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初唐四杰简介
《旧唐书·杨炯传》说：“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初唐四杰”即为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
王勃
字子安，绎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曾任虢州参军。他年幼时写的骈俪文《滕王阁序》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名篇，久为众口传诵。他的诗清新自然，一篇之中常有警句，有如奇花异草杂缀在幽谷之中，使人百读不厌。有名的“落霞与孤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就是他文章中的名句。著有《王子安集》。
杨炯
弘衣华阴（今属陕西）人。于显庆四年（659）举神童。上元三年（676）应制举及第。补校书郎，累迁詹事司直。武后垂拱元年（685）坐从祖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出为梓州司法参军。天授元年（690），任教于洛阳宫中习艺馆。如意元年（692）秋后迁盈川令，吏治以严酷著称，卒于官。世称杨盈川。
杨炯以边塞征战诗著名，所作如《从军行》、《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战斗精神，气势轩昂，风格豪放。《旧唐书》本传盛赞其《盂兰盆赋》“词甚雅丽”，《四库全书总目》则以为“炯之丽制，不止此篇”，并谓“其词章瑰丽，由于贯穿典籍,不止涉猎浮华”。所作《王勃集序》，对王勃改革当时淫靡文风的创作实践，评价很高，反映了“四杰”有意识地改革当时文风的要求。现有明崇祯中张燮搜辑汇编的《王子安集》16卷；清同治甲戌蒋清翊著《王子安集笺注》20卷。
卢照邻
字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治今河北涿县）人。年少时从曹宪、王义方受小学及经史，博学能文。高宗永徽五年（６５４）为邓王（李元裕）府典签。极受邓王爱重，比之为司马相如。高宗乾封三年（668)初，出为益州新都（今四川成都附近）尉。秩满，漫游蜀中。离蜀后，寓居洛阳。
卢照邻工诗，尤其擅长七言歌行，对推动七古的发展有贡献。杨炯誉之为“人间才杰”。代表作《长安古意》，诗笔纵横奔放，富丽而不浮艳，为初唐脍炙人口的名篇，但仍未摆脱六朝诗风影响。《旧唐书》本传及《朝野佥载》都说卢有文集20卷。今存其集有《卢升之集》和明张燮辑注的《幽忧子集》，均为7卷。
骆宾王
字观光，婺州义乌（今中国浙江义乌）人。与富嘉谟并称“富骆”。7岁能诗,有“神童”之称。早年贫困，后拜奉礼郎，为东台详正学士。因事被谪，从军西域，久戍边疆。后入蜀，居姚州道大总管李义军幕，平定蛮族叛乱，文檄多出其手。后调任武功主簿、长安主簿，又由长安主簿入朝为侍御史，武则天当政，骆多次上书讽刺，得罪入狱。次年，遇赦得释。调露二年(680),出任临海县丞，世称骆临海。
在四杰中骆宾王的诗作最多。尤擅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为初唐罕有的长篇，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并称为“姊妹篇”，当时以为绝唱。久戍边城时亦写有不少边塞诗，“晚凤迷朔气，新瓜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豪情壮志，见闻亲切。他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体现了清新的时代新风，以封建时代忠义大节作为理论根据，号召人们起来反对正在筹建中的武周王朝,气势充沛,笔端带有情感。后人收集之骆宾王诗文集颇多，以清陈熙晋之《骆临海集笔注》最为完备。
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他们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诗人，他们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上承梁陈，下启沈宋，其中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后人所说的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从他们才开始定型。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开始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塞漠，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由他们开始了初步的定型。他们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他们的诗尽管未能摆脱南朝风气，但其诗风的转变和题材的扩大，预示了唐诗未来的发展方向，并起了积极进步的作用，可以说，他们是真正的唐诗的揭幕人。
二、初唐四杰的贡献
初唐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内容的充实与扩展
