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四川博物院始建于1941年，至今已有70余年历史。院藏文物26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5万余件，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2009年新馆落成，占地80余亩，位于成都市浣花溪历史文化风景区，这里西有著名的杜甫草堂、浣花溪公园；东为川西第一道观——青羊宫；附近还有一个蜀绣博物馆，文化氛围十分浓郁。
四川省博物院的外观现代感十足，门前三层宽阔的台阶。甬道两侧绿化的非常好，可惜我去的时候还早，树还光秃秃的。
博物馆中间为环形天井，走廊的四周为展厅，顶部是高高的玻璃钢穹顶，给人以宽敞明亮的感觉。
四川博物院目前拥有14个展厅，展览总面积12000平方米，包含陶瓷、青铜器、民族文物、工艺美术、藏传佛教、万佛寺石刻、张大千艺术、汉代陶石艺术等十个基本陈列，全面地反映了四川巴蜀文化的辉煌历史，展品众多，精品迭出，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展厅分布图。
作为中国青铜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六百年左右，巴蜀青铜器在与夏商周青铜文化的交流中，逐渐形成自己独具特征的青铜文化。在青铜馆中展出了各个时期出土的巴蜀青铜器，数量颇多，或大气磅礴或精雕细琢，无一不透着浓浓的巴蜀文化气息。
这件西周时期的兽面象首纹铜罍，通高69.4厘米，口径21.8厘米。铜罍器身的肩部、腹部之间装饰有两个立体的长鼻象头耳（耳，即把手），两耳之间和一面腹下各铸一立体象首。自颈部至圈足，由四道高耸的扉棱将器体分为四等份，其间分别铸四组相同的纹饰。每组纹饰分上、中、下三段：肩上中间为一蟠龙，两边间以夔纹（夔为一种变形的小龙）；腹部为浓眉大眼的夔龙、张口蜷身，独足四趾；腹下饰牛纹一周。三段皆以云雷纹为地。盖部顶端装饰有四道与器体相对应的鸟形扉棱，扉棱之间装饰有卷身夔龙，以扉棱为鼻，云雷纹为地。
这件铜罍的造型和纹饰，以浮雕和圆雕的手法突出主纹和装饰器物的某些特殊部位，对称布置，构成瑰丽繁缛的图案，颇具特色，带有民族原生时代的强悍、粗犷和勃勃生机。整个铜罍通体碧绿晶莹，似有古玉的光泽，因造型大方，铸造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堪称四川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战国虎纹中胡铜戈，长援中胡，长方形内。近栏处有三穿。援后部至内两面饰半浮雕虎头，张口吐舌，口中一穿；虎身阴刻，延于内上，内中一穿。戈的一面浮铸一椎髻、跻地、腰悬宝刀之人，另一面饰巴蜀兵器上常见的纹饰。援脊下两面均饰滴水纹，其中一面阴刻巴蜀文字符号。为国家一级文物。
汉代陶石艺术以画像石、画像砖和陶塑艺术为代表，安定富庶的四川是陶石艺术流行的重要区域，从西汉中后期开始，盛行于东汉时期，最晚到蜀汉初期。不仅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而且其画像风格极具地方特点。
东汉翁仲石俑，翁仲是传说中的秦朝大将阮翁仲，身高丈三，勇猛异常。他受秦始皇之命出征匈奴，屡有战功，死后人们铸其铜人像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后世对陵墓前的铜人像、石人像常称其为“翁仲”。
东汉“王孝渊碑”，亦称“永建三年碑”，刻于东汉永建三年（公元128年）。此碑四面均刻有浮雕图案或人物鸟兽。
碑正面上部为图案，刻男女立像及跽式女像，顶部刻朱雀一只。下为隶书文字，共十三行。碑文记述了墓主王孝渊生平及刊石立碑之时日，文中还详细记载了建造工匠的姓名，此碑书法质朴率意，风格奇逸。这种有准确纪年、记事的汉碑实属珍贵，为国家一级文物。
