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NHK纪录片视野思考太平洋战争
序
太平洋战争爆发七十周年之时，NHK搞了一个“战争证言征集计划”，面向广大经历过战争的老一辈日本人，士兵也好，平民也好，征集战时的亲身体验，目的在于告诉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一代“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同时NHK亦推出了新的太平洋战争系列纪录片“日本为何通向战争之路”，从新的证据、新的视角探讨了战争发生和日本最终失败的原因。
来自战争最大的受害国——中国，我们这一代人，对昔日的这场战争了解多少呢？在对同龄人所作的一个小小的调查中，关于“中日战争”，大多数人说得出“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但是若再追溯下去，就显得吃力了；关于“太平洋战争”，只知道偷袭珍珠港、波茨坦公告、广岛核爆，继续追问的话，则大多一片茫然。
我觉得日本的年轻一代是幸运的，至少他们有机会、有渠道去了解上一辈发生的事，毋论他们有这个兴趣与否；相比之下，中国的年轻一代，想要了解七十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简直算是如履薄冰，寸步弥艰了，从崔永元自费筹拍大型纪录片“我的抗战”，却遭到当局禁止公开播映，可见一斑。
让我们继续深究下去，卢沟桥事变为何会演变成全面抗战？之前明明也有过这么多契机，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令中国失去了东北，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是两国正规军第一次交火，1933年热河战役后，日本军队越过了长城；1935年据说日方代表酒井隆是用刀逼着中方代表何应钦签订了《何梅协定》，导致“华北五省自治”……那么，为什么当时中国之最高领袖蒋中正偏偏在1937年这一年才下定决心全面抗日？当中有无任何不得已之隐衷？而这一次，为什么日方亦执意扩大战争，侵入北平、上海后仍不满足，一直打到国都南京，甚至在攻克后实施了耸人听闻的大屠杀？是否其认为时机已到，以日本之能力，足以吞并整个中国了呢？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又是如何取胜的？关于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的原因，官方的说辞千篇一律，万年不变，然而，作为一个有独立思考之理性、怀疑之精神的新一代年轻人，你对此是否坚信不疑，我们仅仅依靠“小米加步枪”、地道战、地雷战就战胜了无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都异常强大的敌人？至少绝大多数的日本同龄人都不相信，他们认为，令日本战败的对手，真正是强大的美国，而非贫弱的中国。
对于国共两党各自在抗战中之表现，现在已经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评论，后者指责前者“攘外必先安内”、“丧权辱国”，前者抨击后者消极抗战，“七分壮大、两分应付、一分抗日”，众说纷纭，我想不需赘述。最近在网上流传甚广的一个笑话是关于中国影视从业者抱怨抗战题材电影尺度难以掌握的，“拍真实吧，有关部门说你美化国民党；拍丑化吧，有关部门又说你影射执政党”。不仅对于影视从业者，对于广大中国民众而言，这都是一个诙谐而苦涩的笑话，真实地反映了当前的尴尬现状——“人们想要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国家，却发现自己无意中已经走上了犯罪之路”。当局似乎保留有一些历史秘密，不希望被外人知道。许多尘封了超过半个多世纪的资料仍然没有解密，现阶段下，看来从日本的角度研究这段历史更加方便与有利，因为在日本大部分资料都解密了，而且追究过去是不违法的——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被阉割过的中方历史资料的话。
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追溯历史的轨迹，一个接着一个脚印，逐步分析日本究竟是如何走上战争之路、并最终通向毁灭的。由于太平洋战场在事实上令日本战败的重要性，以及大部分中国人对此战场不甚了解，基于观阅大量NHK相关这场战争，乃至前溯日清战争、明治维新的纪录片以后，我想先从探索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原因的角度着手。说实话，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以日本人摄制纪录片的视角，重新审视发生在七十年前的这场战争，最大的感想就是又觉得奇异，又有了许多新颖念头和观点冒出来似的。
1 太平洋战争前溯——从“脱亚入欧”到对美、英宣战
1.1 背景
十九世纪中叶的亚洲，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昔日煊赫一时的东亚霸主——大清帝国，早已是金玉在外，败絮其中，被来自西半球、正崛起的大英帝国凭借坚船利炮轻易地轰开国门，被迫开国。东邻的岛国日本，亦无力独善其身。清国开国不久，19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率领新式的蒸汽船舰队进入江户湾，半强迫性地与幕府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即《神奈川条约》），从此，奉行锁国政策长达二百二十一年之久的日本，面向世界敞开了国门。之后，诸藩的仁人志士经过不懈努力，推翻了幕府统治，拥戴天皇重新执掌国政，史称“大政奉还”。1868年，睦仁天皇即位，取《易经》中“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为年号“明治”，自上而下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目标，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即“明治维新”之肇始。短短几十年后，日本竟成功跻身于世界“头等国家”之列，在国际舞台上，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在这一点上不得不承认，日本民族是相当令人敬佩的。
图1：根据当时的照片，运用CG技术再现的明治时期日本街头蓬勃之气象；
