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毛泽东口述，史诺笔录的《毛泽东自传》中，毛氏对其长沙时代的学生生活曾有下面的一段回忆：“于是第二年夏天我们步行湖南全省，走遍五县，和我一起的有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我们走遍了五县，不费一文钱。农民们供给我们饮，供给我们睡觉的地方。”
这里毛氏所说的那个和他在一起的名叫萧瑜的学生，即是本书的作者萧瑜博士。
萧子升比毛泽东小一岁，却比毛泽东高三届。二人系长沙第一师范不同班次的同学，总角之交。巳故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在其“日记”中记叙说，他在长沙所教授过的最优秀的三个男学生是萧、蔡和森和毛泽东。而事实上这三人当时也是相互间切磋最多的好友。
毛泽东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多半受了蔡和森的影响；这几乎是所有研究中共党史者一致的看法。但毛、蔡之结识则缘于萧瑜。
毛泽东最早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是“新民学会”，而萧博士则是该学会两个最早期、最重要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之一；另外的一个最早创建人是毛泽东。
一九一八年游学北平之举是毛泽东生命发展的一大转捩点；但假定没有萧瑜的策动和授助，当时毛氏是不会或不可能北上游学的。
民国初年，长沙学生时代的萧瑜、蔡和森及毛泽东等三人，被称为“湘江三友”；後来蔡、毛二人转变为马克思之徒，而萧氏则成为一自由主义者。三人本来是生命、感情上的好友，而政治见解和政治立场竟活生生地把他们拆开。若从情意和友谊的观点来看，这实是“湘江三友”的悲剧。
萧氏是民国初年湖南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策动者；在全国性的勤工俭学运动中他亦扮演重要角色。他在法国学成归国後，在二十年代曾为国民党在北方从事地下工作，并曾先後在北平担任农矿部次长、北平大学教务长、华北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三十年代初，他又离国往法，在其後的二十年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法瑞二国从事汉学教育方面的工作。
五十年代初，他自瑞士移居南美乌拉圭，继续其汉学教育工作，现巳辞世。此书名《毛泽东前传》，由台北“李白出版社”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初版。
自序－－萧瑜
本书之作非为歌颂英雄，亦非在贬责草寇。我全无此种意向。何况在我看来，英雄和草寇之间的界线有时根本就是模糊不清的。
本书所述，旨在从我记忆之仓中，选出一般读者感到兴趣，且与远东问题有关联的生平若干片断，作成正确的记录，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对我自己的同胞来说，还是对整个的人类世界来说，我都感到把某些巳经为官方历史或多或少歪曲的事实记录下来，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巳经看到不正确的细菌出现于书册之中。
我的记忆力是我最珍贵的天赋之一－我至今犹能熟记孩提时期之往事－－在撰述本书之各章节时，当年与毛泽东相处的情景一一浮现，历历如在眼前，即使我所保存之当时的日记亦可不必参。旧梦重温，给我带来多少欢栾时光；然而知我者皆能证明我绝不是一个做白日梦的人。
我相信本书是记述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诞生和有组织的发展之头一部著作。我深信，我是唯一熟知此等事件之细节和秘密的人；而由于我并非政坛中人物，故能够公正而自由地加以揭露。
自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毛泽东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之後起，很多中西友人要求我撰写我与毛氏之间的交往……巳知和未知的。于是我开始以法文写了一段当年行乞的经过。这一段故事刚刚写完，友人林语堂先生要求我撰写毛泽东早年的生活，作为他所主编之杂志的主要篇章。原来的故事很不容易缩短，于是我乃重新加以规划，而另外写出二十四章，但在我尚未写完之前林先生的杂志却巳经停刊了。因此我便保有两份原稿，一份为十七章的法文稿，另一份为二十五章的中文稿；我皆欲将之完成。其时内子阅读两份原稿之後大为感奋，而表示愿将两稿合译为一本完整的英文稿。