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兰大至公堂研究背景
研究目的
贡院，或称贡闱、贡场、闱场，是我国古代科举考试的考场。“自古无场外的举人”（《儒林外史·范进中举》），作为自唐代到晚清中国知识份子登台阁入郡县的起点，贡院一直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地方，而贡院文化及其所代表的科举制则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一个象征。
清代共有省级贡院17座,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顺天贡院、江南贡院、广东贡院(又称两广贡院)、河南贡院，被称为天下四大贡院。作为中国本土特有的文化标志，贡院往往会引起西方来华的传教士的浓厚兴趣,现存清代贡院的照片与图画基本上是19世纪以后西方人留下的。在流传下来的图片中,以前三大贡院为多,河南贡院基本上没有留下照片。四川贡院、福建贡院、陕西贡院、甘肃贡院等也或多或少也留下一些废科举前后拍的照片。现如今，在多数省级贡院都已灰飞烟灭的情况下,云南贡院至公堂、甘肃贡院至公堂的保存尤为难能可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甘肃贡院至公堂还保存着原汁原味的陕甘分闱后甘肃首次乡试监临官左宗棠书“至公堂”匾额和木制对联。[1]
适逢与至公堂关系密切的著名高校兰州大学百年华诞之际，对甘肃贡院及其现存之至公堂的研究还有着更为深层的意义。藉此不仅可以探究兰州大学的百年沧桑，更是能够试图管窥整个中国西部教育这个庞大的主题。
兰大至公堂建立
兰大至公堂坐落于甘肃省兰州市西关十字的兰大第二医院内，建成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它是甘肃贡院的中心建筑，是监临（用大员监临，以纠察关防总摄闱场事务）、外帘官（在考场提调监试的官员）办公的处所。追溯至公堂的建设，必须了解整个甘肃贡院的建设历程。
关于甘肃贡院的建立，需追溯到清朝初年。在清初，甘肃与陕西本为一省，省会在今西安内。康熙五年（1666年），敕令陕甘分置，甘肃单独成为一省，统辖包含今甘肃全省、宁夏全区、青海河湟地区、新疆乌鲁木齐地带等地区的几乎整个西部。但乡试却迟迟没有分开，两省参与科举的士子仍旧合闱，同在陕西省会西安参试。因为当时的甘肃省辖今宁夏、青海河湟地区、新疆乌鲁木齐、哈密一带以及今甘肃全省，地域辽阔，路途遥远，再加上交通不便，参加一次乡试，来回少则一两个月，多则三四个月。费用少则数十两银子，多则一百多两银子，大多士子家境贫寒，参加考试花费的时间和资金就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这样使的甘肃有资格参加乡试的士子，只有十之一二才能出巨资到西安参加乡试。绝大多数的甘肃士子虽胸怀大志，满腹文采，却始终为客观条件所制约，饮恨寒窗，抱憾而终。这种况状，严重影响了国家在甘肃延揽人才的政治策略的执行，也可以说是部分剥夺了甘肃士子科考入仕的机会。
晚清时期的湘军首领、洋务派代表性人物之一，左宗棠在西征期间，十分重视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每到一地，只要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他就要敦促地方官恢复和兴办各种书院，发展文教事业。在驻守兰州其间，他新办或修复重办书院30余所，创设各级各类义学320余所，至于刊刻发给学生的教材就不计其数了。他每年都要给兰山书院捐资2000两，在甘肃遇到的第三次乡试中还给62位考生捐赠路费，并给甘肃举人捐赠去北京参加会试的路费[2]。左宗棠认为陇右僻远，文化教育事业落后，“合闱”对甘肃士子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非常不利。为方便甘肃考生，发展甘肃文化事业，左宗棠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力奏朝廷，陕甘必须分闱，[3]是年冬，清廷准请。
分闱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建贡院。当时的前刑部主事腾烜、道台曹炯等甘肃士绅联名上书，在兰州城西北郊海家滩（今兰大二院处）新修甘肃贡院。但摆在左宗棠面前的难题是，当时甘肃战事不断，民生凋敝，财力枯竭，地方财政根本无力建设贡院。好在当时在广大乡镇地方，延续着一种很好的文化传统，即地方乡士乡绅大都热心于地方事务，尤其是对文化教育很是关心，他们一般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较强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心，在民众中拥有很高的威望。地方财政无力解决那么就只有依靠这些富士乡绅的力量了。左宗棠想到了所礼聘的兰山书院山长吴可读，吴可读为兰州人，进士出身，任刑部主事，因母丧归兰，被聘为兰山书院山长。左宗棠找到吴可读后阐明己意，吴可读欣然应许，他凭借个人广泛影响力，以甘肃在籍士绅的身份进行大声呼吁，发动甘肃各界踊跃捐资，穿梭于各州县衙门内外，托钵于富绅商贾之家，为世人不解，承受了巨大的浮议压力，终于募集到白银50万两。同治十三年（1874年）除夕，吴可读写下《除夕有怀，率成七律三十首》，其一曰：“酒醒乡关听漏终，小窗独坐一灯红。亡羊此夜悲歧路，失马当时说塞翁。无限低回千载上，许多感慨卅年中。平生不洒穷途泪，泣向流光诉转蓬。”他在“失马当时说塞翁”一句下自注云：“时予劝捐已就绪，以浮议暂止。”可见他为劝捐所做的努力和承受的巨大压力，及终于建成了贡院，惠及士林，满足欣慰之感可想而知！随后他饱含真情，挥毫泼墨，为兰州贡院写了一副长达192字的长联：
二百年草昧破天荒，继滇黔而踵湘鄂，迢迢绝域，问谁把秋色平分，看雄门四扇，雉堞千寻，燕厦两行，龙门数仞，外勿弃九边桢干，内勿遗八郡楩楠，画栋与雕梁，齐焜耀于金戈铁马之后，抚今追昔，饮水思源，莫辜负我名相怜才，如许经营，几番结撰；