东汉陶说唱俑，泥质灰陶，模制。头顶作椎髻，双目微闭，歪嘴吐舌，两臂上耸，左臂戴环饰。左手托小鼓，右手执槌欲击。上身赤裸，鼓腹，臀部后翘，宽肥的长裤垂落至臀，看来芙蓉姐姐的S形身段，以及现在流行的低腰裤，实在是两千年前古人玩剩下的东西了。
东汉西王母画像砖，近正方形，模制。画面正中部瓶形龛内西王母笼袖坐于龙虎座上，周围分别有直立而舞的蟾蜍、九尾狐、持灵芝的玉兔、执戟的“大行百”、三足鸟及拜谒的人像等。
四川是我国的第二大藏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川博收藏的藏传佛教文物十分丰富。现展出200余件文物，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和观众见面。它们除了让人对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文化赞叹外，还将带来美的享受。
明代喜金刚（局部），欢喜金刚是藏传佛教密宗修习观想的五大本尊之一。藏语称为“杰巴多结”，又被叫作“饮血金刚”或“欢喜佛”，“欢喜”的更深意思是通过修行所获得的大自在、大自由和大解脱，也就是真正的身心合一的大欢喜境界。
供案上的酥油灯盏
唐卡，是藏语音译，意为卷轴画，它的绘制相传始于吐蕃时期，盛行于明清时期。唐卡的题材十分丰富，涉及宗教、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天文、立法、医学等各个领域。唐卡的制作工艺分为绘画、缂丝、刺绣、织锦和堆绣等，绘画风格为工笔重彩。它的尺寸差别很大，小的数十公分，大则可达数百平方米。唐卡是藏民族创造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浓郁宗教色彩和独特工艺技巧的绘画艺术。
万佛寺位于成都市西门外通锦桥，相传建于东汉延熹（公元158—167）年间，是成都著名古刹，从南朝至明代的千余年间，香火连绵不断。明末毁于兵乱。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以来，陆续出土残佛像佛头、菩萨像、伎乐天像、须弥座等约200余件，现均藏于四川省博物馆。石刻造像纪年从南朝宋元嘉二年（公元425年）至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等。其出土的南朝梁（公元420年—589年）造像刻有明确的纪年，是研究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南朝·梁佛头像，红砂石，头着螺髻，眼为半睁状，高鼻梁面部丰满。
南朝·梁普通四年，背屏式造像，青砂石，圆雕小龛。正面浮雕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天王。座下一排伎乐，背面上部浮雕礼佛图和经变故事图，下部为长方形碑状题记，题记为竖11行65字。龛的两面镌刻有天王像和力士像。
唐代菩萨坐像，红砂石，圆雕。菩萨坐在束腰高方座上，足踏莲花。菩萨头辨四束，戴三株冠，身着纱衫。
巴蜀的陶瓷发展从稚拙古朴的大溪彩陶、生动形象的汉代陶塑、多彩多姿的宋三彩俑，到别具一格的青羊宫窑、邛窑、玉堂窑、广元窑、磁峰窑、琉璃厂窑……，无不展示出巴蜀陶瓷自然质朴的魅力，她虽没有官窑瓷器的精美华贵，但却体现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筒形彩陶瓶，高17.7厘米，口径6.2厘米，底径8.3厘米。泥质陶胎，似竹筒状，腰部略内弧收。卷沿唇口，平底器身上部彩绘，黑彩平行纹和绳索。器表施有一层红陶衣。川博里面有很多重庆出土的重量级文物，看来成渝分家后，重庆没能把这些宝贝要回去，所以，导致重庆三峡博物馆的馆藏明显比川博要低一个档次。
