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壹 刘仲敬：论国史
贰 刘仲敬：论儒学、秦学、马学
叁 刘仲敬：项王耻渡乌江，韩侯甘居胯——《史记》书评
肆 刘仲敬：无恒产者：始于宾师，止于私属——《东观汉记》书评
伍 刘仲敬：“三代以降，风俗之美，未有及于东京者”——《后汉书》书评
陆 刘仲敬：汝颍之士利如锥——《后汉书》书评
柒 刘仲敬：清谈，清流之余绪——《三国志》书评
捌 刘仲敬：南蛮校尉诸问题——《南史》书评
玖 刘仲敬：行仁义而国亡，天胡为乎此醉——《梁书》书评
拾 刘仲敬：畀无疆之孓遗，阖秦望之川薮——《陈书》书评
拾壹 刘仲敬：唐承北朝方兴之气——《北齐书》书评
拾贰 刘仲敬：复汉魏衣冠，用东齐之法——《隋书》书评
拾叁 刘仲敬：赵魏多名儒，河朔尽夷狄——《旧唐书》书评
拾肆 刘仲敬：不及百年，天下民力竭矣——《宋史》书评
拾伍 刘仲敬：盐、钞之弊，极于斯矣——《元史》书评
壹 刘仲敬：论国史
左史文胜，不免于造。班欧政论，削迹就我。陈范澹晦，微心苦喻。通鉴精赙，伎优识浅。明史清稿，师心别裁。他书皆资料尔。船山黄书鉴论宋论纲维一脉，万不可忽，黄书前二篇尤要 ，千钧万里，其在斯乎？
贰 刘仲敬：论儒学、秦学、马学
就现有历史记录，儒学大师无不为山林之士，虽以理学之苛于洁己，赵宋之宽于待士，其先亦以“伪学”“妖言”受时君时相之忌，朱子毕生颠沛流离，晚景凄凉，门人爱徒皆以党狱流极边。叔孙通辈曲学阿世，虽以庙堂之厚资，从未光大孔门。儒学一脉所以不绝，正以秦政之厉，独于“君师合一”未能坐实，民间尚有生气。自汉之官定今文经学沦为利禄之具，民间古文学虽无官府扶持，大师辈出，终能举今学而代之。此类剧目列代不绝，朱子阳明皆由“禁邪说以正人心”专政对象，以道克势，如基督教征服罗马，而后官学颓败，新学起自民间，旧戏重演。可见儒学命脉，本系于民间社会强弱，而不系于学说自身。凡民殷国弱，如衰周、魏晋、赵宋、明季、民初，大师必出；若国强民顺，学统必衰。儒者万不可幻想依傍时君，其故在此。
今之欲以官学兴儒者，所兴者非儒，实秦学耳。鲁两生“德不百年污我诗书”，辕固生“公孙子，毋曲学以阿世”，言犹在耳，何公孙布被之滔滔皆是哉？夫子见南子而去卫，闻鸣犊而弃晋，得君者行道，从道不从君，壁立千仞，争此一线，退此一步，即无死所，否则何异于硕鼠苟得？势强道弱，道尊势轻，全系传人之志节，此即“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义。未有诸生白骨暴于燕市，董狐进祥瑞凌云之颂，班生修剧周美秦之史；炀帝会万国于迷楼，宇文兴千门万户之作，裴矩陈御脚龙舟之便。而独以官币养百十闲人，论秦皇思想隋帝学说天纵圣明合于儒道，足为弘道右文之盛。吾谁欺欺天乎？
至于马学，以马公任事之繁，力难兼美，名山未就，白玉楼成，后学儒分墨流，理固宜尔。视同神启先知，本非其志，列宁煹火狐鸣之术，不足嗤，不足驳；视同学人名士，卓立于多数学院经师百尺楼头，当无可疑，浅学者粗知党见，轻诋通儒，显失其平；视同政客党人，累败累战，实以攻坚抵险为天下先故，纵非同党，亦当以竞技精神敬其毅勇，始为得体。彼之实迹，虽非尽有功于立宪，而无一无害于独夫，绝无可疑。彼之未来蓝图，虽属简略，可断定皆以雅典式直接民主为不可移，视东方专制主义官僚国家常备军为极恶，故凡行此术而自许马徒者，皆属盗名欺世（马公之人民军队人民警察，皆指公民志愿者卫国，皆出希腊，人民即业余之义，有别于职业官、军之异化不为民用，真能行此者，唯美英民兵及自警团），本朝官立之马学大师，恰如裴矩宇文愷之为隋立儒学大师，米夫苏斯洛夫之为俄立马学大师，儒者马学百世之羞耳。真能弘马畅左者，仍在立宪列国民间学人。
叁 刘仲敬：项王耻渡乌江，韩侯甘居胯下——《史记》书评
封建之制，文武同流，礼制军制，初不能分。贵族传统及其“荣誉、责任、信仰”，互为表里。礼崩乐坏，自军制始，次第牵动全民。
管子变法，“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告，其罪五。”
缪公伐晋，“野人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余人毕力为缪公疾斗于车下。”
赵简子伐范氏、中行氏，“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平民得为士。”
此皆封建将崩而未坏，世运将转，平民将兴，新旧杂陈，鼓荡相激之兆。伯利克利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皆有贵族解体背景在，文明青春黄金期幻觉之一，即在自信精力无穷、盛世秘诀已在掌中，不知己身有赖于若干历史既成前提，非可久存、无从复制、人智难及。
此刻戎务，尚守礼制，竞技为先，仁义是尚，不以成败为核心价值。是以宋襄微弱，仍居五霸，褒其义重于生，究系礼乐干城。秦缪功德巍巍，以殉三良故，干“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大忌，受极恶之“缪”谥号，彰其遗恶甚于淫昏之灵、隐。此儒道之万古江河，当时之“普世”、“底线”论。楚庄复蔡社稷，“不爱千乘之国而重一言”，已得礼乐之精——“怀百工来远人兴灭国继绝世”，不复夷狄视之，始能与诸夏之君并列，否则其功业岂足比肩成王缪王。
戎以求荣，守司马法，不禽二毛、不重伤，千乘之国为大，大役“三军尽没”，不过数千，三鼓成列，及暮胜负已分，尚有嫌其迁延，乃欲“灭此朝食”者。《左传》时代之戎务，大略类此。故而当时社会视从戎为贵族特权及荣誉，平民有贤者得入戎行，皆以为荣，不以为累。