一万里文明培地脉，历井鬼而指斗牛，翼翼神州，知自古夏声必大，想积石南横，崆峒东矗，流沙北走，瀚海西来，淘不尽耳畔黄河，削不成眼前兰岭，群山兼众壑，都奔走于风檐寸晷之中，叠嶂层峦，惊涛骇浪，无非为尔诸生下笔，展开气象，推波助澜。
上联写康熙五年（1666年）自甘肃从陕西划出建省二百多年来，到同治间陕甘分闱，这对于广阔的甘肃来说，实属破天荒之举，接着是写甘肃举院宏大的规模，希望当局公平选拨人才，勿使遗漏，末写左宗棠的政绩；下联写出甘肃的壮丽河山，对甘肃考生将这一切写入文中的展望。高度概括了甘肃贡院的设立对甘肃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
后来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任陕甘总督的谭钟麟先生，对甘肃贡院进行了增修。
甘肃贡院的规模
翻阅历史资料我们发现，兰州贡院的建筑规制是按照当时中央政府统一规定建造的，与全国其他贡院一样，但规模相对宏达，是甘肃最大的建筑群之一[4]。当年的甘肃贡院坐东向西，其基纵一百四十丈，横九十丈，外筑城垣，内建棘闱。中为至公堂，堂前为明远楼，楼左右为南北号房，一次可容纳4000名考生参加考试。西为龙门，为连三门，为大门，均有穿廊，大门左右有雨廊，有点名厅，有搜检厅，左廊尽处有土地祠，前为闱墙，有南文场门，北文场门，门内俱有点名厅，门外迤南为外官厅，为外供给所；至公堂后有牌坊、栅栏，栏内南为执事委员厅，北为授卷所，后为观成堂，堂前有水池，池有桥，左右有公字过厅，南为监临部堂署，为提调道署；监临署后为内供给所，署东为对读所，北为监视道所署，署东为各房科，为誊录所，为收掌所，堂左右为走廊，中为穿廊接内廉门，门左右为官厅，门内左为监试署，右为内收掌署，中为衡鉴堂，堂左为南衡文署，右为北衡文署，后为雍门，门内左为南五房，右为北五房。贡院建筑群布局合理，结构严谨，气势恢弘，可谓兰州一时之人文胜景。
放图（这里要放一个至公堂复原平面图，但是还没有找到）
从史料记载得知，至公堂为甘肃贡院的中心建筑，正如上文所说是监临、外帘官办公的处所。建筑制式为十三檩五脊悬山顶，面阔七间21.7米，进深12米，青砖砌五花山墙，琉璃筒瓦屋面。前檐下悬挂青底金字巨匾一块，上面是左宗棠先生用行楷篆刻的“至公堂”匾额，上款镌写“光绪元年孟秋月吉日”及阴文小篆“千古大文章”压角印；下款刻“钦差大臣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陕甘总督一等恪靖伯加一等轻车都尉左宗棠书”刻阴文小篆“左宗棠”及阳文“东宫太保恪靖伯”两方印。堂内金柱悬挂左宗棠撰写的：“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楹联。今天无论至公堂的匾额还是金柱上的对联都在风吹日晒下，变得模糊不清，但是它所展现出的恢弘气势却依然足以震慑心灵。
同时，明远楼这贡院又一标志性建筑，高三层，全木结构，用于监临、监试、巡察官员登楼眺望考场内外形势，居高临下的稽察士子有无私相往来，及执役人等有无传递关通之弊。1919年刘尔炘将明远楼移至五泉山，改名为万渊阁，今已成五泉公园一景。
至公堂所代表的西北文教事业在晚清时期的成就
1928年4月，当时的政法专门学校改建成为了兰州中山大学，时任甘肃省主席的刘郁芬取“人文荟萃”之意，亲手书写门额：“萃英门”(萃英门于建国后因城市建设已被拆除）。现在的萃英门只是一条普通的街名而已，其东起西关十字西口，西行止解放门外北侧。也就是今天兰大二院门前的街道，再向北折至滨河东路白云观东侧止。旧时的确是名副其实的甘肃文化名人荟萃之地。甘肃贡院的建立，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为促进甘肃乃至整个西北的文教事业，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极大地促进了甘肃社会的进步。
光绪元年（1875年）秋，在新建成的甘肃贡院里进行了分闱后的第一次乡试，应试者三千人，其中解元就是日后曾今上《请诛李鸿章疏》的“陇上铁汉”安维峻，他于光绪六年（1880年）考中进士，事迹传为一时佳话。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又奏准清廷为甘肃每科增加10名举人，自此以后，甘肃每次乡试可考取40名举人。之后，从光绪六年（1880年）至二十九年（1903年）甘肃贡院共选取646名举人赴京参加会试，考中进士的就有116人，其中以光绪十一年中举的五泉山人刘尔炘、光绪八年举人李于锴、光绪二年武举马福禄、光绪三年中举的陇上文坛泰斗张国常、光绪五年进士秦霖熙等人尤为出名。另外还有光绪十八年壬辰科有同榜进士柴朴、孙尚仁、王树中、刘积义等4人也是轰动一时。更令人惊叹的是在光绪二年的丙子恩科、光绪三年的丁丑科、光绪六年的庚辰科、光绪二十年的甲午科、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科、光绪二十九年的癸卯科之中，每科都有3名兰州进士荣登皇榜，这在全国来说都是很少见的，对地处西陲文教落后的兰州来说，更是实属不易。[5]
甘肃贡院的设立和举人名额的增加，为了甘肃乃至整个西北的秀才们省去盘缠路费，免去长途跋涉的劳苦，为许多读书人提供了实现梦想的机会。因此，说甘肃贡院为甘肃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造就了近代西北第一批文化名人一点也不夸张。
二、至公堂与兰大历史
随着1905年科举制的取消，至公堂和其所代表的甘肃贡院失去了它原有的科场地位，但是作为整个西北文化教育事业的标志，它所起的作用却并没有得到丝毫削减。旧式教育的解体同时也在昭示着新式教育的勃兴，在甘肃贡院旧址及周遭地区，兰州众多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先后涌现(后文有详细介绍)。在众多学校之中，和至公堂及其所代表的甘肃贡院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兰州大学了。兰州大学的历史可以追述到1889年之“学吏局”，然而1909年成立之“甘肃法政学堂”开始按照现代大学模式设置系科，故被认为兰州大学建校之始。
