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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山河如梦》这部作品的精神核心是对人类理想和理想的幻灭做出探索，其中的主人公谭功达和姚佩佩都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谭功达这个形象代表着人向外部的社会性的探索，即乌托邦社会的建构；而姚佩佩更多的代表着作者向人类内部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如同作者自己所说：“为什么我的内心一片黑暗，可别人的脸上却阳光灿烂？这是姚佩佩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
谭功达的心中一直怀着乌托邦式的革命理想，改变世界，造福人类，他作为一县之长，手中有着小小的权力，可以有将这些理想付诸实践的机会，但是理想如此脆弱，而人世的生活却又如此坚韧和真实，他的乌托邦实践也许在几十年之后是有益于人类的，是可以被人接受的，但在他所处的那个社会中却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为了等候沼气试验成功，谭功达被大雨阻隔了普济水库的大坝被洪水冲垮的消息，而普济大坝和沼气试验都是谭功达力图造福人民却遭到强烈反对的举措，一旦失败，白庭禹们竟然无比兴奋，我们也看到了通过谭功达这个形象所折射的那个官场的人心险恶。谭功达似乎应该了解这个社会，但是却又始终不知道世界的真相，他单纯、固执、善良、不切实际，他认为造福人民的乌托邦实践却成为他被免职的原因，人世的生活不会因此有任何的改变，尽管他一直坚持到生命的尽头，临终前在狱中的十多年，他一直在持续不断地给各级政府写信，并附上一幅幅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的“梅城规划图”。谭功达如同母亲秀米一样，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影子，到头来不过如梦如幻，只是泡影。
但我们却并不能因此否定谭功达所付出的努力，因为乌托邦的冲动是根植于人的生命之中的，它与人一同存在着，证明着人类所独有的可以梦想的能力。神学家蒂里希这样说，“要成为人，就意味着要有乌托邦，因为乌托邦根植于人的存在本身……没有乌托邦的人总是沉沦在现在之中；没有乌托邦的文化总是被束缚在现在之中，并且会迅速地倒退到过去之中，因为现在只有处于过去与未来的张力之中才会充满活力。”当历史正在进入一个实利时代，怀想和追问一个梦想，对于思索人类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出路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与启示。这正是谭功达这个形象的意义之所在，他单纯、固执、不切实际，与社会格格不入，他愚钝而柔弱，这是天性中的柔弱，也是理想对现实的柔弱，但这种软弱反而更有力量，因为他支撑着这个社会昂贵的理想。
与谭功达的乌托邦理想不同，姚佩佩是向人的内心和对命运的悲剧性体认的探索。作者也曾说过，“我在（姚佩佩）这个人物里面融入了自己对世界的态度，疑问和绝望，思考和化解不开的痛苦。”
与谭功达的愚钝相比，姚佩佩是非常敏感的。她与谭功达不同，从小是生活在黑暗之中的，失去双亲、寄人篱下，让她小小年纪就目睹和感受了人与人之间的无情和社会的黑暗，她对自己的命运有着宿命般的悲剧认识，对所处的环境感到深深的恐惧和厌恶。佩佩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她总是生活在一种绝望之中，躲在阴暗之中守着脆弱的自我。
她的敏感、脆弱却又纯洁美好的内心在不断遭受着这个冷酷世俗世界的欺凌与侮辱，而在谭功达的身上她感受到被理解、被关爱的温暖，不由自主的向他靠近，像靠近一簇温暖的火苗。他们的爱情把他们的内心仅仅连接在一起，抵抗着世界的污浊与残忍。
但是，谭功达的愚钝、姚佩佩内心的阴暗、无法摆脱的对命运悲剧性的体认，以及某种难以言说但却深深存在的宿命感，让他们的爱情越走越远，也因此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谭功达因为一时的冲动而不得不与跟他完全是两个世界的张金芳结婚，姚佩佩因此受到了谭功达的拒绝，随后被窥视她已久的金玉以卑劣的手段所虏获，佩佩不甘这样的欺凌与侮辱，听从自己的内心，杀死了金玉，而变为逃犯，开始了逃亡。可以说，从此开始，佩佩那种内心的恐惧、凄惶、被人欺侮却又无处躲藏的无奈感外化为她的生存境遇，佩佩的内心从一开始就是逃亡的，只不过杀人之前她还有和谭功达重建幸福的可能，但是现在，希望越来越渺茫，美好的佩佩不得不令人心碎地滑向黑暗的深渊。
不过，在这种极端的生存境遇中，谭功达和姚佩佩的爱情反倒放射出了奇异的光彩，这通过姚佩佩的信表现出来，这是佩佩毫无遮拦、依然纯粹美好的内心的呼唤，而在花家舍的谭功达有着对佩佩安危的深深担忧，也有着与佩佩内心无比强烈的呼应：“佩佩，我又一次梦见了你！我看见你还是十六七岁时的样子，扎着羊角辫，穿着红红的新嫁衣，站在一条满是灰尘的大路上。那天刚好没有风，云层压得很低，而桃花全开了……”
姚佩佩的悲观、绝望也融入了作者对世界和命运的体认，只有意识到痛苦和绝望，才能不断忍受灵魂的折磨，被迫去思索人的终极问题，去寻找源头和解释，发现人生的真谛。所以作者说，“悲观是乐观的前提，要有勇气看到悲观的东西，并且有能力去承受。”通过姚佩佩这个形象，作者向我们表达他所承受着的对世界的体认和对生命的思索，我们也由此感受到生命如此的深刻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