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宋朝为什么这样弱？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王朝。说它特殊，一方面似乎它很有值得国人引以荣耀的地方，另一方面，它更多的是勾起人们伤痛的回忆。这是一个经济繁荣、科技创新的时代，更是一个民不聊生、思想禁锢的时代，这是一个崇尚和谐、重视稳定的时代，更是一个矛盾激化、体制腐败的时代。总之，这是一个令人纠结心酸的时代。开国160多年后，首都汴京被攻破，遭受了父子皇帝同时被生擒掳走的耻辱，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之后，朝廷偏安到长江以南的临安（今浙江杭州），又苟延残喘了近160年。史家历来有“暴秦强汉、盛唐弱宋”之说，定论是比较准确的。今天，当我们翻开这部厚重的史书时，禁不住苦苦追问：宋朝为什么这样弱？一、横看成岭侧成峰：经济中心的执政理念原来是一柄双刃剑
先看宋朝的执政理念。这是史上最温和的一个政权。发动陈桥兵变的后周大将赵匡胤成为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后，即推行了修养生息、体恤百姓、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施政纲领。比如初登大位不久，赵匡胤就在太庙的一间密室中立了一块碑，此后大宋新皇登基，都要由一位不识字的太监带到密室里瞧瞧那块碑。直到金军攻破汴梁城，打进太庙才真相大白，碑上赫然书写着三条，大意是：第一，不杀柴氏子孙（后周的后裔），如果他们谋反，就在监狱里让他们自尽，不能公开杀掉；第二，不杀士大夫，尤其是那些谏臣；第三，子孙如果违背了前两条，天诛地灭。
这“勒石三戒”不仅给大宋历代皇帝划下了温和执政的底线，也给大宋的发展方向定下了基调，通俗地讲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折腾。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下，宋朝商业、产业蓬勃发展，科技、文化、艺术、城市建设、对外贸易等全面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有三个就是在宋朝发明的（指南针、印刷、火药）；一大批世界首创性的制造厂、加工厂相继问世，航海、造船、医药、工艺、瓷器、农技、丝绸工艺等遥遥领先于世界；由于货币的大量流通，宋朝在世界上第一次推出了纸币和银行信用；由于占城稻的广泛引入，引发了一场“粮食革命”，人口急剧增长，从开国初年的5000万人，到1200年，已经超过1亿，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庞大帝国；城市化得到了高速发展，以北宋为例，10万户人口的城市达到40个，其中汴京、临安、长安、洛阳和南京成为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对当时汴京都市繁荣的生动描绘；经济空前繁荣，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大宋的经济一举超越了此前历代的各项纪录。据记载，北宋的年均财政收入为8000万贯钱（1贯＝1000文，按当时计算1贯=1两白银）以上，最高年份达到了1.6亿贯，即使是后来失去了北方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高的时候也能达到1亿贯。这样的收入记录在古代中国堪称空前绝后。比如明朝在财政收入上比北宋差了整整一个数量级，清朝康乾盛世时状况稍好，但也不及北宋财政收入的一半。宋朝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左右的北宋，GDP总量却占到了全球的75%以上。这一系列数据表明，宋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人民生活最富裕的封建朝代。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发展经济的治国理念，经济生活的极大繁荣，无论是在统治阶层还是普通国人心目中无形筑起了一道安于现状、倡导和平、追求稳定的思想藩篱。在这种“维稳至上”的思想主导下，对外能和平解决争端，决不诉诸武力；对内能调和矛盾，决不激化冲突。反映在对外战争上，宁愿给对方“签约朝贡”，也不能破坏国内的经济建设。两宋加起来共319年，比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元明清执政时间都要长，由于对外委曲求全，对内温和文治，宋朝18位皇帝中没有出现一位“铁血大帝”。
值得指出的是，这个追求“稳定”的大宋王朝，外部长期受到邻国欺凌，内部遭受农民起义的困扰，内忧外患使宋王朝羸弱不堪，成为政权最不稳定的朝代。从疆域版图看宋朝并未实现国家的统一，北宋时期与西夏、辽、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造成直接现实威胁的有辽和西夏，南宋朝廷在西夏和金的挤压下，只保留了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相比历代封建王朝，宋朝疆域面积最小，而且长期处于国家分裂状态。这是国家政治弱势的一个重要体现。
二、始知锁向金笼听：“程朱理学”的推波助澜与思想禁锢