甘肃法政学堂成立伊始，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当时甘肃中等教育学校少，生源匮乏（清末全省将书院改为中学堂时仅有11所，1912年时中学在校生仅有267人）[6]，而东部，中部地区学生鉴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等诸多因素，来法政学堂就读的很少；师资力量不够雄厚，很少有东南部的老师前来任教。如果说这些难题都还可以勉强克服的话，学校硬件设施极度的简陋就成了令当时校长蔡大愚最为头痛的事了。原位于侯府街内的法政学堂，仅有平房61间，而且门窗残缺，多为危房，要承担起一座高等学府的全部功用，显然是不够的。校长蔡大愚克服重重困难，满腔热情的寻觅解决方案，他发现至公堂及其所在的甘肃贡院能够承载起这个任务，于是开始为此积极奔走。
1913年7月开始在甘肃官立法政学堂的基础上筹办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法政学堂就此结束，1913年10月17日甘肃教育司批准筹建的法专校址迁往至公堂所在的甘肃贡院（即兰州大学原萃英门校址），利用原有的至公堂、观成堂为教室（阅览室和图书馆），[7]至公堂从此正式成为兰州大学的一部分，成为兰大最早的图书馆，也是目前为止能够见证兰大百年历史唯一的古建建筑。
之后的兰州中山大学到省立甘肃学院期间（1928-1945），至公堂被改建成中山堂（共七间）[8]，成为当时学校的大礼堂。从当时建筑规格看，全校房屋建筑85座共298间，全部为平房，而由至公堂这种“大型”建筑来充当礼堂和阅览室，衡鉴堂（原贡院建筑）充当图书馆（后观成堂为图书馆）是再好不过的了。
随着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学校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到国立兰州大学的时候国立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并入学校，而原省立甘肃学院只有85座建筑，总计298间，根本无法满足学校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学校建筑规模亟待扩张。国立兰州大学成立后，甘肃省政府将萃英门内其他八个机关学校所占地基全部拨给兰大使用，教育部于1946年7月10日和1947年3月4日分两次共拨款十三亿法币，兰州大学建成了天山堂、祁连堂和贺兰堂三座兰大历史上空前的建筑（当时兰州最高建筑西北大厦也仅为二层，兰大三堂均为二层）[9]。之后，原观成堂所改造的图书馆已经不能满足图书骤增的需要，于是将至公堂作为阅览室，同时新建积石堂作为学校的图书馆，1948年11月26日顾颉刚先生撰写的《积石堂记》一文中，从“积石”二字的历史来源，神话传说等方面详细介绍了辛树帜校长取此二字为图书馆之名的深意。现在兰州大学本部图书馆重新改名为“积石堂”，也正是基于此意。积石堂所募图书，数量超过当时甘肃图书馆，历史学家顾颉刚赞誉：“卓然西北巨藏矣”[10]。现如今兰州大学图书馆很多孤本善本典藏都收藏于此时，例如花重金购得的《明经世文编》珍贵明刻本，兰大图书馆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主要得益于这些珍贵的典藏。
自清末科举废除以来，人们普遍对这一制度存有偏见，认为它是封建“吃人的礼教”的“刽子手”。文革时期更是被“再踏一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11]。而作为晚清贡院，在文革时期，至公堂自然也免不了厄运。说起这段历史，不得不感谢兰大二院退休职工安真光先生，当时他得知造反派要前来“闹事”，提前将至公堂两侧对联藏于“批斗台”下面，用一块三合板覆盖在在左宗棠手书至公堂匾额之上并写上“革命堂”三个大字，这才保住了兰大这一精神命脉。笔者有幸采访安振光老先生时，意外得知安老先生是在至公堂之内参加高考的最后一批学生。安老先生回忆说，在79年之前至公堂的又一大功用就是高考的考场，他于1979年参加高考，监考的是现在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国錩先生。一座至公堂，承载着多少人的人生记忆，这座古建筑的历史意义，于此也可见一斑。
1957年兰州大学盘旋路新校区建成，兰大完成了从萃英门内的原甘肃贡院迁往盘旋路的全部过程。至公堂和它所代表的甘肃贡院正式脱离了兰州大学的主体，但是它和兰大的血脉并没有被切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兰大继承并发扬了至公堂的精神，至公堂见证了兰大的产生和发展，它的存在也为兰大精神注入了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独特的文化品格，至公堂自身及它的经历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或许可以为现代价值多元、精神迷失的大学生提供些许思考，又因与兰大的亲密关系，我们是否可以确定至公堂为兰大人精神归宿的家园一如未名湖之于北大？
三、大学精神及学子精神家园的形成与特点
概述
大学精神是大学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淀而成的较为稳定和持久的精神特征，主要包括有大学的办学理念、价值取向和全体师生员工的思维方式及精神风貌等。一所大学的历史传统、地域文化、学科特色和知名学人(包括教师、学生、校友)共同孕育创造出学校独特的精神气质，这精神，是大学群体意识的集中体现。
对于一所致力于高水平办学，争创一流的大学来说，大学精神无疑是应该作为无形中的鲜明旗帜傲然独立的。“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大师云集，所体现所彰显的，也正是一种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风气。眼观当前国内外知名大学，无一例外的坚守有各自的精神气质，而这精神气质，普遍存留于校园文化景观之中，可以说，校园文化景观是一所大学校园文化的记载与传承者。某些特定的文化景观甚至因其独特的历史凝结成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象征，成为一所大学的灵魂所在和学子的精神家园。
