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今，又是玉兰花开时，每逢清明倍思亲。我与玉兰结婚20年的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相识
1955年，高小毕业的吕玉兰，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回到自己的家乡――山东省聊城地区临清县东留善同村(1964年划归为河北省邢台地区临西县)，参加农业生产。由于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她先后当选和荣获合作社社长、副乡长、省劳模、全国妇女“三八”红旗手等领导职务与光荣称号。
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这是人生中的重要事情，特别是对农村姑娘来说，更是选择幸福、决定命运的终身大事。在临西县农村，许多女孩子到了十四五岁，就开始有人给说婆家，十七八岁便结婚。玉兰又比一般的农村姑娘具有“优势”：模样俊、身板好、文化高。用农村的话来说，真是“打着灯笼找不到”、 “百里挑一”的“好主儿”。于是，她很快成了媒人的目标，小伙子的偶像，提亲的、说媒的、 “毛遂自荐”的，简直踏破了门槛。
然而，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玉兰是怎么想的呢?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6年6月出版的《英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吕玉兰》一书中，她这样坦诚表露自己把革命当做终身大事的思想：
一个人二三十岁的时候，正是黄金时代，在这时候。集中精力把毛主席著作好好学一学，为党多做些工作。为贫下中农多做些工作，把青春献给革命。比过早地缠在家庭、孩子身上，意义要大得多。1956年植树造林时候的几个女伙伴早结婚了，早成家了，如今拉着大的，携着小的。她们一见我就说：“玉兰，像你这几年把力量都用在工作上。该多好啊!”看到她们今天的情况，想到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期望，我下定决心，坚决晚婚。改变早婚旧习惯，为阶级姐妹闯出一条路子来。
就这样，玉兰在十几年里终日忙于工作。一直到1974年，成了30多岁的大姑娘，周总理、邓大姐等领导多次催促考虑婚姻大事，玉兰闭合多年的爱情之花，才终于开放。
这年春天。新华社河北分社女摄影记者张彬来到临西采访玉兰。她白天采访，和玉兰同吃一锅饭；晚上谈心。和玉兰同睡一张床。不几天，她俩便亲如姐妹，无话不谈。当张彬得知玉兰还没有对象时，便产生了当“红娘”的念头。
“玉兰。总理几次催你找对象。你还找不到?真要当一辈子的晚婚典型啊?”张彬笑着说。
“俺虽然年龄大了，也不能慌慌张张，乱抓一个啊!还是沉住气好，我就找个如意的。”玉兰道。
“你要什么条件?”张彬试探着问。
“啥条件也不讲，只要人好。面可以宽一点，工、农、商、学、兵，只要合适就行。”玉兰答。
“我跟新闻单位比较熟，给你介绍个记者行不行?”张彬问。
玉兰沉思一下：“倒也可以考虑。俺文化低，记者文化高，又见多识广，两人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张彬听了，满怀信心地说：“就这么定了!我回去跟老米说说。”
老米，就是当时新华社河北分社的社长米荣运。他和爱人陈秀珍。曾多次采访过玉兰，可说是玉兰的老熟人。对她的婚事也一直很关心。当他们从张彬口中得知，玉兰同意找个记者做终身伴侣时，也热情地当起了“红娘”。
当时，与我同在北京新华社国内部政治外事组当记者、后来担任国内部主任的高级记者李尚志，这段时间正在石家庄河北省军区蹲点，经常同米荣运等人，接触。他们在一起谈起了为玉兰在新闻界找对象的事，李尚志就把我的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大家都觉得我的条件可以考虑。就决定给我和玉兰牵线搭桥。
写到这儿，我该作个自我介绍了。我原名江勤泉。1946年3月12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森庄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江汉生。共产党员，先后当过农民、工人、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车间主任；母亲荆来娣，家庭妇女，曾是人家的童养媳。在我下面。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由于孩子多，家境一直比较困难。我是老大，从小就承担许多家务和农活：洗衣、做饭、喂猪……成立合作社后，我家由于劳力少，就为社里喂了一头水牛。于是，割草、放牛、垫圈。成了我这个年仅八九岁的孩子每天要做的事。所以，我可以说是放牛娃出身。1958年，我随外出当工人的父亲。来到芜湖市读小学六年级，后来又在这里上了初中和高中。1965年，新华社派人到安徽省重点中学――芜湖第一中学调一名机要员。即将在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荣幸地被选中。这样，没有让我参加高考，就调我到北京新华社机要处工作。1968年我被调到旧内部工作，不久到政治外事组当记者。1969年入党。我先后参加了美国作家兼记者斯诺逝世、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英国首相希思访华等一系列重大外事活动的采访。那几年，我深感自己不论是思想水平还是业务能力。都远远不能适应新华社对一个政治外事记者的要求，所以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没有解决婚姻问题。
李尚志、米荣运将我的情况向玉兰作了介绍，她表态说：“江山条件不错，先互相了解了解吧!”
当时，我曾征求过新华社一些老领导、老同志的意见，他们多数也表示赞成。新华社老社长穆青鼓励我说：“吕玉兰同志是中国有名的女劳动模范，是我们的女中豪杰，思想品德非常好。实际工作经验也十分丰富。你同她结合。可以向她学到很多东西。”
“千里姻缘一线牵”、“一见钟情”，这些过去在描写爱情的小说中常见的词语，我总以为它们不过是文人杜撰出来的戏言，想不到竟在自己身上得到了应验。
那是1974年6月10日傍晚，我作为跟随来自非洲的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访华的记者，自山西大寨前往沈阳路过石家庄，从这里由汽车转乘飞机。同玉兰邂逅在机场上。
现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原《中国青年报》驻河北记者站站长的台恩普，在采写的通讯《她，还是吕玉兰》中，以“飞机上的姻缘”作为小标题，这样记叙了当时的情景：“飞机徐徐降落机场。接待完李先念副总理和外宾之后，新华社的老米笑吟吟地指着一位高个儿青年，向吕玉兰介绍：‘这是新华社记者江山同志。’俩人握手，相互礼节性问好。‘他用
左手跟俺握的。’吕玉兰至今回忆起来，还觉得有点可笑。‘那时，江山看着可老实了，头低着，长头发盖住半拉脸。机场风大。谁也没看清楚谁。”’
正如台恩普所说，我和玉兰这次在机场的见面，是我们婚姻上的转折点。我看着玉兰穿着朴素、待人平易、说话和蔼，一点儿领导架子也没有，原以为我们俩人地位悬殊过不到一块儿的疑虑。立即打消了。而且。看到玉兰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五官端正，脸色红润，虽说比我大几岁，但并不显得比我大，我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好感。玉兰后来谈起那次见面，笑着对我说：“飞机场上第一次见你，个子高高的。身板直直的，人也挺老实，像那么回事。还真有点一见钟情。”
相爱
时隔半月后――1974年6月22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北京来到石家庄，算是同玉兰正式见面。动身前，我特地看了有关她的报道。这次，我们还一起到了邢台、临西、东留善固，见到了玉兰的父母亲，总共5天时间。
虽然这次相会的时间很短，玉兰又天天开会，我们只能在晚上交谈一下。可我们俩十分融洽。特别是在生活上，玉兰像大姐姐一样对我百般照顾。她特地向一位在省委办公厅工作的服务员借了间房子给我住。她有时带我去食堂吃饭，而更多的是把饭从食堂打回来给我吃。晚上，我们两几乎天天谈到深夜。仿佛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见如故。
当时有人怀疑：“玉兰是中国有名的女省委书记，江山是新华社的一名普通记者；玉兰是农业劳动模范，江山是耍笔杆子的书呆子；玉兰年龄大，江山年龄小，他们差距那么大，能结合到一块儿吗?”
其实，这些问题，在思想上比较成熟的玉兰，也考虑到了。
对于政治地位上的悬殊，我坦率地说：“我挺喜欢记者这个职业，可能一辈子都是个小记者，职务上永远比不上你这个省委书记。”
玉兰更实在：“别看俺现在地位挺高，可当省领导经验不足，可能下去，说不定哪一天回村当农民呢!请你认真考虑。”
关于年龄上的差别，玉兰说：“俺比你大几岁，嫌不嫌?”
我说：“女的比男的大几岁，更会体贴人。”
至于工作性质的不同，我说：“我尽管是负责政治外事采访的记者，发了不少全国通稿，但毕竟年纪轻，阅历浅，缺少实际工作经验。你多年在基层，可要当我的老师。”
玉兰说：“俺没念几年书，才小学毕业，文化低，笔头子不行，要好好向你学习文化。”
玉兰愿找个有文化的人，我愿找个有社会经验的人。于是，渴望互补，成为我和玉兰结合的基础。
大概，我和玉兰的婚姻属于“先结婚后恋爱”，玉兰在婚后曾戏称自己是“李双双式的婚姻”。因为。从见面到结婚，只有短短的3个多月，期间我们总共只见了3次面，写了23封书信。
当时，我们彼此都很倾心对方，可是都很忙，又分届两地，真没机会花前月下，只能主要靠通信来交流感情。结婚后，我把我们婚前写的23封书信，装订成册。如今。当我手捧这些“情书”，不禁又勾起了对那段“热恋”的深情回忆。
起先的几封信，我们主要是谈工作，谈思想，而且完全没有像今天的年轻人那种罗曼蒂克。有位看过我和玉兰“两地书”的友人说：“要不是你提示，我还以为是同志之间的工作通信呢!”工作繁忙的玉兰，写信都是利用午休或睡觉前的时间。当玉兰接到我的第一封信时，正值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给我复信已是凌晨一点了。
当时，我考虑到玉兰的文化程度不高，尽量把信写得通俗些，详细些。可她在对一封信看过几遍之后，仍怕“理解”不透，又特意把信拿给当时河北省委的“大秀才”，省委宣传部部长、常委，后任省政协主席的尹哲同志看，“共同研究”如何复信。她在信上还告诉我：“我先后向邓颖超大姐、陈永贵同志、倪志福同志汇报了我们的相识的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不久，就收到了他们的回信，支持我们的结合。”玉兰把这些老领导、老朋友怎么回的信，怎么说的话，都一一写在信上。
后来，玉兰的信越写越多，越写越长，内容也越来越深入，可以说这是她一生中最长的“文学作品”了。她的感情是真挚的，在信中多次流露出对我的爱慕之意：“江山，你年轻有为，你是我们党的新闻记者，中央的精神，新华社知道得多，你进步得快，你看过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开阔了眼界，我给别人谈起你来，都很羡慕你。”她对我们俩的结合，表示出满意的态度：“听到的是赞扬，说我们有共同语言，能互相帮助。”“关于我们的事，领导与同志们都很支持，感到我找到你这样的人，比较满意。他们一直催我们把它早些决定下来，我们商量一下看什么时候好?”“白天的事。晚上爱做梦。有时候在睡梦里还见到你呢!”
