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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的大学校长中，蒋梦麟堪称难得的“干才”。他身为留美教育学博士，师承杜威的民主教育理念，又深得蔡元培、黄炎培等海内大家的器重，在五四风潮悬疑重重的敏感时刻，竟以三十四岁的“学界新锐”身份代表蔡校长进入北大重整校政，迅速稳定住局面，为最高学府的增高继长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1930年冬，蒋氏相继卸去浙江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等职务，挟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一笔数目可观的“赞助金”重返北大，正式出任校长一职，与胡适等人开始了“振兴北大”的顽强努力。他针对性地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的主张，力图使名实难符的最高学府渐次步入“现代大学的正轨”。即使在日寇进逼、华北骚然的危难时局中，他仍能镇定自若地恪尽职守，赢得包括外敌人士在内的举世尊敬。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干才”，在抗战阶段的西南联大后期竟然投闲置散，一无所为，渐渐走上大学校长的“末路”，却是世人所始料未及的。
当初，决定将北方三所学校南迁长沙组成联合大学的创意，主要是由胡适、傅斯年和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等人在南京发起和启动，作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大体属于“事后跟从”。他在后来写成的《西潮》一书里忆述：“与北方三个大学有关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议学校内迁的计划。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从北方撤退而在长沙成立联合大学。胡适之从南京打电话给我，要我回到南京商量实施这个计划的办法。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此处蒋氏的“勉强同意”，显然是基于如下的隐忧：“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富于办学经验的蒋梦麟无疑深悉此中的繁难和不易协调。但国难当头，并无多少选择余地。他回忆道：此时“虽然胃病时发，我仍勉强打起精神和梅（贻琦）校长共同负起责任来，幸靠同仁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1〕。
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晚年所撰《三松堂自序》记述当时校内的领导体制：“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没有校长，由三个学校的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共同主持校务。到了昆明以后，这个制度继续下去。常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教务长、总务长和各学院院长列席。南开的校长张伯苓不常在昆明，实际上只有两个校长在校。北大校长蒋梦麟负责对外，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对内，处理日常事务。办事的职员也以清华的为多。梅贻琦说过，好比一个戏班，有一个班底子，联合大学的班底子是清华，北大、南开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2〕联合大学的体制之所以以清华为班底，显然是由于清华的师生总数、学科规模、经费份额等综合实力相对占先，客观上居于某种主导态势。由三校的校长组成常委会，在形式上构成了集体领导局面，不过，南开校长张伯苓基本常住重庆，倾力于南渝中学和国民参政会事务，南开大学的校务则委诸黄钰生教授负责。张伯苓曾用幽默的口吻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意即你做我的代表，而蒋梦麟则托付三位校长中年龄最轻的梅贻琦：“联大事务还要月涵先生多负责。”这大概就是1939年春蒋梦麟致胡适信中所说的“三校以互让为风，三位已成一体”的合作氛围。