南京大学有一座让其引以为豪的北大楼，始建于民国时期，现已成为南京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南大学子的精神归宿。“建筑作为艺术还存在着艺术本身以外的价值，或者称之为历史文化价值，北大楼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等许多方面，这种价值远远大于美学意义上的建筑理念上的价值”，南大的一名大四的学生如是评价说。历经百年风雨的北大楼，在翠树掩映的校园中高高矗立，犹如一位不朽的守望者，无声地言说“诚朴、雄伟、厉学、敦行”的南大校训。
北大的未名湖与博雅塔，在悠久的历史中同样积淀了自身的美丽，承载了北大的精神意蕴，从而成为北大的一个标识深入人们的脑海之中。翻阅北大校友回忆录中我们注意到，对于未名湖和博雅塔的回忆几乎在每篇文章中都占据了重要地位，经过时间和空间的过滤，校友们的记忆里，已经潜移默化地将自己对母校的印象变幻成代表母校的文化景观的印象，大学的精神，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得到了传承、深化以及拓展。
分析这种情结形成过程，我们发现，一所大学的精神符号总是与学校的某一文化景观息息相关，而这景观，一般说来，需具备以下几个特性：
（1）历史悠久。对于大学精神的来源，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储朝晖先生认为，“依据中外古今大学精神传承与发展的研究，大学精神形成机理既是积淀与认同。所谓积淀，一般是指人的社会实践历史在人的心里深层所形成的一种定性的功能结构。没有人类文化的积淀，就没有人类精神的生成，更不可能有人类大学精神的形成，所以文化积淀是大学精神生成必不可少的前提”[12]。相应的，作为大学的精神符号，拥有浓厚的历史的积淀是这些现存的文化景观所共有的特点。
（2）与学校的命运休戚相关。一所建筑（或其他事物）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学的精神符号，不得不归功于在历史的长河里，它与大学一起经历的风风雨雨。南开的北大楼、北大的未名湖、华东师大的丽娃河等，无一不是如此。
（3）校友的深刻记忆（独特性）。一所大学的历史存在于书面的记载，建筑的实物以及人们的记忆之中。季羡林先生曾用《沙恭达罗》里的一首著名的诗来形容校友对母校的依恋：你无论走得多远也不会走出了我的心，黄昏时刻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从校友们的普遍回忆中可以把握这所学校的灵魂，北大的校友梦萦绕在未名湖畔，这表现在他们日常的言谈及行为处事中，未名湖的气质已经深深烙在了他们的一举一动中。另外，校友们还会把学校的精神符号带入他们的作品中，例如华东师范大学的丽娃河就频频出现在她孕育的大批作家的文学作品中，李劼的小说《丽娃河》到叶开的小说《三人行》都是以丽娃河为背景展开叙述的。学者张闳在其《丽娃河上的文化幽灵》一文中这样说：“某种程度上说，丽娃河已经成为华东师大人记忆的载体，成了华东师大特殊精神的滋生地。她培养了华东师大人对学校强烈的依赖性，这种依恋的情节深深植根于华东师大人的心中，那些远离她的人也久久不能忘怀。”可以说，精神符号的形成最直接的标志即是校友们的普遍回忆。
（4）自身的魅力。除却所蕴含的大学历史、奋斗命运和承载的记忆以外，这些景观自身也往往拥有其独特的风韵，未名湖畔柳成荫，博雅古塔影如真。未名湖与博雅塔现已成为北大校园独具魅力的一景，很多北大人在他们充满真情的文字中常常这样精练的概括博雅塔：校有博雅，塔有精魂。与校园自然景观和谐相处的前提下，高度的艺术性或者深厚的历史沧桑感都可以给身处其中，富于感发的青年学生传达感动，引起强烈共鸣。
四、至公堂与兰州大学的精神
回过头来，我们在寻觅兰大的精神象征时，眼光不由自主的就落在同百年兰大一起走过历史沧桑的至公堂上。至公堂不是一个单薄的古建筑，它蕴含了许多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纵观至公堂自建立至今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发现它体现出的精神是与今天的兰大精神相契合的。
至公至善
“至公”二字最早见于《管子·形势解》：“风雨至公而无私，所行无常，乡人虽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也。”意思是执政者要像风雨一样至公而无私心，对人一律公平对待。真正将“至公”的精神运用到位的则是起源于隋唐并在中国历史中延续使用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至公”是长期贯穿中国科举史上的一个理念和原则。考试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客观,即“犹准绳也”。从隋唐至明清的科举时代,许多人将科举考试看成是一种“至公”的制度。不管科举实际上是否真正做到“至公”,至少科举制的许多制度设计是试图体现“至公”精神的。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白居易在主持制科考试的复试时便说自己“唯秉至公,以为取舍”。科举考试“至公”观念到宋代体现得更为充分,特别是普遍采用弥封和誊录法之后,其公平客观进一步得到保障。[13]
科举制的核心理念即为“至公”。在此仅举两例以证之。按科举惯例,殿试前十名的试卷要奏请皇帝定夺,而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宋高宗认为“取士当务至公,岂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进卷”。绍兴二十六年(1156),南宋政府决定,甚至对皇族也要执行禁止使用挟带的命令,以“示天下至公”。[14]