在大步迈向现代化国家的过程当中，普通日本民众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长久以来对中土“华夏文明”的仰慕，被这一文明的继承者——清帝国政权衰微、民不聊生的残酷现实所无情击碎，取而代之的，是对西方文明的无比着迷——既然被打败了，那么对方身上一定具有长于我方之特点。年轻的国家——日本，渴望被世界，或者更恰当一些说，被列强接纳，加入到“头等国家”行列当中去，而最便捷的方法，无疑是先通过模仿。于是日本效仿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分别师从当时世界上军事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德国和英国，建立了现代的陆海军；随后，立即加入到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当中去，吞并台湾、朝鲜后，以列强为榜样，建立起了日本的殖民地，颇有向外界显示“日本也有能力治理好殖民地”之情结。在这一时期，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现在一万日元钞票上印着的即是此人头像）提出了最著名的“脱亚论”，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主张日本应该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精神，与东亚“野蛮的”邻国绝交，转而投向先进的西方文明，变革图强。福泽谕吉的这一理论对后世的日本人和日本的发展影响深远，甚至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右翼思想产生之根源。无论如何，在明治、大正时期的日本，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对来自西方文明的一切新奇事物，先进器械、制度乃至生活方式，都是充满好奇和无限憧憬的。
那么，进入到昭和时期以后的日本，短短几十年间，究竟是如何发生了从倾心于西方文明，思想上“脱亚入欧”到极端仇恨西方列强，甚至不惜向美、英宣战，这种态度上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呢？与此同时，日本敢于发动太平洋战争，亦有两个首要问题亟需解决：一是“为什么”？二是“凭什么”？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真的具有强大到足以跟西方列强叫板的底牌吗？
让我们首先从“凭什么”这个问题谈起。
NHK曾经制作过一部纪录片《昭和初期的战争与和平》，全部由保存下来的、当年使用稀罕的彩色胶卷拍摄的影像集锦而成。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对还原七十多年以前的日本社会形貌起到了重要帮助。其中有一段是拍摄东京市容的，“……1935年的东京，拥有580万人口，是当时世界上第二大都市”，从影像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东京已经无比繁华，街头的霓虹灯与广告此起彼伏，令人目不暇给；马路上的人们熙熙攘攘，衣着整洁华丽，既有挺拔的西装，又有传统的和服；车辆往来，纸醉金迷，可一窥三十年代日人生活条件之优适！另一段影像是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入场式时所摄，日本在这届奥运会上派出了154名选手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并最终赢得了6枚金牌，日本运动员的出色表现，令一向具有种族优越感的白种人对黄种人刮目相看，当时西人新闻作如此报导：“……近来日本在世界各种舞台上都表现活跃，即使是日本人，也不得不惊叹日本民族的活力，如今正试图掌握世界霸权，在学问和技术方面亦是如此，工业的突飞猛进更令经济界震惊。”
图2：1935年的东京，是世界第二大都市，假日的银座街头，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人们穿着传统的和服，或现代的西装，脸上都带着笑容，电车“叮叮当当”地经过，天空中飘着宣传用的彩色热气球，一片好景气；
在一战中未蒙受任何损失、并趁欧洲各国因一战无暇东顾而获益匪浅（强占青岛、进一步扩大在中国权益）的日本，虽然在三十年代初世界范围的“大萧条”中其经济亦遭受挫折，但到了1940年，太平洋战争前夜，日本的粗钢产量已经达到了685.6万吨（同时期的中国，1937年的钢产量达到最高也只有55.6万吨），仅次于美、德、苏、英之后。同年，为庆祝皇历二千六百年之“纪元节”（即神话传说中的神武天皇在二千六百年前建立了日本国），原本还计划在东京举行盛大的庆典，1940年万国博览会和第十二届夏季奥运会（两者皆因侵华战争爆发后，遭到世界舆论之抵制而被迫取消），来庆祝所谓的“和谐盛世”，足以见当时日本国力之强盛。
接下来让我们来探讨“为什么”的问题。明治维新以后，对西方文明充满倾慕之情，处处效仿列强做法的日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渐渐开始转向不信任，甚至仇恨呢？我认为最早需要上溯到甲午战争结束之时。以下是一张战前的日本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列强，打交道的大事年表，将这些历史事件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可以令历史的脉络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表1：太平洋战争前日本涉外大事年表
从1895年发生“三国干涉还辽”开始，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短短不到五十年时间里，日本究竟发生了如何转变，从“脱亚入欧”走向与美、英开战；
1.2 初生嫌隙
开展明治维新的日本，天皇率百官励精图治，全国臣民上下一心，经济和军事取得了飞速发展，并在1894年的黄海海战中一举击溃了外强中干的北洋舰队，逼迫清国签订了《马关条约》，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赔偿军费两亿两白银，以及开放通商口岸。这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对外战争中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战胜的狂热之中。日清战争的胜利，亦标志着东亚新旧秩序之更替，从此，一个由日本执牛耳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然而，日本在与清国竞争中取得上风，早就引起了西方列强的警惕，为了确保各自在华权益，俄、德、法三国联合“劝告”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理由是“日本占据辽东将危急中国首都的安全”、“为了远东的和平”，实际上是俄国对日本染指“满洲”地区不满。日清两国在马关港（今下关港）谈判时，俄、德军舰已经在黄海游弋，以向日方施加压力。自忖无力同时与三个列强国开战的日本，只得答应三国的要求，以额外支付三千万两白银为条件，允许清国“赎回”辽东半岛。消息传到国内，日本国民纷纷感到“莫大的屈辱”，觉得“西方列强与日本打交道时，仍然将日本看得低人一等”，尤其是对俄国产生了极端仇恨，从此以俄国为假想敌，整饬军备，厉兵秣马，经过十年的卧薪尝胆，终于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