名法之士大用，李克入卫吴起在楚商君相秦，“理性建构主义”洪水滔天。“廉洁可辱，爱民可烦”不容礼义厕足其间。“上古以德、中世用贤，今世争力”，“专制平等主义”进入历史，以“军功面前授爵平等”为突破口，历史怒马狂奔，“千乘之国”未尝于“万乘之国”稍息片刻，直入长平式“举国总体战”，所赌者非一将一军，而系一国丁男之全。军役之荣耀一变为血贡之恐怖，是以“卒之母”闻大将与卒同甘苦即知卒必死。“任贤”“无类”之“启蒙主义平等”理想落实为“夫当今之人牧者未有不嗜食人者”、“杀人盈野、率兽食人”。“现实政治”之于“普世价值”已有不能两立之势，儒者以“螳臂当车”自况，“宁蹈东海”自任，已开“节烈论”之渐，实有壮怀，非如后世末流“仅责幼弱”。
六王毕四海一，始皇“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迳以文法吏治黔首，没路王孙满市曹，贵族平民界线化为乌有。
于是有“百姓初带剑”，新新人类诞生。
韩信带剑，受“王孙”之称而居之不疑，而不受决斗挑战，不守贵族荣誉法典，效子路结缨而死，甘居胯下，一时沦为当时之韩跑跑。以旧贵族心理自属荒谬绝伦，然以平民“成功学”心理，个人（“为天下者不顾家”）发迹变泰（混迹于政治阶级）为根本目的，余者不过手段而已，谋大者不计小，目的岂为手段设？
此类思路，稍进半步，即入流氓无产者马基雅维利主义，“分我一杯羹”。汉家赖此而得鹿。
韩侯一流人物能以正面形象进入民间俗文化，列国鲜见，折射平民化同质化早熟，寒门心态主流化之“中国特色”。
旧贵族项氏、田氏身即政治阶级，与国同戚，无所谋于“发迹变泰”“成功学”，起兵为齐楚历史光荣，岂在“大者王小者侯”？以彼心理，目的手段原为一物，举义原为锄秦政、复齐桓晋文之世，若必以秦政、“去礼义上首功”始得求胜，真“帝秦何必又亡秦”也。成安君自居儒者，拒兵家诡谋，亦同此心。于己“求仁得仁”，于敌“授柄与人”。
以义帝继周天子，复列国之局，非项氏私志，实关东举义共同纲领最大公约数，所争者仅在“谁为齐桓晋文”，“西楚霸王”之霸，即“五霸”之霸。汉王即位亥下，亦出诸侯推戴。就法理而言，同于五霸、霸王。
“天下一人”（秦政）、抑或“诸侯之首”（周政），即楚汉间宪法问题之首。
汉高权谋政客，富于现实感，但求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绝不为抽象理论以现实利益为赌注。“亥下纲领”乃众霸君相互承认既得利益，为喘息、固位之急，位固而后由近及远，徐图进取。
秦政周政下一回合，乃在贯高之谋。汉王辱赵，非张王有罪，殆欲发动葛兰西“文化革命”“阵地之战”，确立“天下一人，诸侯不过顺民之受宠者”意识，粉碎“诸侯有国，天子乃国际联盟荣誉主席”旧观念。张王吾家贤婿，自当配合表演，否则以韩侯勒兵求王且能忍，何至不容恭谨事汉之赵？无奈赵王知趣，赵国公卿偏泥于故事，以为汉之待赵，当如齐桓礼鲁、晋文存蔡。于是大狱生焉。
汉家全胜于近畿，渐及于远邦，乃有吴楚七国之乱、淮南衡山之狱，衡其地望，皆楚地也。秦楚世仇、三户亡秦、楚汉鸿沟之余烬复燃，吴王诏“孤王六十许幼孙十四皆从军，少于余、壮于孙者当从”即秦昭襄王长平总动员令“丁男十六以上六十以下悉赴军前”翻版，“全民总体战”告别演出。前此之封建战争不与野人，后此之帝位战争不与顺民。舍法国大革命至大战二百年外，人类无此倾国之战。
“历史终结”后，“末人”甚少能维持历史理解力，清圣祖不信有长平事，清儒尤有“早摧咸阳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之自作聪明，皆视周秦之变为后世寻常改朝换代，争位之技术高低而已。设若有朝一日，西欧文人高论“丘翁戴帅不知劫盟军，据柏林总理府，自为全欧领袖，画英法为行省，执著于衣锦还乡何为？”，吾辈即知“历史终结”业已实现于全球。
“历史之人”视“史后之人”，如人视群蚁，轻蔑掺杂羡慕。生于游戏规则既定之世，舍个人时运穷通外，不知有他，腹未必实而心常虚，颇有混沌之福，毕生不解自由、决择、责任之无限痛苦、无限孤独，其命运于出生之先，已由“历史之人”预断，虽有贤圣深谋，不过修正历史细节而已，远不及“历史之人”纵属无心过客，亦可以其“初始条件敏感性”“路径依赖”尽翻全棋。
吴楚拒汉，兵车之外，亦有思想之战。法出三晋，儒出邹鲁，道出南国，墨出殷宋，乡风宗风，百年不易。长安朝廷意识形态，以名法为内核，至武宣不改，相继以黄老、儒术、阴阳为缘饰。《淮南王书》则以道家为主，稍取儒墨为补缀，流衍之馀，乃有末流拔宅升仙之说。
“清君侧”实质含义，即长安朝廷周天子化，复诸侯战国式自由，其时关东诸侯召游士、养游侠，原系小战国残余。“大决战”“中国之命运”后卫战尘埃落定，此后虽有亲藩之乱，皆个人或集团争位，无涉“体制问题”，历史步入终结。
秦政、或“专制平等主义”可以废贵族，而不能无权贵。贵族者，以历史资源而先于绝对君主制而存者，君主依赖性低于文人士大夫，可以杀专制之势。权贵者，宫廷恩幸，舍君恩无所恃，君主依赖性高于文人士大夫，天然倾向于以“君权原教旨主义”破坏文人士大夫“可持续君权节制主义”，国破家亡出此辈者十居七八。前现代国家，历史贵族早衰者，无不流于东方专制主义陷阱。华夏距此，通常不过半步之遥，而此半步端赖“无恒产者”儒生一再以“精神贵族”自任。
秦政夷有原则有形态之贵族反对者，实有利于无原则无形态流氓无产者。顺民免于列国诸侯征伐之苦，必受率土王臣“无所逃也”之苦。历史似有能量守恒定理，不容免费午餐存乎其间。
封建已废，以顺民专制主义为国本，流氓无产者与士大夫争国运，即“历史的选择”“历史必然性”化身。直至全球大春秋时代挟外力降临，始有重新选择机会。
“我们通过选择我们的神明，选择我们的命运。”
骰子尚未落地。
肆 刘仲敬：无恒产者：始于宾师，止于私属——《东观汉记》书评