初唐四杰拓新了诗歌的主题和题材，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用现实的人生感受恢复了诗中清醒而严肃的自我。
（1）初唐四杰以寒士的不平批判上层贵族社会，否定了贵族社会秩序的永恒价值。
（2）初唐四杰以匡时济世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为诗歌注入了高清壮思和倜傥之气。虽然在艺术上没有完全摆脱初唐诗坛从齐梁陈隋沿袭下来的创作风气，但他们自强烈的爱国热忱中贯注了人生的远大理想，在诗歌中或渲泄抑郁不平的苦闷，或抒发追求功名的热望，或表达对边塞形势的密切关注和重义轻生的豪侠意气，表现出自我的个性，开启了盛唐诗歌的基本主题；他们以比兴寄托融入词采华霏的齐梁体，为初唐诗歌融合建安风骨和江左问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卢照邻把自己比作“洗净月浦，涵丹锦津，映红莲而得性，戏碧浪以全身”（《穷鱼赋》）的东海巨鳞，很容易联想到李白笔下的大鹏，又如他“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长安古意》），“无由召宣室，何以答吾君”（《至望喜瞻言怀贻见外知己》），以及“若有人兮天一方，忠为衣兮信为裳，餐白玉兮饮琼芳，心里荃兮路阳长”（《中和乐九章》总歌第九），无不体现内心的苦闷和不得志的忧怨忧而又显梗慨而多气的情怀；杨炯在《出塞》、《紫骝马》、《从军行》中一再表示：“丈夫皆有志，会是立功勋。”（《出塞》），“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紫骝马》），“宁为百丈夫，胜做一书生。”（《从军行》）。这些豪壮的诗句，洋溢着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没有一点伤感的情绪，这在唐以前的同类诗中是找不到的。隋代杨素的《出塞》、卢思道的《从军行》是当时的有名之作，前者写出了塞外的荒寒的景色，有一定的真实情感，后者描写了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之苦，哀怨佳丽，但是调子都较低沉，其它作品就不用说了。而四杰冲破了传统的束缚，开始用热烈、豪放的笔调来写，表现了唐代人民一度不以征战为苦的乐观、开朗的精神面貌。王勃把自己描绘成“奇秀兮异植，红光兮碧色，禀天地之淑丽，承雨露之华饰。”的莲花。他坚信，“莲有藕兮藕有枝，才有用兮用有时，何当婀娜花实移，为君香藻凤池。“（《金莲赋》）。我们再将骆宾王的《春日离长安客中言怀》、《叙寄员半千》、《咏怀古意上裴侍郎》、《狱中书情通简知己》、《咏怀》等咏怀诗联系起来考察，不难发现骆宾王淋漓尽致地书写了自己的人生情怀：渴望为时所用的热情与长期坎坷失望的牢骚，投笔从戎博取军工的幻想与辗转边庭不得升迁的苦恨，豪侠放浪的性格与久遭幽挚的愤懑，错综交织，构成了他深沉的咏叹调。
（3）初唐四杰拓宽了诗歌的视野，从而便于容纳更为充实的社会内容、更为严肃的思想和更为丰富的感情，显示了诗歌创作的健康方向。他们把描写场景和题材由宫廷转为走向市井，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寒漠，如杨炯《从军行》。诗中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格调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特别是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写得跌宕流畅、神采飞扬，较早地开启了新的诗风。有的诗篇还饱含昂扬的抱负和豪迈的气概，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羁旅送别之作和边塞诗中，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4）初唐四杰在前人偏于游戏性和应酬性的题材中注入人生热情。他们看到了贞观以后大唐帝国日益繁荣的气象，由此产生了但愿繁荣久长的希望以及欣逢盛世的自豪感。因此他们的长篇歌行极力铺陈帝京的壮丽气象，其力量和气势远远超过了刻板工丽的宫廷文学，而在歌颂太平时所流露的人事沧桑的感概，又使这些铺陈富丽的诗歌微笼着一层轻烟淡雾般的感伤情调。
（5）初唐四杰具有变更文坛绮艳诗风的自觉意识，他们具有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改变了前朝轻艳浮靡的文风，对唐诗风格进行了革新，将唐诗带向了“风骨”清竣有力、神采飞扬的创作道路。
自齐梁以来淫靡诗风盛行，一方面思想内容贫瘠乏绝，另一方面又在语言文辞上无节制地修饰打扮。到了隋炀帝的时候愈演愈烈，他为了满足荒淫生活的欲望，带头制作词藻艳丽的宫体诗，实为当时整个诗坛上的浊浪。而唐初诗坛可以说是陈、隋诗风的继承，太宗李世民就写过不少充满色情的宫体诗，其他诗人如虞世南、长孙无忌、上官仪等人的作品也带着浓厚的胭脂气味。他们还写了很多应诏、应制、奉和、侍宴之类的呆板富丽的作品，使当时的诗坛除声色艳情之外，又多了一些歌功颂德的拍马之声。而初唐四杰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高举起批判“上官体”的大旗，为唐诗向风骨的演进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所谓“风骨”，即要求诗文既有骏爽刚健的情感志意，又有端直朗练的语体风格。而四杰的社会地位都不高，都有着坎坷不平的遭遇，接触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现实，所以能够写出具有真情实感、刚健清新的优秀诗歌，冲击齐梁陈隋以来的浮靡之音。