顺便一提，《马关条约》的另一个重大好处，是为日本带来了巨额的战争赔款。举个例子，战前（1893年）日本全国的预算额不过才8400万日元，而清国在三年内支付的二亿三千万两白银，折合日元竟然超过了3亿！日本依赖这笔赔款，极大地扩充了军备，并在本国工业和经济快速发展上取得了极大便利。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可以看作是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关系第一次出现嫌隙。原本对西方文明充满无比崇敬和仰慕之情的日本，稚嫩而敏感的心灵受到了伤害，意识到“国家实力才是王道”，以为“武力强弱决定了国家实力”，走上了从“效仿列强（殖民他国）”到“赢得承认（平等对待）”，最终“力争超越（太平洋战争）”的发奋图强的偏执之路。
1.3 崭露头角
从英日同盟到日俄战争
1902年日英同盟的订立，是对近代日本国家发展和外交走向影响甚大的另一重要事件。二十世纪初的大英帝国，虽然号称“日不落”，但在面对数量庞大的海外殖民地管理，以及国际形势波谲云诡、瞬息万变之现实时，已逐渐变得应付不暇：1899年爆发的布尔战争大大牵制住了帝国的精力，1901年在清国爆发的“庚子拳乱”亦需要派兵参加联军的镇压行动……为了能使远东部队投入维持在最小，西方老牌列强——英国与东方新兴列强——日本结盟，似乎是最上策。从此，英国可以放心地将“远东秩序维持”这一责任交给日本，转而腾出手来，专心致志处理其在欧洲和非洲殖民地的麻烦事了。
同盟的缔结，对日本的利益则在于：第一，获得了英国对于日本争取东亚霸主地位行为的默许；英国希望通过拉拢日本来共同遏制俄国在亚洲的扩张，日本亦想向俄国报仇；第二，与英国在技术和情报方面的共享。而这一同盟最直接的好处，恐怕就是帮助日本在对马海峡海战（日本海海战）当中战胜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取得了整场战争中决定性的优势。
对马海峡海战中，英国不仅向日本舰队提供了不少先进技术和设备，另一大功劳在于说服了当时俄国的盟友——法国保持中立，使得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在从欧洲赶赴远东作战途中，无法得到沿途法国殖民地的补给。法国人做出的这个决定，对俄国人而言无疑是灾难性的，从波罗的海出发，绕过非洲好望角，途径北海、大西洋、印度洋和南海，前往中国东北，整个航程超过三万公里，出发前，罗杰斯特文斯基海军上将不得不命令所有军舰“满载燃料”，船上到处都堆满了煤，甲板上一片狼藉，并由于超载导致航速缓慢，长达八个月的航行令俄国水兵们士气低落，疲惫不堪，在日本海被以逸待劳的日本联合舰队几乎全部歼灭。
图3：反映日本海海战中，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在现场指挥之情形；注意他身后的水兵所使用的柱状仪器，即是当时从英国处进口的、最高性能测距仪；
接下来我就来谈一谈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战争爆发的原因，无外乎日本和俄国为争夺在朝鲜半岛和满洲地区的权益。外交舞台上，英国和美国支持日本，法国和德国则站在俄国一边。结果是已经建立起现代化陆海军的日本，无论在陆地还是海洋战场上，都大胜制度落后、秩序混乱的俄国军队。两国在这场战争中都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经过一年多苦战之后，都无力再持续下去打消耗战，最终在1905年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俄国承认日本对朝鲜“政治、军事、经济上享有绝对的权利”，“以中国政府之允”将俄国在满洲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再割让南萨哈林岛（库页岛）给日本。
然而，当消息传回日本国内时，再次引起了骚动。为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普通民众普遍认为，日本在战争中取胜却没有得到赔款，这是不可思议的。战争期间，日本国民勒紧裤带，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孩子上战场，鼓励他们“为国效力”、“为天皇献身”，就是期望能够像甲午战争取胜时一样，获得巨额战争赔款，为日本崛起注入一支强心剂。当时大多数日本人认为这一和约是“屈辱的”，在许多城市甚至爆发了骚乱，抗议政府的“无能”。
无论如何，日本在对俄战争中取得胜利，成功遏止了俄国在远东的扩张企图，并且成为第一个打败欧洲白种人的黄种人国家，令西方列强刮目相看，也被沦为殖民地或处于被殖民威胁的亚洲各国，如越南、清国等，视为学习的榜样，探索民族独立和自强的道路。在国内，军人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军部的权力和影响力日益增大，甚至凌驾在政府之上，已然隐隐埋下了日后酿成大祸的军国主义膨胀的种子。
图4：反映当时远东情势的“时局图”，注意其中以太阳形象出现的日本，已经俨然被视作向大陆撰取资源的列强之一了；
从“一战”到巴黎和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协约国一方的日本，首先出兵占领了作为同盟国一方的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胶州湾（即山东半岛）。同时软硬兼施，以支持称帝为诱惑，以兵戎相见为威胁（日方最后通牒“……否则帝国政府将执行必要之手段”，简直是赤裸裸地宣战要挟了），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后因内容泄露，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尤其是西方列强的猜疑，不得不删去了影响最严重之第五号第一款（条约内容共分五号，二十一款）“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不然，则中国就会像朝鲜一样，失去独立地位，彻底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了。此时欧洲战事正酣，英、法等列强对于日本在远东的势力扩张，也无可奈何。
另一方面，欧洲战场上，1917年1月，应英国请求，日本派遣了由八艘驱逐舰组成的特务舰队远赴马耳他，执行帮助协约国船队护航、对抗德国U型潜艇之任务，历时一年半，赢得了广泛国际声誉。然而除了名气以外，日人多认为此行“并未获得任何实质性之好处”。
当然，事实上“一战”给日本带来了莫大的好处，除了趁着西方列强无暇东顾，获得了在远东进行军事扩张的绝佳机会以外，经济上也是一片好景气：日本商品在亚太地区轻易打败了受到战争影响而减产或停工的欧美商品，取得了独占市场的优势地位；政府和财阀亦通过向急于维持战争巨大耗费的欧洲各参战国放贷，而获利颇丰。日本在这场战争中的境况，简直可以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来形容。
