只大耳环，说：‘你这耳朵上戴的什么呀？摘了。’这回，女歌星不干了，委屈得直哭。我爸还在那儿训呢，‘如果想跟我学，就得像个军人的样子，什么化妆呀，戴首饰呀，统统不行。’这是真事，胡宝善同志有时候就是这样‘不可理喻’。”
在儿子胡军的讲述中，作为军人的胡宝善一点点立体起来，当胡军说父亲有些“不可理喻”的时候，谁都听得出来，那里面藏着深深的敬意和骄傲。
胡宝善对人严，对己更严，至今，他仍天坚持３个小时的练声。虽退休了，但每逢 “八一”建军节，胡宝善都奔忙于各种晚会中，用他的话说是“老唱片”新唱法，惟一不变的，是唱歌时，他里装的那片湛蓝海洋，仍是３０年前的样子，充满了激情与梦想。
采写手记：
胡宝善不唱歌时，是个严谨的军人，坐如钟，站如松，有着人生的庄严，然而当他唱起歌来，则全然是另一种态度，那种不可抵挡的激情与浪漫，仿佛决堤的海，奔涌而出，是人生最精彩处的华丽咏叹。他一生爱玉，收集成瘾，家里大大小小的玉器，摆成玉的世界。石要修炼千年，方可为玉。这正恰合了胡宝善的人生奇遇，其实，哪里又有什么奇遇，一切都是千锤百炼得来的。
文／ 陶梦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