蒋梦麟负责对外，应是借重他的社会声望、人际网络以及卓越的办事和活动能力。长沙暴露在正面战场以后，联合大学面临再次西迁，迁往何处？蒋梦麟权衡利弊，果断决定西迁昆明。进入春城后，由于校舍逼仄无法安顿，蒋提议将文、法两个学院另行安置在云南第二大城蒙自，从而建立起蒙自分校。随后而来的日军的猛烈空袭和滇越战线的紧张形势，又促使西南联大的决策者们一度预备再次西迁。为此，蒋梦麟深入四川境内，寻觅合适地点，确定在叙永建立分校，一度将一年级新生集中于此。应当说，在西南联大建立最初的两三年间，蒋梦麟在一系列“大关节处”相当程度上起到了主导作用。及至1941年以后，云南周边战事趋于稳定，西南联大开始收缩集中在昆明一地，师生们历经数载惊扰之后迎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此前，蒋梦麟在距昆明城区数里外的乡间购得茅屋二十余间，举家移居到此，并为校内同人遇到空袭时疏散乡下留足了备用的房间，以至“每逢警报，高朋满座”。
二
西南联大的前期筹建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以后，蒋梦麟在校内便进入“赋闲”状态，对日常校务少有过问。政治学教授钱端升对此曾有所描述：“同事逃警报不一其道，梅月涵有报始走，梦麟住乡下，除开会应酬外不进城，其别之大者也。”〔3〕蒋、梅两位校长一闲一忙，似乎也是势所必然。蒋氏曾说过这样的话：“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乍一听来，令人费解，然确乎意味深长。与西南联大几乎同时建立的西北联合大学（地处陕南）亦是由平津另外三所高校组成，由于各自争持不下，矛盾重重，难以安心办学。蒋梦麟评论说：“他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他在1939年4月21日致胡适的信里谈得更明白：“西北联大彼此闹意见，闹得一塌糊涂。西南联大，彼此客客气气，但是因为客气，不免有‘纲纪废弛’的坏结果。互让是美德，但是过了度，就会变成互弃职守。这界限是很难划。我是不怕负责任的，但是见了西北的互争之弊，就忍受下去了。”〔4〕因此，他审慎处理联大内部的相互关系，采取超然大度的“低调”行事方略，有时不惜忍让以维持大局。从最终结果而言，西南联大在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团结合作，克服各种消极因素，创获了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值得后人大书特书。然而，知悉历史的细节和过程，较之一般的“浮泛褒扬”，似更能深度体味历史的深邃和前人的智慧。应当说，蒋梦麟在处理联大内部关系时感受到的内心苦涩，恐非外人所能窥知。
大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利益的摩擦和追逐，越是程度高的群体，其摩擦和追逐的形态就越显复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清华外文系教授叶公超在一篇记述蒋梦麟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披露：“在长沙临时大学的时候，三校之间的矛盾就已相当突出”，当筹建联合大学一度毫无进展的时候，有人劝说蒋校长干脆“散伙”，蒋随即正色说道：“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5〕北大史学系教授钱穆所撰《师友杂忆》一书亦有一段记述：“一日，北大校长蒋梦麟自昆明来。入夜，北大师生集会欢迎……诸教授方连续登台竞言联大种种不公平。其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及北大校长均留重庆，惟清华校长梅贻琦常驻昆明。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长由清华冯芝生（冯友兰）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汤用彤），岂不堪当一上选。其他率如此，列举不已。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余闻之，不禁起坐求发言。余言，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余言至此，梦麟校长即起立插言，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不再在此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群无言。不久会亦散。”〔6〕上述这些当事人的回忆，反映出当时西南联大校内的某种情绪和不协调倾向，亦足见处在蒋氏的地位刻意维持大局的苦心。