她这种真诚的信任，还从另外一个侧面体现出来，就是在信中经常揭自己的“丑”，多次提到自己在工作能力、文化程度方面存在的不足，甚至包括自己身体哪些不适也毫不掩饰。她在劝我要注意身体时谈到了自己的教训：“我过去从不注意休息、吃饭，斗争激烈复杂。精神受到很大刺激，现在身体虽然没有大毛病，但一紧张了，生活一不规律了，小毛病不断，头疼啦，腿肿啊，肚胀呀，总是不太舒服，经医生诊断，是植物神经紊乱，走起路来抬不起脚。望你注意。今天写得乱七八糟，把你当做自己的弟弟才这样说的。”
玉兰的头脑又是冷静的。就在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热恋”期间，她还想着工作第一、婚姻第二，一再推迟婚期，并且考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尽量节俭。她先是把婚期从8月份推迟到9月份，后来又从9月份推迟到10月份。她在谈到为结婚做准备时，这样写道：“我什么也没准备，也没打算准备什么。因为这个事影响很大。我和你的工作不大一样，你经常接待外宾，穿的用的整齐一些好。我想我不能脱离群众，如果打扮得太年轻了，省上的工、青、妇、知青办、农办来找我，特别是地区、县里，大部分都是些老同志，我又当小孩又当大人。你不要给我买衣服。”她在谈到婚礼怎么举行时，写道：“刘子厚同志(注：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回来后。又在常委会上讲了我们结婚的事。经过再三说服，我们不摆喜酒好，我们要带个好头。”
爱情，就像滴滴春雨，不断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我在一封信中写道：“现在。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仿佛有许多话要说……我真没想到，仅仅几天的接触，一个人竟能占据了自己的整个心窝。这种感情，来源于我对你十几年来可歌可泣的奋斗事迹的敬佩，来源于我对你那革命思想和纯洁感情的崇拜。”确实，我和玉兰的爱情，首先是从这种相互间敬慕和信任开始的。正如一位思想家所说：“爱情的魅力，来源于彼此的膜拜和尊重。”
在我和玉兰谈“恋爱”的期间，既有快乐的时光，也有不顺心的片刻。如那天有位同志告诉我，中央组织部派了两个人到新华社来了解我的情况。这本是组织部门出于对玉兰的负责，而应当采取的一项措施，可我听了，心里却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觉得“太不信任我了”。特别是当我听到有个别人说我是“高攀”、“想当官”时，我反复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要和玉兰谈恋爱?目的和动机何在?
事实上，我对于同玉兰的结合，可以说没有一点奢求和私利。就拿当官来说，我不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利用玉兰的影响和威信，去谋过自己的官位，更没有劝说玉兰为我当官搞什么活动，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相反，曾有几次当官的机会，我都婉言谢绝了，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同时特别热爱记者这个职业，舍不得改行。而且，我在当不当官的这个问题上，曾几次征求玉兰的意见，她也不同意我当官，认为我干记者比较合适。所以，直到退休，我仍是新华社最基层的一名普通记者。
说真的，那时我还曾设身处地替玉兰着想了一番。那时已34岁的玉兰，想找一个没结过婚的、又有文化的男朋友。如果要求这个男朋友同玉兰一样，是中央委员和省委书记，根据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她只能找一个地位比自己低、甚至年龄也要小一点的男朋友。这样，所有同她谈恋爱的男朋友，都可以被称为“高攀”、“往上爬”了。玉兰是个女人，是个身体健康、生理正常的女人，而且是个非常想生儿育女、当贤妻良母的女人。只是由于一心为了事业和工作。一再推迟解决婚姻问题，才形成了婚姻“老大难”的局面。她应当拥有找对象的权利和自由，而且不论这个对象是什么样的条件。如今，既然玉兰已经选择了我，出于敬重，出于爱情，也出于理解，我应当成全她。
当时，我在写给玉兰的信中，是这样向她表白自己的“动机”的：“我没有别的企求和目的，只是想着我们能有共同的理想和志愿，能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交流思想，在团结友好的气氛中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也许。这些话语在现在有些人看来，是那么幼稚可笑，但却是我当时真实思想的流露。
我在信中谈到某些人的议论时，这样写道：“我在信上谈到别人讽刺的事，你是不是也听到周围人对你的一些议论了?我们这里个别人的议论主要就是说我‘眼睛高’，‘向上看’，说我是‘小女婿’，‘女尊男卑’，等等。其实，我在去石家庄之前，就考虑到会有一些议论。我觉得，在感情问题上，自己处理得还比较冷静，没有因此影响工作和思想情绪，也更没有从此失去前进的劲头，留恋于建立小家庭或听个别人，议论就表现出急躁和自馁……”
恩恩爱爱、曲曲折折，我终于踏上了前去同玉兰结婚的里程。
那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1974年10月3日上午，我乘坐301次火车，8点20分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4个多小时的行程，我不知道是怎么度过来的。总之，甜蜜和幸福，伴随着焦虑甚至某种慌恐。当我在车站上，看到玉兰和米荣运时，眼里顿时噙满了泪水。
下午，省委组织部和当地民政部门的有关同志，来到玉兰办公室，为我们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当时我28岁，属大龄青年；玉兰34岁，更是老姑娘了。
当晚7点，在河北省委大院一号楼会议室――其实就是玉兰办公室的楼上，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结婚仪式。
我在当天的日记本上，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今天晚上，我同玉兰结婚。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担任主婚人。参加仪式的有省委书记郑三生、马辉、马杰和副书记马力等省领导，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米荣运，副社长刘方辰，农村组组长侯志义。以及省委机关的几十位同志。刘子厚、米荣运、玉兰和我，分别说了几句话。我说在座的许多老领导，参加革命的时间比我的年龄还要长，今后接触的机会多了，我要多向你们学习，同时也盼望你们多给予指教。同时，玉兰不仅是我的伴侣，也是我的老师，我还要很好地向玉兰同志学习。”我记得，当我说到“要向玉兰同志学习”时，在座的同志们都开心地笑了。
婚礼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没有鞭炮、没有喜宴，只是人们在一起坐了坐，吃了点玉兰事先买好的水果糖和她从老家捎来的西瓜，时间总共还不到一小时。我们俩都没有为结婚购置任何东西，洞房就是她的办公室，是河北省委大院一号楼一层西头带有一个小套间的房子。过满半个月婚假，我就回北京上班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迟到的婚姻尤为甜蜜和珍贵。
临离开石家庄回京的前夕，玉兰向我嘱咐了一件事。她说，“总理和邓大姐一直很关心俺的婚事，上个月俺给大姐写了封信。向他们汇报和征求了咱们结婚的事。但是，大姐还不认识你，你在北京有机会时，向大姐报个到。”后来，我按玉兰的意见做了。
那是1975年4月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同志追悼大会，我从大会堂北门的第二道门口往外走时，看见了邓颖超大姐正站在那里同人说话。我上不上去给大姐“报个到”呢?正在我犹豫之际，大姐忽然向我走来，看了看我，仿佛要同我说话的样子。她那慈祥的目光，顿时使我鼓起了勇气。我走上前去，向大姐说：“邓大姐，玉兰叫我代她向您问好!”
大姐马上热情地握住我的双手：“噢，原来你就是玉兰的对象呀!你好呀!”
我接着说：“大姐，我见过您好多次了，但总是不好意思跟您说话。”
大姐亲切地说：“我们不是早就认识嘛!玉兰是个非常好的同志，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我要向她学习!”
“你们两个互相学习!”
“请代我们向总理问好!”
“好!也请代总理和我向玉兰同志问好!”
我们交谈时，邓大姐的两只手一直紧紧地、长久地握着我的手，走了很长一段距离，我担心别的记者有事找我，就跟大姐说：“大姐，再见吧!”大姐也说：“好，再见!”
后来，我把见邓大姐的情况，向玉兰说了。她听了感动地说：“总理、大姐这样关心咱们，俺只有更加努力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学习，才能报答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啊!”
在1971年5月召开的中共河北省委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玉兰当选为河北省委副书记。1977年5月，她又担任了河北省委书记。到1980年12月离开省委到正定兼职，玉兰先后担任省委副书记5年零11个月，省委书记3年零7个月，前后近10年时间。其间。她还一直兼着临西县和东留善同村的职务。
玉兰在省委工作的主要精力是抓农业。
众所周知，河北历来是农业大省，农业在全省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
因此，农业这个“基础”一直是河北省党政领导关注的重点，始终排在河北省委常委会议事日程的主要位置。曾长期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的李雪峰、林铁、刘子厚、阎达开等，就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方面。我几次听玉兰说：“让俺协助省委其他同志分管农业，这副担子重得很啊!”
1977年3月9日《河北日报》通栏标题为《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圆满成功胜利闭幕》，详细摘发了玉兰在前一天――3月8日在会上的讲话内容，其中有一段这样讲道：“把农业搞上去，‘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
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这是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玉兰把这句话，当做她这次讲话的主题。这天，《河北日报》在头版下半部发表的社论题目，也是这句话。
那天，玉兰开完会回来，已是中午时分，我在小桌上摆好了饭菜，大家都开始吃饭了。可是玉兰的心仿佛还在会场上，边吃边神采飞扬地对我们说：“今天的大会开得好!可以大讲干社会主义了。这几年，‘四人帮’在台上，尽搞大批大吹，有劲儿叫你使不到点子上。大寨是靠干出来的，大庆是靠干出来的。不干，哪能建成社会主义!”