衰周游士之盛，以“客”为载体。“理想主义者”系列，颜、孟子孙居首，唱“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虚拟“帝者与师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奴处”之“儒家辉格史学”，借以支持“道尊于势”。而以“现实主义者”苏张纵横之流立场，游士之尊，无甚高义，端在列强恶性竞争一事。“客”阶级利益有赖于“劳工阵线集体行动”维持，“道统”“恒心”何有哉！孟尝君之“主客劳资最低待遇标准纠纷”、平原君之“主客劳资最低荣誉标准纠纷”，苏张牺牲东道主之“共济会互助阴谋论”，虽非史实，皆有所本。游士之名誉，已不甚佳。“士”原有高尚之义，“儒”本有博古之义，而后乃有“君子儒”“小人儒”“通儒”“陋儒”之说，可见“无恒产者”多无恒心，理想主义标准不为多数人设。
于是“法西斯主义者”踵“现实主义者”之弊而兴，视游士为蠹首，非但不能肩负道统，复三代之盛，反而自成特殊利益集团，卖君病农，大为治道之忧，微明主锄灭而廓清之，万姓岂能晏眠？名法之盛，即徵论气候将转，“理想主义者”泥足已现，祸将及身。
儒生虽能合纵关东豪杰，诛灭狂秦，所得不过“皮洛士胜利”。亲儒者败，反儒者兴，风会难移。孔门抱先王之礼器，与陈王同尽。陈馀以儒者之身，步武襄公仁义之师而亡全赵。项氏以仁柔好名而自毙，鲁儒独以弦歌拒汉。田横徒有义士，关河终属无赖。萧相以文法吏师秦制，汉家宅咸阳以临关东，意态显然。
醇儒所恃者，仅存先王之礼乐（即“一切正人君子联合起来消极抵抗，不承认一切非周政，不给予暴力政权合法性”），惟儒生有节妇守贞之诚始能常守。不幸亦为区区叔孙通廉价卖与汉家以博微官。鲁二生之心，亦犹“田横岛”“三千死士”初闻“拒我纳匪”，无奈“道义扫尽”，唯有高歌《龙的传人》以泄恨。
道统系于游士，游士系于宾客，宾客系于列国，形势如此。大一统之局难破，以“和平演变帝室”“剧秦美周舆论战”（二者即汉儒主要业务）复三代之盛，终不过好梦一场。惠帝仁柔，不驰游士、结社之禁。文景清静，偏急游侠、妖言之诛。孝武尊儒，而用酷吏兴大狱锄豪强，皆以破“战国社会形态”，批量生产“秦政散沙社会”，可谓成始皇未了之愿。窦相淮王诛死，推恩令行，即“彻底扫荡关东游士”总动员令，一时“列侯豪杰死者数万”，公卿不敢养客。卫青自庆宾客乏人，不致蹈田窦故辙。陇西李氏好接死士，功高不赏，阖门俱尽。太史公亦遗老故家，天然同情历史残余，不能正确认识历史大方向，怨望“主上遇以倡优”，平阳歌姬之徒早知其不得善终。
“制度决定论”，汉儒早知之矣。东方朔作赋、扬子云答难，皆以天汉之浑一为士难之源，零丁反复，教导后辈接受现实“夹起尾巴作人”“谨慎是勇敢的第一元素”“贫贱者理应为砍头灭族机会减少而庆贺”。
然则游士显然并未因此而绝，唯一变化，在于自许负道统行王道之“理想型”游士渐灭，谋青紫思坐食之“现实型”游士反而暴增。儒生为相始于公孙弘（“公孙子，无曲学以阿世！”），其谨慎避祸之心，不下卫大将军。然而求啖饭所之恶客蚁聚蝇趋，虽以公孙子之长于厚颜，亦莫可如何。何况政治专制化、社会平民化双规并进，虽脱栗布被亦甘者势必有增无减。东京常规，“经济型”宾客取代“政治型”宾客，马援、窦宪皆以客垦荒、经商，生利自给，不类西京门客皆政客、剑侠不事治生。
此类变形，于西汉歌、谣，已有先声，其副效果在于门客地位，渐次由“劳心者”沦为“劳力者”，由“士大夫”沦为“依附者”，由“黔首之上”沦为“良民之下”。汉魏“客”、“奴”并称，已成风会，而官法犹视“客”为“民之无籍者”，以奴待之者治罪，甚合“官法永远慢社会变迁半拍”之理。曹公屯许，以“客”为“强人依附型”农-兵，真乃“继承历史而创造传统”者，六代王室、公卿、豪强无不以此为师，史册斑斓，一望皆“赐部曲~~”“投为部曲~~”、“没为部曲~~”、“遣发部曲~~”。终至黄籍空而白籍满，正兵老弱而部曲充选锋。
迄于晋宋，“部曲”“私属”入法，“奴”、“客”之别不显，皆佃农而兼私兵者。五朝门第，赖此支持。唐人犹有余风。门第之外，佳子弟率以佛门为出路，玄奘即显例。周孔厌厌左道烈烈，“南朝四百八十寺”，亦政治社会“驱贤良入方外”之功业。中古西欧、近世蒙藏、武家日本同坐此道。古典华夏-原始儒家-纯血统士人历史循环，道尽于此，始于封建终于依附，始于贵族终于门第。“自由的心智，不过如一蓬焰火，凌虚绝顶，刹那澌灭”。至于再创第二中国-新儒家-“宋明型”寒门士大夫维系国脉，已属旧邦新族之命，诸欧之奉希腊。
伍 刘仲敬：“三代以降，风俗之美，未有及于东京者”——《后汉书》书评
周政儒道愚君政策，于元平之间，和平演变不战而胜。《改革与新思维》型罪己诏大累竹木，或许颇能酬报殉道醇儒百年呐喊。然则天不佑德，周公不出，“张少帅投奔革命马总统皈依民主”，其显效乃在平庸化猥琐化，小人儒之富贵是尚，莫盛于今。反觉《盐铁论》时代之壁垒分明、各从其道垒落可爱，“与佛朗哥斗争时代生活多愉快”。
大道既定，所争仅在君子儒小人儒真周公伪周公而已，未免乏味。独夫虽去，贤人未必能出，所出者乃在善用文宣而以贤人自任者。自眭孟以大儒成仁，唱“任贤”“让国”者数，而天位终属外戚。虽然，巨公究系王道干城，身负董子、诸生救民行仁之望，其败之速竟如暴秦。所殉者何止渐台死党数千，儒学“天真时代”，一去不返。
“原教旨周政”与“原教旨秦政”同归于尽，于是南阳绅士之政权、汝颖（汉魏之苏杭）名士之清议，相率弃“制度决定论”之“致命的自负”，归于抱残求庸之“人事决定论”。儒学自孔子“贵族立宪主义”、孟子“民主启蒙主义”、秦汉“人民反法西斯统战教会”，流于其逻辑终点——狄更斯式温情主义“在人不在法”“争舆论不争制度”。温公羡艳者，即伊拉斯谟斯、胡适及一切文人最珍贵梦想——“教育改进社会”“舆论领导政治”。
东京政治合法性建构，具体而微，成于叔皮孟坚父子《天命论》《二京赋》。“天命之有定”、“信王者之无外”，针锋所向，恰在秦汉新三朝之“奋私智”、“知崤函之可关”，跨叔季而径续成周洛邑之大。不籍形胜、不以兵车，“舆论共识政治”落实为朋党、派系、清流之祸。
虚脱之弊，不下暴戾，东京名士绝望之心，尚远过于先儒，以其“丧失天真”，不复深信吾子吾道足恃。“楚汉之祸烈于衰周、新莽之难烈于暴秦、今日之祸烈于新莽，不知后圣当以何术以救危亡。”
