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四十年前，《东方红》中一曲《情深谊长》曲惊四座，而此歌的演唱者邓玉华，亦因声如“金丝鸟”婉转嘹亮，一唱天下闻。那年，她才２２岁。世人眼里的邓玉华，真的是韶华胜极，然而，她此后的生活，并非像她歌中唱的那样“五彩云霞天上飘”。她的因名气而百般受阻的爱情，她的因好强而夭折的女儿，都曾带给她无尽的烦恼与苦痛。幸亏她天性快乐豁达，倒宁愿多记住些生活的乐趣和幸福，比如一次啼笑皆非的“演出事故”，再比如那次与周总理跳舞的有趣经历……
一，自家的大坑，是她此生最早的舞台
仿佛天上飞来的一只小金丝鸟，邓玉华天生一副亮嗓子，从小爱唱爱跳，３岁的时候，便常常站在自家的大炕上，给爸妈唱《小白菜》，唱“小小姑娘，早早起来，手提花蓝上市场”，小小的人儿，在炕上载歌载舞，直把爹娘逗得前仰后合。
邓玉华８岁那年，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成立，听到电台里飘出优美的童声合唱，她先是趴在收音机前，跟着一起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渐渐得，她开始羡慕那些合唱团的孩子们，想着如果有一天，能跟他们站在一起齐声歌唱，该多好。这渴望一天天疯长起来，终于使得邓玉华提起笔来，给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写了封信。
信是这样写的：“我是北京西城区小学的学生，今年１０岁，我特别喜欢唱歌，希望参加你们团，请老师收留我。”在信封的邮寄地址一栏，她郑重写上“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老师收”，看着信封滑进了邮筒，才轻舒了口气，像是了了一桩心事。
信虽然寄出去了，可能否收到回音，邓玉华不知道，也没去想，只是照常上学、玩耍、唱歌，日子一天天过去，她甚至忘记了自己还写过这样一封信。
然而，一天，邓玉华被叫到了校长室。想到“只有调皮捣蛋的学生才会被校长‘提审’”，邓玉华忐忑不安，以为自己一定了犯了什么错，要挨训了。
然而，令她吃惊得是，校长一改往日的严肃，和颜悦色的说：“邓玉华，你是不是给中央少年合唱团写信了？”
“是啊，我写了一封。”
“这就是合唱团来的老师，找你来了，想听你唱歌，也想听听其他同学唱歌。”
邓玉华这才看到屋里还有其他人，听见说是合唱团的老师，顿时高兴得开了花，拉开架式，就一首接一首的唱开了。老师们听得认真，却不置可否，临走时说“等通知”。没几天，通知下来了，邓玉华所在的小学，被录取了两名，邓玉华榜上有名。
进了合唱团的邓玉华，从最基本的音乐理论学起，如鱼得水，很快凭着自己的聪敏用功，成为团里出类拔萃的孩子。不久，她被分到教歌组，去电台教全国的孩子们唱歌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在少年合唱团的日子里，邓玉华于快乐中日有所获，为此后的演唱事业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二，不怕吃苦的她，“错投”到了煤矿文工团门下
酷爱唱歌的邓玉华，从来都把唱歌当成一种无比崇高圣洁的事业，可当她初中毕业时，却并未产生考艺术团体的念头，原因是她嫌自己长得不好看。
“当时觉得自己长得丑，小调眼，单眼皮，加上我老参加户外体育活动，皮肤晒得很黑，总而言之，就是不漂亮。家境也不太好，妈妈退休在家，全家都指望爸爸一人的工资，我是老大，自然要当家。”