这时坐在一旁的玉兰母亲笑着对她说：“快吃饭吧。这几年，你还干得少啊?”
玉兰也笑着说：“这些年。你也没歇着，在家做饭、喂猪，现在又带小妮儿。没有你这‘后勤部长’，俺在外面也干不成啊!”
玉兰又接着说：“一会儿，俺就回临西，给县上、村里传达省里的精神，把大伙的干劲鼓得更高点儿!”
母亲说：“你不睡一会儿啦?”
玉兰说：“说干就干哩!”
刚吃完饭，汽车就来了。玉兰匆匆拿上毛巾、牙刷，就要走。
忽然，她又想起还没顾得上看一眼刚诞生3个月的女儿。只见她走到床前，轻轻地抚摸着江河的脸蛋，恋恋不舍地说：“妮儿，娘又要走了。你在家，多喝点牛奶，快点长大，将来一道大干社会主义啊!”
说干就干，雷厉风行，是玉兰的一贯作风，也是她的精神风貌的一个体现。就是当省委书记的这几年，仍然是这个样子，工作繁忙、事务众多，以致忙得从来没有时间同自己的家人上过一趟街、逛过一次公园。从1974年开始到省上工作后，玉兰还同时兼着县里和村里的职务，一有空儿就回村里和县里抓工作。有时，白天开完省委常委会，天都黑了，只要有重要精神，她吃过晚饭，还要连夜坐五六个小时的车子赶回去。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一回两回，而是有好多次。
凡是看过中共“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新闻照片的人，都会对主席团中两位头裹白毛巾的北方农民打扮的成员留下深刻印象。一位是曾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山西省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另一位，就是中共中央委员、河北省委书记吕玉兰。有的报刊在报道玉兰事迹时，就称她为“头扎白毛巾的女省委书记”
“为什么要头扎白毛巾?”我曾问玉兰。
“这是北方农民参加劳动的习惯打扮。北方风沙大，头裹毛巾，可以防风沙，冬天还可以御寒，夏天热了还可以擦汗。俺从小就喜欢扎白毛巾。”她说。
后来，我同临西同志谈起北方农民头扎白毛巾的习惯，他们还告诉我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其他地方农民的毛巾都扎得比较低，甚至盖住了眉毛。只有临西一带农民的毛巾扎得高，把前额都亮了出来。他们还说，这是学玉兰的扎法。我问玉兰为啥这样扎，她回答：“这样扎精神!”
常年头扎白毛巾，这是参加农业劳动的一种习惯。然而，它对于玉兰来说，却有着特殊的含义，说明她当了省委书记后，仍然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震后5小时，刚从北京新华总社调到河北分社工作的我，就随同省委领导乘坐“安?二”型飞机。从石家庄赶到地震灾区，成为第一个进入唐山采访的记者。由于生活和工作条件艰苦。新华社对派到唐山采访的记者实行了半月一换的轮换制。而我竟一口气在唐山连续工作了两个月，从而成为新华社在唐山灾区坚持采访时间最长的记者。
8月25日中午，玉兰从石家庄来到唐山。参加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她住在设在唐山飞机场的抗震救灾指挥部里，离我们新华社的营地不远，我便去看望她。当时，她住在一个像火车车厢一样的简易房里。时值炎夏，简易房里又闷又热。犹如蒸笼。我见她挺着已怀有7个多月身孕的大肚子，身子又胖，汗水不止，脸和脚都肿了，坐在地铺上直喘粗气。我想到她过去流过产。有点担心地说：“天气这么热，肚子这么大了，你还坐飞机，跑来跑去的，身体顶得住吗?要不，住一段医院吧?”
“没事儿，俺能顶住!子厚、马辉在唐山，家里常委少，能顶就顶吧!”，玉兰说到省里的工作，情绪忽然高昂起来，用手挽了挽袖子，“这一段，省委每天来开会的，汇报情况的，要原材料的，送这送那的，人来人往，电话整天响，大伙忙得手脚不着地。俺就喜欢这种紧张劲儿，说办就办，当天的事当天完，省里的同志们都说，这段工作干得挺痛快!”
9月1日，我以新华社唯一代表的身份。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唐山、丰南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这时，我坐在大会堂里，眼前首先映现的是我那挺着大肚子的好妻子――吕玉兰。
相 知
玉兰一方面抓好工作，一方面注意学习。周总理的名言“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玉兰经常挂在嘴边。玉兰曾多次向我谈到毛主席、周总理教育她抓紧理论学习的情景。1966年国庆节观礼，周总理送给王进喜、陈永贵和吕玉兰等工农兵代表每人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再三叮嘱他们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
那几年，玉兰确实把学习抓得很紧。她除了开会、下乡，其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就是节假日也不放过，每天都学到深夜。她学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做笔记，包括摘录革命导师的语录，写学习心得体会。这些，几乎占了她笔记本的主要篇幅，先后记了几十本。除了学理论，她还学历史、学地理、学农业科技知识，甚至学英语。
党中央和河北省委，对玉兰的培养和学习十分关注，多次安排她参加中央党校、省委党校和工农中央委员读书班学习，几乎年年都有，短则一两个月，长则半年到一年。而玉兰也是把它们当做一次次提高自身政治理论修养和增强领导工作能力的大好机会，认真加以对待，积极吸取营养，并同自己的实际工作密切联系起来。1977年9月，玉兰来到中央党校，参加了文革后举办的第一期中央党校高中级干部学习班学习。博大精深的理论，精彩纷呈的报告，把玉兰引入了科学的殿堂。她深深感到，自己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如果还继续停留在过去基层时那种“敲钟喊人上工”、光懂得“敢想敢说敢干”的状况，已远远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了，而必须系统地、完整地掌握革命理论和现代科学知识。她当时在笔记本上写了这样一首打油诗，来抒发自己决心学好革命理论的强烈愿望：“地位高，荣誉大，学不好真后怕；身体壮，还年轻，要在学习上下苦功……”
理论联系实际是玉兰一贯的学风，这次在中央党校学习也不例外。她在学习结业前写的题为《到第一线去到群众中去》的思想小结中，谈到在学习恩格斯《〈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中所说应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的感想时，这样写道：“当一个领导干部，最重要的是搞好思想革命化，可俺从1974年到省里工作后，出门坐专车，办事有秘书，开始对这套还不习惯，时间一长，也就习以为常了。这几年，下基层少了，参加劳动少了，接近和联系群众少了，调查研究和了解实际少了。过去，整天同群众在一起，在风雨里爬，在泥水里滚，浑身尘土，满手老茧；现在，经常是泡在会议上和机关里，脸变白了，身体变胖了，老茧不见了，身上也没劲儿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条，玉兰最赞赏的信条是陈云同志的这句话：“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从1969年中共“九大”到1982年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玉兰先后参加了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党代会，全国四届、五届人代会，全国四届妇代会，以及河北省第四届到第七届人代会，而且是历届大会的主席团成员，并先后当选为3届中央委员、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一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作为人民和党员的代表，她积极参与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机构的参政议政活动，敢于反映人民群众和基层党员的呼声、愿望和困难。
对新生事物一向接受较快的玉兰，对农业生产责任制也同样予以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当然，这对曾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带头人之一的玉兰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过程。但她从来都坚持实事求是。她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大包干”这种形式的责任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许多地方一年就见效，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她在笔记本上，抄录了许多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赞扬“大包干”好处的顺口溜，同时她自己也编了不少。比如，她在说明实行责任制前后，农民从事生产劳动的不同效果时写道：“过去干活‘朝阳沟’，现在干活‘满天星’，没人打钟没人叫，提前完成高工效，粮棉丰产收入高。”
正如任何新生事物在其成长和发展中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生产责任制既有它强大生命力的一面，也有它遇到种种阻力，以及不断暴露自身缺点的另一面，需要人们不断地对它进行完善。玉兰在热情赞扬农业生产责任制优越性的时候，也不断发现和纠正它的缺点。那几年，我在新华社河北分社分管农村报道，对责任制的施行情况了解不少。玉兰就经常同我讨论责任制的问题和纠正措施。她还几次把有关情况加以整理，带到北京，通过参加中央全会和全国人代会，向中央领导反映。
1981年9月1日晚，玉兰即将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她对我说，她这次去北京，准备向上反映一下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我考虑到这时玉兰已被免去省委书记等省上的一切职务，下放到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便劝她放弃这种想法。
“俺不管那些，该说的，就说！”玉兰习惯地把袖子一挽，挺起身子说，“俺不是省委书记，还是人大代表、共产党员哩！如果有了毛病谁也不敢讲，那非得把政策搞歪了不可！倒霉的还是农民！”