且夫汉季之乱，确有异于前代之新生事物。今人习见之“饥民战争”、“群众政治”即是。平民化原系儒家及一切“爱民主义者”正面价值，然则其效未尽可欲。贵族封建制非无国难，唯其社会组织坚实，前方|后方、政治阶级|非政治阶级界限清晰。解放平民自然后果，即在“总体战”取代“竞技战”，“动物性斗争”取代“费厄泼赖”，全民皆攻击对象。并非偶然，劫质及于妇孺，始于汉氏，赵太守长于谈判、桥太尉不悯人质（小布什主义“不与恐怖分子妥协”），皆以此负一时物望。回顾周秦，劫质尚以政治阶级为的，不乏任侠之气。此间历史形态学含义，类似老革命者恩格斯初闻爱尔兰共和军以敌国平民而非政府为敌。
贵族亡，未尝销弥祸乱，仅能去民变之组织性理想性。项王、田横、留侯之流“有纲领有目的”者出局，代之者为赤眉、黄巾之流，延及闯献、拳民，模式不改。群众散沙天然乏组织力，能代凝结核者非邪教即梁山，无论理想或行为，取径必不能高，大有助于政治残虐化流氓化，社会功利化短视化。华夏之早熟先衰，种因于此。“群众政治历史作用即腐败菌分解垂死文明”，信不诬也。
陆 刘仲敬：汝颍之士利如锥——《后汉书》书评
汉氏汝南、颖川，间陈留、定陶，故郑卫之地，地狭民稠为天下冠。卫镇朝歌，继殷民最众，世为镐京公卿之首。狄乱，桓公迁卫于河南。及孔子，有庶矣之叹。诗经十五国风，郑卫居首，“淇园绿竹”，水网沃土，宛然后世江东（此刻江左尚属草莱），提示文化经济中心所在。
水网之利，赖于经营，非尽由天。封建之利，斯人斯土，天然利益共生。一统之弊，流官根于外郡，皇朝以地方为天然牺牲品。且夫封建战争自有轨则，政争扰及社会者少；帝位战争伴随饥民战争，所过街白地，社会完全解体。故汝颖之盛，蕴于衰周，极于汉氏，后则渐衰。江东之盛，十国耕耘，宋明坐享，其后亦衰。大一统者，燃前人膏脂，取片刻之盛大光昌，终于自焚之术。爱之而欲求富强者，当验可有卫侯钱王金泉在先，否则不免废然而反。
清流、党锢之汝颖，当封建之末帝国之初，炎炎烈烈，风华绝顶，宜其有精彩表演。
圣公、萧王起家南阳，本根在此。洛阳朝廷生而有诸生气质绅士血缘，有异于西京布衣君相。其自然偏好：政治倾向寡头，舆论倾向开明。寡头则民怨重，开明则士论嚣，缓冲地带难存其间，于是党狱兴焉。
南阳已居权贵巢穴，汝颖当作清流老营。名士者，文化熟极将弊之花，非数百年膏火不足滋养。况乎欲与权力中心抗衡者，必有经济文化中心为后劲始能久存，南阳——汝颖两极震荡，类似京师——苏松，阉党——东林格局。
清流有论政、鉴人二道，前者陈蕃窦武，以干政而锢；后者许靖兄弟，以八卦而存。然则士大夫究有天然阶级感情，所异者反攻大陆、和平演变手段之异耳。中平五年，陈逸（蕃之子）说冀州刺史王芬劫灵帝，尽翻党狱，事泄，王芬自尽。越明年，灵帝崩，洛京政变大作，阉党俱尽，清流名士与武夫争国本，汝南月旦主人入主枢要。
卓任事于吏部尚书周珌，珌以许靖为谋主，“除尚书郎，典选举，”“进用颖川荀爽、韩融、陈纪等为公卿郡守”“颖川张咨为南阳太守”“尚书（颖川）韩馥为冀州刺史”，“馥等到官，各举兵还向京都，欲以诛卓。”“卓怒珌曰：‘卓从君计，不欲违天下人心。而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还来相图，卓何用相负？’靖惧诛，奔柚”。
东京末届选举所出者，尚有荆州刺史刘表（列清流八顾或八及），陈留太守张邈（列清流八厨），济北相鲍信（曹公之赏拔者）。关东要津，尽归清流，和平演变，小功告成，乃行“批判的武器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此后之事，人尽皆知。许靖兄弟避乱奔蜀，逾墙走归刘先主，以致为彼所轻。还顾汝南月旦，舆论领袖傲视曹公一流人物，犹胡藏晖李守常目无图书管理员二十八画生，不知人间何世。亡命清流之魁张俭海外归来，锐气皆尽，从魏篡汉，晚节难保。诸君子以热血慷慨而卫之社稷苍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附：汉汝南、颍川二郡，颍、济之冲，继郑、卫之地，诸郡之幅员最小，户口最庶者。卫镇朝歌，受大邦殷名族最厚，世为镐京公卿之首。狄祸，桓公迁卫于河南，间乎郑、蔡。及孔子，有“庶矣”之歎。诗经十五国风，郑卫居首，提示文化中心所在。“淇园绿竹”提示水网之盛，宛若后世江左（此刻江东尚属沼地），地小而富在此。
水利赖于经营，不尽在天。小邦之利，在于六师仰命，经营为己。封建世卿之制，斯人斯族斯土，自有利益共生。大国之难，在于不惜小利，以郡县为大局牺牲，流官根于外郡，视土着草草。故汝颖之富，蕴于衰周，盛于汉，而后渐衰。江东旺气，种于六朝，盛于五代，宋明收其功，而后衰矣。大一统者，挥霍小邦辛苦耕耘之遗业，取片刻之盛大光昌，而终于自焚。望一统为盛世之本者，须计可有卫侯钱王金泉在先，不然难免失望。
汝颍盛衰，尚有气运在。封建战争自有规范，政治斗争波及社会者少；帝位战争与饥民战争不可分，有如蝗虫行动，所过皆白地，社会完全解体。封建战争止于楚汉七国，饥民战争起于赤眉黄巾，东京汝颍当其炎炎烈烈、盛极将衰之日，宜乎有精彩表演。
圣公、萧王起家南阳，本根在此，其诸生性格、绅士出身贯穿全代，乃有政治倾向寡头垄断，文化倾向舆论开放二重性。清议、党祸种因于此。南阳已成贵戚恩幸乐国而兼权力重心，汝颖当为舆论领袖重镇，类似明清苏州-北京、东林-阉党轴心。名士而能抗衡政权者，必有脱离政治中心之经济中心为其后盾，亦唯有数百年富厚、风雅熏染蕴籍，而后名士可生。
清议有论政论人二途，前者陈蕃窦武之澄清天下，以干政先亡；后者许靖兄弟月旦公卿，以八卦而存。然就儒士基本价值观而言，自有天然亲和力，“反攻大陆”与“和平演变”之异而已。中平五年，陈逸（蕃之子）说冀州刺史王芬劫灵帝，尽翻党狱，事泄，王芬自尽。越明年，灵帝崩、政变大作，董卓以秦凉边军入卫，阉党尽，清流名士与武夫陷于危险均势，汝南月旦评主人入主枢要。
卓信周珌长吏部、主选举，珌以汝南许靖为谋主，“除尚书郎，典选举”“与靖共谋议，进退天下士”“用颍川荀爽、韩融、陈纪等为公卿太守，张咨为南阳太守……尚书（颍川）韩馥为冀州牧……馥等到官，皆举兵还向京都，欲以诛卓……卓怒珌曰：‘卓从君计，不欲违天下人心。而诸君所用之人，至官之日，还来相图，卓何负诸君？’靖惧诛，奔柚。”