一心要“当家”的邓玉华，便于１９５９年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附中，一则那里学费便宜，二则又可以唱歌。但就在等待开学的那个暑假，赶上全国各文艺团体开始广泛招收学员，而且所招学员不仅管吃管住，还有工资，邓玉华听到这个消息，自是欢欣雀跃，当然，最令她动心的是，自己又能唱歌了。
可是，全国这么多文艺团体，考哪个好呢？邓玉华首先想到了中央歌剧舞剧院，因为她看过他们演的《白毛女》，很羡慕演员在台上既能演又能唱，而且她还经常看到剧院的一个演员到对面街坊家串门，那么，对面街坊一定也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了。于是，邓玉华敲开了对面街坊家的门。
“阿姨，我特别喜欢唱歌，我初中毕业了，想考你们团。”邓玉华开门见山，说明来意，一双清亮眸子热切的瞅着对方。
“我经常听你在家里唱歌，你嗓子挺好。可你知道我是哪个团的吗？”阿姨笑嘻嘻得拉她进了屋。
“你不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吗？”
“不是，我是煤矿文工团的。”
“是不是那个卖煤球的文工团？”
“不是，我们是专门为挖煤的矿工服务的。非常辛苦，常年在基层为工人演出，但我们团条件很好，而且团里也正在招生，你怕不怕苦？”
“不怕，能唱歌就行。”
一问一答之间，邓玉华弄清了是非，便将错就错决定先去那个为“矿工服务”的文工团试试身手。
在街坊的热心安排下，邓玉华按照约定的时间，辗转坐了好几趟车，赶到了当时文工团所在地――大黄庄。进到指定的房间，许多人已经坐在那里，等着听歌。邓玉华气定神闲，把会唱的歌全唱完了，立在那里等着听评语。 “我们欢迎你到团里来，你看明天就来上班，行吗？”团长跟其他人商量后，和谒得征求邓玉华的意见。
“呦，这是我第一个来考的团，我还想去考考别的团呢？”１６岁的邓玉华，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录取了，担心漏掉其他的机会，心里一急，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便冲口而出。
“你就别再考了，我们团挺好的，好多国家性演出我们都参加，还经常给毛主席周总理演出呢。”团长并不生气，好言相劝。见邓玉华咬着嘴唇，仍不说话，继续“利诱”道：“别的演员来这里１６块钱，你来，我们给你１８块；别的演员来了，到月底发半个月工资，我们发你一个月工资。你今天回家，我们派人开车送你回家，跟你爸妈商量商量，你看好不好？”
看着团长可亲又热诚的脸，邓玉华不由得感动起来，说了声：“那，我就来咱们团吧。”
三，从头到尾一团忙，她却总是拿不上红旗
在文工团，邓玉华很受器重，几个月后，就成了独唱。然而，开始时的一帆风顺，并没有给邓玉华带来多大的愉快，她也会偶尔哭哭鼻子，因为团里对她的严格要求，也因为那面老也拿不到手的红旗。
“每台演出下来，团里都要给每个人打分，最后评出红旗该给谁。我当时是学员，又年轻，所以团里给我的任务特别多。第一，我要唱大合唱；合唱下来，我要给舞蹈伴唱；伴唱完了乐队演奏，我要给乐队搬凳子；乐队演奏时，我还要给舞蹈队接长辫子；接完辫子，还得给乐队或合唱队擦皮鞋；擦完皮鞋，舞蹈队下来了，我还得帮他们卸妆，把她们脱下来的衣服挂好……总而言之，一台２个多小时的演出里，不到最后一个节目，我就得一直像个陀螺似转个不停。”
忙中难免要出些小乱子，在一次演出中，邓玉华便闹了个演出事故。
“那时候独唱演员，都梳一根长辫子，头上插朵花。有天，轮到我唱了，我就站在边幕上候场，突然有人冲我喊：‘小邓，你没戴花！’我一摸头上，果然光光的，没花哪行，要扣分的啊，我得回去戴花。我撒腿就往楼下的化妆室跑，好不容易跟到门口，看见我的化妆桌了，我却啪来一大跟头。腿疼也顾不上了，爬起来一看，裤子破了，膝盖上磕出一大窟窿，怎么上台啊？我急得站在那儿哭呦，‘怎么办啊，裤子破了，上不了台了。’一位老演员赶紧止住我：‘别哭，一哭嗓子就哑了。脱下裤子，倒过来穿。’我赶紧把裤子反过来，有人赶紧把花给我拿过来，给我别在我头上，收拾完了，我赶紧往台上跑，跑到台口，站定了，正在那上下喘粗气，刚好听见报幕员报我的名字。”