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本书第一至第八章的故事，其中一部分是毛泽东本人告诉著者的，其馀的部份则是我们故乡的亲邻以笑谈的方式传述的。我对他的弟弟毛泽覃知之甚稔。我听说他後来成为一位红军的军官，而远在毛泽东当权之前他就被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击毙了。自从我们在第一师范聚首起——那就是从第八章起——我希望能使当年的经过清楚地重现出来。而由于自己也是本书的一个角色之故，因而能够保证字字真实。我所详述者显然只是经过选择的一些片断，因为要把我们两个人在那重要的十年中一起生活和工作所发生的事情都记述下来，乃是不可能的。
在这本记述中，从头至尾我都极其小心谨慎地保持当年谈话的真切情景。发生于约莫四十年前之所有本书中记录的谈话，一定是被清楚地记忆着的。假定今天我们仍然讨论同样的问题时，所表陈的观点将不会有太大的不同，不过我将会把我观点更有力更成京（？）地表达出来。
二十年来，我阅读过不少中、日文和西洋文关于毛泽东早年的生活和中共诞生的文章和书藉。对那些夸大和荒诞的记述我常常情不自禁地窃笑不巳。中共的出版物怕是在党的命令之下选写的，而共产党处理这类事情的原则是宣传重于真理。在中共出版的一切书刊中，他们通常总是避免提到我的名字，虽则我曾经和他们的领袖在一起工件，并且共同从事组织的活动。假定他们提到我时，一定要在我的名字之前加上“反动的”的字样，因为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人，我的名字对他们没有好处。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的书中我都毫不犹豫地使用共产党人的全名。因为我是在撰写历史，并非为任何目的而作宣传。
本书是对中国和我个人的一个悲惨的纪念品。内子孝隐以坚强的毅力在接受一次严重的手术之前夕完成了英文的译稿。她对本书因其重要使命而将广被阅读一事具有完全的信心，然而不幸，她竟未能及见本书的出版。除了中文诗和散文之外，这是她唯一的一本英文书，她虽曾有撰写若干种英文著作的计划，但可叹的是她巳不能付之实现了。本书之由叙大(SyracuseUniversitty)出版社出版固极为适当，这及为因为内子在学生时代曾经日日夜夜在叙大校园中消度过数年之故。当她因个人的画展而第二次到美国时，曾应邀在那个她所深深喜爱的城市之艺术博物馆中作过一次讲演。
本书之问世获得林语堂先生之协助良蠲而序文之赐尤见盛情。在此我要向退休的荣誉教授、哲学教授派波博士(Dr.RaymondF.Piper)和派波夫人(Mrs.LilaPiper)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派波博士曾为本书写了一篇优美的前言并制作了一简要的年表，而派波夫人为准付印书稿化了很大的功夫。他们两人是阅读本书英文稿头一对美国朋友，而对本书咸表示热切的期待。我对叙大出版部主任贝恩(DonaldBean)和该部执行编辑梅思洛边夫人(Mrs.ArpenaMesrobian)之丰富的经验和才干至为倾心。他们二人对本书的信心巳表现于他们为本书出版所作的努力之中。刊载于本书正文後面的注释系诺尔斯博士(Dr.RobertNorth)所作，我在这里谨向诺氏致诚挚的敬意。
我希望这本记述，对那些寻找关于中共初起之真实材料者有所参考。没有谈到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的话或会在另一本书中记述出来。
(蒙特维多市一九五九年九月)
序言－－林语堂
我能为本书的缘起略缀数语，至以为快。若干年前当着者夫妇寄居法国坎尼斯城时，我们尝作肌长而欢快的聚谈。萧氏夫妇皆是学者和画家，而萧先生对民国初年之人和事的记忆尤为惊人。他学生时代与毛泽东……当今大陆的独栽者……的交往，则是当时最动人的话题之一。
作者和毛泽东来自同一省份和地区，本书的内容自是全然可信。湖南向以出英雄与草寇着称。湖南人从不气馁。因此，这需要由一个湖南人来写另外一个湖南人。我发现著者的政治观点尽避和毛泽东极不相同，然而在这里他却巳成功地写出了一个真实而公正的毛泽东生命塑造时期的传记。我相信本书兼具永久和时下阅读的只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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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许配毛泽东的杨开慧
杨先生有两个孩子：儿子名开智，女儿名开慧，开慧是年小的一个。她生就一副圆脸，身材异常纤巧。有些地方很像他的父亲，深眼窝，小眼睛；但肤色很白，完全没有杨先生的黝黑遗传。一九一二年当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是十七岁，就读于长沙中学。