荆州刺史刘表（列清流八顾或八及）、济北相鲍信（曹公之赏拔者）、陈留太守张邈（列清流八厨）亦于此洛京末次选举圈定。和平演变，小功告成。清流党兵精粮足，乃以武器的批判替代批判的武器，“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魏晋六朝之大乱进入历史。
后事人尽皆知。许靖兄弟奔走乱世，避祸巴蜀，终逾牆而奔刘先主，为彼所轻。回顾汝南月旦之盛，曹公一流人物拜会，直不屑一顾，尤甚于胡适李大钊待图书管理员二十八画生。地下清流之首张检海外余生，锐气具尽，从魏篡汉，晚节难保，当年热血慷慨所卫之社稷苍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柒 刘仲敬：清谈，清流之余绪——《三国志》书评
选举之义，以乡议风评选贤，以践孔门“无类”之心。就其出发点而言，品鉴人伦（清谈之祖）即儒士核心价值观之社会化；臧否时政（清流之要）即儒教核心价值观之政治化。二者实为一物之内外层，绝非对立二物。故尔，成说“清流惧党狱而绝，儒士逃于清谈，相率弃社会责任于不顾，以谈空说玄为逃避现实之术，自蹈于永嘉之祸。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皆根于此”颇有似是而非之处。陈寅恪“吾国学术近于罗马”即缺乏无涉“政治、伦理之学”之纯粹学术，魏晋清谈之所谓“中国哲学史或玄学史”，稍究其伏脉，即知其“党性高于一切”。
许靖、许邵兄弟之月旦评，即当时之显学“人伦臧否”公认大师。东京儒学不承认公域私域自有界别，故而良治必出贤人，舆论高于政治。许氏之“亡我之心不死”，开关东牧守举兵内向之渐，前已论及。然则尤为重要者，月旦之学，未尝与许氏兄弟相始终，为官府、民间共认为选举社会气运所系。就个案而言，选举或有不当；就通国而言，拔人别无他术。当涂之九品中正，内容无非临摹月旦，实清议臧否之国有化、系统化、制度化。鲁肃之“付乡党”、樵熙之“辞辟命”是也，宋武之“清议所弃咸与维新”是也。而士人之清议亦不因官家品第而息，“江左尚人物，河北重贵戚”余风延及中唐，殷皓之“如苍生何”、谢安之“东山养望”显系东京李黄陈郭诸名士“养望术”发扬光大，历史连续性不以易代弑君、异族阑入而中断。
回顾当涂、典午之际，所谓清谈玄学问题，首在四本论，即才性离合问题。钟会着《才性论》，欲翻曹公求贤三诏所定之“选举标准答案”，即篡魏之先声，大小中正视才性论，如宋代考官视《三经新义》问题，乃“考验党性”生死关头。及于东渡，王导之清谈，所以调和南北士类共拒元帝父子君臣名法之士。殷浩、谢安、袁宏、简文帝之清谈，所以一君臣之德以拒上游。宏、温之“运有兴废”辩，即布拉格“他们知不知道”历史责任问题。安石“秦任商鞅亦清谈之过”论即“中国向何处去”论。刘毅之“正始出风流”即江东名士存心晋室之最后挣扎。寄奴之“清议所弃咸与维新”即“反击刘毅司马休之复辟，重申曹公、李丰、夏侯玄、王广才性论”之马捶蹬宣言，是以易代百年沉隐侯仍致不满。
渡江名士致命之伤，在于“从娘胎里带来的军事软弱性”，门第异于封建者亦于此。王马所共之天下，军事基础远不及孙吴，建业君臣悬命于方镇平衡术之手，百年不易。前后列朝视为营养保健品之政治太极，于彼竟为五谷不可一日无。清谈者，修心养智静气精意之要，相业之基也。顾荣之逆陈敏，不发一矢，轻摇白羽扇（按：此物乃风流名士必备行头，非诸葛武侯个人创意），以诸卿乃从老佣一语直拨敌营“朴素的阶级感情”，贼众自散，陈敏兄弟走死江干。王导之为元臣，手无寸铁，所赖之流民帅皆“阶级敌人”，所恃亦唯清谈。祖豫州纵兵白下，耀赃席前，即楚子观九鼎之意。导之智急气静亦不下王孙满，以空城计令流民帅莫测虚实，贴然北渡，去京师肘腋之患，树北门金城之固。谢安之奕棋淝水，漫言“小儿辈大破贼”；以柔克刚，挫桓温九锡之请。无往而非清谈之政治运用，孰云燕谭即逃避之遁词哉！此术玄妙，“五分钟作画，须赖五十年练笔”者，知其形不解其神，仅效“五分钟作画”者，必至篑事。元规之待苏峻，袭用王-祖旧本，而天子蒙尘矣。
玄辩所以析理，析理所以习智，佛学名理之精远胜东土旧学，故而借清谈而起。士人佞佛者往往基于爱智习辩，非以信仰，亦无非儒之心，非独六朝，后世亦然。义理派（抽象派）儒生多好辩好智、多习二氏，荆公坡公皆是；保守派（经验派）儒生多称许木衲，多疾异端，信史轻经，傅奕、温公皆是。此义史家迄今尚未拈出。
南朝历史轴线，存乎清流士大夫——流民寒人武装集团之阶级斗争。《世说》之阶级对话如下：
“老贼何事急急？”
“我不急急，卿辈哪得坐谈？”
无武装集团欲凌驾于武装集团之上，太极内交学、舆论导向学何可稍钝？二者皆附清谈而立。故清谈衰而门第尽，门第尽而金陵王气终于三百年矣。
王谢门阀之流民政策，以江表为绝对国防圈，为文人士大夫及其私属宅地专用。非我类而已自成指挥体系者，以柔道驱之上流、驱之河淮，为王障虏，无论成败，皆建业君臣之利。王羲之奏折即此义，实则乃祖久已“做得说不得”，孽孙偏取“说得做不得”，显系技巧衰退，琅琊门第乏才，宜陈郡谢氏太极学代兴。
流民诸帅不过无文，岂皆白痴？蔡豹郭默，前车共见。抱血诚而万里归义，怀怨毒而反戈内向者，前后相继。祖约之淮西集团、苏峻之海岱集团、姚襄之秦凉集团，皆侯景之先驱。桓氏之雍荆集团、宋武之北府（徐州）集团、齐高之青齐淮北集团、梁武之樊邓集团，终置马捶蹬于拂尾之上。
名士之太极、舆论二学，亦与时俱退。谢晦之易君蹈死，较清谈伴友谢傅简文之从容默契，相去万万。谢枘之举烛默耳，唯求自保耳。迄于梁陈，名士化为膏粱，久矣乎不知“五十年练笔”为何物，目“五分钟作画”为pose现场，是以洋相百出，为武夫所嗤。子山受武帝特达之知，守朱雀桥，据皇城要津。以“南朝多好臣，一年一易君”定理，因应政变，乃名士基本功、相业之根芽。卫主破贼，名垂竹帛固无不可。顺天应人，以儒门看家本领“愚君政策”，令彼入我范围，其功亦属不细。而子山乃坐床食蔗，摆足顾荣谢艾羽扇纶巾、王氏兄弟临白刃而不动心造型。不意羯狗一矢及蔗，修心功底尽露，主帅弃桥狂奔，三军解体，武帝饿死台城。王褒侍元帝，临危以速降为奇策，署家奴以自免。王克迎湘东王师，北来降人（身即夷狄之畔臣）王僧辩有“甚苦事夷狄之君”之讥，乃不知所答。百年卿相智不及武人，“重人物”之江左人物衰弊，时也数也。梁亡则南朝气尽，陈家与蛮夷共治。一统则关陇与河北争，江东不与。华夏之余烬名存实亡，文中子志建业平毁，哀礼乐也。
