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代州奇才孙传庭
孙传庭是明季代州传奇人物，至今，忻、代二州五县还流传着他的许多故事；孙传庭又是大明朝一个悲剧人物，他文武全才，精忠报国，但在宦途上却处处遇到嫉妒掣肘，本来可以成功的事最后归于失败，甚至无辜下狱三年；连为国捐躯，死后因找不到尸体，仍然被误解，失去应得的赠荫。《明史》将之归于命运，慨叹“传庭死而明亡”，“此殆有天焉，非其才之不任也。”
孙传庭（1593～1643年）字伯雅，又字百谷，一字白谷，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出生于代州（今代县）。《明史·孙传庭传》说他是代州振武卫人，金代在代州建震武军，明洪武二十三年在代州城东南建振武卫，则孙传庭为代州东南乡人。从他父亲以上，四代都是举人。孙传庭身高体壮，仪表堂堂。性格沉稳坚毅。中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永城（今河南永城市）知县，后调任商丘知县。天启五年（1625年），由商丘知县入为吏部验封司主事、稽勋司郎中等职，因魏忠贤乱政，孙传庭辞职回家。
孙传庭回家后，即大建宅院，后花园中穿溪叠石、种松、栽荷、朱楼画舫，花晨月夕，与妻子张氏陪母亲坐车游玩。平时则招宾客酌酒、下棋、赋诗谈笑，箫鼓之声无虚日。有时也闭门高坐焚香读书。乡里仰慕他学问拜在门下的有七八人。孙传庭与他们谈理学，谈经邦济世，谈举业，怡然自得，似有长久归隐之意。
崇祯皇帝登基后，魏忠贤被诛，一时政治清明，然而，崇祯二年后金皇太极大举进犯，军薄德胜门下，威胁京城。朝廷对后金用兵略无胜算，而流“寇”之祸漫延数省。消息传来，孙传庭再不能悠哉游哉，一改常态，慷慨谈兵略，有澄清天下之志。门生冯容看到孙传庭有出山之志，故意说：“先生难道有意天下大事吗？希望先生不要把天下大事放在心上，天下事已经不能有所作为了。”孙传庭喟然叹曰：“这是什么话？什么是为之？还没有为，就轻言不可为，不可为？为之从我开始，济不济命也。”
崇祯七年（1334年）十一月，五省总督陈奇瑜因车厢峡失算，放走被围农民军而被撤职查办。高迎祥、李自成等出险后，攻州略县，陷隆德固原，在陇州包围贺人龙。洪承畴解陇州围后兼摄五省军务，农民军退入陕西，分别进攻湖北、河南，十二月，李自成攻陷陈州。而皇太极再一次大举进犯。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洪承畴出关讨贼，张献忠攻陷朱元璋老家凤阳，焚皇陵，掘祖坟。李自成、罗汝才又返陕西，八月，李自攻陷咸阳。
听到明祖陵被焚，咸阳被陷的消息，孙传庭坐不住了，打点行装，离家赴京，重回官场。初出任验封郎中，后又越级升为顺天府（今北京市）府丞。这里顺便提一句，崇祯皇帝用人有个标准，凡反对或遭魏忠贤逆党陷害者，都恢复官职，或提拔使用，陈奇瑜如此，孙传庭也如此。这是崇祯皇帝的英明之处。
孙传庭复出后，崇祯八年（公元1636年）八月，崇祯任命卢象升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兼湖广巡抚，洪承畴负责西北，卢象升负责东南，后又升卢象升兵部侍郎，加督山西、陕西军务。在洪承畴与卢象升合力围剿下，农民军屡受重创，东南强便走西北，西北强则走东南。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三月，孙传庭擢右佥都御史。七月后金兵再次进逼京师，京师戒严。崇祯下诏召卢象升入卫京师。卢象升离开后，“贼遂大逞，骎骎乎不可复制矣！”以整齐王为首的农民军雄据商洛之地，陕西巡抚甘学阔多次镇压失利，陕西士大夫推荐孙传庭督秦，朝廷罢免了懦弱无能的甘学阔，起用孙传庭接任陕西巡抚。崇祯对孙传庭寄予厚望，临行前亲自召见了他，孙传庭谈了自己治秦方略，深得崇祯赞赏。问孙传庭有何困难？孙传庭提出兵饷不足的问题，请求皇上支持。崇祯表示钱没有，但孙传庭可以便宜行事，朝廷不加干涉。有了崇祯许诺的尚方宝剑，孙传庭到陕西后，采用多种形式，自行筹措经费，用以招兵买马，不断扩充自己的军力和粮饷。