从那一年起，我和两个同级同学，熊光祖、陈昌等三人，每个礼拜天的早上，例必到杨先生的家去讨论功课，和杨先生的家人同吃中饭，饭後再返回学校。同桌吃饭的，除了我们师生四人之外，还有开慧和杨师母。当她们进来之时，我们只是恭恭敬敬地一鞠躬，以此代替寒暄；我们之中从无一人开口说话。在整整两年的时间中，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在杨先生的家里吃中饭；每次吃饭都吃得很快，而且气氛肃静，连一个字也无人吐露。当然我们亦并非冷漠。我们不可能旁若无人似的坐在那里；有时我们的视线相，特别是当我们之中两个人同时在一个盘子中夹菜时，我们只有藉眉目交通，但彼此之间却绝无相对而笑。一九一八年，当我在北平杨先生的家中用饭时，我们在饭桌上的表现仍和在长沙时一模一样。
杨先生吃饭时从不讲话，我们尊重他的肃静，所以只有尽可能地快吃。这种气氛每令人想到基督徒在教堂里祈祷时的情形。杨先生本来很讲卫生，但他不曾体验到一项事实：人们在饭桌上正常的谈笑，造成欢快的气氛，会有助于消化。
杨太太对人很和气。她烧得一手好，每次都让我们吃得很多。我们对杨师母的菜特别欣赏。但为了避免把桌子上的菜吃光而弄到不好意思，有时我们必须自我节制。我们向杨先生表示，我们吃饭应该付若干饭费。他说假定我们愿意这样，那是可以的，因为在某些外国的大学生也有这种习实，但只能付一点点，作为象徵的费用，绝不能多。
我们三个总是同去同回，但有一次例外，那是在民国元年，中饭过後，杨先生送我们出门之时，他忽然让熊光祖留了下来，停一会再走。于是光祖又坐了下来，我们两个人先走了。当时我猜想，杨先生一定有什么话要单独和光祖说，而不愿意让我们听到；因，对于那件事情我们从来没有再提过。一九一九年，我在巴黎之时，忽然接到开慧一封长信，感到不胜惊奇。在那封信中，她告诉我杨先生的死讯。她知道我钦佩和尊敬杨先生，而她深知杨先生去世的噩耗会使我十分伤痛，因为杨先生和我之间宛如父子。她信中充满了忧伤。我们彼此之间从不曾交谈过，这封信是我接到的唯一的信。在那封信的未尾，她说她正动程返回长沙，但却未告诉我通讯地址：因而，我也无法写信给她。
一九二○年毛泽东回长沙之後，便和开慧结了婚。他们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曾经留学莫斯科，非共的中国都管他叫“毛王子”。不过，开慧却并非毛泽东所爱的第一个女人。在我们同学圈的朋友之中，有一位芳名陶斯咏的小姐曾为杨昌济先生认为最优秀的三个女弟子之一。陶小姐是很出色的人物。一九二○年，她和毛泽东在长沙开办了一间文化书店，然而由于思想上极不相同，後来他们终于在友好的气氛下宣告分手。陶小姐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学校，名叫“立达学院”。後来她一直住在上海，直到去世时为止。她的年纪远较开慧为大。
一九二○年，我从巴黎回到长沙之後，曾经向毛泽东询问杨师母和开慧的消息，因为我算去看看她们。毛泽东告诉我她们位在乡下，很远，但对他们的恋爱的事情却只字未提。後来却又完全告诉了我。当时，我正请杨师母的一位朋友桓太太，替我把一件小礼物交给她。我抱歉的是没有回杨开慧的信，感到罪过的是没有献议照顾杨先生的遗稿。
一九二七年，我在南京听说湖南省政府即将逮捕开慧，因为她巳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是毛泽东的太太。当时我尽了一切努力，包括给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写信、打电报等等，试图挽救她的生命，但终于没有成功。
一九三六年，我第三次旅居法国，老朋友熊光祖到巴黎去看我。我们很自然地谈到过去第一师范的种种，对杨先生的家庭都不胜感伤。我们都认为开慧不应该遭到惨死。说到这里，光祖深深地叹一口气道：“是润之杀了开慧。”
最後，我问他隐藏在我脑子里很久的一个问题：我说：“约莫在二十年前，我就想问你一件事，但从未提出来。现在我希望你告诉我，你是否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从杨先生家里走出来，他又把你叫了回去的事情吗？杨先生和你说了些什么？是怎样的一件秘密？”
他毫不犹豫地答道：“杨先生和杨师母打算把开慧嫁给你。”光祖又补充说：“开慧自己也有这个心。我当时不得不告欣杨先生，说你巳经结过婚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和你们说的缘故。”
我现在静静地想起这件事情。我遗憾的是不曾在三十年之前知晓。杨先生巳经在二十六年前去世，而他的女儿也巳经离开人世十八年了。开慧曾经给我一封长信，而我却不曾写回信给她。那次我回到长沙之後，我甚至没有去看她一趟，而仅托人送给她母亲一件小礼物。她必定认为我是一个亮无情意和托无同情心的人。我应该负罪地说：“假定我未曾结婚，假定我接受了她的爱情，她一定不会以毛泽东妻子的身分被逮捕和被枪毙。”