果然，她到北京后，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详细的发言提纲。她的发言，也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在这年9月8日五届人大第二十会议第7号简报上，共反映了12位常委会委员的意见，特意把玉兰谈的“农村实行责任制，思想工作任务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的意见放在了第一条。这期简报写道：
吕玉兰委员说：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形势确实越来越好：粮满仓，油满缸，住新房，吃细粮，身上穿的的确良。但是，在农村也有问题。邓副主席讲的思想工作涣散软弱的现象，在农村照样存在。主要是：农村基层干部不敢抓政治思想工作；在新形势下不会做思想工作。因此，歪风邪气就上升了，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就多起来了。表现在：一、损公肥私。有的人卖棉花掺水，卖粮食掺砂子。二、办红白喜事的规模越来越大，浪费严重，没有上千元钱过不去。三、迷信活动猖狂，烧香拜佛、问卜占卦的越来越多。四、偷鸡摸狗、偷盗抢劫的多了。五、有些青年人不关心国家大事，开会不参加、学习不努力，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六、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贫农、老积极分子受孤立。有人说他们：年纪老大，思想僵化，没有文化、不懂四化。要改变农村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涣散软弱的状态，建议：一、思想工作要全党抓，认真抓；二、各级党校要培训农村政工干部，帮助他们在新形势下学做政治思想工作；三、要充分发挥老党员、老干部、老贫农、老积极分子的作用，依靠他们，信任他们，推动他们去做思想工作；四、推行生产责任制以后，要经常总结、交流、推广新时期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
后来的事实表明，玉兰及时发现并建议纠正当时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完全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精神。
1976年初，玉兰再一次怀孕了。因为在上年流过产，医生便嘱咐她各方面要多注意，千万不要干重体力劳动，以防出现习惯性流产。然而，这年是个多事之年，周总理、朱委员长、毛主席先后辞世，保定动乱不已，唐山发生大地震，“四人帮”被揪出……一件大事紧接着一件大事。玉兰也一直忙于工作，挺着大肚子，多次跑保定、上唐山、进北京，坐汽车、乘飞机、搭火车，上街参加庆祝打倒“四人帮”的游行。期间，玉兰几次喊肚子疼，经过医生治疗，有惊无险。这年的11月18日，通过剖腹产，我们的第一个女儿江河安然降生。就在这前几天，省委办公厅为我们在省委机关医务室所在的平房里，挤出了两间房。我们向公家借了张双人床，买了锅碗瓢勺等几件常用物品，算是第一次有了家。
当时玉兰户口还在农村，没有正式工资，报酬实行工分加补贴，工分就是村里每天给记一个工，补贴就是由省委机关发给的每月40元钱。村里记的工分，主要用于给玉兰和她的父母拿口粮，年底“分红”分到几十元钱，给她父母做零用钱。我那时的工资级别是26级，每月工资36元。所以，我和玉兰每月的经济收入加起来也只有76元钱，孩子生下来后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是由谁来带。有人建议，我们俩工作都很忙，应该请个保姆。但是这一点工资，根本请不起。这样，我们一边想着办法，一边由我带了一段时间的孩子，同时照顾正在坐月子的玉兰。考虑到玉兰经常出门开会，带着孩子不利于工作，同时小孩子吃奶也不方便，尽管玉兰奶水很足，还是让孩子一生下来就开始吃牛奶。后来玉兰给我说起没有让孩子吃上一口母奶，总是感到十分遗憾。
我带了两个月的孩子后，便请我老家江苏武进农村的妹妹帮助带孩子。当时，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是“两个最好”，而且允许35岁以上的妇女可以连生两个孩子。考虑到玉兰工作忙，晚生不如早生，于是第二年的12月1日，她又剖腹生了第二个女儿江华。为了照顾二女儿，玉兰的母亲从临西来到石家庄。玉兰的父亲也经常来住。
说来可怜，省委书记却过着石家庄市民最低层的生活。我们俩76元的工资，要负担大小7个人的生活，其艰辛不堪回首。就在这时，省委几次动员玉兰，让我们从平房搬到了省领导住的石家庄市红军路上一栋二层楼里。房租先是一个月两元，不久就涨到十几元，后来又涨到了20多元。这样，我们每个月的生活费，人均还不足10元钱，生活显得非常紧张，小算盘打了又打。
由于家庭经济紧张，玉兰就动员我们“开源节流”。开源，就是拣废旧物品去卖，家中所有的废纸，都装起来卖掉了，5分钱一斤。节流，就是千方百计节省开支。我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费用比较低。玉兰就常说：“江山这个对象找对了，光烟酒得省多少钱！”我们成家后有十几年，买不起一件家用电器，包括收音机。在红军路的时候，我们想看电视，就到别的领导家里去看。玉兰开玩笑说：“这样既省电，又充分利用了电视。”
我从北京往石家庄调，全部“财产”就是两床被子一床褥子，一纸箱书和一提包衣服。玉兰从县里往省上调，也基本上是这些东西，只是多了一个从老家带出来的暗红色木头箱子。我们刚在平房建立小家庭时，没有一件自己的家具。我们搬到红军路，屋里由公家配备了双人床、书桌和椅子。后来，因为交不起房租，我们在这里住了两年，又搬到维明街上省政府宿舍的一栋4层楼的一楼，红军路的家具没让带过来。搬家时，被褥和锅碗瓢勺，连同饲养的一窝小鸡，只装了不到半卡车。
吃饭也十分俭朴。玉兰每次回老家，都要带粮带油。为了节省菜钱，玉兰带领我们全家人，在门口开了一块菜地。我们除了种菜，还养了好几年的鸡，吃鸡蛋基本上没买过，一直养到石家庄市禁止在市区养鸡为止。玉兰的父亲在农村过惯了苦日子，在城里看到人家扔的白菜帮子可惜，总说：“哎呀，这么好的菜呀！”就从街上捡回来吃。每天，我们家的主食就是蒸馒头和窝窝头，副食就炒一两个素菜。平时，很少买鱼买肉，油条也难得吃一回。当时，我们住的红军路这个大院，逢年过节，都要供应一些鸡鸭鱼肉和高级烟酒，而且是平价，但我们也常常买不起。每逢开会的时候，是她改善生活的时候。许多领导不在会上吃，可她却在会上吃。她说：“在会上吃饭，既便于接触从基层来的同志，还可以改善生活。”怀二女儿时，她就想喝点橘子汁，没钱买，我说只买一瓶，她也不干。后来，有个亲戚送了一瓶，她留给大女儿喝，自己实在要想喝了，就轻轻地在瓶口舔一下。
玉兰的穿着也很朴素，平时老爱穿蓝白相间的粗布方格褂，的卡蓝布裤，的确良衬衣。脚上一直是平底布鞋。就是到北京开会也是这套服装。她衣服不多，平时出门只带够换洗的几件，打个小包袱就装完了。
她很要强，再穷也不收礼。再说，那时的社会风气和党风也比较正，很少有请客送礼的。即使最要好的朋友，生了孩子，也只是带一瓶橘子汁，或送一斤红糖，表表心意而已。我认真回忆，其中只有一回例外，那是我和玉兰结婚不久，回到东留善固，刚进家门，玉兰母亲拉着玉兰的手往里屋走：“玉兰，你来看看，这咋办？”我有点纳闷，也跟着进去。只见里屋炕上放着好几块用红纸包着的被面、布料，我便明白了。还没等母亲说完是谁家送的，玉兰就打断她说：“俺们家啥时候收过礼？还不赶快退回去！”母亲有点迟疑说：“他们说，你好不容易才结婚了，太难得，这辈子就这一回。”玉兰坚定地说：“这是搞特殊的事儿嘛!一户也不能留！”母亲答应了。
玉兰对自己要求很严。当时石家庄电视机厂刚试产彩电，给她送来一台免费“试看”，她坚决不要。后来，这台彩电被搬到了省委办公厅秘书处，放在办公室，让秘书和服务员们看。不久，又将这台彩电还给了电视机厂。
当时，河北省委领导同志对玉兰还是比较关心的，包括她工作安排、理论学习和家庭生活。对于我们家庭困难，有次省委主要领导主动提出年底一次性补助200元钱，但玉兰不要。她跟我说：“咱们家困难，国家也困难，咱们还有吃有住有穿，能过得去就不要伸手。”那年春节，玉兰的秘书冀平给她拿来100块钱，说是机关给她发的生活补助，所有拿工分加补贴的工农领导干部都有，她仍然不要，叫冀平退回去了。
玉兰对自己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一直十分重视。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上党校时，她联系实际，考虑到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她1978年4月写在笔记本上的一首自编顺口溜儿，表达了这位身为省委书记要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的农民后代的决心：“参加劳动不能忘，艰苦朴素最高尚。全心全意为人民，保持本色第一桩。”
相 助
同玉兰的多年共同生活使我感到，作为女干部的她，其工作和生活的艰难，要比男同志付出得更多。玉兰一直坚持晚婚，所以家庭负担较少，但是她在1974年成为我的妻子后，不久就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同时，她的父母年事已高。这样，她上有老、下有小，不仅要当好省委书记，还要尽到一个女人的职责，真是难以两全其美呀！她曾经几次对我说：“江山啊，担负领导工作，使俺没照顾好孩子和你，也没有照顾好爹娘。俺不是好母亲，好妻子，也不是爹娘的好女儿。”
我说：“玉兰，你是我的好妻子，父母的好女儿。”
玉兰对老人非常尊敬和感念，曾多次跟我深情地谈起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还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她讲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等女英雄的故事，经常教育她要热爱祖国、热爱劳动，长大后做一个有出息、有作为的人，并从小就带她下地劳动。母亲多次对她讲，对人要心眼好。母亲热心助人、和睦邻里和为人诚实，对她的影响很大。
尤其使玉兰难以忘怀的是，父母亲多年来支持她工作的情形。从她当干部后，老人曾埋怨过她光是一心工作，不管家务事、不干家里活；曾埋怨过她因坚持原则，得罪了邻里乡亲；也曾埋怨过她常常拿着家里的财物，去补贴外出开会。但是，当她给两位老人做通思想工作后，他们积极支持女儿的工作。为了让她随时能骑自行车去公社和县上开会，父亲学会了修自行车，而且在她每次出门前都打足了气；几十年来，上级领导部门和外地有关单位，一批批数也数不清的同志，先后到东留善固办事，父母亲总是热情地给予接待，递烟倒茶，忙个不停，需要的还管吃管住，晚上给烧好洗脚水……
父母亲不仅支持玉兰当干部，而且要求她当个好干部，特别是要廉洁奉公、不徇私情。玉兰曾对我说：“俺在村里任职后，爹一再叮嘱俺，要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不能为个人谋私利。有时，爹变卖点家里的农副产品，或者卖点棉套子什么的，给俺弄点开会的路费，而绝不让俺去沾集体的一点光。后来，俺到县上、省上工作，有的亲戚、朋友就带些礼品上门，托爹说情，让俺给他们办上大学、转户口或找工作等后门的事。对这，爹的态度一直很鲜明，一概将礼品退回，还要好言相劝。”