舆论政治开辟门阀政治，舆论领袖由学阀而政阀，唯华夏有之。六朝门第非如钱穆所云，弃儒入道法，实则门第自身及其命脉——家风家学家教皆儒学“贤人主义”“道德舆论主义”“礼乐价值观”“政治伦理家族化”逻辑终点。“王氏青箱学”集儒化家族五百年之大成，“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唐式家族”“差序格局”“多子偏好传宗接代主义”皆凝固于魏晋，大异秦汉原子化小家庭及其节育主义，唐人掠其美（或恶？）。废秦刑典，用周变秦，亦于魏晋之间。王郎之拒曹公，儒化刑政之最后胜利也。唐人通盘继之，无所创益，面目迥异汉狱纯用秦政、文法吏自成阶级与儒生齐，列朝于唐仅补缀耳。
儒学和平演变，唯有自政治表层深入社会家庭日常生活，始能牢不可破。貌似抛弃政治者，实为民间设想转为既成体制，已失争议价值。无此日常儒学及其家族传承主义，华夏未必不效罗马，沦为地理名词，奉山河于用通古斯语、信佛教、以普六茹、贺洛干为习用姓名之新邦。成败臧否，殊亦难言。
附注：六朝门第有“社稷之忠”理论，大意敷陈“晏子不死君难”说，以为君主有二身，死社稷者，社稷之臣从之；死私怨者，私属腻友从之。为士人者，自署于私属之列，不知廉耻也。南朝之“多好臣”于“一年一易君”之日，不断运用上述理论。
六朝及初唐君主于此论不甚惬意，拔寒人、用蕃将为其抵制手段。貌似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者忠诚度高，杀身殉君（秦缪所以为缪者）、事君以私，为太子所不甘为、儒臣所不能为，宋齐二明帝、梁武元二帝、唐太宗玄宗皆有切身体会、无限感慨。藩镇多以蕃兵成，“我胡人也，忠一人耳，不知有他”台词反复现身，无论勤王拒畔、从主谋叛，皆以“忠一人耳”为理论依据。
延及后世，乃有金世宗元世祖之“南人（汉儿）多智，毕竟自家骨头根底”学说。北洋诸将之“北人诚朴忠信，是以得国，教部诸公新文化乃南人欲以机诈覆我民德”学说。本朝之“知识分子就是心眼多（或上海人就是小聪明），还是工农干部（或北人）靠得住”。可相发明。
捌 刘仲敬：南蛮校尉诸问题——《南史》书评
五朝成例，方伯出镇，例兼武职。西夏以分陝之重，兼南蛮校尉。益州刺史兼平西将军、西夷校尉，号曰三府。扬州刺史据腹心之地，仍兼征南将军之任。秦梁二州各置平戎校尉。雍州刺史兼宁蛮校尉。交广置平越中郎将。宁州置镇蛮校尉。考其所司，皆在山越、洞蛮。
江左归并，其来久矣。秦汉晏然，至孙吴立国，山越暴起，几成肘腋之患。诸葛恪以平蛮功拜相，西陵蛮知陆氏不知建业朝廷，是以数招疑忌，终不得易。永嘉东渡，势同燎原，南郡百里之外，即为“印第安游击区”。陶侃惧洞蛮据乱，不敢渡江守险。刘胡征蛮，嗜食小儿，荆江以“刘胡来”止儿夜啼，卒以此功拜浓湖大营主将。陈武、侯伯玉、杜弘照、淳于思明、徐兴宗一时开国君臣皆以伐洞蛮起家。卡斯特将军云乎哉！
究其故，秦汉版图虽能令地图制作家心满意足，大笔涂抹颜色，实则从未超出干流干道。及汉末，名士避难交趾，尚不知闽地为岛为陆，舍闽江口海道外，绝无行径。荆襄九郡，舍南阳熟沃外，皆在江汉湘沅水道码头，稍出滨江低地，即入蛮区。江州治寻阳（今九江），豫章南康筑障，以卫交州贡道，他非所急，英霍诸山，各洞主时时索赏。唯其如此，诸蛮视汉家守令如洋货贸易站长，官书正史呼为纳贡-领赏者，土人不过视为易货贸易，唯恐盐铁不至土产滞销，岂有逐客之心？司马相如之征抚西南，明清之经营关东，亦此道耳，遗碑三江干道，可塞“帝国主义”之口，论统治不过巡阅、纳贡而已。蛮夷有爱于天使者，皇家圣德耶民族团结耶，兜售吾家皮毛耶？
迄于建安，渡江者非索贡敕赏之命官，而系占地开荒之流民，失地之害大于易货之利，“慷慨地欢迎援助白人船民（犹太难民）”一变为“驱逐白人殖民主义者（以色列复国主义者）的壮烈斗争”，乃至”忠于英王（限制西进垦殖）镇压殖民者独立战争“。华版“印第安战争”自溪狗陶渊明至苗子沉从文，绵延千载，自水滨至山巅，渐次推进，结穴于生产建设兵团-知青垦荒屯边。
至此，“东方和西方”之帝国主义事业尚非“永不能相遇”，此后则不得不呈现“希腊城邦主义”与“东方专制主义”之“路线斗争”难以调和。
城邦意识基于部落种族之界，爱国主义基于他者岐视，公民权所以可贵，亦在别人我。顾准于“歌德”希腊之馀，不忘歎其小邦狭隘、互斗（实则外攘仅互斗之馀事，诸欧亦然，其乃东方帝国不中用何）。然则无此小邦个性、高强度免疫排异反应，各邦早效埃及，享受行省顺民之帝国和平、轻傜薄赋，乌得受列国之永恒血贡、征敛无厌？希腊罗马公民权之珍贵郑重（孟德斯鸠：公民权+公民权=国家主权），东方顺民极难理解，即令稍开门户，无不引发政潮，内战多出于此。非待城邦尽灭，元首政治亦坏，东方神皇政治征服罗马，而后暴君卡拉卡拉始得普及公民权，此刻公民权已成“平等的奴役”。
希腊世界当然传人，英语列国居首，诸欧次之，其弊亦同。于异邦人，可逐之杀之，务必保留邦国个性，万难溷融而灭度之。美国之待印第安人，视为自治邦，交战立约，反复颠连，其效略同培殖新邦国族意识。故尔，希腊式征服逻辑终点在于城邦体系分裂复制繁殖，“独立斗争、民族解放”并非宗邦政治失败，实为模式扩张。溷血人或留学生（文化溷血儿）通常了解宗主最深，岐视敏感度最高，天然为西化运动兼独立运动领袖。