有一天在日内瓦，我和我的妻子孝隐谈到杨先生的家庭，她深有感触地说道：“它是一个命定的悲剧吗？它真富有诗意！”
我立刻拿起笔来写出下面的一首诗：“人生好梦最难圆，往事悲思四十年。未挑琴心先有意，偕飞比翼早无缘。灵犀曾未通胸次，宝剑无由挂墓前。太息无情贪霸业，害妻饮恨在黄泉。”
第十二章我们的朋友：蔡和森
谈到中国共产的兴起，必须提到我们的朋友蔡和森。他是第一个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毛泽东信奉共产主义，他有极重要的影响。
和森和我是同县同乡。他身材瘦长，两只门牙突出。他是意志十分坚强的人，虽然少有笑容，但对朋友却非常友善。
和森和我本来是第一师范的同学，比我低两班，但後来他转到岳麓山高级师范学校就读。他的母亲在我们湘乡县城主持一所学校，我们都管蔡母叫“大娘”。“蔡大娘”还有一个女儿，芳名蔡畅，现在是中共全国妇女会的主席。蔡畅在十几岁小泵娘年龄之时，我们都叫她“小妹”。她的意志十分坚强，有似及兄，但她的身材矮小，在体魄上和她哥哥全无相似之处。我很喜欢和森，并且尊敬他的家庭。
和森为人缺少创发力和推动力，又不愿意在任何事情上求助于人。因此他在高级师范毕业久後竟一直失业。他的母亲妹妹在岳麓山下租了一所小房子，和森就和她们住在一起。他们生活异常果困窘，常常弄到无米下锅。
那时候我在“修业”和“楚怡”两所学校任职，有一份固定的收入，又在“楚怡”的宿舍住宿。毛泽东知道我与和森的友谊，有一天他急急忙忙跑到学校来找我，问我道：“你听到关于和森的消息吗？”
我惊奇之馀，答说我巳有一段时间没有和他见面了，一直等待着他的消息。
“那麽，”毛泽东接着说：“有人告诉我，他家里现巳断炊，和森为此十分苦恼，认为自己住在家里是给母亲增加负担，因此提了满篮子的书离家，到岳麓山下的爱晚亭去了。”爱晚亭是由四根圆柱所支撑的小尖亭盖，并无墙壁，是黄昏乘凉的地方。“他巳别无所，只好餐风宿露了。”
“你看到他没有？”我问道。
“没有，我没有看到他，是老陈告诉我的。”
“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他？”我问道。
“我去看他毫无用处，我没有办法帮助他。”毛泽东耸耸肩膀，把责任交给了我。
毛泽东走後，我向学校请了假，渡过湘江，往岳麓山走去。走近爱晚亭之时，看见和森背依亭柱，坐在石阶上，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对我的走近全无所觉。从他的神情看去，对整个世界似是寂然无存。
当我叫出他的名字时，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带着错愕的神色说道：“你怎麽有空老远过江来看我呀？”
“我请了一天假。”我回答说。
“那你一定是到岳麓学院去的了？”他问道。
“不是，我不到那里去。我特地看你来的。而且我还要丢看蔡大娘呢。”我答道。
“有什么新闻吗？自我上次进城後又有很长时间了，这里又没有报纸。”
“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我说：“你就住在亭子里吗？毫无疑问这里很好，很凉爽，但如果下起雨来，那也不好受的呀。”
“但现在不是雨季呀。”
“我特来邀你搬到我们的学校楚怡里去住。我在那里很感寂寞，我寝室外面有一间小房和一张床。你可以在那里看书，课馀时我们可以一起谈天。”
“但那里不是你的家呀”他反对说：“你只是在学校住宿，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一点麻烦也没。学校里有我们的宿舍，那就像我自己的家一样，决不会有麻烦。你搬去之後，马上就会感到象是在家里一样。走，现在就跟我去，今天。”
“我必须先回家把东西整理一下。我明天和你一起去。”他说。
就这样决定了，我们便一起去看蔡大娘。和森小心翼翼地提着他那破竹篮子书。当我们到达他家时，蔡大娘叫她女儿去弄些山树的枯枝，不一会工夫，“小妹”就面带笑容地端了一杯白开水给我。他们买不起茶叶，蔡大娘抱歉地说“没时间进城去买荼叶”，请接受一杯开水。我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是四元钞票，我解释说是“给大娘一点礼物”。
“噢，谢谢你，”她说：“可是你不必这样客气！”她谨慎地把那个信封放在她的衣袋中。她猜测，毫无疑问这是金钱，但她却不知数目多少。当时四块钱是颇为可观的数目，至少可供她们母女二人两个月的食用。她很快走进房里，一会又面带笑容地走了出来。她没有说什么，然而我却知道，她巳经打开信封看过了。
“蔡大娘，”我说：“我来邀和森跟我一起到学校里去。他在这里很寂寞，我在学校下课之後，也感到寂寞；因此，我来把他接去和我同住。”