就拿王勃最有名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来说：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渊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是一首赠别诗。开头两句用严整的对仗点出送别的地点和行人的去向，充分体现了端直朗练的语体风格。进而又用“同是宦犹如游人、离别当不可免”来安慰对方。“海内存知己，天渊若比邻”两句，化用“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成语，进一步申明慰勉之意，把难分难舍之情托于旷达开朗之语，这不仅表现了友情的深笃，诗风也显得雄健豪放，特别是诗中自然流露的刚健清新之情，使人为之一振。
从初唐四杰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们已经开始尝试一种崭新的文风，那就是使诗文既有骏爽刚健的情感志意，又有端直朗练的语体的“风骨”风格。他们广泛地接触社会，作品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现实，表现了积极进取的雄心壮志和壮志不得施展的愤慨不平，使诗歌创作从宫廷帷幕之后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改变了齐梁以来颓靡浮艳的诗风，使人们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更给以后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创造了有利条件，将他们的诗文带向了“风骨”清竣有力、神采飞扬的创作道路，使得唐诗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初唐四杰的诗文价值及其对诗坛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2、形式的创新与完善
初唐四杰以新的章法和节奏表现出新的情绪，在诗歌语言形式上努力向生活靠近。大体而言，卢骆喜作五七言长篇，尤擅七言歌行一体。卢骆创造性地发挥了七言歌行工丽整练婉转流走的风格，并大大加强了它的抒情性，丰富了表现力，使之成为“极能发人才思”的新体制。王杨则以五言律绝取胜，在语言上更加明净凝练，进一步洗涤了六朝以来繁缛的格调。
（1）体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咏史诗、咏物诗、山水诗还有分别诗。有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2）初唐四杰对诗的格律形式作了有益探索，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对五律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进一步发扬光大了前人诗作中的粘联趋势，使粘联构律成为一种主导方式，让同一律联叠构成律的方式渐淘汰。卢骆五言诗中古、律的区别已很分明，其律体大多合律，王杨律体几乎全部合律。例如王勃的《重别薛华》、《送杜少府任之蜀州》，杨炯的《有所思》，骆宾王的《秋月送别》、《在狱咏蝉》，卢照邻的《元日述怀》等，对仗工稳，音韵谐美，已是完整的五律，历来被人们所称引。四杰把正在发展中的律诗写得更加成熟，对于粘联的充分注意，使声律韵律、对仗为核心的格律规范趋向完善，他们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律诗的创作要求诗人在有限的篇幅和严密的格律中争取充分自由的艺术空间，使容量增加，意境深厚，才能显示出精炼而又丰富的美学性能。这对于唐代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对于才大雄厚宏放的诗人，不能不说是对自由的艺术精神的限制。所以唐人既需要格律诗，也需要能够施展其才力、驰骋其情志的歌行体。而唐代歌行体的充分奠定，正在于四杰继承梁陈诗人破奇为偶的句式，创造性地参用赋法，形成了偶对精切，音节可歌，“四语一转，蝉而下”，铺张扬厉，篇幅宏大的骈赋化歌行体制。在四杰手中，用七言歌行来写都市生活，诗的境界开阔了，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变动。四杰的七言歌行，一方面注意向民歌学习；一方面还注意吸收六朝歌行和小赋中铺陈排比、纵横多变的特点，扩大了诗的篇幅。他们的歌行虽未能摆脱六朝宫体绮丽的影响，却不乏通俗自然的诗句，也冲破了宫体诗的狭小内容，反映了社会现实，题材比较广泛，风格已有明显的变化。四杰对音律的重视是和题材内容的拓展、艺术境界的新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而改变了齐梁诗人单纯在诗体形式上探索的风气，使诗体形式的完善充分地为诗歌内容的表现服务，大大开拓了五言律诗和七言歌行的艺术天地和发展前景。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三、对初唐四杰的评价