“一战”结束后，紧接着就在法国凡尔赛宫召开了讨论如何处分战败国的巴黎和会。在1919年1月召开的这次会议上，日本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登场，与英、法、美、意一齐作为“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有权参加和会期间的一切会议，商讨战后利益分配和势力重新划分的问题。此时，距离明治维新肇始正好五十年，日本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承认，正式步入“一等国家”的行列。
巴黎和会上，同样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要求索回之前被德国所占领之山东半岛主权，其提案却遭到否决。此时，除了美国出于对日本在东亚的扩张感到不安而表示反对以外，英、法、意、日早已沆瀣一气，主张将德国在华权益全部转交给日本。这一事件直接导致在中国爆发了对后世影响甚广的“五四运动”，并最终影响到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以示抗议。
1.3 矛盾扩大
《华盛顿海军条约》——美日的博弈
此时，美国和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势力的相互竞争日趋尖锐，为确保威慑力，两国海军都提出了规模甚巨的扩军计划，眼看新一轮军备竞赛即将开始，空气中甚至弥漫着一股战争前夕的味道。与此同时，老牌殖民帝国、海洋霸主——英国，虽然在付出相当代价之后取得了欧战胜利，亦无力再维持庞大的、横跨两洋的海军经费，参与这场海军军备竞赛。在这样的气氛下，1921年底，世界几个主要列强国（美、英、日、法、意、荷、比、葡）加上“问题国家”中国，在合众国首都再次相聚，召开了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有两项主要议程：一是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二是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问题。经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交易和妥协，美、英、日、法、意签订了《华盛顿海军条约》，规定将五国的主力舰总吨位之比限制为10:10:6:3:3，同时美、英、日三国维持其各自在太平洋上领土岛屿的军事现状，冻结（这些岛屿上的）武装要塞、海军基地等军事设施建设。
抛开实力较弱的法、意不谈，事实上，美、英、日三国对这一处理方案均不满意，认为己方吃了亏，英国人和美国人都需要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同时维持两支舰队，因此虽然在总数上处于优势，可是一旦平均分配到太平洋上，还是被日本人占了上风；日本人也有自己的烦恼，“对美七成论”的既定目标没有达成（根据当时流行的海战理论，进攻方兵力必须拥有对防守方150%的优势，才有希望取胜；反之，防守方兵力必须保持在进攻方的2/3以上，即达到七成，才有希望打成平手），10:6的比例不足以满足国防需要，而且隐约像是有歧视日本的味道在里面。
在第二个问题上，各国一起签署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提出“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确立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实质上是列强之间彼此协定在中国“公平竞争”，不得由某一国独享特权。
华盛顿会议上达成的另一项重大结果，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英日同盟的废除。对美国而言，自然不愿意看到日本以英国为后盾，在东亚和太平洋扩大势力范围；对英国而言，随着俄国的变化和德国的战败，与日本同盟已经失去了意义。事实上，在一战期间，英国就已经见识到了美国强大的工业力和军事潜力，并考虑过未来“若是日美发生冲突时，英国该站在哪一方”之问题。1917年8月，在英国驻日大使葛林（Greene）从东京寄往伦敦的信函当中这样写道“……目前徒有其表的对日友好关系是不会长久的，……我们不久就将解除这种关系，与美国为友，重新恢复远东的势力均衡。”而英国外务大臣贝尔福（Arthur Balfour）对英国未来应该如何选择道路则发表过评论称“如果日本攻击美国，我们将站在美国一边”。如此，在华盛顿会议上，借着《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即“四国公约”的签订，英、美、日、法达成协议“相互尊重在太平洋的权利，一旦遭到侵犯时，各缔约国应通过协商解决”、“条约生效之日起，英日同盟即行废止”，持续了二十年之久的英日同盟寿终正寝。
对于日本而言，失去英国这一盟友固然是一大憾事，然而眼下最大的紧迫，是来自美国的威胁。一战结束后，日本的头号假想敌已从俄国转为美国，《华盛顿海军条约》虽然暂时制止住了海军军备竞赛的风潮，表面上来看，各大洋从此风平浪静，全球进入了一段平和时期，史称“海军假日”，但是在根本上依然无法解决逐渐加深的日美矛盾，只要美国试图在商业上占领远东市场和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两者保持不变的话，总有一天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底下的暗流汹涌，终将演变成惊涛骇浪。
巴登-巴登会议和“一夕会”
同年，在德国西南部巴登-巴登（Baden-Baden）市的一家温泉旅馆里，三位年轻的日本军官聚在了一起，共同商量如何改革旧日本陆军体制，以应对新时代下的战争形式——总体战（Total War）。总体战，又称全面战争，指一个国家动员所有能够运用的资源，摧毁另一个国家参与战争能力的军事冲突形态，简而言之，就是倾全国之力来进行战争。与会的三人，分别是当时日本驻瑞士武官永田铁山少佐、驻俄武官小畑敏四郎少佐，以及正在欧洲出差的冈村宁次少佐。这些人在欧战中亲眼目睹了现代战争的残酷，意识到未来战争将是海、陆、空三维协同的立体作战，佐之以全国性总动员作为后盾，利用全部资源进行对抗，而武器装备先进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胜负。他们深感日本陆军体制僵化，装备落后，决心“革新旧陆军”，那么怎样革新呢？首先便从人事着手。
回国以后，他们成立了以陆军士官学校十六期毕业生为中心“一夕会”，看成员名单就知道都是当时陆军当中的佼佼人物：除了发起的三人之外，还有东条英机、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山下奉文、铃木贞一、石原莞尔、武藤章、牟田口廉也……战后这些名字里一大半都上了甲级战犯名单。