“噢，那太好了。”蔡大娘说：“他一直在家里很寂寞和苦恼，那就是为什么他要到爱晚亭去住了！”
第二天和森带着他简单的行李来到学校，在我宿舍外面的一间小房安顿了下来。房里有一张桌子，一个书架，凭窗阅读，光线甚佳。窗子外面有一株美丽的花树。
那天下午，毛泽东又来看我。当时我正要去上课；我们只谈了几句话，等到上完课学生离去之後，我们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提议和森应尽可能在这里多耽一些日子，後者听了之後也很高兴。我们三个人同吃晚饭，然後毛泽东回第一师范，他那时还是学生。
我必须和学生们在一起吃中饭，因此和森就只得单独在我房子里用饭。我先巳安排了厨子为他准备饭食，但我听说他每天只吃一顿中饭。他每天下午外出，直到晚饭过後他才回来。当我问他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吃晚饭时，他答道：“在下午的时候，我喜欢到图书馆里去看书。有时候也回家去，我自然是在家里吃饭，饭後再回学校。”
这件事似乎十分奇怪，因为他家距离很远，又必须渡过湘江。他怎样能够每天晚上都回家吃晚饭呢？至于在城里我实在想不到他能在什么地方吃晚饭。不，他一定每天只吃一顿饭。
不久之後，厨子开玩笑似的评论我朋友的胃口。“你的客人真是大吃家！”他惊奇地说：“我常常给他拿半桶饭，他的食量竟能够得上三四个人。”
听了厨子这番话之後，和森每天只吃一顿饭，巳毫无疑问了。我再问晚上他晚上究竟在哪里吃饭，但他不肯答覆；我也就不再说什麽了。他显然不愿意让我给他多付饭钱，尽量地为我节省。但他不肯解释他的动机。我对此感触良深，自不待说。便暗嘱厨子为他每餐增加肉食一盘，够他一天所需的营养。这件事显示出和森的禁欲主义以及他在友谊方面的完美。後来我和他提倡学生“半日工作”的运动。一九一九年，他和他的母亲、妹妹一起到了法国，他住在蒙太几中学学习法文。在那里他爱上了我们最好的女会员向警予小姐。因为当我也适在法国，和森便把有关他恋爱的种种完全告诉了我。他们二人曾就有关两者的爱情写过一部题名“向上同盟”的小册子。他们徵询我的意见，我知道他们巳经同居，有如结了婚的夫妇，虽则他们已违了婚姻的原则，于是我答覆道：“你们两位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祝贺你们两位，并献给你们四个字－－『向下同盟』这是你们的书的名称，只不过改换一个字而巳。”
过去和森已坦白表示过对所谓资本主义制度的厌恶。早在苏俄革命之前，这已是他们的公开意见，只是他还没有发现怎样才能把它实现。因此在俄国建立了共党政府之後，他全心全意毫无条件地接受它的理论，自是合于逻辑的结果。我曾经劝过他，接受共产主义之前应先对他的理论加以研究和分析，但他认为那是不必要的，因为共产主义的真理十分显明。
法国的《人道报》充满了共产党的宣传，和森的法文水准虽然甚差，但他却天天手拿字典来阅读那张报纸。由于他不能完全看得懂，因此在翻译上他便弄出很多错误，但他对这种错误却并不承认，甚至对他自己亦是如此。他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意念，任何力量都不能对他的信念动摇。不过当我们在一起讨论时，彼此之间的态度总是愉快而亲切。我们彼此之间的竟见虽然相去甚远，然而我们都尊重对方的意见。因此，直至和森去世为止，我们之间的友谊仍然十分坚牢和亲切。
和森在法国生活于中国留学生群中，因此，他便从共产党同志当中挑选了一些人，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受他影响最深的有向警予、李维汉、蔡畅、李富春等人。透过书信的方式，毛泽东亦受影响。
一九二一年，和森和他的家人一起回到上海，成了那里的中共机关刊物《向导》的编辑。
一九二五年，当我在北平的中法大学任教时，先後接到他两封长信。他的爱人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被捕，他要求我设法营救。我虽然尽了一切力量，但最後她还是被抢毙。这件事使我感到十分难过，我们虽然抱持着不同的政见和哲学，但她是一位很好的朋友。
几年之後，和森也遭到和他爱人同样的命运。和森虽然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但直到最後，他仍是我的亲密而敬爱的朋友。
第十三章杨度
中华民国建立不到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之内，就有两个人企图要推翻它，并且都成功地实现了他们个别的计谋。奇怪的是，这两人竟然都是湖南湘潭人。其中一个是杨度，另外一个是毛泽东。
他们二人并不相识，但我和他们都熟稔。在思想本质方面二人在基本上很不相似，但大异中有小同，谈到毛泽东少年时代的故事，杨度其人必须一提。