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场所，至公堂将“至公”这一科举制的核心理念用直观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是考试公平性的具体象征。现位于兰州市西关十字兰大二院的至公堂即是当时甘肃贡院的主体建筑。“至公”是至公堂彰显的主要精神，求公求正是其背后的坚实支撑，至公堂的建立背景即很好地诠释了这个理念，在左宗棠上书给清廷的奏折中便明确提出：“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翅倍蓰!………俾边徼寒微得照各省一律就近应试，则投戈讲艺，士气奋兴，文治之隆，可计日而待也”[15]，事实证明，他的考虑是完全正确的，至公堂建立后，甘肃考生在此举行了分闱后的第一次乡试。参加考试者达3000余人，较以往赴陕人数多出数倍。果真如左宗棠所期待的那样：“甘肃分闱已定，数千年旷举，足慰士心，兰山书院肄业者多至四五百人，各郡县亦多闻风兴起，或者自此人文日盛……”[16]。兰大与至公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不仅仅源于至公堂自1946年起便成为兰州大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存在，更本质的事实是，兰州大学延续了至公堂以及其所代表的科举考试的严肃与公正的精神。注重教育的公平性，正是兰州大学立校一贯之根本。立足西部偏远落后，教育水平低下的现实，兰州大学以其博大的胸怀，包容着东西部广大贫困学子，低收费、高资助使得那些家境贫寒的学子有了一个求学深造的机会。但在规章制度与考试纪律上，兰大也因其一以贯之的严肃与奖惩分明而著称。
为国求贤
以至公堂为代表的甘肃贡院无论从其建筑规模还是文化意义上都可谓是西北教育的中心，从至公堂走出了大批英才，他们或是留在本地做教员为当地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出力，或是走向其他地区并成为当地的文化精英，引领风骚。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在至公堂进行的第一场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的安维俊，早在参加乡试之前，安早已为左宗棠所赏识。左宗棠曾记述说：“榜首安生，文行均美，闻其先世贫苦嗜学，为乡邦所重，意其报在此。若此生得元，亦不负此举。”结果正是安维峻考中解元，使左宗棠“觉度陇以来，无此兴致也”。安维峻也不负左氏厚望，中举后又考中进士，为官期间以敢于上奏言事而名噪一时，后来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成为一名有用的人才。为国求贤已在无形中化为了至公堂的重要理念，兰州大学接过了这一木铎，“偏居一隅，却心忧天下；处贫寒之境，常怀服务社会的家国情怀”是广为人传道的的兰大精神内涵之一，“胸怀天下、为国分忧”是兰大人的社会抱负。虽然兰大地处西北地区，但历代兰大人都认可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学者须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分忧，为民谋利。兰大人深深知道，国家之所以将兰州大学确定为西北地区唯一的一所综合性重点大学，不仅是对兰州大学发展实力、发展水平的肯定和对兰州大学广大干部教师的信任，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基于西部在国家发展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而赋予兰州大学的重要责任。百年来，数不清的兰大人走出校门，迈向社会，以母校培养形成的气质，扎实的技能回报社会。教育界素有“兰大学生基本功扎实”之说。这是金碑银碑也换不来的大众口碑。
自强不息
正如前文介绍过的，至公堂的修建实属不易，一方面当时清廷统治处风雨飘摇之势，政局不稳，另外，甘肃战事不断，加上本身经济文化就比较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修建大规模的建筑群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究竟是建起来了，并且至公堂历经百余年不倒，至今仍傲然独立，这是什么样的精神？我们以为，兰大继承并发扬了这种精神，正如校训诠释得“自强不息，独树一帜”那样，兰大的百年，同样是兰大人不畏困难，奋勇抗争的百年史诗。在这里仅举一例，在1927—1946年，即兰州中山大学至国立甘肃学院时期，是兰大历史上极为困难的历史时期。大背景是甘肃人民经历着天灾人祸的双重灾难，对于学校而言，最大的问题有二：一是没有学生来源，二是学校经费越来越困难。兰州中山大学创办之时即附设中学，这是为了解决大学学生来源问题，但经费问题始终是学校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在兰州中山大学、甘肃大学、胜利甘肃学院一直担任校、院长的邓春膏，曾深有体会的说，他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有三条：一是寻求经费难；二是设立系科难；三是外界干扰大，政治斗争时时波及学校。这话击中了国民党统治区高等学校问题要害。就学校经费情况看，兰州中山大学全年为119164元(其中大学部为90236元，附中为28928元)，这个经费数目一直保持到1940年未变。和全国其他专科以上学校相比，甘肃学院总经费是全国院校总经费的1∕373；在全国103所专科以上学校经费中，甘院占第71位。（资料来源于1931年，见《二十年度全国高等教育概况简表》）但就是在这艰苦的情形下，学校师生也没有放弃抗争，院长邓春膏不仅亲自奔走申请，还派事务长朱铭心到华东、华北一带募捐，还向慈善团体请求救济。杨集灜于兰州中山大学二周年纪念日之感言中，对学校在当时天灾人祸的困难条件下，学校领导和同学所作的艰苦努力作出如下肯定：“……然虽几何时，而河州之叛乱以起，人亡荒旱随之，人民苦于锋镝，室家流离荡析；同学之中，则以无力修学，而辍业者，又不知凡几；盖甘肃局面之情形，至是已殆如累卵矣，又遑论乎吾校？而吾校之当局，竟能努力振作，支危匡敝，竟于风雨飘摇之声中，作一木支厦之旋斡；诸同学亦自审其势之危殆也，鼓其百折不挠之勇气，以与时局抗。卒能斩辟荆棘，逾越险阻，达乎康庄之大道。……”[17]这是极为中肯的评价。纵观兰大校址变迁，从萃英门，到盘旋路，再到新校区夏官营，兰大的每一阶段，都能在荒凉中开辟一片绿洲，给世人一种惊喜。这是兰大“自强不息”精神的又一体现。
