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感觉出身后的呼啸，我知道又是一场暴风雨来了，不过思维予人乐趣，我并不想离开眼前的话题。
哲学是来自上帝的启示，当你步入它的深幽之处，反观人生与社会，一切显得如此明白而有趣。常常浏览，于是有了常常的留恋，如同今日，进入的是启蒙时代的大不列颠帝国，看一看边沁，读一读密尔――本来我只是在读康德和黑格尔，却又到了这样一个神奇的世界。任凭思维翱翔，一如鲲鹏之遨游。
显然，功利主义作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价值观展现了辉煌的光辉。1836年至1901年是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期，也是英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段。1832年改革法案通过后，英国国家政权从贵族手中转移到工业资本家手中，社会生产力澎湃激发，大工业革命高潮迭起，科技发明与技术创新为大英帝国经济带来勃勃生气，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海外市场与殖民地剥削为其积累了巨量财富，19世纪中期的英国成为全世界第一强国。
但是飞速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繁荣与财富下掩盖的是工人阶级的贫困与不幸，尖锐的阶级矛盾引发了1836至1848年著名的英国宪章运动，运动席卷了英国大多数的城市。
作为一个走向衰落的中国体制，从19世纪中页开始功利主义即开始影响着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所谓“效益为先，兼及公平”就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而功利主义所具有的典型的双重性，也再一次体现于近、现代中国，于是关注功利主义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在这里保存壶公评论关于功利主义的三篇文章，即是一类思考，更在于辩证。
（一）鱼与熊掌兼得论
――启蒙时代的义利之辩
18世纪下半页的欧洲，启蒙运动如火如荼，社会大变革也大有席卷世界之势。与社会变革相呼应的种种思想理论代表人物推陈出新，杰里米－边沁(1748～1832)生逢其时。
一、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15至16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很短的时间内农民阶级似乎消失了，而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出现了，于是社会形成了了以土地贵族、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基本结构。
1688年，"光荣革命"发生了，立宪君主政体取代了专制王权。不过，这种革命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妥协的产物，常常是土地贵族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自觉地向资产阶级转化。
要明白这种转化的特点其实并不难，如同改革开放初期官僚政客的下海――笔者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在肯定下海运动的进步意义。几千年间中国社会的主流观念是学而优则仕，这种官僚意识和官僚制度终于走向命运的终结，它严重地窒息着中国社会，显现了它的存在的不合理性，下海运动是中国史上第一次从官僚体制内部出现了解体的倾向。
笔者提到下海运动是为了理解英国式的变革，是为了理解边沁主义存在的机理。后来，虽然下海运动被高薪养廉的政策所遏制――这仅仅只是说明中国还不具备大变革的条件――重要的是社会的共识，但是作为人类变革中体现了共性的现象是应该予以重视的。其实，无论"下海" 或是反"下海"，都是功利主义使然，中国的改革开放重要的一个哲学基础其实就是功利主义。
当我们注意到这种现象的发生，也就很容易理解其后英国社会为什么存在着强大的封建保守势力，并且能够影响，甚至控制了政权。社会的发展显现自然的形态，变革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其间的特点可以为人类认识，但是根本无法为某种特定的意志所改变。正因此，各种应运而生的理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当我们经史同参的时候，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也就显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当然也就很容易明白边沁主义出现的必然性并且理解它的特性。边沁是哲学家，其学说的中心是功利主义，包括两个原理：一是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二是自利选择原理。
