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景星与《四史评议》
李景星（1876-1934），字晓篁，又字紫垣，费县民主街人。清末民初著名文史学家。自幼聪明颖悟，记忆力绝佳，有过目不忘之才，能把《十三经》倒背如流。他参加沂州府试，名列第一，取为廪生。山东学政视察沂州，看了李景星的文章，大加赞赏。然而，李景星后来四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清廷废除科举之后，他以教书为业，培养了众多人才。他博闻强记，知识渊博，尤其通晓国学经典，被人冠以“有典不知问晓篁”的美誉。著有《屺瞻草堂经说》（含《书经管窥》、《诗经条贯》、《易经札记》三种）、《屺瞻草堂楹联话》等，代表作是《四史评议》。
在二十四史中，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称作“前四史”），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四部正史，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关于它们的评论也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个重镇。民国史家李景星秉承评论“前四史”的史学传统，撰写了《史记评议》、《汉书评议》、《后汉书评议》和《三国志评议》，合称《四史评议》。这是李景星研究《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系统专著，是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1932年，济南精艺公司铅印了3000册《四史评议》。1986年，长沙岳麓书社出版了韩兆琦、俞樟华校点的《四史评议》。
与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对“前四史”的札记式评论不同，李景星《四史评议》的最大特色，是对“前四史”的435卷逐篇加以评论。这在“前四史”批评史上，并不多见。
李景星把该书命名为“评议”：“评者，谓持理之平；议者，谓定事之宜也。”说明他治史的重心是史学批评。他评议“前四史”，大到篇章的命题、作品的中心、历史材料的运用，以及各书之间的异同、各篇自身的结构，小到一词一语、一时一地的勘核推敲，都花费了很大的功夫，作出了许多令人叹服的分析和论断。
李景星对每篇纪传的写作意图、篇章主旨，都推求得深，发掘得透，表述得简明扼要，有些话远远高出读者的意料之外。如关于《太史公自序》的意义，他在《史记评议》中写道：“自序非他，即史迁自作之列传也。无论一部《史记》总括于此，即史迁一人本末，亦备见于此。……未读《史记》之前，须将此篇熟读之；既读《史记》以后，尤须以此篇精参之。”可谓要言不烦。
李景星分析了每篇纪传的篇章结构，分析了各段之间，以及本篇与他篇之间、本书与他书之间的关系和异同。这种纲举目张、简明扼要的提示，对于初读“前四史”的人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如关于《汉书·翟方进传》，他写道：“翟方进一生大抵以阴谋陷人，故传中叙次，笔笔刻画，将其惨核之资，倾危之智，及日后覆亡之祸，一律传出。‘小史有封侯骨，当以经术进，努力为诸生学问’，此三句，借蔡父之言，以立通传之根。下文叙事，约分两大层，一叙为丞相司直事，一叙为丞相事。叙为丞相司直，若劾陈庆，劾涓勋，皆因私恨以运其阴谋，点次处曲折刻露，如见肺肝；叙为丞相，前路用轻引法，曰‘胡常贻书’，与前‘清河胡常’段响应，曰‘后母尚在’，与前‘辞其后母’句相应。而‘持法刻深，峻文深诋’数语，尤为此层之总挈。‘初定陵侯’以下，步步为方进之死伏案，而但言灾异之重，恩遇之隆，更无惜之之意，盖方进生平在阴谋从事，其所倾陷者非止一人，次日方进之死，在方进为不幸，在汉家犹为失利也。”分析作品的段落层次，抉发原作者之所以如此组织这篇文章的出发点，都相当精辟，有助于初学者从整体上把握这篇作品的基本内容、基本倾向。
李景星对四史原文的错讹进行了考订。《四史评议》在这方面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例如《三国志曹仁传》写曹仁随曹操征陶谦时，有“从攻费、华、即墨、开阳”之句，李景星对此考证说：“‘即墨’疑‘即丘’之误，即丘、开阳俱在今临沂县境，西北与费、华相接。若即墨，则属青州之北海郡，去即丘几八百里，陶谦为徐州牧，未能有其地也。”考订是非常精当，确定无疑的。
李景星还从文章写作的角度，对每篇纪传进行了分析评点。这对于后学者从文学方面研究“前四史”提供了很大帮助。如关于《魏公子列传》，他写道：“通篇以客起，以客结，最有照应。中间所叙之客，如侯生，如朱亥，如毛公、薛公，固卓卓可称；余如探赵阴事者，万端说赵王者，与百乘赴秦军者，斩如姬仇头者，说公子忘德者，背魏之赵者，进兵法者，亦皆随事见奇，相映成姿。盖魏公子一生大节，在救赵却秦，成救赵却秦之功，全赖乎客，而所以得客之力，实本于公子之好客。故以好客为主，随路用客穿插，便成一排绝妙佳文。”说得极为扼要，切中肯綮。
李景星评论“前四史”的目的之一，是“篇各举其指归，以为读是书者之辅助”。也就是说，他欲凭借《四史评议》指示读史的法门。由于李景星涉猎广博，根底深厚，书中的学术信息量很大，举凡“前四史”研究史上的重要问题、重要史家的主要观点多有涉及，加之该书逐篇评论，文字简要，篇幅适中，所以在今天看来，《四史评议》仍然可以称得上一部研读“前四史”的教科书，在评史与读史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当代著名《史记》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韩兆琦，年轻时学习“前四史”，就开始研读《四史评议》；后来他带研究生时，就指定《四史评议》为重要参考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