凡是见过玉兰母亲的人，无不对这位老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身体瘦弱，腰弯背驼，走起路来身子摇摇晃晃。为了照顾好母亲，玉兰总是把鸡蛋让给母亲吃，自己却舍不得吃。她一次又一次地及时把母亲送进医院治疗，让母亲得以长寿。有一回，她听说母亲病重，连夜奔波数百里，从石家庄赶到临西家中，找来医生进行抢救，使母亲转危为安。
80年代初，母亲由于体弱多病，差不多每年都要住医院进行治疗，有时一年要住好几次。1983年4月，母亲由于肠炎复发，拉肚子不断，病情又严重起来。当时，从保定回到石家庄参加人代会的玉兰，决定再次送母亲住院。4月29日上午，我两手抱着老人，玉兰拿着零用东西，一块儿坐公共汽车，前往河北省医院。中间要转一次车，先后有一个多小时。本来母亲很瘦，体重挺轻，可这时她穿着棉衣，抱起来很不顺手。她看我一个劲地喘气，就轻轻地说：“把俺放下吧！俺能走。”我说：“没事，我能抱得动。”她问：“小妮儿谁带呢？她这两天也不得劲，晚上还老蹬被子，别感冒了。”我安慰她：“由我妹妹帮着带几天，你就放心吧！”
我们来到省医院，在这个医院上班的玉兰妹妹玉霞，已经安排好了母亲住院的病床，便立即将母亲送进了病房。这次，母亲由于肠炎同时并发肺心病，病情很快恶化，第二天心脏就出现衰竭。医院的医生、护士竭尽全力进行抢救，但是，由于母亲长期百病缠身，身体极度衰弱，再加上这次数病并发，不幸于1983年5月3日上午就病逝了，享年69岁。
对母亲怀有深厚感情的玉兰，常常向我和女儿忆及老人的情况，表达自己不尽的思念之情。在母亲的周年祭日，玉兰在她的遗像前，恭恭敬敬地摆上了一盘饺子，又对我和两个女儿，谈起母亲对自己和孩子的关怀：“三年困难时期，娘为了重点保俺，常常蒸一碗瓜片，或馏一个窝窝，或炒一把花生仁，或煮一个鸡蛋，放在炕头上，等俺晚上开完会，回家来吃。可是，娘自己呢，却是啥也舍不得吃。”
玉兰在说到母亲这一辈子的命运时，这样说：“想想俺娘过去的那种苦日子，上有老，下有小，特别是为了支持俺的工作，费心操劳，走过了一条多么艰难的路。真没想到，到了1980年，又从天上掉下一块大黑石头，砸到了俺身上，栽在了俺头上，硬说俺有‘八大问题’。这顶沉重的帽子，压得俺喘不过气来。整整3年时间啊！为这，俺娘担惊受怕，连气加病，最后这次住院，只见她使劲儿地坐起来，从褥子底下找出平时省下的零用钱，要留给俺们，这都是因为钱太紧呀！娘的丧事，只用了200块砖，埋在了俺们村北树林的公墓里。娘这一辈子，只灌了一肚子苦水，啥福也没享。当时，俺不会哭，像傻子一样。娘呀，你养育了俺几十年，俺报答了你啥呢？俺真对不住你啊！”懂得这份深情，谁不会心碎呢？
1984年9月，我们忽然接到一位亲戚从临西县打来的电话，说是在老家的父亲生病了。当时，玉兰正在保定河北农业大学学习。我和玉霞听了，十分震惊，连忙让玉霞回去，把老人接到了石家庄。原来，父亲早就患病在身，肚里都有了腹水，却一直没有告诉我和玉霞，也没有告诉在保定上大学的玉兰，生怕牵挂我们的心，生怕耽误玉兰的学习。
玉兰一听说父亲患病的消息，就急急忙忙从保定回石家庄。从河北省医院到省二院、省四院，从石家庄又到位于正定的部队医院，反复给他检查和诊治。但不幸的是，父亲患的是肝癌晚期的绝症。只见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玉兰焦急得日夜难眠。她一再对我念叨：“俺知道，爹是为俺操劳病的，爹是为俺担心病的。眼下，爹得这病，俺却治不了，俺对不起爹呀！”
父亲在垂危之际，握着玉兰和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仿佛还有千言万语要讲述，还有千情万结要倾诉。但是，他已经没有一丝力气说话了。只有一双大眼睛，还流露着慈祥的目光。此时，玉兰在上年失去母亲之后，仅仅相隔一年半的时间，又要失去父亲，悲痛的心情无法抑制，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那样流下来，把心都淹了。
1984年10月8日，父亲终因病重医治无效，不幸去世，终年61岁。据玉兰说，他一生没得过大病，也从来没有住过医院，甚至连针都没有打过一次。然而，这次他从住院到去世，竟不到20天时间。
后来，玉兰和我一道回东留善固。临离开村时，她对我说：“俺爹跟俺，从来不说客气话。但看得出来，他欢迎俺回来，不愿叫俺走。不论什么时候，他都要送俺上车，目送俺的车看不见了，才回去。俺觉得，俺爹还活着，还在目送俺外出。”
玉兰由于工作繁忙，不能像别的母亲那样带孩子，两个女儿生下来后，竟没有吃过她一口奶。但是，她仍力所能及给予照料、体贴和关怀，尽到了一个慈母的心。我们的家住在一楼，每到夏天房里就有蚊子，她常常深更半夜不厌其烦地爬起来为孩子打蚊子。有一回，她带两个女儿外出，居住的房间里只有一顶蚊帐，她让两个女儿睡在蚊帐里，自己睡在外面。她平常抽不出时间来为女儿买吃买穿，就利用出差和上班回家的机会，顺路捎带着买点。她没空给女儿做饭，有段时间听说女儿想吃米饭，她就天天在上班时带上饭盒和大米，到机关食堂蒸好米饭，中午再特地送回家来。到了节假日，才能给孩子包顿饺子吃，改善一下生活。
她十分注意培养女儿有个好品德、好作风，这是玉兰教育孩子的一个特点。由于经常出门，玉兰同女儿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她就找机会带她们出门，这样既增加了母女之间的接触机会，又使她们增长了见识。玉兰曾带着女儿到过北京的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给她们讲述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创业的历程，使她们从小就热爱社会主义；曾带着女儿去长城，上山海关，下白洋淀，给她们讲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物产，培养她们爱国主义的思想；还曾带着女儿到山东聊城拜访过身残志不残的我国当代优秀青年张海迪，鼓励她们向张海迪姐姐那样自强不息，奋发有为。每逢节假日，她在家里不论是做饭，打扫卫生，还是在菜园里拔草、浇水，总是叫孩子一块儿参加。有一回，我劝阻道：“孩子这么小，别叫她们了。”她说：“人都是从小看大。树立热爱劳动的习惯，从小就要培养。”她看到女儿有啥缺点，总是及时指出，对孩子要求十分严格。女儿小时候不懂珍惜粮食，玉兰就给她们讲1963年大水灾的情景和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教育她们永远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常听人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然而对于我和玉兰来说，它却是爱情的起点。从1974年我们结婚到玉兰1993年3月31日逝世，在长达20年的夫妻生活中，我们一直相敬相爱，如胶似漆。我喜欢她的一切。特别是她的思想敏捷、工作泼辣、敢说敢当，令我敬佩。每当她在工作中取得新的成绩，比如她探索的某项工作经验得到了推广，或者她在某次会议上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的重视，或者她的某个观点后来被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所印证，我总是由衷地向她表示祝贺：“这回你又对了！”玉兰则常常称赞我为人坦诚、甘于谦让、埋头苦干。每当有人邀请我去采访，她总是很愉快地转告我；每当看到报纸上发表了我的文章，她总是将这份报纸拿回家来，兴奋地对我说：“嚯，又上了一篇！”每当家里需要弄文舞墨的时候，像给亲朋好友复信、帮助孩子修改作文，玉兰总是说：“大记者，这回看你的啦！”确实，我和玉兰的爱情，首先是从这种相互敬慕和信任开始的。
当时，玉兰担任的领导职务比较多，联系人很广，每到节假日，我们家的会客室里总是坐满了人。开始，她跟人谈话，我在旁边听。有一次，玉兰对我说：“江山，你出去一会儿，我跟这位同志谈点事情。”我听了很不自在。可想想，的确不该听。后来，每当玉兰同别人谈话，如果她不提出来让我参加，我总是主动离开。
这些年来，担负领导工作的她，要经常出门，当记者的我，也常外出采访，我们每年在一起相聚的时间不足三分之一。当我们需要暂时分离时，她总是恋恋不舍地不愿让我出差，可又无可奈何。她几次在北京开会和参加长时间学习，都给我打电话或写信，让我去，但了解到我有事不能前往时，遗憾之情溢于言表。在我们久别重逢之际，她是那样温情脉脉，仿如新婚燕尔，同时又深深地叹息：“我们这对正常人却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这样，玉兰对我的爱，就更深更浓。
爱，是在饱含酸甜苦辣的人生道路上，同承一方风雨。自从省委给我们找了几间平房，安了家，也就有了家务事。玉兰工作忙，很少有在家待的时候，可她一有空儿，总是抢着干家务事。她爱干净，拆被褥、擦窗台，是她最爱干的活。此外，她还十分乐意在家门口的空地上浇水种菜。这样，洗衣做饭、买米买面、换煤气等家务事，就落在我的身上。多年来玉兰一直主“外”，我主“内”，久而久之，玉兰送了我一个“男内助”的雅号。她几次对河北省农业厅的同志说：“俺在家里，全靠江山的理解和支持，使俺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江山是俺的精神支柱。”
其实，别看玉兰在外面工作时总是表现出许多女干部常有的那种泼辣、豁达和敢说敢当的性格，可在家里却时常流露出女人、母亲和妻子所特有的温柔、关爱、细腻和体贴。玉兰一直像大姐姐那样体贴和关心我。在四季换装之际，她几次找来缝纫师，为我做棉袄、棉裤和短袖褂子。在我出差的时候，她把刚刚煮熟的鸡蛋，塞进我的提包，嘱咐我：“出门要多注意饮食卫生，少在大街上买吃的。”我有午睡的习惯，每当家里来客人，她总是对我说：“你睡吧，俺去看看。”在我采写稿件的过程中，她还主动帮我出点子、定题目、改稿子，甚至提供有关材料。像我采写的反映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斯诺事迹的长篇通讯《斯诺一家同中国》和电影文学剧本《无冕之王》，记叙胡耀邦同志事迹的《总书记三上太行山》，描写河北农业大学师生深入太行山区传播技术的人物通讯《他们的论文写在太行山上》和《科技上太行》一书等，都留下了她的帮助。又有多少次，我挑灯写稿，她陪伴身边，给我做荷包蛋吃。我几次出版专著，她配画设计封面，可以说是珠联璧合。
这是一回终生难忘的救命之情。1984年11月初，我到河北农大采访师生们送科技上太行山的事迹，同时去看望正在那里上学的玉兰。第二天，就开始头疼发烧。我以为是感冒，就到校卫生所看了一下。过去我也曾多次得过重感冒，都是边工作边吃药，连抗带磨顶了过来。所以这次我还采取老办法，一边治病，一边采访。接连几天高烧不退，又加大药量。谁知，一星期后，吃药打针不仅无济于事，而且病情更加严重。细心的玉兰感到，这次感冒不同往常，会不会是其他毛病？当机立断劝我停止采访，并陪我从保定回石家庄治病。到河北省医院一检查，我被确诊为斑疹伤寒，随之住院治疗。当玉兰听说伤寒病有生命危险时，十分焦急，几次找医生询问病情，研究治疗方案。经过抢救，在医院连续四天四夜昏迷不醒的我，终于度过了危险期。
玉兰在河北农大学习期间，常常给我写信，鼓励我好好工作和学习，要我注意身体。她还特地为我纳了一双鞋垫，密密麻麻的足有千线针。她温情脉脉地对我说：“俺这辈子，第一次纳鞋垫。针针线线，都是俺的心啊！”