孙传庭一方面筹饷征兵，一方面对农民军展开进攻。上任不久，他就令副将罗尚文率明军进击商洛民军，诛杀整齐王，解决了前任巡抚甘学阔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时候，农民军最强大的是闯王高迎祥部，高迎祥被卢象升追回陕西后，逃入郧阳山中。孙传庭锐意灭贼，擒贼先擒王，乘高迎祥部疲惫，对高迎祥展开围剿。高迎祥部退入陕南山区后，荒山野岭无处觅食。为摆脱困境，他决定走小路进攻西安。孙传庭对此早有预料，在闯王必经之路周至县黑水峪设伏，专等高迎祥出谷。崇祯九年七月中旬，高迎祥部果然出现在周至黑水峪，进入孙传庭的包围圈，双方进行了四天激战，高迎祥部已经连续多日断粮，人马处于半饥饿状态，在大战中渐渐招架不住。关键时刻，高迎祥部下干公鸡张二、一斗谷黄龙叛变。混乱中，叛徒将高迎祥的部卒和坐骑拉走，高迎祥被官军包围，无法脱身，脱下盔甲藏在草丛里，被搜山官军发现后活捉。“及其伪领哨黄龙、总管刘哲，献俘阙下。”
崇祯得知高迎祥被俘的消息兴奋不己，命令将高迎祥押往北京举行献俘仪式，仪式之后高迎祥被凌迟处死。俘杀高迎祥之后，活动于河南的起义军马进忠、刘国能等17部进兵渭南。孙传庭将之追出潼关后，联络河南明军进行围追堵截，先后斩首千余级。崇祯十年（1637年）初，马进忠等部再度西折入陕，进袭商州、洛南、蓝田等地，将进军西安。孙传庭率部与各路明军以优势兵力接连打击了起义军圣世王、瓦背王、一翅飞、镇天王等部，才使关中以南地区趋于平定。孙传庭又乘胜在渭南和咸阳北原打了两个大胜仗，一时声誉鹊起，威名甚至盖过了总督洪承畴。
高迎祥等农民军先后剿，对民军起到了震摄的作用，崇祯十年，两位著名的农民军首领张妙手张文耀、蝎子块拓养坤向明朝投降。不久蝎子块复叛，被孙传庭安插的奸细武大定杀死。高迎祥是民军中实力最强的，蝎子块则是民军中人数最多的，这两人都死于孙传庭之手，这对民军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打击农民军的同时，孙传庭一直注目于自筹兵饷的问题，西安周围原屯积军队2．4万，田地二万余项，后来田地都归属于豪门，兵丁只是虚设在花名册上。孙传庭接管后，按照“以秦兵卫秦地，以秦地养秦兵”的理念，实行屯田，发展经济。经过治理，年收税银14．5万两，米麦1．35万石，以此招募训练了一支劲旅。崇祯对此十分赞赏，下旨褒奖，“增秩，赉银币”。并号召全国巡抚学习孙传庭，解决兵与饷两大难题。
正当孙传庭治秦大见成效之时，他遇上了命中灾星，这灾星就是前任延绥巡抚杨鹤之子杨嗣昌。崇祯十年，杨嗣昌受命为兵部尚书，主持剿除民军，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增兵十四万，加饷二百八十万两。由熊文灿为总理五省军务，剿抚兼施，吹牛百日平贼。孙传庭认为他这是纸上谈兵，上书数千言争辩说：国家兵祸并非只有流寇。军队屡受重创，民力已经用尽，再要增兵加赋，恐怕军民都受不了，如果一定要求百日平贼，贼不会灭尽，反会贻害无穷。杨嗣昌这人小心眼，见孙传庭上书反对自己，心怀疾恨，借兵部部议让孙传庭招募秦军万人，自筹饷银23万两，以商、洛等地为他的防汛之地。孙传庭根本不理杨嗣昌所谓部议，自筹经费四万八千两，召兵买马，自办攻守兵器。这就更得罪了杨嗣昌，他下令各督抚汇报募兵和筹饷情况，各地都报了回来，只是不见孙传庭的。杨嗣昌抓住把柄，对崇祯说，兵部军法在秦地行不通，请辞去爵禄，白衣领职，以此激怒崇祯。孙传庭上书申辩说：我和其他巡抚一样，召募民兵数已如兵部要求上报，如果说数量，我以前所报的早就达到兵部要求，何况我还有新如募训练的马步军，数量已过万人，哪里不遵部议了？一百天之内，商洛防务我不会松懈。如果让流寇入商洛，我抵挡不住，清治我的罪。如果我守住了商洛，而超百日流寇还没有剿灭，贻误战机的人肯定不会是我。杨嗣昌刁难没有凑效，对孙传庭更加怀恨。孙传庭两次奉诏升职加薪，应该加兵部衔，杨嗣昌压住不上奏。崇祯十一年（1638）春，农民军攻破汉阴、石泉，杨嗣昌借口孙传庭没有援救，取消了扣押下的孙传庭前两次所加职衔。