帝国模式以毁灭特殊性为前提，以一视同仁顺民化替代小集团相互岐视，以超民族天下主义之普遍澹漠替代小邦认同。溷血人或留学生理解天下主义、文化差序阶级体系最深，为儒化同化急先锋。前述之长沙门第即溪狗而负平蛮大任者，后来之欧阳氏门第即以洞主负平羯勤王之任者。此非华夏特有包容性，东方专制主义皆有之，帝俄以鞑靼吉尔吉斯正教徒（归化者）征南、以波罗的海日耳曼人垄断西欧外交；奥斯曼以基督教少年为军团骨干、以范纳尔为外事骨干；穆斯林以柏柏尔新门徒略西班牙、以中亚新门徒略印度，狂热远过于阿拉伯各邦旧贵族勉强从教。以小邦观念，能令子孙以伐父母为乐，洗脑之可怖犹胜于谋杀。
拉丁模式介于东西之间，是以官僚、集权之病重而种族之病轻。
帝国超民族实为“非民族”，而非“大民族”。必欲呼为“大民族”者，乃帝国被迫生于城邦世界、用城邦政治逻辑（“原本是一种文明体系，却要冒认为一个民族国家）之“假结晶现象”，大抵不利于超民族结构。哈布斯堡子民替代日尔曼、苏维埃民族替代俄罗斯之类超民族结构东施效颦，冒认民族，跻身于小邦之列，无异启动内崩溃程序。
理科生介入历史，有称南人父华母越者，有称台人父汉母越者。半华半夷种以帝国定理，当效大理段氏自称武威。以城邦定理，当效马尔科姆·爱克斯光大黑权。前清辜氏之冒宗，合于帝国定理；近世廖氏之倡独，合于城邦定理。华人以为吾家独有、战无不胜、起死回生之祖传魔法，于今始受考验，足以触发超理性恐惧，否则割地、乞降之类，吾辈驾轻就熟，何足嚣嚣若是。
自治、他治有“红色皇后竞赛”关系，以民德消长为枢轴。凡公共精神、组织资源落后于管理技术增长，经济进步与社会退化吻合，集权将兴。集权既成，势必主动破坏民间组织资源以利己，直至管理优势技术优势不足以抵销顺民散沙无公共责任感劣势，举国沦于民德醇厚而管理溷乱之新兴民族，各民族各文明生平大纲在此。其间，集权方兴而民德未坏之日，兼得两利，而祸机已伏，秦汉、罗马共和末叶、波旁法兰西是也。英语民族最能抵制“仁慈高效行政主导”诱惑，是以长享青春。立宪政体即以保存自治之植物性生命于民情衰竭期为目的，否则始终保持积极姿态为任何人、任何民族不能及，信赖启博器一流“行政官自外理性调节”替代植物性神经前理性自动调节，皆有一时之利长久之祸。
玖 刘仲敬：行仁义而国亡，天胡为乎此醉——《梁书》书评
先聖之道，百家祖述，迄於魏晋，其脈漸窮。後王負救時之譽者，曹公武侯以降，無不意態蕭瑟，有抱殘守缺之態。政令猥雜，唯求速效粗安，新莽、清流執着國本、澄清天下之志，不可复得。自仲長統泣百王之弊，至符秦、宇文氏尊經复古、用夷存夏，寂寂如長夜。究其細故，衰周諸子定策，猶如摩西遥指迦南，有志未遂，實天之所惠。西京政本，黄老、雜霸、醇儒，次第登場，相繼信用破產。吾子吾道之不足恃，在所難掩，殊難以“世無明王、塗窮而後見吾子”自解。爭奈兵農錢穀之俗務不可一日稍歇，不能不以鄉願之“中道最大公約數主義”填之。人類緜衍景長，端賴禮樂典章尚在，足以餼有生未生之願景。文明之衰，無不自士人之道窮始，猶日之淹、猶根之枯，寒霜雖遠、枝葉尚翠，而宿命已定，待絕而已。魏晋六朝，其太陽凘滅、陰影淹没大地之間所需八分鐘歟。
江左紹緒，大略言之，不外乎一曠日持久之道統法統退化史，上承東京勝流之文治政權，下啟建業陳家之戰鬥政權，其間則為坐食遺德、日漸萎弱之清流政權。清流之下，寒人武夫時時暴起，以霸術行興奮劑政略，再四淪入清流名士柔性訓規之手，曹魏、劉宋為其顯例。每經一度霸術，必有片刻師武臣力之壯，而後繼之以長久之虛脱，終至頹勢甚於前朝。文治愈淺，則法統愈弱；霸術愈甚，建業政權愈有朝不保夕之歎。梁陳之變，陳武籍洞、僚之力僭大位，徑以無名編户之家姓為國號，破亙古易君，封號須據曆史資源之成例①，湯因比所謂“內部無產者”之反攻倒算，至此功德圓滿。陳亡，禪代法統所齎之漢魏故事亦亡。漢璽曆新莽漢魏晋宋齊梁自若，独亡於侯景之亂，為法統喪敗添一注腳。或曰寶物存廢，出於偶然，此不思之論也。設若繼統政權仰仗文治合法性甚夥，必有或真或偽之璽复出，一如董卓孫堅故事，信之則真，誰复泥其所自？吴兒無璽而帝，不以為憾，政治社會不以為怪，亦無以璽為據自命正統者出，其間透露信息已頗可觀。若非强人政治、赤裸暴力已入晚期，烏得至此？
蕭梁勵精圖治，江左文物之盛，造極於是，史有定評。叔達肇基，已居末代士族政權之地，且集古典華夏之末路、浮屠新邦之流產於一身。其史傳五色迷離、蕪雜詭異，頗有時空穿越之慨，近乎畸胎學標本之紐結數億年進化淘汰史遺痕器官。論其史者各據其一二，振振有詞，無不有理有據而不足駁人，端在乎此。“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大似桀紂之君行其“死後洪水濤天”主義。然梁武刻己愛人，雅量足多，亦在所難誣。天水之前，萬口同聲，莫不頌其賢德而惜其凶終。魏玄成諡為“恭儉莊敬、藝能博學”，頗徵時代精神。賀琛、傅奕之異詞，曲高和寡，乏人問津。可留意者，賀、傅皆積世宿儒、明經起家，琛之致力三禮、奕之疏義五經，亦皆有《白虎通》時代活化石之慨，破碎支離不在普通法之下，置諸晋唐學術前沿，性理精微、因明簡括，相去雲壤。②時人目之為冬烘鈍才、迂滯偏激，雖有直聲，不足回人主之心、塞史臣之口。自溫公著意，尽翻成局，偏鋒一變為主流。蕭老公佞佛縱戚之罪，始成鐵案。此事關系蕭梁者淺，映證時風世變者深。蓋佞佛、縱戚二事（二者亦有伏脈暗通，容後論），就六朝民間文化、政治社會而言，非罪實功，士民視為仁義功德、籍說部變文流傳千餘年者，端在乎此。故而陳武收拾離亂，亦必效此。溫公歎為愚不可及，自由思想家必將心有戚戚，然中古諸歐日本史家之視虔誠者愛德華、天智天皇一流人物，正與六朝人士之視梁武同。可敬者比德“醇德無瑕，斯亦不宜苟存濁世”之贊，恰系簡之、子山“行仁義而國亡，天胡為乎此醉”盎格魯版。賀琛、傅奕孤明先發，生不逢時，殆舊儒家輝格史觀之以身殉情者，宜乎大受新儒史家青睞。
以後儒之見，“如露亦如電”、“天國不在此岸”之政治失敗主義，足以反證大一統帝國、士大夫理性主義、儒學保守主義真有濟世救民之功，舍此不足為治。此論真偽可不論，然“政治低能足以喚醒古學复興”之前題，衡諸歐日史乘，難信而無徵。伊拉斯謨之賢何嘗遜於文中子，然則泛拉丁士大夫大一統主義終為春冰虎尾。此中要害，在於北朝諸胡何以一變為頗有戰鬥狂熱之原教旨尊經复古論者，以枇糠魏晋憲章虞夏為志，士人、夏人、南人反而流連二氏。其間詭異，略同維金諾曼自居羅馬哲人元老，輕賤拉丁基督教徒為左道蠻夷。