我们知道，兰大精神不是以上这几点便可以概括的，但是我们从这冰山一角中也能发现至公堂与兰大精神的契合。悠久的历史，亲密的联系，精神的传承，都是加在心里的砝码，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公堂可以而且也应该是兰大学子的精神家园。
此外我们把眼光再放宽一些，放眼甘肃省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来定位至公堂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所处的位置。
五、近代甘肃教育的艰难起步
甘肃省在西北地区是具有特殊地位的，这一点从朱家骅先生在谈论庚子赔款的时候所说的“至于中小学教育，大部分的补助赞助用于西北，西北之中，尤其以甘肃为最，教育部办理义教，本会的几次补助，也大部分指定甘肃。甘肃在地理上局西北之要枢，并且原有的教育事业情形也略好，要树立基础比较容易，所以把它作为中心，而再求逐渐的扩充和发。”也可得以体现。但虽言其教育形式略好，要树立基础比较容易，但毕竟作为中国比较落户的西北地区一省，受频繁的战乱、复杂的民族关系、闭塞的交通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其教育事业同东部各省，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要研究甘肃一方教育史，就要从它与其他省份的差异性谈起。“地方教育史的研究价值最根本的应该体现在他所展示的一地区教育发展与全国教育发展乃至其他地区教育发展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仅体现为其地域性的差异，也不仅体现各行政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而更体现在生活在这一地域或行政区域内的人类群体的文化实践的差异。不同地区由血缘、族群、语言、风俗习惯、宗教、精神与生理特征以及历史等因素构成的文化实践彰显着的地域性文化的不同特征和风格，这些各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共同组合成了中华文化。”[18]
首先，甘肃省面积相对广大。康熙年间，陕甘分治，甘肃独立建省，当时的甘肃管辖今宁夏全区、青海河湟地区、新疆乌鲁木齐、哈密一代以及进甘肃全省。由于受地形等因素的影响，甘肃省呈东西狭长态势，东西联系很不方便。治理这样一片区域，要有相当长远的目光和战略。
其次，甘肃的民族众多，宁夏等地是回民的集中居住地。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血缘、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在以民族成分复杂为特征的地域文化背景下，发展教育事业，面临许多特殊的困难与挑战。“各民族之间由于信仰各异语言不同，所以生活习俗差别很大，历代统治者挑唆利用民族矛盾，使相互间结怨甚深，互相攻讦，以达到为我所制的目的。思想上采取愚民政策，对民族文化教育放任自流，甚或压制打击。加上民族浓厚的宗教情绪，甘肃的民族文化教育长期以来处于极度落后中。”[19]清末民初，回民占兰州市人口比例曾一度达到50%，这样的社会结构对当地的教育事业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回民和汉人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尖锐摩擦，对于回汉之间的纠结所在，中央地方各持己见，难以达成共识，民族矛盾迟迟得不到缓解反而越演愈烈，中央认为，甘肃的民族纠纷是民族问题，动不动就大军镇压，而地方回民则另有说法，“回汉之纠纷，人多误指为民族问题，或云回人性残暴喜乱，两者皆非也……回汉纠纷，别有病根在，非民族问题，乃政治问题也。自满清以还，专尚压迫，民国改建，既号称五族共和，则是五族一家，平等兄弟乃不料抑之尤甚，对于边政措置，更属失当。当以内地隔阂，官吏甚擅作威福。回民素好刀剑，不甘屈服，至忍无可忍，乃起而反抗。此回与官抗，非回民汉族之争也。”[20]不管具体原因为何，矛盾尖锐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样的民族纠纷严重地影响了民族教育的发展，各族之间互相仇视，怎么可能同处一室，共同学习呢？另外，少数民族自古以尚武为传统，发展少数民族的教育，不能将汉人的教育体制生搬硬套。“民元以前，会藏两族同胞，更绝不使子弟入学，近年回教领袖，已知提倡教育，而藏民知读书者，仍属寥寥。”[21]以回民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是很棘手的。
再次，甘肃经济落后，地方财政不支。事实上，这并不是甘肃独有的问题，全国范围内形势都比较严峻。“教育体制也与行政、税收取向配套，大致符合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全毋需高收入，政府支出的份额甚少。但新学制的教育成本就远高于科举体制下以民间为主的读书系统，可能远远超出当时的社会习惯的负荷。”[22]。兴科举时，私塾教育皆民间自办，而新学制下的学堂则多依懒政府的财政支出。并且，新学堂所需花费比旧学堂大许多。教职员的素质要求与相应的薪酬以及图书仪器德的购置花销都要高于旧式的私塾。“更重要的是办学已成集体或官方之事，这一由私向公的转变可能减弱民间的积极性。”[23]这一问题在甘肃表现的尤为突出。甘肃的私塾教育落后于东部各省，民间的资本既少且不集中，如今除旧布新，教育经费多靠政府出纳。甘肃省在经济发展上本来就落后于东部各省，再加上官员腐败，战争频繁，经费多用于战事，教育往往得不到应有的经费支持。“甘肃教育，年来经费拮据，仅能维持现状。在客观需要上，学校数量年有递增，而设备方面，更兼简陋。”