孙传庭派重兵扼守商洛，严密注视农民军动态。当大天王率领的义军进袭庆阳、宝鸡时，孙传庭迅速回师在合水将其击败，并俘虏了他的两个儿子，一直追到延安。崇祯十一年（1638年）初，过天星、混天星等从甘肃徽县，天水等地经凤翔逼近澄城时，孙传庭军分五路合击于杨家岭、黄龙山一带，大破“二星”，捕杀二千余人。大天王听说二子未被杀害，投降孙传庭。二星听说，便奔延安而来。孙传庭预测鄜州（今陕西富县）以西、合水以东方圆三、四百里的深沟峡谷，贼入当自毙。亲自率标兵中部在东面堵截，命曹变蛟等拒守西部，又在三水、淳化间埋伏兵马，当二星农民军因饥饿出来找粮食时，大张旗鼓攻击，农民军惊恐之下向西突围，一天一夜奔跑250里，到孙传庭伏兵处，又被截杀不少；返宝鸡，取栈道，再次中埋伏，折而走陇州关山道，又遇伏兵，接连三败，死者无数，过天星、混天星只好投降。并打退了驰援陕西起义军的马进忠、马光玉所率宛、洛之部，又与洪承畴在潼关南原以重兵埋伏，使闯王李自成部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仅和刘宗敏等18骑兵突围而走。至此，陕西境内的起义军基本被镇压下去。捷报传到京师，崇祯大喜，先叙澄城之捷，下诏加孙传庭部衔，杨嗣昌再次压下不奏。
此时，总理五省军务熊文灿主张招抚，在湖北的张献忠受抚已降，只有河南罗汝才、马进忠、贺一龙、左金王等十三部不降，联营广达数十里，侍机进逼潼关。面对这一形势，孙传庭认为起义军主力都在河南，建议自己率部向东，攻打农民军西面，熊文灿攻打东面，农民军不投降的就消灭。于是率部而东，从敌营中直冲而过打到东面，又返回身再穿营而过，打回西面。在阌乡（今河南灵宝县西北）、灵宝的山地间大败十三家兵马，起义军窘境日甚，拿着熊文灿招降手喻，送孙传庭请求投降。孙传庭不接受投降，说，你们成天说按照熊总理手喻愿降，一有空就攻堡屠寨。这是假降，要真降就放下武器，解甲来降。不按我说的做，我明天就进军剿灭你们。第二天顶盔掼甲，带兵而出，半路得到熊文灿手书，说，“请你不要嫉妒我招抚的功劳”，孙传庭接书，仍然进军，又接到杨嗣昌手令，也让他不要嫉妒，孙传庭这才怏怏不乐而撤军回陕西。孙传庭走了，农民军却不去受抚，而是移兵商洛。熊文灿这才后悔不听孙传庭的话，和孙传庭约好夹击农民军。孙传庭令部将王文清等率部数战起义军，三战三捷，起义军余部波迫转移内乡、淅川。
崇祯十一年六月，杨嗣昌被任为“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成为明末权倾一时的宰相式人物。传庭既屡建大功，按规定，部下将校都应该加官进爵，凡次奉旨优叙，杨嗣昌都压下不奏。孙传庭恳请进入兵部，杨嗣昌说：“等着吧，需要时间。”十月，多尔衮、岳托率后金兵分路从墙子岭（今密云东北）、青山口（今迁西东北）入长城，清军三路大军第四度南侵，北京震动。杨嗣昌力主议和，督各路入京勤王之兵的总督卢象升主张坚决抵抗，遂率诸将分道出击，与清军战於庆都、真定（今河北望都、正定）等地。杨嗣昌手握兵权，事事掣肘卢象升，卢象升屡战失利，最后战死沙场，在巨鹿阵亡。崇祯急调孙传庭、洪承畴部北上勤王。任命孙传庭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总督卢象升指挥诸镇援军，赐尚方宝剑。孙传庭抵达京郊后，又和杨嗣昌因和战发生冲突，并得罪宦官夏起潜，崇祯帝降旨严词指责，不准他入京朝见，而洪承畴则在京郊受到慰劳，并奉旨进殿见崇祯。孙传庭对此不平待遇自然大为不满。杨嗣昌任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并主张将和援的陕西军全部留下，用于守卫蓟、辽。孙传庭竭力反对，认为“秦军不可留也。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秦兵妻子家小都在秦地，秦兵杀贼对自己有利，长久留下来，不是哗变就是逃跑，不为我用，必为贼用，这是驱民从贼。”杨嗣昌置之不理，孙传庭对此不胜忧郁重重，以致耳聋。