综上，初唐四杰实为初唐九十年诗歌发展历程中关键性的诗人，不仅是六朝诗的变革者，更是唐风初见的先行者。无论题材内容还是诗体形式，抑或是艺术风格，四杰都呈现出开创唐诗独特美学风格的风貌，不仅给沈、宋，而且更给陈子昂、李、杜、元、白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他们得以把唐诗发展到完全新的阶段。诚然，四杰的诗歌还有“遣词华靡，固沿陈隋之遗”的特点，但这也是由于骈偶文丽文的影响以及个人对于文采的美的追求，与齐梁陈的浮艳之风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总之，他们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崔融说：“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同照邻可以企之。”李白说：“骆宾王为诗，格高指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诗人玉屑》卷十二《李太白集》），可见四杰的诗文很受唐人的重视。杜甫也在其《戏为六绝句》中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可见，唐人对四杰作了很中肯的评价。这就是“四杰”，历史的“四杰”扬之不可高，抑之不可太低。时至今日，无论是毁是誉，他们作为唐诗的第一座丰碑，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四、陈子昂简介
陈子昂（约公元661～公元702），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其存诗共100多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感遇》诗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7首和《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在政治上曾针对时弊，提过一些改革的建议。在文学方面针对初唐的浮艳诗风，力主恢复汉魏风骨，反对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他自己的创作，如《登幽州台歌》、《感遇》等共三十八首诗，风格朴质而明朗，格调苍凉激越，标志着初唐诗风的转变。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在唐诗革新道路上取得很大成绩。卢藏用说他“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陈伯玉文集序》)。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於黄初、建安矣。”都中肯地评价了他作为唐诗革新先驱者的巨大贡献。唐代初期诗歌，沿袭六朝余习，风格绮靡纤弱，陈子昂挺身而出，力图扭转这种倾向。陈子昂的诗歌，以其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质朴、刚健的语言风格,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
五、陈子昂的贡献
陈子昂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抨击齐梁绮艳遗风
卢藏用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称陈子昂“卓立千古，横制颓波”，是继初唐四杰后反对齐梁及唐初绮艳柔靡之宫廷诗风的旗手，是他使诗歌回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大胆干预时事政治，关注民众疾苦。唐初因立国不久，朝廷所征用的文人大多是前朝的旧臣，他们不可避免地把由梁陈以来长期形成的绮艳柔靡的纤弱诗风带到初唐诗坛上来，并凭借他们的崇高社会地位和威望给当时的文坛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形成初唐浮靡轻艳的宫廷诗风，并由此蔓延至整个社会。要使唐初诗歌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首先必须清除和扫荡当时诗坛上广为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当时虽然太宗君臣也曾明确地提出反对浮靡文风和合南北文学之两长的主张。然而因传统积习的巨大惯性和深远影响，诗坛仍弥漫着梁陈“宫掖之风”。初唐四杰登上文坛后曾对宫廷绮艳诗风大加挞伐和批判，提出诗文应有“刚健”的“骨气”。虽然诗坛曾经过四杰那充满变革激情的狂风暴雨的冲刷，然却未能有大的改观。四杰发动的诗歌革新运动也并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上官体”依然存在和流行。就连四杰自己的诗歌也未能完全摆脱绮艳柔靡宫廷诗风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仍存在着“词旨华靡”（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的弱点。