二、功利主义论：
功利主义的原则明确地表达于1789年边沁发表的、闻名于世的杰作《道德和立法原则概述》中，边沁相信人完全是自私的，又说人应该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相对于道德主义，功利主义似乎不是好名词，但是在见钱眼开的社会，不讲功利又能说什么呢？区别的仅仅只是仗势欺人、巧取豪夺，还是君子好财得之有道。
当然，边沁主义比君子主义是更为高尚一些。在理论上，边沁在成名作《政府论片断》（1776年）中尖锐地指出英国宪法的缺陷，驳斥守旧派对宪法的美化。在实践上，边沁是激进的社会改革者，他提倡普选制度，反对君主制；他同情被压迫的人民，支持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实验，还为农民创办了"节俭银行"。尽管他的基本概念常常含糊不清，逻辑上也难免荒谬的，但是他的理论赢得信徒，并且推动了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观念的变革。
边沁的功利主义与古希腊哲学传续的经验主义和快乐主义伦理学的传统有关。但是，它与启蒙思想家们所关注的政治哲学的主题不同，启蒙者关注的是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功利主义者关注的是公共权力合理性问题。
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密尔（1806----1873）著作有《功利主义》、《论自由》、《代议制政府》）等，是边沁的追随者，也是功利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
密尔认为，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是执政者及其政令的合法性，它不是见证于法律或法令,而是见证于社会认可的正当性。合法性縁于为人们所接受的、在社会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含政治神话。
密尔认为，公共权力的合理性指的是公共权力的行使和形式的理性，理性则来源于社会的价值观，体现于人们对社会的认同。公共权力的合理性是执政者行使公共权力的依据，又是社会评价公共权力运作的标准。或者说，公共权力的合理性体现为社会大众的认可和监督，公民投票和舆论和法律的监督是体现公共权力的合理性的最重要的方式。
功利主义企图矫正启蒙时代关于公共权力的合法性的理解。启蒙思想家是从自然权利的角度理解公共权力，也就是说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是公民权利。为了保障天赋人权，也就是保障大众的人身和财产，人们有了约定。如同卢梭的学说，只有"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这种约定能够"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理论。
对于边沁主义，我们其实并不陌生，当先秦时期的孟子把"义"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命题进行论证的时候，它的对立面的"利"也就出现了。到了宋代，以继承孟子学说为己任的陆九渊，在一次理学家朱熹主持的讲演会上大谈"义利之辩"，其主题就是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o里仁》）陆九渊的精彩演讲令白鹿洞书院的师生们无不动容，朱熹写道："至其所以发明敷畅，则又肯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棘然动心焉。"
自此后，中国文化中就有了显学"心学"一脉，当然与之对立的功利主义理论也就走上学术舞台。在明代中国出现的对陆王心学的批判中，常常出现的就是功利主义的影子；明末清初的学者如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基本上都是功利主义者；功利主义在清一代称实学，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国灭及于企图光复中华的学者们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思。到了"五四"运动之后，反封建的思想家们基本上都是功利主义者，一些学者认为明清时代的思想家唐甄、李贽、谭嗣同等人"利用"陆王心学的一些理论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反对崇拜权威、破除教条，启发思维，宣传新思想，这其中的"利用"就是典型的功利主义。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功利和边沁的功利主义不同，其实这种区别只是不同历史条件所表现的内容上的差别，但是功利主义的本质是完全一样的。中国的功利体现为不尚空谈的实学，尽管并不完美，但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出现也是合乎情理的。