不过，蒋梦麟私下里也不免感到苦闷，甚至抱怨当初的合校体制束缚了北大的自由伸展。1943年初，他致函胡适剖白心迹：“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副其实。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责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人一棍打死。”〔7〕看来，蒋氏在朋友中间乃是一个性情中人，同时更反衬出在“公众”面前他的责任心和涵养。就是在这段“赋闲”的时日里，多年来一直因忙于公务而自感“学问荒废得可以”的蒋梦麟，竟难得地有余暇余力做起个人的学问来了。他闭门研究书法艺术，写成《书法之原理与技艺》书稿，并与沈尹默交流切磋，颇有心得。他自抗战爆发的次年即发愿用英文撰写自传性质的《西潮》一书，但因为英文表达的障碍，不得不暂时中断写作，补习英文。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坚持“早晨六时起读英文用苦功”，终于利用包括躲空袭警报时间在内的一切余暇，于1943年底完成了这部后来在英语和华语世界均受到“好评如潮”的书稿。可是，他与朋友谈及此事，却是既幽默又率真：“我这本书也不过是玩意儿，觉得有趣得很。所以黎明到深夜不断地好像人家喜打麻将的一样着迷。如能摸几文钱，使我全家的灵魂不与体魄分离，已是意外的收获了。”
重庆方面显然注意到这位北大校长投闲置散的状态，相继安排他担任一些社会“闲职”。其中较为显要者，乃中国红十字会会长。1941年7月间，蒋梦麟上任伊始，即与一学生携带药品驱车视察各地红十字会工作，先后经滇、黔、湘、桂、川等数省，行程数千里之遥。沿途所见各地壮丁收容所实况，竟是惨不忍睹，令他“心悸神伤”，大为震撼。在贵阳一收容所遇到来自广东曲江的壮丁，出发时有七百人之众，而此时只剩下寥寥十七人，大部分人于步行途中病饿劳累而死，尸体或草草掩埋，或弃置山野途中，任野狗撕食，而“一班办军役的人”对征来的壮丁打骂苛待，毫无人性。试想这样的壮丁充军作战又有何战斗力可言？回到重庆，蒋梦麟直接向最高当局投交报告，内称“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据蒋梦麟回忆：“最高当局看来信以后，就带一位极亲信的人，跑到重庆某壮丁营里，亲自去调查，想不到调查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我的报告。于是把主持役政的某大员，交付军事法庭。法庭不但查明了他的罪案，而且在他的住宅里搜出了大量金条和烟土，于是依法把他判处死刑而枪毙了。”〔8〕这一事件，震动了军界高层，也引发了当时兵役制度的若干变革，在大后方传扬一时。此外，这个时期，蒋梦麟还兼任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国分会会长，不时迎来送往地参与一些民间外交活动。此类事务虽不无意义，却与他北大校长的本职工作渐行渐远，以致当时担任美国情报协调局中国代表的费正清也误以为：“蒋先生早已不在北大工作。”
三
事实上，此时蒋梦麟与北大教授们的关系，就整体而言，也越来越疏离。据数学系教授江泽涵当年的观察：“校长避免与教授接谈，当然与学生更无关系。蒋校长绝对不看教授，教授也只极少数去看他。只有一个校务会议，起初不选举代表，被教授逼迫多时，选出代表，但不肯开会。好像每年有两次会，就算稀有的事。开会时总设法阻止多谈。校长从远处回来，有时有个茶会，或校庆时有茶会，但在这种会中，毅生（郑天挺，北大总务长）兄总做出难堪的样子，叫人唱戏或想别种办法闹一阵而散。这种情形过去特别显著，近一两年好些。所以有人说蒋校长当红十字会长后，精神好多了。盼望他做更大的官，精神可以更好些。”〔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北大教师对西南联大时期北大的处境和现况甚不满意，其评价也以负面的居多。