杨度比毛泽东差不多年长二十岁。他属于前一辈的人物，但在後来的时间中，他的政治野心确曾给他的湘潭同乡毛泽东某种程度的影响。毫无疑问他们彼此之间都不以对方的想法为然，但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记得我在私塾读书时，便曾听人说：“杨度是具有非常天份的人”。不过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杨度当时巳考中腐朽的科举制度中的榜眼，声望甚高，为全国到处所盛称。
民国在一九一二年成立後，国内政治局面并不稳定，杨度认为，除非教育能够普及发展，否则有效能的民主共和政府不可能建立。他相信，要使大众能够治理自己，必须让他们先接受相当程度的教育，在青黄不接之际，民国应该改为有限度的君主立宪制度，有如当时的英国和德国一样。
一九一三年，他开始把他的想法付诸实施。他先纠集五个举国知名之士，在北平组织了一个名叫筹安会的团体，出面劝请袁世凯由民国总统而登极为皇帝。对袁世凯来说，自是正中下怀，这计划当时确获得一部分人的支持。于是民国建立仅只四年，中国又返回帝制的老路。袁世凯做了洪宪皇帝，而杨度则入阁拜相，一品当朝。
当时很多高级将领都不赞成政治制度的改变，因此，老袁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便给以军人为核心的全国性起义所推翻。于是共和再次出现，袁世凯则在气急败坏之下，一命呜呼。
杨度的政治活动表面上虽巳失败，然而他的野心却依然如故。当时我和毛泽东仍在第一师范读书，我们带着极大兴趣逐日从报纸上注视事件的发展；我们一方面讨论业巳发生的及正在发展中的事情，也极力预测将来可能发生些什么事情。不过，我们的基本态度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对杨度和他的政治行动感到极为兴奋和热切，而我对他的政治计谋感到不耐烦和漠视。我认为杨度是十分卑鄙的人物，在人格上毫无可以自傲，亦无尊严和完美可言。至于对袁世凯，由于过去他在许多事情上所表现，我感到他实在不配膺皇帝之名。
袁世凯猝然去世後，国中许多人士颇有飨以挽联者。对杨度来说，他虽是榜眼出身，但追挽袁世凯这件事亦颇为辣手。他既做过袁世凯的朝廷大官，人们便感到他是最能够写出合适的挽联的人，当时人人都等着看他的作品。杨氏挽袁世凯的挽联上联是：“共和误民国，民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平此狱；”下联则是：“明公负君宪，君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短短三十六字，巳极尽其舞文弄墨的能事了。
一九二六年张作霖在北平开府，自号大元帅，杨度应邀出任教育总长。杨在接任之後，仍邀我到教育部帮他办事。当时我是革命分子，经常生活于随时可能被张作霖特务逮捕的恐惧之下。因此，为了在必要时能获得保护起见，便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我和杨度曾经作过数次关于共产主义的长谈。张作霖当时企图对共产主义赶尽杀绝；事实上，任何稍被怀疑从事此种运动的积极分子，如一旦落到他的手上，会被立时枪决。当时北平的共产党领袖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我的好友之一的李大钊。李氏後来为张作霖所逮捕，被处绞刑。在那段时期中，有很多无辜的人被杀害；他们不过被认为有同情急进份子和共产当的嫌疑而巳。毛泽东当匿居，我全无他的消息。
有一天杨度和我谈话时，警告我，说我现在处于危险的情况。我们那次的谈话如下：“子升，”他说“你最好当心点。人们说你有共产的倾向，在某些场合，有人说你是共产党的间谍。”
“这就奇怪了，”我答道：“他们为什么会怀疑我呢？”
“因为你的谈话总有急进的倾向，在大学里，据说你常常称赞共产党的学生。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你是毛泽东的好友，又常听到你说他为人有他的长处。你好像不断地为他捧场似的。”杨度警告我说。
“不错，毛泽东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我绝不会成为共产党员。”
“可是，老弟，你怎会有这样的好朋友呢？我听说他没有一点人情味！”
“我们是同学，”我解释道：“他似乎很愿意跟我接近。我们经常都喜欢讨论，时间一久，自然就成了很亲密的朋友。我承认，毛泽东的行为有时显示出他可能成为硬心肠的人，然而他们却不能说他全无情感和人情味。”
“好罢，”杨度继续说：“我看到报纸上说，他的头发在前额生得很低，他的相貌也十分丑陋。”
“那是荒诞不经的说法！他一点也不难看。事实上他是十分正常的人。”
“他们说他要杀死他的父亲。”杨度转述道。
“毛泽东和他的父亲相处并不好，那也是事实。”我表示同意：“但他绝无理由要杀死他父亲。”
“我还听说，他在学校的功课很坏，是否如此呢？”