程朱理学，是指由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发展起来的儒家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理是善的，他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是封建纲常与宗教的禁欲主义相结合的理论体系。理学形成伊始，便立马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
儒家学说发展成为理学达到了顶峰，同时也是它僵化的开始。所谓顶峰状态，就是高度的外适应与内和谐的实现，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盲目崇拜对象。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缺乏外在和内在的发展动力，日益僵化和脱离实际。主要表现为：一，禁欲主义成为重要内容，在行为、伦理结构中引入僧侣主义；二，与现实日益脱节，沉醉于繁琐考据与自我修养之中；三，丧失了对不同思想和外来文化的容忍能力，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它企图永久地束缚人们的思想，这就必然会引起人们对它的质疑、批判和反抗。
程朱理学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具有反人性的特质。理学之前，“仁”作为行为伦理结构的核心，虽然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是以人性为基础的，它强调不忍和将心比心，主张把爱心推己及人。虽然它也主张孝道和贞洁，但其禁欲主义的色彩并不鲜明。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以后，已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并明确声称“无人欲即皆天理”。朱熹继承了二程的“道心”即天理的思想，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鼓吹“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理学占据正统地位后，思想文艺界一派肃杀，很难再找到象李白、杜甫那样“诗情放，剑气豪，英雄不把穷通较”的率性自由、浪漫洒脱的诗人了。禁欲主义象裹脚布紧紧缠裹妇女秀美的天足使之畸型那样，给人民群众穿上了紧身衣，扼杀了创造精神。在理学浓雾阴霾笼罩下，民众的手脚束缚了，思想麻木了，血性少了，反抗斗争的意识也大大地减弱了。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欧阳修这首写画眉鸟的抒情诗，更像一首反映理学禁锢的哲理诗。如果说人们的思想如同一只鸟儿，那么理学就是锁住思想的金笼。程朱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适应了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增强的需要，他们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适应了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最终完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重大转型。
三、但悲不见九州同：大宋军队能承担起丧师失地的责任吗？
“富国强兵”是国家发展的定律。富裕的宋朝，似乎也没有忘记国防的建设和部队的投入。首先，宋朝每年的国防开支极为庞大，其和平时代为2000万贯钱，占年财税收入的25%，战时达到3000万贯钱以上，占到了年财税收入的35%。这样高的军费开支，我国历史绝无仅有的。其次，常规武器装备也算先进。拥有一批技术含量高、杀伤力强的火枪、火炮等热兵器，还专门发明了破解重甲骑兵的“钩连枪”，组建了专门砍杀骑兵的装甲部队，对那些靠冷兵器拼命，靠重甲骑兵冲杀的北方骑马民族无疑具有相当的打击力。第三，常年养备着一支百万大军。这支军队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与之作战的辽、夏、金部队人数。这些军人不仅待遇良好，而且训练有素，基本上是能够适应作战需求的。同时，宋朝也是一个志士辈出的时代，在国难危急时刻，也涌现了宗泽、岳飞、韩世忠、文天祥等一大批抵抗侵略、浴血疆场的爱国将领。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军队庞大、财力强大的国家，竟然在抵御外族入侵时屡屡失败，最后亡国。审阅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外强中干的宋朝军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硬伤：
一是国防观念陈腐落后。宋朝奉行的一套消极防守的国防观念，最典型的标志是重步兵轻骑兵，缺少最尖端的攻击武器，丧失了最先进的作战平台。冷兵器时代，没有强大的骑兵就没有军事的强国。而经济强大的宋朝，从来就没有建立强大的骑兵。据史载，就是抗金英雄岳飞辖下的骑兵也不过三千左右，其他部队的就更少了。这种“重步轻骑”的指导思想，使宋朝军队在战场上陷于被动。宋代官场中反对增加骑兵的人的理由竟然是“计一骑之费,可赡步军五人”，目光短视，决策失误。同时，那些高科技产品、具有较强杀伤力的火器，没有给予重视，没有加以改造和利用，丧失了战场主动权。