哲学系的汤用彤指出：“北大南迁以来，其固有之精神虽仍未衰，而为时势所迫，学校内部不免日嫌空虚”，“北大教务方面，人员零落，即留在校中者，亦因流离转徙之折磨，英气大逊于往昔”。中文系的罗常培认为：“政府太不同情我们了，过去几年，北大简直没办法发展，不单比不上清华，连浙大、武大都抵不住。”生物系的年轻学者牛满江也认为：“抗战期间，为北大黑暗期，蒋（梦麟）先生于每周纪念会上说‘现在北大有如佛前微光，抗战过后必会发扬光大’。”自称熟知学校情形的“昆明通”、数学系教授许宝禄说得隐晦却更尖锐：“过去五六年太黑了，个把好人厕身其中，连轮廓都看不见……”而与北大渊源深厚、作用特殊的傅斯年私下里则说得十分直白：“我们这些年与清华合作，清华得到安定，我们得到鄙视”，“大家心中的心理是‘北大没有希望’。”这些均发自1945年或稍后的议论〔10〕，明白无误地反映出，教师内部的不满正在积蓄，一场变革似也正在酝酿之中。
就在蒋梦麟“再上层楼”，决计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而仍想兼领北大校长的意向明朗以后，不满和求变的火焰瞬时喷发了。且看当时实际管理北大校务的郑天挺教授的追述：“北大校长蒋梦麟在这年（1945年）上半年曾到美国考察教育，北大教授们曾希望他到美国能采购洽商一些仪器、图书，并物色新教授，以为胜利复员后的北大建设有所裨益。不料，他这时却被行政院长宋子文找去做行政院秘书长，并于6月就职。此事蒋事前未与同仁商量，事后又不来信与教授们解释，而且自美国回国经过昆明也未下机而径飞重庆。到６月末给我来信说他‘仍可兼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事拟请周炳琳先生代理。北大事务拟请你偏劳’等语。因而引起北大教授的不满。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对此事尤为愤慨，感情异常激动。月底教授会讨论，多数教授主张，既然做官就不能兼任大学校长，应由在美国的胡适继任北大校长。但胡适一时也不可能回国，必须有个代理校长。9月初，教育部正式发表胡适为北大校长，傅斯年为代理校长。”〔11〕郑先生的回忆平实而淡然，而当年北大内部“倒蒋迎胡”的气氛实则颇为激愤。正如江泽涵所述：“梦麟先生做官而兼校长，几乎全体不赞成。有些人以为他将来会回来，暂时北大敷衍过去，也未尝不可，但这只是与他最接近的少数人，多数人很痛恨战时北大敷衍的不当。”法学院长周炳琳指斥道：“蒋校长的兴趣不在大学教育，战时他对北大的事不问，但他每日忙着招待无关紧要的外国人和云南的显要，可见他的兴趣所在。”哲学系教授贺麟也认为“梦麟官兴正浓”，许宝禄甚至说“梦麟先生无论多理想，有了中委的头衔（国民党七全大会蒋梦麟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就不免是自由之累了”。看来，当年的北大教授们在官与学之间，有着判若分明的选择。
其实，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有时兼为政府官员并非没有先例。即以蒋梦麟自身来说，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同时仍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蒋介石一再劝说北大校长胡适出任国府委员等职时也应允仍可兼做校长。就在蒋梦麟此次出任行政院公职之初，傅斯年的最初反应也是与教育部长朱家骅商量请周炳琳“代理一时”。可是北大教授希望“易人”的诉求以及朱家骅的态度改变了局面，他们均属意于胡适。周炳琳就认为，蒋梦麟去做官，中央研究院又有代理院长，此乃胡适任北大校长的最好机会。然而，最高当局的蒋介石却有意让傅斯年接任北大。傅氏急忙呈上一函敬谢不敏，称：“北京大学之教授全体及一切有关之人，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为日有年矣……适之先生之见解，容与政府未能尽同，然其爱国之勇气，中和之性情，正直之观感，并世稀遇”〔12〕云云，大有非胡适不可之势。而蒋梦麟此时在朱家骅、傅斯年的劝说之下，并无“恋栈”之意，竟亦慨然“让贤”。1945年8月7日他回到昆明召集教师茶会，坦诚地言称：他欲兼任北大校长却违反了自己手订的大学组织法，最初未想及此点，经朋友们的提示和劝告，决计辞去校长职务。据与会的人士观察，“他讲话的态度极好，得着大家的同情”。蒋氏在北大的“谢幕”，未失他一贯的风度。哲学系主任汤用彤、生物系主任张景钺等此前曾诚恳地劝留，然而抗战结束之际北大的“蒋、胡交替”已是势所必至，无可挽回了。