因为事情太多，类似这样的小差错时而不断，邓玉华常常因此被扣分。“有时候拿凳子，放错了地方，扣一分；接辫子，没接牢，演员在台上一转圈，叭辫子掉了，谁接的？邓玉华接的，扣一分；又有时候，衣服脱下来，忘了挂起来，该谁挂呢，邓玉华，得，又扣一分。”
这样扣来扣去，邓玉华经常只能拿３分的及格分，得４分时很少，更别说插红旗了。长此以往，邓玉华不免心里委屈，眼里掉泪，“人家就一个节目，永远拿红旗，我都参加十好几个节目，出一点差错就要扣我分。”
现在邓玉华明白了，团里当初那样要求自己，是有道理的，于琐事中求精细，是可以历练一个人的意志与耐力的。
四，和周总理跳舞时，她心里数着数儿，脚却不听指挥了
要说幸运的事，当数跟周总理的接触了。邓玉华进团没多久，便被派到中南海给中央领导们舞曲伴唱，唱完歌，邓玉华往乐队后面一坐，等着唱下一首。就在这等候的片刻，她近距离的看见了周总理。
“总理的舞跳得好极了，风度翩翩，许多女同志都想跟总理跳舞，于是不约而同得坐在总理座位旁的沙发上，排上队等着总理邀请。那时候，我还不会跳舞，也憧憬着有朝一日能跟总理跳上支舞。那段日子，我偷偷跟别人学跳舞，可也只学了些三步、四步的基础舞步，学到什么水平呢？跳舞时耳朵里听着音乐，心里就得数数儿：一二三、一二三……动作也很机械。”
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有个演员走过来，悄悄附在邓玉华耳边说：“总理叫你去。”
“什么？”邓玉华不太敢相信，疑心自己听错了。
“周总理叫你去。”
这次邓玉华听清了，是总理在叫自己呢。她的心狂跳起来，见了总理说什么呀？而且我也不会跳舞呀，还得数数呢。但总理叫，也不能不去呀，再说我不是一直盼望着这一天吗？
“你姓邓啊？”
“啊，邓玉华。”
“邓大姐也姓邓。”总理这样一句看似闲话的开场白，一下子拉近了对话者之间的距离，令邓玉华很快放松下来，自如得和总理聊起了家常。音乐响起，总理站起来，绅士得弯下腰，做一个“请”的动作：“陪我跳支舞吧。”
“哎呀，我不会。”
“没关系，我教你，随着音乐走就行了。”
邓玉华忐忑得跟总理走进舞池，轻轻把手放在总理肩上，惟恐脚下生乱，不敢抬头，紧张得盯着自己的脚，心里默念着一二三、一二三……可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跳了没几步，邓玉华已经踩了总理好几脚了。可总理一点也不在乎，脸上始终微笑着，安慰她“没关系”。跳了一圈，转到原位，总理见邓玉华确实不会跳，便送邓玉华回了位子，向旁边排成队的女同志中的第一位招手：“你来吧。”
这时候，邓玉华才知道，自己在那些等着和总理跳舞的人中，加了一个塞儿。
五，一曲《情深谊长》，令她名扬天下
邓玉华渐渐红了，收音机里经常传出她甜美的歌声，她唱的“每周一歌”《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毛主席是咱社里人》，家喻户晓，人人哼唱。可她还没有到达自己的事业高峰，直到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出现。
那年，邓玉华随东方歌舞团出国访问演出，到埃及时，听说国内发生两件大事，头一件是试验原子弹成功，第二件就是演出了音乐舞蹈史《东方红》。邓玉华高兴之余，有些遗憾自己没能参加上《东方红》的演出。
谁知，等到邓玉华１０月份回京，赶上《东方红》停演修改，准备排成电影，请她去试唱《情深谊长》。