陈子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其诗歌革新的理论与主张的。继四杰之后，他以更坚决的态度起来反对齐梁诗风的统治，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表现了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陈子昂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他既好纵横任侠，又好佛老神仙，但儒家兼善天下的精神，仍然是他思想的主导方面。从他的许多政论奏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洞察国家安危的远见，关怀人民疾苦的热情。例如在《上蜀川安危事》的奏疏中，他曾经对诸羌的进犯感到忧虑，对蜀川人民“失业”、“逃亡”深表同情，对“官人贪暴”、“侵渔”、“剥夺”百姓的罪恶加以愤慨的指责。他的政治热情是他从事诗歌革新的动力。陈子昂对初唐诗坛弥漫的绮艳柔靡的宫廷诗风进行彻底否定和大胆批判，他认为当时诗坛沿袭和流行的“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齐梁绮艳诗风既“道弊”又显“颓靡”，即其片面追求华丽的词藻，堆砌大量的典故；既无充实的社会内容，也无思想的闪光。有的只是宫体诗风泛滥，充满着毫无生气的靡靡之音，故使得诗人常为之“耿耿”于怀而扼腕愤慨不已，将其列为清除与扫荡的对象，对其进行彻底的变革。这是继初唐四杰之后对宫廷绮艳柔靡诗风的又一次犹如暴风雷霆般的更为猛烈的讨伐。陈子昂横扫六朝绮艳柔靡诗风，从而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歌革新运动，进而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唐代诗歌朝着健康而正确的方向发展。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鲜明有力地体现了他的革新主张。《感遇诗》三十八首，正是表现这种革新精神的主要作品。这些诗并不是同时之作，有的讽刺现实、感慨时事，有的感怀身世、抒发理想。内容广阔丰富，思想也矛盾复杂。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现实性很强的边塞诗，例如：“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籍籍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这是他从征塞北时的作品，诗中对将帅无能，使边民不断遭受胡人侵害的现实深表愤慨。在从征幽州时所写的“朔风吹海树”一篇中，又对边塞将士的爱国热情遭到压抑表示深刻的同情。
陈子昂在散文革新上也是有功绩的。他文集中虽然也还有一些骈文，但那些对策、奏疏，都用的是比较朴实畅达的古代散文，这在唐代，也是开风气之先。所以唐代古文家萧颖士、梁肃、韩愈都对他这方面的努力有较高的评价。
2、倡导“风雅”和“兴寄”
“兴”即“情兴”之意，此处是指兴发感情，是在深刻的人生体验基础上形成的充实的激越的情思；“寄”是“寄托”，即使诗歌通过生动形象寄寓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容与情感。“兴寄”，就是有感而作，作而有所寄托。“兴寄”与传统的“比兴说”与“言志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更有所发展。
“比兴”传统上一般是指艺术表现手法，但到了东汉郑玄阐释比兴时已就有了美刺的意义。后经历代儒家学者的不断发展，已成为极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比兴”实质上是要求作家用作品来表现自己对国家政治得失及民生大计的感想。陈子昂正是基于传统的儒家理论即“要求诗歌具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充分发挥其反映社会现实和干预政的作用。显然陈子昂的“兴寄说”既指表达思想情感的方式手法，也包含着寄托讽喻之义。“兴”是为寄托服务的。显然陈子昂已把作为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发展为对诗歌的表达方式与思想内容的一种整体要求即主题方面的寄托，而不是个别语句的比喻和发端。故在内涵上已是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言志说”是传统的儒家诗歌理论“偏重于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要求”，故极易使诗歌成为政治说教的工具，“理胜于情”使诗歌缺少文采和情趣而流传不广。“兴寄说”主张诗歌创作有感而作，作而有所寄托，显然是解决唐初诗坛沿袭齐梁诗歌华靡浮艳诗风弊端的有效方法。同样陈氏所言之“风雅”不仅是指《诗经》的体制与形式，更指其体现的反映社会现实，敢于批判的美刺精神。因此倡导“风雅”就是要求诗歌创作大胆地反映和表现社会现实生活，更要有大胆的批判精神，敢于干预社会生活，干预社会政治。倡导“风雅”的美刺精神对扭转当时诗坛多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多雕章琢句、追求藻饰的绮靡华艳诗风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3、崇尚“魏晋风骨”传统