“拨全甘卷烟特税为教育补助费。省垣中上各校，每月均需经费三万余元，……省政府改组以后，适值淡日，专款难期收足而各县中等各校除旧欠之外，应领（民国）二十一年上期经费，亦多拖欠。”[24]另外时任甘肃省教育厅长水梓先生也曾言“甘省教育落伍，本在意中。省库既缘灾害频繁，而致支绌，教费无着，教职薪俸过薄，且不能按时发放，是以经济人才，两俱缺乏。年来民不聊生，转徙之不暇，安望求学？”[25]新的学堂教育多为义务教育，学生会从学堂得到一定的生活补助，如此教职薪俸尚且难以维持，学生的补助就更难落实。同时教师待遇过于微薄，再加上甘肃地处西北，并且多为犯人流放之地，自然难以招揽名师大家，师资力量不强也是发展甘肃教育的一大障碍。“水氏此次来长教厅，满欲一展抱负，奈困兹环境，有怀才莫施之感。”[26]甘肃法政学堂时期，经费问题也依然为办学最大之问题，时任校长蔡大愚先生就时常自减薪金来弥补校用。如此，非有对甘肃对国家深沉爱的人谁会来此教书育人？“如于各级学校增加设置费，减缩经常费，提高教育待遇，则甘肃教育前途，大有希望也。”[27]。说到底，经济欠发达这是甘肃的基本状况，这一基本状况也是了解甘肃教育的基本出发点。
六、从至公堂出发眼观甘肃教育
虽然西部教育的发展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但是政府和民间的双重有生力量，始终还是在推动着它的迈步向前。在甘肃省的教育史上，至公堂的建立无疑是划时代的一笔。至公堂在科举时代对甘肃教育的促进作用在前文已有详细说明，此处就不再赘述。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曾经的甘肃举院并没有终止贡献西部教育的作用。作为甘肃省文化事业的一个标志，在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甘肃举院依然是当地文化的源泉与中心。在甘肃近代教育起步后，很多新建的学校学堂，都建于此地，或移居于此地。至公堂就像是一个教育的花盆，开满了甘肃教育的奇葩。
1903年，甘肃大学堂在兰州西关翠英门内借旧举院供给所及官庭两小院正式开学，定名为甘肃高等学堂，是为甘肃最早建立的近代学堂。后改名为甘肃文高等学堂，民国元年改为全省中学堂，次年改名为甘肃省立第一中学，即今天兰州第一中学前身。
1907年，兰州道彭英甲主持在兰州旧贡院内创立矿务堂，由提调傅秉鉴、坐办张孝全负责。又在同址创办农林学堂，由彭英甲总办。
1910年，在兰州举院成立高等巡警学堂，附设警察传习所。
1913年10月17日经甘肃教育司批准，甘肃法政专门学校（兰州大学前身）迁往至公堂所在的甘肃贡院，利用原有的至公堂、观成堂为教室（阅览室和图书馆）
1917年6月，省署在西关举院旧址开帮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大林区署专员罗经全任校长。
1936年1月5日，甘肃省立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在兰州翠英门前举院气象测候所旧址成立。冬改为省立兰州高级助产职业学校，首任校长为吴瑞芳医师。1950年改名甘肃省立卫生学校。1952年更名为甘肃省兰州卫生学校。
通观上述列出来的几个学校，从创建之初学校性质来看，已包含矿务、农林、法政、警察、天文、卫生等近代教育的各个方面，这些学校大多成为甘肃省以后各项教育事业的基石，从此处衍生出来的教育事业为甘肃省的近代化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这奠基性作用不光体现与教育的科目门类中，还表现于一大批优秀教师人才从这里走出，为整个甘肃教育文化事业输送了新鲜血液。初创在至公堂的甘肃文高等学堂，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教育家，如邓宗、赵元贞、水梓等，这些教育家又是甘肃教育事业的奠基人。1913年6月社会人士邓宗、王之佐、吴慧慈等人劝募经费，在南府街（今金塔巷）租用民房创办女子讲习所，邓宗为主事，开启了近代兰州女子教育的先河，其女邓春兰是我国上世纪初著名的倡导男女平等教育的进步人士。1922年在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内附的蒙养院是甘肃最早的一所设备较好、教学新颖的幼儿园。赵元贞则为兰州二中的创始人，并担任过甘肃教育厅副厅长。被誉为“陇上第一名流”的水梓先生担任过甘肃省教育厅的厅长，为甘肃的教育事业执牛耳，其后代也多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学者，其子水天同多次留学欧美是全国知名的语言学家，二子水天明曾为兰州大学外语院教授，三子水均益更为家喻户晓的央视著名主持人。从至公堂走出的兰州大学，如今是西部最重要的教育中心，在各个领域为西部的教育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需要提出的是，兰州大学还是西安外国语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的前身。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是西北俄文专科学校，该校是在1952年有西北大学俄文系、兰州大学俄文系、中国共产党西北局俄文班合并而成，同兰州大学渊源不浅。而甘肃农业大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946年的兰州大学兽医学院，其与兰州大学的亲缘关系更加直接。
光绪元年建立起来的甘肃贡院，不仅在科举时代为甘肃省的教育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即使在科举被废除之后，对甘肃省的教育事业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无论是在新兴近代学堂的建设方面还是在培养人才方面，它都可以说是甘肃教育界的一座丰碑。把至公堂认定为是甘肃教育事业的源头也并不为过。如今的至公堂不应仅仅只作为一个潜在的旅游资源而开发，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深掘它在文化教育史上的重要意义。