三、近代中国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是"五四"时期出现的重要思想之一，事实上至于今，这种思想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五四"时期的一些代表人物多以功利主义者自居，钱玄同就自称："始终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是胡适倡导白话文的同盟者，作为文字大师章太炎的弟子，为了中国的智的开发，他甚至主张废除难以普及的汉字；在白话文这个问题上胡适几乎有点专横，他在与陈独秀说明文、白话之争时坚守自己的立场而不容讨论，胡适的实用主义当然也是一种功利主义。
陈独秀本人同样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功利主义与道德玄学相对立，道德精英们借"儒家必有微言而后有大义，佛家必有菩萨乘而后有声闻乘"之说为自己辩护，陈独秀则举释迦的自觉他，孔子的言礼立教，耶稣之杀身救世，以及那些申张民权自由的人物说，证明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陈独秀问道："功之反为罪，利之反为害，《东方》记者倘反对功利主义岂赞成罪害主义乎？敢问。"
四、功利主义的困境：
功利主义是历史的产物，是社会一个角度上的认识，当然有它的局限和难以摆脱的困境。
其一、功利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个人主义特征，因此必定导致行为上的利己主义观点，但是功利主义又以最大幸福主义作为主要理论标志和最终目标，即边沁主张的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是边沁这种即利己又利他的主张在实际上很难统一。
中国传统功利论基本上是放弃个人而诉诸整体，先前是对朝廷、社稷，后来是对国家、民族，以最大的整体利益作为关注的对象，比如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近代学者都具有此类强烈的功利主义思想。当然，这种功利主义也总是以牺牲个人主义为前提，这也就是一些学者质疑中国功利主义特性的原因。
其二、无论是边沁、密尔式的功利主义，还是梁启超、胡适式的功利主义，都孕含高尚的内涵，或者是归于最大幸福主义的理论原则，或者是以整体主义为功利的立足点。但是功利主义最终只能是庸俗唯物主义的表达，既然不能有深刻的哲学思维，也就不可能有远大的哲学视野，过份地执着于功利，也不免陷于个体、割裂和机械的思维形态之中。
对于边沁主义者来说，很容易满足于资本权力之下局部的妥协和利益的获取。而以整体主义为原则的功利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人人、处处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重。所谓计划经济其实质上就是以功利主义道德观为承载的，终究难以实现体现最大幸福主义的理论原则；而如同前期发生的下岗、欠薪运动，当绝大多数个人利益因为某些经济精英所倡导的功利主义而蒙受牺牲的时候，最大的幸福只能属于一小部精英权贵了。事实一再说明了功利主义内含的悖论。
其三、功利主义只问目的而不论手段，自然也表现为对公平的忽视。功利主义者认为在实现最大化社会福利之时能够给予穷人更多的关注，依据的是所谓的"收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是这种现象似乎只有在殖民时代的资本主义强国才出现，在近代的发展中国家则只是导致了愈演愈烈的贫富差别。
西方列强所发生的事情到底是功利主义的作用，还是殖民掠夺把贫困向殖民地转嫁的效用？这一点确实值得深思，因为现代的中国新自由经济学精英们鼓捣的就是这样的一些花招，尽管他们极力掩饰，但是他们引发了中国激烈的社会矛盾的责任确实难以推缷。
五、从功利主义的讨论引的话题：
功利主义的对立面是道德主义，边沁的对立面是康德，而二者的否定或者说是统一则体现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种种争辩体现于启蒙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命题，这是笔者即将进入的话题。
二、功利主义在美国
――读陈某之《美国宪政中的上帝与政治 》