錢賓四雲：“五胡不如東晋、北朝遠勝南朝”。五胡北朝之新邦，循前曆史自然順序，自部落入貴族封建制，自貴族封建制入專制集權制，其文明層次原與西周宗法甫建之際相若，故而親周复古，順流而下，毫不勉强。北朝諸儒，不過起催化劑作用，五胡君長實居主動地位。符堅，尊經复古主義之政治理想主義先驅者。宇文邕，尊經复古主義之水到渠成者。魏孝文，華夏正統主義之浪漫派播種者。隋文，華夏正統主義之犬儒派收割者。東京六朝之晚期文明，循後曆史衰變順序，自清流激進主義入士人寡頭政體，自士人寡頭政體入强人赤裸暴力。苟無外患，待其門第尽而法統亡，繼之者不外乎馬穆魯克式軍事平等主義僭主政體，梁陳之際，此類政體頗有雨後蘑菇之盛況，橫行江左，乍生乍滅。
南朝社會鮮明特點，在於神職、武夫物望之盛，有淩駕文人政府之勢，為古典華夏、近世東亞所罕睹。然則衡諸中古諸文明，實屬正常，反而襯現華夏文明特殊性。二者皆與士族寡頭主義有關，大凡政治社會封閉、士庶分明之際，寒人有才有志者，文則為僧、武則為卒，可望以其智力勇武博出身，不擬於文人政府浪費精力。故而神職、軍職，一變為中古平等主義堡壘。大凡高級宗教，無不輕視俗世貴賤，神職之社會平等化功能，中外略同。中西之别，僅在於士人寡頭為後曆史假貴族，有壟斷之實而不能發揮前曆史貴族騎士之軍事職能，因而終須仰仗官僚制而非封建制為其特殊勢力張本。中古曆史之三岔口在此，路徑依賴既成，其行愈遠，愈有積重難返之慨。
唯其如此，六代思辨之盛，遠邁先秦，其後莫能超越乃至接近，皆佛徒及佛化士人心血結晶。餘風播於初唐，其後則衰，恰與社會平等化曲線相對。胡適之“宋以後和尚皆不讀書”，實肇於是，無奈藏暉室主人拘泥自由思想家立場，必欲視佛為病魔，竟至自蔽其視野。科舉平等主义既興，即成政治通貨膨脹之源、文化基因多样性，每經易代，必有一度擴張。千軍萬馬，独木橋上，用智之地，唯權術耳，餘才注於文藝詞章、隨筆小品、短小平快、急智靈才可辦者。凡用弘取精，非邏輯嚴密、體系完備者，大抵皆衰。民族文化之黑屋、矮簷退化效應，順流而下，明王扶之且不能起，無須霸君施暴。神職、軍職於列國皆為文武精英所聚，独於吾華淪為社會遊民養濟所，元帝“文武之道，今日尽矣！”之歎，雖别有寄托，衡諸世變，仍不啻卡珊德拉預言。“功利短視”、“酷愛和平”二庸德，忝為晚期文明順民與生俱來之胎記。其實貴族集團往往壓制自由，然以其自身性質，絕不能滅絕自由，平等與專制結合，反而最有破壞社會文化基因多樣性之功。平民化另一天然弱點，在於所計者短，僅及其身家，無所愛於法統，故而於無形態僭主政體，最乏自然免疫力。未若貴族特殊利益純系於人為，維護法統敏感性極高，虐民雖實有之，反而易於抵禦無形態權力。吾國文宣家所雲“封建罪恶”，十七八實為僭主之恶而專制平等化為遠因，醫之以變本加厲之專制平等化，何怪乎不起？
梁武與齊同祖，入宋已鎮淮陰，昭明、簡文、湘東皆文壇健者，詞章體例，能自我作古者，蕭公以降，次第無人。任君才堪記室，蕭公難任騎兵，江左文化爛熟之兆，曆曆可見。流民渠帥武運將衰，不足以保障江淮，故而武、元難父難子皆不得不以北來降人為軍事支柱。行之善者，猶賀拔勝恩及南獸、王僧辯忠存帝子；行之不善者，則社稷為墟。此間背景，在於永嘉之亂餘波漸落，社會性武裝集團遷移漸成絕響，北朝郡縣化結穴收功。自此，南朝軍事資源枯竭，吴兵輕銳、傖楚剽悍，亦成曆史名詞。而南士自組織能力（就六朝而言，組織能力=宗族自治能力=禮學水准）衰靡，較之僧院再組織能力，相形見絀。江陵陷没，梁陳各戰鬥政權不复有組織士人文治政府之意，舍軍需征發外，不知有治，甘棄養民教民之政於浮屠。陳武開基君臣名諱小號幾同異種，映射民間小傳統已成斷線風箏，而以戰利品再分配為國家正供，曆武文宣三朝不改，竟能安之若素，亦陳國独有之事。侯景之亂，原不過蘇峻、祖約之翻版，而王綱結紐、文武道尽，一至於斯！若非南朝社會基層久已異質化，殊難有此詭異。
梁武施治，以釋化儒，用內典慈悲之義、外教好生之德，潛移刑憲。自河內司馬氏以禮學入法，除當塗肉刑复古苛政以降，存心於刑法人道化者，莫過於此君。治道常為政制探路先鋒，其易幟多在政制更化數百年前；司法常為政制保守內核，其景從多在政制更化數百年後。就儒化而論，賈生董子即其治道先鋒，而政制尚用雜霸。待新莽复周政光武行柔道，政制儒化始定，而獄政猶出文法吏，儒、吏短長，紛紜漢魏。典午以禮移法、因孝作忠，司法始與秦政決别。儒學和平滲透，先於思想（簡並百家）、次於政典（退法用禮）、終於社會（儒化家族），固非易易，其間且有曹魏之反复。浮屠闌入，則先於社會（漢魏祈福之教）、次於思想（六代因明之學），梁陳之際，甫入政典，乃不旋踵而敗。舍釋氏自身弱點外，未能於五胡雲擾之際，掌握貴族封建制嬗變關鍵期，以胡僧-胡騎封建共同體阻止官僚-郡縣制重現北國（有此重現，則為收兵源税源計，滅法固早晚之事），最為緊要。似此，則北疆列國封建體系將為定局，南朝釋化將有數百年餘裕滲透成熟，異質文明亦可不致流產。弱國家强社會之下，兼並一統甚難，通古斯系、氐羌系、僚瑶系漸行漸遠，東亞將有复數之二期諸文明，而非單數之新儒化官僚國家-三教混融體系。自然，欲取青春文化炎炎之氣，必不能安享天下國家太平之福，後者固無不以撲殺岐異為償者。末人俗民早習晚期文明之庸福，亦必不能受自由之苦，雖大而必小、雖强而必弱、自食善因之恶報，尽在不言中。
①宋武起家京口（南徐州），即徐州（彭城）流民僑聚之地，民風勁悍，故曰“京口酒可以飲，兵可以用”。謝玄因之置北府而有淝水之捷。宋武用之收關洛，置大本營於彭城（戰國宋地、北朝徐州），受宋封，复制曹公父子鄴城（魏國）-許都（漢朝）模式，卒篡晋室。至今劉氏仍以彭城為郡望。宋武之宋，志彭城北府集團也。
齊高起家淮右，以青齊流民為骨幹。初，宋武破南燕，置青齊二州於廣固曆陽，尽誅鮮卑王族，起青齊大族為長吏。明帝朝，建業尋陽爭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