我和玉兰的事业心都比较强，时间都用在工作和学习上，见了面也都是议论国家大事，交流学习体会，很少讨论家务事。玉兰比我大6岁，可社会知识不知要比我多多少倍，是我增长社会经验的好老师。她告诉我，同人交往不能好坏不分，要同好人交朋友。她外出串门看望友人，常常叫上我，说：“俺去看望的人是有考虑的，从来不看刚刚升官发财的，都是看年纪大了的，生了病的，有了困难的，犯了错误的，他们这时候最需要人的温暖。”
玉兰性格直、脾气急，有时也发火。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主动让她一步，跟她开玩笑说：“你是我们家的‘一把手’，‘最高领导’，你说咋办就咋办！”等她消了气，我又说：“人家都说大媳妇让着小女婿，咱们家却是小女婿让着大媳妇!”一句话把她逗乐了。
大约是在1986年的一个星期天，我在家打扫卫生，卖掉了长期放在床底下的一个纸箱内的旧鞋子。玉兰开会回来，我兴冲冲地向她“请功”，不料她立即瞪了我一眼：“看你干的好事，谁叫你动俺的鞋？”我真有点莫名其妙，争辩了两句：“现在都穿皮鞋了，老是留着那些旧布鞋，有什么用？”她听了肝火更旺：“俺就要留！俺就要穿！用得着你管？”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只要一说到鞋子，玉兰就提起这件事，心疼地说：“俺那一箱子布鞋，保存了多少年，没想到叫你给卖了！”我看她这么执拗，不便跟她争吵，就忍了下来。玉兰逝世后，我去临西县采访她的事迹后才弄清楚，原来她当年带领群众植树造林，鞋子穿得费，就去县妇联拣别人穿旧的布鞋穿，这箱旧布鞋，正是她保存多年的“老古董”啊！
我深感到，我和玉兰的爱情之所以长久不衰，正在于我们能相互帮助，尊重对方的性格特点，容忍对方的不足。
相 依
1990年1月3日，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从北京来到河北石家庄，了解群众过春节的情况。1月4日上午，李瑞环在听取河北省委的工作汇报时，首先向省领导问起了玉兰的情况：“吕玉兰现在在哪里工作？她的情况怎么样？”
在场的省委书记邢崇智答：“她现在省农业厅担任副厅长。要问她的具体情况，她的爱人、新华社记者江山，正好今天也在场。”
李瑞环提高了声调：“谁是江山同志？”
我赶忙站了起来。李瑞环笑着对我说：“请你回去转达我对玉兰同志的问候，欢迎她有时间来玩儿！”
当天晚上，玉兰和我就来到李瑞环下榻的白楼宾馆。李瑞环很高兴地同我们握手、合影留念，对玉兰说：“好多年没见了，你比过去胖了。”
玉兰说：“你还是那个样儿，挺精神的。”
李瑞环说：“八九年前，你到天津去过，秘书给我说你来了，实在因为事情太忙，没有同你见上面。”
玉兰说：“1982年，我在正定工作时上的天津，当时见到了市委书记胡启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阎达开。天津同志对我们很热情，帮了很大的忙。”
李瑞环和玉兰都是劳模出身，相互早就认识和了解。就在这次会见后不久，李瑞环在接见《人民日报》记者时谈到，在“文化大革命”前，给他印象最深的英模人物有两位，一个是焦裕禄，一个就是吕玉兰。
当时，东欧刚刚发生剧变。李瑞环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东欧的内幕，概括地分析了这一地区政局动荡的原因：“东欧政局动荡，从外部来说，是一些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搞颠覆的结果；从内部来说，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政治上腐败和没有搞好经济建设，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不快有很大关系。我们中国要很好地吸取这些教训。”
玉兰很同意他的观点，说：“对！咱们国家也要注意和警惕这些问题呢！”
“身体怎么样？”分别时，李瑞环关切地问。
“马马虎虎吧！”玉兰答道。
玉兰当时说“马马虎虎”，主要是她这一段心脏不太好，血压常常偏高，而且在不久前遇上了一次车祸。
那是在上年――1989年8月27日，她坐车从石家庄前往邢台地区的广宗县，看望省农业厅在那里下乡扶贫的干部。她让同行的两位记者坐在后排，自己坐在前排即驾驶员的右侧。归途中，车行至广宗与巨鹿之间，突然公路上出现了一条临时挖的浇水用的深沟。由于没设何标志，司机没有看见，车子一下子栽到了沟里，然后又突然跳起来，只听“咚”的一声，坐在前排的玉兰，头部猛烈撞到了车前的挡风玻璃上，使进口车的双层玻璃鼓出了一大块，周围是一片蜘珠网状的裂痕，硬把玻璃“撞酥了”。
她当天回到家，向我叙述了头部被撞的经过，谈到当时的感受：“俺被撞得一时晕了过去，满脑子是一片空白。”
我问她：“现在有什么感觉？”
她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没事儿，撞一下子算个啥！”
为了保险起见，我在第二天，还是拉着玉兰，到医院做了头部CT检查，没有发现问题，这才放了心。她从医院出来，也没休息，就又上班了。后来，河北省人民医院老中医张文灿对我说：“玉兰头部这次被撞，是她不久就得脑血管病的转折点，实际上是脑震荡了，受了伤，有了淤血。要是休养一段，就好了。”
1990年4月5日，我从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七届三次全会采访回到石家庄，发现玉兰跟以前似乎有点不一样，主要表现是精神不振、言语减少。我以为她碰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问了她几次，她都说没有事儿。那天，我和河北省司法厅两位同志来到北京，准备陪《经济参考报》记者前往唐山采访河北省劳改第一总队。夜里，我躺在北京一家招待所的床上，竟然怎么也睡不着，不禁心事重重。像演电影一样，我又仔仔细细地反复回忆了几天来玉兰的一言一行，总觉得她同过去相比有些反常。我忽然想到：“玉兰是不是病了？说话少、精神差，是不是一种病态呀？”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我就给石家庄的朋友打电话，请其转告在河北省人民医院工作的吕玉霞，告诉她姐姐可能生了病，请她尽快到家里照看一下玉兰，我上午马上赶回去。当天中午，我们就送玉兰住进了医院。
几位熟悉玉兰情况的医生，也觉得她精神上有些反常，怀疑她长了脑瘤，或患了脑炎。经过反复检查以及必要的治疗，这些怀疑都被一项项地排除了，但病情还是没有明显好转。当时，听说邢台矿务局医院新安装了一台比较先进的核磁共振仪。于是，我又陪玉兰来到邢台进行检查。经过进一步检查，证实玉兰没有长脑瘤，也不是脑炎。据李院长分析，玉兰可能是由于脑血管硬化，造成脑血管痉挛。这是一种轻度脑血栓。
“玉兰是累死的！”当我提笔写这段内容时，许多熟悉玉兰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同志说的这句话，又回响在耳边。
这位赤诚的农民女儿，从小就承担了过于繁重的工作担子。担子太重，她担得又太认真，总是拼着命地干。人们都说，常年艰辛加上精神负担，早就给她留下病根。记得玉兰跟我说过，1971年8月，庐山会议不久，她左脑就得了偏头痛，多年后脑血栓也恰在她的左脑！
玉兰曾这样跟我详细回顾自己从50年代到60年代在村里工作时过度疲劳的情况：
“从1955年到1966年，除了两次生病，俺没睡过一个午觉。每天，除了来人和外出开会，主要是和社员一起劳动，每年平均都在300个工日以上。俺一般都是白天下地，晚上加班开会，午休处理一般难事，吃饭时间10次中8次有人找，早上没起床就有人叫门，睡不成，每天工作都在16个小时到20个小时，睡觉平均才五六个小时。那时候，俺们那里穷，又连续遭灾，临清县（临西县原属山东临清县）设在河西的生产救灾指挥部多年没有撤过。人常说，人穷事儿多。村干部经常忙于组织生产自救，发放救灾粮，救灾款，抢救病人等，整天忙得团团转。1960年冬季，开展‘整风’运动，整整搞了9天9夜。要说不睡一会儿是假的，就是每天开着会打两个盹儿。1966年，有一阶段特别忙，俺不想吃饭，也不想喝水，就是睁不开眼睛，还全身浮肿，被送进了医院，整整睡了3天3夜，连着检查了3天身体，俺没别的病，被有名的大夫诊断为疲劳症，嘱咐俺今后一定要劳逸结合。”
1992年第六期《健康之友》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王崇伦和吕玉兰：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怎么停步了》的文章，这样分析这两位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生病的原因：“当我们追寻他们患病的原因时，常常被他们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深深感动，但感动却饱含着我们的隐忧：长期超负荷运转，马不停蹄地工作，不注意休息，甚至已经没有了休息的概念和习惯，这样不顾自身的健康，是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的呀。他们曾经大步地走在时间的前面，但自然规律又使他们落到了时间的后面。”这篇文章提醒人们注意：“他们的个人保健问题也往往难于和当时的社会历史的原因截然分开。当社会提倡不怕苦、不怕死的同时，个人的健康却被忽略了。”这篇文章最后呼吁：“在日理万机的各国首脑们都有雷打不动的休假制度的现代社会里，为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劳动模范和各条战线的专家学者们，应更多地享受到社会在健康方面提供的保护。”
但是，我在同玉兰长达20年的夫妻生活中深深感到，她从来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从来是个歇不住的人。也就是说，只要她能动，就要出门，就要工作，一直没有改变她在农村养成的工作起来不要命的劲头。
就拿在河北省农业厅工作期间来说吧。玉兰平时在办公室上班，到了节假日，她就在家里办公。每到这时，到家里来找她说话、办事的人，总是络绎不绝。我问她：“你这么工作，也没有个休息的时候，不觉得累啊！”
玉兰说：“农业厅厅大人多，享受厅级待遇的就有十几号人，处级干部有80多人，干部职工全部加在一块儿有700多人。俺负责人事工作和机关党委工作，同志们都想给俺说说，每人每年谈一次话，就是七八百人次。俺经常下乡，每次一回到办公室，就整天开着门，抓紧跟同志们谈心，每年也才谈200来人次，不到三分之一。如果把节假日充分利用上，可以多谈不少人呢！”
玉兰从上河北农大开始，发现患子宫肌瘤，以后每到来例假，经血特别多，身体很虚弱，仿佛大病了一场。医生劝她，来例假时卧床休息几天，病症会明显减轻。可是，她总是惦记着工作，很少休息。省农业厅办公室的几位女同志说，她们有好多次在办公室里看到玉兰来了例假，还坚持工作。这时，她身下就是垫着很厚的卫生纸，也不管用，甚至连藤椅上的褥子都被血浸透了。他们劝她：“吕厅长，你流那么多血，脸都黄了，回去休息吧！”可玉兰总是说：“别的厅长都下去了，处长们找厅领导找不到，办事不方便。俺只要在办公室里坐着，就管点用。光这么坐坐，累不着！”
大概最能体现玉兰拼命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在1990年4月初她患脑血管痉挛，到年底得脑血栓病的大半年时间里。这可以从她的工作日程表得到印证。
6月，住院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一个多月的她，病情刚有一些好转，就坚持要求出院，下旬赴秦皇岛，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全国农机监理学术研究会、全省地市农机科长会、全省农机监理宣教工作会等一系列会议；