陈永苗先生说：
“我愿意重申我心中的一个早年已经生根发芽的信念：那就是希望美国式的宪政在中国实现，让中国人进入幸福国度中，尽可能少面对苦难。”
当笔者正在《感受启蒙》的时候，收到陈永苗先生的《美国宪政中的上帝与政治》，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发表了没有，但是我能够得到陈永苗先生的馈赠，有先睹为快之感激。尽管我没有回复陈永苗先生的信件，但是我明白，天下有许多知音，共有一个崇高的向往。
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我赞成美国宪政及其背景文化的新教，作为一个海洋文化的崇信者，我曾经在《畅想闽东南》一文中这样写到：
“说尽湄州湾畔的丰富多彩，最关键处还是妈祖文化。历史上，法国人曾经把他们的‘自由女神’复制一个送到美国的东海岸，以此开始了大西洋经济时代，称雄世界数百年。我想，中国人是不是应该复制一个被世界人民尊称为‘和平女神’的妈祖女神的神像，送到美国的西海岸，以此创建更加波澜壮阔的太平洋时代。”
而在笔者最初发表于论坛的文章《读西汉贾谊“过秦论”有感》，也表达的是中美文化的融合的构想。
笔者是从融合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正如钱穆先生访问美国后，认为美国政治是“三代之英”的政治，也就是说其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相一致的，其思想是中国仕文化的真谛，也是数千年中华民族的梦。
笔者同样注意到这种融合的现实性，因为与基督文化的虔诚性伴生的偏执性和盲目性，影响着美国理念作为普世价值的形成，而这一缺陷却能够得到中国先秦的大共和文化的弥补。如果说新教摆脱天主教是理性――哲学成份的进入，那么中国的非神文化――宋理学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与基督文化互补共生而最终构成人类新的文明――这一点，或者也是现代朱子钱穆先生的愿望。
笔者注意到目前流恶于中国大陆文化界的满清文化。一些旧文人为了满足专制者和嗜利者的爱好，肆无忌惮地鼓吹奴化文化，其中主张跪拜礼俗――实际上就是宣扬宗法观念、恢复门阀制度，最终的目的就是固化中国贫富的的壁垒。
由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向往美国文化更具有现实性，因为它是人们抵御旧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而笔者撰写《读罗尔斯的正义论》，也是企图在旧文化的黑暗中寻找民族的希望。
圣奥古斯丁所表达的理念是《读罗尔斯的正义论》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寻找正义，追求真理，人类有一条路，是圣奥古斯丁走过的，是托克维尔走过的，也是康德、黑格尔走过的――来吧，我们一起走过。
壶公评论写于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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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美国宪政中的上帝与政治
一个绝对无所不在，绝对存在的地平线，。。。。
它存在于任何事物的背后，又居于任何事物之上。
哈维尔
我的美国宪政
我愿意重申我心中的一个早年已经生根发芽的信念：
那就是希望美国式的宪政在中国实现，让中国人进入幸福国度中，尽可能少面对苦难。或许是什么机缘，我对美国宪政的一切，有一种本能的直觉，任何关于美国宪政的思想，我一点就通。美国宪政就是我梦中虚无缥缈的家园，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我不只一次恍惚地想，我的上辈子就在美国。当我沉浸入美国建国先贤的理想中，我汹涌澎湃，心中觉得是他们的转世，我知道他们的内心的秘密，仿佛我就是美国建国先贤：
我懂他们要干什么。美国宪政是我的心中极乐世界，它不仅仅是美国的，是全世界的，更是中国的。
我愿意一辈子面对这个无尽的宝藏，不时刹那间我看到美国宪政的无限奥秘，古今往来所有政治哲学政治科学结晶出来自由明珠，所有有志于让人类进入幸福国度中尽可能少面对苦难的先知、学者的心血所共同铸造。而且我相信，美国宪政的无限奥秘，也深深隐藏我在灵魂深处，美国宪政，不过是我的一座桥梁，通往我灵魂深处的桥梁。
托克维尔
我的先驱是1888欧洲来自法国的精神贵族托克维尔，我进入托克维尔的灵魂去游历独立战争后的美国。
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法国人和美国人都以为法国大革命才是楷模，是世界性影响的，是重开天地的历史开端，而美国革命是被法国大革命超越的，局域性的，为什么托克维尔不与德国康德黑格尔一样，去参透自己的法国大革命的奥秘，反而去小姐妹美国哪里呢？法国的托克维尔与德国康德黑格尔同样是基督教普世精神在欧洲大陆的遗腹子，为什么相去如此甚远。托克维尔前往美国，是为了"研究法国革命的真正教训"，看来墙里开花墙外香，做诗歌的功夫在诗歌外，法国革命的真正教训要到美国这欧洲的化外之地去找。