唐代邛窑三彩提梁壶，壶身修胎工整，饰四道弦纹。通身用黄、绿、褐三色作近似风卷残云状的抽象纹饰。彩绘图案有深有浅，釉汁表面布满百圾碎。造型美观实用，不是大方，像这样带提梁、配短注的釉下三彩壶在锅内其他窑口极为少见。邛窑广布邛崃境内，创烧于南朝，盛于唐、五代，南宋中晚期停烧，历经800余年，是四川古窑址中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品种最多，影响最深，稍早时间最床的一座民间瓷窑。
宋代景德镇窑青白釉刻花梅瓶，瓶小口，短颈，斜圆宽肩，鼓腹，下腹至底渐收，凹足。造型优美，器型规整，挺秀而落落大方。胎骨极薄，洁白而富透明感，釉色温润如玉。通体釉下刻花，缀以缠枝四季花卉纹饰，花纹布局稀疏而均称，线条纤细而流畅。该梅瓶的形体之大，在同类器物中出类拔萃。
川博展出的工艺美术精品，时间跨度早至商代，晚至清末民初，包括玉器、金银器、竹木牙角器、漆器、皮影、鼻烟壶、刺绣等门类。其造型独特、色彩绚丽、雕饰华美，它们不仅是艺术瑰宝，也是生活中的实用之物，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芙蓉花莲瓣纹金碗，敞口，深腹下部稍敛，圈足，器为芙蓉花瓣纹，无款。国家一级文物。
蜀锦机是我国古代制造技术最高成就的代表，属提花机的一种，可织造多种图样花纹。制造时上下两人配合，一人拉花，一人踏杆，引纬织造。
蜀锦的织机在汉唐时期以多综多蹑织机为主，唐宋以来使用束综提花的花楼织机，现代蜀锦采用的是分条整经的方式，适宜于牵彩条经。四川博物院所藏蜀锦机为清同治年间造。
川博版的白菜，不过这个的材质不是翡翠，而是象牙，嘿嘿，真的是惟妙惟肖啊。
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所以，除了白菜，萝卜也一并奉上，同样是象牙雕刻的哦。
川博最具特色，称雄一方的经典，当推“大风堂”张大千作品陈列馆，该馆收藏、展出有众多张大千先生的敦煌临摹画，尺幅巨大，栩栩如生，使人充分领略到敦煌壁画的魅力。
敦煌的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中沉寂了上千年，直到张大千风尘仆仆而来，才使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艺术源脉，正是在敦煌，大千先生不仅精心绘制了多幅临摹作品，而且也促使了他的画风转变。
唐代早期南无观世音菩萨，纸本，纵212.5厘米，横85厘米。临摹于莫高窟66窟（张大千编号第73窟）西壁龛南侧。此尊菩萨双手持莲茎，平望前方，神态怡然。此画与壁画在细微处有所不同。
盛唐观无量寿经变，布本。经变是指根据佛经故事而坐的绘画、雕塑、说唱文字等，以此来说明某部佛经的思想内容，该画庙会的是幻想中的“极乐世界”。
唐代晚期十一面观音像，纸本，该图临摹于敦煌何窟不详。观音双目微闭下视，璎珞等装饰物严饰其身，下着朱红罗裙，立于莲花座上。是大千先生临摹敦煌壁画中的代表作之一。
唐代晚期劳度叉斗圣变，布本。劳度叉是一名能知幻术、常做恶事的外道人物。这幅画是依据《降魔变文》绘制的。变文里说舍卫国的大臣须达为请释迦说法，想用重金买下太子的祗陀园来建造说法道场。六师外道在国王的支持下极力反对，并约定与释迦的弟子舍利弗斗法，双方商定：如果舍利弗取胜，外道就皈依佛门；若外道取胜，不但不能建造道场，太子和须达还得“受诛”。在斗法中劳度叉先后变化出了高山、水牛、宝池、毒龙、黄头鬼、大树等，但都被舍利弗变化的金刚力士、狮子、大象、金翅鸟、毗沙门天王、大风所击败。最后以外道皈依而告终。这种突出佛法取胜的佛画是敦煌晚唐壁画的代表。摹本还原了壁画庞大的场景和丰富的细部，华美炫目，令人震撼。
由于快要闭馆，书画馆和少数民族文物馆没有时间看了，等以后有机会再到成都的时候，一定抽出功夫过来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