“风骨”最早是作为品鉴人物的术语，指人的风度、气质、品格、操守等方面表现出来的飘逸、俊朗、清廉、刚毅等个性特征。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中辟专章论述“风骨”，强调其在文学艺术中的美学意义。钟嵘《诗品》中也多次用“风骨”来品评诗歌。陈子昂因反对唐初诗坛绮艳华靡诗风的需要，特地提出并高举“汉魏风骨”的主张和旗帜。
“汉魏风骨”当指建安时期“三曹”，“七子”诗文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反映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的社会内容与精炼质朴、刚健有力的语言形式的有机统一与完美结合，以及由此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情感慷慨激昂、气势沉雄奔放、语言劲健豪迈、风格悲壮苍凉的艺术特质。因此，可以说，“风骨”已成为南北朝及后来的文学家和诗评家反对诗歌内容空洞、倡导革新的一个口号。刘勰和钟嵘都曾以“风骨”相标举，陈子昂的“风骨说”正是承此发展而来。其不仅追求诗歌思想内容的充实、丰富和深刻，而且追求艺术表现上的强烈感染力。这样使风骨与兴寄相结合，使诗歌充实的思想内容、饱满激越的情感寄托、沉雄劲健的风格气势相交融"进而达到“有金石声”的艺术境界，这才是陈氏诗歌理论的实质，亦是其文学创作之理想之所在。崇尚“建安风骨”正是陈子昂用以扫荡齐梁颓靡诗风，改变“文章道弊”现状，开创唐诗新风貌的有力武器。
4、追求诗歌刚健的风格
追求诗歌刚健遒劲的诗歌风格，是陈子昂对唐初沿袭齐梁陈隋绮艳柔靡纤弱诗风的弊端而对诗歌提出的一种美学要求。他在诗序中提出了唐代诗歌革新的性质、目标、任务、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形成其全面的诗歌革新的理论纲领。这当中，特别是针对解决唐初沿袭齐梁陈隋绮艳柔靡纤弱诗风的弊端和问题，追求诗歌刚健遒劲的诗歌风格而提出的一种诗歌美学要求，即“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骨气端翔”是说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感情要端庄雅正，高扬俊爽，即刘勰《文心雕龙》所言“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音情顿挫”指诗歌音律的抑扬起伏，感情表达之沉郁顿挫；“光英朗练”是要求作品应有华美的辞采，明朗流丽的色调；“有金石声”是指音韵铿锵，刚健有力，掷地有声。这就是陈子昂所求的“风骨”之美。实际上也是对诗歌作品从思想内容、感**彩到语言形式、艺术风格等方面的总体要求，并由此而形成了自己诗歌发展的理论与主张，即要求诗歌具有充实的思想内容、激越的感情力量，具有一种高昂的格调、豪放的气势、遒劲的语言、刚健的风格，表现出一种“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雄迈豪放、昂壮激越、铿锵有力的独特艺术风貌，从而给人以思想的启迪、精神的鼓舞、艺术的感染和前进的力量
六、对陈子昂的评价
陈子昂倡导“风雅”、“兴寄”，高扬“魏晋风骨”传统，从理论上指明了唐代诗歌发展的正确方向，对唐代诗歌的健康发展和繁荣等都起到了鼓舞作用。其诗歌理论主张也为后来的盛唐李杜、中唐元白所继承发展。
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特别是在诗歌革新理论方面，陈子昂是继“初唐四杰”之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位重要而关键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对陈子昂诗歌革新的历史功绩，历代诗人及评论家多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元好问《论诗绝句》曾以“沈宋驰骋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来高度评价其为唐代诗歌的发展做出的杰出历史贡献。杜甫《陈拾遗故宅》诗云：“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说：“能极著述”，“克备比兴”,“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者，梓潼陈拾遗。”近人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更是称陈子昂是初唐诗坛上的“一个异军突起者”
诚然，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如批评齐梁以来诗歌的弊端是对的，但也不能由此就否定六朝诗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这样不免有点偏激或矫枉过正之嫌；在强调继承前代文学优良传统的时候又似乎对诗歌艺术的创新重视不够，这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然而，陈子昂结合诗歌的历史发展郑重提出诗歌的风骨问题。这对于进一步扭转六朝以至唐初柔弱颓靡的文风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崇尚“风骨“从此也成了李白、杜甫等大多数诗人共同的审美趋向和追求。风骨论则成为盛唐诗学的脊梁。在这个意义上，陈子昂是不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