经过一系列或明或暗的努力，“一夕会”成员以及“一夕会”支持的将官们首先把持住了陆军中的关键职位，之后逐渐掌握了国家的军政大权，内阁成为军部的傀儡，重大国家政策的制定都受到这些人的左右。出于“爱国”也好，出于“狂热”也好，在这些国家“菁英”的影响下，日渐军国主义化的日本，终于走上了通往战争的万劫不复之路。
永田铁山被誉为“日本军中第一大脑”，甚至有“永田之前无永田，永田之后无永田”之称。1921年，当时尚为皇太子的裕仁（即昭和天皇）前往英国访问，最初目的是为争取延长英日同盟，在遭到英国人婉拒之后，又顺道访问了法国、比利时等国，与在欧洲的年轻日本军官们进行了秘密会晤，培植自己的亲信，以对抗陆军中元老、派阀势力，永田铁山便是其中之一。永田为日本陆军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一直干到陆军省军务局长，可惜身为“统制派”领袖，与认同“皇道派”理念的小畑两人之间分歧越来越大，最终在“皇道派”和“统制派”之争中，被激进的“皇道派”下级军官刺杀，英年早逝。后来铃木贞一还惋惜地说过，“……（永田之死）影响太大了，如果他没被杀的话，日本绝对会有很大改变的，也许连太平洋战争都是能够避免的。”
小畑敏四郎一直干到参谋本部第三部长，但与永田就“满洲国”成立后陆军的方针路线产生了严重对立：“满洲国”国境线与苏联相接，小畑为驻俄武官出身，深知其中凶险，主张对苏联先发制人，在苏联军力增强之前予以打击；而永田则认为“应以安定满洲为先，加紧进行迎接总体战的改革”；分别信奉两人的年轻军官也卷入到这场论战之中，陆军内部简直有将要分裂之趋势。后来他在“皇道派”与“统制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当中失势，“二·二六”事件后更被编入预备役，从此赋闲在家，直到战后短暂出任过一段时期的国务大臣。
冈村宁次自不必说，因为曾经担任过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而使这个名字耳熟能详，被日本人吹捧为在统率和作战上皆罕见的名将。日本投降后，由于其降后的合作态度以及抗战期间“缴共”有力，甚至逃过了战犯制裁，留在中国担任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帮助国民党继续对抗共产党。
“巴登-巴登会议”对日本最终走上战争之路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与日后军部权力过大、军人干政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在当时日本陆军当中、乃至日本国内数一数二的“菁英”们，原本应该作为庙堂栋梁，殚精竭虑，谋求“国家之昌隆，文明之繁荣”，为何反倒带领着日本民族走向了毁灭的深渊呢？
从“满洲事变”到日本退出国联
1931年9月18日夜10点，中国沈阳郊外柳条湖，日本经营的南满洲铁路传来爆炸声，紧接着，日本关东军以“中国军队蓄意破坏，炸毁铁路，攻击守备队”为由，开始进攻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毫无防备的东北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加上此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竟然令只有几百人的关东军轻易占领了守军逾万的北大营，进而在五个月内占领了东北全境，将张学良的部队逼入关内；翌年2月，关东军扶持末代清帝溥仪即位，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一时间，举世皆惊。
然而，在当时，至少有不少日本人，以及一部分中国人，心里清楚，这次看似偶然的“满洲事件”，其实是迟早要发生的，只不过来得早来得晚而已。
日本自“明治维新”伊始，最早的假想敌应该是当时在表面上仍为强大帝国的清国。在明治初期，就有“征韩论”之说，最早由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人支持，主张以武力迫使清国最后的忠实属国——朝鲜半岛开国。通过甲午战争获得朝鲜、台湾的统治权后，日本人第一次走出了岛国，开始自由进出大陆，与列强“逐鹿寰宇”的念头如野草般疯狂地萌芽。此后数十年间，日本对中国的干涉从未间断，包括与西方列强一起瓜分满清中国（政府主导），寻求贸易、军事上的特权，亦同时支持孙中山革命（民间主导），实现“大亚洲主义”理想。军阀混战时期，几乎中国每一个军阀处都有“日本顾问”的身影，这些顾问一方面利用经济援助、军事援助等向军阀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亦秘密收集情报，以掌握中国局势最新动向。1927年，时任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献呈了一份秘密奏折，即所谓“田中奏折”（该奏折真伪后世尚存在很大争议）。在这份臭名昭著的奏折里面，有“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中国）；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等语句，被认为相当精准地概括了日本的战略和野心。
导致“满洲事变”发生的直接起因，通常被归咎于在地军的“暴走”，所谓“暴走”，即是指当地驻军——关东军无视政府和军部的命令，在少数将官的策划下，擅自采取军事行动。这次策划“满洲事变”的“少数将官”，则是大名鼎鼎的石原莞尔中佐，这可是在旧日本陆军中被誉为“天才”的人物，以及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旧日本陆军三大“中国通”之一的板垣征四郎大佐，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人都是“一夕会”成员。石原莞尔是最早提出“满蒙生命线”说的日本人，为什么将满蒙视作是日本的生命线呢？这牵涉到一个更庞大的宏伟构想，让我们再向前溯。
石原曾经留学德国，受到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影响，提出了所谓“最终战争论”，在他看来，“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日本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不可避免地将与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之间爆发一场最终战争，以此决定人类社会的走向”，在“这场以日美为中心进行的世界大战中，首先是持久战争，然后是决战战争”，而“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国土缺乏纵深，资源贫瘠，为了应对持久战的进行，满洲无疑是一个理想的后方基地”。同时，确保满洲的占有亦是重要的国防大计，满洲是作为缓冲地带，以抵御来自北方的威胁，只要保住“满蒙生命线”，就能够阻止苏联的侵略，进而“中国也能太平”。
图5：石原莞尔除了作为一名天才的参谋外，还是一位摄影爱好者，“满洲事变”当中许多珍贵的历史影像都是他拍摄的；图为“满洲事变”前夕，时任陆军省军事课长的永田铁山（中间带礼帽者）前来访问关东军参谋部之情景，他身后穿军装者即板垣征四郎；
