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建国初期的苏州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合影 第二排右一为作者母亲
作者2岁时在1950年代市人民法院后花园（今会议中心）
上世纪五十年代，民治路幼儿园的户外活动场景
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治路幼儿园“六一”活动场景
姚萍
1．第一次的鼓掌
1950年深秋，新筹建的苏州市人民法院，在原府前街40号吴县政府旧址大院内（今道前街市会议中心），正式对外办公了，刚从学校走向工作的我母亲，在这里成长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女法官。
几年后，父母和新生的我的家，就安在母亲工作的这个大院里。几间相连的平房，有点黑，门外一条通廊，有点长，陈旧的廊柱，裂缝的地砖。但是那天早晨，阳光不知为什么会那么亮，外面也不知为什么会那么吵，也不知阿姨为什么要给我换上干净衣服，然后就抱我来到了如图所示的的假山上。
假山四周已围着很多人。2岁的我当然不知道他们都是来拍照的。那时照相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而整个法院大院里，也就这处还未来得及整修的老假山，是可以取景的好地方。
我被放到了假山石上，有人正在对着我的一台黑机器后鼓捣，机器上蒙着黑布（照相设备），周围的人都在笑着拍手说："鼓掌，你鼓掌啊！"
我拼命把右掌对向左掌，不期然中，竟就此学会了人生的第一次"鼓掌"。
2．供给制保姆
抱我去拍照的住家保姆，叫许玫贞（音，也许叫许梅珍），母亲说，许阿姨农村妇女，不识字，可是她也和在法院上班的干部们一样，是由国家给予报酬，享受供给制（包干制）生活待遇的呢。
什么叫供给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建国初期延续老解放区生活传统，实行的一种分配制度，即参加革命、在革命队伍中工作的人，可根据不同年限，免费获得由国家分配的生活物资，包括衣物、饮食（分大、中、小灶）、住房、交通费和学习用品等，以及一些零用津贴。可爱的是，这种分配制度，还包括给予在革命队伍中结婚所生育的子女以生活费和保育费等，我就属于这种"在革命队伍中结婚所生育的子女"，每月由国家专门给予保育费，专职带我的保姆阿姨，也由此获得生活保障和劳动报酬。
这种带有战争年代分配性质的供给制，在当时远低于知识分子和国民党留用人员的薪资，是低物质水准的平均主义，但是，不识字的保姆阿姨却很自豪，她是经过了政审和体检后，才取得这份工作的，所以她会说"新社会好，比在旧社会受尊重"。后来，包干制、工资制取代了供给制，许玫贞阿姨走上了新岗位。
3、寄宿制幼儿园
之后，我就进了寄宿制的幼儿园。这种寄宿幼儿的模式，同样也带有战时共产主义的定位：婴儿出生56天后就可寄宿入托，年轻的革命妈妈，一度完56天产假（当时产假是56天制），就可把孩子往这里一放，所有的一切都会由保育员阿姨悉心料理，妈妈尽可以离开孩子，全身心地去投入工作！
这所完全从当时建国初期实际出发兴办的幼儿园，即今民治路槐树巷市机关幼儿园。该园最初只收党政军机关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以及援外人员和前线部队军官在苏子女等。"文革"后才扩大招生。
寄宿在幼儿园的孩子，实行每周6天住园、1天回家的制度，孩子主要的认知，来自幼儿园。那时全社会都"学苏联"，我们教室的墙上，也装饰着欧式风格的白石膏和平鸽，象征"我们要和平"。石膏做的苏联女孩像，头斜靠在合掌的双手上，微笑着闭目遐想，老师曾要我们像她一样，优雅地思考。墙上挂着马恩列斯毛和其他领导人的像，我们经常听关于他们的故事。有次周六回家，正有一群人来家做客，其中有个人头上光光的，像极了教室里的挂像，我竟飞奔相告：列宁公公到我们家来了！众人大笑传播。万万没料到，这句"原创"于我的孩童话语，后来在"文革"中，竟辗转栽赃成老干部"以列宁自居"，冤案啊！
红，洋，是寄宿制幼儿园的两大底色。最有场景感的是，冬天很冷的时候，圣诞老人居然来到了我们中间，他红大衣，白须眉，白帽子，巨大的白袋子里，礼物花花绿绿——我们狂喜，惊呆了，纷纷朝门外看：啊，圣诞老人，你的雪橇在哪里呢！次年，我长大一岁，再过圣诞节，才发现，背着礼物款款而来的圣诞老人，是杨老师装扮的呀！
那时很多的制度，也是学前苏联，有的还辐射到幼儿园。有次星期六的下午，还没到接孩子的时间，我看到母亲和一群人，拿着锄头镰刀，远远地出现在幼儿园里东面的大草地上，开心地以为母亲提前来接我了，老师却拦着我不让过去，说，今天是星期六义务劳动日哇（列宁提倡），你妈妈她们市机关人员，今天是来帮幼儿园义务拔草的噢……
草多蚊子多，夏天的傍晚，老师经常带我们用肥皂抹了脸盆，粘捕蚊虫，动脑动手。教室里也还挂有一张图片，"肥猪浑身都是宝"，我们曾跟随老师参观猪圈，听猪农讲"劳动创造幸福"。也曾集体排队到火车站的月台上，看远方开来的蒸汽火车，当火车带着巨响、冒着白烟轰隆隆驶进站台时，那种在孩子看来特别磅礴的气势，真是当时整个时代风貌的缩影。
寄宿制孩子的父母都非常忙，不能每个周六都来接孩子回家，这时这些孩子就继续住在幼儿园里。周日住在幼儿园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吃到炊事员小路叔叔（音，也许是小陆，或者小鹿）做的菜饭，吃完后还可以溜进炊事房，撒着娇要锅巴吃。有一回，整个幼儿园只剩下我的父母不能来接我，婚假中的军嫂柳老师（音，也许姓刘），微笑着安慰我，很自然地带我去她家（在民治路今农产品超市一带），给我吃她的喜糖，让我睡在她军绿色蚊帐的床上……
老师真诚地爱每个孩子，也教育孩子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团结友爱。记得进入困难年代时，幼儿园只有每周五的下午有水果供应，量很少，苹果切片分，橘子每人几瓣，饼干也由过去的每天二至三片，改为一片，如此大环境下，小朋友能带来的零食也非常少，但谁从家里带来了好吃的，都自愿交给老师，由老师平均分成若干份，大家尝尝。有回老师用小刀把一粒糖果平均分成了12份，说，哎呀，真难分！我永远记得，当我们挨个上台领取那一小点糖屑时，那个甜呀。
平均主义，集体主义，和平友爱，追求理想，人之初的这些枝蔓细节，后来构成了很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孩子成年后的价值体系。现在，当那时的一些花朵，已然在历史中凋谢，也有更多的在中国梦中，焕发出新的璀璨，愿永远有理想之花，美丽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