还有托克维尔为什么不步武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去英国呢？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第四章谈到几乎全欧洲都有完全相同的制度，他说，而更引人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彼此相似的制度，都源于同一种精神，而且第四章赞扬了英国的自由走在欧洲的最前列，那托克维尔为什么不往英国呢？
甘阳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说到了托克维尔的理由。甘阳说，托克维尔当年之所以转向研究"民主在美国"，而非"自由主义在英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以前的英国自由主义乃是前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这种非民主的旧式贵族自由主义已经不足以帮助自由主义者面对民主时代提出的挑战。
独立战争后美洲大陆已经是基督教普世帝国的希望之地，而欧洲大陆包括英国已经古老沉沦腐败。美国是基督教普世帝国的长子，在大家庭瓦解由紧密型变成松散型，分家成为民族国家兄弟之后父亲的继承者，精神领袖。有德者居之，被上帝赐福膏立的国家才是上帝在世间掌钥匙的人，被上帝赐福膏立是不可知的恩典，不可能坐等，所以各大民族国家都要竞争，祈求上帝的赐福膏立（中华民族也要做世间掌钥匙的人）。
托克维尔认为，欧洲正朝着美国一样的历史方向发展，不久也变得同美国一样。从最寻常的观点来说，美国仅仅欧洲基督教精神的惠及泽披之地，应该进一步接受熏陶，如何反而成为精神领袖？难道鹿失于野，礼失于野？与香港澳门深圳成为特区，内地学习的楷模，他们是中国的窗口，要从窗口输入西方先进文明。而美国是输入地，哪里来的超越欧洲大陆的力量？
看来美国是一次新的创世纪，新的"无中生有"，是上帝在犹太人之后，再次挑选了一个混合的民族作为新的"选民民族"，去为上帝创造美好的世界。托克维尔去美国，是为了"了解在平等这种前所未有的条件的基础上，人和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已经彻彻底底用血腥运动进行"平等和自由"宗教革命的法国，为什么看不到这种变化呢？
是不是说，能否得到上帝的赐福膏立，不取决于人的努力，法国大革命再卖力，但是上帝不喜欢也白搭？能否成为上帝的长子，依赖于上帝的救赎，不依赖于人们的努力。上帝的准则是如何的呢，托克维尔一点也不知道。那么是不是坐等上帝的救赎？也不是，《圣经》中已经说得清楚，出埃及在沙漠中的以色列人不能坐等天赐食物玛哪，只有遵照上帝的旨意，去祈求才有机会和资格，要不然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托克维尔为了有一天法兰西能够得到上帝的赐福，去了美国，于是有了美国宪政的《圣经》--《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说美国是个例外，肯定有千万般无法言说的秘密在其中。《圣经》建筑巴别塔的人类共同体被上帝用不同的语言解散以后，形成各大民族，上帝挑选了以色列人做选民。但是上帝在圣经的历史中，就把以色列人做选民的资格不时地要废掉。后来欧罗巴整个民族都信仰上帝，但是欧洲从罗马后期到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都没把上帝是否挑选自己为选民这个问题没有认真想过，直到德国新教具有德意志福音的气息，和英国清教切断罗马教皇的维系开始，才开始懵懂初醒。也就是天主教这个世界帝国中，只有罗马教皇是世界领袖，是受到上帝委托掌钥匙的人，没有民族站出来僭越。那只有到了基督教世界帝国的瓦解，民族国家崛起之时，"掌钥匙的人"才极端尖锐起来，成为政治的首要问题。每个民族国家都蠢蠢欲动，都明地里或者暗地里宣布自我肯定，自我认同为基督教世界的老大。
法国拿破仑和德国哲人的地球领导权昙花一现，或者没现就完蛋了。日不落帝国英国看起来更像文明的北欧海盗，或者店小二，是个商业性帝国，对基督教世界的世界领袖位置似乎不感兴趣。只有美国这个例外，才被上帝挑选了，膏立为基督教世界的世界领袖和天选民族。
这个挑选极具匠心。以色列作为选民是一个民族，是建立在血缘、历史和文化的统一性意义上的民族。而美利坚这个民族是虚拟血缘的混合民族，他的边界是民族国家，用于界定美利坚这个民族的是政治认同，对自由和民主的认同。于是这里就是爱与平等的天堂，上帝许诺的"流奶与蜜"的地方。按照乔o韦尔斯的说法，"耶稣的宗教是宗教的宗教，它揭示了所有宗教的本义，即人类原本是一体的，爱是人类共同发展的本源"。那么基督教梦寐以求的理想在这个美洲这块土地上实现了。托克维尔说，平等和自由的理念原本起源于欧洲，在美国，通过共和国的建立，这种观念才得以变为政治现实。