“整个说来，他的功课不算好，但在国文和文学方面倒很出色，而在历史方面亦不错。”
“他能写文章吗？他的字写得怎麽样？”
“在学校里，作文永远是他最好的功课，但他的字却写得很坏。他似乎不能掌握书法的艺术。他的字总是写得很大，很不整齐。”
“他在古典文学和哲学方面有良好的基础吗？”杨度进一步询问道。
“这倒不见得有。他没有读过多少古典着作，对书本亦从不肯用心研究。但是他长于讨论问题，并且能写空洞无物的长文章，这是很多学究的习尚。”
“这是我头一次听人说到毛泽东的好话。”杨度解释道：“但是这种话你可不能到处乱说，否则异常危险，更会增加别人怀疑你是共产党的嫌疑。”
“谢谢你的忠告，”我恳切地说：“我知道我不便随便对任何人说话，但假定我不能不说时，我也不能说谎！”
“古人说：『祸从口出』。这年头，还是少说为妙。当然，在你我之间，我们可以无话不谈。”他接着问：“告诉我，你对毛泽东这个家伙的看法究竟如何？他是否有任何真正的能力、知识、天赋，或才分呢？我的意思是，他是否具有真正的才分？”
“什么是才分？”我问。
“谁是天才？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我所知，第一、毛泽东对他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肯花功夫去精心规划，他是杰出的谋略家和组织者。第二、也对敌人的力量估计得异常准确。第三、他可以催眠他的听众。他确实有惊人的说服力，很少人能不受他说话的影响。假定你同意了他的说法，就是他的朋友，否则就是他的敌人，就是这样简单。
我在很久之前就巳经了解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假定你说他有天份，那麽他就是天才，张献忠和李自成这两个流寇头头也都是天才。他们的天份是类似的。同样，刘邦和刘秀这两位汉朝的皇帝也是成功的人；可是，假定他们的运气差一点，那麽他们也就成为强盗了。因此，任何人皆不能自称是什么天才。你在（悼袁世凯的）一首诗中对这个意思表现得十分清楚：『成功是王候，失败仍常人』。从古代起，人们便有一个看法：英雄总是喜欢干扰别人的事情。英雄乃是世间的疯人。他永远是祸乱之根。假定没有疯子和精明的人物，天下就太平了。”
“现在先不谈哲学方面的问题，”杨度打断了我的话：“你以为共产主义可以付诸实现吗？”
“这决定于政府运行的方法，以及国家的政治能力。”我解释道：“假定对原来的政府，人民感到不安和不满足，那麽，共产主义就会很快扩展。记得当年六国如何被秦征服的情形吗？就那一段史实来说，与其说是秦的胜利还不如说是六国失败更为恰当。同样的事情可能重演。假如共产党在中国成功，那一定是由于它的对手犯了当年六国同样的错误。”
後来的事实证明确是如此，我们作上述谈话时，共产党人绝没有预料到他们会有统治整个中国的可能。
【海生注】据夏衍的文章公开证实：此杨度後来竟然成了地下共产党党员。而杨的女婿“郭有守”在抗战时曾在四川官拜教育厅长，也是中共的秘密党员，在巴黎替北京做了不少工作。
第十四章妙高峰上竟夕谈
第一师范学生的日常课业非常刻，学生从早到晚的活动安排得非常严格：进教堂、入阅览室、到饭厅以及寝室等等，都须随着号角的响声依时而行。
当号角响声一起，在十个训导人员的指挥之下，一千多学生就像鸭群一般迅速地只合起来，我和毛泽东认为这种强制纪律是不必要的，对之异常反感，便常常不依号角行动。有一个时期，训导人员对我们大加斥责，但最後还是校长让步，由于我们都是好学生，行为纪录甚佳，因而对我们的过错也就不了了之。
我们当时所以完全不理号角的声音，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愿意谈论中断。我们认为这种谈论很重要，也很有意义，不应该中途而止。
我在前面曾提到，每日晚饭我们常常聚在一起，沿着江边一边散步，一边不断的讨论。夏天的时候，同学们都到大阅览室或自修室用功去了，我和毛泽东便常常走出去，到妙高峰的草地上坐下来，妙高峰是约莫两三百的小山岗，坐落在我们学校的後面，只消几分钟工夫，便可以从体育场走到那里，从这座山岗的顶上，我们可以俯瞰学校高耸的建筑物，以及岳麓山的山峰。我们常常夜里登上峰顶，坐在星月之下，一壁高谈阔论，而一壁远眺长沙城中闪耀的万家灯火。
我们有一次的谈话，我现在仍是记忆犹新。那次吃过晚饭之後，我们像往常一样，走到妙高峰顶。一壁高谈阔论，而一壁远眺长沙城中闪耀的万家灯火。我们找了一块舒服的草地坐了下来。聚精会神地谈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然後学校的号角响了，“他们现在一定是到休息室去了。”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後来号角再响，“现在他们要到寝室去了。”半个小时之後，传来了最後的一次号：“现在他们要熄灯了。”但是我们仍然坐在那里倾谈。倏忽之间，整座学校巳被卷入黑暗之中，我们是仅有的两个尚未就寝的学生。我们的潜离给察觉了。然而当时我们都得意忘形地谈论，熄灯後仍留在校外会有什么後果，根本想都没有想到。