七、至公堂的现状
追踪考察各个省市自科举时代留下的贡院，我们发现现如今只有甘肃贡院、直隶贡院、江南贡院、云南贡院和四川贡院保存比较完整。在这五所贡院中，甘肃贡院至公堂是得到了比较完整的保存，但整体而言，情况不及其他四处贡院乐观。尤其是在近几年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中，甘肃贡院的建筑一座座的被毁被拆，令人痛心疾首。我们不仅要追问甘肃贡院何以遭此厄运？是民众认为甘肃贡院资格不够，不值得保护？还是甘肃民风彪悍，善于破坏？
时建甘肃贡院，乃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地方贡院，其对西部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于前文有细说明，甘肃贡院受到保护绝对是够资格的。至于甘肃民风彪悍，善于破坏，也纯属无稽之谈。在甘肃保存下来的文物古迹不计其数，仅是世界文明的敦煌莫高窟便让数以万计的敦煌学研究者，为之倾倒，兰州市也有众多如白塔山、五泉山等古迹保存完好，何以一个甘肃贡院就要遭此厄运呢？
来看其他保存较好的贡院的情况。直隶贡院和江南贡院，均位于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恢宏的贡院成为当地发展地方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的招牌，同时作为研究科举制度的第一手材料贡院文化也一直备受相关文人学者的青睐，应该说，作为重要文物贡院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开采与利用。四川的阆中贡院的情况也比较乐观，早在2007年下半年，阆中市曾投资1000万元，把阆中举院加以修缮，更名为四川举院，并打造成古代科举博物馆，成为中全国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互动性最强的中国唯一乡试贡院。而修建以前，阆中举院后院和殿堂全部被拆除，只留下了前院的卷棚式廊道和左右两排考室，建筑面积仅余1000平方米。同规模宏大的甘肃贡院简直难以同日而语。云南贡院，与甘肃贡院有很多相似之处，现在位处高等学府内部，是学校重要的文物景观。虽然放眼整个省区，云南贡院的对云南省的教育意义是很难企及甘肃贡院之于甘肃文化教育的影响和作用的。但是，云南贡院现在在云南大学的大力修缮与保护下，气势明显强于甘肃贡院一个至公堂。由于兰州大学校址的多次变迁，今天的甘肃贡院已经不在兰州大学主校区内部了，兰州大学深厚浓重的历史渊源已经略显逊色，这是很大的一笔损失，如果有一天甘肃贡院今天仅留下的以至公堂为代表的历史遗存也得不到重视，惨遭风化，那么无论是对兰州大学还是甘肃文教都将会是无法估量的重大损失。
[1]刘海峰《贡院·千年科举的背影》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5期
[2]孙占元《左宗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引自奉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53—259页
[3]孙占元《左宗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4]《明远楼与甘肃贡院的兴废》邓明《档案》2008年第五期
[5]郝洪涛《甘肃历史人物》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
[6]、[7]陆润林《兰大学校史1909-1989》第10—11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
[8]陆润林《兰州大学校史1909-1989》第43页引自《甘肃省立甘肃学院要览》（民国三十年度）
[9]陆润林《兰州大学校史1909-1989》第90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
[10]顾颉刚《积石堂记》
[11]刘海峰《科举停废与文明冲突》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176期
[12]《何为中国大学精神之源》---江苏高教2004年04期
[13]、[14]《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刘海峰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168期
[15]《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558—560页
[16]《与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93—194页岳麓书社
[17]陆润林《兰大学校史1909-1989》第39—42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
[18]王建军《对地方教育史研究的思考》
[19]杨荣《民国时期甘肃民族教育述略》
[20]林鹏侠《西北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21]陈赓雅《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22]、[23]罗志田《科举制度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
[24]陈赓雅《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25]、[26]林鹏侠《西北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27]陈赓雅《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