这里没有外邦人和选民的区别，没有特权，都是上帝的子女一律看待，毫无区别。在这里上帝终于切断了和以色列之间一直将断未断暧昧不明的圣约，与美国人又订了新的圣约，于是欧洲大陆从来没有过的社会契约，在美国真的出现了。施特劳斯最异端，也是最得真传的弟子，西部派的雅法在1978年说，与古代希伯来人不同，美国人自选为上帝选民，并制定与《独立宣言》的社会契约原则一致的法律。
美国宪政隐含着上帝的祝福。上帝的阳光照耀圣人，也照耀罪人，把共同体建立在超越善与恶的彼岸，这里洋溢着上帝的博爱和和平。美国是圣奥古斯丁所表达的基督和平遍及全球这个非常崇高的思想已经实现的地方。美国宪政中的非基督徒和其他异端，是将来的基督徒，上帝尚未召唤的迷失羔羊。他们在等待上帝的救赎，他们不是敌人。必须把他们看作潜在的兄弟，而不是看成无法改造的异端和魔鬼，从肉体消灭，或者加以限制。
雅法写道，1790年华盛顿担任总统之前，没有一个国家元首把犹太人当作平等公民来看待（这个与上帝和犹太人之间的圣约有关系么？）宗教迫害是欧洲从古罗马以来就是欧洲政治的沉疴，而到了美国宪政这里，上帝把平等降临美国，"人权法案"就把宗教迫害从美国政治中排除出去了。美国建国先贤的宗教自由原则使得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共同生活在和谐之中。
三、功利主义引导美国走上不归路――奥巴马上台了，乌云笼罩世界。
2009年1月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即将上台了，美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犹如天际沉重的乌云。
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奥巴马引领美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现代一些南美人，甚至包括一部分中国人的奢望。
这个期待当然不是虚设的，因为青年时代的奥巴马本来就是社会主义者格拉瓦的崇拜者。人们当然注意到奥巴马的演说。
奥巴马在选战胜后说到：
我们民族的荣耀“不在于我们的摩天大楼有多高，也不在于我们的军备实力有多强，更不在于我们经济的规模有多大。我们的自豪感建筑在一个相当简单的前提上，两百多年前它就在一个宣言中被这样概括：‘我们坚持以下真理不言而喻：众生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它们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奥巴马在选战胜后说到：
“我们能在深夜给孩子掖好被子时确信他们衣食无忧且远离伤害。
“我们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而毋庸担心突然被政府找上门来。
“我们能生发一个想法后就去开创自己的生意，而无须行贿或雇佣某人的子女。
“我们能参与政治过程而不必担心被惩罚，并且，至少多数时候，我们的选票是有用的。”
奥巴马在选战胜后说到：
“要为我遇到的一个失了业、克制住不流泪的父亲做更多的努力，他在担心没有他可以依赖的医疗保险他如何负担儿子每个月所需的4500美金的医药费。
要为东圣路易斯市的一个年轻女孩和千千万万和她一样的人做更多的努力，——她有成绩、有动力和意愿，却没有钱去读大学。”
奥巴马在选战胜后说到：
“我是我的兄弟的守护人，我是我的姐妹的守护人。它保证了我们追寻个体的梦想，却仍旧聚合为一个美利坚家庭。“E plubribus Unum”，独立来自团结，单一来自集体。”
对于我们，这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语言，我们当然也明白了奥巴马的人权观，以及他的政治哲学观的彻底性。但是，我们也因此很容易记起希特勒的演讲――同样的感人而鼓舞人心。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企图在一个如此艰涩的时期满足所有人的愿望，它的煽动性远远高于现实性。于是，它把所有的人引向船的一侧，这些言论的结果又能是什么？
美国的现实是什么？是金融危机，是因此引发的经济衰退，是美国的衰落――罗马帝国的衰落也是从一场金融危机开始的。
大自然赋于万物内涵平衡规律――包括人类社会自身。中国人认识这种平衡，描述为八卦黑白双鱼的交界线，社会如同万物存在的规律就体现于阴阳交界上波动。无论偏离多远，都将回归平衡点；无论在平衡点上沉寂多久，都将背离而波动。
中国在17世纪至20世纪上半页的沉沦是现代中国崛起的原因，这是从黑暗向光明的回归；
美国从18世纪的崛起，在20世纪下半页达到了国势的颠峰，现代美国的衰落则是从辉煌向淡泊的回归。
更为本质性的是，人类社会正在结束基督文化的辉煌，殖民主义及其逐渐衰退的痕迹都将被清除。因为东方文明如同初升起的朝阳，正在照亮全球――人类将拥有一个更合理的世界。