当时正是袁世凯任大总统之时，我们照例谈论报纸上的种种事情，试图对中国的未来加以预断。那天晚上的讨论我记得非常清楚。“你想想，袁世凯怎样会对中国的将来有任何影响！”我大声说“他只是一名罪犯。那些带兵的头头也不过是他的傀儡而巳！”
“但除了袁世凯，又有谁能肩负得起中国所需要的改造工作，”毛泽东说：“康有为有些很好的想法，但他已是过时的人；至于孙中山，他虽然是真正的革命领袖，但却没有半点军事力量。”
“要改造中国，必须有崭新的理想！”
“当然，新力量是需要的。”毛泽东附和着说。
“在改造国家的过程中，每一个公民一定要加以改造，每一个人都必要磨砺他自己。”我说。
“那要把很多人结集起来，规画出一个共同信奉的坚定理想，”毛泽东解释说：“我们两就能够做任何事！”
“不，我们两个人是不够的。”我回答说：“一定要有很多人，和我们有同样的想法的人。我们两个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我们的同志。”
“第一步，我们先考虑我们的同学。他们大约有一千人，看看其中有多少位可以参加我们的组织。”
“我们一定要选择最优秀、最精干的，”我说：“只选择那些有崇高理想的人。”
“谁最精干，我们都知道，那太容易了。”毛泽东说：“他们的行为我们都熟悉，但要想知道他们的理想却并不简单。”
“你我二人可以用普通的方式和他们讨论问题，然後我们挑选那些最优秀的分子。然後，我们再分别和每一位作个别谈话。”我提议说：“譬如，高级师范的蔡和森就是一位。我们都清楚知道，他和我们有共同想法。再和熊光祖、陈昌和陈绍修等三人，我相信他们都会成为我们第一批会员。在低年级中，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那麽，你可以设法挑选。”
毛泽东表示同意，说：“是的，现在我心目中确有一两个人，可以设法和他们谈谈。”
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计划，我接着说：“从学校千名左右的学生中，开始时我们只可选择十个人。当然可能还有很多人值得挑选，但这种选才工作必须异常谨慎。万一在千人之中十个人都找不到，那当然非常糟糕。我们可以把这十个人作为核心，建立一个社团，等第一批人组织起来之後，我们再着手吸收更多的会员。”
毛泽东提议道：“团体一定要有个好名字，而且一定要有规章！你何不动手拟定一些规章呢？”
“这个团体既以研究为宗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新民学会。”
漫漫长夜，我们继续讨论。“我认为团体应有三个宗旨，”我提议说：“第一、在会员中鼓励良好的道德行为；第二、交换知识；第三、建立紧密的友谊。”
“我认为你应该起一个详细的草稿，然後我们再重新详加研究。”毛泽东说。
于是我们周详地讨论应该如何为团体吸收新会员的问题，最後我们决定，本校既无更多可以选择的合适对象，我们便应该到外面去找。这当然不是很容易的事。因此，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讨论种种可行的方法。
最後，我们决定把宗旨摘要写出来，阐明我们的救国之道以及建立团体的原因。我们认为一定要写得清楚简明，然後分寄到其它学校的学生会社，请他们加以考量。凡同意我们的原则及宗旨的，就写信给我们，由我们先去拜访，讨论商谈後，再决定入会与否。
毛泽东动手起草一封信，准备付印後分寄到长沙各中学。那封信很简短，大意是：“今日我国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政府当局无一人可以信赖。吾人拟寻求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组织团体。团体之主要宗旨是自策自励及改造国家。凡对此有兴趣之同学，皆请惠赐大函，俾能约期私下聚谈，以再作进一步之计划。”
这是一封相当大胆的公开信，我们深怕会贻人笑柄，因此我们考虑到，在那封信上签署我们的真名字，并非是聪明的办法，于是我们使用了代名，毛泽东的代名是“二十八笔”。因“毛泽东”三字合起恰巧是二十八笔，这或许是一种先兆，因为“二十八笔”一词，後来不止广泛地被用作中共的代名词，而且，共产党之“共”，也像二十八的样子。毛泽东起草这封信的初稿时，我则着手草拟新民学会的章则。分别完成之後，我们又交换审阅，作了若干修正和建议，此时，天巳破晓，忽然之间，响亮的号角自山脚下升起，巳经是次日早晨了。那是起床的号声，于是我们走下山岗，返回学校。我们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工作计划，花了一个整整的通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