四
胡适的态度又如何呢？自三年前胡适卸去驻美大使职务，表示将仍回北大教书以来，人们对他即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蒋梦麟致胡适信中说：“兄回北大之电到昆，不特北大同人的一大鼓励，而联大同人亦颇觉兴奋，弟则气更为之壮。盖弟常与同人言，兄将来必回北大也。”〔13〕蒋氏显然想望与胡仍像三十年代前期那样联手复兴北大。但前引傅斯年致蒋介石函中有北大同人“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为日有年矣”的说法，显示人们对胡适的期待已非比从前。在“蒋辞胡继”的局面刚刚露出端倪时，与北大关系深厚、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周鲠生即告知胡适：“此间北大朋友以为复兴北大，非兄莫属。”丁声树甚至认为，胡适的学风与襟度“只有蔡（元培）先生可以比拟，而治学方法的感人之深，我敢说是三百年来没有人能赶得上的”。在北大颇有影响力的周炳琳态度更为明确：如今处在最重要时期，“只有适之先生能来改善北大，并影响全国大学，这就像以前蔡先生的时候一样，别人不能当此任”。基于这样的认知，当胡适继任北大校长的消息传来，时人使用最多的形容词句是“众望所归，群情欢悦”。可见胡适当年在知识界的地位之高，在蔡元培故去后已不作第二人想。胡适虽远在美国，但透过多条渠道清楚地了解国内动态。对于众人要他“出山”的劝请，最初推辞，政府的任命正式发表后一个月，他致电朱家骅、蒋梦麟、傅斯年三人，内称：“民国二十年以后，北大复兴，梦麟兄领导之苦心伟绩，弟所深知。北大复员，仍不可无梦麟兄之领导。……梦麟兄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孟真兄肯扶病暂代，最可感幸。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分劳，暂代一时，以待梦麟兄之归。”这个“词意诚恳”的电报，意在化解朋友们间的误解和紧张，同时也以半推半就的姿态回应了众人“非尔莫属”的盛意，可谓高明之至。
胡适成名于“新文化运动”，其在思想学术领域的声威似无人能出其右。可是五四运动当中，蒋梦麟“意外”涉足北大，此后即高居主导位置几十年不堕，胡适竟也心悦诚服。这样的事情之成为可能，除了蒋氏自身实力不凡以外，还与蔡元培的倾力倚重有关。“留法派”的李石曾等人视蒋为蔡特别提携之人，自不无道理。蒋乃蔡的同乡和早年学生，蒋留学归来主撰《新教育》杂志，颇得蔡的赏识和推重，同时蒋与孙中山多有来往，也得到中山先生的特别器重。蔡当年出长北大，在国民党内又甚得孙中山的首肯和支持。这些因素汇集起来，构成了蔡、蒋之间的特殊关系。三十年代，蒋梦麟重返北大，提出“校长治校”，力矫校内教师校外多处兼课等痼疾，甚至不惜解聘“某籍某系”资深教员以刷新校政，其背后的支撑力量既有南京政府最高当局，也有教育界元老蔡元培先生。可是，蒋梦麟作为干练的管理高手，虽能应付复杂局面，然在学术界毕竟无相应地位。所以罗常培认为，抗战之初“胡（适）先生出国后，北大事实上已失去学术重心”。此后，蒋梦麟在昆明办学的“意兴阑珊”，不惜“牺牲”，在某种意义上固然成全了西南联大的善始善终，却不可避免地难以见容于北大，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悖论现象产生了。随着蔡元培等元老的辞世，时移势易，蒋的昔日灵光不再，他的北大同人们纷纷吁求战后北大“更需要对于教育有眼光有见解的人来领导”，借了“校长不可兼官职”的契机，梦麟先生是到了该“体面退场”的时候了。故此有人说：“蒋校长这次离开北大，也许反能使他在北大的地位增高。这确是北大之福。”
五
北大的这场“易长风波”虽然波澜不惊，但现场的核心人物如傅斯年、周炳琳等却也经历了一番“心理博弈”。按傅氏的说法：“枚孙（周炳琳）做得太过火，连累及我，我做得太直爽，累及骝先（朱家骅）。梦麟先生最初态度甚好，近反若有所芥蒂”，“我这些天精神在极度的不安与紧张之下”，“只有先生（胡适）回来，才可替我们解释清楚”。勇猛如傅斯年，似也在经受着愧对朋友交谊的内心拷问。有一个细节似不应忽视，即蒋梦麟的夫人陶曾谷与一些北大教授相处不睦对此次“风波”的作用。陶乃原北大教员高仁山之妻，高遇难后转嫁于蒋，这个经历有些特殊，在大学的“校园政治”中，校长夫人的作用有时显得非常微妙。前述钱穆在蒙自分校欢迎蒋校长会上作深明大义的发言后，次日即受邀出席校长夫人陶曾谷主持的餐谈会；1939年12月，北大四十一周年校庆亦即胡适生日之际，蒋梦麟、梅贻琦及联大主要教授致函胡适庆贺，内中赫然列有陶曾谷夫人的签名。胡适的妻（族）弟江泽涵及傅斯年在致胡适的长函中均提及“蒋的夫人与多位谈不来”，“蒋这几年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谷女士的贡献”，似乎显示这也是促发蒋氏去职的一个侧面因素。不过，周炳琳曾正色申明：“当时同人有主张梦麟先生应即辞去北大职务者，此纯为公，某种谰言不值一辩。”