这种趋向平衡的规律是无法抗拒的。美国以热气球的方式上升，现在以自由落体的方式下墜，这种趋势也许可以缓和，但是绝对无法阻挡。
在平衡的认识之上，中国人还明白了转化――黑与白的转化――即质变。从罗尔斯的《正义论》看，美国具有更上一层楼的可能，也就是放弃“华盛顿模式”，认同“北京模式”。这也是讨论很久的事情了，关键的是奥巴马是否有实践的能力。
笔者一直瞩望中、美、日、澳合作的太平洋经济圏的出现，以取代正在没落的大西洋经济圈，当然也只能是一种期待。
期待与危机是共存的，如同黑白双鱼。
第二种可能：
四十七岁的奥巴马是所有候选人中最年轻的，是美国历史上总统的第一位黑人。奥巴马，名符其实的黑马。
美国黑人的基本观表现为杰克森的黑人民权运动最核心的思想：
1.美国欠我们黑人的，因为她曾经把我们当作奴隶；
2.美国必须给我们更多的赔偿。
从奥巴马的出身以及他的生命痕迹看，他是否在根本上摆脱杰克森的思想框架，估计不容易。如果他以这样的述求付诸政治实践，无作为的奥巴马将很快地下台。一个年青的黑人能够做什么本来就比较明白，又能希望奇迹的发生呢？
对奥巴马的选择，是美国社会对危机的反应，与美国以往的总统选举有所不同。而与德国选择希特勒有相似之处。
人们应该注意到，与奥巴马当选的同时，是美国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也就意味着奥巴马具有超越以往许多总统的权力－－绝对与偏激的权力。这一切都具有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转移的特征。
这种转移，如果能够在早期得到遏制，是美国的幸运，也是人类的幸运。
第三种可能：
进入希特勒路线，即以强硬手段甚至战争解决美国的危机。这种方法一再为世界历史所证实，这一次是否能够幸免？
以法国人萨科齐和德国人默克尔，甚至包括英国人布朗的紧张奔忙看，人们心中存有巨大的忧虑。
事实上，美国是无法利用经济手段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这是美国的哲学――自由主义的主张所决定。理论越是彻底，当它需要转变的时候，引起的振荡将越是具有破坏性，这是美国人的宿命，难以逾越的困境。
美国之所以能够和平度过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其关键的方法是矛盾的转移。事实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帮助美国彻底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而这一场战争的牺牲者是德国，更主要的是西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再也无法恢复其霸权地位。
为了逃避危机，每一个国家都竭尽全力，例如德国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中选择了极端主义的法西斯。对于法西斯的选择是德国的社会行为，并非希特勒的个人行为，这一点可以从德国社会的各方面的人物都投身于法西斯主义的事实得到证明。
法西斯的第一个转移危机矛盾的方法是剥夺犹太人，当这个方法并没有最终奏效的时候，希特勒又将矛头指向苏联。
必须注意到希特勒在转移经济危机过程的成功之处。例如，希特勒纳粹党上台之初，德国失业人数高达600万人，加上400万临时工及其家属，全国几乎有一半人在贫困、饥饿、死亡线边缘挣扎。希特勒通过大兴急需劳动力的土木建筑工程和国防工程，重建庞大的军队和实行劳动义务制度，奖励妇女离职专营家务，迫害、打击异己，并对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民主进步人士、犹太人等实行关押、流放或免除公职等有关措施，到1937年3年多的时间内，德国大体上消除了失业。同一时期，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
但是，德国的哲学本身过于透彻，而不能如同中国哲学中倡导中庸――适可而止，这就决定了希特勒不断地扩大战争规模，最后因为竭尽全力而失败，反而成为其它国家转移危机的出口。
那么，这一次美国的危机将从什么地方决口？
事实上，当奥巴马上台，美国的纳粹要素已经具备。世界上多数重要国家逐渐向中国靠拢，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面对更大危机的恐慌。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从3－14到现在不过半年的时间，中国的外交发生许多的转折。可喜之处掩盖着可悲。
美国人为维持自己之前的地位，必须找钱。可以判断，美国人不会傻到到中国来找倒霉，也不会傻到俄罗斯去碰壁。而中东富油国，对西欧的挑衅，在非洲与中国和西欧的争斗等等，都将白热化。而首要在中东富油国。
中国，严守你的阵地，保持你的冷静，积蓄你的实力。对于战争，万万不可松懈！
壶公评论写于08－11