二是军队体制出现异化。宋朝统治者为了防范武将拥兵自重进而威胁其政权，实行“兵将分离”制度，尽管其拥有过百万的军队，但却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这种违背军事原则的屯兵方式，疏远了官兵关系，降低了指挥能力和协调能力，大大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这是宋朝军力孱弱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军队经商成风。宋代虽有远超过前朝的财政收入，且多用于养兵养官，奇怪的是因兵额增长太快和官员中饱私囊而总感军费不足，便允许军队经商。此风一长，军队训练废弛，平日多从事“纲运”(即官府长途贩运)杂役，士兵织毛缎还成了官员的财源。这种武艺荒疏的军队，对西北小邦西夏也屡战屡败，为此宋廷又要增兵，经费不足又让各军扩大经商，结果兵员越多国力军力却越衰，形成了恶性循环。
三是妥协议和成为主流。宋朝统治者面对异族的入侵，并没有拼死一战的思想准备，也没有采取积极的有效抵抗，而是长期奉行消极防御，主张议和苟安，甚至花钱来买和平。史称为“澶渊之盟”条约中记录的澶州之战，宋军并没有战败，是辽军被迫求和的。但是经过几番交涉，两国议和，和约的结果是：宋每年给辽绢20万匹，银10万两，双方为兄弟之国，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平等条约。
不管是岳飞的怒发冲冠、仰天长啸，还是辛弃疾的挑灯看剑、沙场点兵，一支士气不振、几近颓废的军队挽救不了日薄西山的南宋王朝。“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伴随陆游临死之前的绝望哀叹，“王师北定中原”成为当时所有仁人志士的一场遥遥无期的梦想。
四、帝城王气杂妖氛：精英误国，奸臣乱国
“帝城王气杂妖氛，胡虏何知屡易君。犹有太平遗老在，时时洒泪向南云。”爱国诗人刘子翚的一首《汴京记事》写出了金兵攻入京城后的泣血悲催。作为帝王之城，本该瑞祥之气环绕，怎么会夹杂一股凶灾祸乱的妖气呢？原来，妖气的产生必有妖人的操弄。
宋朝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造就了一批由中产阶级代表、士大夫和当政统治者所构成的社会精英阶层。这些有钱有位、能够主导政局的社会精英的目光只是紧盯着眼前个人利益，无视国家长远利益，甚至会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放弃国家利益，直至卖国求荣。面对国难的发生，他们依恋的是安逸的生活和奢华的享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就是那种无视国难当头、无视前方战火纷飞，依旧醉生梦死的上层精英的真实写照！
宋朝的吏治十分腐败，一批人格卑微、道德低下的小人混迹官场并窃据高位，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对下鱼肉黎民百姓，对上蒙蔽君主视听，对外谄媚媾和。众所周知，宋朝出了大名鼎鼎的张邦昌、秦桧这两大卖国奸贼。张邦昌是个典型的投降派，金兵围攻开封时，他力主议和，与康王赵构作为人质前往金国，请求割地赔款以议和；秦桧是一个铁杆汉奸，暗通金国，卖国求荣，还以“莫须有”罪名杀害了抗金名将岳飞。直到今天，那个被吐口沫遗臭万年的秦桧还至今跪在杭州岳飞墓前，遭受世人谴责。不仅如此，宋朝还出产了蔡京、童贯、高俅、丁大全、陈大方、胡大昌、贾似道等等一大批大奸臣。宋朝是我国历史上出现巨奸佞臣最多的朝代之一。
奸党卖国贼往往指鹿为马，妖言惑众，惯于欺上瞒下，祸国殃民。据载，北宋钦宗时，金兵包围汴梁。李邺出使金军大营，回城后竟然盛赞金兵“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又载，北宋末年，中书侍郎王孝迪奉命勒索民间金银送给金国，这个奸臣竟然出示榜文恐吓京城市民：倘不交出财物，金军破城，“男子杀尽，妇女虏尽，宫室焚尽，金银取尽”！完全是一副卖国贼的丑恶嘴脸！明代冯梦龙的《智囊》记载了宋朝人富弼处理辽国讨还“关南之地”时，通过花钱买和平的例子。富弼出使契丹，对契丹君主说：“本朝皇帝曾说，为祖宗守卫疆土，怎敢把土地胡乱送给他人。北朝想要得到的，无非就是租赋而已，朕不忍使两朝赤子丧命疆场，因此便委屈保全土地，增加岁币……”在增加“岁币”后，契丹总算是答应了。到了南宋，为求得苟安，赵构竟然屈辱地向金主称臣！
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残军与蒙古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今属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南宋大臣陆秀夫背着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南宋王朝从此划上了句号。
“南宋之后无中国”。南宋的灭亡是中国历史发生的重大转折，不仅仅宣告汉族政权的彻底灭亡，更标志着在两宋时期得到长足发展的工农商业经济体系、科举与世族相结合的官僚制度、皇权政治制度等等汉族文明的衰落与中断。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而禁锢的文化思想、落后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同为北方民族统治的清朝达到了最高峰，直到鸦片战争。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历史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