7月，全国农机工作会在昆明召开，同志们劝玉兰这次会议路途遥远，就不要去了，可她觉得这次会议对反映河北农机工作经验和困难很有利，仍然坐飞机去了；
8月，她听说承德地区公安部门同农机监理部门，在对上公路的拖拉机管理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又拖着病体，驱车千里前往解决；然后，又下唐山过秦皇岛，边走边检查工作；
9月，农业厅组织对厅系统老干部工作联查，分管老干部工作的她，又坚持要去，她同有关同志一道乘着面包车，先后来到位于天津市郊区的芦台、汉沽农场，坐落在渤海之滨的南大港、中捷农场，以及地处邢台的大曹庄农场，行程2000余公里，途中由于受凉经风，她感冒发烧，咳嗽不止，回到石家庄就住进了医院，经医生检查是肺炎，已延误多日，只得连续输液一个多月；
11月15日，她刚出院，又前往保定，在省农机化学校举行的该年度全省第一期农机监理所、站长培训班致开幕词；接着，她到保定地区和廊坊市所属数县搞调查研究；19日晚，她赶回省农机化学校，参加次日上午举行的培训班结业式；20日下午，她赶到望都县，总结大粟庄实行“耕地、浇水等20项统一”的经验；22日，她赶回农机化学校，参加第二期监理所、站长培训班开幕式；24日晚，她赶回省农业厅办公；26日，她赶到邯郸现场办公；28日，她从邯郸经石家庄直赴保定，又到省农机化学校参加培训班结业式；
12日上旬和中旬，玉兰召集有关同志研究召开全省农机管理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18日上午，10年来河北省农机战线最大规模的集会、正式宣布恢复省农机局的第一次全省大会，在石家庄开幕，张润身副省长等到会，副厅长兼农机局长的玉兰在会上作了长达1. 5万余字的工作报告，两个钟头下来累得满头大汗，但她接着又坚持召集小型座谈会，中午还到代表们住的房间征求意见；会议闭幕的次日，她到河北日报社，联系召开新闻发布会事宜；22日，她又去正定县研究农机节油问题……
当时，玉兰的身体状况又明显地出现了病态。我们一再劝她休息几天，到医院去看看病，可她总也不同意，仍然忙个不停。有一天，我见她精神十分疲乏，便站在家门口，伸手把她拦住，不让她去上班。不料，她大发雷霆：“俺要上班，还有好多急事要办！快让俺走！”
然而，疲劳过度的玉兰，终于在这年的12月27日，再次被送进了省人民医院。
这天，医生为玉兰做了例行的血压、脉搏等检查。
第二天，我发现玉兰身体状况比昨天明显要差，说话口齿很不清楚，而且偏头疼又厉害起来。接照医生的要求，上午我陪同她做了脑电图检查，证明她脑血管确有问题。这时，她一个劲地喊：“头疼啊！头疼啊！”我赶忙去找医生，医生说还得再检查检查，是脑血栓是脑溢的征兆还没有弄清楚，只有确诊后才能用药。
下午，医生又给她做了抽脊髓的检查。我问医生，玉兰要不要用药，他们说：“等明天检查结果出来了，再说吧！”晚饭，我和她都没有吃什么东西。晚上，她一个劲儿地在床上翻身、呻吟，我睡在旁边的一张钢丝床上，为她的病情再次加重而感到心情十分沉重。
这是玉兰病史上最为严重的时刻之一：29日晨5点半，我忽然听不到她那熟悉的呻吟声，我以为她睡着了。但是，我还是不太放心，又走过去看看她，发现她有些异常地毫无声息地躺着。我忽然害怕起来，轻声地呼唤：“玉兰！玉兰！”她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我摸摸她的手，她的手软绵绵的，一点也抬不起来。我的脑袋顿时“嗡”的一下，像疯了一样跑了出去，跌跌撞撞地跑下了4楼，又爬上5楼，叫开了玉霞家的门，请她赶快找主管医生进行抢救。不到8点钟，正在喂奶的冯大夫放下孩子赶到了病房，检查了玉兰的病情，并很快找来了药，给她输上液。大夫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我：“玉兰得了脑血栓。”
我望着昏迷不醒的玉兰，内疚、悔恨、痛苦，一齐涌上心来：“玉兰，我没保护好你……”轻易不掉泪的我，流下了成串的泪珠。
1991年春，在省人民医院医生和护士的尽力抢救下，她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并逐渐有所好转。我在日记上以兴奋的笔调记道：当天下午“玉兰苏醒了，晚上就能坐起来了”；第二天晚上，“女儿江河、江华来看妈妈，玉兰笑着拉着她们的手，抚摸着她们，显得特别兴奋”……
玉兰患重病以后，许多亲朋好友前来医院和家中看望，几乎天天要来好几拨儿。光是给我们写条子留字的，就有厚厚的一本。
3月25日，玉兰出了院。3天后，我陪同她一道坐火车来到北京，住进了空军总医院。4月18日，又转到北京西苑医院，在这两个医院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她的病情又进一步好转。4月底，我陪她游了颐和园和圆明园遗址。
在北京住院期间，我向玉兰的几位老领导、老朋友通报了她住院的情况，他们都很快赶到医院看望。邓大姐的秘书赵炜代表大姐，特地赶到医院，给她捎来柚子等南方水果。后来，她又特地打来电话，对玉兰说：“你的情况我告诉邓大姐了，大姐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希望你好好养病，多注意休息，也希望江山好好照顾玉兰，把玉兰的病治好。”
1991年6月12日，玉兰从西苑医院出院，于第二天从北京回到石家庄。
就在玉兰得病期间，新华社河北分社领导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在分社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这是新华社领导对我的信任。然而，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我才40出头，正当年富力强，应当多作贡献的时候。可在新华社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在时间上要求是十分紧张的。玉兰病成这样，许多老领导、老朋友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她，这样在时间上就不容许了。我想，如果我还继续担任现在的普通记者，在照顾她的同时，力所能及地写点稿子，可能比较现实一些。我不能在她最需要的时候撇下她不管。于是，我放弃了担任领导职务和晋升高级记者职称的机会。
玉兰精神好一些了，就愿意出去转转，这大概也是与她性格外向、好接触人有关。医生也说，经常让她活动活动对治病有好处。于是我找了几次出门采访的机会，带着她一道出差，先后采访过保定的专业市场、清河的“混合经济”等专题。每到一地，当地的领导同志都很关心她，多次到我们的住地和医院探望，并派了招待所的服务员和护士照顾她。这样，我白天采访，晚上把她照顾入睡后，再写稿子。像长达两万多字、共计4篇的《保定地区专业市场建设经验》的调查报告，就是在夜深人静之际，坐在保定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病房走廊上起草的。后来，这组调查被评为新华社1992年度“十佳调查报告”，我也得到了总社有关部门的表扬。
如今回想起来，我同玉兰婚姻生活最甜蜜的阶段是两头，前头是新婚蜜月，后头是玉兰逝世前患病期间。从她1990年底突然发脑血栓，从此生活不能自理，我就整天整夜陪着她，我们也才第一次拥有了每日每时厮守在一起的甜蜜时光。
在这3年时间里，她有一半时间是住院，从石家庄、保定到北京，先后住了十几次医院。不论在家里还是住院，都是由我来护理。在这难忘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从帮助她穿衣、吃饭、吃药，到大小便、洗澡、换洗衣服，我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每天晚上都要起来好几次。有时，她不愿进行治疗，我就给她做示范；中药味苦，我就先喝给她看；某种西药是第一次吃，我就先吃给她看；中医要给她贴上一种用蜈蚣等制成的“一枝梅”药膏，据说很疼，我就请医生先给我贴，半小时后，我觉得她能忍受，才给她贴。一位医生告诉我，长期坚持脚部按摩，有利于健身健脑，我就天天给她用热水洗脚，然后为她按摩。在家里，她想吃什么，我就给她做什么。我做了很多小本儿，有中国人名本和地名本，教她认字、恢复记忆，后来她能认好几百个字。我还教她唱歌，唱她最喜爱、最熟悉的《东方红》、《歌唱农业厅》等。每当我们一道唱起这些歌时，她笑得是那么开心。
在那段令人难忘的日子里，有多少次，玉兰静静地躺在那里输着液，我默默地坐在她旁边看着她。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想象她当年顶着炎炎烈日，任凭又密又壮的黑发被汗水结成了疙瘩，也顾不得洗一下，如今它已变得又稀又软，特别是中间掺着许多白发，已是头发花白、两鬓如霜。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面庞，想象着她当年迎着狂风暴雨，任凭长长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和红红的脸颊上，流淌着雨水和泥水，奋不顾身地带领群众抗洪救灾，如今这张脸庞已经憔悴，眼角耷拉，一副病容。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手掌，想象着她当年带领“四兰五芹”打擂台，同小伙子们比赛谁深翻的土地多，手上打满了血泡，仍然紧紧握着锨把，挥舞如飞，如今它却变得皮肉松弛，软弱无力。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双脚，想象着她当年和“妇女造林队”队员们一道，在荒沙滩上植树造林，脚上满是冻疮，照样在沙土地上大步流星地奔走，如今它却变得神经麻痹，血脉不畅。我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说：“玉兰啊玉兰，你带领乡亲们，用自己的双手描绘出了改天换地的壮丽图景，用自己的双脚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如今，你病了，但还是人民的功臣，好人应当有好报，我一定要好好地照顾你！”
我对玉兰百依百顺，精心照顾，她也越来越信任和依赖我。吃药别人喂不了，我喂她就吃。扎针灸，她不让扎，我握住她的手，她就让扎了。做高压氧仓时，七八个人坐在一个像运送宇航员似的与外界隔绝的密闭舱里。她坐在舱内，显然有些害怕，我就跟她一块做，戴面罩，增气压，放氧气，然后再减气压。由于气压变化，弄得耳膜很疼，每次我都陪着她。
形影不离的生活，使我对玉兰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真可以说是知妻莫如夫！她由于患病，话说不清楚，别人听不懂她的意思，只有我能知道：她指指碗里的剩饭，我知道她要说，“吃了吧，不要浪费”；她指指窗户，我知道她要说，“天凉了，把窗户关上”；看到两个女儿回来了，她指指水果，我知道她要说，“孩子学习辛苦，让她们多吃点水果。”
相别
“拼搏的吕玉兰！”“不死的吕玉兰！”当玉兰病了以后，许多报刊纷纷报道她同病魔作斗争的事迹。得脑血栓后的第二天，她就要我扶她起床，回家后，由于我们住在一楼，出门比较方便，她每天都要我陪她出去散步，即使刮风下雨，也要到门口看看。记得那次从北京回来以后，一连几天，她都不肯休息，一会儿到院子里为果树剪枝，一会儿到一些老干部家去串门，高兴地对人们说：“好了！好了！”