崇祯十二年，崇祯调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京师解严后，孙传庭上疏请见崇祯皇帝，杨嗣昌害怕孙传庭面见崇祯，揭露他的压制和其它丑行，将孙传庭请求见崇祯的上书掷还送书人，让他还给孙传庭。孙传庭心中愠怒，称病请求休息。杨嗣昌仍不放过，说孙传庭耳聋是假，称病是推托任命。崇祯帝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让巡抚杨一俊核实，杨一俊核实后说是真聋，不是托病。杨嗣昌将杨一俊也关进监狱。
孙传庭下狱后等待审判，一关就是三年，朝中大臣都知道他冤枉，没人敢说。在这三年间，杨嗣昌、熊文灿在镇压起义军的战争中连遭败绩，闯王李自成在河南打开了局面，拥兵数十万，包围开封，杀了唐王。在这种形势下，崇祯想起了孙传庭的话，朝臣也纷纷举荐。崇祯十五年（1642年），崇祯再度起用孙传庭为兵部右侍郎。崇祯帝亲临文华殿询问孙传庭剿匪安民之策，孙传庭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崇祯皇帝大为嗟叹。并设宴款待，赏赐十分丰厚。随即便命孙传庭率领禁卫军驰援开封。李自成久攻开封不下，听说孙传庭援军到来，果断撤了开封之围，并在襄城之战中杀死陕西总督汪乔年。孙传庭到开封时，开封已经解围，崇祯帝即命孙传庭代汪乔年为陕督。
孙传庭到任后，大集诸将于关中，命令绑了援剿总兵贺人龙，坐在总督大旗下，历数其罪，将其正法。诸将无不畏惧。为对付日益壮大的农民军，孙传庭日夜加紧整兵备战。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李自成第三次包围开封，崇祯帝诏御史苏京监延、宁、甘、固军，催促孙传庭火速出关入豫。孙传庭上书说：“兵新募，不堪用”。崇祯帝不予理会，只是催孙传庭尽快救援开封。孙传庭只得起兵驰援，九月底进抵潼关。正赶上大雨连下十余天，李自成为阻孙传庭援军，挖开黄河马家口段，水灌开封。开封已陷，孙传庭便挥军南阳，李自成迎面而来接战。孙传庭安排三面埋伏，牛成虎率前军，左勷率左军，郑嘉栋率右军，高杰将中军。成虎虚张声势在北面诱敌，引农民军进入包围圈后，成虎军返回来撕杀，高杰、董学礼从两突起，左勷、郑嘉栋左右横击。农民军大败，溃乱东逃，被斩首千余。明军乘胜追击三十里，赶到郏县冢头。
本来农民败局已定，丢弃武器粮草马匹甲仗及随身财宝，溃乱不成队伍。谁知，天不佑明朝，不佑孙传庭，新募秦军贪财，看见满地财宝，只顾争抢捡拾。这一情形被李自成等首领发现，立刻掉转马头反动反攻，最先打垮左勷、萧慎鼎之军，左、萧之军一溃，诸军皆溃。农民军反败为胜，孙传庭覆军数千，材官小将之殁者七十八人。贼倍获其所丧马，李自成与罗汝才合兵西进，在郏县大败孙传庭军。孙传庭率残部逃至巩县，由孟塬进入陕西。《明史》记载这次战役说：“是役也，天大雨，粮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冻且馁，故大败。豫人所谓“柿园之役”也。
孙传庭败回陕西后，决心死守潼关，以扼京城之上游要地。当时明军损失惨重，补充了许多新兵。根据这种情况，孙传庭认为不宜速战，于是屯兵开垦，修兵器，储粮食，三家出一壮丁，召募勇士，养精蓄锐，以待战机。为增强明军的火力和防护能力，孙传庭命令赶制三万辆载有火炮的“火车”，“火车”行进时可抵御骑兵冲击，驻扎时则可环阵拱卫。孙传庭督工严苛，夜以继日，秦民不堪劳累，而关中又连续干旱，大军乏饷，陕西士大夫不能忍受孙传庭的严刑峻法和他的所作所为，想赶他出陕西，便在朝中制造不利于他的舆论。