不过，北大的这次重要人事更迭，产生了一个附带的收获，那就是对学校多年来办学不足方面的思考，而这对复校时期的北大至为重要。大概是在西南联大与清华等校近距离相处的缘故，客观上的距离促使北大反省自身管理不严、学生外语程度不高等项缺欠。北大向有兼容并包的自由空气，然亦不免学风疏阔、管理松弛的流弊，以致影响学生质量。蒋梦麟任职后期筹谋复校计划时便提出：学生无论学习何科，必通一门外国语；个性与群性应予平衡之训练；学科程度应严格要求，不及格者饬令留级或退学，显然在与清华的对比中，他意识到了问题之所在。傅斯年的议论更为直率：我们不能老是坐而论道，我们学校最大的毛病是，学生一入学，便走大街，英文永远学不好，我想大可把一年级搬到城外去受严格训练。罗常培也注意到同一问题，他向胡适建议道：近二十年来北大考不上官费留学，实由我们与清华的教法不同，我们固然应该保持偏重文学的传统，可是在一二年级非采取严格的美国式训练不可，例如清华的陈福田根本谈不上学问，可是他是好的外国语教员。历来以老大自居的最高学府，能够如此平心静气地面对问题谋求改进，盖可视为战时合校机制所获得的意外收益。这些不错的想法，看来要由新校长胡适细细加以实施了。可惜，胡适纵然汇集了那么多的期望于一身，却不曾遇到蒋梦麟当年的办学环境，空有一腔办学热望，竟也无从施展……
蒋梦麟离开了北大，从此也就脱离了他委身几十年的教育界。后来他写过许多回忆性文字，却只字未提此次“易长”的经过。即使在《西潮》一书的续篇《新潮》中，详尽记述状告兵役黑幕一节，却回避了稍后在北大的那段经历。不过他在该书的“引言”写道：“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他称该书的书名是受了五四时期北大那本著名杂志的启示，显现出晚年蒋梦麟对这所大学的特有情愫。1950年12月，傅斯年猝然去世，蒋梦麟于几日后写成《忆孟真》一文，追述数日前傅氏在北大五十二周年纪念会演说的情形道：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14〕如此妙喻，尽显梦麟先生的性格，其中既有掩饰不住的自得，也有那么几分苦涩的成分。
注释：
〔1〕〔8〕〔14〕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209～211、297、332页。
〔2〕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46页。
〔3〕见钱端升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94页。
〔4〕见蒋梦麟致胡适，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5〕孙善根：《走出象牙塔——蒋梦麟传》，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217页。
〔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6页。
〔7〕〔13〕蒋梦麟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50、552页。
〔9〕江泽涵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页。
〔10〕汤用彤、罗常培、牛满江、许宝禄、傅斯年等分别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106、57、44、51页。以下征引北大诸位言论，除另行注出外，均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1945年部分，限于篇幅，恕不一一注出。
〔11〕郑天挺：《南迁岁月——我在联大的八年》，载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页。
〔12〕傅斯年致蒋介石，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