玉兰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需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啊！她每年都要住院三四次，进行输液治疗，累计时间长达七八个月，手背上扎满了针眼。我看到医生用针在她手背的皮下来回地拨动着，寻找着合适的血管，有时要扎两三次才能成功。有时扎针灸，医生拿着两寸多长的银针往里扎，她疼得直龇牙。每当这时，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安慰和鼓励她，真想为她分担一点痛苦。她吃中药，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为了达到以毒攻毒的目的，中医多采用蝎子、毒蛇等入药，药味很苦，很难吃，她每次吃，都要皱着眉头，喝完以后，我再用糖水让她漱漱口。
病中的玉兰，仍然没有忘记廉洁奉公。当时，她所在的单位决定为她雇一个照顾她的人，每月出70元护理费。当有关同志来征求意见时，她连声说：“不要！不要！”送到家里的钱，又让人家拿了回去。当我国南方遭受特大水灾时，我同她商量，我们两人是否分别请各自的单位向灾区代为捐款时，她高兴地说：“好！好！”
为了早日治好玉兰的病，她的许多老领导、老同事，热情地伸出了关怀的手。有的提供线索，有的提供秘方，有的找来医生。有的老朋友还把玉兰接到他们所在的地方进行调养治疗。
多少药物、多少办法，总也治不好玉兰的病。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而且在不断地添着新毛病，如心肌梗塞、癫痫等。中国治疗脑血管病最权威的北京天坛医院的主任医生说，玉兰的大脑萎缩得像六七十岁的老人，我听了多么痛心！
是的，毕竟玉兰是个十分脆弱的病人了。1993年3月23日，她因脑血栓等病复发，再次被送进了河北省人民医院。经过院领导和医护人员连续9天9夜的抢救，也都无效。我打电话连夜从保定、邯郸请来医生，也没能挽救得了她的生命。整整9天9夜啊，一个个抢救方案、一次次抢救措施，一批批探望人群……3月31日凌晨，玉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人们以各种方式，来悼念这位党的好女儿、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
在河北省会石家庄，省委为她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由省委组织部审阅批准的《吕玉兰同志生平》中，这样评价她的一生：“她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玉兰家乡人民自发地在东留善固村为她召开了追悼会，多少老大爷老大娘失声痛哭。人们要为老书记立碑、建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几百万棵树的护林带，仅水果每户就有数千元收入的好日子，是玉兰怎样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以前拥护她的现在更爱戴她，以前反对过她的现在心服口服――玉兰从没谋过私利呀！
“吕玉兰在中国农村女劳模中，是最出众的！”一些了解玉兰的老领导、老干部，像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候补委员李雪峰、天津人大原主任阎达开等这样评价玉兰的政治地位和历史作用，“在党的培养下，吕玉兰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成长为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最有名的农业女劳动模范和女省委书记，她的成长经历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无论是事迹的生动，还是政治地位之高，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超过她的。她的事迹整整影响和教育了一代人。”
在玉兰去世一周年之际，玉兰塑像落成、玉兰生平事迹展览开幕、玉兰绘画暨收藏字画展览揭幕、玉兰小学和玉兰故居开放仪式等五项活动，在她的家乡临西县东留善固村同时举行。在展览大厅里，汉白玉的玉兰全身塑像，一方白头巾，一身土布衣裳，一把铁锨紧握在手中，双目远眺，风沙翻卷着鬓发，仿佛这位当年的农业合作社社长，正在千亩荒滩上植树造林，奋力拼搏。
在生平事迹展览中，用很大篇幅介绍了玉兰精神品质。确实，精神是一个人思想的凝炼和意志的体现。回顾玉兰一生的历程，她已经形成了既闪耀着无产阶级战士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崇高思想品德，又具有她个人独具特色的优秀品德，这就是“吕玉兰精神”：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廉洁奉公。
1996年春，在由文化部、全总等12个单位组织的第二届“中国雷锋”评选活动中，玉兰同孔繁森、蒋筑英、安珂、邓稼先、赵春娥、林巧稚、张志新等共10人，一起入选“中国雷锋”，第一届“中国雷锋”有焦裕禄、王进喜等。此称号为终身荣誉，其事迹将作永久展示。他们的精神将同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精神一样，永照人间。
2008年3月31日――又一个玉兰花开、香飘万里的日子，展示玉兰事迹与风采的《吕玉兰纪念馆》，在她的故乡东留善固村举行了开馆仪式。毛泽东嫡孙、全国政协委员毛新宇博士专门发来贺电；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周恩来亲属周秉钧夫妇、周秉华夫妇，以及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等地的有关领导与亲朋好友，从邻近农村赶来的乡亲们共数千人，参加了开馆盛会。
“吕玉兰同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著名的女劳模之一。她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新宇在贺电中说，“多年来，她积极带领家乡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临西县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东留善固村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玉兰同志担任河北省领导工作期间，不仅兢兢业业，坚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而且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做到廉洁奉公，一心为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又作出了突出贡献，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力量。1993年，她因积劳成疾，中年去世。这些年来，我们都十分怀念她。吕平兰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吕玉兰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张全景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漾溢的讲话。他回顾了自己当年曾在这一带工作时的情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山东聊城地委工作，当时临西是聊城地区临清县的一部分，我曾多次来过这里，特别是我参加过临西的三秋和抗旱，同群众经常生活在一起，至今还有很深刻的印象。当时吕玉兰同志带领全村群众改变面貌的动人事迹，传遍全国，曾经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也使我深受感动。”他说，2003年，自己又来到东留善固考察，欣喜地看到吕玉兰同志当年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临西县也同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形势喜人。
张全景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一个农村对去世多年的支部书记建立纪念馆的壮举。他说：“这在全国并不多见，几十年来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干部心里有群众，群众心里才有干部。东留善固为吕玉兰建立纪念馆，向我们说明一个道理，一个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干部，群众会永远铭记住她，她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我在正定与玉兰同志一起工作了3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加姐弟的情谊。”当年曾与玉兰在一起工作的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习近平，在玉兰逝世后，特意写了一篇题为《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的悼念文章，回忆了他同玉兰在工作上、生活上互相支持和密切配合的情景，“特别是我当县委书记时，她对于我的鼓励、支持和帮助，至今我想起来还心头热乎乎的。那时，虽然她在100多公里以外的河北农业大学学习，还时常在节假日回正定来了解县里的工作，给我当参谋、出主意、想办法。有时学习紧张顾不得回来，就给我写信。她曾联络农大正定籍学生，给我写信，表示要为家乡的建设刻苦学习和出谋划策。玉兰同志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也使我永远难忘。她像大姐姐一样，惦记着我的饮食起居，常从家里拿来鸡蛋、挂面、点心给我，劝我按时进餐。我到石家庄出差开会，还常在她家里吃饭。她常劝我，要经常活动活动，加强体质锻炼，不要累坏了身体，不要吃年轻的本钱。”
习近平同志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痛心伤永逝，挥泪忆深情。玉兰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品德和风范将激励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
玉兰爱妻，永在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