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崇祯命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升兵部尚书，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江北七省军务，频频催战。孙传庭顿感足叹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不得已，只好再议出兵，以总兵牛成虎率前锋，高杰将中军，王定、官抚民将延、宁兵为后劲，白广恩统火车营，檄左良玉赴汝宁夹击。此时，李自成已据有河南、湖北十余郡，自号新顺王，设官置戍，营建襄阳城。准备攻打商洛，尽发荆、襄兵在氾水、荥泽会合，制造竹筏，每人佩带三个葫芦渡河。八月十日，孙传庭师出潼关，在阌乡驻扎。二十一日，军驻陕州，传书河南各军渡河进剿。九月八日，军驻汝州，李自成部下都尉四天王李养纯投降，从李养纯口中，孙传庭摸清了农民军虚实。最初在汝州、灵宝、唐县（今河南泌阳）、郏县连胜农民军，李自成几次险些被捉，退回襄城。孙传庭大军进逼襄城，李自成部下纷纷请降，李自成说：“不用怕，我已经掘了朱明王朝的祖坟，大罪在身。请大家随我决一死战，如果败了，你们杀了我投降也不迟。”
这一次，又赶上连日大雨，李自成军在城里，孙传庭军都在城外露宿，久雨道路泥泞，运粮车赶不到，在郏县缴获的战马驮骡都被宰杀吃光了。大雨下了七天七夜，汝州后军哗变，流言四起，李自成兵趁机进攻。孙传庭无奈，只好还军迎粮。前军一走，后军乱阵，被李自成军追到南阳。孙传庭回军接战，李自成军前后五重，第一重是饥民，第二重是步兵，第三重骑兵，第四重才是骁骑劲旅，中间是农民军将领家属。孙传庭军攻破三重后，遇到最强对手，官军稍退，白广恩火器营的人见状大喊；“我军败了”，扔下“火车”就逃。孙传庭军被“火车”阻路，马挂在车上跑不了，自相践踏，又被李自成军马踏人踩，一天一夜，溃退狂奔四百里到孟津，死伤四万余人，失亡兵器辎重数十万。孙传庭单骑从阌乡渡垣曲。起义军缴获了孙传庭的帅旗，士气大振，一鼓作气，乘胜攻破潼关。孙传庭与监军副使乔迁高策马大呼，战死阵中。白广恩投降李自成，寻找孙传庭尸体，一直未能找到。
孙传庭之前，自认为必死无疑，临走，对继妻张夫人说：“我死了，你怎么办？”张夫人说：“大丈夫为国捐躯，不用担心我。”西安城破后，张夫人打发八岁儿子孙世宁跳墙逃走后，带领二女三妾投井而死。孙世宁逃出后，被一老翁收养。孙传庭长子孙世瑞听到后，长途跋涉到西安，在井中捞起张夫人等尸体，面貌如生。找到弟弟世宁后，弟兄俩相扶回代县。沿路见到的人，知道不知道情由的都流泪。孙传庭死时，五十一岁。由于尸体未找到，有人便传说孙传庭未死，致使崇祯帝对孙传庭下落产生了怀疑，所以始终未追封加谥于他，儿子们也没得到赠荫官职。孙传庭两次出师都因为大雨而败，《明史·孙传庭传》两次慨叹：“传庭死，关以内无坚城矣”，“传庭死而明亡矣。”
孙传庭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兵败身亡，25年间，由永城知县到兵部尚书，统领七省军务，先后参与主持了数十次对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使农民起义军几次处于被歼灭之境，其军事才能和施政能力，都非常杰出。只可惜命运多舛，崇祯帝多疑寡恩，杨嗣昌妒贤嫉能，更加雨师作祟，天不佑明，致使功败垂成，捐躯殒身，但其忠勇之气却永垂千秋。
孙传庭墓在代县阳明堡镇下花庄村东，北屏青山南面绿水，占地7000平米，冢高4米，周长约22米。四周红墙环绕，遍植苍松翠柏，有飨堂，墓碑等，砖墁甬路旁列石人、石马、石猪、石羊，前建牌坊。潼关败亡后，尸体未见，家人葬其衣冠与其妻妾遗体于此，墓毁“文革”。现存清刑部员外郎冯去骧撰《大明督师七省兵部尚书白谷孙公冯淑人同葬墓志铭》，镌刻于6块石板之上，共6000余字，详载其生平事迹。（据《明史》等改写）
2014、6、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