“回国后我看过《东方红》，觉得这歌挺好听，但拿到歌片一看，挺难唱的，我担心自己唱不好，就跟导演组说：‘这歌不适合我唱，我怕唱不好。能否让我唱《南泥湾》？’可他们觉得我行，非让我试试，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想起周总理以前跟我说过的话：‘小邓呀，你声音很好听，我很喜欢，你应该向王昆和郭兰英学习，但我希望你也能学学西洋唱法，唱好咱们中国的歌，不要像一些延安的演员，本来民歌唱得挺好的，让我们送到苏联学习西洋唱法，学了六年回来，一首中国歌都不会唱了。这不行。’
“这让我产生用中西结合方法唱《情深谊长》的想法。当时这个歌的演唱者，用的是Ａ、Ｂ角，另外一个演唱者是歌唱家徐有光，她用纯美声，唱得也很好，我们俩轮换演出，但到最后，导演组决定还是用我的唱法灌唱片，拍电影用的也是我的演唱版本。”
邓玉华的中西结合唱法优美华丽，深入人心，而邓玉华这个名字，随着《东方红》，渐渐红透了半边天。此后，又有了影响更加深远的电影《地道战》中的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闪闪红星》的插曲《映山红》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六，团里规定：谁也不许打邓玉华的主意
邓玉华出名早，２２红就已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有一样，她要不到，那就是爱情。自邓玉华１６岁进团，团里规定她到２２岁之前，是不许她谈恋爱的。
“凡是男孩，谁接触我，谁就要挨批评：‘你们谁也别赖蛤蟆想吃天鹅肉，谁也不许打邓玉华的主意。’另外，我也要被叫到支部去谈话，一般都是吓唬我：‘他可没安好心，你千万别理他们。’有点像老和尚告诉小和尚，女人是老虎。因为我的情书多，团里又规定：所有我的信，都必须党支部看过后，拣出与‘爱情’无关的信，才许我回信。”
早些时候，邓玉华对这些规定无所谓，自己乐得清静，空出时间好好练歌练琴，但是，人必须有对象，等到邓玉华年纪稍长，她忽然觉得自己需要个“朋友”了，恰在此时，一名叫冯宗师的青年，闯到了她的心里。
“他原本是我们团的，后来去了空政，经常给我写信，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人很好学，攒点钱就买书，为人也厚道。我不想伤害他，悄悄把他的信扣下了，但也没回信，假装不知道这回事。他追我的方法很有特点，别人追我，都是对我一片赞誉。他不是，他跟我讨论名著，或是给我提意见，哪个歌没唱好。而且他把对我的好，都落在实处，每周休息时，就出去几个小时，不管我在不在，他都去我家，帮我妈干活，辅导弟妹学习。但团里知道我们的事后，百般阻挠，非要我们断了，逼着我写决情信，寄了出去。事后我怕他受刺激，就挂了个电话，说‘你可能要接到一封信，是队长让我写的，接到后你别当回事。另外，我年龄也小，咱们就先顾事业，先不要谈这些，２年以后再说吧。”
冯宗师耐心得等了两年，１９６７年二人按计划结了婚。婚后邓玉华怀孕，不好意思向团里请假，又怕影响工作，就拿布带子把肚子勒紧了，继续上台演出，就那么勒了７个月，影响了婴儿的发育，孩子生下来几天就夭折了，是个女儿。
“为了我的歌唱事业，我做出了牺牲。没有个女儿挺可惜的，但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也只能那样。我常常想，我要是不那么要强，那个女儿现在就能够陪伴在我身边，多好啊，多好啊。”
邓玉华连说两个“多好啊”，依然道不尽满腔的婉惜和遗恨，幸亏她还有自己热爱的事业――唱歌，她说要“活到老，唱到老”，而且要“得开心处且开心”的把人生唱到最高音。
文／陶梦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