另一方面，在当时日本国内，多数民众和军人的心中都持有这样一种观念：满洲乃是日本用“十万将士之鲜血”、“二十亿国帑”代价换得来的土地，即日俄战争时从俄国人手里夺来的在满洲的一切权益。可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当年日本从沙俄继承的只是旅顺、大连的租借权，按照《朴茨茅斯和约》，租期延长到三十五年，到1933年期满，届时就将面临不得不归还中国的压力。可是，日本人已经俨然将满洲视作为日本的殖民地，认为当年若非日本出兵，则满洲早已被俄国吞并了，因此，将之视作禁脔理所当然，中国反而应该感激日本的保护才对。
1924年孙文北上召开国民会议，坐船途径神户时，曾去拜访过日本黑龙会大佬头山满，希望其能够发挥对日本政府的影响力，改变对华政策，头山满的答复颇能够反映当时绝大部分日本人的心态：“……昔日俄国侵略满蒙地区之时，幸亏有我日本国与其实力相当，为保全唇齿相依之贵国，付出了莫大牺牲，方才阻止了外地入侵。故我国特权之于满蒙地区，若日后贵国国情大大改善，消除他国侵略之隐患，则我等当如数奉还。然若当下立即兑现承诺，则恐我国民无法应允。”意思就是说，当年俄国侵略中国，是我们日本人帮助你们中国人赶跑了俄国人，将满洲保护了下来，因此在满洲拥有特殊权益是理所当然，中国人应该感激才对。然后在“何时归还”问题上，头山满又绕了一个圈子，说只要将来中国强大了，不再有被侵略的威胁时，日本自然会归还满洲。可是按照现在的情况，一方面，中国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另一方面，日本还没有从在满洲的特权中获得足够利益以弥补战争中的损失；我现在就算想把满洲还给你，日本老百姓也不会答应。简直是一出近代版的“借荆州”了。
图6：推翻满清统治的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被誉为“国父”；孙文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身后无数日本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包括了梅屋庄吉、头山满、宫崎滔天、犬养毅……他们在当时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大亚洲主义”；
因此，满洲问题就这么一直拖着，悬而未决。可是，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蒋中正领导下的国民党至少在形式上已经统一全国，眼见中国即将结束内战，走上稳定发展之路，这自然不是作为邻国的日本所希望看到的。出于对强大以后的中国在满洲问题上将变得更强硬的忧虑，陆军中的激进派已经抢先采取了行动。1928年，时为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河本大作大佐（此人也是“一夕会”成员）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在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埋设了炸药，刺杀了在“北伐”中失势的、当时中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满洲地区实际统治者张作霖。原本计划是引起失去领袖的奉系军阀内部分裂，则关东军可以趁乱控制满洲各要地，再图谋从中国独立出去，结果因为奉天当局秘不发丧，一直坚持到其子张学良赶回来控制了局势，而未予得逞，反而引起日本国内政府和军部关于处分责任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以及后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接受中央政府管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
“满洲事变”发生后，时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一夕会”成员）一手策划，将寓居天津的清逊帝溥仪秘密接来满洲，凭借关东军扶持，在翌年成立傀儡政权“满洲国”，同时指使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在上海制造事端，引发“一·二八事变”（第一次上海事变），企图转移国际舆论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立即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寄希望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国联”派来的李顿调查团经过近九个月的漫长调查以后，终于得出结论，指出“日本陆军在‘满洲事变’后继续采取的行动不能被看作是其所声称的‘自卫’措施”，并在报告书中写道，“如果没有日本军队的驻扎和日本官员的活动，满洲国是不可能成立的，它没有得到当地普通中国民众的支持”、“（满洲国）不能被认为是出于真正的、自发的独立运动的产物”。
1933年2月，国际联盟就基于“李顿报告”的声明书做出表决，以40票赞成，1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了该项声明，指出满洲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日本违反了国际联盟盟约占取中国领土并使之独立；国联不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日本应该退出满洲，让满洲由国际共管。这一次，日本人再一次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宣布退出“国联”以表示抗议。
对日本为何退出“国联”的原因，众说纷纭。之前最普遍的说法是，日本国内民众和军人都认为，今日关东军之所作所为，不过是在模仿西方列强国二三十年前之行为而已，出于国家利益计，扩大殖民地，无任何不妥，“国联”在列强操纵下通过了反对“满洲国”之议案，是打压日本生存空间，不愿意看到日本崛起，在东亚担当起“新秩序”的建立者。在这种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政府内部分歧重重，政党内阁一方面为争取选票而不顾大局，另一方面又无力阻止在地军继续“暴走”，只好做出了退出“国联”以维持“国家尊严”的荒唐事。
最近发现的证据对日本退出“国联”的真正原因提出了新的解释。原来，根据国际联盟的相关规定，在“国联”正在对某问题进行研讨表决时，相关国家如果仍然采取挑衅行为，将会受到经济制裁，然而，此时关东军在得到了内阁同意及天皇敕令（不得越过长城）后，已经采取下一步军事行动，向热河进军了。外务省意识到出现了误算，经济制裁对于还未从二十年代末经济危机中走出来的日本将是致命的，于是外务省权益性地提出了退出“国联”之计， “日本如果要退出‘国联’，‘国联’是不会专门针对一个要退出的国家进行经济制裁的”，所以虽然一反常理，但毕竟能避免经济制裁。
如此，在三方面因素的作用下，（1）认为列强伪善，并乐观估计了其不会采取实质性行动阻止“仅是重复列强昔日行为”的日本；（2）政府无力阻止军部，军部亦无力阻止在地军“暴走”；（3）为逃避经济制裁；日本在1933年选择退出“国联”，走上了外交孤立之路，向着日后与全世界为敌的战争深渊又踏进了一步。
图7：1933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国际联盟会议上，时任外相的松冈洋右表示“日本无法接受声明”，宣布退出“国联”；
在国际社会中陷入孤立境遇的日本，急切地希望摆脱这种局面。外务省采取的行动，首先就是以超越国家的“防共外交”为方针，试图拉拢英国、中国等国参加“防共协定”，然而却处处受到陆军的掣肘。相反，陆军则有自己的想法，并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最典型的就是驻德陆军武官大岛浩绕开外务省，单独与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接近，在1936年11月，推动两国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又称“日德防共协定”），不仅引起苏联强烈反弹，甚至连英、美等国都表示质疑，反对日本与当时欧洲最大的威胁——德国走在一起。之后，随着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与发展，以及德国在欧洲战场上势如破竹，取得了节节胜利，日本国内的“亲德论”更是尘嚣日上。到了1940年9月，日本又与德国、意大利联合签署了《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标志着三大轴心国之间的军事同盟正式确定，眼看着一场世界大战将是不可避免的了。
让我们再从外交领域回到军事领域上来：
1932年9月，策划“满洲事变”的关东军军人归国，迎接他们的，是正沉浸在占有满洲狂热之中的日本民众的热烈欢呼，将他们视作为国家“拓张疆土”的英雄般对待。军部和政府高层亦无可奈何，迫于舆论，只好追认了关东军的行动，不仅未采取任何处分措施，反而对事件主谋进行了表彰，这无疑是对下级军官违抗命令、独断专行之举的默认与妥协，仿佛表明了“无论过程如何，只要结果令人满意就行”的态度，令军中“过激派”更加蠢蠢欲动。“满洲事变”作为在地军“暴走”之先河，犹如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迫使中国政府与之签订《塘沽协定》，将中国军队撤退到长城以南，造成了事实上的“满洲国”国境线；1935年5月，天津军“暴走”，无视时任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我的任期内绝不会发动战争”之承诺，在参谋长酒井隆的独断下，借着“河北事件”，以取缔“中国排外之举动”为名，擅自出动军队恫吓中国政府，迫使其签订了《何梅协定》，令中国军队从河北撤退，日本进一步撰取了在华北的权益，而天津军的行动亦在事后被追认，酒井隆回国后得升少将；1935年12月，受板垣征四郎领导的关东军亦不顾中央指示，越过满洲，进入华北地区，出于“保证满洲国安定”之构想，在北平附近建立傀儡“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事后也得到了陆军中央的追认。此时，日本军人已经将中国大陆看作是实现个人抱负、成就功名的好地方，驻大陆的关东军、天津军、甚至朝鲜军，无不觊觎“满洲事变”的侥幸成功，成天梦想着制造出第二个、第三个“满洲国”出来。面对这种情势，日本国内政府形同虚设，内阁要员在右翼势力的暗杀威胁下，噤若寒蝉，不敢提出反对意见；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亦苦于鞭长未及，无法约束在地军的行为，终于酿成致命之后果。
1.5 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前夜
“卢沟桥事变”何以演变成中日全面战争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郊外的卢沟桥，传来几声枪响，天津军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一夕会”强硬派成员）将之判为“中国军队的挑衅”，独断地给出了攻击许可，导致随后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进入了全面冲突阶段。
“卢沟桥事变”被视作长达八年的中日全面战争之始。事变之初，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立即发表“不扩大方针”，主张将战事限制在华北地区。相反，陆军中的强硬派提倡“对支一击论”，强调“暴支膺惩”。在来自军部的压力下，7月11日的内阁会议决定向中国增兵。7月17日，时任中国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讲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到7月底，日军已经席卷了整个平津地区，并在海军配合下登陆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第二次上海事变）爆发。在这次战役中，中日双方都投入了巨大的兵力，战况异常惨烈，蒋中正几乎派出了他所有的、在德国人帮助下训练的精锐部队参加战斗，却在占据海权优势的日本海军猛烈炮火下，消耗殆尽。11月，日军登陆杭州湾北岸，中国守军受到被包围威胁，不得不撤出上海。
此时，我们还有一个感兴趣的问题，那就是“卢沟桥事变”为何演变成了全面战争？换句话说，之前中国政府明明面临过许多类似之情形，为何却选择了退让呢？六年前的“满洲事变”令中国失去了东北地区，四年前“热河战役”又失去了长城以北地区，两年前被逼迫“华北五省自治”，是否是长期积蓄的矛盾，终于到了忍无可忍之时呢？
根据解密后的蒋介石日记，最新发现显示，当时他的确将这场战斗视为是一个光复失地、报仇雪耻的机会，并认为“北方的战事无论如何激烈，都不会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但是在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当时远东第一大城市的上海发生战争，一定会使与之有密切利益的欧美列强瞩目”，所以决心坚持抗战，下令死守上海，同时积极呼吁国际社会对日本采取经济制裁。在1932年爆发的“一·二八事变”中，中国军队的坚守，最终引起欧美列强介入干涉，令日本军队退却，也给了蒋信心。另一方面，经过前一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在各方压力下，蒋介石业已答应与共产党合作，“停止缴共、一同抗日”，大敌当前，必须作出姿态。直到淞沪会战结束后，蒋嫡系的“中央军”虽然付出极其重大之损失，但在政治上却颇有斩获，于国内层面，深孚众望，以身先士卒之牺牲精神令国内各派阀信服；于国际层面，则表明了中国不愿再任由日本侵略的强硬立场，也令日本，尤其是在军中强硬派的坚持下，不得不向中国大陆增派更多兵力，以期实现其前夸耀之“对华一击论”预言。
然而，蒋介石的期待落空了，在11月于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会议上，美、英等国不愿冒着与日本关系恶化的风险而发动经济制裁。但是，与此同时，于日本方面，军部高层仍然希望能够尽早结束战斗，因此将此次战役的战场严格限定在上海范围内，以连接苏州和嘉兴的直线为所谓“制令线”，禁止在地军跨越此线向西进军；政府则出于对美国“中立法案”的顾虑，始终未有对中国正式宣战。因为若中日两国根据《国际法》相关规定正式宣战的话，美国就有可能依据“中立法案”，对交战国施行战略物资禁运，这对于当时缺乏钢铁和石油、严重依赖从美国进口的日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根据日后的研究（主要来自日方说法）显示，将日本进一步拉入深渊的关键原因，竟然依旧是在地军的“暴走”：
上海陷落后，侵华日军亦付出了相当代价，且已疲惫不堪，但是，在地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等人，仍然试图扩大战线。11月12日，松井致电东京参谋本部，称“将部队停留在制令线，只会逸失战机”、“以现有之战力，向南京追击是可能的”，认为只要攻陷中国的首都，蒋介石就会屈服。在接到军部要求其放弃追击的命令后，依然采取独断态度，擅自率领部队越过了“制令线”，向南京进军，并在一个月后攻陷南京，其间还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松井的行为亦得到了军部的事后追认，简直与“满洲事变”的发展如出一辙。
图8：军部高层为了能够尽早结束战斗，将此次战役的战场严格限定在从苏州到嘉兴的所谓“制令线”内；然而，在地军的“暴走”再次将日本拉进了战争的泥潭；
南京陷落后，日本国内民众对战争的支持与狂热愈发高涨，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日本即将取胜”的乐观情绪之中，以为中国不堪一击。开战之初还曾打算与蒋介石亲自面谈、尽力争取和平解决的近卫文麿首相，于翌年1月发表声明，态度已发生了极大转变，称“帝国政府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彻底阻断了日后任何通过外交对话和平解决两国冲突的可能性。至此，日本一步步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潭，再也无法自拔。
太平洋战争前夜
如今距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只有一步之遥了，让我们来分析日本究竟是如何做出决定，与强大的美国开战呢？
在中日战争之初，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仍然持观望态度，同时向中国和日本提供战略物资出口。1938年后，随着日军在中国的深入，业已损害到欧美列强在华利益；以及由美国传教士偷偷拍摄、记录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针对平民的非人道暴行的“马奇胶卷”传回国内，激起美国民众的震惊和愤怒，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渐渐开始转变，开始谴责日本侵华罪行，民间甚至还出现了抵制日货的行动。到1939年，美国政府开始采取对日贸易限制政策，并加大援华力度。1940年9月，日本强行进驻北部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北部），宣称目的为阻止欧美通过“海防-云南”路线对蒋援助，同时与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翌年7月，继续强占了南部法属印度支那，实际是出于获取关键战略物资——石油的考虑。
图9：日德意三国同盟签订之情形；希特勒左边为日方代表来栖三郎；
日本在东南亚的所作所为彻底激怒了美、英、荷等国，其行动无疑已经威胁到了列强们在亚洲殖民地的安危。经警告无效之后，美国政府立即宣布冻结一切日本在美资产，并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除非日本将军队撤出中南半岛与中国”。这对于当时石油、钢铁等战略物资70%依赖从美国进口的日本来说，是最致命的一着。
此刻，摆在日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停止扩张；二是对美开战。战，还是不战？选择后者，似乎日本将被迫吐出之前在中国大陆和中南半岛所撰取的巨大利益，并且从此以后仍将受制于人（石油）；选择前者，日本将面临与所谓“ABCD包围网”四国（美、英、中、荷）同时开战的压力，有多大的取胜希望呢？大本营的估计很乐观：开战后，日本先发制人，击溃美国太平洋舰队，然后趁着美国舰队恢复的这段真空期迅速占领东南亚，获得石油资源，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之后以战养战，凭借占领地的资源将战争持续下去。
尽管如此，政府和军队上层部分反对日美开战的人士（尤其是海军）依然在尽最后的努力奔走，试图阻止这场鲁莽的战争的爆发。美国已多次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兵，在1941年9月6日的御前会议上，天皇亦暗示了其对日美开战的忌惮；然而，在10月14日的御前会议上，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突然从怀中拿出笔记，开始演说，“……日美交涉已经到头了，若服从美国意见从中国撤兵，支那事变就将前功尽弃，也会威胁到满洲国。……而驻兵得到的成果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没必要对国际社会有任何顾虑”，出于抗议，近卫文麿内阁集体辞职，紧接着，强硬派的东条继任新首相，通过了《实施国策决议案》，主要内容即“帝国为确保生存和自卫，以不惜对美（含英、荷）开战之决心，以十月下旬为限，完成战争准备”，实际就是决心不惜一战了，仍在进行中的、与美国的谈判只是开战前的掩护，任何反对都已经是徒劳。海军方面，则由时任联合舰队司令官的山本五十六大将开始制订具体的作战计划。讽刺的是，山本本人是强烈反对日美开战的，曾担任驻美武官的他，深知美国强大工业力的可怕。事实上，在战前，近卫文麿首相曾询问过他关于这场战争的意见，得到如此回答，“头六个月或一年大约是可以顺利进攻的，但对于第二年和第三年的战事，我就毫无信心了”。然而国家决策层心意已定，他也只得竭忠尽智，探索如何能够在战争中先得上风，尽力拖延美国太平洋舰队复原的时间。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标志着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以国运为赌注的日本，终于将迎来最后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